爱尔兰重量级作家班维尔 左写文学右写推理
2011-09-21 中国时报 【李维菁／台北报导】
对孤独奎克而言，死人不会让他不舒服，反而是活人使他觉得诡异。这是犯罪小说家班杰明.布莱克（Banjemin Black）创造出来属于五○年代忧郁都柏林的经典角色。奎克是在解剖室工作的病理学家，块头大，难相处，他总是卷入谋杀案，让他陷入谜团难以自拔的，初始是好奇，后来总是回忆的纠缠以及爱的失落。创造奎克的班杰明.布莱克是谁呢？他正是爱尔兰文学大家班维尔（John Banville）！
现年六十六岁的班维尔是爱尔兰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大海》获得二○○五年曼布克奖，他更是今年的卡夫卡奖得主。这个奖常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前哨站，曾获得卡夫卡奖的叶伶尼克、品特在获奖后不到半年就成为同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它获得卡夫卡奖项的还包括美国的飞利普.罗斯、日本的村上春树等人。台湾的出版社近来计划性地引进班维尔代表性作品及他以班杰明.布莱克为名写的犯罪小说。
班维尔以准确、富含意象并强调音韵的风格出名，用字讲究，强烈的视觉加上诗般的文字，嘲讽之中又充满对回忆的纠缠以及对爱情失落的悲伤。班维尔曾谈过，他的企图是小说的行文中加入「诗的浓度与厚度」。在英美现代文学中有同样企图与文风脉络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就是纳博科夫，班维尔也因此常拿来与纳博科夫相比。波士顿环球报曾赞誉他是「当今最伟大的英文作家」。
班维尔代表作是「框架三部曲」中的《证词》，这是部犯罪者的独白。主人翁弗雷迪是科学家，过著浪荡生活，他为排遣无聊，勒索一个混混，却因此欠了黑道一笔钱，迫使他不得不回到家乡爱尔兰想办法。他在家乡遇见一位有钱的老友，在朋友的豪宅里，看到了一幅让他迷恋的肖像画，他决定将这幅画占为己有。但在盗窃的过程中，一位女仆目睹了他的犯罪，他挟持女仆逃亡，又在逃亡过程中，以残忍至极的手法杀死了女仆。《证词》就是凶手喃喃自语的证词，邪恶与天真，早年的回忆与现今的生活在文中反复交错。
艺术史与科学史的涵养让班维尔的作品更为动人，他曾以科学家牛顿、克卜勒与哥白尼的故事写成三本小说。在班维尔细致的笔下，科学家跳脱理性发明者的制式印象，他们成为爱情创伤与命运捉弄的流离主角，宛如永无止境的追梦人。
这样的一位文学家又是怎么开始写犯罪小说的呢？
二○○五年班维尔到意大利朋友家小住，有天早上起来突然振笔疾书，午饭前已经写了一千五百字。他惊讶地发现这股创作能量并非班维尔式的，而是另一位作者的状态，因为他之前的创作速度不可能这样快，于是一位新的犯罪小说家班杰明.布莱克就此诞生了。
班维尔曾经担任爱尔兰时报的文学编辑十二年，也长期撰写书评，相当推崇比利时侦探小说家西默农。班维尔的犯罪小说角色奎克颇有冷硬派主角的味道，对五○年代都柏林的暴力与败德，压抑的氛围，以及对宗教的质疑，加上他高超的文字能力，都增添了艺术性与深度。
9/21/2011
3/23/2010
千生萬死酬恩了
檢點人間九世仇
文章日期：2010年3月23日
【明報專訊】怎會這麼快又一年了？前兩天踏進中央圖書館展覽廳時忽有此嘆。
彷彿才是同一天早上的事情，到展覽廳參觀余若薇 和其「學友」們的書畫展，忽然又到下午，又去了，但原來「早上」與下午之間已經整整過了三百六十五天。把展覽廳的玻璃門一推一拉，響起微細的嚓，是時間的聲音。
書畫展在六點開始，我準時出席，觀賞了一輪，有事須在六點半離開，剛好推開玻璃門前眼前一黑，有一個身高如阿凡達的物體凌天壓地往我面前直衝，微微吃驚後，定神一看，原來正是余大狀。嘩，上回見她明明不覺得她這麼高，難道是我自己突然老得縮水？
幸好不是。幸好只是她穿上了四吋米白色高跟鞋，加上本身高度，遂變成超高，此時她的醫生丈夫趨前迎接，亦是一個高瘦漢子，兩個人並排站立，不可能不像不是藍色的阿凡達。兩人臉上都掛著燦爛笑容，可憐站在他們前面的眾男眾女皆顯得矮細了，萬一有人因自卑而憂鬱便不妙了，所以余大狀應該推動立法，禁止五呎七吋以上的人穿高跟鞋，男女皆然。
余若薇的書法向有勁道，陽剛味重，這我去年已寫已談，不贅了。今年見她再次寫了多幅魯迅舊詩，顯見其愛，可惜沒機會對她推薦一下聶紺弩，我猜她於讀後亦會喜愛，說不定明年便可搞點新意，「去魯迅化」，不再重複。
聶紺弩乃三十年代左翼文人，舊體詩自成「聶體」，亦常被說「有魯迅風」，辛辣深情並重，批判幽默共存，可見其人性格之靈活多變。有關聶紺弩的生平，上網查查便有，不多寫了，明報去年出版了一本《聶紺弩刑事檔案》，是不錯的入門書，談其詩詞也述其冤案，為民請命的余若薇讀後感受必深。我這裡想引的只是自己特別鍾愛的一段律詩，俠骨柔情同在，百讀不厭：
「十載歸來對晚秋，秋心過雨小遲留。巴山歷亂青春夢，江水奔騰故國愁。白眼慣看豺狼路，黃金能買鷫裘。千生萬死酬恩了，檢點人間九世仇。」
希望下年再看展覽，不會在牆上只看見魯迅或李白。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文章日期：2010年3月23日
【明報專訊】怎會這麼快又一年了？前兩天踏進中央圖書館展覽廳時忽有此嘆。
彷彿才是同一天早上的事情，到展覽廳參觀余若薇 和其「學友」們的書畫展，忽然又到下午，又去了，但原來「早上」與下午之間已經整整過了三百六十五天。把展覽廳的玻璃門一推一拉，響起微細的嚓，是時間的聲音。
書畫展在六點開始，我準時出席，觀賞了一輪，有事須在六點半離開，剛好推開玻璃門前眼前一黑，有一個身高如阿凡達的物體凌天壓地往我面前直衝，微微吃驚後，定神一看，原來正是余大狀。嘩，上回見她明明不覺得她這麼高，難道是我自己突然老得縮水？
幸好不是。幸好只是她穿上了四吋米白色高跟鞋，加上本身高度，遂變成超高，此時她的醫生丈夫趨前迎接，亦是一個高瘦漢子，兩個人並排站立，不可能不像不是藍色的阿凡達。兩人臉上都掛著燦爛笑容，可憐站在他們前面的眾男眾女皆顯得矮細了，萬一有人因自卑而憂鬱便不妙了，所以余大狀應該推動立法，禁止五呎七吋以上的人穿高跟鞋，男女皆然。
余若薇的書法向有勁道，陽剛味重，這我去年已寫已談，不贅了。今年見她再次寫了多幅魯迅舊詩，顯見其愛，可惜沒機會對她推薦一下聶紺弩，我猜她於讀後亦會喜愛，說不定明年便可搞點新意，「去魯迅化」，不再重複。
聶紺弩乃三十年代左翼文人，舊體詩自成「聶體」，亦常被說「有魯迅風」，辛辣深情並重，批判幽默共存，可見其人性格之靈活多變。有關聶紺弩的生平，上網查查便有，不多寫了，明報去年出版了一本《聶紺弩刑事檔案》，是不錯的入門書，談其詩詞也述其冤案，為民請命的余若薇讀後感受必深。我這裡想引的只是自己特別鍾愛的一段律詩，俠骨柔情同在，百讀不厭：
「十載歸來對晚秋，秋心過雨小遲留。巴山歷亂青春夢，江水奔騰故國愁。白眼慣看豺狼路，黃金能買鷫裘。千生萬死酬恩了，檢點人間九世仇。」
希望下年再看展覽，不會在牆上只看見魯迅或李白。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2/03/2010
12/04/2009
鲁迅的最后十天
他戰鬥到最後的一刻
文章日期：2009年12月4日
【明報專訊】上周，購得今年七月出版的《魯迅著譯編年全集》，共二十冊。該書收錄了他自1898年至1936年所寫下的全部文字，以日記、創作、翻譯、書信為序，依年、月、日編排。他於1936年10月19日逝世。我先翻讀了最後的幾個月。且來看看，他的生命的最後十天。
十月九日，作《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約千六字）、《紹介〈海上述林〉上卷》（約二百字）。得蕭英信及稿；得費明君信，即覆；致函黃源。午後吳朗西來訪。
十日，上午同許廣平與周海嬰，並邀瑪理，去看戲。下午周建人夫婦及侄兒來訪，另兩人同來。夜為《文藝周刊》作文一篇（約一千五百字）。又發熱，近三十八度。
十一日，得費慎祥信；得增田涉信，即覆；寄黎烈文、黃源信。同許廣平和海嬰，往法租界看屋。午後，訪內山完造。下午須藤醫生來診病。
十二日，上午得宋琳信，午後即覆；寄趙家璧信。午後，往內山書店買書《新糧》，並記在書帳。晚吳朗西來；淺野來，不見。
十三日，上午內山書店送來《西葡記》，即在書帳上記下日期、書名及價錢。下午，須藤醫生來為其診病。
十四日，上午得明甫、增田涉信，即覆；又得端木蕻良信，即覆並退稿一篇。下午，得劉小芋信；黃源及蕭軍來訪。夜得周建人信。
十五日，上午覆劉小芋信。得趙家璧、曹白信。在許廣平陪同下，往須藤醫院診病，又再服藥，熱退。作《半夏小集》一文（約千五字）。
十六日，上午覆李虹霓信並退稿，寄《海上述林》給許壽裳。下午得內山完造信，即覆；為曹靖華譯作《蘇聯作家七人集》作序（約千二字）。晚，吳朗西來訪。
十七日，上午得崔真吾、許壽裳信；午後得曹靖華信，即覆；下午與胡風訪鹿地；往內山書店。晚，周建人來訪。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約二千四百字）。
十八日，病突轉劇，連日記也沒有寫，只寫了一信給內山完造，託他急召須藤醫生來診。
十九日，與世長辭。他帶病戰鬥到最後的一刻。
[司徒華 ]
文章日期：2009年12月4日
【明報專訊】上周，購得今年七月出版的《魯迅著譯編年全集》，共二十冊。該書收錄了他自1898年至1936年所寫下的全部文字，以日記、創作、翻譯、書信為序，依年、月、日編排。他於1936年10月19日逝世。我先翻讀了最後的幾個月。且來看看，他的生命的最後十天。
十月九日，作《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約千六字）、《紹介〈海上述林〉上卷》（約二百字）。得蕭英信及稿；得費明君信，即覆；致函黃源。午後吳朗西來訪。
十日，上午同許廣平與周海嬰，並邀瑪理，去看戲。下午周建人夫婦及侄兒來訪，另兩人同來。夜為《文藝周刊》作文一篇（約一千五百字）。又發熱，近三十八度。
十一日，得費慎祥信；得增田涉信，即覆；寄黎烈文、黃源信。同許廣平和海嬰，往法租界看屋。午後，訪內山完造。下午須藤醫生來診病。
十二日，上午得宋琳信，午後即覆；寄趙家璧信。午後，往內山書店買書《新糧》，並記在書帳。晚吳朗西來；淺野來，不見。
十三日，上午內山書店送來《西葡記》，即在書帳上記下日期、書名及價錢。下午，須藤醫生來為其診病。
十四日，上午得明甫、增田涉信，即覆；又得端木蕻良信，即覆並退稿一篇。下午，得劉小芋信；黃源及蕭軍來訪。夜得周建人信。
十五日，上午覆劉小芋信。得趙家璧、曹白信。在許廣平陪同下，往須藤醫院診病，又再服藥，熱退。作《半夏小集》一文（約千五字）。
十六日，上午覆李虹霓信並退稿，寄《海上述林》給許壽裳。下午得內山完造信，即覆；為曹靖華譯作《蘇聯作家七人集》作序（約千二字）。晚，吳朗西來訪。
十七日，上午得崔真吾、許壽裳信；午後得曹靖華信，即覆；下午與胡風訪鹿地；往內山書店。晚，周建人來訪。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約二千四百字）。
十八日，病突轉劇，連日記也沒有寫，只寫了一信給內山完造，託他急召須藤醫生來診。
十九日，與世長辭。他帶病戰鬥到最後的一刻。
[司徒華 ]
12/01/2009
6/08/2009
南方朔：道歉乃是人類最大的難題之一
道歉乃是人類最大的難題之一／文﹕南方朔
文章日期：2009年6月8日
【明報專訊】在人類歷史上，最難處理的問題就是「道歉」，因此，美國新罕普什爾大學教授史密斯（Nick Smith）遂說，愈討論「道歉」，就愈會發現它引發的新問題遠遠多過想要釐清的舊問題。
首先就西方的「道歉」（Apology）這個觀念而言，它最初指的是「辯護」，到了16世紀後，這個字曾長期「辯護」與「道歉」兩義並存，直到近代，「道歉」才開始取代「辯護」。當代研究道歉問題的先驅學者塔烏奇斯（Nicholas Tavuchis）解釋說，西方16世紀後由於城鎮漸興，人際互動增加，為了讓大家能夠忍耐與體諒共存，於是當人際摩擦或傷害時，遂有了「道歉」這種「語言——行為」。「道歉」是人際的潤滑劑，它可以讓人在對別人做出錯事或傷害時，用以彌補裂痕。但道歉言之簡單，它真正表現出來的卻情複雜萬端，至少有下列層次及種類﹕
在個人對個人方面，做錯事或造成傷害時，表示道歉並握手言和，乃是最理想的狀。但每個人的情不同，有的人容易接受道歉，有些犯錯可以道歉，但另外的人與情則不那麼簡單。荷馬史詩《伊利亞德》裏，阿卡曼農奪走阿克硫斯的女奴，阿克硫斯視為奇恥大辱，與阿卡曼農撕破臉，後來阿卡曼農號召英雄參加特洛戰爭，阿克硫斯拒絕，縱使阿卡曼農歸還女奴並奉上許多珍寶陪罪，阿克硫斯也不接受。他表示﹕「他必須像我一樣體會受辱之痛，再多金錢也沒用。」再例如，德國前外長根舍早年是左派街頭鬥士，他1973年反政府示威時毆打警察瑪克斯致傷，多年後根舍當了大官，瑪克斯調出當年的毆人照片要求道歉，根舍即公然拒絕。他的理由是那是早年的政治，政治帳沒這樣算的。而且他也不能道歉，道歉即承認以前犯錯，會被政敵用來當成攻擊的籌碼。由此已可看出，縱使個人，道歉若涉及尊嚴、面子、利益，都會變得極為困難。
近代道歉最常見的是公司商品及醫療行為造成傷害時的道歉及補償。這種道歉早已成了企管學裏「傷害管控」的主要內容。由於這種傷害有較強的客觀性，有關傷害責任的法制也較完整，公司醫院犯錯後多半也懂得道歉認錯，主動認錯反而能使自己這方搶到先機和上風。由於這種形態的犯錯與傷害法制較為進步，每個社會在這方面自然都應當格外努力，這也是當代「消費者權利」的重要環節。
但道歉若涉及歷史及政治，那就複雜多了﹕
例如，西方廣義的基督教，在過去1500年裏以宗教的優越性為名發動戰爭，宗教裁判所曾欺壓人民特別是婦女，對於這些，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發表道歉的教諭。教宗的道歉在歷史及文化上當然值得肯定，但這種道歉又有何實質意義。這種道歉除了讓教宗個人博得「開明」的美名外，即再無其他意義。
再如，1972年尼克遜「水門案」爆發，他1974年8月下台，他從頭至尾即沒有道歉，頂多只說「遺憾」，他後來最多也只說「我所做的一些事有錯，但我認為當時是最符合國家利益的」；二戰之後，所有納粹戰犯裏只有軍備部長史倍爾是唯一表示願意負起責任來的一個，但他也從未表示過「需要道歉」。在國際政治裏，會對無關宏旨的小事道歉，像布殊及日本官場即習慣於把道歉當口頭禪。但大事則幾乎極少道歉，像布殊及貝理雅對入侵伊拉克就只說「犯錯但不後悔，是正確的」云云。原因在於「道歉」是個強概念，重大歷史及政治問題考慮的因素太多，很難用「對或錯」來簡化，政治人物拒絕道歉，即要保留自己的立場，不願在尚無定論前即承認錯誤！
近代最著名的道歉，應屬1988年列根為了美國二戰時將12萬日僑關進集中營，許多人因營養醫護差而死亡，許多人的事業工作因此而被摧之事公開道歉。美國國會並因此立法，其中有6萬人可獲2萬美元補償。列根的道歉已在事情過了40多年後，道歉對統治階級已不會有任何後遺症，反而可以博得掌聲。台灣處理「二二八」，即循這種列根的模式。但美國會對關日僑進集中營之事道歉，但對更複雜且牽涉更大的奴役黑奴及滅絕印第安人之事，則始終拒絕道歉，原因即在於前者單純，不會有後遺症，後者複雜，處理不好即會否定掉整個白人社會在美國的合法性。澳洲曾向原住民道歉並承認原住民有終極的宗主權，結果道歉之後，原住民即興訟要求還我土地。由此已可看出在涉及歷史和政治問題時，道歉其實是很棘手的難題。而更棘手的，乃是東歐的波蘭、阿爾巴尼亞，以及南非，在政治巨變後進行道歉和解，結果都是引發不斷的報復與清算等。由此已可看出，在涉及歷史及政治問題時，儘管人們常把「道歉」、「和解」掛在嘴上，但要真正的「道歉」「和解」並不容易。人們面對這類問題，會犬儒的表示「讓時間來解決」。由這句話至少已可看出，面對重大歷史及政治問題時，人們仍然相當的束手無策。除了「道歉」不易外，與「道歉」站在對立面的「寬恕」，可能更難。固然人們會簡單的說有「道歉」有「寬恕」，許多歷史及政治的錯誤即可一揭而過，但事實上真正能夠一揭而過的歷史錯誤並不存在，這也是全球統治者絕大多數在適當時機到來前，都寧願對「道歉」絕口不提，寧願緘默的原因。
但換個角度言，不道歉其實也有正面的意義。當不道歉，歷史及政治的痕就一直存在，並成為一個後人隨時都可以拿出來踩幾下的痛腳。踩痛腳所發揮的警惕作用，在防止類似錯誤上，可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南方朔
《亞洲週刊》主筆
文章日期：2009年6月8日
【明報專訊】在人類歷史上，最難處理的問題就是「道歉」，因此，美國新罕普什爾大學教授史密斯（Nick Smith）遂說，愈討論「道歉」，就愈會發現它引發的新問題遠遠多過想要釐清的舊問題。
首先就西方的「道歉」（Apology）這個觀念而言，它最初指的是「辯護」，到了16世紀後，這個字曾長期「辯護」與「道歉」兩義並存，直到近代，「道歉」才開始取代「辯護」。當代研究道歉問題的先驅學者塔烏奇斯（Nicholas Tavuchis）解釋說，西方16世紀後由於城鎮漸興，人際互動增加，為了讓大家能夠忍耐與體諒共存，於是當人際摩擦或傷害時，遂有了「道歉」這種「語言——行為」。「道歉」是人際的潤滑劑，它可以讓人在對別人做出錯事或傷害時，用以彌補裂痕。但道歉言之簡單，它真正表現出來的卻情複雜萬端，至少有下列層次及種類﹕
在個人對個人方面，做錯事或造成傷害時，表示道歉並握手言和，乃是最理想的狀。但每個人的情不同，有的人容易接受道歉，有些犯錯可以道歉，但另外的人與情則不那麼簡單。荷馬史詩《伊利亞德》裏，阿卡曼農奪走阿克硫斯的女奴，阿克硫斯視為奇恥大辱，與阿卡曼農撕破臉，後來阿卡曼農號召英雄參加特洛戰爭，阿克硫斯拒絕，縱使阿卡曼農歸還女奴並奉上許多珍寶陪罪，阿克硫斯也不接受。他表示﹕「他必須像我一樣體會受辱之痛，再多金錢也沒用。」再例如，德國前外長根舍早年是左派街頭鬥士，他1973年反政府示威時毆打警察瑪克斯致傷，多年後根舍當了大官，瑪克斯調出當年的毆人照片要求道歉，根舍即公然拒絕。他的理由是那是早年的政治，政治帳沒這樣算的。而且他也不能道歉，道歉即承認以前犯錯，會被政敵用來當成攻擊的籌碼。由此已可看出，縱使個人，道歉若涉及尊嚴、面子、利益，都會變得極為困難。
近代道歉最常見的是公司商品及醫療行為造成傷害時的道歉及補償。這種道歉早已成了企管學裏「傷害管控」的主要內容。由於這種傷害有較強的客觀性，有關傷害責任的法制也較完整，公司醫院犯錯後多半也懂得道歉認錯，主動認錯反而能使自己這方搶到先機和上風。由於這種形態的犯錯與傷害法制較為進步，每個社會在這方面自然都應當格外努力，這也是當代「消費者權利」的重要環節。
但道歉若涉及歷史及政治，那就複雜多了﹕
例如，西方廣義的基督教，在過去1500年裏以宗教的優越性為名發動戰爭，宗教裁判所曾欺壓人民特別是婦女，對於這些，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發表道歉的教諭。教宗的道歉在歷史及文化上當然值得肯定，但這種道歉又有何實質意義。這種道歉除了讓教宗個人博得「開明」的美名外，即再無其他意義。
再如，1972年尼克遜「水門案」爆發，他1974年8月下台，他從頭至尾即沒有道歉，頂多只說「遺憾」，他後來最多也只說「我所做的一些事有錯，但我認為當時是最符合國家利益的」；二戰之後，所有納粹戰犯裏只有軍備部長史倍爾是唯一表示願意負起責任來的一個，但他也從未表示過「需要道歉」。在國際政治裏，會對無關宏旨的小事道歉，像布殊及日本官場即習慣於把道歉當口頭禪。但大事則幾乎極少道歉，像布殊及貝理雅對入侵伊拉克就只說「犯錯但不後悔，是正確的」云云。原因在於「道歉」是個強概念，重大歷史及政治問題考慮的因素太多，很難用「對或錯」來簡化，政治人物拒絕道歉，即要保留自己的立場，不願在尚無定論前即承認錯誤！
近代最著名的道歉，應屬1988年列根為了美國二戰時將12萬日僑關進集中營，許多人因營養醫護差而死亡，許多人的事業工作因此而被摧之事公開道歉。美國國會並因此立法，其中有6萬人可獲2萬美元補償。列根的道歉已在事情過了40多年後，道歉對統治階級已不會有任何後遺症，反而可以博得掌聲。台灣處理「二二八」，即循這種列根的模式。但美國會對關日僑進集中營之事道歉，但對更複雜且牽涉更大的奴役黑奴及滅絕印第安人之事，則始終拒絕道歉，原因即在於前者單純，不會有後遺症，後者複雜，處理不好即會否定掉整個白人社會在美國的合法性。澳洲曾向原住民道歉並承認原住民有終極的宗主權，結果道歉之後，原住民即興訟要求還我土地。由此已可看出在涉及歷史和政治問題時，道歉其實是很棘手的難題。而更棘手的，乃是東歐的波蘭、阿爾巴尼亞，以及南非，在政治巨變後進行道歉和解，結果都是引發不斷的報復與清算等。由此已可看出，在涉及歷史及政治問題時，儘管人們常把「道歉」、「和解」掛在嘴上，但要真正的「道歉」「和解」並不容易。人們面對這類問題，會犬儒的表示「讓時間來解決」。由這句話至少已可看出，面對重大歷史及政治問題時，人們仍然相當的束手無策。除了「道歉」不易外，與「道歉」站在對立面的「寬恕」，可能更難。固然人們會簡單的說有「道歉」有「寬恕」，許多歷史及政治的錯誤即可一揭而過，但事實上真正能夠一揭而過的歷史錯誤並不存在，這也是全球統治者絕大多數在適當時機到來前，都寧願對「道歉」絕口不提，寧願緘默的原因。
但換個角度言，不道歉其實也有正面的意義。當不道歉，歷史及政治的痕就一直存在，並成為一個後人隨時都可以拿出來踩幾下的痛腳。踩痛腳所發揮的警惕作用，在防止類似錯誤上，可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南方朔
《亞洲週刊》主筆
6/01/2009
難得的堅持
我的堅持
文章日期：2009年6月1日
【明報專訊】2004年9月，我不再參選，卸任做了18年的立法會議員。當時，商業電台的節目《左右大局》，一次以《向華叔致敬》為題播出。主持李慧玲對我說﹕你最大的特點是堅持。我答道﹕不！應該是不自私。
林燕妮就此寫一篇文章，大意說﹕不自私的堅持，才是可貴的。她說了我心裏沒有說出來的話﹕假如為個人而堅持，比如終生追名逐利，又有什麼可稀罕呢？這樣的堅持，大不乏人吧？
我的堅持，有大事，也有小事。大事比如﹕
1952至92年，從事教育工作，沒有間斷過，凡四十年。其間，只因升任校長才轉了一次校。
1960至66年，利用業餘時，擔任《兒童報》的義務總編輯，凡六年。該報停刊，才離職。
1968年至今，擔任葛量洪校友會主席。
1973年開始，擔任教育團體聯合秘書處主席，一直至今。該團體曾領導文憑教師薪酬事件。
1973年籌備，74年正式成立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初擔任會長，92年轉任監事會主席，一直至今。當會所搬遷時，我隨搬家，住在附近。
1989年支聯會成立，我即擔任主席，一直至今。如果繼續當選，會一直做下去。
1990年港同盟成立，後與匯點合併為民主黨，我一直擔任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和黨鞭，直至去年，不參選才辭去。
對這些公事的堅持，除了其意義，還因為得到鍛煉，擴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積累了經驗。
小事的堅持，只是與個人日常生活有關的，比如﹕
守時。不論會議、活動、約會、等等，我從來都守時，並以早到為標準。受交託的工作，也必定準時完成。
天天閱報讀書，從肄業中學時便開始，有如刷牙洗臉。每天睡前，總讀書半小時以上。
從1991年腰病痊癒後，每周游泳三數天；95年後，天天去，風雨不改，一日不少。
從2004年開始，每天晨起，喝清水六大杯，清理腸胃。不吃午餐，只吃早餐和晚飯，從不吃零食，體重一直保持138磅。
[司徒華]
文章日期：2009年6月1日
【明報專訊】2004年9月，我不再參選，卸任做了18年的立法會議員。當時，商業電台的節目《左右大局》，一次以《向華叔致敬》為題播出。主持李慧玲對我說﹕你最大的特點是堅持。我答道﹕不！應該是不自私。
林燕妮就此寫一篇文章，大意說﹕不自私的堅持，才是可貴的。她說了我心裏沒有說出來的話﹕假如為個人而堅持，比如終生追名逐利，又有什麼可稀罕呢？這樣的堅持，大不乏人吧？
我的堅持，有大事，也有小事。大事比如﹕
1952至92年，從事教育工作，沒有間斷過，凡四十年。其間，只因升任校長才轉了一次校。
1960至66年，利用業餘時，擔任《兒童報》的義務總編輯，凡六年。該報停刊，才離職。
1968年至今，擔任葛量洪校友會主席。
1973年開始，擔任教育團體聯合秘書處主席，一直至今。該團體曾領導文憑教師薪酬事件。
1973年籌備，74年正式成立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初擔任會長，92年轉任監事會主席，一直至今。當會所搬遷時，我隨搬家，住在附近。
1989年支聯會成立，我即擔任主席，一直至今。如果繼續當選，會一直做下去。
1990年港同盟成立，後與匯點合併為民主黨，我一直擔任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和黨鞭，直至去年，不參選才辭去。
對這些公事的堅持，除了其意義，還因為得到鍛煉，擴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積累了經驗。
小事的堅持，只是與個人日常生活有關的，比如﹕
守時。不論會議、活動、約會、等等，我從來都守時，並以早到為標準。受交託的工作，也必定準時完成。
天天閱報讀書，從肄業中學時便開始，有如刷牙洗臉。每天睡前，總讀書半小時以上。
從1991年腰病痊癒後，每周游泳三數天；95年後，天天去，風雨不改，一日不少。
從2004年開始，每天晨起，喝清水六大杯，清理腸胃。不吃午餐，只吃早餐和晚飯，從不吃零食，體重一直保持138磅。
[司徒華]
5/06/2009
陳冠中的“救贖”
陳冠中@hk
世界主義者的文化饗宴？
文章日期：2009年5月6日
【明報專訊】「簡直是醜聞！outrageous（無法無天）！」這次《號外》創辦人、文化評論人陳冠中回港三星期內擔任了五場講座嘉賓，循例緬懷此城輝煌，遠眺大中華前景以外，並出席了由鄧永鏘爵士牽頭的西九龍文化區論壇。他從未評論過西九，怎料他這次狠狠批評；笑瞇瞇的flaneur（浪遊者）外表以外，他也可以是一個介入式的世界主義者。
豪客、求職者與推銷員
「單看panel（講者組合），七個倫敦加兩國紐約，完全不把歐洲及亞洲放在眼內，絕對不能接受。鄧永鏘是自資舉辦的，因此我們不能說他沒貢獻；他既有能力也有錢有人脈，若他真的有份搞西九也可能是好事。但這九個人全都是big spender（大豪客），慣拿大錢做事。而據The Creative Economy的作者John Howkins對我說，當中有一半都是來搵工的；古根漢總監則是大推銷員，沒有藏品徒具空殼的博物館竟也可以推廣到那麼多地方，現在聽說他可能會被董事會解僱。香港要建M+，這些模式是否合用呢？」陳冠中說。「四年前鄧永鏘在同一論壇上批評香港政府的top-down（由上而下）方法，說要bottom-up（由下而上），現在則搞出這樣一個講者的組合，真令人費解。」
「殖民文化的特徵之一就是殖民地的精英向帝國首都朝聖，名為『朝聖之路』。去殖民就是要切斷或重新打開朝聖之路，這個panel顯示我們仍是被殖民的心態，最慘是官員都很受落！歐洲及日本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博物館，內地也有世界級的人才，他們都適合做我們的panel。」
他自言西九太大，不懂得搞，但他很熱情的提出一個「小小建議」：「將中環大會堂高座改為『香港書城』，邀請大小書店進駐，在黃金地段設立文化地標，即時可以辦到，產生移風易俗的效果，無人夠膽再說香港無文化！」可惜他在年前對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尤曾家麗提過，她即時反應是「要牽涉很多部門的啊！」便沒下文了。
「我想resume activism。」
陳冠中在寫作以外的身分變化多端。最新的身分是國際綠色和平（Greenpeace International）的六名董事之一。去年五月經多重甄選後獲選，任期三年，每年要付出四十個工作天，負責監察其管治（governance）而不能干預地區辦事處的運作。其實他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便參與發起「綠色力量」及「綠田園」等組織，並寫作探討綠色資本主義，也算是activist（行動主義者）。
「從前以為它是提出理想或理念，然後以矚目的方法去喚醒意識，是教育性的東西。但現在看到在全球議題的設定過程它都在底下做工夫，發揮影響力。」他從不是直接行動的人，卻贊成對抗手段作為科研等以外的一個方法。「他們不接受政府及企業的捐款，這樣便不怕得罪人、不怕指名道姓。關係太好有時成不了事，必須保留對抗性行動可能，尤其對於企業，這比較合我現在的胃口。我想resume activism。」陳冠中說。氣候問題已刻不容緩，他對此比文化與政治更心急。
從客卿到「擦邊球」評論者
公職以外，寫作仍是他的終極志業。閒居北京六年，他就是「混」文化圈和讀書寫作，並以一個外來者的身分觀察風雲變色的大時代。「過去我都以『客卿』自居，很少直接評論，在文化聚會中往往以我女朋友的『家眷』身分出席，他們也以『香港人在北京』來認知我。」他在內地發表的文章見於《萬象》等雜誌，頻率比香港疏，篇幅也較長，專打引介西方概念、暗喻社會現的「擦邊球」。「近兩年才開始在言談間自覺比較理解他們的想法及背後的脈絡，直覺開始可以發言了。在外頭胡亂指點江山很討厭的嘛，香港就經常讓人這樣說了，注滿了情緒的。」但一開始正面處理內地問題，還是要面對現實中的受眾。
「內地知識分子包括年輕人，平時可能是玩搖滾及流行文化的，一認真思考大問題，總是簡化為符號然後視為對抗。」從他們的問題，陳冠中學到更多內地的國情。
大國的盲點與進程
「整個十三億人的精英當然比香港多，根本不能這樣比較。拿武漢甚至上海來比還差不多。」就如中國運動員的成績再彪炳，也不能證明運動以至運動精神（Sportsmanship）的普及，國人卻往往視之為「國家」興盛的指標。「由去年『三一四』西藏奧運火炬被搶事件、奧運的驕傲以至近月《中國不高興》一書的出現，國內的優越感一直在強化之中。但由此也看出香港如何厲害：一個小小的香港可以令內地有這麼強的情緒反應。」不過他觀察到一面倒擁護中國或西方的立場者只屬少數，而他在認為中與西各有優劣的大多數中屬於以世界為終極立場者。雖然多數情對世界有利的對中國也同時有利，而他對亂象之下的進程還是樂觀的。
「這些都是過渡過程，幸運地中國這三十年走的路與俄羅斯等很不同。首先國土完整性不太受影響，被侵佔的土地不少但都是無人地帶。另外我們一開始便是搞出口貿易，被迫進入了世界體系，門戶要長開──若封了互聯網又怎做生意？加上奧運成功，無人再會提『東亞病夫』，百年夢圓。但我想中國再『招積』也不至於侵犯別國，別忘了香港在八十年代時也很不可一世，看不起中國和台灣呢。政策方面，永遠也在調整，中國也在學習之中，現時沒有令大局走上不歸路的決定性因素，也無侵略的意識形態，所以我想不會有大問題。」
重回人性價值
說到「利益」，這位文化人很實際，不外乎廣大人民的福祉，眾生平等，意識形態於他較多是觀察與思考的工具，正合乎他的另一個身分：師從不丹的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的佛教徒。無論切身的觀察如何具體而微，他關注的永遠是大局。而他的普世情懷，早在年輕時已經形成了。「整個嬉皮士的文化都是這樣的呀，約翰．連儂的歌如Imagine的信息正是如此。」去年他自言從「馬克思主義中找出社會與個人的理想精神良藥的夢醒後，始發現人生除了理想，還有更多實際且觸動人性的東西值得深思」。他最佩服內地一些傳媒的「滾地雷」行為，衝擊審查，「犧牲小我為大眾開路」的報道，「他們拚了命的報道，不去讀的話我會內疚的。相反香港有自由，但除了部分官能性的揭秘報道，我們還有什麼呢？」內地對來之不易的言論空間遠比香港珍惜，作為作家，滿足感自然也較大了。文化浪人逐水草而居，醞釀多年以內地為背景的小書也終於動筆了。
陳冠中對香港仍是關心的，但自覺熟悉的事物多已寫過了，唯有將之置於更廣闊的脈絡以游移的視點審視，也許本土承擔稍弱，卻合乎他一貫的波希米亞氣質。
我們的第四次
自二○○四年專訪陳冠中四次，這次他的白頭髮多了，煙（其實是Davidoff小雪茄）也戒了。
過去幾年他由整理與反省過去，漸漸浮現出新的理念，身體力行去推行，不再只保持距離的分析。例如訪問中他接近十次提到推動香港書城，以及加入綠色和平，瀟灑姿態中冒出懇切神色，這個波希米亞人多了一份傳教士的使命感。
「對你這類人，除了死亡便沒有其他救贖出路了。」馬家輝曾如此形容他。現在他早睡早起修練養生，一方面更洞察世情，一方面也更進取入世，靜極思動，陳冠中永遠不能一概而論。
[文／洪磬 HungHingHK@gmail.com 編輯：黃靜]
世界主義者的文化饗宴？
文章日期：2009年5月6日
【明報專訊】「簡直是醜聞！outrageous（無法無天）！」這次《號外》創辦人、文化評論人陳冠中回港三星期內擔任了五場講座嘉賓，循例緬懷此城輝煌，遠眺大中華前景以外，並出席了由鄧永鏘爵士牽頭的西九龍文化區論壇。他從未評論過西九，怎料他這次狠狠批評；笑瞇瞇的flaneur（浪遊者）外表以外，他也可以是一個介入式的世界主義者。
豪客、求職者與推銷員
「單看panel（講者組合），七個倫敦加兩國紐約，完全不把歐洲及亞洲放在眼內，絕對不能接受。鄧永鏘是自資舉辦的，因此我們不能說他沒貢獻；他既有能力也有錢有人脈，若他真的有份搞西九也可能是好事。但這九個人全都是big spender（大豪客），慣拿大錢做事。而據The Creative Economy的作者John Howkins對我說，當中有一半都是來搵工的；古根漢總監則是大推銷員，沒有藏品徒具空殼的博物館竟也可以推廣到那麼多地方，現在聽說他可能會被董事會解僱。香港要建M+，這些模式是否合用呢？」陳冠中說。「四年前鄧永鏘在同一論壇上批評香港政府的top-down（由上而下）方法，說要bottom-up（由下而上），現在則搞出這樣一個講者的組合，真令人費解。」
「殖民文化的特徵之一就是殖民地的精英向帝國首都朝聖，名為『朝聖之路』。去殖民就是要切斷或重新打開朝聖之路，這個panel顯示我們仍是被殖民的心態，最慘是官員都很受落！歐洲及日本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博物館，內地也有世界級的人才，他們都適合做我們的panel。」
他自言西九太大，不懂得搞，但他很熱情的提出一個「小小建議」：「將中環大會堂高座改為『香港書城』，邀請大小書店進駐，在黃金地段設立文化地標，即時可以辦到，產生移風易俗的效果，無人夠膽再說香港無文化！」可惜他在年前對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尤曾家麗提過，她即時反應是「要牽涉很多部門的啊！」便沒下文了。
「我想resume activism。」
陳冠中在寫作以外的身分變化多端。最新的身分是國際綠色和平（Greenpeace International）的六名董事之一。去年五月經多重甄選後獲選，任期三年，每年要付出四十個工作天，負責監察其管治（governance）而不能干預地區辦事處的運作。其實他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便參與發起「綠色力量」及「綠田園」等組織，並寫作探討綠色資本主義，也算是activist（行動主義者）。
「從前以為它是提出理想或理念，然後以矚目的方法去喚醒意識，是教育性的東西。但現在看到在全球議題的設定過程它都在底下做工夫，發揮影響力。」他從不是直接行動的人，卻贊成對抗手段作為科研等以外的一個方法。「他們不接受政府及企業的捐款，這樣便不怕得罪人、不怕指名道姓。關係太好有時成不了事，必須保留對抗性行動可能，尤其對於企業，這比較合我現在的胃口。我想resume activism。」陳冠中說。氣候問題已刻不容緩，他對此比文化與政治更心急。
從客卿到「擦邊球」評論者
公職以外，寫作仍是他的終極志業。閒居北京六年，他就是「混」文化圈和讀書寫作，並以一個外來者的身分觀察風雲變色的大時代。「過去我都以『客卿』自居，很少直接評論，在文化聚會中往往以我女朋友的『家眷』身分出席，他們也以『香港人在北京』來認知我。」他在內地發表的文章見於《萬象》等雜誌，頻率比香港疏，篇幅也較長，專打引介西方概念、暗喻社會現的「擦邊球」。「近兩年才開始在言談間自覺比較理解他們的想法及背後的脈絡，直覺開始可以發言了。在外頭胡亂指點江山很討厭的嘛，香港就經常讓人這樣說了，注滿了情緒的。」但一開始正面處理內地問題，還是要面對現實中的受眾。
「內地知識分子包括年輕人，平時可能是玩搖滾及流行文化的，一認真思考大問題，總是簡化為符號然後視為對抗。」從他們的問題，陳冠中學到更多內地的國情。
大國的盲點與進程
「整個十三億人的精英當然比香港多，根本不能這樣比較。拿武漢甚至上海來比還差不多。」就如中國運動員的成績再彪炳，也不能證明運動以至運動精神（Sportsmanship）的普及，國人卻往往視之為「國家」興盛的指標。「由去年『三一四』西藏奧運火炬被搶事件、奧運的驕傲以至近月《中國不高興》一書的出現，國內的優越感一直在強化之中。但由此也看出香港如何厲害：一個小小的香港可以令內地有這麼強的情緒反應。」不過他觀察到一面倒擁護中國或西方的立場者只屬少數，而他在認為中與西各有優劣的大多數中屬於以世界為終極立場者。雖然多數情對世界有利的對中國也同時有利，而他對亂象之下的進程還是樂觀的。
「這些都是過渡過程，幸運地中國這三十年走的路與俄羅斯等很不同。首先國土完整性不太受影響，被侵佔的土地不少但都是無人地帶。另外我們一開始便是搞出口貿易，被迫進入了世界體系，門戶要長開──若封了互聯網又怎做生意？加上奧運成功，無人再會提『東亞病夫』，百年夢圓。但我想中國再『招積』也不至於侵犯別國，別忘了香港在八十年代時也很不可一世，看不起中國和台灣呢。政策方面，永遠也在調整，中國也在學習之中，現時沒有令大局走上不歸路的決定性因素，也無侵略的意識形態，所以我想不會有大問題。」
重回人性價值
說到「利益」，這位文化人很實際，不外乎廣大人民的福祉，眾生平等，意識形態於他較多是觀察與思考的工具，正合乎他的另一個身分：師從不丹的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的佛教徒。無論切身的觀察如何具體而微，他關注的永遠是大局。而他的普世情懷，早在年輕時已經形成了。「整個嬉皮士的文化都是這樣的呀，約翰．連儂的歌如Imagine的信息正是如此。」去年他自言從「馬克思主義中找出社會與個人的理想精神良藥的夢醒後，始發現人生除了理想，還有更多實際且觸動人性的東西值得深思」。他最佩服內地一些傳媒的「滾地雷」行為，衝擊審查，「犧牲小我為大眾開路」的報道，「他們拚了命的報道，不去讀的話我會內疚的。相反香港有自由，但除了部分官能性的揭秘報道，我們還有什麼呢？」內地對來之不易的言論空間遠比香港珍惜，作為作家，滿足感自然也較大了。文化浪人逐水草而居，醞釀多年以內地為背景的小書也終於動筆了。
陳冠中對香港仍是關心的，但自覺熟悉的事物多已寫過了，唯有將之置於更廣闊的脈絡以游移的視點審視，也許本土承擔稍弱，卻合乎他一貫的波希米亞氣質。
我們的第四次
自二○○四年專訪陳冠中四次，這次他的白頭髮多了，煙（其實是Davidoff小雪茄）也戒了。
過去幾年他由整理與反省過去，漸漸浮現出新的理念，身體力行去推行，不再只保持距離的分析。例如訪問中他接近十次提到推動香港書城，以及加入綠色和平，瀟灑姿態中冒出懇切神色，這個波希米亞人多了一份傳教士的使命感。
「對你這類人，除了死亡便沒有其他救贖出路了。」馬家輝曾如此形容他。現在他早睡早起修練養生，一方面更洞察世情，一方面也更進取入世，靜極思動，陳冠中永遠不能一概而論。
[文／洪磬 HungHingHK@gmail.com 編輯：黃靜]
4/21/2009
司徒華：《明報》與我50年
《明報》與我50年
文章日期：2009年4月20日
【明報專訊】編按：《明報》五十歲了，在香港誕生，在香港茁壯，而貢獻，早已超越了香港。五十年來，我們在摸索中前進，時代不斷變化，我們屢有創新，但不變的是，五十年來，《明報》堅持發掘真相、堅持敢言發聲、堅持依憑理性，這既是我們的核心價值，亦是我們對讀者的誠懇承諾。半世紀的新聞歷程，在在值得回顧與省思，而在省思與回顧之間，我們期盼，能為時代和香港探尋下一個五十年的繁盛去向。今天起，專輯登場，由閱讀《明報》五十年從未間斷的司徒華先生領頭執筆。
要不是《明報》慶祝創刊50周年，我不會想起，我已經持續而未間斷過，讀了《明報》整整半個世紀了。歷來，我每天都讀多份本港報章，大多都持續一段頗長的時間，有特別事故才更換。《明報》的年月最長，而且是唯一的一張，我至今始終沒有更換過而仍在每天閱讀的。
《明報》創刊的第一天，我便閱讀，主要是追金庸的武俠小說。從《新晚報》、《香港商報》，一直追到《明報》。讀他的武俠小說，我每天去追，卻不看結集，因為這樣懸疑的趣味大得多。看結集，則忍不住懸疑的引誘，會翻後面的來看，一看，懸疑消失，也就趣味大減。
我還愛看，初時還不知道是金庸親自執筆的社評。短小精悍，行文輕鬆，不時有「怪論」的招數，不像一般報章的那樣四平八正、板起臉孔、裝腔作勢，長篇大段。
50年的歲月，久遠而悠長，很多印象已經消失或模糊，現在只能憑雖年老而還未至於大衰退的記憶力，記得多少就寫多少。如有錯漏，尚祈指正為感！
《明報》初期的政治傾向
從來，我對任何一家報社的政治傾向，都不介意，但卻留意。那政治傾向，有其內在的、固定的、必然的因素，你的介意只是自作多情而徒勞；但卻是社會生態的一種反映，可供參考而觸動思考，去擴闊視野，必須留意。
《明報》創刊初期，是中間靠左的。那時正值反右後期，接便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大饑荒。《明報》最多只是客觀報道，似乎沒有過什麼批判。這是難怪的，金庸在左派機構工作多年，意識形態上必有所感染，而且還有友情的關係。雖然已自立門戶，但還需借重這種關係，於己有所幫助。
我記得，《明報》最先與左派發生齟齬，是因為中國製造核彈。當時，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大說「寧要核子，不要褲子」。《明報》的社評卻唱反調，以人民生活為重，高調地反駁﹕「寧要褲子，不要核子」。
大亞灣核電廠與「六四」
此外，在我的記憶中，還有兩件事，《明報》的立場，是與左派對立的。
1986年，大亞灣興建核電廠。當時，剛發生了蘇聯切爾諾貝爾核電廠泄漏輻射未久，港人很是恐慌，發起反對的簽名運動，收集得超過100萬個簽名，相信是有簽名運動以來，人數最多的。《明報》也加入了反對的行列。
據聞，當時的新華社社長許家屯，也是反對的，並暗示一些左派著名商界人士去反對。這樣，既有群眾基礎，又有中共重量級人士的暗示，《明報》發出響亮的反對聲音，完全不足為奇。
1989年北京民運，在「六四」鎮壓前，港人已有多次百萬人上街支持。「六四」鎮壓發生了，更是神人共憤，左中右人士都一致加以譴責。6月4日下午，在跑馬地馬場舉行的聲討大會上，李柱銘與我，宣布退出《基本法 》起草委員會。其後，同是《基本法》起草委員的金庸和聖公會主教鄺廣傑，也宣布了退出。金庸退出草委會，已足以說明《明報》對此事的立場了。
但再不久，金庸便出售了《明報》。30年來，他一手把《明報》，從嬰兒撫養長大成為精壯的青年，為什麼甘心而又有決心，是否受到「六四」的影響呢？
「舉行直選共產黨必勝」
金庸一貫反對直選。他與我，同是草委會政制小組的成員，對這點，我很清楚。為了反對直選，他寫了一篇社評，說﹕「舉行直選，共產黨必勝。」他認為：中共在香港有龐大嚴密的組織，又有巨大的資源，而且向來善於發動群眾，所以，在直選中必獲大勝。這可算是怪論，原來要看誰勝，才舉行怎樣的選舉，選舉豈不是與民主完全無關嗎？
為了反對直選，他還寫了一篇社評，說﹕美國選舉總統，也不是直選。這可謂欺人太甚，以為港人全是政治的白癡。美國選舉總統，是在各州選舉投票人，投票人在競選時，必須事先聲明，自己是支持哪一位總統候選人的。選民也根據自己屬意的總統候選人，去支持哪一個投票人。所以，投票人一選出，便知道誰會當選總統。從來沒有人質疑，美國選舉總統是不民主的非直選。金庸是這怪論的創造者。
為了反對直選，金庸還與另一位草委查濟民，在草委會提出一個極不民主的政制方案，被稱為《雙查方案》，列入了諮詢文件。文件公布了，港人嘩然，尤其是大專學生，到《明報》報社門前示威抗議，並焚燒《明報》。這可算是《明報》歷史上最大的污點。
于品海與張曉卿收購
90年代初，金庸以最優惠的方法和價錢，把《明報》賣給了于品海。
于品海與我較熟識。相識時，他是香港觀察社的成員；其後，在八九民運中，來往較密；他更是1990年組織香港民主同盟（民主黨的前身）的主催者之一。他洽購《明報》，一直有與我商量，我是贊成的。到了他與金庸夫婦聯袂旅遊日本，我便知道洽購已近成功了。
他洽購成功後，我給他唯一的意見是﹕《明報》還有很大的潛力，要好好地去發揮，特別是聯繫組織讀者，不可再在其他方面冒進。自此，我們便少有接觸了。
他到底是對生意的興趣，比對文化大。終於在其他方面的冒進，栽了筋斗，不得不又把《明報》賣給了張曉卿。
我與張曉卿，只在2006年見過一面。《明報月刊》舉行慶祝創刊40周年宴會，我獲邀請。對這樣的宴會，我從來都沒有興趣，但這一次因國內雜誌《炎黃春秋》的杜導正和謝韜，應邀來港出席活動。我讀過他們的文章，很佩服，為一瞻其風采便出席了。
在宴會中，張曉卿與我同坐主家席。除寒暄外，他只對我說過一句話﹕我也看你的《三言堂》專欄的。我覺得，他是一個謙厚君子。
據聞，他年青時，似乎因同情馬來西亞共產黨而坐過牢。他的一個弟弟，曾去中國升讀大學，不久遇上文革 ，獲准離開中國，來了香港，卻未能順利返回馬來西亞。
讀馬共書記陳平的回憶錄，知道馬共深受毛澤東思想影響，採取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鬥爭策略。馬共內的華裔黨員，卻大受排擠迫害。相信張曉卿經歷過這樣的歷史，深有體會。
「覺今是而昨非」，再加上他雖然在國內有投資和經商，但在他整個事業上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這樣，他的政治傾向，是會中立而較為開放的。
教師罷課的兩則消息
1973年的文憑教師事件，我首次投身社會運動，自此勇往直前，是一生的關鍵。這場抗爭，尖銳、激烈、複雜、詭譎，留下了深刻難忘的記憶。所以，當時《明報》的表現，我一直放在心上。
4月4日舉行了第一次罷課，當日《明報》訪問了我，報道其後刊出時，在我的訪問的開頭，加插了兩則港英新聞署提供的消息。
一是：當時領導教師罷課的教育團體聯合秘書處，是一個未經註冊的非法組織，將會被檢控。組成這聯合秘書處的，是13個已註冊的合法團體，為什麼聯合起來組成的秘書處，會變成了未經註冊的非法團體呢？這顯然是一種恫嚇，去打擊教師的抗爭。
二是：我的一個弟弟在新華社工作，暗示我也是「左仔」，教師的抗爭有政治背景和動機。
這兩則消息，對在抗爭中的教師和關注事件的社會人士，震撼極大。
遍地破碎的眼鏡玻璃
為了穩住隊伍，減少壓力 ，由我提議，並經聯合秘書處通過，發表聲明，向當局提出這三個條件﹕一、取消升中試，實施9年免費教育；二、推行母語教育；三、改善私校教師待遇。若當局接納，我們便停止抗爭。我們還邀請3位宗教領袖，進行斡旋，他們是﹕天主教主教徐誠斌、聖公會會督白約翰、中華基督教會牧師汪彼得。聲明一出，輿論大為轉變，認為教師以大局為重，深明大義。
當時，倪匡在《明報》的副刊，有一個二三百字的小框框。他連日說﹕教師打退堂鼓了，這聲明只不過是找下台階，要「跌落地抓番一把沙」。
3個宗教領袖的斡旋無效，當局只推搪敷衍。結果，4月13日的第二次罷課，如期舉行，而且比第一次更為成功。這是整個抗爭取得勝利的最重要一役。
第二次罷課後，倪匡很坦率承認走了眼，並說﹕很多人都走了眼，全港遍地都是打碎了的眼鏡玻璃片。
我與《明報》的文字和人事往來
——《明報》與我50年（二之二）
文章日期：2009年4月21日
【明報專訊】黃霑的「口中啖出鳥來」
我在《三言堂》專欄的文字，是1997年5月1日開始見報的。但第一次與《明報》的文字往來，卻早得多，約是在此之前30多年的60年代中期。
那時候，黃霑在副刊有一個專欄。一天，見報的文字的題目是，《口中啖出鳥來》。一入目，我便失笑。
「鳥」是男性生殖器，「口中啖出鳥來」，豈不是廣東話的粗語「含╳」？「啖」應作「淡」，這是《水滸傳》中常出現的句語，是覺得很沒趣無味的意思，他竟然寫錯了。
於是，我署名「一個讀者」，經《明報》轉給他一封信，指出他的錯誤。
他很謙虛大方，立即在專欄上，承認錯誤，向我致謝，並大大讚賞我的信的字，寫得很好和有個性。
其後，港大同學組織「丙午文社」，游順釗邀請我參加，我是其中唯一的校外人士。黃霑也是成員，我由此與他直接相識。但我始終沒有向他披露，給他信的那「一個讀者」就是我。現在，只能讓他在天之靈才知道了。
結集與選輯的出版
我在《三言堂》曾見報的文字，按見報時序，一篇不漏，都陸續結集出版，至今已十七冊。一方面是為了一些讀漏了某篇的讀者，另一方面是為自己把這些文字保存下來，作為往事的紀錄。我還從結集中，選出一些適合老師、家長和學生閱讀的，出版了選輯，現已出版了五輯。不少買了結集的讀者，還再買選輯，我問其緣故。他們說﹕不必再去選出結集中的，給學生和子弟看。
最初，我是向「明報出版社」，請求出版結集的。當時，他們以出版業正在不景氣而拒絕了。於是，我轉求彭志銘的「次文化堂」，他一口答應。出版了第一冊後，銷路不錯，不久即再版。其後，「明報出版社」和「天地圖書」，都曾向我提出，以後的結集轉讓他們出版。我不是一個見異思遷的人，沒有接納，結集和選輯至今仍繼續由「次文化堂」出版下去。
張健波與我最早認識
我是在張健波、馮成章、劉進圖、馬家輝4人力邀之下，才接寫《三言堂》的一言的。見報的第一篇《捨命陪君子》，已說了原委。至今快12年了，粗略計，約共寫了1400篇。
他們4人，都是我的老朋友，相識時都還沒有參加《明報》的工作。
總編輯張健波，相識最早。他說，是在1973年認識我的，大抵是在文憑教師薪酬事件，但我那時卻不認識他。他與張文光是中大同學，1978年一同參加了支持金禧事件中師生的行動，我們才認識。他畢業後，便從事新聞工作。
1983年，他做了記者協會的理事，來教協與我商討，工會工作怎樣做。稍後，他任職《信報月刊》，曾約我和陳文鴻去報社座談，根據座談寫了一篇報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座談中，陳文鴻自白，曾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張健波轉職《明報》後，在我接寫《三言堂》之前，彼此的往來不多。據他說﹕打算寫一篇關於我的文章。我在拭目以待。
馮成章、劉進圖與我
執行總編輯馮成章，與我相識於1985年7月1日。那天，草委會在北京舉行第一次會議，由人大委員長彭真頒發委任證書。當時，他是香港電台 的記者，來採訪，於是便相識了。此後，幾乎每一次的草委會議，不論是全體會議還是小組會議，他都來採訪，自此更熟絡了。此外，也常來採訪而熟識的，還有當時任職商業電台 的陳慧兒和《遠東經濟評論》的劉慧卿。
主筆劉進圖，是在認識馮成章的同一時間認識的。他於港大法律系畢業後，做了李柱銘的秘書，每次都隨來參加草委會大大小小的會議。
一本名叫《〈基本法 〉的基本問題》的小冊子，記述李柱銘與我，對當時未定稿的《基本法》中的一些重要問題的意見。由他執筆，經我檢校後而出版。
李柱銘與我退出草委會後，便再很少和他見面。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到《明報》任職，只知道他沒有到律師行工作過。假如他一畢業後，便專職從事律師工作，相信現在已是名成利就的大律師了。由此可見，他對新聞工作極有興趣，難得「澹泊明志」。
馬家輝先知名後見面
馬家輝是專為《世紀》約稿的。寫《明刀明槍》的關仁，便是他。每一篇首段結尾的兩字，定必是「精彩」。他約來的稿，豈能不「精彩」呢？
在見面之前，我已知道他的名字。因為其令尊是《東方日報》的總編輯，他在該報副刊有一專欄，天天見報。那時候，他還在台灣讀大學，畢業後到美國去深造，專欄一直繼續不停。一邊讀書，一邊天天寫稿，源源不絕，可見是一枝健筆。
我與他直接相識，是在1989年深冬的芝加哥。美國各地支持八九民運的港人，組織一個聯合的團體，在那裏湖邊的希爾頓酒店，舉行第一次大會，李卓人與我前往參加。天氣很冷，氣溫是零下30度，還下大雪。在大會上，他當選為第一屆秘書長。
他獲得博士學位後便返港，大抵隨即加入《明報》。後來，又到城市大學執教，但在《明報》仍以特約顧問的客座身分繼續。他曾囑我寫字一幅，我寫了杜甫的一聯詩贈給他﹕「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上述4人，在我心目中，還是年青人。祝願他們繼續為中國和香港的進步，作出貢獻。
接寫《三言堂》的一言後，每三四個月，他們4人都與我飯敘一次。我聽取他們對拙作的批評，並互相交換對各方面的意見。馬家輝到城大任教後，便沒有再來；劉進圖派去北京，也再不能來。飯敘便剩下了3個人。
衷心感謝《時代》兩編輯
我還要提一提，《時代》的兩個編輯。
因為寫稿用的是鉛筆，經傳真，字體變得很模糊，不時會植錯了字。所以，見報前我總要校對一次。拙作見報之日，編輯便把3天後見報的植字稿，傳真給我校對，我即日便校對傳返，並傳去6日後見報的稿件。倘稍遲，我便會去電催促。2006年，訪問北美，不久，又訪問北美，因為途中傳真不便，我總把10篇稿件提前傳去，校對後才出發。
最初的編輯，是方禮年。他工作認真，態度謙虛誠懇。我只曾與他見過一次面。
後來，他調去編一佛教周刊，接手的是梁佩琪。也只見過一次面，她曾與張健波等人同來飯敘，我對她很有好感。對每一篇拙作，她都很認真校對，往往上網查核出我的一些謬誤，例如古籍中的引文。我實在非常感激她，並多次向張健波讚賞她。這樣的工作態度，必然進步迅速而大。
我謹向方禮年和梁佩琪兩人，致以衷心的謝意，並以此結束本文。
[文／司徒華 編輯：黃靜]
文章日期：2009年4月20日
【明報專訊】編按：《明報》五十歲了，在香港誕生，在香港茁壯，而貢獻，早已超越了香港。五十年來，我們在摸索中前進，時代不斷變化，我們屢有創新，但不變的是，五十年來，《明報》堅持發掘真相、堅持敢言發聲、堅持依憑理性，這既是我們的核心價值，亦是我們對讀者的誠懇承諾。半世紀的新聞歷程，在在值得回顧與省思，而在省思與回顧之間，我們期盼，能為時代和香港探尋下一個五十年的繁盛去向。今天起，專輯登場，由閱讀《明報》五十年從未間斷的司徒華先生領頭執筆。
要不是《明報》慶祝創刊50周年，我不會想起，我已經持續而未間斷過，讀了《明報》整整半個世紀了。歷來，我每天都讀多份本港報章，大多都持續一段頗長的時間，有特別事故才更換。《明報》的年月最長，而且是唯一的一張，我至今始終沒有更換過而仍在每天閱讀的。
《明報》創刊的第一天，我便閱讀，主要是追金庸的武俠小說。從《新晚報》、《香港商報》，一直追到《明報》。讀他的武俠小說，我每天去追，卻不看結集，因為這樣懸疑的趣味大得多。看結集，則忍不住懸疑的引誘，會翻後面的來看，一看，懸疑消失，也就趣味大減。
我還愛看，初時還不知道是金庸親自執筆的社評。短小精悍，行文輕鬆，不時有「怪論」的招數，不像一般報章的那樣四平八正、板起臉孔、裝腔作勢，長篇大段。
50年的歲月，久遠而悠長，很多印象已經消失或模糊，現在只能憑雖年老而還未至於大衰退的記憶力，記得多少就寫多少。如有錯漏，尚祈指正為感！
《明報》初期的政治傾向
從來，我對任何一家報社的政治傾向，都不介意，但卻留意。那政治傾向，有其內在的、固定的、必然的因素，你的介意只是自作多情而徒勞；但卻是社會生態的一種反映，可供參考而觸動思考，去擴闊視野，必須留意。
《明報》創刊初期，是中間靠左的。那時正值反右後期，接便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大饑荒。《明報》最多只是客觀報道，似乎沒有過什麼批判。這是難怪的，金庸在左派機構工作多年，意識形態上必有所感染，而且還有友情的關係。雖然已自立門戶，但還需借重這種關係，於己有所幫助。
我記得，《明報》最先與左派發生齟齬，是因為中國製造核彈。當時，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大說「寧要核子，不要褲子」。《明報》的社評卻唱反調，以人民生活為重，高調地反駁﹕「寧要褲子，不要核子」。
大亞灣核電廠與「六四」
此外，在我的記憶中，還有兩件事，《明報》的立場，是與左派對立的。
1986年，大亞灣興建核電廠。當時，剛發生了蘇聯切爾諾貝爾核電廠泄漏輻射未久，港人很是恐慌，發起反對的簽名運動，收集得超過100萬個簽名，相信是有簽名運動以來，人數最多的。《明報》也加入了反對的行列。
據聞，當時的新華社社長許家屯，也是反對的，並暗示一些左派著名商界人士去反對。這樣，既有群眾基礎，又有中共重量級人士的暗示，《明報》發出響亮的反對聲音，完全不足為奇。
1989年北京民運，在「六四」鎮壓前，港人已有多次百萬人上街支持。「六四」鎮壓發生了，更是神人共憤，左中右人士都一致加以譴責。6月4日下午，在跑馬地馬場舉行的聲討大會上，李柱銘與我，宣布退出《基本法 》起草委員會。其後，同是《基本法》起草委員的金庸和聖公會主教鄺廣傑，也宣布了退出。金庸退出草委會，已足以說明《明報》對此事的立場了。
但再不久，金庸便出售了《明報》。30年來，他一手把《明報》，從嬰兒撫養長大成為精壯的青年，為什麼甘心而又有決心，是否受到「六四」的影響呢？
「舉行直選共產黨必勝」
金庸一貫反對直選。他與我，同是草委會政制小組的成員，對這點，我很清楚。為了反對直選，他寫了一篇社評，說﹕「舉行直選，共產黨必勝。」他認為：中共在香港有龐大嚴密的組織，又有巨大的資源，而且向來善於發動群眾，所以，在直選中必獲大勝。這可算是怪論，原來要看誰勝，才舉行怎樣的選舉，選舉豈不是與民主完全無關嗎？
為了反對直選，他還寫了一篇社評，說﹕美國選舉總統，也不是直選。這可謂欺人太甚，以為港人全是政治的白癡。美國選舉總統，是在各州選舉投票人，投票人在競選時，必須事先聲明，自己是支持哪一位總統候選人的。選民也根據自己屬意的總統候選人，去支持哪一個投票人。所以，投票人一選出，便知道誰會當選總統。從來沒有人質疑，美國選舉總統是不民主的非直選。金庸是這怪論的創造者。
為了反對直選，金庸還與另一位草委查濟民，在草委會提出一個極不民主的政制方案，被稱為《雙查方案》，列入了諮詢文件。文件公布了，港人嘩然，尤其是大專學生，到《明報》報社門前示威抗議，並焚燒《明報》。這可算是《明報》歷史上最大的污點。
于品海與張曉卿收購
90年代初，金庸以最優惠的方法和價錢，把《明報》賣給了于品海。
于品海與我較熟識。相識時，他是香港觀察社的成員；其後，在八九民運中，來往較密；他更是1990年組織香港民主同盟（民主黨的前身）的主催者之一。他洽購《明報》，一直有與我商量，我是贊成的。到了他與金庸夫婦聯袂旅遊日本，我便知道洽購已近成功了。
他洽購成功後，我給他唯一的意見是﹕《明報》還有很大的潛力，要好好地去發揮，特別是聯繫組織讀者，不可再在其他方面冒進。自此，我們便少有接觸了。
他到底是對生意的興趣，比對文化大。終於在其他方面的冒進，栽了筋斗，不得不又把《明報》賣給了張曉卿。
我與張曉卿，只在2006年見過一面。《明報月刊》舉行慶祝創刊40周年宴會，我獲邀請。對這樣的宴會，我從來都沒有興趣，但這一次因國內雜誌《炎黃春秋》的杜導正和謝韜，應邀來港出席活動。我讀過他們的文章，很佩服，為一瞻其風采便出席了。
在宴會中，張曉卿與我同坐主家席。除寒暄外，他只對我說過一句話﹕我也看你的《三言堂》專欄的。我覺得，他是一個謙厚君子。
據聞，他年青時，似乎因同情馬來西亞共產黨而坐過牢。他的一個弟弟，曾去中國升讀大學，不久遇上文革 ，獲准離開中國，來了香港，卻未能順利返回馬來西亞。
讀馬共書記陳平的回憶錄，知道馬共深受毛澤東思想影響，採取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鬥爭策略。馬共內的華裔黨員，卻大受排擠迫害。相信張曉卿經歷過這樣的歷史，深有體會。
「覺今是而昨非」，再加上他雖然在國內有投資和經商，但在他整個事業上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這樣，他的政治傾向，是會中立而較為開放的。
教師罷課的兩則消息
1973年的文憑教師事件，我首次投身社會運動，自此勇往直前，是一生的關鍵。這場抗爭，尖銳、激烈、複雜、詭譎，留下了深刻難忘的記憶。所以，當時《明報》的表現，我一直放在心上。
4月4日舉行了第一次罷課，當日《明報》訪問了我，報道其後刊出時，在我的訪問的開頭，加插了兩則港英新聞署提供的消息。
一是：當時領導教師罷課的教育團體聯合秘書處，是一個未經註冊的非法組織，將會被檢控。組成這聯合秘書處的，是13個已註冊的合法團體，為什麼聯合起來組成的秘書處，會變成了未經註冊的非法團體呢？這顯然是一種恫嚇，去打擊教師的抗爭。
二是：我的一個弟弟在新華社工作，暗示我也是「左仔」，教師的抗爭有政治背景和動機。
這兩則消息，對在抗爭中的教師和關注事件的社會人士，震撼極大。
遍地破碎的眼鏡玻璃
為了穩住隊伍，減少壓力 ，由我提議，並經聯合秘書處通過，發表聲明，向當局提出這三個條件﹕一、取消升中試，實施9年免費教育；二、推行母語教育；三、改善私校教師待遇。若當局接納，我們便停止抗爭。我們還邀請3位宗教領袖，進行斡旋，他們是﹕天主教主教徐誠斌、聖公會會督白約翰、中華基督教會牧師汪彼得。聲明一出，輿論大為轉變，認為教師以大局為重，深明大義。
當時，倪匡在《明報》的副刊，有一個二三百字的小框框。他連日說﹕教師打退堂鼓了，這聲明只不過是找下台階，要「跌落地抓番一把沙」。
3個宗教領袖的斡旋無效，當局只推搪敷衍。結果，4月13日的第二次罷課，如期舉行，而且比第一次更為成功。這是整個抗爭取得勝利的最重要一役。
第二次罷課後，倪匡很坦率承認走了眼，並說﹕很多人都走了眼，全港遍地都是打碎了的眼鏡玻璃片。
我與《明報》的文字和人事往來
——《明報》與我50年（二之二）
文章日期：2009年4月21日
【明報專訊】黃霑的「口中啖出鳥來」
我在《三言堂》專欄的文字，是1997年5月1日開始見報的。但第一次與《明報》的文字往來，卻早得多，約是在此之前30多年的60年代中期。
那時候，黃霑在副刊有一個專欄。一天，見報的文字的題目是，《口中啖出鳥來》。一入目，我便失笑。
「鳥」是男性生殖器，「口中啖出鳥來」，豈不是廣東話的粗語「含╳」？「啖」應作「淡」，這是《水滸傳》中常出現的句語，是覺得很沒趣無味的意思，他竟然寫錯了。
於是，我署名「一個讀者」，經《明報》轉給他一封信，指出他的錯誤。
他很謙虛大方，立即在專欄上，承認錯誤，向我致謝，並大大讚賞我的信的字，寫得很好和有個性。
其後，港大同學組織「丙午文社」，游順釗邀請我參加，我是其中唯一的校外人士。黃霑也是成員，我由此與他直接相識。但我始終沒有向他披露，給他信的那「一個讀者」就是我。現在，只能讓他在天之靈才知道了。
結集與選輯的出版
我在《三言堂》曾見報的文字，按見報時序，一篇不漏，都陸續結集出版，至今已十七冊。一方面是為了一些讀漏了某篇的讀者，另一方面是為自己把這些文字保存下來，作為往事的紀錄。我還從結集中，選出一些適合老師、家長和學生閱讀的，出版了選輯，現已出版了五輯。不少買了結集的讀者，還再買選輯，我問其緣故。他們說﹕不必再去選出結集中的，給學生和子弟看。
最初，我是向「明報出版社」，請求出版結集的。當時，他們以出版業正在不景氣而拒絕了。於是，我轉求彭志銘的「次文化堂」，他一口答應。出版了第一冊後，銷路不錯，不久即再版。其後，「明報出版社」和「天地圖書」，都曾向我提出，以後的結集轉讓他們出版。我不是一個見異思遷的人，沒有接納，結集和選輯至今仍繼續由「次文化堂」出版下去。
張健波與我最早認識
我是在張健波、馮成章、劉進圖、馬家輝4人力邀之下，才接寫《三言堂》的一言的。見報的第一篇《捨命陪君子》，已說了原委。至今快12年了，粗略計，約共寫了1400篇。
他們4人，都是我的老朋友，相識時都還沒有參加《明報》的工作。
總編輯張健波，相識最早。他說，是在1973年認識我的，大抵是在文憑教師薪酬事件，但我那時卻不認識他。他與張文光是中大同學，1978年一同參加了支持金禧事件中師生的行動，我們才認識。他畢業後，便從事新聞工作。
1983年，他做了記者協會的理事，來教協與我商討，工會工作怎樣做。稍後，他任職《信報月刊》，曾約我和陳文鴻去報社座談，根據座談寫了一篇報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座談中，陳文鴻自白，曾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張健波轉職《明報》後，在我接寫《三言堂》之前，彼此的往來不多。據他說﹕打算寫一篇關於我的文章。我在拭目以待。
馮成章、劉進圖與我
執行總編輯馮成章，與我相識於1985年7月1日。那天，草委會在北京舉行第一次會議，由人大委員長彭真頒發委任證書。當時，他是香港電台 的記者，來採訪，於是便相識了。此後，幾乎每一次的草委會議，不論是全體會議還是小組會議，他都來採訪，自此更熟絡了。此外，也常來採訪而熟識的，還有當時任職商業電台 的陳慧兒和《遠東經濟評論》的劉慧卿。
主筆劉進圖，是在認識馮成章的同一時間認識的。他於港大法律系畢業後，做了李柱銘的秘書，每次都隨來參加草委會大大小小的會議。
一本名叫《〈基本法 〉的基本問題》的小冊子，記述李柱銘與我，對當時未定稿的《基本法》中的一些重要問題的意見。由他執筆，經我檢校後而出版。
李柱銘與我退出草委會後，便再很少和他見面。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到《明報》任職，只知道他沒有到律師行工作過。假如他一畢業後，便專職從事律師工作，相信現在已是名成利就的大律師了。由此可見，他對新聞工作極有興趣，難得「澹泊明志」。
馬家輝先知名後見面
馬家輝是專為《世紀》約稿的。寫《明刀明槍》的關仁，便是他。每一篇首段結尾的兩字，定必是「精彩」。他約來的稿，豈能不「精彩」呢？
在見面之前，我已知道他的名字。因為其令尊是《東方日報》的總編輯，他在該報副刊有一專欄，天天見報。那時候，他還在台灣讀大學，畢業後到美國去深造，專欄一直繼續不停。一邊讀書，一邊天天寫稿，源源不絕，可見是一枝健筆。
我與他直接相識，是在1989年深冬的芝加哥。美國各地支持八九民運的港人，組織一個聯合的團體，在那裏湖邊的希爾頓酒店，舉行第一次大會，李卓人與我前往參加。天氣很冷，氣溫是零下30度，還下大雪。在大會上，他當選為第一屆秘書長。
他獲得博士學位後便返港，大抵隨即加入《明報》。後來，又到城市大學執教，但在《明報》仍以特約顧問的客座身分繼續。他曾囑我寫字一幅，我寫了杜甫的一聯詩贈給他﹕「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上述4人，在我心目中，還是年青人。祝願他們繼續為中國和香港的進步，作出貢獻。
接寫《三言堂》的一言後，每三四個月，他們4人都與我飯敘一次。我聽取他們對拙作的批評，並互相交換對各方面的意見。馬家輝到城大任教後，便沒有再來；劉進圖派去北京，也再不能來。飯敘便剩下了3個人。
衷心感謝《時代》兩編輯
我還要提一提，《時代》的兩個編輯。
因為寫稿用的是鉛筆，經傳真，字體變得很模糊，不時會植錯了字。所以，見報前我總要校對一次。拙作見報之日，編輯便把3天後見報的植字稿，傳真給我校對，我即日便校對傳返，並傳去6日後見報的稿件。倘稍遲，我便會去電催促。2006年，訪問北美，不久，又訪問北美，因為途中傳真不便，我總把10篇稿件提前傳去，校對後才出發。
最初的編輯，是方禮年。他工作認真，態度謙虛誠懇。我只曾與他見過一次面。
後來，他調去編一佛教周刊，接手的是梁佩琪。也只見過一次面，她曾與張健波等人同來飯敘，我對她很有好感。對每一篇拙作，她都很認真校對，往往上網查核出我的一些謬誤，例如古籍中的引文。我實在非常感激她，並多次向張健波讚賞她。這樣的工作態度，必然進步迅速而大。
我謹向方禮年和梁佩琪兩人，致以衷心的謝意，並以此結束本文。
[文／司徒華 編輯：黃靜]
3/04/2009
心向往之：陳思和：中國文學患中年危機？
陳思和：中國文學患中年危機？
文章日期：2009年3月4日
【明報專訊】今年是中國現代史的重大紀念年份，五四運動90周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60周年，以及六四民主運動20周年。從20世紀初的漫漫歷史長路走來，現於嶺南大學訪問的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陳思和教授，將文學的路徑擬人，視五四的「新思潮」為現代性的「少年」、「青年」「本質」，包涵對現狀的不滿足，富有批判精神、青春反抗、內在衝動和樂觀主義等特徵，又有偏激、破壞、狂熱、粗暴的先鋒精神。一如梁啟超提出「少年中國說」。而少年中國成長，陳思和認為文革 浩劫以後，中國文學亦進入「中年時期」，以中年作家的創作為主體，有成熟風格和對社會的穩定看法，非以理想主義為動力，而是沉入民間履行獨立的批判功能。如此行已30年的文學「中年情懷」可會是「中年危機」？陳思和教授將以「從『少年情懷』到『中年危機』——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一個視角」為題，作一公開講座。
陳思和教授為嶺大今年開始推行的「香港賽馬會傑出現代文學訪問教授計劃」首位訪問學者。計劃將為期5年，每年邀請一位國際知名學者到嶺大任教中國文學、舉行公開演講及為本地中學教師舉辦工作坊，以支持及推動本地的現代文學教研工作。
講座詳情
時間︰3月6日（星期五）下午4時30分
地點︰屯門青山公路8號嶺南大學王忠秣演講廳
查詢：2616 8958
文章日期：2009年3月4日
【明報專訊】今年是中國現代史的重大紀念年份，五四運動90周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60周年，以及六四民主運動20周年。從20世紀初的漫漫歷史長路走來，現於嶺南大學訪問的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陳思和教授，將文學的路徑擬人，視五四的「新思潮」為現代性的「少年」、「青年」「本質」，包涵對現狀的不滿足，富有批判精神、青春反抗、內在衝動和樂觀主義等特徵，又有偏激、破壞、狂熱、粗暴的先鋒精神。一如梁啟超提出「少年中國說」。而少年中國成長，陳思和認為文革 浩劫以後，中國文學亦進入「中年時期」，以中年作家的創作為主體，有成熟風格和對社會的穩定看法，非以理想主義為動力，而是沉入民間履行獨立的批判功能。如此行已30年的文學「中年情懷」可會是「中年危機」？陳思和教授將以「從『少年情懷』到『中年危機』——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一個視角」為題，作一公開講座。
陳思和教授為嶺大今年開始推行的「香港賽馬會傑出現代文學訪問教授計劃」首位訪問學者。計劃將為期5年，每年邀請一位國際知名學者到嶺大任教中國文學、舉行公開演講及為本地中學教師舉辦工作坊，以支持及推動本地的現代文學教研工作。
講座詳情
時間︰3月6日（星期五）下午4時30分
地點︰屯門青山公路8號嶺南大學王忠秣演講廳
查詢：2616 8958
馬家輝：看完YouTube重播後忍不住寫下的兩段觀影筆記
看完YouTube重播後忍不住寫下的兩段觀影筆記
文﹕馬家輝
文章日期：2009年3月4日
【明報專訊】1.以毓民為師！
社民連橫掃立法會後，發表了一篇題為〈不怕孤立，才可獨立〉的立場聲明，筆力之犀利，語態之強悍，令人不管是否附和其內容觀點，仍得同意該組織對於煽情文字之技藝掌握非其他大小政黨所能企及。
社民連的好文字，應是出於黃毓民之手吧？
毓民是名嘴也是名筆，尤其酷愛李敖作品，那句「不怕孤立，才可獨立」，正曾現身於李敖文章，一如他於數年前倉皇遠遊，臨行前扔下兩句動人的「沒有人是孤島」和「喪鐘為誰而敲」，亦正源自於李敖的舊作譯筆。台有李敖，港有毓民，兩人皆是好作家。
除了文筆好，他們之間亦有兩點類近引我注意，我早於14年前已撰文指出﹕一、兩人皆以罵人聞名，罵起人來，肆無忌憚，情緒性與娛樂性十足，搶盡眼球，無人能避；二、兩人皆因罵人而橫披「狗」名，李敖曾被罵做「小瘋狗」，黃毓民則常被罵做「癲狗」。（如今當然要增添一項﹕兩人皆曾擁有和仍擁有立法議員身分！）
我當時注意到他們的這兩點相似，因為我當時注意到存在於這兩點相似背後的那個common cause，這個「共因」，一言蔽之，眾所周知，就是封閉政權之泰山壓頂，在壓頂之下，李敖和毓民身處異地卻皆量才適性，選擇以瘋癲謾罵的論政姿勢來訴諸大眾，冒險引領選民一泄心底悶氣和擾亂既有秩序。俗語慣說「亂世出英雄」，而在泰山壓頂的當兒，英雄往往就是瘋/癲狗。
14年匆匆過，台灣的封閉政權已改造成功，特區的封閉遊戲卻於今尤烈，台港相比，豈不令人有所遺憾也有所領悟？而我經常暗猜，台灣政治之有所改變，原因甚多，其中之一，肯定是因有包括李敖在內的勇敢文人，憑其精湛的文字技藝，鼓動思潮，煽動民心，大大振奮了福爾摩莎子民的改革意欲。 特區政界人士--尤其泛民袞袞諸公諸婆--每次發出的聲明或每天發表的專欄，若不是口齒不清就必是氣單力弱，用最貧乏的修辭頌念最尋常的道理，悶死人冇命賠，讀得多了，民主未可即得，卻必先因過於悶蛋而易得胃病甚至胃癌，有損健康，不宜常閱。泛民諸黨顯然不屑於毓民的「瘋狗策略」，但若能多向毓民取經，提升文字的感染力，想必有助提升特區民主的進步速度。
2.以李敖為師？
李敖在立法委員任期內，罵盡高官，八面威風，連謝長廷和李遠哲都要對他低頭賠罪。李敖之所以威風，一來固在於詞鋒銳利、辯才無礙，二來則在於其立論明確、證據充足，正如李自己曾說，「每個人都懂得罵別人是王八蛋，但只有我李敖能夠證明你是王八蛋」。
但在詞鋒與辯才與立論與證據以外，李敖亦有動手動腳的時候，某年某月某日，他曾在台灣立法院內為了阻撓民進黨政府做冤大頭向美帝購買軍備，不惜噴放瓦斯，把現場人士熏得喊苦連天。可是，奇招歸奇招、激烈歸激烈，李敖終究未能成功，法案仍是通過了，武器仍是購買了，台灣政府仍是做了冤大頭。
對此奇招，李敖於事後沒有作出太大解釋，但其實也不必解釋了，因為他向來玩世，必是雖然明知道不會奏效，卻仍以噴瓦斯為樂，聊替自己和選民出氣，而在其心底，我猜，恐怕不會太把此事當真，因為他於18年前已曾撰文痛批議會內的暴力政治。當時，陳水扁擔任立法委員，由於不滿行政院長郝柏村的國家六年計劃草案，走到他的報告台前，先是出手橫掃桌上的水杯和文件，再而搶去郝柏村手裏的草案，撕碎，扔地。李敖對此大為不滿，在文章內狠狠罵道﹕
「違反民主的議會規格，根本就是民進黨優為之的一條路。他們一開始就走上了歧途，結果相激相蕩、有樣學樣，破格行事，非此不快……本來，在國民黨統治下，台灣的民主政治就是一種假的民主政治，因為它一開始就距離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極為遙遠。
所謂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指道道地地的英美式民主政治，而不是掛羊頭賣狗肉的英美式民主政治……英美式民主政治的最大特色，在於他們把民主當成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教養、一種格調，這種種優良品質，形成了所謂民主風度。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巴特勒（N. M. Butler）說﹕『當一名紳士的難處之一是，你不被允許粗暴的主張自己的權利。』（One of the embarrassments of being a gentleman is that you are not permitted to be violent in asserting your rights.）英美式民主政治，不論議會問政也好、抗議遊行也罷，都不時興粗暴。政治立場，儘管堅定；但表達這種立場，卻『其爭也君子』。
在台灣，四十年的蹉跎，失掉了建立民主櫥窗的好機會。民進黨一出道，攻擊國民黨不民主，我有同感；但民進黨的民主又在哪裏，也令人急。民進黨內部結構上如何不民主，姑且不談它；外在表現上的粗暴，卻是有目共睹的。不論在議會論政或在馬路上抗議遊行，都是一派粗暴，這就太沒水準了。
汪精衛曾悍然對青年黨說﹕國民黨的天下是自己打來的，你們不滿意，去革命好了。民進黨如性好粗暴，不如去革命，不必假民主之名養成許多非民主的壞習慣，這樣荒腔走板，沒把國民黨搞垮，卻先把民主搞垮了。張鴻學批評朱高正，說﹕『講民主，你沒有風度；搞革命，你不敢。』若不以人廢言，這話說得真不錯。民進黨的最大悲哀是，它有機會建立民主櫥窗，卻一開始就誤入了歧途，一切弄得不倫不類，卻還懵然不知，洋洋自得。
民主議會裏應有的規範，陳水扁當然清楚，清楚卻有破格的、沒風度的舉止，當然是從壞榜樣學來的。壞榜樣可太多了，但是以未曾規範做藉口，擅行破壞議會規格，顯然是由朱高正、林正傑之流作俑的。兩年前，在林正傑還沒當選立委前，就先朝『立法院』這麼幹了。林正傑率眾到『立法院』旁聽，可是個個身穿『抗議的衣服』，大鬧會場。同時民進黨的朱高正在旁助威，認為﹕『旁聽人穿著有標語的衣服進入議場，那是他們的表現自由。』但是，主席反問了一句 ﹕『假使有人在身上貼有「我要進來打朱高正」的條子，警衛是不是能讓他進來？當然不能，所以有些事情希能自我反省一下。』可悲的是，民進黨和國民黨一樣，是疏於自我反省的。
陳水扁以他湛深的法學修養，本可做一位從容而犀利的『立法委員』，但他的缺點是犀利有餘，從容不足，問政態度，失之緊張嚴肅，走火入魔以後，必然淪為朱高正以下的動作，這是很可惜的。我希望他知過必改，為人立下台灣人還是有民主風度的印象，使人知道台灣人不全是沒教養的，這才好。」
18年後的今天重讀李敖這段文字，仍覺虎虎生風，更覺他的提醒與警告，未必只適用於今昔之台灣，亦可能同樣適用於今明之香港。泛民政黨在文字上宜以黃毓民為師，而以李敖為師的黃毓民，在憤怒之餘、在掃場之後，若能重讀李敖舊作，想想李大師的先知式的叮嚀，未嘗不亦為好事一樁。
同道而行，同為李敖讀迷，我在此多嘴兩句，總不算是想拍誰的馬屁吧？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文﹕馬家輝
文章日期：2009年3月4日
【明報專訊】1.以毓民為師！
社民連橫掃立法會後，發表了一篇題為〈不怕孤立，才可獨立〉的立場聲明，筆力之犀利，語態之強悍，令人不管是否附和其內容觀點，仍得同意該組織對於煽情文字之技藝掌握非其他大小政黨所能企及。
社民連的好文字，應是出於黃毓民之手吧？
毓民是名嘴也是名筆，尤其酷愛李敖作品，那句「不怕孤立，才可獨立」，正曾現身於李敖文章，一如他於數年前倉皇遠遊，臨行前扔下兩句動人的「沒有人是孤島」和「喪鐘為誰而敲」，亦正源自於李敖的舊作譯筆。台有李敖，港有毓民，兩人皆是好作家。
除了文筆好，他們之間亦有兩點類近引我注意，我早於14年前已撰文指出﹕一、兩人皆以罵人聞名，罵起人來，肆無忌憚，情緒性與娛樂性十足，搶盡眼球，無人能避；二、兩人皆因罵人而橫披「狗」名，李敖曾被罵做「小瘋狗」，黃毓民則常被罵做「癲狗」。（如今當然要增添一項﹕兩人皆曾擁有和仍擁有立法議員身分！）
我當時注意到他們的這兩點相似，因為我當時注意到存在於這兩點相似背後的那個common cause，這個「共因」，一言蔽之，眾所周知，就是封閉政權之泰山壓頂，在壓頂之下，李敖和毓民身處異地卻皆量才適性，選擇以瘋癲謾罵的論政姿勢來訴諸大眾，冒險引領選民一泄心底悶氣和擾亂既有秩序。俗語慣說「亂世出英雄」，而在泰山壓頂的當兒，英雄往往就是瘋/癲狗。
14年匆匆過，台灣的封閉政權已改造成功，特區的封閉遊戲卻於今尤烈，台港相比，豈不令人有所遺憾也有所領悟？而我經常暗猜，台灣政治之有所改變，原因甚多，其中之一，肯定是因有包括李敖在內的勇敢文人，憑其精湛的文字技藝，鼓動思潮，煽動民心，大大振奮了福爾摩莎子民的改革意欲。 特區政界人士--尤其泛民袞袞諸公諸婆--每次發出的聲明或每天發表的專欄，若不是口齒不清就必是氣單力弱，用最貧乏的修辭頌念最尋常的道理，悶死人冇命賠，讀得多了，民主未可即得，卻必先因過於悶蛋而易得胃病甚至胃癌，有損健康，不宜常閱。泛民諸黨顯然不屑於毓民的「瘋狗策略」，但若能多向毓民取經，提升文字的感染力，想必有助提升特區民主的進步速度。
2.以李敖為師？
李敖在立法委員任期內，罵盡高官，八面威風，連謝長廷和李遠哲都要對他低頭賠罪。李敖之所以威風，一來固在於詞鋒銳利、辯才無礙，二來則在於其立論明確、證據充足，正如李自己曾說，「每個人都懂得罵別人是王八蛋，但只有我李敖能夠證明你是王八蛋」。
但在詞鋒與辯才與立論與證據以外，李敖亦有動手動腳的時候，某年某月某日，他曾在台灣立法院內為了阻撓民進黨政府做冤大頭向美帝購買軍備，不惜噴放瓦斯，把現場人士熏得喊苦連天。可是，奇招歸奇招、激烈歸激烈，李敖終究未能成功，法案仍是通過了，武器仍是購買了，台灣政府仍是做了冤大頭。
對此奇招，李敖於事後沒有作出太大解釋，但其實也不必解釋了，因為他向來玩世，必是雖然明知道不會奏效，卻仍以噴瓦斯為樂，聊替自己和選民出氣，而在其心底，我猜，恐怕不會太把此事當真，因為他於18年前已曾撰文痛批議會內的暴力政治。當時，陳水扁擔任立法委員，由於不滿行政院長郝柏村的國家六年計劃草案，走到他的報告台前，先是出手橫掃桌上的水杯和文件，再而搶去郝柏村手裏的草案，撕碎，扔地。李敖對此大為不滿，在文章內狠狠罵道﹕
「違反民主的議會規格，根本就是民進黨優為之的一條路。他們一開始就走上了歧途，結果相激相蕩、有樣學樣，破格行事，非此不快……本來，在國民黨統治下，台灣的民主政治就是一種假的民主政治，因為它一開始就距離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極為遙遠。
所謂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指道道地地的英美式民主政治，而不是掛羊頭賣狗肉的英美式民主政治……英美式民主政治的最大特色，在於他們把民主當成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教養、一種格調，這種種優良品質，形成了所謂民主風度。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巴特勒（N. M. Butler）說﹕『當一名紳士的難處之一是，你不被允許粗暴的主張自己的權利。』（One of the embarrassments of being a gentleman is that you are not permitted to be violent in asserting your rights.）英美式民主政治，不論議會問政也好、抗議遊行也罷，都不時興粗暴。政治立場，儘管堅定；但表達這種立場，卻『其爭也君子』。
在台灣，四十年的蹉跎，失掉了建立民主櫥窗的好機會。民進黨一出道，攻擊國民黨不民主，我有同感；但民進黨的民主又在哪裏，也令人急。民進黨內部結構上如何不民主，姑且不談它；外在表現上的粗暴，卻是有目共睹的。不論在議會論政或在馬路上抗議遊行，都是一派粗暴，這就太沒水準了。
汪精衛曾悍然對青年黨說﹕國民黨的天下是自己打來的，你們不滿意，去革命好了。民進黨如性好粗暴，不如去革命，不必假民主之名養成許多非民主的壞習慣，這樣荒腔走板，沒把國民黨搞垮，卻先把民主搞垮了。張鴻學批評朱高正，說﹕『講民主，你沒有風度；搞革命，你不敢。』若不以人廢言，這話說得真不錯。民進黨的最大悲哀是，它有機會建立民主櫥窗，卻一開始就誤入了歧途，一切弄得不倫不類，卻還懵然不知，洋洋自得。
民主議會裏應有的規範，陳水扁當然清楚，清楚卻有破格的、沒風度的舉止，當然是從壞榜樣學來的。壞榜樣可太多了，但是以未曾規範做藉口，擅行破壞議會規格，顯然是由朱高正、林正傑之流作俑的。兩年前，在林正傑還沒當選立委前，就先朝『立法院』這麼幹了。林正傑率眾到『立法院』旁聽，可是個個身穿『抗議的衣服』，大鬧會場。同時民進黨的朱高正在旁助威，認為﹕『旁聽人穿著有標語的衣服進入議場，那是他們的表現自由。』但是，主席反問了一句 ﹕『假使有人在身上貼有「我要進來打朱高正」的條子，警衛是不是能讓他進來？當然不能，所以有些事情希能自我反省一下。』可悲的是，民進黨和國民黨一樣，是疏於自我反省的。
陳水扁以他湛深的法學修養，本可做一位從容而犀利的『立法委員』，但他的缺點是犀利有餘，從容不足，問政態度，失之緊張嚴肅，走火入魔以後，必然淪為朱高正以下的動作，這是很可惜的。我希望他知過必改，為人立下台灣人還是有民主風度的印象，使人知道台灣人不全是沒教養的，這才好。」
18年後的今天重讀李敖這段文字，仍覺虎虎生風，更覺他的提醒與警告，未必只適用於今昔之台灣，亦可能同樣適用於今明之香港。泛民政黨在文字上宜以黃毓民為師，而以李敖為師的黃毓民，在憤怒之餘、在掃場之後，若能重讀李敖舊作，想想李大師的先知式的叮嚀，未嘗不亦為好事一樁。
同道而行，同為李敖讀迷，我在此多嘴兩句，總不算是想拍誰的馬屁吧？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2/13/2009
2/05/2009
王丹：我期待「黃金交叉點」
我期待「黃金交叉點」
開放改革卅年之後：
文章日期：2009年2月4日
【明報專訊】編按：朱耀明牧師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為流亡者「立傳」，被放逐的人對自身家國改革三十年仍有精闢、愛深而責切的觀察見解，世紀版今摘刊王丹就此揮筆之文，以饗讀者。
開放多而改革少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程，我們首先必須釐清兩個概念：
第一，我們在回顧的時候，談論的到底是「改革」還是「經濟改革」？我們必須了解，「改革」是綜合性的社會機制調整，經濟領域僅僅是社會的一部分，而「經濟改革」也僅僅是「改革」的一部分，當我們討論「改革」的時候，就必須把政治改革、社會改革、文化改革乃至於教育制度的改革等等統一起來做綜合的判斷，而不能以經濟改革的成就作為整個三十年中國改革的單一評估標準。
第二，當我們討論到「改革開放」的時候，我們必須注意到，「改革」與「開放」也是兩個不同的部分。中國三十年來走過的道路，到底是開放的程度更多，還是「改革」的程度更多，直接關係到我們對三十年改革開放總成績的評估。在我看來，中國三十年來，基本上是以「開放」作為「改革」的基本模式，對內，無論是家庭聯產責任制，還是股票市場的設立，大多是以政策放開，刺激生產力為主要目標；對外，無論是引進外資，還是加入WTO ，則主要以向外開放中國的市場為主要目標。但是真正觸及舊制度核心的改革卻乏善可陳，這也是三十年來，國有經濟部分增長不足，全靠外資以及民營經濟帶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的原因之一。舊制度不動，企圖依靠開拓新領域來拉動國民經濟增長，這導致了一邊是高速的經濟增長，另一邊是舊的矛盾沒有解決，新的矛盾不斷出現的狀。因此，開放多，改革少，也是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特點之一。
脆弱而醜陋的「私人自由」
在釐清這樣兩個概念之後，我認為回顧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結果，以下幾個特點是不應忽視的：
一、中國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別是在經濟領域。但這些成就很難完全歸功於中共政權。社會本身積蓄了極大的能量，在政府放開的領域噴發出來，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因。國際資本尋找市場以獲取利潤，也是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如果說徹底否認這個政權在經濟方面的正面意義，有點偏激的話，那麼我們至少可以說中國當局在中國經濟發展上，很大程度本身也是需要克服的障礙。這種障礙尤其明顯地表現在縱容權貴集團瓜分國有資產，從而一步步加劇社會不公正程度方面。隨改革的停頓、政府腐敗程度的加重，它的障礙作用現在愈來愈明顯。
同時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政府的權力範圍在縮小，權力的有效性、集中程度在下降，這是指在愈來愈多的領域、地區，比如鄉村、比如工廠，比如在各種社會福利中，連黑奴工這樣的事情都會堂而皇之地出現，而且地方、部門的利益在強化、固化。但另一方面，政府的權力受到的限制也在縮小，動員能力在加強，甚至權力的集中程度也在提高。譬如，各個地方都是一把手專政，這是在改革前的時代也見不到的。
此外，在評估中國經濟增長的成就的同時，我們必須看到，這樣的經濟增長實際上是依靠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來推行的，這是個改革成本大為降低，這就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秘密。但是，這樣的增長，是建立在社會弱勢全體的利益受到盤剝的基礎上的，是一種不公義的增長。它的代價其實是巨大的，只是當社會矛盾被經濟增長速度掩蓋的時候，我們不可能看到這樣的代價是多麼巨大。
二，由於在政治領域的壓制，對公共生活的打壓，使得中國人的公共生活，無論是政治生活還是娛樂生活都極為扭曲，也許更為可怕的是人們已經逐漸熟悉了、習慣了這種扭曲。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一個奴役人的政權，它主要的作用在於奴役人的精神，準確地說是奴役人在公共生活中的精神。在私人領域人們獲得了自由，但是，很顯然沒有公共生活的經歷，這種自由常常表現得很脆弱，也很醜陋。
我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國面臨的最大的危機，就是民族精神的匱乏和道德與倫理的全面沉淪。人民對於民族精神的渴求表現在對國家統一的捍衛以及對以奧運會為代表的民族自尊心的高需求上，但是在扭曲的社會環境下，這樣萌芽的民族精神被逐漸引導到與民主、人權等人類基本價值對立的方向上，產生了具備暴力性質的民族主義狂熱，這是未來十年最令人憂心的社會動向。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隨個人獲得了自由，個人的精神也在成長，人們知道了自己權利的重要性，懂得了只有自己才能保衛自己的利益。應該說，最近這些年來，高調的理想主義的政治訴求在減少、降溫，但現實主義的，對自己權利、利益的捍衛卻在不斷升溫。
三、貧富差距、社會不公在中國是愈來愈嚴重的問題。這是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路徑選擇導致的。中國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選擇了一條鼓勵少數人利用制度落差先富起來的方式，但是這樣的思路存在兩個問題：第一、由誰來決定是哪些人可以先富起來？那些與權力沒有關係的弱勢群體成為犧牲品，某種程度上也成了利益集團獲取暴利的墊腳石，他們的不滿正在積累之中，早晚會爆發出來。第二、當市場經濟逐漸完善，各項制度準備成形的時候，原先那些新富階層為了保有自己的利益，勢必會反對新的改革，他們，也就是權貴集團，因此而成為未來改革的最大阻力。這從某種程度上推翻了現代化利潤的重要觀點，就是致富了的中產階級會自發產生民主化的衝動。
按照一般的社會發展理論，中產階級的興起必將帶動民主化訴求的產生，這不僅是西方對中國前景的普遍預測，也是國內很多不願面對政治變革的人的自我 心理安慰。但是這樣的觀點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在中國的特殊環境下，這樣的理論可以說既正確又不正確。
說它不正確，是因為相對於西方現代化理論中的市民階層的定義，中國所謂的中產階級並非完全獨立於政治權力和國家機器。相反，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國家力量的一部分，至少是周邊部分。他們與政府的關係可以說是唇齒相依，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讓這樣的中產階級支援以分割國家權力為重點的社會和政治變革，完全是與虎謀皮。事實上，政治改革威脅到的不僅是當權者的利益，也是這些中產階級的利益。因此，他們不僅不可能成為民主化的鼓吹者，實際上是能成為民主化的阻擋力量。
說它正確，是因為中產階級的崛起會導致民主化的理論真的要在中國變為現實，前提條件是中國出現真正的中產階級。這樣的中產階級，不再依賴與國家權力的關係致富，面對政府充分獨立。他們背靠的是社會而不是國家，他們的利益與社會結合在一起。這樣的中產階級，才有可能提出社會變革的訴求，他們的捐贈才有可能流向民間社會，而不是政府機構或者單純的慈善事業。當獨立的非政府組織，敢於講話的媒體，甚至是政治反對運動開始得到這樣的中產階級的經濟支援的時候，中國的民主化才有可能真正動。這樣的中產階級，作為公民社會的一部分，實際上正在出現。這是我們對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的原因。
中產階級仍是民主之冀
最後我們還要看到，目前來說，儘管存在大規模的社會不公，但中國並不存在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階層鬥爭的象，而官民之間的矛盾才是根本的矛盾。也就是說，政治問題，會愈來愈成為中國的核心問題。這有兩個發展的方向：一個是民對自己利益的捍衛，使得他們痛恨政府的肆意欺凌。第二個是利益集團之間的衝突，他們都有駕馭政治的欲望和手段，他們之間的爭鬥也要求他們建立規矩。第三個是經濟和社會精英對專制權力的痛恨，他們迫切地希望限制權力，如果不是駕馭權力的話。這三個方向如何發展、演化，將決定中國未來的政治走向。
總的來看，我建議用「國家—社會關係」的模式來看中國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也就是說，總體來看，中國要改變，必須調整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在過去的六十年中，國家制度的設計，其目的是用來改造社會，改造人，而不是用於自我調整以適應社會環境的變化。在國家—社會的關係中，雙方是不平等的，國家的力量遠遠大於社會的力量。這樣的態勢至今沒有決定性的改變。而大量的社會矛盾，實際上就是國家—社會關係失衡的表現。因此，未來的十年，觀察中國的重要指標之一，就是看國家力量與社會力量之間的此消彼長。當有一天，公民社會的充分發展，使得社會力量開始超越國家力量的時候，就是「黃金交叉點」的出現，那時就是中國真正實現政治轉型的起點。
這樣的「黃金交叉點」會不會出現呢？我是比較樂觀的。我認為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一個成果——這個成果既不是政府有意引導產生的，也不是政府樂於看到的——就是公民社會的逐漸成長。隨計劃體制的不斷萎縮和國家權力從若干社會領域內有限地撤出，由國家壟斷幾乎所有社會資源的局面逐漸改變了。首先在農村，然後在城市，人們開始有了更多的選擇，更大的空間。社會流動性增加了，生活的多樣性也日益明顯。
在此過程中，國家開始失去對意識形態的壟斷。過去數十年裏行之有效的思想控制難以為繼，正統意識形態不但面臨各種新思潮的挑戰，而且為舊事物的復蘇所困擾。目睹宗族、寺廟、教堂和傳統禮俗在全國範圍內的重現，人們不無驚異地發現，舊的風俗、習慣、信仰和行為方式竟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能在長期嚴酷的思想改造運動之後，又在一夜之間復蘇。自然，這一時期隨社會空間擴展而出現的並不只是舊的社會組織和行為方式，而且有許多更具現代意味的社會組織形式：各種仲介性社會組織，包括各種學會、協會、研究會、職業團體以及與日常生活有更密切聯繫的大大小小的結社。這些社會組織既不同於舊式的的社會組織如宗族，也不同於1950年代以後建立的各種所謂「人民團體」或「群組織」，後者雖被冠以「人民」、「群」之名，實際只是官方組織的延伸。在一些研究者看來，正是這類仲介性社會組織的出現和發展，構成中國當代公民社會的核心。
公民社會的力量體現之一，就是打破中共輿論壟斷的前景，已經顯得清晰和樂觀起來。目前，比較有效的資訊傳播方式，除電子信箱外，還可借助於動網通，這些軟體將成為中國社會資訊自由傳播的中轉站和加速器。我們相信，隨能夠登陸境外時政網站的中國網民的增加，網路異議社區的壯大將以幾何級數迅速增長，那時候，中共所面對的政治壓力 將大大加重，這將迫使他們在政治鎮壓上有所顧忌，而民主變革的步伐，也將因自由資訊的傳播而加快。中國社會多年累計的政治難題，已經不允許這種變革無限拖延下去。而這種網路異議社區的壯大，也使得全中國的異議人士更容易溝通和交流，使異議者的行動更加成熟，並且形成協作與配合，勾畫未來民主社會的雛形。
（本文經編者刪節，標題為編者取）
RTHK．想一想中國
香港電台 電視節目《想一想中國》之訪問王丹專輯於本周五播出（2月6日），晚上7時無翡翠台，港台網站http://www.rthk.org.hk提供直播及節目重溫。
[文／王丹]
開放改革卅年之後：
文章日期：2009年2月4日
【明報專訊】編按：朱耀明牧師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為流亡者「立傳」，被放逐的人對自身家國改革三十年仍有精闢、愛深而責切的觀察見解，世紀版今摘刊王丹就此揮筆之文，以饗讀者。
開放多而改革少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程，我們首先必須釐清兩個概念：
第一，我們在回顧的時候，談論的到底是「改革」還是「經濟改革」？我們必須了解，「改革」是綜合性的社會機制調整，經濟領域僅僅是社會的一部分，而「經濟改革」也僅僅是「改革」的一部分，當我們討論「改革」的時候，就必須把政治改革、社會改革、文化改革乃至於教育制度的改革等等統一起來做綜合的判斷，而不能以經濟改革的成就作為整個三十年中國改革的單一評估標準。
第二，當我們討論到「改革開放」的時候，我們必須注意到，「改革」與「開放」也是兩個不同的部分。中國三十年來走過的道路，到底是開放的程度更多，還是「改革」的程度更多，直接關係到我們對三十年改革開放總成績的評估。在我看來，中國三十年來，基本上是以「開放」作為「改革」的基本模式，對內，無論是家庭聯產責任制，還是股票市場的設立，大多是以政策放開，刺激生產力為主要目標；對外，無論是引進外資，還是加入WTO ，則主要以向外開放中國的市場為主要目標。但是真正觸及舊制度核心的改革卻乏善可陳，這也是三十年來，國有經濟部分增長不足，全靠外資以及民營經濟帶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的原因之一。舊制度不動，企圖依靠開拓新領域來拉動國民經濟增長，這導致了一邊是高速的經濟增長，另一邊是舊的矛盾沒有解決，新的矛盾不斷出現的狀。因此，開放多，改革少，也是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特點之一。
脆弱而醜陋的「私人自由」
在釐清這樣兩個概念之後，我認為回顧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結果，以下幾個特點是不應忽視的：
一、中國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別是在經濟領域。但這些成就很難完全歸功於中共政權。社會本身積蓄了極大的能量，在政府放開的領域噴發出來，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因。國際資本尋找市場以獲取利潤，也是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如果說徹底否認這個政權在經濟方面的正面意義，有點偏激的話，那麼我們至少可以說中國當局在中國經濟發展上，很大程度本身也是需要克服的障礙。這種障礙尤其明顯地表現在縱容權貴集團瓜分國有資產，從而一步步加劇社會不公正程度方面。隨改革的停頓、政府腐敗程度的加重，它的障礙作用現在愈來愈明顯。
同時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政府的權力範圍在縮小，權力的有效性、集中程度在下降，這是指在愈來愈多的領域、地區，比如鄉村、比如工廠，比如在各種社會福利中，連黑奴工這樣的事情都會堂而皇之地出現，而且地方、部門的利益在強化、固化。但另一方面，政府的權力受到的限制也在縮小，動員能力在加強，甚至權力的集中程度也在提高。譬如，各個地方都是一把手專政，這是在改革前的時代也見不到的。
此外，在評估中國經濟增長的成就的同時，我們必須看到，這樣的經濟增長實際上是依靠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來推行的，這是個改革成本大為降低，這就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秘密。但是，這樣的增長，是建立在社會弱勢全體的利益受到盤剝的基礎上的，是一種不公義的增長。它的代價其實是巨大的，只是當社會矛盾被經濟增長速度掩蓋的時候，我們不可能看到這樣的代價是多麼巨大。
二，由於在政治領域的壓制，對公共生活的打壓，使得中國人的公共生活，無論是政治生活還是娛樂生活都極為扭曲，也許更為可怕的是人們已經逐漸熟悉了、習慣了這種扭曲。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一個奴役人的政權，它主要的作用在於奴役人的精神，準確地說是奴役人在公共生活中的精神。在私人領域人們獲得了自由，但是，很顯然沒有公共生活的經歷，這種自由常常表現得很脆弱，也很醜陋。
我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國面臨的最大的危機，就是民族精神的匱乏和道德與倫理的全面沉淪。人民對於民族精神的渴求表現在對國家統一的捍衛以及對以奧運會為代表的民族自尊心的高需求上，但是在扭曲的社會環境下，這樣萌芽的民族精神被逐漸引導到與民主、人權等人類基本價值對立的方向上，產生了具備暴力性質的民族主義狂熱，這是未來十年最令人憂心的社會動向。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隨個人獲得了自由，個人的精神也在成長，人們知道了自己權利的重要性，懂得了只有自己才能保衛自己的利益。應該說，最近這些年來，高調的理想主義的政治訴求在減少、降溫，但現實主義的，對自己權利、利益的捍衛卻在不斷升溫。
三、貧富差距、社會不公在中國是愈來愈嚴重的問題。這是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路徑選擇導致的。中國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選擇了一條鼓勵少數人利用制度落差先富起來的方式，但是這樣的思路存在兩個問題：第一、由誰來決定是哪些人可以先富起來？那些與權力沒有關係的弱勢群體成為犧牲品，某種程度上也成了利益集團獲取暴利的墊腳石，他們的不滿正在積累之中，早晚會爆發出來。第二、當市場經濟逐漸完善，各項制度準備成形的時候，原先那些新富階層為了保有自己的利益，勢必會反對新的改革，他們，也就是權貴集團，因此而成為未來改革的最大阻力。這從某種程度上推翻了現代化利潤的重要觀點，就是致富了的中產階級會自發產生民主化的衝動。
按照一般的社會發展理論，中產階級的興起必將帶動民主化訴求的產生，這不僅是西方對中國前景的普遍預測，也是國內很多不願面對政治變革的人的自我 心理安慰。但是這樣的觀點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在中國的特殊環境下，這樣的理論可以說既正確又不正確。
說它不正確，是因為相對於西方現代化理論中的市民階層的定義，中國所謂的中產階級並非完全獨立於政治權力和國家機器。相反，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國家力量的一部分，至少是周邊部分。他們與政府的關係可以說是唇齒相依，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讓這樣的中產階級支援以分割國家權力為重點的社會和政治變革，完全是與虎謀皮。事實上，政治改革威脅到的不僅是當權者的利益，也是這些中產階級的利益。因此，他們不僅不可能成為民主化的鼓吹者，實際上是能成為民主化的阻擋力量。
說它正確，是因為中產階級的崛起會導致民主化的理論真的要在中國變為現實，前提條件是中國出現真正的中產階級。這樣的中產階級，不再依賴與國家權力的關係致富，面對政府充分獨立。他們背靠的是社會而不是國家，他們的利益與社會結合在一起。這樣的中產階級，才有可能提出社會變革的訴求，他們的捐贈才有可能流向民間社會，而不是政府機構或者單純的慈善事業。當獨立的非政府組織，敢於講話的媒體，甚至是政治反對運動開始得到這樣的中產階級的經濟支援的時候，中國的民主化才有可能真正動。這樣的中產階級，作為公民社會的一部分，實際上正在出現。這是我們對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的原因。
中產階級仍是民主之冀
最後我們還要看到，目前來說，儘管存在大規模的社會不公，但中國並不存在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階層鬥爭的象，而官民之間的矛盾才是根本的矛盾。也就是說，政治問題，會愈來愈成為中國的核心問題。這有兩個發展的方向：一個是民對自己利益的捍衛，使得他們痛恨政府的肆意欺凌。第二個是利益集團之間的衝突，他們都有駕馭政治的欲望和手段，他們之間的爭鬥也要求他們建立規矩。第三個是經濟和社會精英對專制權力的痛恨，他們迫切地希望限制權力，如果不是駕馭權力的話。這三個方向如何發展、演化，將決定中國未來的政治走向。
總的來看，我建議用「國家—社會關係」的模式來看中國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也就是說，總體來看，中國要改變，必須調整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在過去的六十年中，國家制度的設計，其目的是用來改造社會，改造人，而不是用於自我調整以適應社會環境的變化。在國家—社會的關係中，雙方是不平等的，國家的力量遠遠大於社會的力量。這樣的態勢至今沒有決定性的改變。而大量的社會矛盾，實際上就是國家—社會關係失衡的表現。因此，未來的十年，觀察中國的重要指標之一，就是看國家力量與社會力量之間的此消彼長。當有一天，公民社會的充分發展，使得社會力量開始超越國家力量的時候，就是「黃金交叉點」的出現，那時就是中國真正實現政治轉型的起點。
這樣的「黃金交叉點」會不會出現呢？我是比較樂觀的。我認為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一個成果——這個成果既不是政府有意引導產生的，也不是政府樂於看到的——就是公民社會的逐漸成長。隨計劃體制的不斷萎縮和國家權力從若干社會領域內有限地撤出，由國家壟斷幾乎所有社會資源的局面逐漸改變了。首先在農村，然後在城市，人們開始有了更多的選擇，更大的空間。社會流動性增加了，生活的多樣性也日益明顯。
在此過程中，國家開始失去對意識形態的壟斷。過去數十年裏行之有效的思想控制難以為繼，正統意識形態不但面臨各種新思潮的挑戰，而且為舊事物的復蘇所困擾。目睹宗族、寺廟、教堂和傳統禮俗在全國範圍內的重現，人們不無驚異地發現，舊的風俗、習慣、信仰和行為方式竟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能在長期嚴酷的思想改造運動之後，又在一夜之間復蘇。自然，這一時期隨社會空間擴展而出現的並不只是舊的社會組織和行為方式，而且有許多更具現代意味的社會組織形式：各種仲介性社會組織，包括各種學會、協會、研究會、職業團體以及與日常生活有更密切聯繫的大大小小的結社。這些社會組織既不同於舊式的的社會組織如宗族，也不同於1950年代以後建立的各種所謂「人民團體」或「群組織」，後者雖被冠以「人民」、「群」之名，實際只是官方組織的延伸。在一些研究者看來，正是這類仲介性社會組織的出現和發展，構成中國當代公民社會的核心。
公民社會的力量體現之一，就是打破中共輿論壟斷的前景，已經顯得清晰和樂觀起來。目前，比較有效的資訊傳播方式，除電子信箱外，還可借助於動網通，這些軟體將成為中國社會資訊自由傳播的中轉站和加速器。我們相信，隨能夠登陸境外時政網站的中國網民的增加，網路異議社區的壯大將以幾何級數迅速增長，那時候，中共所面對的政治壓力 將大大加重，這將迫使他們在政治鎮壓上有所顧忌，而民主變革的步伐，也將因自由資訊的傳播而加快。中國社會多年累計的政治難題，已經不允許這種變革無限拖延下去。而這種網路異議社區的壯大，也使得全中國的異議人士更容易溝通和交流，使異議者的行動更加成熟，並且形成協作與配合，勾畫未來民主社會的雛形。
（本文經編者刪節，標題為編者取）
RTHK．想一想中國
香港電台 電視節目《想一想中國》之訪問王丹專輯於本周五播出（2月6日），晚上7時無翡翠台，港台網站http://www.rthk.org.hk提供直播及節目重溫。
[文／王丹]
1/30/2009
1/27/2009
鄧志新：被動民主的開始
被動民主的開始
文章日期：2009年1月27日
【明報專訊】元月19日，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省長黃華華繼去年後再次發信給廣東線民拜年，呼籲大家繼續網絡「拍磚」建言獻策，強調不排斥「愣憤青」，也不貶抑「打醬油」，但更重要的是要張揚理性、道德和責任，「頂」起一個富有建設性的網絡社會。引人注目的是，公開信中應用了 「打醬油」「頂」等最流行的網絡語言，積極肯定民間自發的「參政議政」，形同歐美政客喜歡採用的「家書」或「圍爐談話」，由高高在上的訓話轉向與民眾溝通，展示汪帥其開放性的一面。
事實上，利用網絡造勢，早成了汪洋特意打造開放的執政風格之重要部分。在重慶任職市委書記之時，汪洋致信「全球網友 」問政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議題，到了改革開放前沿廣東，他又組織建言廣東思想解放的拍磚網友會面座談，他是首個被報道擁有QQ號的高官、「2007 年度網絡知識分子」，還向廣東官員推薦弗利民關於互聯網的著作《世界是平的》。
面對網絡這個全新的互動平台，政府官員能放下陳腐濫調的官腔套話，因為傳統科層化的傳播秩序完全不適用，相反，網絡的廣場效應，卻能呈現執政者廣開言路，虛心納諫，重視民意管道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公開信雖然未提及正席捲全國的整治互聯網低俗之風專項行動，但告誡線民要「把握好虛擬與現實、權利與責任、自由與法治的界限」。只是事實證明，突破「自由與法治」界限，破壞「一個健康、安全而又充滿活力的網絡社會」不是網友，恰恰是不受制衡的公權力。
譬如，匯集了中文媒體最活躍的一批公共知識分子的牛博網，最近因「登載大量時政有害資訊」而被命令關閉。牛博網作為輿論先鋒的聚集地，在2007年已經被關閉一次，大家都知道2009年是敏感年份，封網也在預期之中。外界的聲援是必然的，只不過與江湖其地位相比，牛博網自身反應似嫌低調，兩周前牛博網友冉雲飛被「勒令清洗」，眾多牛博博主發帖抗議；而今網站關閉，站長羅永浩發表了宣言「我將若無其事地歸來開放」，博主們化整為零紛紛啟用個人功能變數名稱或轉移到其他備份網站。
羅永浩的口頭禪就是「不要把自己當外賓」，揣測他的考量，面對現實的監管勢力，大聲嚷嚷向外電宣揚表示抗議，實際用處不大。不可否認，只要考慮到項目的延續性和商業性，牛博網就得跟那些被中宣部「和諧」的傳統媒體一樣，儘量低調並回絕外力介入，倘若與監管者撕破臉皮後，大家都很難在同一個屋簷下相處，反而不可能達成妥協。雖然這樣做未必會有積極結果，但是如果沒有妥協，不相信堅韌的抗爭，還有什麼更有效的途徑呢？
如何看待這兩則消息，用連岳的話總結說，那就是「壞消息是，網絡控制會加強；好消息是，這個局域網夠大，網絡民意已難逆轉，官員開始學習討好多數——這算是被動民主的開始吧」。
[鄧志新——內地媒體從業者]
文章日期：2009年1月27日
【明報專訊】元月19日，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省長黃華華繼去年後再次發信給廣東線民拜年，呼籲大家繼續網絡「拍磚」建言獻策，強調不排斥「愣憤青」，也不貶抑「打醬油」，但更重要的是要張揚理性、道德和責任，「頂」起一個富有建設性的網絡社會。引人注目的是，公開信中應用了 「打醬油」「頂」等最流行的網絡語言，積極肯定民間自發的「參政議政」，形同歐美政客喜歡採用的「家書」或「圍爐談話」，由高高在上的訓話轉向與民眾溝通，展示汪帥其開放性的一面。
事實上，利用網絡造勢，早成了汪洋特意打造開放的執政風格之重要部分。在重慶任職市委書記之時，汪洋致信「全球網友 」問政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議題，到了改革開放前沿廣東，他又組織建言廣東思想解放的拍磚網友會面座談，他是首個被報道擁有QQ號的高官、「2007 年度網絡知識分子」，還向廣東官員推薦弗利民關於互聯網的著作《世界是平的》。
面對網絡這個全新的互動平台，政府官員能放下陳腐濫調的官腔套話，因為傳統科層化的傳播秩序完全不適用，相反，網絡的廣場效應，卻能呈現執政者廣開言路，虛心納諫，重視民意管道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公開信雖然未提及正席捲全國的整治互聯網低俗之風專項行動，但告誡線民要「把握好虛擬與現實、權利與責任、自由與法治的界限」。只是事實證明，突破「自由與法治」界限，破壞「一個健康、安全而又充滿活力的網絡社會」不是網友，恰恰是不受制衡的公權力。
譬如，匯集了中文媒體最活躍的一批公共知識分子的牛博網，最近因「登載大量時政有害資訊」而被命令關閉。牛博網作為輿論先鋒的聚集地，在2007年已經被關閉一次，大家都知道2009年是敏感年份，封網也在預期之中。外界的聲援是必然的，只不過與江湖其地位相比，牛博網自身反應似嫌低調，兩周前牛博網友冉雲飛被「勒令清洗」，眾多牛博博主發帖抗議；而今網站關閉，站長羅永浩發表了宣言「我將若無其事地歸來開放」，博主們化整為零紛紛啟用個人功能變數名稱或轉移到其他備份網站。
羅永浩的口頭禪就是「不要把自己當外賓」，揣測他的考量，面對現實的監管勢力，大聲嚷嚷向外電宣揚表示抗議，實際用處不大。不可否認，只要考慮到項目的延續性和商業性，牛博網就得跟那些被中宣部「和諧」的傳統媒體一樣，儘量低調並回絕外力介入，倘若與監管者撕破臉皮後，大家都很難在同一個屋簷下相處，反而不可能達成妥協。雖然這樣做未必會有積極結果，但是如果沒有妥協，不相信堅韌的抗爭，還有什麼更有效的途徑呢？
如何看待這兩則消息，用連岳的話總結說，那就是「壞消息是，網絡控制會加強；好消息是，這個局域網夠大，網絡民意已難逆轉，官員開始學習討好多數——這算是被動民主的開始吧」。
[鄧志新——內地媒體從業者]
1/01/2009
張信剛：四十年來家國
四十年來家國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日
【明報專訊】（一）
2009年元旦在即。回首2008年的大事，真可謂「罄竹難書」；展望2009年的去路，頗有些「忐忑不安」。今天適逢耶誕節前夕，我坐在女兒紐約州家中的書齋裏，眼望窗外的皚皚白雪，不禁浮想聯翩，讓時光倒流整整40年。
（二）
1968年12月24日傍晚，寒風刺骨，雪花紛飛，我與妻子駕我們那輛半新不舊的汽車來往穿梭於芝加哥北部郊區密西根湖濱的幾個小鎮之間。商家多數仍然開門，等待那些最後一分鐘才買聖誕禮物的人們；我們雖然不是買禮物，卻也是趕最後一分鐘。
1968年對我個人的事業是一個分界點；1968年對全世界也有深遠的影響。
從這一年的農曆春節開始，美國在越南的戰局逐漸失利；國內的反戰民意也日益強烈，迫使一手主導越戰的詹森總統宣布不再競選連任。4月底，我參加一位美國同學的婚禮，婚禮前兩小時傳來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牧師遭暗殺的消息，新郎因此罕有地提議大家在禮儀開始前默哀一分鐘。6月，競選民主黨總統提名的羅伯特甘迺迪參議員竟與他的兄長約翰甘迺迪總統遭遇同樣命運，被刺身亡。這時，黑人組織 「黑豹黨」與激進的學生組織「SDS」（「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試圖用綁票、炸彈等暴力方式推翻美國的社會制度。
8月間，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在芝加哥舉行，連日有各種組織的群眾在不同地點示威遊行。一個晚上，我和兩位美國同學到市中心的希爾頓飯店門前看熱鬧，見到大群人手執蠟燭遊行，為麥加錫參議員助選。不久街上情開始混亂；就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國民衛隊正在毆打一批示威群眾，並逮捕了後來世界聞名的「芝加哥七人」。
十月裏，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墨西哥城舉行，好幾位美國黑人金牌得主在領獎時帶黑手套高舉右臂表示支持「黑權」（Black Power），並低下頭不看正在升起的美國國旗。
在中國，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在軍人的管制下繼續進行「打擊階級敵人」 和「觸及人們靈魂深處」的「鬥私批修」。
在西歐，法國的大學生革命豪情高漲，反對當時的教育制度；一部分人甚至試圖推翻資本主義社會，重建一百年前的「巴黎公社」。
在東歐，捷克的知識分子在部分共產黨領導人默許甚至支援下，發動了「布拉格之春」，企圖改變政體，因而引出了「蘇聯有權干預任何社會主義國家」的「勃列日涅夫教條」和蘇聯坦克部隊的大舉入侵。
如果當時有人提出，40年之後，美國會選出一個黑人總統，中國會成為美國的最大債權國，蘇聯會消亡，捷克、波蘭、德國和法國將會使用同一種貨幣，這人決不會被大家尊為先知，而會被嘲笑為嘩眾取寵。
（三）
當時的世界雖然很不安寧，卻還容得下我在密西根湖畔的一張平靜書桌。
「芝加哥七人」被捕的高潮過後，我的博士論文也基本完成。我決定接受布法羅（Buffalo）紐約州立大學的聘書，並應承1969年1月6日春季學期開學之前到任。
本來以為12月初可以完成論文，結果拖到真正最後的「死線」。如果我要依約在1969年1月6日之前到達布法羅，1月4日就必須離開芝加哥，也就是說我的論文答辯最晚也要在1月4日上午舉行。按照大學的規定，論文必須在答辯前10天（也就是12月24日）呈交研究生院並送給論文委員會的各教授審閱。
我的論文在12月24日下午終於開始複印。4時50分第一冊裝訂完成，我同實驗室的一位好友以百米競賽的速度把它送往研究生院；另外5冊則由我們自己開車分送5位教授家中。由於天氣太冷，在送完4家之後，汽車左後輪的車胎居然扁了。等我一顛一簸地找到一家加油站，由站內技工加上一個內胎，重新充滿氣時，已是晚上9點鐘了。我硬頭皮去按漢彌爾頓教授家的門鈴，心想交出論文之後轉身就跑。哪知開門的是教授夫人，她立即就示意要我們進去。接教授出來說，我們在等你們共度聖誕夜。來！快先喝一杯熱蘋果汁暖一暖身！
1969年1月4日上午，我在少數捧場的朋友們的「寡」目睽睽之下，坐在5位教授對面的位子上，進行了一個半小時的答辯。當他們開完閉門會把我再叫進去，稱呼我為「張博士」時，我感覺一片茫然。
喝了一杯朋友們預先準備的香檳之後，我們回家把全部家當（主要是書籍和衣服）塞滿汽車前座之外的所有空間。下午5點鐘，天色已黑，風雪大作，兩個無知無畏的戰士踏上了人生征途的另一段路程。
1月5日中午抵達布法羅；下午到大學報到；1月6日我開始講授基礎流體力學。
1月20日尼克森就任美國第37任總統。他的總統生涯遠比我的教書生涯要不順利。
但是我在紐約州立大學的開始也不平靜。不少教員與學生三天兩頭就放棄上課而舉行「教入（Teach-In）」；我參加實驗工作的深海生理實驗室還曾被人放置過一個土炸彈。儘管美國人對越戰的看法很不一致，但是1969年夏天，太空人阿姆斯壯登上月球，邁出了他「個人的一小步」和「人類的一大步」，卻得到了舉國一致的歡呼。
（四）
在個人生命中，有因就有果；對國家社會來說，也是有果必有因。
互聯網、數碼照相、衛星遙感技術、無線通訊、基因工程、幹細胞、納米技術等等，雖然不是40年前就可以預測得到的，但都其來也有自：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對科研創新的重視和對外國科研人才的吸收就是這些新技術全部都出自美國的原因。
蘇聯解體、歐盟成立、中國崛起、伊斯蘭主義抬頭、美國成為恐怖主義的首要目標，這些也都是40年前所無法預見的，但卻又不是無可尋。今天的地球暖化、能源危機、恐怖主義、全球性傳染病，以及最近爆發出來的金融海嘯，都各有其源頭和脈絡。
40年後，人們會生活在怎麼樣的世界中，我無從預料。我能預言的是，40年後，中國和美國將是世界上最具經濟活力，綜合國力最強的兩個國家。我的論據很簡單。
中國有任何國家所不能比擬的豐沛而有素質的人力資源；中國人民想要國家現代化和社會進步的意願十分強烈；中國社會的文化凝聚力非常堅固；中國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的大趨勢不可阻擋，將會是經濟發展巨大而長期的推動力。只要不爆發戰爭，中國的振興是絕對可期的。
美國的自然條件十分優越；美國的經濟實力和文化影響力舉世無雙；美國社會的自我調適能力極為強大；美國社會對創造力的鼓勵是世界上任何國家都難以與之相比的。即使這次金融海嘯可能會令美國的國勢下滑，「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何這匹「駱駝」只是生了場病？
我相信，未來的世界既不是單極的，也不會是雙極的。世界很可能會分成幾個大區域性的經濟圈。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加上南美洲已經是一個大經濟圈。中國，日本，韓國，加上東盟國家，可能還包括澳大利亞會形成另外一個的強大的經濟圈。歐盟當然是一個經濟圈。俄羅斯和一部分獨聯體國家很可能形成一個經濟圈；但是由於它的總人口不夠多，所以俄羅斯也有可能像彼得大帝所設想的那樣，加入歐洲。
目前還看不清楚的是伊斯蘭世界和印度將會發展到什麼程度，以及會以何種身分參加21世紀的「大遊戲」。（19世紀的「大遊戲」是英國和俄羅斯在中亞的角逐。）
印度在四十年後將會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它是由使用15種文字，大約85%的屬於不同種姓（castes）的印度教人口和大約15%的穆斯林人口所組成。作為一個強國，它需要加強內部凝聚力；作為一個單獨的經濟圈，它將會受到資源的制約。雖然它和鄰近的孟加拉、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和波斯灣諸國都有歷史淵源，但又有宗教隔閡，所以很難真正形成一個區域性的經濟圈。
伊斯蘭世界是當今國際政治中最大的不確定因素。今天地球上約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即13億人，是穆斯林；他們在近50個國家佔人口的一半以上。伊斯蘭世界的人口重心在南亞和東南亞；但它的文化重心和地緣政治中心卻毫無疑問地在西亞、東北非和中亞，也就是目前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所在的地區以及以色列和主要阿拉伯國家所在的地區。歷史上，全部伊斯蘭世界都曾受到歐洲基督教徒的侵略與壓迫。從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看，全體伊斯蘭國家都在做現代化的努力，但都舉步維艱；到目前為止，除了土耳其，還沒有一個伊斯蘭國家實現了工業化。從現實政治看，伊斯蘭世界不是一個統一體，正如基督教徒為主的國家不是一個統一體。但是，伊斯蘭教的特質之一便是所有穆斯林都屬於同一社區（Umma）的號召力以及他們對外教人的態度的一致性。很明顯，在今後的世界格局中，幾個大經濟圈都會尋求與伊斯蘭世界的合作以及對它的影響。然而，非化石能源的逐漸發展將會減低西亞與中亞的戰略重要性；伊斯蘭世界的未來發展也就更多了一種不確定因素。
（五）
40年前，我完全不可能預見我的教學生涯會把我從布法羅帶到加拿大的蒙特利爾，再到洛杉磯；之後來香港，折回匹茲堡，再回到香港工作到退休。當然，我更不可能知道，退休後我還會到北京給清華大學的本科生講授《游走於文明之間》的課程，和向北京大學的研究生講歐亞各國的歷史文化對當今國際態勢的影響。
我對未來既有相當信心又有些憂慮。為了我的子孫，也為了這個世界，我希望中、美兩個國家的人民會有足夠的智慧，增加了解，彼此尊重，合作互利，而不是在未來的「大遊戲」中惡性競爭，一損俱損。
這就是為什麼在我開始教學生涯40周年之際，我樂意地接受我外孫女小學的邀請，向她和她的同學們講解中國文化中「和而不同」的哲理。
張信剛--香港城市大學前校長及榮休教授，北京大學名譽教授，清華大學名譽教授
[文／張信剛]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日
【明報專訊】（一）
2009年元旦在即。回首2008年的大事，真可謂「罄竹難書」；展望2009年的去路，頗有些「忐忑不安」。今天適逢耶誕節前夕，我坐在女兒紐約州家中的書齋裏，眼望窗外的皚皚白雪，不禁浮想聯翩，讓時光倒流整整40年。
（二）
1968年12月24日傍晚，寒風刺骨，雪花紛飛，我與妻子駕我們那輛半新不舊的汽車來往穿梭於芝加哥北部郊區密西根湖濱的幾個小鎮之間。商家多數仍然開門，等待那些最後一分鐘才買聖誕禮物的人們；我們雖然不是買禮物，卻也是趕最後一分鐘。
1968年對我個人的事業是一個分界點；1968年對全世界也有深遠的影響。
從這一年的農曆春節開始，美國在越南的戰局逐漸失利；國內的反戰民意也日益強烈，迫使一手主導越戰的詹森總統宣布不再競選連任。4月底，我參加一位美國同學的婚禮，婚禮前兩小時傳來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牧師遭暗殺的消息，新郎因此罕有地提議大家在禮儀開始前默哀一分鐘。6月，競選民主黨總統提名的羅伯特甘迺迪參議員竟與他的兄長約翰甘迺迪總統遭遇同樣命運，被刺身亡。這時，黑人組織 「黑豹黨」與激進的學生組織「SDS」（「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試圖用綁票、炸彈等暴力方式推翻美國的社會制度。
8月間，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在芝加哥舉行，連日有各種組織的群眾在不同地點示威遊行。一個晚上，我和兩位美國同學到市中心的希爾頓飯店門前看熱鬧，見到大群人手執蠟燭遊行，為麥加錫參議員助選。不久街上情開始混亂；就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國民衛隊正在毆打一批示威群眾，並逮捕了後來世界聞名的「芝加哥七人」。
十月裏，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墨西哥城舉行，好幾位美國黑人金牌得主在領獎時帶黑手套高舉右臂表示支持「黑權」（Black Power），並低下頭不看正在升起的美國國旗。
在中國，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在軍人的管制下繼續進行「打擊階級敵人」 和「觸及人們靈魂深處」的「鬥私批修」。
在西歐，法國的大學生革命豪情高漲，反對當時的教育制度；一部分人甚至試圖推翻資本主義社會，重建一百年前的「巴黎公社」。
在東歐，捷克的知識分子在部分共產黨領導人默許甚至支援下，發動了「布拉格之春」，企圖改變政體，因而引出了「蘇聯有權干預任何社會主義國家」的「勃列日涅夫教條」和蘇聯坦克部隊的大舉入侵。
如果當時有人提出，40年之後，美國會選出一個黑人總統，中國會成為美國的最大債權國，蘇聯會消亡，捷克、波蘭、德國和法國將會使用同一種貨幣，這人決不會被大家尊為先知，而會被嘲笑為嘩眾取寵。
（三）
當時的世界雖然很不安寧，卻還容得下我在密西根湖畔的一張平靜書桌。
「芝加哥七人」被捕的高潮過後，我的博士論文也基本完成。我決定接受布法羅（Buffalo）紐約州立大學的聘書，並應承1969年1月6日春季學期開學之前到任。
本來以為12月初可以完成論文，結果拖到真正最後的「死線」。如果我要依約在1969年1月6日之前到達布法羅，1月4日就必須離開芝加哥，也就是說我的論文答辯最晚也要在1月4日上午舉行。按照大學的規定，論文必須在答辯前10天（也就是12月24日）呈交研究生院並送給論文委員會的各教授審閱。
我的論文在12月24日下午終於開始複印。4時50分第一冊裝訂完成，我同實驗室的一位好友以百米競賽的速度把它送往研究生院；另外5冊則由我們自己開車分送5位教授家中。由於天氣太冷，在送完4家之後，汽車左後輪的車胎居然扁了。等我一顛一簸地找到一家加油站，由站內技工加上一個內胎，重新充滿氣時，已是晚上9點鐘了。我硬頭皮去按漢彌爾頓教授家的門鈴，心想交出論文之後轉身就跑。哪知開門的是教授夫人，她立即就示意要我們進去。接教授出來說，我們在等你們共度聖誕夜。來！快先喝一杯熱蘋果汁暖一暖身！
1969年1月4日上午，我在少數捧場的朋友們的「寡」目睽睽之下，坐在5位教授對面的位子上，進行了一個半小時的答辯。當他們開完閉門會把我再叫進去，稱呼我為「張博士」時，我感覺一片茫然。
喝了一杯朋友們預先準備的香檳之後，我們回家把全部家當（主要是書籍和衣服）塞滿汽車前座之外的所有空間。下午5點鐘，天色已黑，風雪大作，兩個無知無畏的戰士踏上了人生征途的另一段路程。
1月5日中午抵達布法羅；下午到大學報到；1月6日我開始講授基礎流體力學。
1月20日尼克森就任美國第37任總統。他的總統生涯遠比我的教書生涯要不順利。
但是我在紐約州立大學的開始也不平靜。不少教員與學生三天兩頭就放棄上課而舉行「教入（Teach-In）」；我參加實驗工作的深海生理實驗室還曾被人放置過一個土炸彈。儘管美國人對越戰的看法很不一致，但是1969年夏天，太空人阿姆斯壯登上月球，邁出了他「個人的一小步」和「人類的一大步」，卻得到了舉國一致的歡呼。
（四）
在個人生命中，有因就有果；對國家社會來說，也是有果必有因。
互聯網、數碼照相、衛星遙感技術、無線通訊、基因工程、幹細胞、納米技術等等，雖然不是40年前就可以預測得到的，但都其來也有自：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對科研創新的重視和對外國科研人才的吸收就是這些新技術全部都出自美國的原因。
蘇聯解體、歐盟成立、中國崛起、伊斯蘭主義抬頭、美國成為恐怖主義的首要目標，這些也都是40年前所無法預見的，但卻又不是無可尋。今天的地球暖化、能源危機、恐怖主義、全球性傳染病，以及最近爆發出來的金融海嘯，都各有其源頭和脈絡。
40年後，人們會生活在怎麼樣的世界中，我無從預料。我能預言的是，40年後，中國和美國將是世界上最具經濟活力，綜合國力最強的兩個國家。我的論據很簡單。
中國有任何國家所不能比擬的豐沛而有素質的人力資源；中國人民想要國家現代化和社會進步的意願十分強烈；中國社會的文化凝聚力非常堅固；中國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的大趨勢不可阻擋，將會是經濟發展巨大而長期的推動力。只要不爆發戰爭，中國的振興是絕對可期的。
美國的自然條件十分優越；美國的經濟實力和文化影響力舉世無雙；美國社會的自我調適能力極為強大；美國社會對創造力的鼓勵是世界上任何國家都難以與之相比的。即使這次金融海嘯可能會令美國的國勢下滑，「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何這匹「駱駝」只是生了場病？
我相信，未來的世界既不是單極的，也不會是雙極的。世界很可能會分成幾個大區域性的經濟圈。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加上南美洲已經是一個大經濟圈。中國，日本，韓國，加上東盟國家，可能還包括澳大利亞會形成另外一個的強大的經濟圈。歐盟當然是一個經濟圈。俄羅斯和一部分獨聯體國家很可能形成一個經濟圈；但是由於它的總人口不夠多，所以俄羅斯也有可能像彼得大帝所設想的那樣，加入歐洲。
目前還看不清楚的是伊斯蘭世界和印度將會發展到什麼程度，以及會以何種身分參加21世紀的「大遊戲」。（19世紀的「大遊戲」是英國和俄羅斯在中亞的角逐。）
印度在四十年後將會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它是由使用15種文字，大約85%的屬於不同種姓（castes）的印度教人口和大約15%的穆斯林人口所組成。作為一個強國，它需要加強內部凝聚力；作為一個單獨的經濟圈，它將會受到資源的制約。雖然它和鄰近的孟加拉、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和波斯灣諸國都有歷史淵源，但又有宗教隔閡，所以很難真正形成一個區域性的經濟圈。
伊斯蘭世界是當今國際政治中最大的不確定因素。今天地球上約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即13億人，是穆斯林；他們在近50個國家佔人口的一半以上。伊斯蘭世界的人口重心在南亞和東南亞；但它的文化重心和地緣政治中心卻毫無疑問地在西亞、東北非和中亞，也就是目前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所在的地區以及以色列和主要阿拉伯國家所在的地區。歷史上，全部伊斯蘭世界都曾受到歐洲基督教徒的侵略與壓迫。從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看，全體伊斯蘭國家都在做現代化的努力，但都舉步維艱；到目前為止，除了土耳其，還沒有一個伊斯蘭國家實現了工業化。從現實政治看，伊斯蘭世界不是一個統一體，正如基督教徒為主的國家不是一個統一體。但是，伊斯蘭教的特質之一便是所有穆斯林都屬於同一社區（Umma）的號召力以及他們對外教人的態度的一致性。很明顯，在今後的世界格局中，幾個大經濟圈都會尋求與伊斯蘭世界的合作以及對它的影響。然而，非化石能源的逐漸發展將會減低西亞與中亞的戰略重要性；伊斯蘭世界的未來發展也就更多了一種不確定因素。
（五）
40年前，我完全不可能預見我的教學生涯會把我從布法羅帶到加拿大的蒙特利爾，再到洛杉磯；之後來香港，折回匹茲堡，再回到香港工作到退休。當然，我更不可能知道，退休後我還會到北京給清華大學的本科生講授《游走於文明之間》的課程，和向北京大學的研究生講歐亞各國的歷史文化對當今國際態勢的影響。
我對未來既有相當信心又有些憂慮。為了我的子孫，也為了這個世界，我希望中、美兩個國家的人民會有足夠的智慧，增加了解，彼此尊重，合作互利，而不是在未來的「大遊戲」中惡性競爭，一損俱損。
這就是為什麼在我開始教學生涯40周年之際，我樂意地接受我外孫女小學的邀請，向她和她的同學們講解中國文化中「和而不同」的哲理。
張信剛--香港城市大學前校長及榮休教授，北京大學名譽教授，清華大學名譽教授
[文／張信剛]
12/17/2008
馬家輝：陳吳崩壞 台灣崛起
陳吳崩壞 台灣崛起／文﹕馬家輝
——兼談馬英九的政治技藝
文章日期：2008年12月16日
【明報專訊】馬英九經常被譏「不懂政治」，但觀乎其對於陳水扁「貪瀆家族」提請起訴的日期選定，我們恐怕有必要收回這句論斷了。
羈押多日，偵查多時，為什麼檢察官不早不晚會於大前天正式起訴陳水扁貪瀆集團？這是個非常值得玩味的時間點，忘了哪位西哲說過，「政治藝術往往就是時間拿的藝術」，若此為真，大前天確實充滿政治意味。
選定大前天公布起訴書，最主要考量應是因為昨天是兩岸三通直航的歷史時刻，趕於此前把陳水扁貪瀆集團在法律的鐵盒內釘死鎖死，從陰暗的角度，等於為痛恨陳水扁的北京獻送了一份厚禮，箇中心意，胡錦濤 主席不可能不暗暗領受。
然而更具關鍵意義是光明一面，馬英九向來是光明磊落的人，值得我們在這方面對他付出多幾分尊重和信任。
所謂光明的一面，就是趕在三通以前起訴陳水扁，為了讓台灣民眾能夠把「打擊貪瀆」和「兩岸開放」兩樁事件合在一起思考、察看，從而深切反省，過往8年，福爾摩莎因為貪腐愚昧而失去了一些什麼；往後8年，如果懂得創造和掌握機會，又可搶回一些什麼。打擊貪瀆是拒絕沉淪，兩岸開放是迎上提升，一起一落，起落之間，台灣人民若仍不懂汲取教訓，那便實在笨得無藥可救也不再值得去救了。
陳水扁主政8年，貪瀆之深腐敗之切早已令台灣民主蒙塵蒙羞，而其百般阻撓兩岸交流千般挑釁兩岸關係更令福爾摩莎走向孤立封閉，後者罪行，長遠來看，嚴重程度其實絕不遜於前者。
在2000年出戰總統時，陳水扁明明在政綱裏是有提及「開放三通」的；他清清楚楚地表示，三通直航乃兩岸大勢所趨，迎之則生，拒之則亡，民間和商界皆能透過三通獲利，有福齊享，做個既有錢又有面的台灣人。勝選之後，就任之初，台灣經濟出現了負增長，民間和商界皆強烈要求盡快落實三通，但陳水扁立即變臉，左拖右延，不僅遲遲不予制訂積極政策，反而屢屢發出恐嚇挑撥的負面言詞，把兩岸關係提升到前所未見之緊張。2003年，由於民進黨花蓮縣長補選失利，陳水扁一方面透過行政院提出《兩岸直航評估報告》，討論所謂「直航三階段論」之可能性，但另方面又透過國防部提出《兩岸直航安全評估報告》，威脅民眾，若有航線東西飛行穿越台海中線，等於替中國解放軍創建了「吞併台灣」的最佳航道，嚴重影響台灣安全云云。
白臉黑臉，陳水扁都唱了，但誰都知道白臉是假的，黑臉才是真的，對於兩岸直航，陳水扁拖完兩年又兩年再兩年又兩年，一拖8年，鎖死兩航，再配合文化教育的「去中國化」政策，台灣社會便在困局中原地打轉甚至自我磨損，資本沒出路，人力沒工做，視野沒長進，整整接近3000個日子，海峽那邊的經濟是每年以雙位數字的速度往前增長，海峽這邊的經濟則是在火藥味中往下墜落，福爾摩莎幾乎變成「福爾磨砂」，光亮的表皮被磨光光了，只剩一片白茫茫，看不清楚前景何在。
幸好陳水扁已經快要變成歷史了。小馬哥主政數月，似欲以前所未有的效率補回過去8年所損失的機遇，先有兩會復談，再有兩岸開放，昨天起，三通了、直航了，這當然只是起頭的一步，但亦是意義極其重要的一步，因為三通直航的全面啟動和持續落實皆要以互信做基礎，兩岸能夠踏出這步，等於向世人宣示，彼此有了足夠的互信去開展各式各樣的可能性，由這角度看，這一步很可能很快便成為一「彈」，在互信的基礎上，像跳彈一樣，兩岸攜手以驚人的速度往上跳升，合作實踐各方面的探索和嘗試。美國神學家James Freeman Clarke 曾說，「政客關心的總是下一場選舉勝敗，政治家關懷的卻是下一個世代禍福」，在此定義下，馬英九肯定比陳水扁遠遠更接近於政治家。
對香港人來說，陳水扁貪瀆集團之遭起訴亦是意義重大。回歸十年以來，傳媒和學者常把香港和上海看成一個「雙城故事」，互有競爭，互有補濟，不離不棄，相生相剋。然而在現實民間，真正被許許多多香港人引之為對比互照的對象卻是台灣而不是上海。
陳水扁先後兩次選上總統，儘管第二次選得不乾不淨，但在香港人眼中，台灣人始終擁有更多的政治人權和自由，至少，他們手裏有票，這回被陳水扁騙了，4年後，仍可透過選票把推他出來的政黨撤換下來，「換人做做看」，絕不容許你永遠在位永遠胡作非為。換人之後，如果幸運，如果換對了，失去的將有機會可補回，這便是民主的可貴；民主意味機會，有機會便有希望。
如今，陳水扁任滿下台、罪滿遭控，又是另一次讓香港人看得目瞪口呆的政治啟示。民主與法治原來確是雙子兒，用選票把他推上台，他若做得不好，用選票把他換掉；他若做了壞事，更可用法律把他拘押起訴囚禁，在馬英九治下，民主和法治的共生共進得到了動人的示範，令不少香港人猛流口水。上海是富強的，但若欠缺公義與人權，富強的意義何在呢？有理想的香港人又怎會甘於把自己跟其相比呢？把香港和上海合為「雙城記」，實在低估了甚至侮辱了香港人。要合，要比，香港人應把眼光開拓西望而不是集中北看。
陳水扁貪瀆集團被起訴，難免令人湧起歷史重演之類感嘆。美國總統杜魯門曾罵蔣宋家族「他們一家都是賊！」羅斯福夫人亦曾嘲諷蔣宋家族「他們能把民主政治說得天花亂墜，卻不懂得生活在民主政治裏」，有以借之，其實完全適用於今天的陳吳家族。
陳吳家族比蔣宋家族不幸，因為後者光榮去世，至今仍未被清算審判；但陳吳家族又比蔣宋家族幸運，因為前者能夠透過自身的官司刑罰向今之台灣展示民主法治之可貴和重要，令後世之官之民不敢太過於造次，在這意義上，陳吳家族對福爾摩莎的「歷史貢獻」終究大於姓蔣和姓宋的。陳吳崩壞，台灣崛起。這是歷史的詭秘。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兼談馬英九的政治技藝
文章日期：2008年12月16日
【明報專訊】馬英九經常被譏「不懂政治」，但觀乎其對於陳水扁「貪瀆家族」提請起訴的日期選定，我們恐怕有必要收回這句論斷了。
羈押多日，偵查多時，為什麼檢察官不早不晚會於大前天正式起訴陳水扁貪瀆集團？這是個非常值得玩味的時間點，忘了哪位西哲說過，「政治藝術往往就是時間拿的藝術」，若此為真，大前天確實充滿政治意味。
選定大前天公布起訴書，最主要考量應是因為昨天是兩岸三通直航的歷史時刻，趕於此前把陳水扁貪瀆集團在法律的鐵盒內釘死鎖死，從陰暗的角度，等於為痛恨陳水扁的北京獻送了一份厚禮，箇中心意，胡錦濤 主席不可能不暗暗領受。
然而更具關鍵意義是光明一面，馬英九向來是光明磊落的人，值得我們在這方面對他付出多幾分尊重和信任。
所謂光明的一面，就是趕在三通以前起訴陳水扁，為了讓台灣民眾能夠把「打擊貪瀆」和「兩岸開放」兩樁事件合在一起思考、察看，從而深切反省，過往8年，福爾摩莎因為貪腐愚昧而失去了一些什麼；往後8年，如果懂得創造和掌握機會，又可搶回一些什麼。打擊貪瀆是拒絕沉淪，兩岸開放是迎上提升，一起一落，起落之間，台灣人民若仍不懂汲取教訓，那便實在笨得無藥可救也不再值得去救了。
陳水扁主政8年，貪瀆之深腐敗之切早已令台灣民主蒙塵蒙羞，而其百般阻撓兩岸交流千般挑釁兩岸關係更令福爾摩莎走向孤立封閉，後者罪行，長遠來看，嚴重程度其實絕不遜於前者。
在2000年出戰總統時，陳水扁明明在政綱裏是有提及「開放三通」的；他清清楚楚地表示，三通直航乃兩岸大勢所趨，迎之則生，拒之則亡，民間和商界皆能透過三通獲利，有福齊享，做個既有錢又有面的台灣人。勝選之後，就任之初，台灣經濟出現了負增長，民間和商界皆強烈要求盡快落實三通，但陳水扁立即變臉，左拖右延，不僅遲遲不予制訂積極政策，反而屢屢發出恐嚇挑撥的負面言詞，把兩岸關係提升到前所未見之緊張。2003年，由於民進黨花蓮縣長補選失利，陳水扁一方面透過行政院提出《兩岸直航評估報告》，討論所謂「直航三階段論」之可能性，但另方面又透過國防部提出《兩岸直航安全評估報告》，威脅民眾，若有航線東西飛行穿越台海中線，等於替中國解放軍創建了「吞併台灣」的最佳航道，嚴重影響台灣安全云云。
白臉黑臉，陳水扁都唱了，但誰都知道白臉是假的，黑臉才是真的，對於兩岸直航，陳水扁拖完兩年又兩年再兩年又兩年，一拖8年，鎖死兩航，再配合文化教育的「去中國化」政策，台灣社會便在困局中原地打轉甚至自我磨損，資本沒出路，人力沒工做，視野沒長進，整整接近3000個日子，海峽那邊的經濟是每年以雙位數字的速度往前增長，海峽這邊的經濟則是在火藥味中往下墜落，福爾摩莎幾乎變成「福爾磨砂」，光亮的表皮被磨光光了，只剩一片白茫茫，看不清楚前景何在。
幸好陳水扁已經快要變成歷史了。小馬哥主政數月，似欲以前所未有的效率補回過去8年所損失的機遇，先有兩會復談，再有兩岸開放，昨天起，三通了、直航了，這當然只是起頭的一步，但亦是意義極其重要的一步，因為三通直航的全面啟動和持續落實皆要以互信做基礎，兩岸能夠踏出這步，等於向世人宣示，彼此有了足夠的互信去開展各式各樣的可能性，由這角度看，這一步很可能很快便成為一「彈」，在互信的基礎上，像跳彈一樣，兩岸攜手以驚人的速度往上跳升，合作實踐各方面的探索和嘗試。美國神學家James Freeman Clarke 曾說，「政客關心的總是下一場選舉勝敗，政治家關懷的卻是下一個世代禍福」，在此定義下，馬英九肯定比陳水扁遠遠更接近於政治家。
對香港人來說，陳水扁貪瀆集團之遭起訴亦是意義重大。回歸十年以來，傳媒和學者常把香港和上海看成一個「雙城故事」，互有競爭，互有補濟，不離不棄，相生相剋。然而在現實民間，真正被許許多多香港人引之為對比互照的對象卻是台灣而不是上海。
陳水扁先後兩次選上總統，儘管第二次選得不乾不淨，但在香港人眼中，台灣人始終擁有更多的政治人權和自由，至少，他們手裏有票，這回被陳水扁騙了，4年後，仍可透過選票把推他出來的政黨撤換下來，「換人做做看」，絕不容許你永遠在位永遠胡作非為。換人之後，如果幸運，如果換對了，失去的將有機會可補回，這便是民主的可貴；民主意味機會，有機會便有希望。
如今，陳水扁任滿下台、罪滿遭控，又是另一次讓香港人看得目瞪口呆的政治啟示。民主與法治原來確是雙子兒，用選票把他推上台，他若做得不好，用選票把他換掉；他若做了壞事，更可用法律把他拘押起訴囚禁，在馬英九治下，民主和法治的共生共進得到了動人的示範，令不少香港人猛流口水。上海是富強的，但若欠缺公義與人權，富強的意義何在呢？有理想的香港人又怎會甘於把自己跟其相比呢？把香港和上海合為「雙城記」，實在低估了甚至侮辱了香港人。要合，要比，香港人應把眼光開拓西望而不是集中北看。
陳水扁貪瀆集團被起訴，難免令人湧起歷史重演之類感嘆。美國總統杜魯門曾罵蔣宋家族「他們一家都是賊！」羅斯福夫人亦曾嘲諷蔣宋家族「他們能把民主政治說得天花亂墜，卻不懂得生活在民主政治裏」，有以借之，其實完全適用於今天的陳吳家族。
陳吳家族比蔣宋家族不幸，因為後者光榮去世，至今仍未被清算審判；但陳吳家族又比蔣宋家族幸運，因為前者能夠透過自身的官司刑罰向今之台灣展示民主法治之可貴和重要，令後世之官之民不敢太過於造次，在這意義上，陳吳家族對福爾摩莎的「歷史貢獻」終究大於姓蔣和姓宋的。陳吳崩壞，台灣崛起。這是歷史的詭秘。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12/13/2008
克林頓的“輕描淡寫”
答比問精彩
文章日期：2008年12月13日
【明報專訊】克林頓總統著名能言善道，沒什麼問題能令他答不上來，而且答得很有新意。我想，回答得比問題更精彩才是接受訪問之道，不是迴避，不是說了等於沒說，不論問題多麼尖銳，答得將問題比下去了才算是精於回答的高手。
記者問及他目前美國的經濟困局，他說﹕「他們享受過七年的經濟寬裕的生活啊，我但願我能做三任總統，可惜憲法規限只能當兩任。那末我現在就到世界各地去做我所想做而沒有做完的事，我終身都會如是。」
他又說﹕「你知道嗎？人過了六十歲之後原來可以有一個新開始的，只要繼續動腦筋，做不同的事，人的能力是一樣高的。」
記者問﹕「你不覺得孤單嗎？你常常飛去陌生的國度跟不同的人做事。」克林頓說﹕「不覺得。我自幼家境貧寒，十歲之前家裏還沒有電視機，我的樂趣便是聽人說故事和觀察不同的人。那麼的成長過程，我怎會不享受見陌生人？」
他的回答，變成了一種人生啟示，讓年紀大的人相信自己不會變成廢物，仍然有種新的生命開始。
同時，克林頓也宣揚了自己，你們別以為我不做總統便不重要，今非昔比了。甚至暗串，要是美國只限同一個總統只可以做兩屆太可惜了。他仍然想做第三屆，分明表示小布殊無能。一語讚踩兼備，是很高的說話功力。
有些被問及的人，克林頓提也不提，擺明蔑視，但卻沒有直接批評過那些人有什麼錯，克林頓真是厲害。
懂得答問就是這樣，不用大聲疾呼（像他的老婆希拉里），看似悠悠閒閒地輕描淡寫，實則落墨甚重。
我不認識克林頓，有認識他的朋友說他其實是相當霸道的。要做第一個降落香港新機場的人是誰？那便是克林頓，那時新機場還未啟用，他管你呢，他是以安全為理由要把空軍一號降在新機場。美國在任總統以安全理由要這樣，港府很難推遲，在啟德機場降落，若有什麼三長兩短，港府揹不起。克林頓懂得挑選「安全理由」，高招了吧？
[林燕妮 http://hk.myblog.yahoo.com/eunicelam-123]
文章日期：2008年12月13日
【明報專訊】克林頓總統著名能言善道，沒什麼問題能令他答不上來，而且答得很有新意。我想，回答得比問題更精彩才是接受訪問之道，不是迴避，不是說了等於沒說，不論問題多麼尖銳，答得將問題比下去了才算是精於回答的高手。
記者問及他目前美國的經濟困局，他說﹕「他們享受過七年的經濟寬裕的生活啊，我但願我能做三任總統，可惜憲法規限只能當兩任。那末我現在就到世界各地去做我所想做而沒有做完的事，我終身都會如是。」
他又說﹕「你知道嗎？人過了六十歲之後原來可以有一個新開始的，只要繼續動腦筋，做不同的事，人的能力是一樣高的。」
記者問﹕「你不覺得孤單嗎？你常常飛去陌生的國度跟不同的人做事。」克林頓說﹕「不覺得。我自幼家境貧寒，十歲之前家裏還沒有電視機，我的樂趣便是聽人說故事和觀察不同的人。那麼的成長過程，我怎會不享受見陌生人？」
他的回答，變成了一種人生啟示，讓年紀大的人相信自己不會變成廢物，仍然有種新的生命開始。
同時，克林頓也宣揚了自己，你們別以為我不做總統便不重要，今非昔比了。甚至暗串，要是美國只限同一個總統只可以做兩屆太可惜了。他仍然想做第三屆，分明表示小布殊無能。一語讚踩兼備，是很高的說話功力。
有些被問及的人，克林頓提也不提，擺明蔑視，但卻沒有直接批評過那些人有什麼錯，克林頓真是厲害。
懂得答問就是這樣，不用大聲疾呼（像他的老婆希拉里），看似悠悠閒閒地輕描淡寫，實則落墨甚重。
我不認識克林頓，有認識他的朋友說他其實是相當霸道的。要做第一個降落香港新機場的人是誰？那便是克林頓，那時新機場還未啟用，他管你呢，他是以安全為理由要把空軍一號降在新機場。美國在任總統以安全理由要這樣，港府很難推遲，在啟德機場降落，若有什麼三長兩短，港府揹不起。克林頓懂得挑選「安全理由」，高招了吧？
[林燕妮 http://hk.myblog.yahoo.com/eunicelam-123]
10/29/2008
又見杜老
【改革座谈】杜润生：应把更多农民变为市民
《财经》记者 王长勇 [10-28 17:02]
要真正解决农民问题，让农民富起来，关键还在于城市化，把更多农民变为市民
【《财经网》专稿/记者 王长勇】“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说，改革开放从农村起步，最重要的就是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土地和劳动力。
10月28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经济学家座谈会”，邀请了杜润生、刘国光、高尚全、张卓元、王洛林、李剑阁、郭树清、郑京平等近百名老中青经济学家，集中讨论了当前中国改革发展的迫切问题，以及在当前动荡的全球经济形势下，如何推动改革开放的进程继续前进。
杜润生第一个发言，他说，“我已经95岁了，超过了三个30年，看到改革开放的30年的发展成就，我感到很高兴。”
年事已高的杜老，发言时在尽力让会场所有人听得清晰，但声音颤抖，说话明显有些吃力，说一两句即停顿歇息片刻。
“农村政策要长期不变，但这还不够。” 杜老努力提高声音说，要在稳定土地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允许土地合理流动，允许农民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
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杜老强调说，在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培育土地流转市场，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的流转权不被基层政府侵害。
“要真正解决农民问题，让农民富起来，关键还在于城市化，把更多农民变为市民。” 杜老说，经验证明城市化率上不去，农村要富起来是不可能的。
他说，如今农民已经有了经营土地的自主权，加上市场交易自由，接下来就是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要跟上。” 发言最后，他用右手指指自己的头，微笑着说，“我说话都已经不清楚了，老糊涂了，谢谢大家。”杜老的发言用了三分多钟。
随后，主持本次座谈会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王梦奎，重新宣读了一遍杜老言简意赅的发言稿。■
《财经》记者 王长勇 [10-28 17:02]
要真正解决农民问题，让农民富起来，关键还在于城市化，把更多农民变为市民
【《财经网》专稿/记者 王长勇】“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说，改革开放从农村起步，最重要的就是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土地和劳动力。
10月28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经济学家座谈会”，邀请了杜润生、刘国光、高尚全、张卓元、王洛林、李剑阁、郭树清、郑京平等近百名老中青经济学家，集中讨论了当前中国改革发展的迫切问题，以及在当前动荡的全球经济形势下，如何推动改革开放的进程继续前进。
杜润生第一个发言，他说，“我已经95岁了，超过了三个30年，看到改革开放的30年的发展成就，我感到很高兴。”
年事已高的杜老，发言时在尽力让会场所有人听得清晰，但声音颤抖，说话明显有些吃力，说一两句即停顿歇息片刻。
“农村政策要长期不变，但这还不够。” 杜老努力提高声音说，要在稳定土地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允许土地合理流动，允许农民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
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杜老强调说，在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培育土地流转市场，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的流转权不被基层政府侵害。
“要真正解决农民问题，让农民富起来，关键还在于城市化，把更多农民变为市民。” 杜老说，经验证明城市化率上不去，农村要富起来是不可能的。
他说，如今农民已经有了经营土地的自主权，加上市场交易自由，接下来就是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要跟上。” 发言最后，他用右手指指自己的头，微笑着说，“我说话都已经不清楚了，老糊涂了，谢谢大家。”杜老的发言用了三分多钟。
随后，主持本次座谈会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王梦奎，重新宣读了一遍杜老言简意赅的发言稿。■
10/10/2008
想念錢鋼老師，想念港大
200807第十九屆香港書展上的《中國傳媒與政治改革》
2008年05月12日上午在北京臥佛山莊參加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與《財經》雜志獎學金百人會與錢鋼老師合影
中國傳媒風雲交匯在香港 ．張潔平
2008年10月10日
亞洲周刊第四十一期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劃成立近五年，正式訪問學者六十人，應邀來訪者兩百多人，為中國大陸傳媒人「開了一扇窗」，也完整地展示了近三十年中國傳媒的風雲激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這一天，香港恰逢颱風，驟雨淋漓。十月三日，在國際金融中心二期平台，巨大的落地玻璃將風雲變幻的維港隔在窗外，卻遮擋不住屋裏湧動的另一種激情。
這是《中國傳媒風雲錄》的新書發布會。坐在演講嘉賓席的有書的主編者：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總監陳婉瑩、該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著名報人錢鋼，有出版該書的天地圖書董事長陳松齡、總編顏純、副總編孫立川，還有九十八歲高齡的《文匯報》前社長李子誦、歷史學者朱學勤、前港區人大代表、專欄作家吳康民；而坐在台下的，有剛歷劫歸來的《海峽時報》記者程翔、《炎黃春秋》主編吳思、鳳凰資訊台總編輯呂寧思、《亞洲週刊》總編輯邱立本、台灣資深傳媒人江素惠，有來自香港記者協會、ＴＶＢ、有線新聞、商業電台的執掌者，也有中國《南方都市報》、《瀟湘晨報》、《中國新聞週刊》、《先鋒國家歷史》、《財經》、《南方週末》的主要負責人。
略略看去，從大陸新生代記者、三十多歲的雜誌主編，到見證兩次大地震的錢鋼、見證兩岸和解的邱立本、深挖中國社會潛規則的吳思、因言論獲罪入獄的程翔、再到六四時曾因一個社論天窗和「痛心疾首」四個大字震撼了所有人的《文匯報》李子誦……言笑甚歡的這一屋子普通人，彈指數十年，幾乎構成一部中國當代新聞史。
當程翔握住李子誦老先生的手，當錢鋼說起八十年代在香港《文匯報》北京記者站「朝聖」時的心情，他們眼底隱忍了多年的滄桑，外人很難知曉。
三十年改革開放，中國新聞人既經歷了夢想與激情，也承受著失望與黯淡。收錄在《中國傳媒風雲錄》中，楊繼繩、左方、胡舒立、程益中、錢鋼、陳子明、孫旭培、魏永征、浦志強、胡泳、李大同、盧躍剛、展江等十三位中國傳媒代表人物的回憶與見證，讓這些滄桑以個案的方式一一呈現。吸引兩岸三地新聞「掌門人」來這裏的，正是書裏書外的深刻共鳴。
更有緣的是，共鳴的隱秘交會之地，正是在香港。
如朱學勤所言，對於中國大陸學者或傳媒人來說，香港是不可缺少的一個「氣眼」，「是我們透一口氣，出來看世界的地方」。
《中國傳媒風雲錄》中收錄的所有演講和文章，都是作者到訪香港時所做。這是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劃」的一部分，也是五年前陳婉瑩與錢鋼就已經摩拳擦掌「港大論劍」計劃的第一篇章。
故事，要從兩位主編的相遇說起。在陳婉瑩筆下，這是一個「樸素的開端」：「是不太遠也不太近的事情，我聽說《唐山大地震》的作者到了《南方週末》主持編務，後來又隱約聽到大編輯因為什麼事情被逼下台。……那個晚上，我趕到汕頭市區一個賓館暗暗的咖啡廳的時候，才第一趟和錢鋼見面。……錢鋼比我想像的低調。那個晚上，我們談中國新聞發展的坎坷之路、新聞人的命運，對現狀的無奈，對將來的嚮往。新聞人的共同語言，讓我們之間不需要太多的說服。約好了在香港見面，或者，我們可以做點事業。」
此時，告別《南方週末》兩年的錢鋼，也正在尋找下一步「事業」的可能性。
二零零三年，ＳＡＲＳ（非典）肆虐香港的日子，錢鋼一個在香港短期訪問的計劃被滯留，陳婉瑩原本要去汕頭的工作也擱置。錢鋼住在陳婉瑩家裏，在支持經費還不夠的時候，陳婉瑩的家，是兩岸來往傳媒人最常歇腳的「人民公社」。
至今，錢鋼關於那一段日子的回憶，還充滿著畫面感：「我們就坐在陽台上看海，海面上黑雲翻滾，手機裏每隔幾分鐘就收到一條短信，告訴你，幾公里之外又發現了ＳＡＲＳ個案。張國榮死了。ＳＡＲＳ來了。」
「我們看著海面，每天都在商量：能做點什麼？」
那時，錢鋼剛結束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訪問，深深感念於香港的資訊公開、學術自由、言論無疆界，希望學習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模式，為大陸的傳媒工作者搭起一個立足香港的學術交流平台。
而陳婉瑩則剛剛結束美國尼曼基金支持下，在哈佛做訪問學者的生活。「在哈佛的日子太開心了」，陳婉瑩說：「可以修讀我喜歡的任何專業，古典音樂，哲學，歷史。這對一個記者來說簡直是奢侈。」做了許多年調查記者，壓力大到幾乎承受不住的她，這一年重新充電、放鬆、思考的時間受益太多。「不光是中國大陸的記者，全世界的記者都需要這樣的機會，停下來，想一想，再前進。在香港，這樣的機會太少了。」
一個計劃漸漸在兩人的遺憾與願望中成型：向大陸新聞人提供支持，邀請他們來港交流訪問，在港期間，可以研究，可以演講，可以訪問本地傳媒，算是一個「透氣」的窗口。
兩人說到興起，甚至有了華山論劍般的快感：「港大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所在的儀禮堂，其實是英文名字，還有個中文名叫明原堂。」「那我們要做的，就是明原堂論劍錄。」這個計劃，就是零四年正式成立的「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作為港大新聞系下屬的一個獨立項目，由錢鋼與陳婉瑩共同主持。
第一個訪問學者是當時剛從《南方週末》辭職的年輕記者翟明磊。因為不滿被宣傳部門整肅後領導的管制方式，他在網上發表辭職公開信《我為新聞而來，為新聞而去》。陳婉瑩看到後拍案叫絕，立刻把這個年輕人請到了香港。
第一個作演講的來訪者是盧躍剛。錢鋼印象很深刻，因為一本《大國寡民》的長篇調查報道名滿天下的記者大漢，在香港第一次演講時，使用了太多北方方言，香港學生無法理解，比如「大尾巴狼」，錢鋼必須要拿一塊白板，在旁邊做即時「翻譯」。
「計劃剛剛開始的那一年，特別熱火朝天。」錢鋼回憶說：「有些記者，做了多年調查報道，沒有離開過大陸。首次來港，在陳婉瑩家，一開始講話就無休無止，不停地說，那麼好的海景，看都不看，誰也打不斷他。這麼多年，壓抑太久了。」
中國傳媒研究計劃成立至今近五年，邀請的正式訪問學者有六十人，長則三個月，短則兩個星期；而應邀來往參加各類研討會的大陸傳媒人，已經有超過兩百人次。本次出版的《中國傳媒風雲錄》，就是第一批整理出來的來訪學者的演講及文章收錄。「我們不敢說這些人能完全代表這三十年中國媒體改革的風雲，但是我們可以說，少了他們之中的任何一個，你要說中國傳媒風雲，都不完整。」錢鋼說。
五年，來往港島與大陸的兩百人，如涓涓細流，緩慢而深刻地改變了很多東西。錢鋼把它比作向大陸傳媒人「開了一扇窗」，「專門帶他們去看香港立法會選舉，他們也會去本地媒體訪問、與台灣媒體座談。翟明磊就是從香港開始他對公民社會的追求，直至回去創辦《民間》。這樣的例子有很多」。
而另一方面，是對香港的反作用。二零零四年，盧躍剛第一次演講時的「翻譯」，如今基本不需要了。五年前，香港學生在調查中表示，對大陸傳媒的印象是「沉悶」、「無聊」、「死板」，現在，經過幾十場有血有肉、有笑有淚的演講，已經沒有人這麼覺得。
陳婉瑩至今記得，央視新聞調查製片人講自己明察暗訪的艱辛故事時，台下的香港學生熱淚盈眶。「他們真是被刺激到了。在香港，過去誰會跟你談這些？談理想？談情懷？我們的學生太缺少這個。中國傳媒研究計劃，對中國大陸傳媒人是開了扇窗，對香港學生何嘗不是呢？」
自由港島的角色又一次發揮了它得天獨厚的優勢。《中國傳媒風雲錄》已經出版，陳婉瑩和錢鋼說，訪問計劃要更深入地做下去。「我們不拒絕任何觀點。容納異見，尊重人權，這是這個計劃遵循的基本價值觀，也是我們作為新聞人的價值觀。難得一國兩制給我們留下了這一片思想自由討論的綠洲。」
一九四九年，作家韓素音在香港寫下這樣的句子：「我們坐在這裏，而山那邊隱沒在黑暗中的區域就是中國大陸。我們看不到，但始終能感覺到。中國就是我們守在這裏的理由。」六十年後，無論是李子誦、程翔、陳婉瑩，還是錢鋼、楊繼繩、盧躍剛、程益中……在香港來來往往的他們，這麼多年，誰也沒有改變的，還是那一份家國情懷。
「中國，就是我們守在這裏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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