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華：《明報》與我50年

《明報》與我50年
文章日期：2009年4月20日
【明報專訊】編按：《明報》五十歲了，在香港誕生，在香港茁壯，而貢獻，早已超越了香港。五十年來，我們在摸索中前進，時代不斷變化，我們屢有創新，但不變的是，五十年來，《明報》堅持發掘真相、堅持敢言發聲、堅持依憑理性，這既是我們的核心價值，亦是我們對讀者的誠懇承諾。半世紀的新聞歷程，在在值得回顧與省思，而在省思與回顧之間，我們期盼，能為時代和香港探尋下一個五十年的繁盛去向。今天起，專輯登場，由閱讀《明報》五十年從未間斷的司徒華先生領頭執筆。
要不是《明報》慶祝創刊50周年，我不會想起，我已經持續而未間斷過，讀了《明報》整整半個世紀了。歷來，我每天都讀多份本港報章，大多都持續一段頗長的時間，有特別事故才更換。《明報》的年月最長，而且是唯一的一張，我至今始終沒有更換過而仍在每天閱讀的。
《明報》創刊的第一天，我便閱讀，主要是追金庸的武俠小說。從《新晚報》、《香港商報》，一直追到《明報》。讀他的武俠小說，我每天去追，卻不看結集，因為這樣懸疑的趣味大得多。看結集，則忍不住懸疑的引誘，會翻後面的來看，一看，懸疑消失，也就趣味大減。
我還愛看，初時還不知道是金庸親自執筆的社評。短小精悍，行文輕鬆，不時有「怪論」的招數，不像一般報章的那樣四平八正、板起臉孔、裝腔作勢，長篇大段。
50年的歲月，久遠而悠長，很多印象已經消失或模糊，現在只能憑雖年老而還未至於大衰退的記憶力，記得多少就寫多少。如有錯漏，尚祈指正為感！
《明報》初期的政治傾向
從來，我對任何一家報社的政治傾向，都不介意，但卻留意。那政治傾向，有其內在的、固定的、必然的因素，你的介意只是自作多情而徒勞；但卻是社會生態的一種反映，可供參考而觸動思考，去擴闊視野，必須留意。
《明報》創刊初期，是中間靠左的。那時正值反右後期，接便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大饑荒。《明報》最多只是客觀報道，似乎沒有過什麼批判。這是難怪的，金庸在左派機構工作多年，意識形態上必有所感染，而且還有友情的關係。雖然已自立門戶，但還需借重這種關係，於己有所幫助。
我記得，《明報》最先與左派發生齟齬，是因為中國製造核彈。當時，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大說「寧要核子，不要褲子」。《明報》的社評卻唱反調，以人民生活為重，高調地反駁﹕「寧要褲子，不要核子」。
大亞灣核電廠與「六四」
此外，在我的記憶中，還有兩件事，《明報》的立場，是與左派對立的。
1986年，大亞灣興建核電廠。當時，剛發生了蘇聯切爾諾貝爾核電廠泄漏輻射未久，港人很是恐慌，發起反對的簽名運動，收集得超過100萬個簽名，相信是有簽名運動以來，人數最多的。《明報》也加入了反對的行列。
據聞，當時的新華社社長許家屯，也是反對的，並暗示一些左派著名商界人士去反對。這樣，既有群眾基礎，又有中共重量級人士的暗示，《明報》發出響亮的反對聲音，完全不足為奇。
1989年北京民運，在「六四」鎮壓前，港人已有多次百萬人上街支持。「六四」鎮壓發生了，更是神人共憤，左中右人士都一致加以譴責。6月4日下午，在跑馬地馬場舉行的聲討大會上，李柱銘與我，宣布退出《基本法 》起草委員會。其後，同是《基本法》起草委員的金庸和聖公會主教鄺廣傑，也宣布了退出。金庸退出草委會，已足以說明《明報》對此事的立場了。
但再不久，金庸便出售了《明報》。30年來，他一手把《明報》，從嬰兒撫養長大成為精壯的青年，為什麼甘心而又有決心，是否受到「六四」的影響呢？
「舉行直選共產黨必勝」
金庸一貫反對直選。他與我，同是草委會政制小組的成員，對這點，我很清楚。為了反對直選，他寫了一篇社評，說﹕「舉行直選，共產黨必勝。」他認為：中共在香港有龐大嚴密的組織，又有巨大的資源，而且向來善於發動群眾，所以，在直選中必獲大勝。這可算是怪論，原來要看誰勝，才舉行怎樣的選舉，選舉豈不是與民主完全無關嗎？
為了反對直選，他還寫了一篇社評，說﹕美國選舉總統，也不是直選。這可謂欺人太甚，以為港人全是政治的白癡。美國選舉總統，是在各州選舉投票人，投票人在競選時，必須事先聲明，自己是支持哪一位總統候選人的。選民也根據自己屬意的總統候選人，去支持哪一個投票人。所以，投票人一選出，便知道誰會當選總統。從來沒有人質疑，美國選舉總統是不民主的非直選。金庸是這怪論的創造者。
為了反對直選，金庸還與另一位草委查濟民，在草委會提出一個極不民主的政制方案，被稱為《雙查方案》，列入了諮詢文件。文件公布了，港人嘩然，尤其是大專學生，到《明報》報社門前示威抗議，並焚燒《明報》。這可算是《明報》歷史上最大的污點。
于品海與張曉卿收購
90年代初，金庸以最優惠的方法和價錢，把《明報》賣給了于品海。
于品海與我較熟識。相識時，他是香港觀察社的成員；其後，在八九民運中，來往較密；他更是1990年組織香港民主同盟（民主黨的前身）的主催者之一。他洽購《明報》，一直有與我商量，我是贊成的。到了他與金庸夫婦聯袂旅遊日本，我便知道洽購已近成功了。
他洽購成功後，我給他唯一的意見是﹕《明報》還有很大的潛力，要好好地去發揮，特別是聯繫組織讀者，不可再在其他方面冒進。自此，我們便少有接觸了。
他到底是對生意的興趣，比對文化大。終於在其他方面的冒進，栽了筋斗，不得不又把《明報》賣給了張曉卿。
我與張曉卿，只在2006年見過一面。《明報月刊》舉行慶祝創刊40周年宴會，我獲邀請。對這樣的宴會，我從來都沒有興趣，但這一次因國內雜誌《炎黃春秋》的杜導正和謝韜，應邀來港出席活動。我讀過他們的文章，很佩服，為一瞻其風采便出席了。
在宴會中，張曉卿與我同坐主家席。除寒暄外，他只對我說過一句話﹕我也看你的《三言堂》專欄的。我覺得，他是一個謙厚君子。
據聞，他年青時，似乎因同情馬來西亞共產黨而坐過牢。他的一個弟弟，曾去中國升讀大學，不久遇上文革 ，獲准離開中國，來了香港，卻未能順利返回馬來西亞。
讀馬共書記陳平的回憶錄，知道馬共深受毛澤東思想影響，採取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鬥爭策略。馬共內的華裔黨員，卻大受排擠迫害。相信張曉卿經歷過這樣的歷史，深有體會。
「覺今是而昨非」，再加上他雖然在國內有投資和經商，但在他整個事業上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這樣，他的政治傾向，是會中立而較為開放的。
教師罷課的兩則消息
1973年的文憑教師事件，我首次投身社會運動，自此勇往直前，是一生的關鍵。這場抗爭，尖銳、激烈、複雜、詭譎，留下了深刻難忘的記憶。所以，當時《明報》的表現，我一直放在心上。
4月4日舉行了第一次罷課，當日《明報》訪問了我，報道其後刊出時，在我的訪問的開頭，加插了兩則港英新聞署提供的消息。
一是：當時領導教師罷課的教育團體聯合秘書處，是一個未經註冊的非法組織，將會被檢控。組成這聯合秘書處的，是13個已註冊的合法團體，為什麼聯合起來組成的秘書處，會變成了未經註冊的非法團體呢？這顯然是一種恫嚇，去打擊教師的抗爭。
二是：我的一個弟弟在新華社工作，暗示我也是「左仔」，教師的抗爭有政治背景和動機。
這兩則消息，對在抗爭中的教師和關注事件的社會人士，震撼極大。
遍地破碎的眼鏡玻璃
為了穩住隊伍，減少壓力 ，由我提議，並經聯合秘書處通過，發表聲明，向當局提出這三個條件﹕一、取消升中試，實施9年免費教育；二、推行母語教育；三、改善私校教師待遇。若當局接納，我們便停止抗爭。我們還邀請3位宗教領袖，進行斡旋，他們是﹕天主教主教徐誠斌、聖公會會督白約翰、中華基督教會牧師汪彼得。聲明一出，輿論大為轉變，認為教師以大局為重，深明大義。
當時，倪匡在《明報》的副刊，有一個二三百字的小框框。他連日說﹕教師打退堂鼓了，這聲明只不過是找下台階，要「跌落地抓番一把沙」。
3個宗教領袖的斡旋無效，當局只推搪敷衍。結果，4月13日的第二次罷課，如期舉行，而且比第一次更為成功。這是整個抗爭取得勝利的最重要一役。
第二次罷課後，倪匡很坦率承認走了眼，並說﹕很多人都走了眼，全港遍地都是打碎了的眼鏡玻璃片。
我與《明報》的文字和人事往來
——《明報》與我50年（二之二）

文章日期：2009年4月21日

【明報專訊】黃霑的「口中啖出鳥來」
我在《三言堂》專欄的文字，是1997年5月1日開始見報的。但第一次與《明報》的文字往來，卻早得多，約是在此之前30多年的60年代中期。
那時候，黃霑在副刊有一個專欄。一天，見報的文字的題目是，《口中啖出鳥來》。一入目，我便失笑。
「鳥」是男性生殖器，「口中啖出鳥來」，豈不是廣東話的粗語「含╳」？「啖」應作「淡」，這是《水滸傳》中常出現的句語，是覺得很沒趣無味的意思，他竟然寫錯了。
於是，我署名「一個讀者」，經《明報》轉給他一封信，指出他的錯誤。
他很謙虛大方，立即在專欄上，承認錯誤，向我致謝，並大大讚賞我的信的字，寫得很好和有個性。
其後，港大同學組織「丙午文社」，游順釗邀請我參加，我是其中唯一的校外人士。黃霑也是成員，我由此與他直接相識。但我始終沒有向他披露，給他信的那「一個讀者」就是我。現在，只能讓他在天之靈才知道了。
結集與選輯的出版
我在《三言堂》曾見報的文字，按見報時序，一篇不漏，都陸續結集出版，至今已十七冊。一方面是為了一些讀漏了某篇的讀者，另一方面是為自己把這些文字保存下來，作為往事的紀錄。我還從結集中，選出一些適合老師、家長和學生閱讀的，出版了選輯，現已出版了五輯。不少買了結集的讀者，還再買選輯，我問其緣故。他們說﹕不必再去選出結集中的，給學生和子弟看。
最初，我是向「明報出版社」，請求出版結集的。當時，他們以出版業正在不景氣而拒絕了。於是，我轉求彭志銘的「次文化堂」，他一口答應。出版了第一冊後，銷路不錯，不久即再版。其後，「明報出版社」和「天地圖書」，都曾向我提出，以後的結集轉讓他們出版。我不是一個見異思遷的人，沒有接納，結集和選輯至今仍繼續由「次文化堂」出版下去。
張健波與我最早認識
我是在張健波、馮成章、劉進圖、馬家輝4人力邀之下，才接寫《三言堂》的一言的。見報的第一篇《捨命陪君子》，已說了原委。至今快12年了，粗略計，約共寫了1400篇。
他們4人，都是我的老朋友，相識時都還沒有參加《明報》的工作。
總編輯張健波，相識最早。他說，是在1973年認識我的，大抵是在文憑教師薪酬事件，但我那時卻不認識他。他與張文光是中大同學，1978年一同參加了支持金禧事件中師生的行動，我們才認識。他畢業後，便從事新聞工作。
1983年，他做了記者協會的理事，來教協與我商討，工會工作怎樣做。稍後，他任職《信報月刊》，曾約我和陳文鴻去報社座談，根據座談寫了一篇報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座談中，陳文鴻自白，曾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張健波轉職《明報》後，在我接寫《三言堂》之前，彼此的往來不多。據他說﹕打算寫一篇關於我的文章。我在拭目以待。
馮成章、劉進圖與我
執行總編輯馮成章，與我相識於1985年7月1日。那天，草委會在北京舉行第一次會議，由人大委員長彭真頒發委任證書。當時，他是香港電台 的記者，來採訪，於是便相識了。此後，幾乎每一次的草委會議，不論是全體會議還是小組會議，他都來採訪，自此更熟絡了。此外，也常來採訪而熟識的，還有當時任職商業電台 的陳慧兒和《遠東經濟評論》的劉慧卿。
主筆劉進圖，是在認識馮成章的同一時間認識的。他於港大法律系畢業後，做了李柱銘的秘書，每次都隨來參加草委會大大小小的會議。
一本名叫《〈基本法 〉的基本問題》的小冊子，記述李柱銘與我，對當時未定稿的《基本法》中的一些重要問題的意見。由他執筆，經我檢校後而出版。
李柱銘與我退出草委會後，便再很少和他見面。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到《明報》任職，只知道他沒有到律師行工作過。假如他一畢業後，便專職從事律師工作，相信現在已是名成利就的大律師了。由此可見，他對新聞工作極有興趣，難得「澹泊明志」。
馬家輝先知名後見面
馬家輝是專為《世紀》約稿的。寫《明刀明槍》的關仁，便是他。每一篇首段結尾的兩字，定必是「精彩」。他約來的稿，豈能不「精彩」呢？
在見面之前，我已知道他的名字。因為其令尊是《東方日報》的總編輯，他在該報副刊有一專欄，天天見報。那時候，他還在台灣讀大學，畢業後到美國去深造，專欄一直繼續不停。一邊讀書，一邊天天寫稿，源源不絕，可見是一枝健筆。
我與他直接相識，是在1989年深冬的芝加哥。美國各地支持八九民運的港人，組織一個聯合的團體，在那裏湖邊的希爾頓酒店，舉行第一次大會，李卓人與我前往參加。天氣很冷，氣溫是零下30度，還下大雪。在大會上，他當選為第一屆秘書長。
他獲得博士學位後便返港，大抵隨即加入《明報》。後來，又到城市大學執教，但在《明報》仍以特約顧問的客座身分繼續。他曾囑我寫字一幅，我寫了杜甫的一聯詩贈給他﹕「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上述4人，在我心目中，還是年青人。祝願他們繼續為中國和香港的進步，作出貢獻。
接寫《三言堂》的一言後，每三四個月，他們4人都與我飯敘一次。我聽取他們對拙作的批評，並互相交換對各方面的意見。馬家輝到城大任教後，便沒有再來；劉進圖派去北京，也再不能來。飯敘便剩下了3個人。
衷心感謝《時代》兩編輯
我還要提一提，《時代》的兩個編輯。
因為寫稿用的是鉛筆，經傳真，字體變得很模糊，不時會植錯了字。所以，見報前我總要校對一次。拙作見報之日，編輯便把3天後見報的植字稿，傳真給我校對，我即日便校對傳返，並傳去6日後見報的稿件。倘稍遲，我便會去電催促。2006年，訪問北美，不久，又訪問北美，因為途中傳真不便，我總把10篇稿件提前傳去，校對後才出發。
最初的編輯，是方禮年。他工作認真，態度謙虛誠懇。我只曾與他見過一次面。
後來，他調去編一佛教周刊，接手的是梁佩琪。也只見過一次面，她曾與張健波等人同來飯敘，我對她很有好感。對每一篇拙作，她都很認真校對，往往上網查核出我的一些謬誤，例如古籍中的引文。我實在非常感激她，並多次向張健波讚賞她。這樣的工作態度，必然進步迅速而大。
我謹向方禮年和梁佩琪兩人，致以衷心的謝意，並以此結束本文。
[文／司徒華 編輯：黃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