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1/2007

聽聽歌兒。羅大佑《追夢人》

夢城“書之旅”

Dear all,
再過幾個小時,小女子的夢城“書之旅”就要開始了,想著已開心。
三天三場書事,小女子很貪心啊。呵呵。
一日:午后,去拔萃男書院參加老師的“千言萬語,從哪里開始?——21世紀兩代的面對面”書會,捧龍馬場,見證8003成立以來第一次協辦人文活動。
二日:上午,去金鐘太古參觀“古書展”。或許,會和文道、寧思見。
三日:午后,去天地圖書訪問顏純鉤先生,繼續我的香港出版業追蹤訪談。想知道,這樣一間砼人出版機構,人文出版的選題立場和堅持,還有我所關注的香港出版業的“本地”題材堅持……
當然,看戲,會友,買書……

還是得“快走”

「快走」還是「走吧」
文章日期:2007年11月30日
【明報專訊】電影《色,戒》完整版在港台 兩地風靡一時,望眼欲穿的大陸觀眾終於在十一月一日零時以後,觀賞到了經過李安導演本人操刀剪輯的《色,戒》內地「刪減版」。《色,戒》前四天的放映票房,僅上海聯和院線就高達53.5萬元,全國票房已逼近400萬元,前10天的票房有望突破1000萬元大關。《色,戒》在捧得威尼斯金獅獎之後,不僅港台,大陸票房也如此喜人,李安導演可謂名利雙收。
但是,筆者十一月一日下午在上海港匯廣場永華影院觀看《色,戒》「刪減版」時,整個放映場內不足二十位觀眾,如此冷清,有點出人意外。不過,這可免除人多嘈雜,靜心欣賞李安導演的大手筆。電影放到緊要關頭,在印度珠寶店裏,面對易先生為之購買六克拉大鑽戒的出手不凡,王佳芝「心下轟然一聲」,突然發覺「這個人是真愛我的。」於是低聲說「走吧」。第一聲易先生沒聽明白,用眼光示問,王佳芝又稍稍提高聲音。重複一遍「走吧」。老奸巨猾的易先生這下恍然大悟,炮彈似的奪門而出,竄入車中,「橫衝直撞」的逃逸了。看到這裏,筆者心下也不禁「轟然一聲」,疑竇頓生。張愛玲小說原著中不是明明白白寫「快走」嗎?而且王佳芝只低低說了一聲,卻是斬釘截鐵的一聲,易先生「臉上一呆,但是立刻明白了」。電影為什麼要改成「走吧」呢?而且還要連說兩聲,莫非這裏真有新的玄機不成?
後來筆者從大陸媒體的報道中得知,《色,戒》「刪減版」不但刪去了鄺裕民等被迫殺死老曹的血腥戲鏡頭,不但刪去了易先生與王佳芝瘋狂做愛的情慾戲鏡頭,「還在個別對話上作了細微的調整」,最突出的就是王佳芝把這一句「快走」改口為兩句「走吧」、「走吧」。據悉,為了這處其實決非「細微」的修改,還急召湯唯專門飛到北京為「刪減版」重新配音,很費了一番周折。
顯而易見,這處修改是在大陸有關方面堅決要求下不得不做的修改。以李安導演之聰明,他不會不知道這一字之改會改變乃至顛覆對整個劇情的理解吧?「快走」兩字一出,說明王佳芝對易先生的態度有「好感」也罷,產生了「愛情」也罷,總之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質的激變,要在這千鈞一髮之際變刺殺易先生為救出易先生。「走吧」兩字的分量就大大減輕了,甚至是模棱兩可,模糊不清的。我們可以把這理解為王佳芝到了最後一刻仍在殺易先生還是不殺易先生之間猶豫,仍在特工的責任和男女的情感之間掙扎。這時的王佳芝的形象就向另一維度傾斜了,已不是張愛玲筆下的王佳芝,恐怕也不是李安想要表現的王佳芝了。
大陸放映港台海外電影,有關機構刪節鏡頭,早已是家常便飯,不足為奇。但這次《色,戒》的「刪減版」出自導演李安本人之手,是導演本人認可的,儘管多少會有些無奈。這樣,從電影版本學的角度考察,《色,戒》也就有了兩個不同而又正式的版本,從而也為深入研究小說《色,戒》和電影《色,戒》提供了新的詮釋空間。
[文/龐管]

愉快的不歸路

馬上去
文章日期:2007年11月30日
【明報專訊】始終沒有買那據說已經成為暢銷書的《死前要去的五十個地方》,因為有可能隨時死,又或者拖拖拉拉老不死,如果有了這個名單有了這樣一個時限,恐怕這些地方都會經常擠滿怕死/想死/找死的人,反而更叫我想找出另外五十個不在名單內的有趣地方。
不知是從哪個時候開始,雜誌同行們都得在每年的X周年特刊或者年終節日特刊裏,通宵達旦翻江倒海盡地一煲的分別交出那A-Z,五十,一百個潮吃潮買潮玩名單。最近同時捧在手裏的,就有快滿一周歲的Monocle雜誌的特刊Travel Top Fifty。這群一天到晚在全世界飛來飛去的編輯和作者最有資格選出全球最有效率的轉機場、最令人期待的旅館麻質單、酒店衣櫥裏的最佳掛勾、最佳早餐會議場地、最好的酒店陽台、最佳機場手信……諸如此類,叫我再難集中精神坐在案前寫寫寫,心思思又想出門。
當然也有內地《城市畫報》中國城市創意生活大賞的City Best 100,認真仔細的網羅了上海、北京、香港、廣州、深圳、成都、廈門、杭州、蘇州、青島的最有創意的好人好事好去處──北大的百年大講堂、北京機場輔路草場地的藝術村、圓明園裏的單向街書店、廣州的大學城古村落博物館和一個叫做時代花生的樓盤、蘇州平江路的私房菜館禮耕堂、廈門的Scha沙茶二手店、青島的睿園賓館、深圳的圖書館和OCT-Loft華僑城創意文化園、成都的Loft Hostel四號工廠和K‧畫廊、杭州的龍井草堂、上海的宋芳茶館,還有,還有香港的張保仔船餐廳、嘉咸街街市……
如果決定把這些城市這些地標都編入自己的遊蕩日程,那就真的是無心工作無心睡眠,踏上視死如歸的不歸路了。(關關:哈哈哈!)但只要當中有一處(也實不止一處)能夠讓你感受到當下作為一個中國人的信心野心和驕傲,就值得馬上走路去坐火車去買機票飛去第一身經驗。
[歐陽應霽]

書的命運

書的命運

文章日期:2007年11月30日
【明報專訊】香港這幾天有個「國際古書展」,根據場刊,應該出現一本初版《哈利波特》,布裝硬皮,出版社於一九九七年專為學校圖書館而印,僅有五百本,售價廿五英鎊,到了今天以「善本書」身分標售,喊價兩萬英鎊,亦即港幣卅二萬元,升值整整八百倍。
特區的英童學校有不少「哈迷」,善心的老師早已安排帶領他們前往書展「朝聖」,隔厚厚玻璃望一眼紅色封面的哈氏經典;這是他們的「紅寶書」,說不定有人會感動得眼眶含淚。
可是,且慢,別忘了,「紅寶書」來不了了,英國書商Adrian Harrington表示該書已於月前賣出,買家已把書本取走,所以在書展上,大家看到的很可能只是一張封面照片,旁邊或會擺放一張卡片,上面印一個「Sold」字和幾句抱歉,時也命也,特區「哈迷」終究無緣一睹經典的廬山真貌。(作者按:截稿前最後一秒內線消息,書商內疚,已向買家情商借回該書展出,哈迷總算有福。)
然而這並不表示沒必要帶孩子參觀古書展。儘管買不起或不願買,讓孩子親近一下善本書亦是好的,即或不太明白眼前諸書的前世今生,但看、望,一本薄薄的書居然能夠流傳千年百載,中間輾轉經過多少代人的誦讀與細覽,有人被感動了,有人被啟蒙了,一本書由這個書架遷移到那個書架,有人摸過它,有人抱過它,有人曾經把它遺棄,有人再次將它發現,每本流傳下來的書都經歷過一段動魄驚心的時間旅行,每一頁書都有太多的故事可說。
帶孩子逛一趟古書展吧,親愛的爸媽,買一本場刊,教他們回家後上網搜索「書中書」的歷史故事,像CIS電視劇的偵探般,孩子們可以透過零碎的證據重組歷史的脈絡,從而獲得無比細緻的趣味
這是通識教育 ,開展他們的知識眼界,但這也是品格教育,磨練他們的耐性,訓練他們的推理,以及,更重要的是,讓他們學懂尊重歷史的沉澱累積。生命注定孤立,人只能活在一時一地的籠子裏,但因為書冊的緣故,人與人於時空差異之中被連結起來,這是人文的重量,把籠子壓垮,讓人可脫逃。人因書而自由。書的命運就是人的命運。[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龍口粉絲:火警

火警
文章日期:2007年11月30日

【明報專訊】如果把每一戶人家放進一個獨門獨戶籬笆圍繞的屋子裏去,四十四戶是個頗具規模的村子了。人們每天進出村莊,路過彼此的桑麻柴門一定少不了駐足的寒暄和關切。

在這一棟二十二層高的大樓住了三年,沒有認識大樓裏一個人。一層兩戶,共四十四戶人家。如果把每一戶人家放進一個獨門獨戶籬笆圍繞的屋子裏去,四十四戶是個頗具規模的村子了。人們每天進出村莊,路過彼此的桑麻柴門一定少不了駐足的寒喧和關切。把四十四戶人家像四十四個貨櫃箱一樣一層一層堆疊成大樓,每一個貨櫃門都是關閉的,就形成一種老死不相往來的現代。作息時間不同,連在電梯裏遇見的機會都不很大。我始終有「雲深不知處」的感覺。

我的對門,一開門就會看見。可是三年了,不曾在門前撞見過人。我只認得他的門,門前一尊秦俑,莊嚴地立在一張刷鞋的地氈上,守一個放雨傘的大陶罐。椰汁燉肉的香氣從廚房那扇門瀰漫出來,在樓梯間迴盪,像一種秘密的泄漏,泄漏這兒其實有生活。

我的樓上,想必住一個胖子,因為他的腳步很重,從屋子這一頭走到那一頭,我感覺到他的體重。胖子顯然養了一條狗,狗在運動,從房間這一頭跑到那一頭,帶爪的蹄子「刷刷」抓地板的聲音像傳真一樣清晰;蹄聲輕俏,想必是體型較小的狗──「可是,」安德烈說,「會不會是一隻體型較大的老鼠呢?」

胖子還養了一個孩子,孩子在屋裏拍球,球碰地的聲音,有一下沒一下的,一會兒它滾往角落,小腳撲撲撲追過去。有一天,聲音全換了,我知道,原來的人家搬走了,新居民進來了。啊,我連搬家卡車都沒見到,也沒聽見大軍撤離的聲音。

唯一常見的,是一位老太太。老太太身材修長,總是穿著合身的絲質連衣裙,有點年輕女孩的感覺。我發現她不會講廣東話,開口竟然是我所熟悉的閩南語。於是進出大門時,我們會以閩南語招呼彼此。八十八歲的她,孤單地在庭前散步,腳步怯怯地,好像怕驚擾了別人。她從這一頭的相思樹走到那一頭的柚子樹,然後折回來,走到相思樹,又回頭走往柚子樹。上午九點我匆匆出門,看見她在相思樹下,黃昏時從大學回來,看見她在柚子樹下。她的眼睛,有點憂鬱,有點寂寞,可是帶淡淡的衿持;黃昏遲遲的陽光照她灰白的頭髮。

庭院裏,每周四會停一輛卡車,一停就是整個下午。車後的門打開,一節小小的梯子讓你爬進車肚,車肚裏頭是個小雜貨蔬果店,皮蛋、洋蔥、香蕉、蔬菜、泡麵……老頭穿著短褲汗衫,坐在一張矮上看報。蔬菜的種類還不少,雞蛋也是新鮮的。他本來是薄扶林種地的,卡車裏賣的還是他自己的地上長出來的蔬菜。

有一天,火警鈴聲大作。是測試吧?我們繼續讀書,可是鈴聲堅持不停,震耳欲聾。安德烈從書房出來,我們交換了一個眼神,決定按規定逃生。放下手中書本,抓起手機,我們沿樓梯往下走。樓梯間腳步聲雜踏,到了庭院裏,已經有十來個人聚集,往上張望,想看出哪兒冒黑煙。消防車在五分鐘內已經到達,消防人員全副武裝進入大樓。

第一次,我看見這棟大樓的居民,果然華洋雜處。大家開始七嘴八舌彼此比較:火警時,你帶了什麼東西奪門而出?有人把正在看的報紙拿在手上,有人抓了錢包,有人說,「下次一定要把手提電腦抱走,裏面多少東西啊。」另一個就說,「可是,如果不是真的火災,你抱電腦下來,多好笑啊。」一個金頭髮的女人,揚揚手裏的塑膠袋,說,「這個袋子,我永遠放在門邊,裏頭有護照、出生證明、結婚證書、博士證書,還有一百美金。」眾人正為她的智慧驚歎不已,消防人員走了出來,說,「沒事沒事,誤觸警鈴啦。」

[文/龍應台]

11/29/2007

「活化」皇仁書院?

一間名校的生命
寫在古蹟活化論爭之時
文章日期:2007年11月29日

明報專訊】繼天星、皇后碼頭及利東街之後,文化保育的戰場,轉移至荷李活道警察宿舍,即中央書院(Central School,皇仁書院前身)舊址。該址現存老榕樹、百年石牆及地台,並發掘出中央書院的牆基,隱然有羅馬論壇的格局。月前政府作出讓步,將之剔出勾地表一年,年來的保育浪潮露出一線原址保留的曙光——如果能符合當局的「活化」要求。正在中央圖書館舉行、筆者作為皇仁書院舊生而有份參與籌劃的歷史展覽「皇仁書院.香港.中國——145年的歷史與回憶」可謂適逢其會,有助我們加深認識爭論主體的生命。

由老校故事所看見的時代

本來有前校長歷史學者司徒莊(John Stokes)所著校史作參考,只需將其人類學筆記般的漫長文字濃縮為簡明的展版,但既然是公開的展覽,自然要兼顧社會文化的興趣,這就不太容易了。最後我們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作為分界,詳古略今。戰前部分以原始香港社會和內地的動盪局勢為背景,集中在學校的體制如何成形、如何以跨越中西的人才,發揮推動中港現代化的作用。那一長列「開國元老」(founding fathers)的名字,既見於史冊,也用於學校、街道和地點的名字,成為香港歷史的某種原點。

大陸政權易手之後,港英政府與其意識形態變成對立;中港邊界的確立,令香港的精英與內地的交流頓減。荷李活道校舍於戰火,於是東遷至彼時荒蕪的大坑皇后運動場,同時轉型為以精英教育提供向上流動力的重鎮,出產一大群嬰兒潮的高官及專業人士舊生。同時香港經濟起飛,社會步入小康,因而戰後部分,強調課外活動及口述歷史,並加插舊生分享及表演。

戰前社會尚未成形,皇仁的制度也較鬆散,學生年齡參差,種族不一,流動性也高,今天視7年中學教育如例行公事的我們,實在難以想像,也難怪當時的學生路向多元,自行其是,頭角崢嶸。還有那座1:75的中央書院模型,由專人按圖則及照片製成,非常精細,可以看到當時的政府建築風格,更可與剛發掘出來的牆基位置對照。在145年的歷史中,香港歷經巨變,皇仁也幾番變身,滄海桑田,唯有從百多年的尺度去看方能察覺。四代校址是因為發展迅速與及戰亂破立;二易校名則顯示了統一辦學及與牛津書院看齊的用意;校歌添上中文、校徽除去皇冠回應政權更替;至於校呔校服的細微變動,尤其可以看到不同時代人之患眼中的標準學生造型

思古幽情

在籌備的過程中,我有幸接觸很多原始材料,也在發掘的過程中窺見歷史的其他面向。那天在學校會客室內面對一大堆塵封多年的照片、底片、文件和錄像,一下子像回到歷史的現場。最觸動我的是手稿、教科書等最為生活化的東西,因為它們不比照片、徽章、證書、獎盃以至制服,不為代表記載什麼而刻意製造出來,而卻不經意的存在至今,因為無心,所以性感。可惜這種文物多數無緣出展,因為太過瑣碎蕪雜,難以歸納,只怕把中央圖書館的展廳變成囉街了。

幸而我為了整理天文學會的歷史,特地回去天文房一趟,翻箱倒櫃,竟碰上40年前的觀測紀錄和刊物、30年前人手曬的的相片、20年前的帳簿和手磨鏡片、15年前我的照片……多少年來這一切沉睡在大櫃之中,原作者想亦已忘記了其存在,外頭的人(包括我)代代在搗蛋,都幸沒有驚動到他們——也許因為這些故紙既不值錢,也沒趣味,否則只怕早招來殺身之禍了。還有在窗台上鑽的洞、無意濺出的油漆都仍在,驀然現於眼前,彷彿在對我說話,一下子時空錯亂。早在中一入學,我就驚歎於偌大校園很多無人涉足的角落,還塵封很多瑣碎的舊物:校簿、雙槓、一件舊款的運動衫之類,是我的盜墓迷城,就這樣在尋幽探秘中建立了私密的親切感。

忽然想到,如果那些角落給「活化」了,這些「best kept secrets」廣為人知了,那些塵埃和雜物被整理淨盡的話,這《奪寶奇兵》或《達文西密碼》般的懸疑可會蕩然無存?展覽的論述是其理性面,而感性的氛圍味道,暗藏意識形態,可能才是關鍵所在。與其製造計算精確的奇觀,甚至被貶作宣傳(propaganda),保留一點不確定性,任遊人自行詮釋,各有不同感受,其深層價值才能顯現,這才是真正的「活化」。

學生學校的主體性何時顯現?

雖非有意為之,今次展覽的基調與港人自講身世主調卻相當一致,政商精英與同窗間情誼並舉。問題是兩者之間的鴻溝:個人的生活小事如何接駁上極為精英主義的大故事?前者是現實,後者是說法,而兩者卻相去千里,難怪「名校」今天已成為令人又恨又愛的禁忌,也不禁令人懷疑,在涉嫌跟紅頂白的「威水」心態加純情的「往日情懷」之外,是否還有其他。

可惜展覽必須有主題與取捨,我們也不能免俗。香港故事實在太過功能主義,學校被視作社會零件,學生則被視作學校的齒輪,價值就是交出成績,主體性被假定為不存在。主流論述如此強橫,不論精英圈子內外,大多數人心中那座斷背山都無法宣之於口,極不道德,而且惹來普遍的犬儒式反彈,既不道德也無建設性對待歷史一方面嬉笑怒罵,又像心靈雞湯——處理情緒多於指引方略,消費性地治標不治本。如果將來舉辦一個更大型的展覽,甚至設立一所永久性的博物館,希望我們能夠兼顧更多。也希望一個短期展覽的經驗,足為長遠的文化保育殷鑑。

Xtra.Info

「皇仁書院.香港.中國——145年的歷史與回憶」展覽由即日起至12月3日於中央圖書館地下舉行,開放時間為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8時,免費入場。

[文/洪磬 hunghinghk@gmail.com 皇仁書院舊生]

臨高角。法國海關。渡海戰役。





東嫁了


















長兄如父

K,
今天是我非常很痛苦的一天,一直被我視為"長兄如父"的上海大表哥,上海&@出版社的總編室主任蘇,在上海中山醫院的手術室進行了長達十個小時的手術,為肝腫瘤做切除手術。剛剛接到嫂子電話,大哥被切去右半個肝臟,取出的腫瘤活體檢驗一星期后看結果。
生命中的“狼”,不打一點招呼,再一次直直地就走了進來。

小女子,恍惚了一整天,給信任的人們,寫了好幾封信,只是為了用人間真情,給自己不勇敢的生命壯膽兒。
Mayboy摟著我,一個勁兒說:放心,你放心。(怎么好像在哪部書里見過這話?是《紅樓夢》麼。人生無奈中的心靈支持,有時就得靠她了。)

最近,小女子很有些通靈,往往心里一輕輕念叨誰,誰就會以某種方式出現,不論遠近,還特貼心。今天就不止一件,真有點嚇人的。
清早開車上班,等紅綠燈的當兒就想,今天就把《長兄如父》寫出來吧,在心底已經不知道轉了多少個圈兒了。其實,越是親近的人,心靈通感越深,越是難以提筆,只因不知從何說起——事和情。
這念想出現,不到一個小時,就收到了大哥進手術室前,專門寫給小女子的手機“長訊”。他寫道:
“東東:我現在進手術室做肝腫瘤切除術了。如果我過不了這一關,請妹妹記著哥哥最后的話……哥哥一生光明磊落,清清白白,不肯留一絲污點玷污清白身哥哥的一生,仰無愧于天,俯不祚于人。前不辱祖先,后不害子孫。哥哥被……所傷,最后悔不該當了兩次農夫。妹妹要記住哥哥的教訓!以后每年清明記得哥哥吧。”
小女子,一生讀書觀劇落淚無數,第一收到親人的無比信任的“告別信”,何止涕泗滂沱?
因為,他是比親哥哥還親的“大哥”,是父親當年的“托孤者”,是母親在滬上大病時節小女子的“托老者”,真正的有恩于小女子的一家,他叫小女子懂得中國傳統文化所謂“長兄如父”,到底是怎樣的。

唉,小女子今兒實在心累極了,先寫到這兒,明朝再續吧。

大哥,今夜,你一定要過好關,術后第一晚會很痛啊。必要的話,就請醫生打止痛針吧。
妹妹,我遠遠地為你祈福!祈福!!祈福!!!

11/28/2007

電影《張純如——南京大屠殺》專題頁

古書展

古書展
文章日期:2007年11月29日
【明報專訊】香港這幾天有個「國際古書展」,在金鐘某商場舉行,歐美書商掏出好貨讓世人欣賞,台灣和大陸都有人特地組團來看,但對本土區民來說,這樣的文化盛事,會不會有點遙遠?

一般香港人對於書展的概念恐怕仍然停留在「買打折潮書」和「搵作家簽名」的層次,只因一般香港人對於書的感情實在不深,甚至於,經常略帶反感。

以前有過買賣樓房的經驗,小小蝸居開放予買家「睇樓」,來者眾多,出價有高有低,但都不約而同對我堆放於家的書本流露了厭惡表情,他們的眼神很明顯是在提問:有冇搞錯呀你,買埋咁多書,阻鬼住晒地方,香港地,每吋空間都係錢,點解你要咁憨居?
有一回一位老實的師奶在推門離開前,忍不住回頭問我:「你睇咁多書,做乜?你邊有時間做其他?買咁多書,你唔覺得錢咩?」

我亦是老實人,故亦笑老實回答:「阿太啊,你買一個手袋已經夠我買一百本書,你打兩場麻將的時間亦已經夠我多睇十本八本書,人各有所好,唔好講咁多,睇完樓,你早返屋企追電視劇啦。」
師奶臉色大變,經紀尷尬非常,連忙把好關連哄帶推趕離我家。從此,據說我家已被地產界列入「黑名單」,若非必要,再也沒人願意帶客前來。

世事總是相對,在換樓的過程裏我亦要搵樓,看了數十個舊單位,見過各式各樣的酒櫃、鞋櫃、衣櫃、DVD和CD櫃、旅遊紀念品櫃……卻從沒見到一間有稍為像樣的書櫃;無書,再寬敞的空間,亦似沒有窗戶的牢房,我猜屋主不難從我眼裏看到厭惡的神色。

有好幾次我頗想模仿那位師奶提出詰問:點解除了八卦周刊、飲食指南和流年運程,閣下家裏沒有半本叫做「書」的物體?你對思考是否已經完全失去了興趣?

真正令我不解的是,即使明明有孩子在看電視或玩電腦,屋內依然無書。成年人不讀書,小孩子不看書,或許,管它古書新書,天地與我何相干,最重要的是把日子過得快快樂樂。

想到這裏,我也只能暗笑自己過於執著,很想找回那位師奶,對她說聲我真的抱歉。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張純如--南京大屠殺》主題曲《A Song for Iris》

試聽:紀錄片《張純如--南京大屠殺》主題曲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1月23日 13:39 新浪娛樂
電影《張純如——南京大屠殺》專題頁
http://ent.sina.com.cn/m/f/f/zhangcr/index.html
新浪娛樂訊 10年前,美籍華裔女作家張純如在美出版《被遺忘的大屠殺--1937年南京浩劫》,引發西方社會對這段歷史的認識和關注。由大地電影及加拿大史維會出品,加拿大獨立製片公司製作的紀錄劇情電影《張純如——南京大屠殺》日前在加拿大多倫多舉行全球首映,該片下月將登陸內地大銀幕。
  新浪娛樂作為該片獨家網路支援媒體,第一時間將該片的英文版主題曲提供給各位網友試聽。
  電影《張純如——南京大屠殺》專題頁
  歌曲名稱:《A Song for Iris》
  ——電影《張純如——南京大屠殺》主題曲(英文版)
   曲長:4分18秒
  作詞:鄭啟蕙(Oliva Cheng)
  作曲:Guy Zerafa
     Dave Klotz
     岑甯兒(Yoyo Sham)
     Joey ou
  演唱:岑甯兒(Yoyo Sham)

  Just a little child
  They took it all away
  Your blood, your life
  Your trust, your faith
  You died, reborn in pain

  Red as the river;
  Looming large, the gate.
  Darkness in your heart, drowning in hate.
  I'll dedicate my life to get your stories told

  I'll give voice to the voiceless
  (Silenced for too long)
  Crying out for justice
  (Silenced for too long)

  Trust me with your pain
  I'll take it as my own
  I'll fight to get the truth told
  My weapon is my word

  One more time, remember.
  The horror, the pain
  They raped you of your pride
  Robbed you of your dignity

  Speak of how they stole your peace
  Screaming to cease

  I'll give voice to the voiceless
  (Silenced for too long)
  Crying out for justice
  (Silenced for too long)

  Trust me with your pain
  I'll take it as my own
  I'll fight to get the truth told
  My weapon is my word

  It's done. The page’s filled
  With blood and tears
  Not in vain
  The world will finally hear

  I gave voice to the voiceless
  Now I'm silencing my own
  What I’ve left behind, remember
  In you, my spirit lives on
  Find my light
  Pass it on

  Find my light
  Pass it on

  中文

歌詞:

  一個孩子
  他們帶走了你的全部
  你的家人,你的生命
  你的熱望,你的信念
  你在痛苦中重生
  眼前血已流成河,一片迷茫
  你的內心漆黑一片,充滿了對他們的憤恨
  我發誓用我的生命將你的遭遇去昭示
  我的聲音將突破寂靜,我們沉默了太久
  為真理呼喊吧,我們沉默了太久
  將你的痛苦交付給我
   我會將它們當成自己的痛苦
  我將為昭示真相而戰鬥
  我的筆就是我的武器。

  再一次,讓世界記起
  那場恐怖與痛苦
  他們是如何強姦了你的自尊
  如何掠走你的尊嚴
  如何毀滅了你的和平
  呐喊悲劇不再重演

  我的聲音將突破寂靜,我們沉默了太久
  為真理呼喊吧,我們沉默了太久
  將你的痛苦交付給我
  我會將它們當成自己的痛苦
  我將為昭示真相而戰鬥
  我的筆就是我的武器

  紙已被淚和血灑滿
  並非徒勞
  世界終將聽到

  我的聲音已經突破寂靜
  現在我要重回屬於我的寧靜
  我走之後,記住……我的靈魂將永與你為伴
  尋找到我的那束光,傳遞下去
  找到我的那束光
  傳遞下去……

a link.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張純如•《南京大屠殺》摘讀
“忘記過去的人註定會重蹈覆轍”
【公告】為了永久紀念張純如,www.irischang.name已經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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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純如:《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導言
人類同胞相殘的歷史是一個漫長而淒慘的故事。倘若在這些恐怖的故事中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暴行的話,那麼,沒有幾次劫難能在程度和範圍上與二戰期間的南京暴行相比。
在美國人眼中,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在1941年12月7日開始的,這一天日本航空母艦所載的飛機襲擊了珍珠港。歐洲人把二戰開始的日子定在1939年9月1日,這一天希特勒的空軍和裝甲部隊閃電般地襲擊了波蘭。在非洲人看來,二戰開始得更早些—1935年,墨索里尼入侵阿比西尼亞(現稱埃塞俄比亞—譯注)。對於亞洲入來說,戰爭的開始則必須要追溯到日本對東亞軍事控制的第一步—1931年侵佔滿洲。
正像希特勒德國在5年後所做的一樣,日本用高度發達的軍事力量和種族優越感,著手建立其統治鄰邦的權力。日本人很快攻佔滿洲並建立“滿洲國”政府,該政府表面是在他們使用的“傀儡”—一個早被廢黜的皇帝的統治之下,實際上是在日本軍方的控制之中。4年後,也就是1935年,察哈爾和河北部分被佔領;1937年,北京、天津,上海和南京相繼淪陷。對於中國人來說,整個30年代是十分艱難的。
的確,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人才最後從中國的土地上撤走。
毫無疑問,日本軍隊統治的14年有無數難以描繪的殘暴事件。在許多曾遭受侵略者鐵蹄踐踏的城市和村莊中究竟發生過什麼,我們永遠無法瞭解清楚。有趣味的是,我們知道發生在南京的故事,是因為一些目睹了這場災難的外國侖車當時把消息告訴了外界,一些中國人也僥倖生存下來,成為目擊證人。如果說有什麼事件可以做為例證,揭露日本狂妄的軍事冒險主義表面下的純粹邪惡,那就是他們在南京犯下的暴行。本書講述的就是這一故事。
除了在日本人之間,南京暴行的大致情況已是無須置辯的。1937年11月,日本侵佔上海後,馬上對新建不久的中華民國首都南京發起了大規模的進攻。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日本士兵在這裏開始了一場人類。歷史上前所鮮見的殘暴屠殺。數萬名年輕人被包圍著驅趕到城外,然後被日軍用機槍掃射,有的則被當作刺刀練習的活靶子,或是被澆上汽油活活燒死。一連幾個月,南京城的街道上堆滿了屍體,到處彌漫著腐爛的人肉臭味。多年以後,遠東國際軍事法譬叩專家們估計,自1937年末至1938年初,南京大約有超甚260,000名非戰鬥人員死于日軍手中,還有專家認為這一數字超過350,000。
本書僅對日本人在南京的殘暴行徑予以最樸素曲概述,因為本書的目的並不是以量化的記錄來評價這樁人類歷史上的暴行,而是旨在弄清事實,吸取教訓而使警鐘長鳴。然而,程度上的差別常能反映類別的不同,為了幫助讀者瞭解60年前在一個被稱作南京的城市裏發生的大屠殺的程度,我必須耍舉出一些統計數字。
一位歷史學家曾估算,如果把南京死難者的手連接起來,可以從南京一直拉到杭州,足有200英里長。他們的血登總重可達1200噸,他們的屍體可以裝滿2500節火車車廂。
僅從死難者的數字看,南京的暴行超過了歷史上許多最殘暴的屠殺。羅馬人在迦太基屠殺了150,000人;天主教軍隊在西班牙宗教法庭大開殺戒(1543年西班牙宗教法庭將數以萬計再洗禮教派教徒在火刑柱上燒死。—編注);還有帖木兒,他于1398年在德里處死了10萬名囚犯,並在1400年和1401年在敘利亞修建了兩個頭骨塔,但相比之下,日本人則大大超過之。
的確,即使與歷史上最具破壞性的戰爭相比,南京的暴行也足以代表最可怕的種族滅絕的行為。為更好地想像這個比較值,我們還必須瞭解基他一些統計數字。南京的死難者總數—僅僅是中國的一個城市—就超過一些歐洲國家在整個戰爭中的平民死亡總數。(英國平民死亡總數為61,000,法國為108,000,比利時101,000,荷蘭是242,000。)有人把飛機轟炸當作大規模破壞中最可怕的武器之一,但即使是歷史上最猛烈的空襲也比不上南京的屠殺。英國人轟炸德累斯頓,引起了一場大火,當時國際上接受的死亡數字為225,000人,但更客觀的統計為6萬人,另至少有3萬人受傷。南京遇難的人數則要多得多。確實,不管是用最保守的數字—26萬,還是用最高的35萬,南京死難人數比美軍轟炸東京所造成的傷亡人數(約80,000-120,000人死亡)要多得多,甚至比在廣島和長崎兩次爆炸原子彈造成的死亡人數(分別為14萬和7萬)的總和還要多。看到這些,怎不令人震驚?
我們不僅應當記住南京的暴行中的死亡人數,還應該記住他們被殺害的殘忍手段。中國的男人在日軍的刺刀訓練和砍頭比賽中被當成活靶子。估計有20,000-80,000名中國婦女遭到強暴。一些日本兵在強姦了婦女之後,剖開她們的肚子,切掉她們的乳房,把她們活活地釘在牆上。還當著家人的面,父親被日本士兵逼迫姦污女兒,兒子被逼姦污母親。日軍不但每天例行活埋、閹割、器官切除,烤人肉等暴行,還嘗試種種窮兇極惡的折磨手段。比如,在人的舌頭上穿上鐵鉤把整個人吊起來,或是將人埋入深至腰部的土坑,再看著他們被德國牧羊犬撕碎。此情此景實在是令人慘不忍睹,就連南京城中的納粹黨徒也感到恐怖,有人就稱這場屠殺是“野獸機器”的工作。
但是,南京的暴行一直是一個鮮為人知的事件。與在日本爆炸原子彈和在歐洲猶太人遭到屠殺不同,南京大屠殺的血腥恐怖很少為亞洲以外的人們所瞭解。美國出版的多數歷史文獻都沒有注意這次大屠殺。在對美國中學歷史課本進行的一次徹底檢查中,發現只有寥寥幾本提到了南京的暴行。美國公眾所讀的綜合的、或“權威”的二戰歷史著作中,也幾乎沒有一本詳細地記述南京大屠殺的。例如,《美國二戰圖片史》(1966)是連續多年最暢銷的單本二戰圖片史圖書,但其中沒有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一幅照片,甚至連一個字也沒有。在共計1065頁的溫斯頓•邱吉爾的著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1959)中,找不到有關南京大屠殺的一個字,在共947頁的亨利•蜜雪兒的經典名作《二戰風雲錄》(1975)中也是如此。在長達1178頁的格哈特•溫伯格的巨著《戰火中的世界》(1974)中,南京的暴行僅僅被提到兩次。只是在998頁的羅伯特•萊基的《來自魔鬼:二戰紀實》(1987)中,我才發現一段關於這次大屠殺的記載:“希特勒的納粹所做的一切使其勝利蒙羞的事情沒有哪一件能比得上松井石根將軍手下的日本士兵”。
我是在自己還是個小女孩時第一次知道南京的暴行。故事是我的父母講給我聽的。他們曾經歷多年的戰爭和革命年代,後來才在美國中西部的一個大學城當上了教授,有了一個安定的家。他們是在二戰時期的中國長大,戰後又隨著家人逃亡,先是到臺灣,最後到美國的哈佛大學攻讀理科。30年來,他們平靜地生活在伊利諾州的尚貝恩一厄巴納,置身學術界,從事物理和微生物學方面的研究工作。
但他們從未忘記中日戰爭的恐怖,他們也希望我不會忘記。他們尤其是希望我不會忘記南京的暴行。我父母沒有親眼目睹南京的暴行,但他們在很小的時候就聽說了,後來又告訴了我。他們說,日本人把嬰兒撕成兩半,甚至三塊、四塊,有一段時間長江水都被血染成紅色。因為憤怒,他們在向我述說時聲音顫抖起來。他們認為,南京大屠殺是日本人在這場殺害了上千萬中國人的戰爭中所犯下的一次最喪心病狂的罪行。
在我整個童年時期,南京大屠殺是一個無法言明的邪惡的代名詞,深深地藏在我的腦海中。但是,在我印象中的南京暴行缺乏具體的細節和範圍,也很難區分究竟是傳說還是歷史。中學時,我尋遍了當地的圖書館,想更多地瞭解這次大屠殺的情況,但一無所獲。我覺得很奇怪:如果南京的暴行真是那麼駭人聽聞,真的像我父母堅持說的是人類歷史上一次最殘酷的屠殺,那為什麼沒有把它寫下來?作為一個孩子,當時的我並沒有想到去伊利諾伊大學浩瀚的圖書館系統繼續調查,我對這件事的好奇心也很快溜跑了。
南京的暴行再次闖入我的生活幾乎是在20年之後了。這時的我已為人妻,作了一名職業作家,在加州聖巴巴拉過著平靜的生活。聽一個搞電影片的朋友說,有幾個東海片的製片人最近完成了一部關於南京暴行的紀錄片,但由於搞不到資金,無法進行宣傳和發行工作。
這位朋友的話重新激起了我的興趣。不久,我就同兩個紀錄片製片人談起了這個題目。一位叫邵子平,是華裔美國人社會活動家,曾在紐約為聯合國工作,是紀念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聯合會的上屆主席,協助製作過錄影帶《馬吉的證言》。另一位是湯美如,一位獨立的電影製片人,曾與崔明慧合作了專題片《以天皇的名義》。邵子平和湯美如介紹我進入一個社會活動家的圈子裏。他們大多是第一代的美籍或加籍華人,像我一樣,都認為應當在所倖存的受難者去世以前,把南京暴行的真相記錄下來並公諸於眾,直至討回南京浩劫的賠償。還有人要把他們對戰爭的記憶傳給子孫後代,以免後人在被北美文化同化的過程中,忘卻自己的歷史遺產中的這一重要部分。
近年來,在華人集中的城市中心地區—像三藩市的海灣區,紐約,洛杉磯,多倫多和溫哥華—華人活動家組織著各種會議和教育活動,宣傳有關日本人在二戰中所犯下的罪行。他們在博物館和學校裏展出關於南京大屠殺的電影、錄影和照片,在國際互聯網上傳播事實和圖片,還在像《紐約時報》一類的報紙上發表整版的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公告。一些社會活動團體還利用科技,巧妙地通過一個鍵鈕就能將資訊傳送到世界各地超過25萬名讀者的面前。
1994年12月,我參加了一個紀念南京暴行死難者的會議,該會由亞洲保護二次世界大戰歷史全球聯盟提供贊助。這時,我兒時記憶中的南京大屠殺已不是什麼民間傳說,而是實實在在的歷史。這次會議是在加州聖何塞城郊的庫帕提諾舉行。會議組織者在大廳裏展放著海報大小的南京暴行的照片—這是我一生中所見到是最可怕的照片:雖然我從小就聽到許多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事,但我對這些照片毫無思想準備—完全黑白的圖片:被砍下的人頭,被刺刀剖開的肚腸,赤裸裸的婦女在強暴者的逼迫下擺出淫蕩的姿態,她們臉上扭曲的痛苦和恥辱的表情令人刻骨難忘。
在一個眩暈的瞬間,我陡然明白生命和人類的經歷本身都是如此脆弱。我們從小就知道死亡是什麼。任何人都會被卡車或巴士撞倒,生命隨之在刹那間消失。如果沒有某種宗教信仰,我們會認為這樣的死亡是毫無意義也不公正的對生命的剝奪。但我們也知道,大多數人都尊重生命和死亡的過程。如果你被一輛巴士撞了,也許有人會乘你受傷的時候偷走你的錢包,但更多的人會來幫你,搶救你寶貴的生命會有人會撥急救電話,有人會奔跑到街上叫當班的員警,還有人會脫下大衣,疊起來墊在你的腦後。這樣,即使這是你生命的最後時刻,你也能從這些很小卻很溫暖的事情中感受到他人的關心。掛在庫帕提諾牆上的照片卻展示了千千萬萬的生命會因他人的狂妄念頭而遭到毀滅,而這種死亡在第二天就變得毫無意義。更重要的是,那些帶來死亡(即使是難以避免的,也是人類歷史上最駭人的一幕悲劇)的人竟還羞辱受難者,逼使他們在最大限度的痛苦和恥辱中死去。這樣對死亡的殘忍的不敬,這樣人類社會過程的倒退,將只會縮成歷史的一個註腳。除非有人迫使這個世界去記住它,否則它就像電腦程式中的一個無害的小錯,也許會,又也許不會引起任何問題。想到這裏,我感到一陣心悸。
在這次大會期間,我得知有兩本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小說已經完成:《天堂之樹》和《橙霧帳篷》,另外還有一部關於大屠殺的畫冊《南京的暴行:一段無法否認的圖片史》。但直到那時,還沒有人用英文寫出一本關於南京暴行的長篇敍事紀實的著作。在對大屠殺的歷史進入更深入的研究之後,我發現,寫作這樣的一本書所需要的材料其實一直就有,在美國就可以找到。美國的傳教士、記者和軍官在日記、膠片和照片中記下了他們對這一事件的看法,以供後人參考。但為什麼沒有一位美國作家或學者利用這些豐富的原始資料去為南京大屠殺寫出一部紀實作品或一篇論文呢?
南京大屠殺為什麼在世界歷史上受到冷遇是一個奇特的謎。不久,我想我找到了部分答案。南京的暴行之所以不像猶太人遭到的大屠殺或廣島原子彈爆炸那麼舉世皆知,是因為受難者自己在保持著沉默。
但是,一個答案的出現又會引發新的問題。我又在想,為什麼南京暴行的受難者沒有發出呼籲正義的呐喊呢?或者,假如他們曾發出了呐喊,為什麼他們所遭受的苦難得不到承認呢?我漸漸明白,這種沉默的幕後操縱者是政治。由於冷戰的諸多原因,有關各方共同造成了對這一事件的歷史性忽略。1949年以後,新中國和臺灣都沒有向日本要求戰爭賠款(像以色列不要德國賠款一樣)。面對蘇聯和中國的“威脅”,美國急於得到它從前的敵人日本的友誼和忠誠。這樣,冷戰的緊張態勢使日本逃避了許多嚴曆的懲罰,而它的戰時同盟國卻沒有逃脫。
另外,日本恐怖的氣氛阻止了關於南京暴行的公開的和學術上的討論,進一步壓制著人們對事件真相的瞭解。在日本,如果表明自己對中日戰爭的真實看法,他可能會,也一直會受到失業的威脅,甚至生命威脅。(1990年,日本長崎市長本島均說,日本裕仁天皇對戰爭負有一定責任。他因此被一名槍手射中胸部,差點死掉。)在這種危險彌漫的氣氛下,許多嚴謹的學者都不敢為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去日本查找檔案。的確,我在南京聽說,因為擔心遭遇不測,中國很少允許學者訪日。在此情形之下,對於外國人來說,要想接近日本關於南京暴行的檔案材料是十分困難的。另外,雖然近年來有一些參加南京暴行的日本老兵冒著被排斥乃至死亡的威脅,將他們的故事公諸於眾,但大多數人並不願接受採訪。
在寫作本書期間,使我困惑和氣憤的是,頑固的日本人拒絕承認自己的過去。不單單是因為日本交出的戰爭賠款尚不及德國賠償戰爭受難者的百分之一;也不僅是因為大部分納粹分子即使沒有因其罪行受到監禁,也至少是被迫退出公開的社會生活,可是在戰後,許多日本戰犯繼續在工業和政府部門擔任要職;也不僅是因為這樣一個事實:在德國不斷向大屠殺的受難者表示歉意的時候,日本人卻在東京膜拜戰犯—一位在戰爭中受到日本迫害的美國人把日本人的行動形容為:這在政治意義上相當於“在柏林中心為希特勒建造一個大教堂”。
儘管證據確鑿,日本許多知名的政治家、學者和工業鉅子仍頑固地二口咬定,南京大屠殺從未發生過。在進行本書漫長而艱辛的工作時,他們的態度一直激怒著我。相形之下,在德國,如果教師在歷史課上刪去大屠殺部分,將是違法行為,而日本人在幾十年來一直把課本中南京大屠殺的材料有系統地清除得一千二淨。他們從博物館拿走南京大屠殺的照片,銷毀原始的資料,從大眾文化中抹去任何關於大屠殺的痕跡。甚至一些受尊敬的日本歷史教授也加入右翼勢力,進行他們認為是為國盡忠的工作:懷疑、詆毀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報導。在專題片《以天皇的名義》中,一個日本歷史學者用這樣的話來否認南京暴行:“即使有二三十人被殺,日本方面也會非常震驚。那時,日本軍隊一直是模範部隊。”正是因為某些日本人有預謀地企圖扭曲歷史,我才強烈地感到寫作本書的必要。
除了以上這一因素,本書也是對一些完全不同的觀點的回答。近年來,人們努力地試圖迫使日本為其行為的後果承擔責任,這種努力被稱作“打擊日本”。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把對日本人在特定時間和地點所作所為的譴責看作是對整個日本民族譴責,那麼,這不僅會傷害在這次災難中喪生的南京的男女老少,也傷害了日本人民。本書無意評判日本人的性格特點,也不打算分析做出暴行的民族之基因構成。本書探尋的是為什麼文化的力量能把人變成惡魔,能撕去那層使人成其為人的社會約束的表皮,同時文化的力量也能加強這種約束力。今天的德國是一個很不錯的地方,是因為猶太人沒有讓這個國家忘記60年前發生的事情。由於認識到奴隸制醜惡,並在100多年的種族隔離之後解放了奴隸,美國南部也是一個相當不錯的地方。除非日本向世界和自身承認自己在半個世紀前所做所為的錯誤,它的文化將不會進步。實際上,我驚喜地發現,有很多海外日本人也參加了關於南京暴行的會議。正如其中一個人所說:“我們想同你們瞭解得一樣多。”
本書敍述的是兩個相互關聯卻又不盡相同的暴行。一個是南京的暴行本身,講述的是日本人怎樣清洗敵方首都數十萬無辜的平民。
另一個是關於掩蓋事實,講述了日本人如何在國際社會的緘默姑息之下,企圖從公眾意識中抹煞整個大屠殺,進而剝奪被害者在歷史上的應有地位。
本書第一部分“大屠殺的歷史”的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羅生門》的影響。這是一部由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小說《在竹林中》改編的電影,講的是10世紀發生在京都的一起強姦謀殺案。從表面上看,這個故事十分簡單:一個強盜攔路搶劫一名過路武士及其妻子;妻子被強姦,武士也死了。但當故事中的人物從各種角度出發敍述事情發生的過程時,故事也變得更為複雜起來。強盜,妻子,死去的武士和一個現場目擊者對發生的事情的敍述相去甚遠。讀者就要將所有的敍述集中起來,親自判斷其中的真假虛實,通過這一過程作出主觀的也通常是個人臆想的一種較為客觀的假想。任何討論犯罪公正性的課程都應該包括這個故事。它指出了歷史的實質。
本書從3個不同的危度講述南京的暴行。首先是從日本人的角度。講述了一次有計劃的侵略—日軍奉命幹什麼,怎麼幹,為什麼幹。第二個是從中國受難者的角度出發,講述了當政府面對外來侵略無力保護市民時,一個城市的命運。這部分收錄了一些中國人的故事,有失敗、絕望,也有背叛和生存。第三個是從美國人和歐洲人的角度,作為外來者,這些人至少在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時刻是英雄。在大屠殺期間,很多西方人士冒著死亡危險幫助中國平民,並向外界發出警報,通報發生在他們眼前的浩劫。在本書關於戰後時期的章節中,我們再討論美國人和歐洲人出於實用主義,對他們曾身臨屠殺現場的同胞的話所持的漠然態度。
我這本書的最後部分分析了半個多世紀以來的陰謀企圖使南京暴行遠離公眾的種種勢力。我還列出了近年來人們為挑戰被歪曲的歷史,所做的種種努力。
為澄清真相,每一種嘗試都注意到日本人作為一個民族,是如何安排、培育和維護他們集體性的健忘症—甚至是在這一時期面對其所做所為時完全賴帳。面對歷史,他們的回應不僅僅是在本應留下痛苦記錄的歷史書上留下空白。事實是,日本的學校教育中沒有關於日本軍隊在中日戰爭中最醜惡方面的內容。與之相反,他們精心偽裝,編造神話,把日本發動戰爭的角色轉換為戰爭受害者的角色。在廣島和長崎爆炸的原子彈給日本人民帶來的恐怖幫助這種神話去代替歷史。
時至今日,面對世界輿論,日本仍拒絕對其戰爭行為表明悔意。甚至在戰爭剛剛結束的時候,儘管戰爭法庭審判一些日本領導人有罪,日本人還是設法逃脫了文明社會的道德審判,而德國人則要為他們在那段夢魘般時期的行為接受譴責。在繼續逃避審判的時候,日本人又成了另一樁罪行的主謀。諾貝爾桂冠詩人伊利•威塞爾多年前就曾提出警告:忘記大屠殺就等於第二次屠殺。
我最大的希望是這本書能夠激發其他作家和歷史學家的興趣,使他們都能儘早調查、研究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經歷,畢竟,這些來自過去的聲音正在逐年減少並終將全部消失。或許更為重要的是,我希望本書能喚起日本的良知,接受對這樁事件應負的責任。
在寫作本書的時候,我的腦海裏一直浮現著喬治•桑塔亞(1963-1952,西班牙哲學家小說家。—編注)的不朽警句:“忘記過去的人註定會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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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純如:《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結語
南京的暴行只是日本在9年戰爭中無數野蠻行徑中的一個事件。在南京大屠殺之前,日本就頭一個打破了空中力量只能用做戰場武器的禁令,而將其用於威脅平民百姓,日本也因此而臭名昭著。而後,日本又發動其軍隊開始屠殺,從上海到南京,然後發展到中國內地。
雖然日語中沒有一個詞等同於德語中的“最後解決”,日本天皇政府卻批准了在中國某些地區實施人工滅絕的政策。其中最殘忍的之一是在中國華北地區實行的“三光政策”(殺光、槍光、燒光),因為在那裏,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遊擊隊對日本人進行了猛烈和有效的鬥爭。一位沮喪的日軍上校在日記中記下了這一殘暴政策是如何簡單明瞭:“我從上級那裏接到命令,這裏的每個人都必須被殺掉。”
這項政策的結果是1941年日本人又發動了以趕盡殺絕中國華北農村所有人口的大規模恐怖戰爭。華北人口從4,400萬銳減到2,500萬。雖然一些學者認為上百萬的老百姓逃到了安全地帶,但至少有一位研究中國的學者朱爾斯•阿徹認為,當時在這一地區失蹤的1,900萬人中,大部分是被日本人殺害了。《中國流血的世紀》的作者R.J.拉梅爾指出,即使當時中國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口被殺害,死者數量也將接近100萬。
為對付中國人,日本人還進行了慘無人道的生化武器試驗。因懷疑中國村莊幫助了在1942年4月東京杜裏特空襲中的美國飛行員,日本人對這些村子使用了生化武器進行報復。在可以降落轟炸機的地帶,他們屠殺了25萬中國平民,還破壞了方圓2萬英里的所有中國機場。像所有在戰爭中遭到踐踏的地區一樣,這些地方都受到疾痛的侵襲。我們已經知道,日本飛行員在如上海、寧波和承德這樣的大城市播撒攜帶瘟疫病菌的跳蚤,並把裝有各種致病微生物—霍亂,痢疾,傷寒,瘟疫,炭疽和副傷寒—的瓶子投進河流、水井、水庫和房屋裏。日本人為傳染中國平民和軍人,還在食物中摻雜了致命的病菌。他們把帶有傷寒病菌的餅乾扔在露營地附近,引誘饑餓的中國農民;在成千上萬中國戰俘被釋放前,日本人給他們吃注射了傷害和副傷寒病毒的蛋捲。
最後的死亡人數統計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是在1,578,000到6,325,000之間。R.J.拉梅爾提供了較為保守的數位:有3,949,000人被殺害,其中400,000人是平民。但是,他指出,有數百萬人由於日本人的掠奪、轟炸和醫藥試驗而死於饑餓和疾病。如果這些死亡人口也計算在內的話,可以說,在對華戰爭中日本人共殺害了900萬中國人。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是無法想像日本士兵和軍官在何種心理下犯下這些滔天罪行的。但有很多歷史學家、目擊者、幸哿者以及當年的作惡者自己都總結了是什麼驅使日本皇軍犯下這些赤裸裸的罪行。
一些日本學者相信,中日戰爭中的南京暴行及其他殘暴行為是由一種叫“壓迫的傳導”現象造成的。據《隱藏的恐怖:在二戰中的日本戰爭罪行》的作者田中雄喜所說,日本現代軍隊自其誕生之日起就有巨大的暴行隱患。原因有二:首先是日軍官兵中存在的獨斷專行和殘酷虐待,再就是日本社會由天皇身旁的人支配的森嚴的等級制度。在侵佔南京之前,日軍對自己的士兵也長期施加羞辱。士兵被迫為長官洗內衣,或是溫順地站著任由長官摑耳光,直至鮮血橫流。用喬治•奧威爾的話說,日本士兵時常受到的這些抽打,是來自長官的“愛的行動”;而日本海軍用“鐵拳”加強的殘暴紀律,則被叫做“愛之鞭”。
人們常說,權力最小的人一旦握有對社會等級中更低微人們的生殺大權,常常會變成最殘暴不仁的人。日本士兵來到海外後,因為森嚴的等級制度而壓抑的殘暴突然得到了發洩。在外國領土或殖民地上,作為天皇的代表,日本士兵享有巨大的權力。在中國,即使是最低級的日本列兵,其地位也要超過最有權有勢的中國人。由此不難看出,長期被壓抑的憤怒、仇恨和對權力的恐懼就是如此在南京爆發成無法控制的暴力。日本士兵沉默地接受了長官施加的一切,那麼中國人也必須接受他們選擇的一切暴行。
學者們認為,侵華暴行的第二個原因是許多日本軍人對中國人的鄙視—這種鄙視是通過數十年的宣傳、教育和社會灌輸形成的。如果說中日兩個民族種族不同的話,日本人和中國人也是很相似的(也許正因如此,日本人感到自己的獨特性受到了威脅)。儘管這樣,皇軍中許多人把中國人看做是低於人類的人種,對他們來說,殺中國人就像踩死臭蟲或殺豬一樣,不必有任何道德上的壓力。事實上,無論是在戰前還是戰爭期間,各個級別的日本軍人時常把中國人同豬相提並論。比如,一位元日本將軍告訴一位元記者說:“坦率地說,你對中國人的看法與我完全不同。你認為中國人是人,而我認為他們是豬。”在南京,一個日本軍官把中國俘虜十人一組綁在一起,把每一級推進一個坑裏,然後燒死他們。這位軍官為自己開脫罪責時解釋說,他在殺人時的感受同他殺豬時一樣。1938年,一個名叫東史郎的日本士兵在日記中揭露:“現在,一頭豬比一個人(中國人)的命更值錢。因為豬肉能吃。”
第三個因素是宗教。日本皇軍給暴力冠以神聖的光環,使暴力具有一種文化上的必要性,這種力量絲毫不亞於在十字軍東征和西班牙宗教法庭時期那種驅使歐洲人的力量。在1933年的一次講演中,一個日本將軍說:“每一顆子彈都必須充滿帝國的風範,每一枝刺刀尖上都必須烙有民族的精神”。
幾乎沒有日本人懷疑其在中國的使命是否正義。一位曾參加過南京暴行的前日本士兵卡富白道說,他所受的教育使他深信天皇是全世界理所當然的統治者,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伏秀的種族,控制亞洲是日本的使命。當一位當地的基督教士問他:“上帝和天皇誰更偉大?”時,他毫無疑問地回答:“天皇。”有一個比上帝還高大的東西站在自己一邊,日本軍隊很自然地走了下一步—認為戰爭,甚至包括隨之而來的暴力,能夠最終使日本及其受害者受益。一些人把暴行當做達到勝利的必要工具,這個日本的勝利能夠幫助所有的人,並在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之下建立一個更好的中國。這種態度也表現在那些無情地毆打學生和士兵的老師和軍官身上,他們在毆打時堅持認為這全是為了愛護。
或許正是松井石根將軍在試圖粉飾日本侵華行為時總結了這種盛行的自欺欺人的“道德感”。在1937年去上海之前,他對支持者說:“我上前線並不是去與敵人戰爭,而是去撫慰(被打擊的)兄弟。”後來,他又談起入侵中國:
日本和中國之間的戰鬥一直是“亞洲大家庭”中的兄弟之爭。……在那些日子裏,我一直相信這種戰鬥是幫助中國人進行反思的一個途徑。我們這麼做並不是因為憎恨他們,相反,我們太愛他們了。這正像在一個家庭中,當大哥對胡作非為的小弟忍無可忍時,為了使小弟行為端正,不得不嚴責他。
不管戰後歷史的進程如何,南京的暴行將永遠是人類的榮耀之中的一塊汙跡。但使這塊汙跡特別令人厭惡的是歷史並沒有為這個故事寫下一個適當的結局。60年後,日本作為一個民族,還在試圖埋葬南京的受難者——不是像1937年那樣葬於地下,而是要把他們埋葬在被歷史遺忘的角落。在這種無恥行為的掩蓋之下,由於很少有人試著記錄並為公眾系統地描述,南京大屠殺目前在西方幾乎無人知曉。
本書的初衷是從日本顛倒黑白的宣揚者的貶抑中解救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為南京數十萬死難者的無名之墓寫下銘文。它是一部對人性陰暗面的個人探索之作。南京的暴行留給我們很多教訓,其中之一是:人類的文明是多麼淺薄。也有人認為日本人是非常邪惡的——他們永遠是一個危險的民族。但在讀完幾箱關於日本戰爭罪行的材料,流覽了浩瀚的世界歷史中古代諸多暴行的記錄之後,我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與其說日本在二戰中的行徑是由危險的民族性所致,倒不如說是在一個脆弱的文化中,一個危險的政府在一個危險的時刻將其危險的理論販賣到另一個與之看法截然相反的民族所致。我們應以慎重的態度看待南京的暴行——它闡明了人是多麼容易被鼓勵讓十幾歲的孩子泯滅天性,成為可怕的殺人機器。
從南京暴行得出的另一個教訓是大屠殺中強權的作用。那些曾研究了歷史上大屠殺的人已經指出,政府中的高度集權是致命的——只有某種意義上絕對的強權才會製造像南京暴行這樣的慘劇。在90年代,世界上研究大規模殺害(demo-cide)的泰斗R.J.拉梅爾(democide是他杜撰的術語,包括了種族滅絕和政府進行的大屠殺),完成了對本世紀和古甘暴行的系統、量化的研究,他引用著名的阿克頓勳爵(1834-1902,英國歷史學家。—編注)的一句話概括這個令人難忘的研究:“強權殺人,絕對的強權絕對地殺人。”拉梅爾曼現,一個政府越是不限制其強權,它就越容易因其領導人自妄想或精神上陰暗的衝動驅使,向他國政府發動戰爭。日本不是例外,像南京大屠殺這樣的眾多暴行,如果不是難以避免的,也是意料之中的向專制制度發展的結果,是由軍隊和皇族控制的強權驅動整個民族,實現少數擁有大權者的病:目標所導致的。
我們還有第三個需要汲取的教訓,它或許也是最慘重一個教訓。它存在於人們在接受屠殺上那種可怕的悠閒之中,它使我們大家都成為難以置信的惡行的被動的觀眾。當年,南京的暴行曾佔據世界各地報紙的頭版,但就在南京全城喋血之時,大多數世人卻袖手旁觀。國際社會對南京暴行的反應竟與最近人們對波黑和盧旺達暴行的反應有著可怕的相似:在成千上萬的人令人難以置信地悲慘死去的時候,全世界只是在看著CNN的新聞,袖手旁觀。或許可以說,由於戰爭屠殺十分機密和迅速,美國和其他國家沒能及早地阻止納粹黨人的“最後解決”,直到盟軍士兵解放了集中營,親眼看到那裏慘不忍睹的情形,很多人才開始接受有關報導的真實性。但對於南京的暴行和前南斯拉夫的屠殺,我們沒有這樣的藉口。南京暴行的消息曾赫然刊登在像《紐約時報》這樣的報紙上,凡乎我們每個人的起居室裏也曾天天播放著波士尼亞的暴亂。顯然,只要罪惡離我們遠得不足以對個人形成威脅,人性中一些扭曲的東西社會使最令人難以言說的罪惡在瞬間變成平常瑣事。
可悲的是,世人仍以消極的態度面對日本的第二次暴行——日本人拒絕為他們在南京的罪行道歉,甚至拒絕承認發生過大屠殺,更有甚者,日本的極端分子還試圖在世界歷史中塗抹掉這一事件。要瞭解這種不公正的程度,人們只須比較一下日本和德國政府在戰後的賠償就一清二楚了。雖然僅金錢本身不能使死難者複生,也不能磨去倖存者痛苦的記憶,但至少可以說明罪孽的元兇究竟是誰。
作為賠償,德國政府已至少支付了880億德國馬克,還要在2005年賠償200億德國馬克。如果把所有的賠款加在一起,包括個人受難者賠償、財產損失賠償、撫恤性賠償、國家法定賠償、特別問題最後賠償,以及根據國際協定對以色列和16個其他國家戰爭損失的賠款,這些共計1240億德國馬克,折合600億美元。日本人則幾乎沒有為自己在戰爭中的罪行付出任何賠償。有一個時期,就連瑞士都拿出數十億美元補償戰爭中受到損失的猶太人的帳戶,而許多日本重要官員卻繼續相信(或是假裝相信)他們的國家從未做過任何應當賠償或是道歉的事。他們還詭辯說,他們的政府被指責所犯下的許多暴行從來就沒有發生過,那些確鑿的證據不過是中國人和其他辱沒日本的人捏造出來的。
今天,日本政府認為所有的戰爭賠償事宜都已被1952年三藩市和平協定所解決了。但讀一下這個協定就會發現,問題是要擱置到日本經濟條件好轉之後再進行解決。協定第五章14款規定:“日本應向各盟國進行賠償已是共識。但是日本目前資源匱乏的情況也有目共睹,所以,須等其經濟復蘇,再向各國的所有損失和痛苦進行徹底的賠償,並同時履行其他義務”。
冷戰時期最有諷刺意味的一件事是,日本不僅躲避了賠償的責任,還從美國得到了數十億美元的援助,使其從美國的敵對國成為經濟強國和競爭者。現在,亞洲人民十分關注日本人中軍國主義抬頭的跡象。在雷根當政時期,美國幫助日本加強軍事力量—這引起了許多曾多年遭受日本戰爭侵略的民族的警惕。菲律賓外交部長、普裏策獎獲得者、二戰期間麥克亞瑟將軍的副官卡洛斯•羅慕洛說:“忽視歷史的人更容易成為歷史的受害者”。他對日本文化所激發的競爭性的民族精神有很深的理解:“日本人是一個執著的民族,也很有頭腦。在二戰末期,沒人能想到日本成為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但他們做到了。如果你給他們成為軍事強國的機會—他們將真的會成為軍事強國。”
但冷戰已經結束了,中國正從封閉走向開放,並迅速發展起來,其他曾在戰爭期間受到日本欺淩的亞洲國家也在世界經濟競技場中崛起,能夠同日本相匹敵。在今後的幾年裏,人們會看到針對日本戰爭罪行的積極的大跨步行動。美國社會正在更民主地融入亞洲人。與他們密集於科技領域聽父輩們不同,年輕的華裔美國人和華裔加拿大人正迅速地擴大在法律、政治和新聞業中的影響—在北美歷史上,亞洲人很少在這些領域涉足。
從我開始寫作本書到脫稿期間,公眾對南京大屠殺的關注大大地增加了。在90年代,出現了大量關於南京暴行以及關於慰安婦、日本用戰爭受難者進行醫學試驗和其他有關暴行的小說、歷史著作和報刊文章。三藩市的學校正計畫將南京的暴行納入課程表,華人地產商也已規劃了建立中國屠殺紀念館的藍圖。
在本書即將完成之際,美國政府已開始對社會活動家的要求作出反應,向日本施加壓力,迫使其面對戰爭的暴行。1996年12月3日,美國司法部列出了日本戰犯的名單,禁止他們進入美國。1997年4月,前美國駐日大使沃爾特.蒙代爾對新聞界說,日本必須誠實地面對歷史。他希望日本為其戰爭罪行充分道歉。另外,南京的暴行成為一項提案,不久將會進入美國眾議院。1997年春,議員們同人權活動家一道起草了一項提案,譴責日本在二戰期間虐待美國和其他國豪戰俘,要求日本向戰爭受難者正式道歉和賠償。
迫使日本政府面對其戰時政府罪行全部事實的運動甚至正在日本得到支持。對官方否認戰爭暴行的行為,日本有良知的公民也感到十分羞愧和不安。一部分活躍的日本人認為,如果日本想在未來得到周邊國家的信任,其政府必須承認過去。1997年,日本複交友誼協會(一個民間團體。—編注)發表了以下聲明:
在過去的戰爭中,日本十分傲慢自負,它侵略其他亞洲國家,給許許多多的人尤其是中國人帶來了苦難。在19世紀30年代前後15的歲月中,日本一直發動著對中國的戰爭。持久的戰爭使數千萬中國人成為受難者。在此,我們真誠地為日本過去的錯誤道歉,請原諒。
當今一代的日本人正面臨一個重大的選擇。他們可以繼續自欺欺人,把日本侵略戰爭當做“聖戰”,而日本的戰敗僅僅是由於美國的經濟實力。或者同本民族過去的殘暴行徑決裂,認清這樣的事實:正是因為日本戰敗,它才無法將其可怕的“愛”施加到更多的人身上,這個世界才變得更加美好。如果當代日本人不採取行動去堅持真相,歷史就會給他們帶來如同其先輩一樣聲名狼藉的危險。
對於自己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日本不僅在法律上有責任,更在道義上有義務去承認。至少,日本政府應當向受難者發表聲明正式道歉,並賠償浩劫中的受難者。更重要的是,要將大屠殺的真相教育給將來的每一代日本公民。如果日本還期望得到國際社會的尊重,併合上自己歷史上汙跡斑斑的黑暗篇章的話,這些早就應該做到的工作對日本十分重要。

「張純如:南京大屠殺」


紀念南京大屠殺七十周年
史維會隆重推出真摯感人紀錄劇情電影「張純如:南京大屠殺」

一位在美國土生土長的華裔年青女作家,為了追尋一段父母曾經提及但學校卻從沒有講授的慘痛歷史,從美國走到陌生的南京,鍥而不捨地查考印證。在得知歷史真相後,本著良知,為維護真相公義而付出最大努力,在西方社會揭露被遺忘的亞洲二戰浩劫。她以英文撰寫「南京大屠殺」一書,在1997年12月出版時立即引起轟動﹐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排名榜上歷經數月不衰,多次重印,賣出超過五十多萬冊,並翻譯成多國語言。當她再接再厲,在尋訪曾遭日軍蹂躪的美軍戰俘倖存者期間,受抑鬱症困擾而自殺。她是我們永遠懷念的張純如。她的著作和追求真相公義的執著,激發更多人秉承其志向,為和平帶來希望的曙光。

為了紀念這位美藉華裔女作家,這朵在人們心中永恆的鳶尾花,以及揭露二次大戰亞洲浩劫史實的真相,加拿大史維會於2005年底開始集資籌拍一部紀錄劇情電影 Iris Chang – The Rape of Nanking (張純如﹕南京大屠殺),闡釋張純如對歷史真相和公義的索求,以及她發掘歷史真相時的心路歷程。
張純如堅強的意志讓南京大屠殺的慘劇得以在西方社會引起關注,當中接近三十萬無辜的百姓被日軍殘殺、虐待、無數的婦女被強姦等等的歷史暴行亦因著這本世界上第一本用英語為普羅大眾寫成、結集了大量的資料證據的著作而得以揭露。

張純如的生命雖然短暫卻帶給這段黑暗的歷史一線曙光。二OO七年是南京大屠殺的七十周年,亦是張純如的著作 The Rape of Nanking –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WII 面世的十周年,加拿大史維會期望藉著這電影來提醒世人﹕這場浩劫的歷史傷口仍在淌血。假如世人選擇逃避面對史實,和漠視把這段沉痛的歷史教育下一代,歷史將會重演。

「張純如﹕南京大屠殺」的製作終於完成。電影的製片和導演 Anne Pick 和 Bill Spahic 都是非常有經驗和屢獲獎項的加拿大電影工作者。從電影的豐富素材和感人片段,足見這兩位導演所付出的熱誠和被張純如的精神深深感動。加拿大史維會亦非常感激張純如父母對我們的信賴及提供有關張純如的資料和成長的經過。飾演張純如的溫哥華演員鄭啟蕙也是土生的華裔和新聞系畢業,不單長相酷似張純如,而且與她神交有年,演出時入木三分,並為主題曲撰詞抒懷。
溫哥華首影五場將於十一月假 Ridge Theatre (溫市 Arbutus 夾 15街)舉行﹐放映場次如下﹕
11月15日(四) 7:15 pm
11月17日(六) 4:00 pm
11月22日(四) 7:15 pm
11月25日(日) 4:00 pm
11月25日(日) 7:15 pm
門票十五元﹐貴賓票五十元。全部收益用以資助加國老師前赴亞洲學習二戰浩劫史實及史維會其他工作。本會邀得張純如父母、該片女主角鄭啟蕙出席首兩場放映,與觀眾會面及分享對參與本片的感受。史維會呼籲華裔公眾踴躍購票觀看﹐並推薦此真摯感人的電影給非華裔朋友。

籌款電影 Iris Chang – The Rape of Nanking 之門票於下列地點義務代售﹕
‧ 三聯書店 華埠78-80 East Pender Street
列治文時代坊二樓
‧ 中信中心 本拿比麗晶廣場
‧ 恒星傳訊各門市
‧ Ridge Theatre

另史維會亟需公眾的支持和捐款﹐支票請寫 BC ALPHA 寄 #1107 – 805 W. Broadway, Vancouver , BC , V5Z 1K1。查詢電話﹕(604) 313-6000。

a link.南京說 – 大屠殺七十年

香港電臺將播出"南京說──大屠殺七十年"紀錄片
2007年11月20日 09:37 來源:中國新聞網
中新網11月20日電 “看到日本人在岸上殺人,血將河邊都染成紅色,血路有幾公里長,連飯都吃不下去,我從沒想到連平民都會受到襲擊。”以上一段對南京大屠殺的描述,出自一名曾參與侵華戰爭的前日本海軍口中。據香港大公報報導,香港電臺訪問了近二十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和日本老兵,用半年時間完成紀錄片“南京說──大屠殺七十年”,透過回顧歷史教育市民。   
今年為南京大屠殺七十周年,香港電臺將於本月二十四日起,一連四個星期六播放“南京說─大屠殺七十年”。紀錄片的導演史志偉表示,工作人員於今年初已開始搜集資料,攝製隊曾多次飛到日本和南京,採訪大屠殺的倖存者和當年參與屠殺的日本老兵,以採用第一手資料,將真實呈現。   
為了讓年輕人瞭解南京大屠殺,港臺將於明午三時在九龍公園香港文物探知館演講廳,舉辦“南京說─大屠殺七十年”研討會,邀請日本民間組織“銘心會”會長松岡環、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蘇國寶等嘉賓出席。
  張文新表示,近年來有關中國議題的紀錄片,愈來愈受到區內傳媒,以至跨國傳媒重視,因此港臺亦策劃開拍一套名為“中國新面貌”的紀錄片,講述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中國社會等方面的不同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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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殺七十周年紀念講座
反思戰爭 擁抱和平

文章日期:2007年11月28日
【明報專訊】細說三年零八個月(粵語)

講者:高添強先生(本地史研究員)、馬家輝博士(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助理主任)

日期:11月29日(明天)5:30-7:30pm

地點:香港大學黃麗松講堂

侵華日兵見證會 (日語,輔以粵語翻譯)

講者:倉清(退役老兵)、熊谷伸一郎(撫順奇繼承會主席)、張宏艷小姐(即場翻譯)

時間:12月3日(星期一)6:30-8:30pm

地點:香港大學黃麗松講堂

報名/查詢:香港大學通識教育部馮家明

電話:2241 5043

傳真:2547 0592

電郵:kaming@hku.hk

11/27/2007

万名归侨侨眷领“低保”

K,
这些难民,是五十年代印尼等国排华时,回流到海南岛的,生活过了几十年,还得靠“低保”,这低保还是“政绩”,叫人匪夷所思。但,这就是现实中国。丧事,喜事。大家,惯了。

海南为五大华侨农场逾万名归侨侨眷办理“低保”
中新社海口十一月二十七日电(记者 关向东)二十七日,记者从海南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获悉,海南澄迈、兴隆、彬村山、文昌、东方五大华侨农场,今年六至八月间全部实现了属地化管理,分别由海南省国资委移交给澄迈县、万宁、琼海、文昌、东方市管理。海南还为一万两千零九十三名贫困归侨侨眷办理了“低保”手续。
二十七日的会议听取了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华侨外事工作委员会《关于跟踪督促侨法执行检查整改情况的报告》。
报告称,海南省政府今年六月下发了《海南省推进华侨农场改革和发展方案》,截至八月五大华侨农场都实现了属地化管理,当地政府接管华侨农场后着手研究管理模式和发展方向。
报告透露说,为了解决华侨农场土地确权、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历史债务、危房改造和职工低保等关系归难侨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海南省政府决定由省财政安排一亿多元作为专项基金,并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据悉,为了帮扶散居归侨侨眷生产生活,海南省除为贫困归侨侨眷办理“低保”手续外,同时推进的还有侨务救济和实施侨居工程。
报告特别标明,截至今年八月全省有一万三千名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后回国的归侨困难职工,领取了生活补贴
此外,海南省人大调查中还发现,位于儋州市的侨植、南辰、和庆三个农场,均曾接收安置归难侨,因为历史原因未有享受国家华侨农场待遇。是次,这三个农场三百五十三户归难侨危房改造,将与五大华侨农场六百四十二户的危房改造同样获得政府资助。(完)

a link.《大公報》用了“紅樓無夢”稿

林青霞與蔣勳對談愛‧美‧感動






K,
這是肥仔打小臨的貼,正是《乙瑛碑(東漢)》呵。讀之,心中有澄明之感,是吧。

我們的過去 我們的未來
林青霞與蔣勳對談愛‧美‧感動
文章日期:2007年11月27日
【明報專訊】編按: 11月,「台灣月」,光華新聞文化中心把台灣精彩帶到特區,讓香港市民看見了也聽見了精緻的台灣文化。月底重頭戲是蔣勳講座。蔣勳,是學者也是詩人,是作家也是評論家,是藝術的創造者也是美的膜拜者,他,就是文化。
蔣勳到台灣定期開課講授《紅樓夢》以及其他主題,長居香港的林青霞,定期搭飛機到台灣,為的就是坐在台下聽「蔣老師」講課。
當蔣勳遇上林青霞,當大家坐下來,談愛,談美,談生命裏的感動與期待,他們的思考與經驗,當然值得我們靜心聆聽。
「永遠的林青霞」有個「唯一的偶像」,就是蔣勳。
蔣勳的美學課堂從大學延伸到社會,將「天地有大美」當成一種信仰傳播。文學、藝術於是成了心靈的功課,蔣勳總是帶所有學生,從美反視生命的深層內在,領悟人生修行的功課。總是被注視的大明星,曾經每周一次飛到台灣,只為了上蔣勳的美學課,聽他講《紅樓夢》。「美的覺醒」之後,林青霞曾在雕像前感動落淚,也熱中於寫書法、畫畫、嘗試寫作,藝術燃起她的熱情,甚至發願﹕60歲要成為藝術家。
問﹕蔣勳什麼時候變成林青霞的偶像?
林青霞(以下簡稱林)﹕有朋友送我蔣老師講《紅樓夢》的光碟,我聽了就很想見他。後來知道蔣老師在這兒開課,我就趁每星期回台灣探望父親時來上課。 老師是我唯一的偶像,不能太接近,太接近我會怕,哈哈。
蔣勳(以下簡稱蔣)﹕楊凡(香港電影導演)笑她﹕「你一定是一生都沒有偶像,一定要找一個偶像。」
林﹕老師還是我的半顆安眠藥。因為聽老師講紅樓夢的碟片,心裏很安定,就容易入睡
蔣﹕在捷運上也有人告訴我,他長期失眠,聽我的有聲書,一聽就睡,我的聲音讓他安靜。我很高興。
30歲前 80%痛苦
問﹕開紅樓夢的私人講堂是什麼緣由?
蔣﹕最早是一群好朋友希望在富裕的生活之外有不同的、精神上的追求,所以最早不只講紅樓夢,也上中國美術史、西洋美術史;只是個小班,一、二十人,每星期五下午上課。青霞剛來上課時,我滿緊張的。她是大明星,借我們場地的卓太太店裏的員工都跑來排兩排等要看青霞。媒體對她的塑造,我還是難免受到干擾……
林﹕他的目光都不飄到我這邊!我坐在邊上,他快看到我了,目光又移過去了。我想,嗯,這樣很安全,老師都不看我,我就戴上我的老花眼鏡,沒想到一抬頭,哎呀,老師看到我了!
蔣﹕哈哈,一看到青霞戴上老花眼鏡,大明星一下變成真實的人——她也會老花!那之後我就好了,突然覺得好輕鬆,好像魔咒被破除了。所以,要一清如水去認識一個人的本質,是大修行,青霞是我很重要的功課。那幾年來上課的多是富貴中人,紅樓夢講的也正是富貴人家的事,也講情深的苦。課結束一年多了,大家都有些變化,有些人走了。他們叫我老師,可是我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因為我相信要過富貴、過情深這一關都不容易。 問﹕林青霞曾經演過賈寶玉,讀紅樓夢有什麼體會?
林﹕大家都猜我演林黛玉,張艾嘉演賈寶玉,後來我們對調。李導演(《金玉良緣紅樓夢》導演李翰祥)說,我有一種玉樹臨風的感覺,我也覺得我演得到。我演過的角色,我就最愛男角﹕賈寶玉和東方不敗。
蔣﹕我們性格裏都有林黛玉和薛寶釵,我們永遠都會在兩種性格之間矛盾。林黛玉帶不妥協的堅持死去,薛寶釵懂得圓融,跟現世妥協活下來。我們要內在有自我的堅持,在外又能與人隨和相處,能在這兩者平衡,真是大智慧。
林﹕講得真好,就是這麼回事!我十幾歲時,愛為賦新詞強說愁,也不知道在愁什麼,很不快樂;卅歲之前,我的痛苦佔了百分之八十。有一次照鏡子,問自己是誰呀?我原來是什麼樣子?譚家明 導演跟我說﹕「你如果能不在乎人家的看法,你就成功了。」
人生最難做的功課
問﹕近兩年兩位都歷經至親過世,感受人生重大的轉折,可以談一談?
林﹕我父母走時,我一顆眼淚都沒流,好像悲傷到一種程度,不會掉眼淚,非常難受。最近我到山東曲阜,我很期待看乙瑛碑(東漢的隸書經典),結果太多人認出我來,場面有點亂,亂中有人去看碑,也沒喊我去。上了車,就有人說摸了碑,感覺那字是怎麼樣。我好失望,大顆大顆眼淚一直滾下來。大家嚇一跳﹕「哎呀,大明星流淚了。」朋友跟我說﹕「最難熬的,都熬過去了,何必為了這種小事?」我覺得,這麼自然地流眼淚真是太好了!是我很鬆懈、很自在,才會這樣。
蔣﹕可能你哭的不是乙瑛碑,是把父母過世時未完成的哭,轉移在那兒完成了。我真是感謝那個乙瑛碑! 這幾年經歷父親走、母親走,是很不同的經驗。我父親是黃埔出身,對小孩子很嚴格,永遠問功課做了沒?月考第幾名?你考第二名,他會說為什麼不是第一?我們都怕他,覺得陌生。他去世時,我跟醫師要求讓我清洗父親的身體,我才第一次跟父親這麼親,可是他已經走了。母親跟我很親。她臨終時,我在她耳邊講話,抱她,所以她是在我懷中走的。那是很苦的時刻,但又感到一種圓滿。我看她,覺得這張臉,是我來世還要相認的。
林﹕我很感謝蔣老師在我最困難時送我一句「人在最痛苦的時候,其實是一種修行。」之前,蔣老師還在電話中跟我說了蔣媽媽走的情形,對我都很有幫助。
蔣﹕我知道那時青霞壓力 很大。父母離去是每個人最難做的功課,但自己不事到臨頭是不知道的。
林﹕我父親走得非常圓滿。父母過世,我也不敢哭,怕一崩潰就收不回來了;也是不想在女兒面前流淚,我不想她們覺得死亡是可怕的事情。那次到山東,回了青島老家。我寫了第一首很幼稚的詩〈家鄉的風〉。
蔣﹕來,念給我們聽。
林﹕山東青島我家鄉,爹和娘的生長地。我問爹呀我問娘,是否化成家鄉的風?請你輕拂我的髮梢,讓我重溫你們的愛。我問天空我問雲,可否化我為枝上鳥?隨那風兒遊老家。
皮相之美 美的教育
問﹕兩位對老去好像很坦然?
蔣﹕沒有,還是會恐慌。我明年就花甲了,有批朋友都是﹕奚淞、侯孝賢、林懷民。以前還想﹕60就是老翁了嘛!但我突然覺得,花甲這兩個字真好,甲是一甲子,60年;花是華髮,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也是一種超越,可以這麼漂亮、這麼美、這麼燦爛,把自己還當成一個春天。
林﹕啊,講得真美!從此以後,我們都不怕花甲之年了。
蔣﹕我18、19歲,在日記寫「如果活過21歲很可恥!」我很奇怪那時怎會這麼絕望與憂愁? 我相信我到一百歲都還會眷戀青春,因為有過最美好的,花開的季節。可是你永遠眷戀這季節,並不影響你去面對你的秋天。
林﹕我人生的每個「零」都有個轉變﹕20歲拍電影,30歲時認清自己,40歲有了結婚的打算,怎樣都不想拍電影。50歲想追求文化藝術;未來60歲,我想做個藝術家,哈哈!
蔣﹕青霞非常纖細敏感,所以要吃一點苦(林﹕吃大苦了。)如果都不在乎,那你簡直成佛了。可是我相信青霞可以修得很好,因為她是看過大繁華的人。青霞在17歲時,因為她的美而被發現;我相信她的美也會變成負擔,甚至覺得她要保持美、要為這麼多人負責;她很累,她不斷得在美這件功課上修行。
林﹕其實我想做個胖子!我年輕時很瘦,結婚以後胖了,覺得滿可愛、滿好的,我的朋友反對,嚴重警告我,不能再胖了。只胖一點,雜誌就說「肥婆」啦。 第一次跟蔣老師見面,老師送我一本記事本,寫了幾個字,寫得好美,我不好意思說……老師說﹕「謝謝你為人世間帶來的美。」
蔣﹕這很重要呀,永遠要做這件事!
林﹕有時候很氣我自己,每天為了穿著、打扮、怎麼搭配、談吐各方面,花了好多精神,為什麼要浪費時間在這上面?和老師去吳哥窟那趟,我問老師對「皮相之美」的想法。他說,印度教有「歌舞嬉鬘」(蔣﹕鬘是打扮。),用表演、打扮的快樂來供養如來,就是功德,對嗎(轉頭看蔣)?
蔣﹕是呀!有時候,我也覺得自己是不是玩得太多,又愛喝好一點的紅酒……(林﹕啊,我帶了手工米酒給你。)謝謝,謝謝。 很好玩,我們都有對生活中皮相或享樂的罪惡感,可是佛經中反而沒有,它對人世間有很大的寬容,所以我覺得佛經真是了不起。我還記得在金邊,我們觀賞很漂亮的菩薩(林﹕闐耶跋摩七世(「高棉的微笑」原型)。)青霞流淚了,其他人好緊張,我說,不要打擾她。我知道她不是難過,可能是看見內心深沉的東西;能那樣暢快地流淚,其實很開心。上了飛機,她就問我皮相之美的事。 熱淚盈眶也是一種美。我在大學教書時,放貝多芬音樂給學生聽,有學生熱淚盈眶,可是他考試考得不好。我跟朋友說,我很後悔那時不敢打「熱淚盈眶」的分數,我們要學生讀藝術欣賞、藝術概論,那些都是知識,不是感動。美應該是直接的感動。 我有很大的反省﹕要怎樣在教育裏留給美、感覺教育一個空間?(感謝台灣《聯合報》提供圖文)(標題為編輯所取)
[訪問/整理﹕王惠萍、賴素鈴、梁玉芳]

11/26/2007

龍口粉絲:龍馬圓舞曲


Dear all
不好意思,小女子從馬先生那鋪子里,偷了這張龍馬合照。因為忍不住想弄點“關批”。
如何解讀這張難得公開的龍馬照?小女子覺得,很舞臺感,很音樂感,很起舞感——軀體與思維。

主題:搭調
時間:秋冬之交
場景:南國的樹下。
道具:一椅,一花園。
服裝:色彩之極端,玄與白,極言其多。

龍馬的肢體語言,初看只覺得相似:上下肢,交疊姿勢,乃至角度。
細看,乃動靜之間,可進可退。
靜:若慢板樂起,這姿態全然冷眼旁觀,笑傲江湖。
動:若樂之快板,軀體打開、立起、旋轉,甚至手臂可以順勢劃開迷霧,相互掩護著旋入蒼涼難舍的生活。

讀這龍馬照,似乎可以看到老朋友間的心靈感應。其實,從臺灣、到香港,此乃進行時。從行蹤,到思考,從社會,到文化,從捍衛,到抨擊,甚至龍馬與各自下一代間的困擾。

老友。真好。

琦君與夫婿李唐基


2006年4月30日亞洲華文作家文藝基金會舉行「向作家琦君女士致敬」記者會,琦君在夫婿李唐基陪同下出席領獎。(劉宗龍攝/時報檔案照片)
K,
和淚讀是文,再問千古,情,為何?爱,又为何?

琦君,再見

☉陳希林

 作家琦君兩年前回國定居。我有幸多次在公開、私人場所觀察她,與她簡短對話。就算我不是記者,身為普通讀者的我也會感動於她為人與為文之間,毫無矯飾的真誠。
2006年4月30日亞洲華文作家文藝基金會舉行「向作家琦君女士致敬」記者會,琦君在夫婿李唐基陪同下出席領獎。(劉宗龍攝/時報檔案照片)

 作家、九歌出版負責人蔡文甫說,琦君的話語溫和,無論是做人還是寫文章都親切無比,猶如一位老實的朋友。這一點,從琦君與夫婿李唐基之間的鶼鰈情深,最能看到。

 兩人彷彿「老小孩」一般的互動,叫我難忘。他們住在淡水的潤福生活新象館,李唐基有如琦君的生活祕書兼總管,以極其細膩的心思照顧著琦君。

 琦君身體較弱,李唐基為她在床邊安裝特製扶手,讓她易於施力起身。李唐基擔心房門晃動打到行動緩慢的琦君,裝了一個腳踏的門阻,讓琦君輕輕鬆鬆就把門固定住

 言談間,李唐基總是笑咪咪地代替琦君回答問題。而記憶力已經不再犀利的琦君,常在一旁冷不防冒出一句拆後台的話,讓大家笑得彎了腰。

 李唐基說:「我就是她的生活祕書。」琦君在一旁瞟了一眼說道:「(他)話是這麼說啦!其他的事,我當著他的面,現在不敢說。」李唐基說他為琦君開車當司機,琦君又說:「一言難盡啦!現在會開車的人那麼多…」

 有人端上果汁給琦君,琦君說自己不要果汁,要咖啡。話還沒說完,李唐基已經把自己手中的咖啡遞了過去。琦君嘆息自己大學時代沒有讀外文,李唐基也在一旁用幾乎只有他們兩人聽得到的聲音安慰她:「還好沒讀外文,否則就沒有琦君了。」

 她知道自己身體不好,常說自己「好多事情都想不起來了」。但她依舊堅持參加三民書局為她舉辦的「琦君迷同學會」,堅持要和老朋友、作家劉枋等多人見面。

 在會場,作家郭強生朗讀琦君的《賣牛記》主角懷念自己已逝兒子的段落,讀著讀著就哭了出來。在氣氛溫暖的會場中,琦君不時握著前來致意者的手說:「我想起來了,我記得你!」

 正如作家隱地所說的,琦君問候人,是連你全家都問候進去了。會場上琦君不斷詢問老友,展現關切:「你好嗎?你小孩好嗎?我們好久不見了。」

 琦君對家人、兒子的感情同樣深厚。她多次說,她與李唐基多年來考慮離開美國回台定居,心中最大的牽掛,就是居住在紐約的獨子一家人。

 中央大學為琦君兩度舉辦「琦君研討會」,琦君總是在會前反覆地說:「唉呀!我不重要啦!我的文章寫得最不好啦!」在研討會上她看見會場擁擠,雖然自己精神不好,她還是覺得高興。

 無論公共或私人場合,無論琦君精神好不好,她的背後總是站著笑咪咪的李唐基,默默收拾、答覆、協助。他是一家之主,他全然尊重女主人的寫作領域,並且成全其美。

 我是微小的讀者,有機會親見作家行事為人的風格。在此敬以微小的聲音,對李唐基先生、琦君女士發出感謝。謝謝!謝謝您們的真誠無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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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琦君:杜甫為媒牽手一生
2006-06-09 14:06 |迴響:12|點閱:6733

註:琦君過世,我的心裡非常難受。我是看著她的書長大、變老的。我把她的《三更有夢書當》、《留予他年說夢痕》…傳承給了女兒。

琦君給我的,是一個溫柔敦厚的世界;我一直相信,「文如其人」,特別是一個筆耕勤奮的人,他的本質是很難長久隱藏在文字之下的,所以,我想,琦君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如她小說、散文中呈現的質地。

幾年前,琦君回台灣時,我曾對她和她的夫婿李唐基先生做了一個專訪,以下是這個專訪的內容,當時他們剛從琦君的故鄉回來。


不久前,琦君回到了睽違半世紀之久的家鄉浙江永嘉,與她的讀者見面。

那兒的老中青讀者殷殷企盼著琦君,不只是因為她的寫作在過去四十餘年的歲月裡,感動了不同世代的人,也因為琦君是少數在高度成名之後還樂於與讀者不斷保持接觸的作家,她讓讀者感覺彷彿總在左右一般;琦君的年紀不小了,不常演講,也不上網,她所做的是:誠摯地回覆讀者們、特別是孩子們的來信。

琦君的小說與回信令讀者欣慰:「她說出了我的心事;她在乎我」;因此,雖然在此之前,家鄉的讀者從未與她謀面,卻在文字中猶如相識已久;琦君的親切與溫暖有著無比魅力。

寫信給琦君的讀者以年輕人、甚至孩子居多,琦君說她總不忍心令孩子失望,「他們寫了信來,總盼著我能夠回信呀」。她說,孩子不理解大人的世界,不能明白成人可能是因為忙碌所以不能回信,而會覺得自己不被重視,琦君笑說:「如果我疏於回信,可能會讓孩子得到一個結論:大人都很差勁──這樣可多罪過呢」。

當然,琦君回信也有一定的原則,凡是第一次寫信給她的小讀者,琦君會儘可能及早回覆,但會特別註明因為讀者來信太多,所以未來再來信時,「可能我就沒有辦法立刻回覆了」。琦君不想讓讀者失望,但也須兼顧自己的時間,這可以看出她做事的體貼與周延──而這一切,都是因為愛:她珍視一切人間情緣;琦君總說:「愛是推動一切的力量」。

前一陣子,因為一部小說改編的戲劇《橘子紅了》,讓琦君的名字在台灣的大街小巷裡流傳了起來;許多驚奇於劇中人物糾結複雜關係的觀眾也許並不知道,其實,這部小說與琦君自己的家庭故事有某個程度的類似之處,她就是來自於這樣一個有大太太、二太太和三太太的家庭。

琦君是個孤兒,一歲時,父親過世,四歲時母親也走了,於是她被送給了後來的父親和母親撫養,而父親除了在鄉下有一個妻子(也就是琦君所說的母親,她喚作「大媽」),後來又在城裡娶了二姨太;再後來,父親又納了三姨太。因此,琦君童年經驗其實很有可能是崎嶇的,幸而她遇到了這位心地善良、溫厚的大媽。這位非親生母親的大媽一路扶養琦君長大;父親在城裡有他的事業,又因另有家庭,所以很少回鄉下,與大太太的感情自然也日漸生疏。

因為這樣複雜的人倫關係,琦君的家庭似乎難逃中國傳統社會裡總會出現的勾心鬥角,也難免有傷心人,但她的文字裡卻幾乎僅僅輕輕帶過這些事情,而她散文集如《三更有夢書枕》與《留予他年說夢痕》中,也總以最澄淨安詳的文字,靜靜地抒寫許多理當驚濤駭浪般的家庭事端。

琦君之所以能夠擁有愉快平靜的童年、能夠不以激動忿恨的情緒觀看周遭的一切,最重要的力量正是母親;做為承載最大委屈的悲劇性人物,做為丈夫鮮少注意的大太太,琦君的母親卻總是告訴琦君:「只要去愛就好了,愛最單純」。

上次回家鄉,受同父異母妹妹之託,琦君也去看了父親的第三個太太,「我都是一個老人了,她──更老了,大家坐著輪椅會面」(琦君因為膝蓋無力,因此有時以輪椅代步),琦君說:「這麼多年來,她也真的吃了好多苦頭,能夠活下來再見面,多麼珍貴」;人生既已行走至此,還有什麼放不下的怨憎呢;六、七十年前,幾個女人之間的風雨駭浪,早已經過去了,對琦君來說,「我們都是一家人」,這件事比什麼都重要。

家鄉為琦君蓋了一座文學館,就在當年的潘宅(琦君本名潘稀珍,但因為她覺得「珍」字太俗,所以自己改為希真)。當年,琦君就在這裡讀書生活,窗外飄香的桂花曾經陪伴著她度過了多愁善感、不可言喻的青春,此刻,文學館也在同樣的位置栽植了一株桂花,複製的情境當然觸動了琦君。

不過,和許多老人不同的是,她憑窗追想,感慨的不是歲月飛逝的無奈,而是深深跌落當年情懷──這和琦君憶兒時的文字有著類似的屬性,楊牧稱之為「寓嚴密深廣的思想感情於平淡明朗的文體之中」,感時而不傷懷,寧靜所以致遠,這是琦君的文字之所以感動人的理由之一:再怎樣灰暗不堪的人性,琦君也用一顆寬容樸實的心收攏成了雋永諒解。

成年人閱讀琦君的童年,可以讓自己跌回記憶,與自己曾經經歷過的單純童稚時光相遇,對許多成年之後,不由自主地在諸多複雜環境裡輾轉流宕的人來說,琦君散文裡那麼簡單的童年心情真是人生夢寐以求的。

對年輕一代的讀者來說,多妻的父親、幼時在中國大陸江南鄉間的生活與青少年的求學經驗,都遙遠地散發出一種異國情調,特別迷人。

重要的是,琦君的童年經驗裡或許也曾經遇到無法理解的人與事情,但她的文字裡始終沒有惡人,人間或有不平,但人生何處不能圓滿?她為讀者描繪了一個各安其位、人們在自己的角色與人生情節裡活著的世界,這個世界有一定的秩序與軌道;琦君如實描繪了當年她未必理解的這個世界,但是因為有愛做為串場,一切便可以運轉下去;就算有情緒,也真的是「留予他年說夢痕了」,既然往事已成夢,琦君傳達給讀者的訊息是:「那麼,此刻,我們就好好活下去吧」。

播下愛的種籽的母親為琦君的人生舖陳了淳厚善良的底色,此後,琦君得以在此上揮灑人生;母親為琦君打好了生命態度的基礎。最該抱怨、最該生氣的母親,卻始終以無盡的愛與耐心面對一切,無形中,也對琦君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對琦君的母親來說,自在感恩地好好活著的琦君就她苦難一生的最大的回饋了,她常對琦君說:「有妳,人生苦的也成了甜的」,母親無盡且專注的愛,是琦君自信的源點。 成年之後,她便透過自己的一枝筆,把母親的情懷與人格,不斷地傳播了下去,四十年來,琦君的散文感動了無數華文讀者,也在讀者的內心深處植入一種溫柔敦厚的典型,這典型自然起始於對母親無盡的感激與懷想──相信這是琦君一種孝順母親的方式吧。

琦君的世界似乎總是水到渠成,「我從來沒有做過人生規劃,其實是走到哪兒是哪兒」,而她唯一做過的計劃大概是「這輩子不結婚了」,不過,這個計劃後來卻沒法兒貫徹,因為杜甫為她做了媒。

當年,琦君一個人從家鄉來到台灣,住在司法大樓的宿舍裡。那時的宿舍很多單身男女,放假時大家偶而會聚在一起聊天。

某次,琦君做了好幾道菜請同宿舍的朋友吃,其中一位並不太熟悉的男子李唐基也來了,大家相談甚歡,回去之後,這男子特地寫了一封信給琦君,對她的熱忱招待表示感謝,信中並且引用了杜甫的兩句詩:「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月夜憶舍弟>),琦君猜想,他也是一個人在台灣。

這兩句感懷的詩觸動了琦君的心,她開始與他通信;琦君逐漸感到自己年紀也大了,一個人生活實在有一種漂零的感覺,因此終於決定接受追求、和他結婚。

琦君結婚時已經三十多歲了,在那個年代,算是晚婚的,但琦君笑說,要不是因為李唐基引了杜甫的詩,她和他基是不會開始交往的,所以琦君總要說:「杜甫是我們的媒人」。

文學,為琦君牽了姻緣,創作當然也就不會從她的人生裡退席。

琦君說,婚後的家庭生活雖然忙碌,「有做不完的家事」,但是李唐基非常希望琦君能夠維持寫作,「他說千萬不要因為結了婚,就放下了筆」,創作與生命之間有著深刻的精神聯繫,李唐基充分理解並且支持。

李唐基笑稱自己是琦君的「生活祕書」,幫琦君安排所有的活動行程,鉅細靡遺地提醒她什麼時候該做什麼。琦君說她性子急、忘性大,常常找不到東西,可是李唐基過去是擔任會計工作,做事很仔細,所以一旦琦君陷入迷糊陣,他就抽絲剝繭地盤查,十有八九總能幫她解困。

不過,也因為先生做事仔細,所以動作很慢,急驚風遇到慢郎中,兩人難免拌嘴,結婚五十年,兩人也習慣了,「我們是一邊鬥嘴一邊協調」,琦君說:「我總是勉勵自己看人看優點,接受生命中的一切;我是個幸福的人」。


琦君
琦君,本名潘希真,字希珍,浙江省永嘉縣瞿溪鄉人,民國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出生。杭州之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曾任高等法院書記官、司法行政部科長、大學兼任教授。現寓居美國,從事寫作。作品曾獲得中國文藝協會散文獎章、中山學術基金會文藝創作散文獎、新聞局優良著作金鼎獎、國家文藝獎散文獎等。其作品大多是懷舊的童年往事,例如家鄉裡的一位老秀才(童仙伯伯),當年哥哥會趁他睡覺時,在他的濃眉上再畫上兩道眉毛。然而哥哥死後,童仙伯伯在哥哥墳前唸完祭文後,牽著琦君的小手,走過高高低低的山路後,告訴琦君日後沒有了哥哥,路無論如何崎嶇不平,總要自己走過。

「小春」是琦君的乳名。而數十年來,琦君筆下的爸爸、媽媽,其實是她的伯父、伯母。原來琦君一歲時父親便過世,四歲時生母在彌留之際,將一兒一女託孤給伯母。而她日後的父親潘國綱(號鑑宗),曾是民國初年在浙閩一帶叱吒風雲的駐防師長,他是一位文武兼備的儒將,除了善於帶兵打仗之外,也經研於古典文學,嗜讀書、也愛寫詩,尤好藏書,在杭州的住處就有大量的圖書珍本,可惜因戰亂,部分毀於戰火,部分毀於不肖奴僕的盜賣。其餘上萬冊的書,皆由琦君在其身後代為捐贈給故鄉的圖書館和杭州大學。琦君的童年是一座「童話寶庫」,她有取之不盡的童話題材,其母即是來自典型農村的伯母,受過傳統的教育,默默持家。儘管丈夫在外事業有成,但他自甘淡泊地住在鄉間,料理田地、果園。每年總把最大最甜的果子,寄給杭州的丈夫享用,只為了換得丈夫信上的一句話:「水果很甜,辛苦你了」。琦君一生受她的母親影響最深,小時候的琦君總跟著媽媽作家事,其中她最喜歡撿拾雞窩裡新鮮的雞蛋。突然從某一天,她意外地在豬圈的稻草堆中發現幾十枚雞蛋。機伶的她,偷偷地在每個蛋殼上畫上個「十」字。不久鄰家老婆婆送來一簍蛋,眼尖的琦君看出蛋上的十字記號,面露不悅,事後母親教訓她說:「小春,幾個雞蛋算得了什麼?難得的是這份情意。你何必計較她女兒把蛋拿出去,而應當感謝她母親把蛋送給我們的心意。況且她母親也不一定知道蛋是怎麼來的。記住,人要厚道,厚道可以積福啊。」琦君說:「我一輩子也忘不了母親的好心腸。」不過因哥哥的遽逝,以及父親的冷淡和久客不歸,都曾給這位堅忍的母親椎心刺骨的痛楚,最後因為戰亂,在外負笈就學的琦君竟來不及為摯愛的母親送終,這是她一生不可磨滅的遺憾。

民國三十二年,琦君大學畢業後即回故鄉,任教永嘉縣中,抗戰勝利後又至母校弘道女中服務,兼任高等法院圖書館管理員。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隨政府渡海來台,那時身上只有一張文憑和七塊銀元。在台期間曾任高檢處紀錄書記官,原本想轉考司法官,卻因法令變遷而放棄,而後調任往司法行政部,負責受刑人教化教材的編審工作,至民國五十八退休為止,綜觀琦君大半生皆貢獻於台灣司法界,可算是台灣作家出身最為特殊的一位了。

亦師亦友憶琦君

亦師亦友憶琦君
 (陳清玉)
《明报月刊》二零零七年十一月號
三十多年前初識琦君,我還是報社副刊的小助編,因工作緣由,經常與作家餐,但面對一群景仰的名家,難免有些手足無措。幸虧琦君的妙語如珠,我才不致如坐針氈。我日後向她坦承,一到人多的場合就恨不能化作隱形人,她則調侃我說,我看你還是繼續當個飯桌上的觀察家比較合適
  我那時開始習作,琦君的風格恰為我所喜歡,因此常常向她討教。她傳授我「真善美」三字真言:即情感要真,立意要善,文字要美。看似平常,但若沒有深厚的文學底蘊和千錘百煉的功夫是很難做到的。  
琦君為人親切幽默,純真又熱情,是我認識文如其人的少數作家之一,我們一見如故成了忘年交,幾乎一天一通電話,分享生活中芝麻綠豆的喜憂哀樂。我決定出國前,她陪我聽了幾年空中英語,每日通話又多了項背誦英文單字的競賽,她那時英文程度比我好,我跟她打賭考托福我一定輸她,她聽了害羞地說這輩子最遺憾就是沒個洋學位。後來她隨夫出國考察,我們遂由每日一電變成每月一信。
  我出國時行囊裏裝她的書和信,那曾是異域孤寂中的一壁爐火。幾年後我從西岸搬到紐約,她亦移居至新澤西,我們隔州而居,理應常相聚首,但兩人都不會開車,見面機會比出國前少。她不止一次歎氣說:怎麼我們住得那麼近,見面卻如此難啊!可惜我那時畢竟年輕,聽不出她語中的無奈蒼涼
  我們雖不常見,書信電話卻沒斷過。她那時火力猶旺,筆不停歇,我亦偶爾塗鴉,兩人常在電話中相互打氣,忘形狂笑。她深信一笑解千愁,掛電話時從不言「再見」而說「報上見」。一笑其實未必能解千愁,但她那句「報上見」的招牌語的確點燃過不少瀕臨絕滅的希望之火。
她晚年為風濕所苦不大動筆,我則在生活摸爬滾打中放鬆了筆桿,兩人不知不覺話題漸少,最後一次通話她明顯地沉寂多了,談起一直想寫的自傳,她幽幽地說,老哪,寫不動了。我聽了隱隱覺得不安,寫自傳原是她最後的心願啊!掛電話前她答應寄給我一本剛出版的譯作,我半開玩笑地說:「你已經說了幾次了,這次別再忘了哦。」她大笑說:「一定不忘!」但她還是忘了。我等了又等,再去電時,電話已無人接了。
直到看見她住進淡水安養中心的消息,我才恍然大悟。她一定是病了才會忘記對老友的承諾。隔年返鄉特意帶剪報準備去看她,終因行程緊湊未能如願,上機前讀到她的傳記,不禁想起她的好友海音,兩人同樣都在傳記問世之時年老失憶,書上描繪的種種,她們能一一解讀嗎?
  就在我返美不及兩月,就在我信誓旦旦下回一定探望她的時候,她竟悄悄地走了。錯過最後一次見她的機會,我心裏的懊悔與感傷,一如她筆下的「愁」,至今仍無法散去。
  據說她最終雖然糊塗,仍能辨識老友的面容,每日穿戴整齊等朋友去看她。不知那時候她心中有沒有閃過我這個忘年交,我倒寧可她沒有,否則一定不解一個叫了她三十年琦君姐的知交竟在她生命中的最後缺席?不過她若知道多年來我每每祈求上蒼不要讓她太快地老,我們的友誼才能長長久久,她或許就會釋懷了。那天高興起來翩然入夢,拿起電話對我說:放心吧,咱們這輩子斷層的友誼下輩子還繼續,報上見!

笑着回家

乘噴射機看電影
文章日期:2007年11月26日
【明報專訊】乘坐長途客機,不能睡的時候,最能讓人忘記「困局」的,大抵就是看電影。

打開記憶箱子,原來近年看的電影,十之八九在航機上看:艾慕杜華的《浮花》、Woody Allen的《迷失決勝分》、《遇上塔羅牌殺手》,還有《東京鐵塔》、Music and Lyrics、Knocked Up……

機艙內的環境,四周漆黑,大家一排排並肩坐,倒真與電影院幾分相像,怪不得在機上看電影,是如此如魚得水。那種光度,哭哭笑笑誰也看不清,誰也不在乎別人的眼光。可是看書總就不能專心,勉強加開頭頂燈,最終只落得不是頭痛,就是眼痛。

小說Air Babylon說航空公司最愛播放Hugh Grant電影,俊男美女大團圓式的溫馨故事,通俗得來不太膚淺,故事甜而不膩,雅俗共賞。事實的確就是那樣,我們在機上最愛看溫情小品,那麼細小的熒幕,就只能承載小品,科幻大製作只會讓人頭昏腦脹,至於驚慄片,如像Jodie Foster的《高凶三萬尺》,即使航空公司不怕邪在機上播放,膽小的我是肯定不會看,何苦在困局裏自討苦吃,製造精神緊張?

近年,航空公司在機上娛樂的投資愈來愈多,有些航線即使在經濟客位,也提供Video on Demand設備,數十套新戲與經典電影隨時讓你選看選停,快播回轉。

許有時候,有了選擇,我們才會想起去選擇。忽然,我們被提醒了,才會問自己——在飛機上,我其實想看什麼電影呢?

在新加坡回香港的機上,我便很認真地想,什麼航線應該有什麼電影:去巴黎的話,不能沒有《日落巴黎》;往青島,自然要有《戀愛風景》,到越南的話,《青木瓜之味》應該榜上有名;回家的航班呢,最好有《大內密探零零發》,看了十八次,第十九次仍會笑的電影。

那樣子,我們每次便都能,笑回家。
[黃潔玲]

歐陽寫小克

小聰明
文章日期:2007年11月26日

【明報專訊】吾友子華與吾友小克不曉得相不相識,一位縱橫棟篤影視界,愈快樂愈大鑊;一位在漫畫插畫界盡領風騷,迷盡港九新界大小粉絲。我倒願意多事做媒讓兩人碰碰面擦出失魂火花,讓當下局勢更荒謬,讓幽默愈描愈黑——事緣當天小克在上海1933老場坊的國際創意論壇上短短二十分鐘的發言,以香港創意與小聰明為題,以他一貫的平和表情溫柔語調娓娓道來,怎知潛在的幽默又黑又冷,一矢中的殺得在坐的香港同胞措手不及無地自容。當時馬上想,如果正在閉關準備開騷的子華在座,肯定會拍手叫好叫痛。

小聰明,從來是香港人,尤其是成功的香港人引以為傲的殺手。有了這一點點小聰明,可以無視需要艱辛磨練的基本功,避開那些大事大非的道德觀價值觀,繞過跳過為求一時之快靚正。小克先給我們看了十多幅根基扎實的寫實主義人像素描風景寫生,問大家知否這是誰的作品?然後再給大家看到畢加索的經典的三尖八角立體派女人頭像,在坐一眾才知道之前的真功夫是畢加索在十四五歲時的練習。當中經過幾十年的紅色時期藍色時期高高低低兜兜轉轉,恐怕也沒有太多人有興趣。當下概念中由開始到成功到揚名最好是零時差零距離,當中在微妙發酵的就是小聰明。

小克謙虛自嘲因為沒有過硬的基本功,所以走上畫漫畫之途,途中因為客戶需要畫得比較寫實也用了照片移印再加工。這樣坦誠的自我剖白足以叫台下的香港同胞同好緊急反省,也叫參與論壇的長三角領導們同胞們驚訝,原來世上還有這麼純真可愛的香港人。有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但這回小克愈坦白愈嚴厲,也就不是小聰明而是大智慧了。
[歐陽應霽]

a link.小才子書評。《梁啟超論教育》

請佛住世

請佛住世
文章日期:2007年11月26日

【明報專訊】近日在家閑居,不需上班應卯,瑜伽、武功與坐禪讀經等都恢復了。特別是去年自情人學來的陰瑜伽(yin yoga),治療久坐之後的腰酸背痛,甚是見效。都是些靜力伸展腰肌、臀肌與腳筋的姿勢,堅持4、5分鐘之後,改換相反的式子。筋肌伸延、潛伏不動的時間,要心神貫注,覺察肌肉筋腱伸張的情,就收到放鬆和延展的功效,有痛楚或不適便稍息,這樣就不會勞損肌肉。

某早晨,忽而領悟了些道理。平日伏案工作,難免有吊腳交膝伏腰之類的壞姿勢,久了都會勞損筋骨。然而,練瑜伽或武功鍛煉的屈折動作,強度和屈折度都比一般坐立姿勢為大,卻不會損傷筋骨,反而收到鍛煉柔韌之功。分別就在練功的時候心神凝注於身體,形神合一,而一般坐立的時候心神都飛馳到其他顧慮之上,少有觀照身體的。形神分離了,身體的肌肉關節就不會自我調節,壓痛了也不自覺,俗稱「無情力」,最傷身。靜態鍛煉時,肌肉是微微顫動,細細調整的。心意在,就會感覺到,從而調整姿態,在靜止的姿勢達至動態的平衡。

在中環上班的幾年,走樓梯上落地鐵站,膝頭作痛。換了昂貴健康鞋,舒適了幾個月,故態復萌。每周找推拿師傅,服用滋補藥物,平復痛楚。散工的合約期滿,沒了收入,便不能請人推拿,也不能定期配藥。怎麼辦?想到先師傳授的練武站樁法,每朝站四平馬步樁,堅持至少5分鐘。雙腳發抖,但心神貫注。一心緩緩收放小腹肌肉,轉移大腿與腰胯的痛楚。一周之後,上下樓梯膝頭不痛了。久之,收斂小腹的鍛煉令肚腩收緊,竟然回復5年前的腰圍。

心在就不會傷身。平日我們發怒火,事後頭暈氣促,惱恨不止,就因為發怒的時候,失了心神。演劇唱戲的人發火,七情上面,事後不會傷身,因為是意識控制之下的發火,一切自知。假如有心在,發脾氣的衝動一下子就覺察到,很快便平息了。《六祖壇經》說﹕「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心悟了,覺察了,景物就隨心而轉,原本弄痛自己的屈折姿態,就變成鍛煉自己的瑜伽式子。原本挫折自己的拂逆之境,就變成堅定心志的磨練之機。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記普賢菩薩十大行願,請佛住世是其一。佛陀入滅之後,佛法由僧侶和經書傳承。供養僧人、興修寺廟、助印經書和宣講道理等,都是將佛法留存世間之法。不過,最容易做的,是喚起自己的良知和覺性,不要麻木,不要失去本心,觀注自己的痛楚,別人的不適。佛在心中,一念成仁,就是請佛住世。
[陳雲 不求富貴,追尋究竟真實]

郵輪「探索者」號丹麥漢救生艇上求婚

活著真好
遇沉船兩港女報平安 丹麥漢救生艇上求婚
文章日期:2007年11月26日
【明報專訊】郵輪「探索者」號在南極海域撞冰山,154名乘客和船員險死還生後,有一半人昨已從南極飛抵智利,船上兩名香港女乘客亦在登機離開前向傳媒揮手報平安。遇險乘客無不慶幸能活下來,一名丹麥男乘客更在救生艇上即席向女友求婚,成功打動對方,在生死患難中盟訂終生。

逾百名乘客船員在南極喬治王島度過一夜後,有77人昨獲安排搭C-130大力士運輸機,率先飛抵智利的蓬塔阿雷納斯(Punta Arenas)。率先抵達蓬塔阿雷納斯的,包括香港女子余美霞(Yu Mei Ha)和廖小姐(Cary Liu,譯音)。她們精神看來甚好,余美霞憶述當時逃生情說:「我聽到緊急警報,什麼東西都不能帶,只穿上一些衣服,便趕到演講廳去(準備逃生)。」翻查網上資料顯示,余和廖都喜歡歷奇冒險活動,挑戰自我,她們04年曾與另外兩名朋友組隊,參加樂施毅行者活動,以30小時3分完成100公里的賽程。

「度蜜月會選往暖和地方」

今次沉船意外,還意外地做就了一段傳奇浪漫求婚故事。42歲丹麥男子亨克爾(Jan Henkel)在茫茫大海漂流之際,在救生艇上掏出一枚戒指,向身旁的女友求婚。他在獲救後欣喜地表示,要馬上跟女友結婚。他身旁的29歲未婚妻拉森(Mette Larsen)則笑說﹕「度蜜月時,我們必定選擇去較暖和的地方。」
亨克爾表示,原本打算上周五晚向女友求婚,可是突然發生沉船意外,遂決定在救生艇上求婚,並在這生死與共的環境中,成功贏得佳人首肯。他說﹕「我感覺很美妙,非常高興還活。我想,人人都是怕死的。儘管那刻非常恐懼,但船員很專業,船長十分出色,一切盡在控制之下。我其實預訂了明年坐同一艘船遊覽北極,如今我必須重新計劃旅程。我要坐截然不同的船,不過會再遊南極。」
「探索者」號的船長表示,最初撞到冰山時,還以為是撞到一條鯨魚,幸好早在開船時,船員已教過旅客疏散方法,故能有效率和有秩序地逃生。在喬治王島的烏拉圭基地指揮官方特斯說﹕「遇險乘客船員其實很幸運,因為剛好有其他船在附近,能夠迅速趕往救人。當時這一帶海域平靜,沒有風暴,那不是南冰洋常見的事。」

罕見風平浪靜 有利迅速救人

參與救人的挪威郵輪船長漢森也表示,南極是「地球上最大風的大陸」。漢森率船員花了個多小時便悉數救起所有人,惟救人後不久,風又開始增強,整個白天都波濤洶湧。他說﹕「南極的天氣可以在半小時內突起變化。」

「探索者」號沉沒,帶來不少油污,有阿根廷官員已呼籲應收緊在南極旅遊的限制。阿根廷海軍破冰船船長陶勞鮑維說,由於全球暖化,南極水域冰山增多,「這使航行變得更危險」。

法新社/美聯社/英國廣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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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分兩路救人 過程完美」
文章日期:2007年11月26日
【明報專訊】「探索者」號百多船員乘客能全部獲救,有賴附近一艘挪威郵輪「Nordnorge」號及時趕到救援。Nordnorge號上的加拿大籍船員埃克林便形容,救人「過程十分完美」﹕

「郵輪射燈浮現 是最美麗景色」

周五清晨6時左右,我一早起,準備前往執拾船員艙。踏出房間之際,我突然聽到船長廣播:「各位早安。這個時間吵醒大家,我先向大家道歉。我們今天的行程有變,附近一艘郵輪正在沉沒,我們正趕往營救。我們將會到達,請各位勿到第5及第7號艙,讓我們盡快完成救援工作」。

我看到不遠處有救生筏四散在海面。獲救乘客事後笑說,看到我們郵輪的射燈光芒,漸漸在海平面「浮現」、出現在他們眼前,是他們看過最美麗的景色。救生筏上載滿全身濕透、疲憊及受驚的人。我們兵分兩路,一邊將兩艘黑色救生橡皮艇降到海面,充當「救生升降機」,讓救生筏停泊在旁,待遇險者陸續登上橡皮艇後,便把橡皮艇升上來;另一邊廂,我們也派極地救生艇,駛近救生筏,把眾人救回來,務救雙管齊下,加快救人。

獲救男士濕透 暫穿女性底褲

整個救援行動在早上7時半便完成。他們全被安置到7號艙的大廳。救援指揮人員費里德里克透過廣播,呼籲船員乘客捐出衣物,不久大批人便紛紛走來捐出襪子、內衣、恤衫、長褲和厚衣,人龍排了足有半小時。我見到一名獲救男士因為全身濕透,只好暫時穿起捐贈得來的女性底褲。船長請他們到樓下吃早餐,他們顯然受驚,許多人仍有點惘然。

加拿大電視台

周末午后兩則(photo)




今兒,午後,散步。
驚訝于當年的小樹,已經長得盤根錯節,牽牽連連,難分你我了,那么張揚。樹尤如此。(可惜小段錄像怎也放不上來。)

一塊如青埂峰來的頑石,忘了何時落在了院子里,曾是小肥仔們樂此不疲的玩具——爬上去,張開臂,勇敢地往下跳。
初為人母,小女子只知道男孩子得勇敢,于是每次得忍了心頭的彭彭跳,看著他在世間最初的“操練”。

金龍新村,是我的家,在南沙路,海口的。
我和MAYBOY,住進來已經十多年,那時,這兒是海口的豪宅呢。
記得,第一次拿鑰匙進門,累了,一屁股坐在涼鞋上,他的。
我問:什麼時候,才能把這麼大的房子裝得不空啊。
MAYBOY就笑:傻女,以後啊,你只會覺得它小了。
……
我們,在這綠島的院子裏,結婚、生子,院子裏的每一條路,路上每一塊石子,每一棵樹,都是老朋友。
最愛的就是那花壇,藤蘿,春天豔黃的花兒,大朵大朵。從廚房的窗戶,看下來,燦爛莫明。
小肥仔就在花下,和小女友,玩兒,尿。
累了,仰著頭,大聲喊:媽——媽——,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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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后,和肥仔各賴在一個沙發里,聊天。
小女子問:哎,你們十三歲的小子,要是發脾氣,會怎么說話?
肥仔咧咧嘴:我們啊,如果你……就叫十三億人壓死你!十三億雙臭襪子熏死你!十三億人同時放屁生化你!如果還不夠,呵呵,十三雙十三歲臭腳板圍了你!
小女子笑肚痛快暈過去。
小女再問:哎呀,都是武招兒,有文招兒麼?
肥仔抓抓頭毛:吶,聽著啊。如果你……就讓十三億人讀孔子煩死你!子曰……
小女子:哈哈哈,還有麼?
肥仔再抓頭:如果你……就讓十三億人練書法---黑了你啊!!
肚子痛!

11/25/2007

周嶺。八七版《紅樓夢》。“紅樓無夢”。


中新社海口十一月二十五日電 題:周嶺解密八七版《紅樓夢》 緣何“紅樓無夢” 中新社記者 關向東
周嶺是八七版電視連續劇《紅樓夢》編劇之一,當下他是新版連續劇《紅樓夢》的顧問、“紅樓夢中人”全國總決賽評委,是新舊兩個版本之間的“橋樑人物”
應“海口講壇”之邀,周嶺來海口講“紅樓”。他接受記者採訪時坦言,囿於八十年代的歷史環境及語境局限,八七版的電視連續劇《紅樓夢》不准寫夢、不准寫太虛幻境、不准寫任何帶有浪漫主義色彩的內容,他作為編劇之一留有遺憾。
對於炙手可熱的新版紅樓,周嶺認為:如今,意識形態障礙沒了,新版的編導演對原著有更大解讀空間,且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解讀紅樓的角度,相信新版《紅樓夢》會有新的內涵。
七天閉門會為《紅樓夢》定性
周嶺回憶說,一九八一年中央電視臺青年導演王扶林被派往英國學習,看到BBC播放根據莎士比亞的六部名著改編的電視劇,就想為何中國的古典名著就不能改編電視劇呢?回國後,他的想法得到中央電視臺時任領導戴臨風、阮若琳的贊同。
一九八二年,電視連續劇《紅樓夢》籌備組成立,由鄧力群任領導小組組長並提出“鄭重其事,嚴肅認真”八字方針。
一九八三年初,由周雷、劉耕路、周嶺組成了編劇組;一九八三年夏秋之間,中央電視臺台長戴臨風、副台長阮若琳主持召開了劇本大綱論證會,周嶺說那是“爭論的七天”,時代的痕跡相當明顯。
爭論的焦點,就是《紅樓夢》是一部怎樣的作品,電視連續劇《紅樓夢》將怎樣解讀原著,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如何取捨等。
七天會議,定下“終於原著,重視續作”八字原則,將《紅樓夢》定性為“現實主義作品”,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透過“四大家族”的興衰,全面反映封建社會的階級鬥爭。於是,大荒山、青埂峰、太虛幻境等帶有濃郁“浪漫主義”色彩的內容,在改編過程中被抽去。周從編劇角度感慨說:因此,八七版電視連續劇《紅樓夢》,紅樓“無夢”,寶玉“不癲”。
三十三歲改編紅樓與高鶚“賽跑”
當年三十五歲的王扶林拍紅樓,被業內笑稱“王大膽”,其實周嶺那時也才三十三歲,因為“懂點紅樓、寫過劇本,快手、年輕”,被榮選進了編劇組。
他說,囿於戲劇“容器”的局限,此前舞臺、銀幕上的《紅樓夢》有不少經典之作,但大多相當於戲曲裏摺子的容量。八十年代,電視連續劇這一樣式在國內外風行,於是有了第一次讓紅樓在螢屏上“首尾全容”的機會,文學藝術界的熱情可以想像。
“七天會議”在原著與續作改編範圍取捨上,支持紅學界意見,認為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斷非一色筆墨”,定下八十回後“另起爐灶”的大方向。而周嶺恰恰分配做八十回後的編劇,代曹雪芹“立言”,面對一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哎呀,那豈不是等於與高鶚賽跑?”記者問到。
現年五十有幾的周嶺慨歎:“是啊,記得當時為連續劇插曲譜曲的王立平鼓勵我說:曹雪芹第一,高鶚第二,周嶺第三也好啊。這樣,靠著年輕的闖勁兒,我沖了上去。”

“不過,還是有蠻多遺憾。比如,十二集的本子,最後縮拍成六集,於是八七版《紅樓夢》的結局顯得倉促了。”
記者笑問:“除了時代的局限,三十三歲改編紅樓,且是那樣蒼涼的結局,如今歷經人間滄桑,您回頭看去有沒有其他的遺憾?”
周嶺笑言:最大的遺憾就是八十回後詩詞曲賦甚少。一來,儘管年輕氣盛,也自覺“才高好幾斗”,但還是自知詩寫不過曹。其實,當時也寫了許多,像是《水龍吟》等等,可就是不敢往戲裏擱。二來,電視的表現形式,得為詩詞曲賦的出現設計情節場景。而八十回後要憑空編撰,本子三天出一集,整個結局沒有充分展開,也就沒有更多的精雕細刻了。當然,又走過二十年的人生,對“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解讀的層次也不同了。
周嶺調侃道:不然,當今流傳的紅樓曲,就不只是“曹雪芹詞王立平曲”,也會有“周嶺詞王立平曲”了。

儘管八七版《紅樓夢》已經過去了廿年,但紅樓情結始終沒有離開周嶺。臨別他錄舊作給記者,詩曰:舟車輻輳會重陽,舊稿新書議短長,總為紅樓真善美,年年鐵硯點鉛黃。

古書展

謝謝依依的介紹,這個返回夢城的周末,會很愉快,全是因為,書!!
一本書一百萬 ——國際古書展本周登陸
2007年11月25日
廣 告
【明報專訊】一看這個書展的門票,的確,有讀者已覺出奇:「咦,盛惠50元?」這詫異是相對於貿發局書展的20元入場費。再揭書展的目錄:「嘩,怎麼標價是六位數字的?」
香港也許是個不近書香的城市,致使書的價格常被誤為是書的價值,並由低廉的價格反而貶低書的地位。然而,東南亞與大中華地有史以來第一次最大規劃的國際古書展,將選址香港,這或可借助流傳經年的絕版古董書,重新提醒香港人經典出版固有的魅力。
假如我們對每年貿發局書展的模樣——開放時間愈長人流愈多、愈好──太熟悉和習慣的話,那麼這個「香港國際古書展」剛好是個相反。
依照國際的慣例,這次古書展維時只短短3天,展售的亦是高檔的單品,許多是買重保險,需放玻璃櫃內遇到識貨知音才會拿出展示的珍品,最貴重的,莫如開價150萬美元、港幣1100多萬的首版《天體運行論》:1543年在德國紐倫堡印行的哥白尼日心說,從而使得人類世界觀劇變,引至歐洲人地理大發現。這樣的書展豈似常被諷為散貨場的大眾書展?
倫敦百年老店參展
此次古書展,由有「女書人」之稱的台灣書癡鍾芳玲統籌,而參加者皆來自歐美、澳洲、日本等11個國家64家享有盛名的古書商參展,如已有150年歷史的倫敦老店夸瑞奇古書店(Bernard Quaritch Rare Books)和麥格斯兄弟古書店(Maggs Bros Rare Books)──歐美許多重量級圖書館的諸多藏品都來自這兩家古書店。
也許,叫人奇怪的是為何這些國際古書商巨頭選址香港?鍾芳玲表示,除了因為香港作為大中華和東南亞地區的中心點、古物的進出口方便外,這裏曾經是西方殖民地的歷史令香港有兼容西方文化的背景,也促進原來沒多大交流的東西兩方古書業,認識彼此的寶庫,也是相互教育的一途:「也許西方古書商珍而重之的一塊,在原來國家還不算是啥東西呢。」而在中國、台灣以至香港一方,也可藉此機會,成立亞太區的古書商聯盟,進而加入國際古書商協會,受世界性的標準所規範,在遇上有爭議的買賣上有中立者仲裁,保障買賣雙方。
鍾芳玲在《書天堂》裏說過,參加古書展的樂趣不在擁有,而在了解書癡對書深刻的迷戀:「在這裏,你可以一次見到眾多書商的精心收藏,借以開拓、磨練書籍鑑賞的眼光……能夠親眼看到一些十八、十九世紀的書籍,竟然在歷經上百年之後,摩洛哥皮革封面還能泛出光澤,內頁插畫依然色鮮奪目,實在是讓人驚嘆不已!」
鍾芳玲還保證:「古董書的經營向來被稱為『紳士的行業』(Gentlemen's business),多數書商無不溫文有禮,即使面對像我這樣『旨在瀏覽,不在購買』的訪客,也絕不會冷眼對待。」愛書人,從來便應有一份平等待人的寬厚,不論是否古書業中的一員。
1.《莎士比亞劇集——喜劇、史劇、悲劇》(Comedies, Histories, and Tragedies)第二對開本,1632年倫敦出版。
此書封面上Martin Droeshout所繪的莎士比亞畫像,是現今為人熟悉的莎士比亞肖像的藍本。由於第一對開本幾乎已無流通,且價格高達600萬美金,此第二對開本也成了藏家所求的最理想版本。
第二對開本比第一對開本可貴的地方,在於首次收錄了英國著名詩人John Milton哀悼莎士比亞的詩篇,題為「獻給偉大戲劇詩人莎士比亞的輓歌」,是Milton 1630年在劍橋讀書期間所寫,也是Milton最早有紀錄的印刷作品。由19th Century Shop 提供,索價港幣390萬元。
2. 《馬可孛羅遊記》手抄本
1271年,17歲的馬可孛羅從威尼斯出發,前往蒙古人統治的中國,後來成為忽必烈的信臣、大汗的使者,涉足中國西南、緬甸、東南亞和印度。遊歷24年後回到故鄉,後因參與熱那亞戰爭被俘,入獄期間口述其親身經歷,由獄友魯斯梯謙記錄成書。
在印刷術發明前,書籍都是手抄的。此兩張《馬可孛羅遊記》為寫於羊皮紙上的手抄本,約成於西元1350年北意大利,是世界私人收藏最古老、最接近馬可孛羅(1254-1324)時代的手抄本,兩張共4頁,定價35萬英鎊。由Maggs Bros Rare Books提供。
3.第一版《物種起源》
1859年英國印行,作者達爾文在書中提出了影響世人至巨的「進化論」,推翻了「物種不變」的想法。本書初版剛出爐,即被搶購一空。定價港幣155萬元。由Bernard Quaritch Rare Books 提供
文/鄭依依
編輯:陳立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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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香港國際古書展
2007年11月25日
明報專訊】時間:11月30日 星期五下午5點到8點
12月1日 星期六上午10點到下午6點
12月2日 星期日上午10點到下午4點
地點:香港金鐘太古廣場一座會議廳五樓

網頁:http://www.hongkongantiquarianbookfair

龍口粉絲。兩代。

兩代
文章日期:2007年11月25日 【明報專訊】「媽媽每天打電話關心你,有什麼不好?」在《親愛的安德烈》讀書會上,有位媽媽聽眾為龍應台抱不平。
「我要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關心你,為什麼令你不可以成為獨立個體?我的兒子跟你一樣大,他在英國留學,也是每天通一次電話,我們的關係很密切。」這個香港媽媽繼續追問。
「那我媽媽肯定非常喜歡你了。」安德烈語帶諷刺回應說。
這場兩代的精彩對話,在龍應台與安德烈開了頭之後,可能已觸發不少家庭的跨代激辯。怎樣的關心不算侵入個人範圍?兩代期望的落差又應如何面對?放手與執著之間要怎樣拿和取捨?如何承受子女遠走高飛的離巢創傷?
上一代父母,為口奔馳,出盡力氣僅夠溫飽,只能對子女有模糊的期望。我們這一代父母,受過高等教育,性格愈強、愈有成就的時候,期望愈高愈具體,對子女的壓力 就愈大。朋友說了一個這樣的故事,叫人引以為鑑。
一位名醫父親望子成龍,繼承父業,但兒子卻希望當個藝術家。父親的期望成為兒子的陰影,壓抑、憂鬱、焦慮纏擾兒子的青春期,無法擺脫。日常興趣,學校選科,不時發生激烈衝突,兒子敵不過父親的強大壓力,只好低頭順父親的心意。
兒子天資聰穎,高考成績甚佳,順利地考進醫學院。兒子默默接受,早已放棄跟父親無休止的爭拗。父親以為兒子想通了,一切安排都為他的美好將來。兒子沒有辜負老父的期望,以非常優異的成績畢業,亦順利完成那艱苦的實習課程。就在完成實習,可以正式成為醫生的那一天,兒子從醫院的頂層跳下來,結束了自己的年輕生命。
有人說,這是兒子對他強橫的父親一次無可挽回的,也是最可怕的終極報復。朋友沒有說這個故事在哪裏發生,細節或許與真實有所出入,我也沒有追問,也沒有考究,一個如此令人黯然的故事,聽過也希望盡快忘掉。
讀《親愛的安德烈》,看到那位香港媽媽跟廿一歲的兒子每日一通電話還以為天下子女都是天經地義毫無異義的態度,不知怎的,突然會想起這個故事來。
如何處理兩代之間的關係,是一門高深的學問,不要以為一切都理所當然,搞不好,會終身遺憾。
[吳志森 http://samngx.blogspot.com]

鼓(add)


K,
其實,舞臺未必叫鼓聲失去與自然對話的功能呵。或許,因為全神貫注,鼓點可能有更為人本的追溯。

小女子被鼓聲真正震撼,其實只有一次:楊麗萍的《云南映象》。
記得有一幕,蓑衣鼓手從臺上蜿蜒到臺口,先手鼓,其后脫鼓,齊齊以掌擊地,蓬蓬鼓點依舊,一聲緊似一聲——以鼓點,拍擊大地!!一個女子,僅一個女子,在一排鼓手前,婀娜,隨著鼓聲,顫抖,顫抖。
小女子,被這拍擊震撼,激動莫名,其后,無以為文——因為,完全無法用文字,寫出鼓對靈魂的震撼,甚至,有點恨他。

次日,訪問楊麗萍,詢問這一幕之所以。
猜得到麼?楊回答說:那鼓點,那拍擊,是陰陽交媾!!天地、男女、陰陽、萬物。
她說,這一幕,全然來自民間,自古已然。鼓,鼓面與捶,以捶擊鼓,就是陰陽。
所以,我,寫不出。
不知,小思老師,知道這樣的答案,再見鼓,會怎樣?

鼓聲通心
文章日期:2007年11月25日
【明報專訊】鐘鼓之聲,都可通心。暮鼓晨鐘,是心靈的喚醒。
我一向喜歡鐘聲,因其迴響餘音,沉沉然卻飄逸致遠,領人進入無住境界。鼓聲雄渾,由鼓邊至鼓中央,擊的位置不同,聲隨意轉。鼓聲震撼,鐘聲招遠。我以為鐘是靜態,鼓是動態。《管子.兵法》說:「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足證這種動的呼喚,振奮人心。只有一次在五台山尼庵內,聽過完全令人陷入空靈的鼓聲。
我在小時候,父親因愛看舞獅,竟買了一個小獅鼓回家教我打鼓舞獅。而首次見到打鼓可以打得令人心震的,是五十年代看鼓王程岳威的表演,他打的是西洋鼓,肢體狂舞,鼓棒揮動的樣子,至今難忘。
日本各種祭儀,擊鼓較近律動,近來香港人熟悉的鬼太鼓,已是另類。非洲鼓則用手代棒,狂野宣泄成分多,曾在戶外觀看香港人玩非洲鼓,倒充滿都市嘉年華會的歡樂氣氛。在陝北,流行腰鼓,眾鼓手身體翻騰,跳躍舞動,踢起陣陣黃土,迷目障天,好壯觀,是屬民間的,是人與天的溝通。這鼓,落到劇場表演層面,就失去與自然對話的意義。
最近台灣的「優人神鼓」的《勇者之劍》,卻是文人心思的鼓藝,是修行的道藝結合,是禪與武與生命的思維呈現。據說優人在山上練武擊鼓,以獨特的肢體苦練,以求達到回歸心性的純化。他們的表演講究視覺、聽覺與演者身體挪移的融合,以鼓為主,卻也配以其他如鈸、鑼、磬、笛子等樂器。那刻意的燈光設計,演者一緩一急、一柔一剛的變化,都叫觀眾感動。但我想演者在演的過程中,比觀眾更通心。
[小思]

陳寅恪失明授課記


K,
馬先生這篇關于陳寅恪先生失明后授課情景的小文,將小女子帶回了南京大學陳瘦竹教授家的小客廳。
陳爺爺,是小女子父女兩代人的老師,亦即我們關氏父女是陳教授的入室門徒。小女子,大二起隨陳爺爺的戲劇研究生,學習西方悲喜劇。每周前往先生家聽講,課后沖進圖書館和中文系資料室,閱讀陳爺爺留下的閱讀書目。
陳爺爺,那時的視力已經不能讀任何文字資料了。他授課,以說為主。教人欽佩的是,陳爺爺記憶力奇佳,常常引述某位大師劇作,張口就來。而且,立刻告訴你哪個出版社什么版本大約第幾頁。我們,是帶著錄音機上課的,回來根據筆記和錄音找資料、做作業。交筆記,是交錄音,后來看沈奶奶的回憶錄說,陳爺爺夜深人靜時分,會在小客廳里聽錄音,有時一個段落聽好幾遍。如今想來,小女子逢事錄音筆記,大約從讀書時代就訓練了。
記得,陳爺爺有一個教誨:筆記和錄音,書和典籍,要“吃進去”,再“吐出來”,學問教養才算是吸收了,只是會“吊書袋”不行。
今日落筆,師傅言猶在耳,教小女子戰戰兢兢。廿年多了,做到了麼?

五十年前的課堂
文章日期:2007年11月25日
【明報專訊】在普通話台訪問蔡鴻生教授,一九五六年他在中山大學念書,選修了陳寅恪的課,是半個世紀以前的事情了,但他憶述起來,眼睛仍閃仰望的光采,而聽眾如我,聽,亦陷入遙遠的想像裏,恨不得在五十年前的那一天曾經坐在陳先生的家裏走廊。
是走廊,不是教室。陳寅恪那時候雙目失明,沒法到校園上課,修讀的同學都要到他家裏,坐在小木椅上聽講;不止同學來,其他系的教授也來,學生和老師之別僅在於身分名稱,在學問面前,每個人都有求知的權利和欲望。
陳先生坐的是藤椅,時間到了,聽眾來齊了,助手領陳先生從室內走到走廊上,拐杖,篤篤篤地,一襲長袍,幾聲咳嗽,把學問和古意都引帶了出來。
陳先生授課是一口氣直說到底,有些歷史名詞他擔心學生聽不懂,側身用粉筆在字寫在旁邊的黑板上,一寫完,助手立即擦去,以便騰出空間讓他再寫;如此講講寫寫大約一個小時,當助手敲響小鈴,表示下課時間已到,陳先生便站起來,再拐杖篤篤篤地走回室內。

老師進,老師走,都有學生喊起立,儘管老師的眼睛看不見,沒有同學敢不站起來;當然,也不會有人偷聽mp3或偷傳sms或偷打NDS。
* * *
但這年頭的大學生恐怕亦沒興趣做紅衛兵了。那時候的紅衛兵曾經在校園廣貼大字報痛陳先生「誤人子弟」,理由之一是他曾經討論楊貴妃入宮時是否處女,狂妄的年輕人當然不明白,陳先生在意的是引領學生思考唐代的宮闈禮制與三綱五常,一粒沙看宇宙,但在俗人眼內,一粒沙畢竟只是一粒沙。
對於學問與教育,陳寅恪是「鞠躬盡瘁」;對於陳寅恪的批鬥,紅衛兵是「死而未已」,據說當陳先生臨終,紅衛兵們仍然站在前,喊口號,舉拳頭,把大字報貼滿他的睡房牆上。
在閉目的一刻,陳先生心裏想的可能是一個問號﹕中國啊中國,你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而同樣可哀的是,即使到了今天,相同的問號仍會在我們心裏浮現。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人文動線:蔣勳講蘇東坡、宋徽宗



K,
才子佳人,成也美,敗也美。四十六東坡,已經被放冷了,不再大江東去、大喬小喬「恃寵而驕」;徽宗,本就不該生在帝王家。
物是人非,讀貼人,會怎樣感慨呢?真想聽。

台灣美學家蔣勳講課
文章日期:2007年11月25日
【明報專訊】「台灣月」即將接近尾聲,壓軸的是知名美學家蔣勳先生的經典講座——「蘇東坡寒食帖——從台北故宮一件書法真品談起」及「宋徽宗詩帖」兩場演講,從最純粹的藝文角度出發,導引觀眾用心體會台灣美學的演進。
一、蘇東坡寒食帖——從台北故宮一件書法真品談起
「寒食帖」是蘇東坡於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貶到黃州所寫的詩稿,詩意苦澀,書法卻稚拙天真,反映出飽經生死憂患四十六歲的蘇軾,忽然從美的刻意堅持中了悟通達了。
時間:11月28日晚上7:00
地點:光華新聞文化中心展演廳
二、宋徽宗詩帖
在某一個春天,宋徽宗走向花園,陶醉在美之中,眷戀太深,無以自拔,卻在霎那間都將消逝,他隨蝴蝶翩翩起舞,迷失在花徑間,吹起了晚風,一切繁華都如一夢。
時間:11月29日晚上7:00
地點:光華新聞文化中心展演廳
查詢:2523 5555

潘國靈愛荷華遊學記

愛荷華遊學記
文章日期:2007年11月25日
【明報專訊】編按:本地作家潘國靈今年八月獲獎學金,飛抵愛荷華州參加愛荷華大學的「國際寫作計劃」,此作家交流之事成為一個刺激靈感和擴展視野的國際搖籃。今年是計劃的四十周年,於計劃本身、於參加者潘國靈、於華文文學界皆有特別意義。現已身在三藩市潘國靈寫下了此三個月的遊學經歷,除了交流活動、文學講座和閱讀會,在香港常睏得讀不到書的潘國靈,到了這個超現實地人傑地靈之城,又尋回了一點寫作的力量。
我就是希望走得更遠
八月二十五日,我從紐約飛到愛荷華州,降落於Cedar Rapids機場。我把腕表撥慢了一小時,紐約與愛荷華有一小時的時差。在地球的時差上,紐約與香港剛好「一個對」(晨昏倒顛),愛荷華再墮後一小時,時間感覺更是遙遠了。時間之外還有空間,如果紐約還有摩天大樓、地鐵 、滿溢的都市符號可資與香港對號入座的話;愛荷華全然是一片綠洲。好的,我就是希望走得更遠。
從機場到愛荷華大學,沿途盡是大片平坦的綠地,金黃色的玉蜀黍田隨處可見。玉米之外,愛荷華是美國出產豬的重地,據說豬的數目是這裏人口數目的三倍。說到愛荷華,不可漏掉的還有位於其中東部的愛荷華大學,公立的長春藤,偌大的校園自成天地,因為一所大學,整個州都戴上光環——「愛荷花的光華」(聶華苓語),儘管這裏根本沒有荷花。
這所大學在愛荷華於一八四七年立州的五十九天後創立,可說與愛荷華共生共存。風光明媚,事不絕,譬如說,這裏的醫學院及醫院是全美一流的、法律系的圖書館也位列全美之冠、它是最早給女性頒授法律學位的美國大學等等。而與寫作相關的,不能不提愛荷華大學聞名遐邇的「作家工作坊」(Writers’ Workshop):一九三六年創立,出過不少大小說家與桂冠詩人。愛荷華大學是首間頒授M.F.A. in Creative Writing的大學,開風氣之先,已成此中典範。因為愛荷華大學,愛荷華成了一個大學城;因為「作家工作坊」,愛國華大學成了一所寫作大學。
說到寫作大學,當然還有這裏的「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自一九六七年成立以來,這個計劃已把超過一百二十個國家的一千一百位作家聚合起來,今年正好是四十周年。江山代有人才出,站在巨人肩上,這裏新添的神話有土耳其作家奧罕.帕穆克(Orhan Pamuk),二○○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一九八五年的「IWP Alum」。每年八月至十一月,在天色怡人的秋夏之交,分佈於世界不同角落的小說家、詩人,都紛紛來到這裏,像朝聖一樣,進行一季的文學交流。計劃由生於斯長於斯的美國詩人Paul Engle及其文學家妻子聶華苓創立,最初被視為一個瘋狂構想;看聶華苓的《三生三世》,方知這瘋狂構想源於一瞬間的念頭,在兩夫妻一次船的途中,聶華苓靈機一觸,向保羅提出這個空前構想。都說水是生命,愛荷華河原是播種的搖籃。多年以來,這計劃與中國有深厚淵源,曾參與其中的中國作家近一百位之多。政治力量、國土邊界把作家打成離散的遊魂,獨獨在愛荷華,文學成了一塊強大磁鐵,奇蹟般地把離散的凝聚起來。如果人類過於理智,如果人類過早扼殺瘋狂,後來的事就斷斷不會發生。瘋狂的構思,後來在美國追隨者眾,「國際寫作計劃」成了不少文學交流計劃的模範。一九七六年,Paul Engle及聶華苓,因在「國際寫作計劃」上的貢獻被提名角逐諾貝爾和平獎。文學與和平,被放上一個和諧的天秤。近十年,從內地到此的作家大致沒有間斷,台灣、香港的卻斷了多時(香港更久),今年因緣際會來到此地的駱以軍和我,沒料到接上了一個長長的缺口。
駱以軍和我接上了缺口
在我十多年的寫作人生中,二○○七年是特別的一年。在香港的文化環境中,文學作家常常都是無主孤魂,也不一定特立獨行,只是乏人問津。像這陣子三十多位作家密集地相處、感覺有點像作家公社的生活,對我來說,是史無前例的經驗。要把作家所屬的(如果真有所屬的話)國家標示出來,你必須攤開一張世界地圖,把地圖當成手卷,以經為軸,從澳洲翻到亞洲,從亞洲翻到歐洲,再至非洲、南美洲、北美洲,而最後你發覺麥哲倫果真不錯:地球是圓的。有些國家比較親近,曾經踏足,有些你只在文學中交錯相會,有些則聞所未聞(詳情不贅,有興趣可看www.uiowa.edu/~iwp)。也別笑我孤陋寡聞,在美國,有人把南斯拉夫西部的Montenegro錯認在非洲(因其「negro」之名),連蒙古都有人以為在非洲(那就情非可原)。所有作家加起來,就是一堂世界地理課。國家組合又與當前國際政治有點關係。地理之外,語言更是複雜得無以復加,阿拉伯語、土耳其話、西班牙語、蒙古語、希臘文、意大利文、中文等等;來自肯亞的作家說單單非洲就有二千種語言;來自海地的女作家會說法文、英文,但撩撥心弦的必是海地語,一次她談海地語時哭了(我又如何告訴他們廣東話之歷史與邊緣,以及我們長年累月口與手之交纏?)關在房門,各自磨蹭於各自的大國或少數語言,我想到《聖經》裏的巴別塔,人們說不同的話,彼此相隔。幸或不幸,我們有了英語,世界的共通語言,你明知權力運行其中,但你有溝通的欲望,那就只能征服英語,或被英語征服。你看到一些作家吃力地吐出英語,你忽然感激自小接受的殖民地教育——老牌的聖公會中學,在二十年後,讓你在她城少吃了一些苦頭。是的,你明白,語言與殖民歷史密不可分,帝國與國際血脈相連。你知道自身殖民歷史的特殊,母語的舌頭未被割斷。很多國家有不同的殖民歷史,國家的觀念從來不是自有永有。你設法明白,但終究難以理解;你以英語敘說自身城市的故事,從小漁村到國際都會,你邊說邊自我質疑,溝通的時候是否也在製造誤解。
出走巴別塔
或者,唯一共通的語言是文學,你如此理解理想國。三個月來,文學活動是頗頻繁的,一般來說,每位作家都要給三場演講,一場在愛荷華公立圖書館,文學講題不一,有談寫作與閱讀、寫作與流徙等等。另一場是「當今國際文學」課,給大學的文學生上的,每位作家說說自己的文化環境與個人寫作,然後是答問環節。另外則是朗讀作品,在「國際寫作計劃」的辦公室或一間叫Prairie Lights的書店中。跟文學課相反,這裏不設問題,把文學還原為純粹的朗讀,詩歌也好,小說也好。各人英語語音有別,有時跟不上來,如墮雲霧之中,但有人不過希冀聽聽別家語言的聲音,純粹的音節彷彿也有種魔力。愛荷華城有不少電台,有些是學生自辦的,圖書館講座和朗讀環節,都會在當地作電台廣播;我想到我城,何時才有一個像樣的文化電台。其餘還有大小不一、未能詳列的文學活動,如翻譯工作坊、電影放映、戲劇表演等。我還給這裏的高中生、愛荷華大學的中文部談文學,並到芝加哥西北大學進行文學交流。
如此這般,我想到應該也思考一下「Writers as Speakers」這個題目,如果作家的己任本是伏案寫作,也許,在「表演型社會」的要求下,作家都要自我裝備,從桌子走到台上,不一定雄辯滔滔、能言善辯,卻起碼有臨危不亂、面對聽眾不會面紅的本領。在一場演講中,我以羅蘭巴特的話自嘲說:「Who speaks is not who writes, and who writes is not who is.」大家都笑了,起碼明白我說什麼。其實也不僅是說笑,深究下去也與作家的身分角色有關。我剛剛讀完的一本小說——南非作家J. M. Coetzee的Elizabeth Costello,就是以一位澳洲小說家(與小說同名)的一場場演講為故事結構的。
當童話世界是真實的
在大學城中,只要你說到IWP,人們都知道你是來交流的作家。當然,作家的身分其實也只是一種識辨,有時我在大學裏閒逛,也想像或希望人們想像我是這裏的一名亞洲學生。怎可能不想像呢?美麗如斯的校園,空間設施如此充足,學生在休息室中可以在沙發上橫臥打盹,空間的窒息感不是這裏所明白的。深夜十二時有人還在跑步、踏單車,看到你會跟你打招呼;圖書館開到深宵二時,簡直是我這夜貓子一族的天堂。藍天白雲,永遠響蟬鳴;秋收時分,紅葉燒個漫天荒野,碎步踩落葉可以聽到脆裂。只是,面孔騙得了人,心靈卻是隨歲月積上了灰塵。你看到年輕學生在草地上擲飛碟,呀,飛碟這東西,年輕得跟你恍如隔世。歲月不能回捲,做不成學生,當個遊客倒是沒年齡限制的。我們到體育館看西部牛仔表演,到Kolona看與文明隔絕、堅執地過虔誠簡樸生活的Amish群族,到密西西比河山脈看印弟安人留下的Effigy Moun ds。沒料到一個月多來,在愛荷華竟然看到Queen Latifah(電影《芝加哥》中飾演Mama Morton一角的黑人歌手)、Suzanne Vega、Bob Dylan的演出。是的,波蘭裔英國學者波曼(Zygmunt Bauman)告訴我們,遊客是現代的朝聖者。作家、朝聖者、遊客、浪遊者、演說者、欣賞者、遁世者、偽學生、中國人、香港人,一個人本來就是不同身分的轉換與集成。
來到愛荷華不久,經常被問及的一個問題是:你喜歡愛荷華嗎?嗯,豈能不喜歡呢,這樣一個標致的童話世界。人是年輕的,美麗的,純良的,開明的,未經風霜的;最能捉緊大眾神經的是美式足球;罪惡是看不到的,乞丐幾乎沒有;汽車讓路,塗鴉不見。天空如此澄藍,空氣如此清爽,讓你忽然想到,如果世間真有造物主,祂許是患了偏愛症的。這裏的屋子,幾乎全都是三角尖頂、頂上有煙囪、門前有一道樓梯、草地;有次跟馬他、匈牙利作家談起,我們都說,小時候在紙上畫的屋子,就是這般形狀了。好笑在我們各自的家鄉根本沒有這種屋子,怎麼會這樣畫,天曉得,也許如果柏拉圖是對的,這便是屋子的理型吧。理型的世界不就是童話嗎?但一塵不染的童話到底太輕了,我不確定寫作是否需要多一點的齷齪、骯髒, 以及晦暗(儘管晦暗在心,不在外邊)。只是看真,寂寞的老人、襤褸的流浪漢、通緝犯的告示,統統還是有的。如此,童話世界又添上一點真實,儘管這樣說也是有問題的,因為,這一千九百畝的大學城,本來就是真真實實地存在的,於美國中西部的一隅。
[文/潘國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