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純如•《南京大屠殺》摘讀
“忘記過去的人註定會重蹈覆轍”
【公告】為了永久紀念張純如，www.irischang.name已經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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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純如：《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導言
人類同胞相殘的歷史是一個漫長而淒慘的故事。倘若在這些恐怖的故事中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暴行的話，那麼，沒有幾次劫難能在程度和範圍上與二戰期間的南京暴行相比。
在美國人眼中，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在1941年12月7日開始的，這一天日本航空母艦所載的飛機襲擊了珍珠港。歐洲人把二戰開始的日子定在1939年9月1日，這一天希特勒的空軍和裝甲部隊閃電般地襲擊了波蘭。在非洲人看來，二戰開始得更早些—1935年，墨索里尼入侵阿比西尼亞（現稱埃塞俄比亞—譯注）。對於亞洲入來說，戰爭的開始則必須要追溯到日本對東亞軍事控制的第一步—1931年侵佔滿洲。
正像希特勒德國在5年後所做的一樣，日本用高度發達的軍事力量和種族優越感，著手建立其統治鄰邦的權力。日本人很快攻佔滿洲並建立“滿洲國”政府，該政府表面是在他們使用的“傀儡”—一個早被廢黜的皇帝的統治之下，實際上是在日本軍方的控制之中。4年後，也就是1935年，察哈爾和河北部分被佔領；1937年，北京、天津，上海和南京相繼淪陷。對於中國人來說，整個30年代是十分艱難的。
的確，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人才最後從中國的土地上撤走。
毫無疑問，日本軍隊統治的14年有無數難以描繪的殘暴事件。在許多曾遭受侵略者鐵蹄踐踏的城市和村莊中究竟發生過什麼，我們永遠無法瞭解清楚。有趣味的是，我們知道發生在南京的故事，是因為一些目睹了這場災難的外國侖車當時把消息告訴了外界，一些中國人也僥倖生存下來，成為目擊證人。如果說有什麼事件可以做為例證，揭露日本狂妄的軍事冒險主義表面下的純粹邪惡，那就是他們在南京犯下的暴行。本書講述的就是這一故事。
除了在日本人之間，南京暴行的大致情況已是無須置辯的。1937年11月，日本侵佔上海後，馬上對新建不久的中華民國首都南京發起了大規模的進攻。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日本士兵在這裏開始了一場人類。歷史上前所鮮見的殘暴屠殺。數萬名年輕人被包圍著驅趕到城外，然後被日軍用機槍掃射，有的則被當作刺刀練習的活靶子，或是被澆上汽油活活燒死。一連幾個月，南京城的街道上堆滿了屍體，到處彌漫著腐爛的人肉臭味。多年以後，遠東國際軍事法譬叩專家們估計，自1937年末至1938年初，南京大約有超甚260，000名非戰鬥人員死于日軍手中，還有專家認為這一數字超過350，000。
本書僅對日本人在南京的殘暴行徑予以最樸素曲概述，因為本書的目的並不是以量化的記錄來評價這樁人類歷史上的暴行，而是旨在弄清事實，吸取教訓而使警鐘長鳴。然而，程度上的差別常能反映類別的不同，為了幫助讀者瞭解60年前在一個被稱作南京的城市裏發生的大屠殺的程度，我必須耍舉出一些統計數字。
一位歷史學家曾估算，如果把南京死難者的手連接起來，可以從南京一直拉到杭州，足有200英里長。他們的血登總重可達1200噸，他們的屍體可以裝滿2500節火車車廂。
僅從死難者的數字看，南京的暴行超過了歷史上許多最殘暴的屠殺。羅馬人在迦太基屠殺了150，000人；天主教軍隊在西班牙宗教法庭大開殺戒（1543年西班牙宗教法庭將數以萬計再洗禮教派教徒在火刑柱上燒死。—編注）；還有帖木兒，他于1398年在德里處死了10萬名囚犯，並在1400年和1401年在敘利亞修建了兩個頭骨塔，但相比之下，日本人則大大超過之。
的確，即使與歷史上最具破壞性的戰爭相比，南京的暴行也足以代表最可怕的種族滅絕的行為。為更好地想像這個比較值，我們還必須瞭解基他一些統計數字。南京的死難者總數—僅僅是中國的一個城市—就超過一些歐洲國家在整個戰爭中的平民死亡總數。（英國平民死亡總數為61，000，法國為108，000，比利時101，000，荷蘭是242，000。）有人把飛機轟炸當作大規模破壞中最可怕的武器之一，但即使是歷史上最猛烈的空襲也比不上南京的屠殺。英國人轟炸德累斯頓，引起了一場大火，當時國際上接受的死亡數字為225，000人，但更客觀的統計為6萬人，另至少有3萬人受傷。南京遇難的人數則要多得多。確實，不管是用最保守的數字—26萬，還是用最高的35萬，南京死難人數比美軍轟炸東京所造成的傷亡人數（約80，000-120，000人死亡）要多得多，甚至比在廣島和長崎兩次爆炸原子彈造成的死亡人數（分別為14萬和7萬）的總和還要多。看到這些，怎不令人震驚？
我們不僅應當記住南京的暴行中的死亡人數，還應該記住他們被殺害的殘忍手段。中國的男人在日軍的刺刀訓練和砍頭比賽中被當成活靶子。估計有20，000-80，000名中國婦女遭到強暴。一些日本兵在強姦了婦女之後，剖開她們的肚子，切掉她們的乳房，把她們活活地釘在牆上。還當著家人的面，父親被日本士兵逼迫姦污女兒，兒子被逼姦污母親。日軍不但每天例行活埋、閹割、器官切除，烤人肉等暴行，還嘗試種種窮兇極惡的折磨手段。比如，在人的舌頭上穿上鐵鉤把整個人吊起來，或是將人埋入深至腰部的土坑，再看著他們被德國牧羊犬撕碎。此情此景實在是令人慘不忍睹，就連南京城中的納粹黨徒也感到恐怖，有人就稱這場屠殺是“野獸機器”的工作。
但是，南京的暴行一直是一個鮮為人知的事件。與在日本爆炸原子彈和在歐洲猶太人遭到屠殺不同，南京大屠殺的血腥恐怖很少為亞洲以外的人們所瞭解。美國出版的多數歷史文獻都沒有注意這次大屠殺。在對美國中學歷史課本進行的一次徹底檢查中，發現只有寥寥幾本提到了南京的暴行。美國公眾所讀的綜合的、或“權威”的二戰歷史著作中，也幾乎沒有一本詳細地記述南京大屠殺的。例如，《美國二戰圖片史》（1966）是連續多年最暢銷的單本二戰圖片史圖書，但其中沒有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一幅照片，甚至連一個字也沒有。在共計1065頁的溫斯頓•邱吉爾的著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1959）中，找不到有關南京大屠殺的一個字，在共947頁的亨利•蜜雪兒的經典名作《二戰風雲錄》（1975）中也是如此。在長達1178頁的格哈特•溫伯格的巨著《戰火中的世界》（1974）中，南京的暴行僅僅被提到兩次。只是在998頁的羅伯特•萊基的《來自魔鬼：二戰紀實》（1987）中，我才發現一段關於這次大屠殺的記載：“希特勒的納粹所做的一切使其勝利蒙羞的事情沒有哪一件能比得上松井石根將軍手下的日本士兵”。
我是在自己還是個小女孩時第一次知道南京的暴行。故事是我的父母講給我聽的。他們曾經歷多年的戰爭和革命年代，後來才在美國中西部的一個大學城當上了教授，有了一個安定的家。他們是在二戰時期的中國長大，戰後又隨著家人逃亡，先是到臺灣，最後到美國的哈佛大學攻讀理科。30年來，他們平靜地生活在伊利諾州的尚貝恩一厄巴納，置身學術界，從事物理和微生物學方面的研究工作。
但他們從未忘記中日戰爭的恐怖，他們也希望我不會忘記。他們尤其是希望我不會忘記南京的暴行。我父母沒有親眼目睹南京的暴行，但他們在很小的時候就聽說了，後來又告訴了我。他們說，日本人把嬰兒撕成兩半，甚至三塊、四塊，有一段時間長江水都被血染成紅色。因為憤怒，他們在向我述說時聲音顫抖起來。他們認為，南京大屠殺是日本人在這場殺害了上千萬中國人的戰爭中所犯下的一次最喪心病狂的罪行。
在我整個童年時期，南京大屠殺是一個無法言明的邪惡的代名詞，深深地藏在我的腦海中。但是，在我印象中的南京暴行缺乏具體的細節和範圍，也很難區分究竟是傳說還是歷史。中學時，我尋遍了當地的圖書館，想更多地瞭解這次大屠殺的情況，但一無所獲。我覺得很奇怪：如果南京的暴行真是那麼駭人聽聞，真的像我父母堅持說的是人類歷史上一次最殘酷的屠殺，那為什麼沒有把它寫下來？作為一個孩子，當時的我並沒有想到去伊利諾伊大學浩瀚的圖書館系統繼續調查，我對這件事的好奇心也很快溜跑了。
南京的暴行再次闖入我的生活幾乎是在20年之後了。這時的我已為人妻，作了一名職業作家，在加州聖巴巴拉過著平靜的生活。聽一個搞電影片的朋友說，有幾個東海片的製片人最近完成了一部關於南京暴行的紀錄片，但由於搞不到資金，無法進行宣傳和發行工作。
這位朋友的話重新激起了我的興趣。不久，我就同兩個紀錄片製片人談起了這個題目。一位叫邵子平，是華裔美國人社會活動家，曾在紐約為聯合國工作，是紀念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聯合會的上屆主席，協助製作過錄影帶《馬吉的證言》。另一位是湯美如，一位獨立的電影製片人，曾與崔明慧合作了專題片《以天皇的名義》。邵子平和湯美如介紹我進入一個社會活動家的圈子裏。他們大多是第一代的美籍或加籍華人，像我一樣，都認為應當在所倖存的受難者去世以前，把南京暴行的真相記錄下來並公諸於眾，直至討回南京浩劫的賠償。還有人要把他們對戰爭的記憶傳給子孫後代，以免後人在被北美文化同化的過程中，忘卻自己的歷史遺產中的這一重要部分。
近年來，在華人集中的城市中心地區—像三藩市的海灣區，紐約，洛杉磯，多倫多和溫哥華—華人活動家組織著各種會議和教育活動，宣傳有關日本人在二戰中所犯下的罪行。他們在博物館和學校裏展出關於南京大屠殺的電影、錄影和照片，在國際互聯網上傳播事實和圖片，還在像《紐約時報》一類的報紙上發表整版的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公告。一些社會活動團體還利用科技，巧妙地通過一個鍵鈕就能將資訊傳送到世界各地超過25萬名讀者的面前。
1994年12月，我參加了一個紀念南京暴行死難者的會議，該會由亞洲保護二次世界大戰歷史全球聯盟提供贊助。這時，我兒時記憶中的南京大屠殺已不是什麼民間傳說，而是實實在在的歷史。這次會議是在加州聖何塞城郊的庫帕提諾舉行。會議組織者在大廳裏展放著海報大小的南京暴行的照片—這是我一生中所見到是最可怕的照片：雖然我從小就聽到許多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事，但我對這些照片毫無思想準備—完全黑白的圖片：被砍下的人頭，被刺刀剖開的肚腸，赤裸裸的婦女在強暴者的逼迫下擺出淫蕩的姿態，她們臉上扭曲的痛苦和恥辱的表情令人刻骨難忘。
在一個眩暈的瞬間，我陡然明白生命和人類的經歷本身都是如此脆弱。我們從小就知道死亡是什麼。任何人都會被卡車或巴士撞倒，生命隨之在刹那間消失。如果沒有某種宗教信仰，我們會認為這樣的死亡是毫無意義也不公正的對生命的剝奪。但我們也知道，大多數人都尊重生命和死亡的過程。如果你被一輛巴士撞了，也許有人會乘你受傷的時候偷走你的錢包，但更多的人會來幫你，搶救你寶貴的生命會有人會撥急救電話，有人會奔跑到街上叫當班的員警，還有人會脫下大衣，疊起來墊在你的腦後。這樣，即使這是你生命的最後時刻，你也能從這些很小卻很溫暖的事情中感受到他人的關心。掛在庫帕提諾牆上的照片卻展示了千千萬萬的生命會因他人的狂妄念頭而遭到毀滅，而這種死亡在第二天就變得毫無意義。更重要的是，那些帶來死亡（即使是難以避免的，也是人類歷史上最駭人的一幕悲劇）的人竟還羞辱受難者，逼使他們在最大限度的痛苦和恥辱中死去。這樣對死亡的殘忍的不敬，這樣人類社會過程的倒退，將只會縮成歷史的一個註腳。除非有人迫使這個世界去記住它，否則它就像電腦程式中的一個無害的小錯，也許會，又也許不會引起任何問題。想到這裏，我感到一陣心悸。
在這次大會期間，我得知有兩本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小說已經完成：《天堂之樹》和《橙霧帳篷》，另外還有一部關於大屠殺的畫冊《南京的暴行：一段無法否認的圖片史》。但直到那時，還沒有人用英文寫出一本關於南京暴行的長篇敍事紀實的著作。在對大屠殺的歷史進入更深入的研究之後，我發現，寫作這樣的一本書所需要的材料其實一直就有，在美國就可以找到。美國的傳教士、記者和軍官在日記、膠片和照片中記下了他們對這一事件的看法，以供後人參考。但為什麼沒有一位美國作家或學者利用這些豐富的原始資料去為南京大屠殺寫出一部紀實作品或一篇論文呢？
南京大屠殺為什麼在世界歷史上受到冷遇是一個奇特的謎。不久，我想我找到了部分答案。南京的暴行之所以不像猶太人遭到的大屠殺或廣島原子彈爆炸那麼舉世皆知，是因為受難者自己在保持著沉默。
但是，一個答案的出現又會引發新的問題。我又在想，為什麼南京暴行的受難者沒有發出呼籲正義的呐喊呢？或者，假如他們曾發出了呐喊，為什麼他們所遭受的苦難得不到承認呢？我漸漸明白，這種沉默的幕後操縱者是政治。由於冷戰的諸多原因，有關各方共同造成了對這一事件的歷史性忽略。1949年以後，新中國和臺灣都沒有向日本要求戰爭賠款（像以色列不要德國賠款一樣）。面對蘇聯和中國的“威脅”，美國急於得到它從前的敵人日本的友誼和忠誠。這樣，冷戰的緊張態勢使日本逃避了許多嚴曆的懲罰，而它的戰時同盟國卻沒有逃脫。
另外，日本恐怖的氣氛阻止了關於南京暴行的公開的和學術上的討論，進一步壓制著人們對事件真相的瞭解。在日本，如果表明自己對中日戰爭的真實看法，他可能會，也一直會受到失業的威脅，甚至生命威脅。（1990年，日本長崎市長本島均說，日本裕仁天皇對戰爭負有一定責任。他因此被一名槍手射中胸部，差點死掉。）在這種危險彌漫的氣氛下，許多嚴謹的學者都不敢為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去日本查找檔案。的確，我在南京聽說，因為擔心遭遇不測，中國很少允許學者訪日。在此情形之下，對於外國人來說，要想接近日本關於南京暴行的檔案材料是十分困難的。另外，雖然近年來有一些參加南京暴行的日本老兵冒著被排斥乃至死亡的威脅，將他們的故事公諸於眾，但大多數人並不願接受採訪。
在寫作本書期間，使我困惑和氣憤的是，頑固的日本人拒絕承認自己的過去。不單單是因為日本交出的戰爭賠款尚不及德國賠償戰爭受難者的百分之一；也不僅是因為大部分納粹分子即使沒有因其罪行受到監禁，也至少是被迫退出公開的社會生活，可是在戰後，許多日本戰犯繼續在工業和政府部門擔任要職；也不僅是因為這樣一個事實：在德國不斷向大屠殺的受難者表示歉意的時候，日本人卻在東京膜拜戰犯—一位在戰爭中受到日本迫害的美國人把日本人的行動形容為：這在政治意義上相當於“在柏林中心為希特勒建造一個大教堂”。
儘管證據確鑿，日本許多知名的政治家、學者和工業鉅子仍頑固地二口咬定，南京大屠殺從未發生過。在進行本書漫長而艱辛的工作時，他們的態度一直激怒著我。相形之下，在德國，如果教師在歷史課上刪去大屠殺部分，將是違法行為，而日本人在幾十年來一直把課本中南京大屠殺的材料有系統地清除得一千二淨。他們從博物館拿走南京大屠殺的照片，銷毀原始的資料，從大眾文化中抹去任何關於大屠殺的痕跡。甚至一些受尊敬的日本歷史教授也加入右翼勢力，進行他們認為是為國盡忠的工作：懷疑、詆毀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報導。在專題片《以天皇的名義》中，一個日本歷史學者用這樣的話來否認南京暴行：“即使有二三十人被殺，日本方面也會非常震驚。那時，日本軍隊一直是模範部隊。”正是因為某些日本人有預謀地企圖扭曲歷史，我才強烈地感到寫作本書的必要。
除了以上這一因素，本書也是對一些完全不同的觀點的回答。近年來，人們努力地試圖迫使日本為其行為的後果承擔責任，這種努力被稱作“打擊日本”。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把對日本人在特定時間和地點所作所為的譴責看作是對整個日本民族譴責，那麼，這不僅會傷害在這次災難中喪生的南京的男女老少，也傷害了日本人民。本書無意評判日本人的性格特點，也不打算分析做出暴行的民族之基因構成。本書探尋的是為什麼文化的力量能把人變成惡魔，能撕去那層使人成其為人的社會約束的表皮，同時文化的力量也能加強這種約束力。今天的德國是一個很不錯的地方，是因為猶太人沒有讓這個國家忘記60年前發生的事情。由於認識到奴隸制醜惡，並在100多年的種族隔離之後解放了奴隸，美國南部也是一個相當不錯的地方。除非日本向世界和自身承認自己在半個世紀前所做所為的錯誤，它的文化將不會進步。實際上，我驚喜地發現，有很多海外日本人也參加了關於南京暴行的會議。正如其中一個人所說：“我們想同你們瞭解得一樣多。”
本書敍述的是兩個相互關聯卻又不盡相同的暴行。一個是南京的暴行本身，講述的是日本人怎樣清洗敵方首都數十萬無辜的平民。
另一個是關於掩蓋事實，講述了日本人如何在國際社會的緘默姑息之下，企圖從公眾意識中抹煞整個大屠殺，進而剝奪被害者在歷史上的應有地位。
本書第一部分“大屠殺的歷史”的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羅生門》的影響。這是一部由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小說《在竹林中》改編的電影，講的是10世紀發生在京都的一起強姦謀殺案。從表面上看，這個故事十分簡單：一個強盜攔路搶劫一名過路武士及其妻子；妻子被強姦，武士也死了。但當故事中的人物從各種角度出發敍述事情發生的過程時，故事也變得更為複雜起來。強盜，妻子，死去的武士和一個現場目擊者對發生的事情的敍述相去甚遠。讀者就要將所有的敍述集中起來，親自判斷其中的真假虛實，通過這一過程作出主觀的也通常是個人臆想的一種較為客觀的假想。任何討論犯罪公正性的課程都應該包括這個故事。它指出了歷史的實質。
本書從3個不同的危度講述南京的暴行。首先是從日本人的角度。講述了一次有計劃的侵略—日軍奉命幹什麼，怎麼幹，為什麼幹。第二個是從中國受難者的角度出發，講述了當政府面對外來侵略無力保護市民時，一個城市的命運。這部分收錄了一些中國人的故事，有失敗、絕望，也有背叛和生存。第三個是從美國人和歐洲人的角度，作為外來者，這些人至少在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時刻是英雄。在大屠殺期間，很多西方人士冒著死亡危險幫助中國平民，並向外界發出警報，通報發生在他們眼前的浩劫。在本書關於戰後時期的章節中，我們再討論美國人和歐洲人出於實用主義，對他們曾身臨屠殺現場的同胞的話所持的漠然態度。
我這本書的最後部分分析了半個多世紀以來的陰謀企圖使南京暴行遠離公眾的種種勢力。我還列出了近年來人們為挑戰被歪曲的歷史，所做的種種努力。
為澄清真相，每一種嘗試都注意到日本人作為一個民族，是如何安排、培育和維護他們集體性的健忘症—甚至是在這一時期面對其所做所為時完全賴帳。面對歷史，他們的回應不僅僅是在本應留下痛苦記錄的歷史書上留下空白。事實是，日本的學校教育中沒有關於日本軍隊在中日戰爭中最醜惡方面的內容。與之相反，他們精心偽裝，編造神話，把日本發動戰爭的角色轉換為戰爭受害者的角色。在廣島和長崎爆炸的原子彈給日本人民帶來的恐怖幫助這種神話去代替歷史。
時至今日，面對世界輿論，日本仍拒絕對其戰爭行為表明悔意。甚至在戰爭剛剛結束的時候，儘管戰爭法庭審判一些日本領導人有罪，日本人還是設法逃脫了文明社會的道德審判，而德國人則要為他們在那段夢魘般時期的行為接受譴責。在繼續逃避審判的時候，日本人又成了另一樁罪行的主謀。諾貝爾桂冠詩人伊利•威塞爾多年前就曾提出警告：忘記大屠殺就等於第二次屠殺。
我最大的希望是這本書能夠激發其他作家和歷史學家的興趣，使他們都能儘早調查、研究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經歷，畢竟，這些來自過去的聲音正在逐年減少並終將全部消失。或許更為重要的是，我希望本書能喚起日本的良知，接受對這樁事件應負的責任。
在寫作本書的時候，我的腦海裏一直浮現著喬治•桑塔亞（1963-1952，西班牙哲學家小說家。—編注）的不朽警句：“忘記過去的人註定會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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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純如：《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結語
南京的暴行只是日本在9年戰爭中無數野蠻行徑中的一個事件。在南京大屠殺之前，日本就頭一個打破了空中力量只能用做戰場武器的禁令，而將其用於威脅平民百姓，日本也因此而臭名昭著。而後，日本又發動其軍隊開始屠殺，從上海到南京，然後發展到中國內地。
雖然日語中沒有一個詞等同於德語中的“最後解決”，日本天皇政府卻批准了在中國某些地區實施人工滅絕的政策。其中最殘忍的之一是在中國華北地區實行的“三光政策”（殺光、槍光、燒光），因為在那裏，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遊擊隊對日本人進行了猛烈和有效的鬥爭。一位沮喪的日軍上校在日記中記下了這一殘暴政策是如何簡單明瞭：“我從上級那裏接到命令，這裏的每個人都必須被殺掉。”
這項政策的結果是1941年日本人又發動了以趕盡殺絕中國華北農村所有人口的大規模恐怖戰爭。華北人口從4，400萬銳減到2，500萬。雖然一些學者認為上百萬的老百姓逃到了安全地帶，但至少有一位研究中國的學者朱爾斯•阿徹認為，當時在這一地區失蹤的1，900萬人中，大部分是被日本人殺害了。《中國流血的世紀》的作者R．J．拉梅爾指出，即使當時中國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口被殺害，死者數量也將接近100萬。
為對付中國人，日本人還進行了慘無人道的生化武器試驗。因懷疑中國村莊幫助了在1942年4月東京杜裏特空襲中的美國飛行員，日本人對這些村子使用了生化武器進行報復。在可以降落轟炸機的地帶，他們屠殺了25萬中國平民，還破壞了方圓2萬英里的所有中國機場。像所有在戰爭中遭到踐踏的地區一樣，這些地方都受到疾痛的侵襲。我們已經知道，日本飛行員在如上海、寧波和承德這樣的大城市播撒攜帶瘟疫病菌的跳蚤，並把裝有各種致病微生物—霍亂，痢疾，傷寒，瘟疫，炭疽和副傷寒—的瓶子投進河流、水井、水庫和房屋裏。日本人為傳染中國平民和軍人，還在食物中摻雜了致命的病菌。他們把帶有傷寒病菌的餅乾扔在露營地附近，引誘饑餓的中國農民；在成千上萬中國戰俘被釋放前，日本人給他們吃注射了傷害和副傷寒病毒的蛋捲。
最後的死亡人數統計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是在1，578，000到6，325，000之間。R．J．拉梅爾提供了較為保守的數位：有3，949，000人被殺害，其中400，000人是平民。但是，他指出，有數百萬人由於日本人的掠奪、轟炸和醫藥試驗而死於饑餓和疾病。如果這些死亡人口也計算在內的話，可以說，在對華戰爭中日本人共殺害了900萬中國人。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是無法想像日本士兵和軍官在何種心理下犯下這些滔天罪行的。但有很多歷史學家、目擊者、幸哿者以及當年的作惡者自己都總結了是什麼驅使日本皇軍犯下這些赤裸裸的罪行。
一些日本學者相信，中日戰爭中的南京暴行及其他殘暴行為是由一種叫“壓迫的傳導”現象造成的。據《隱藏的恐怖：在二戰中的日本戰爭罪行》的作者田中雄喜所說，日本現代軍隊自其誕生之日起就有巨大的暴行隱患。原因有二：首先是日軍官兵中存在的獨斷專行和殘酷虐待，再就是日本社會由天皇身旁的人支配的森嚴的等級制度。在侵佔南京之前，日軍對自己的士兵也長期施加羞辱。士兵被迫為長官洗內衣，或是溫順地站著任由長官摑耳光，直至鮮血橫流。用喬治•奧威爾的話說，日本士兵時常受到的這些抽打，是來自長官的“愛的行動”；而日本海軍用“鐵拳”加強的殘暴紀律，則被叫做“愛之鞭”。
人們常說，權力最小的人一旦握有對社會等級中更低微人們的生殺大權，常常會變成最殘暴不仁的人。日本士兵來到海外後，因為森嚴的等級制度而壓抑的殘暴突然得到了發洩。在外國領土或殖民地上，作為天皇的代表，日本士兵享有巨大的權力。在中國，即使是最低級的日本列兵，其地位也要超過最有權有勢的中國人。由此不難看出，長期被壓抑的憤怒、仇恨和對權力的恐懼就是如此在南京爆發成無法控制的暴力。日本士兵沉默地接受了長官施加的一切，那麼中國人也必須接受他們選擇的一切暴行。
學者們認為，侵華暴行的第二個原因是許多日本軍人對中國人的鄙視—這種鄙視是通過數十年的宣傳、教育和社會灌輸形成的。如果說中日兩個民族種族不同的話，日本人和中國人也是很相似的（也許正因如此，日本人感到自己的獨特性受到了威脅）。儘管這樣，皇軍中許多人把中國人看做是低於人類的人種，對他們來說，殺中國人就像踩死臭蟲或殺豬一樣，不必有任何道德上的壓力。事實上，無論是在戰前還是戰爭期間，各個級別的日本軍人時常把中國人同豬相提並論。比如，一位元日本將軍告訴一位元記者說：“坦率地說，你對中國人的看法與我完全不同。你認為中國人是人，而我認為他們是豬。”在南京，一個日本軍官把中國俘虜十人一組綁在一起，把每一級推進一個坑裏，然後燒死他們。這位軍官為自己開脫罪責時解釋說，他在殺人時的感受同他殺豬時一樣。1938年，一個名叫東史郎的日本士兵在日記中揭露：“現在，一頭豬比一個人（中國人）的命更值錢。因為豬肉能吃。”
第三個因素是宗教。日本皇軍給暴力冠以神聖的光環，使暴力具有一種文化上的必要性，這種力量絲毫不亞於在十字軍東征和西班牙宗教法庭時期那種驅使歐洲人的力量。在1933年的一次講演中，一個日本將軍說：“每一顆子彈都必須充滿帝國的風範，每一枝刺刀尖上都必須烙有民族的精神”。
幾乎沒有日本人懷疑其在中國的使命是否正義。一位曾參加過南京暴行的前日本士兵卡富白道說，他所受的教育使他深信天皇是全世界理所當然的統治者，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伏秀的種族，控制亞洲是日本的使命。當一位當地的基督教士問他：“上帝和天皇誰更偉大？”時，他毫無疑問地回答：“天皇。”有一個比上帝還高大的東西站在自己一邊，日本軍隊很自然地走了下一步—認為戰爭，甚至包括隨之而來的暴力，能夠最終使日本及其受害者受益。一些人把暴行當做達到勝利的必要工具，這個日本的勝利能夠幫助所有的人，並在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之下建立一個更好的中國。這種態度也表現在那些無情地毆打學生和士兵的老師和軍官身上，他們在毆打時堅持認為這全是為了愛護。
或許正是松井石根將軍在試圖粉飾日本侵華行為時總結了這種盛行的自欺欺人的“道德感”。在1937年去上海之前，他對支持者說：“我上前線並不是去與敵人戰爭，而是去撫慰（被打擊的）兄弟。”後來，他又談起入侵中國：
日本和中國之間的戰鬥一直是“亞洲大家庭”中的兄弟之爭。……在那些日子裏，我一直相信這種戰鬥是幫助中國人進行反思的一個途徑。我們這麼做並不是因為憎恨他們，相反，我們太愛他們了。這正像在一個家庭中，當大哥對胡作非為的小弟忍無可忍時，為了使小弟行為端正，不得不嚴責他。
不管戰後歷史的進程如何，南京的暴行將永遠是人類的榮耀之中的一塊汙跡。但使這塊汙跡特別令人厭惡的是歷史並沒有為這個故事寫下一個適當的結局。60年後，日本作為一個民族，還在試圖埋葬南京的受難者——不是像1937年那樣葬於地下，而是要把他們埋葬在被歷史遺忘的角落。在這種無恥行為的掩蓋之下，由於很少有人試著記錄並為公眾系統地描述，南京大屠殺目前在西方幾乎無人知曉。
本書的初衷是從日本顛倒黑白的宣揚者的貶抑中解救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為南京數十萬死難者的無名之墓寫下銘文。它是一部對人性陰暗面的個人探索之作。南京的暴行留給我們很多教訓，其中之一是：人類的文明是多麼淺薄。也有人認為日本人是非常邪惡的——他們永遠是一個危險的民族。但在讀完幾箱關於日本戰爭罪行的材料，流覽了浩瀚的世界歷史中古代諸多暴行的記錄之後，我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與其說日本在二戰中的行徑是由危險的民族性所致，倒不如說是在一個脆弱的文化中，一個危險的政府在一個危險的時刻將其危險的理論販賣到另一個與之看法截然相反的民族所致。我們應以慎重的態度看待南京的暴行——它闡明了人是多麼容易被鼓勵讓十幾歲的孩子泯滅天性，成為可怕的殺人機器。
從南京暴行得出的另一個教訓是大屠殺中強權的作用。那些曾研究了歷史上大屠殺的人已經指出，政府中的高度集權是致命的——只有某種意義上絕對的強權才會製造像南京暴行這樣的慘劇。在90年代，世界上研究大規模殺害（demo-cide）的泰斗R．J．拉梅爾（democide是他杜撰的術語，包括了種族滅絕和政府進行的大屠殺），完成了對本世紀和古甘暴行的系統、量化的研究，他引用著名的阿克頓勳爵（1834-1902，英國歷史學家。—編注）的一句話概括這個令人難忘的研究：“強權殺人，絕對的強權絕對地殺人。”拉梅爾曼現，一個政府越是不限制其強權，它就越容易因其領導人自妄想或精神上陰暗的衝動驅使，向他國政府發動戰爭。日本不是例外，像南京大屠殺這樣的眾多暴行，如果不是難以避免的，也是意料之中的向專制制度發展的結果，是由軍隊和皇族控制的強權驅動整個民族，實現少數擁有大權者的病：目標所導致的。
我們還有第三個需要汲取的教訓，它或許也是最慘重一個教訓。它存在於人們在接受屠殺上那種可怕的悠閒之中，它使我們大家都成為難以置信的惡行的被動的觀眾。當年，南京的暴行曾佔據世界各地報紙的頭版，但就在南京全城喋血之時，大多數世人卻袖手旁觀。國際社會對南京暴行的反應竟與最近人們對波黑和盧旺達暴行的反應有著可怕的相似：在成千上萬的人令人難以置信地悲慘死去的時候，全世界只是在看著CNN的新聞，袖手旁觀。或許可以說，由於戰爭屠殺十分機密和迅速，美國和其他國家沒能及早地阻止納粹黨人的“最後解決”，直到盟軍士兵解放了集中營，親眼看到那裏慘不忍睹的情形，很多人才開始接受有關報導的真實性。但對於南京的暴行和前南斯拉夫的屠殺，我們沒有這樣的藉口。南京暴行的消息曾赫然刊登在像《紐約時報》這樣的報紙上，凡乎我們每個人的起居室裏也曾天天播放著波士尼亞的暴亂。顯然，只要罪惡離我們遠得不足以對個人形成威脅，人性中一些扭曲的東西社會使最令人難以言說的罪惡在瞬間變成平常瑣事。
可悲的是，世人仍以消極的態度面對日本的第二次暴行——日本人拒絕為他們在南京的罪行道歉，甚至拒絕承認發生過大屠殺，更有甚者，日本的極端分子還試圖在世界歷史中塗抹掉這一事件。要瞭解這種不公正的程度，人們只須比較一下日本和德國政府在戰後的賠償就一清二楚了。雖然僅金錢本身不能使死難者複生，也不能磨去倖存者痛苦的記憶，但至少可以說明罪孽的元兇究竟是誰。
作為賠償，德國政府已至少支付了880億德國馬克，還要在2005年賠償200億德國馬克。如果把所有的賠款加在一起，包括個人受難者賠償、財產損失賠償、撫恤性賠償、國家法定賠償、特別問題最後賠償，以及根據國際協定對以色列和16個其他國家戰爭損失的賠款，這些共計1240億德國馬克，折合600億美元。日本人則幾乎沒有為自己在戰爭中的罪行付出任何賠償。有一個時期，就連瑞士都拿出數十億美元補償戰爭中受到損失的猶太人的帳戶，而許多日本重要官員卻繼續相信（或是假裝相信）他們的國家從未做過任何應當賠償或是道歉的事。他們還詭辯說，他們的政府被指責所犯下的許多暴行從來就沒有發生過，那些確鑿的證據不過是中國人和其他辱沒日本的人捏造出來的。
今天，日本政府認為所有的戰爭賠償事宜都已被1952年三藩市和平協定所解決了。但讀一下這個協定就會發現，問題是要擱置到日本經濟條件好轉之後再進行解決。協定第五章14款規定：“日本應向各盟國進行賠償已是共識。但是日本目前資源匱乏的情況也有目共睹，所以，須等其經濟復蘇，再向各國的所有損失和痛苦進行徹底的賠償，並同時履行其他義務”。
冷戰時期最有諷刺意味的一件事是，日本不僅躲避了賠償的責任，還從美國得到了數十億美元的援助，使其從美國的敵對國成為經濟強國和競爭者。現在，亞洲人民十分關注日本人中軍國主義抬頭的跡象。在雷根當政時期，美國幫助日本加強軍事力量—這引起了許多曾多年遭受日本戰爭侵略的民族的警惕。菲律賓外交部長、普裏策獎獲得者、二戰期間麥克亞瑟將軍的副官卡洛斯•羅慕洛說：“忽視歷史的人更容易成為歷史的受害者”。他對日本文化所激發的競爭性的民族精神有很深的理解：“日本人是一個執著的民族，也很有頭腦。在二戰末期，沒人能想到日本成為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但他們做到了。如果你給他們成為軍事強國的機會—他們將真的會成為軍事強國。”
但冷戰已經結束了，中國正從封閉走向開放，並迅速發展起來，其他曾在戰爭期間受到日本欺淩的亞洲國家也在世界經濟競技場中崛起，能夠同日本相匹敵。在今後的幾年裏，人們會看到針對日本戰爭罪行的積極的大跨步行動。美國社會正在更民主地融入亞洲人。與他們密集於科技領域聽父輩們不同，年輕的華裔美國人和華裔加拿大人正迅速地擴大在法律、政治和新聞業中的影響—在北美歷史上，亞洲人很少在這些領域涉足。
從我開始寫作本書到脫稿期間，公眾對南京大屠殺的關注大大地增加了。在90年代，出現了大量關於南京暴行以及關於慰安婦、日本用戰爭受難者進行醫學試驗和其他有關暴行的小說、歷史著作和報刊文章。三藩市的學校正計畫將南京的暴行納入課程表，華人地產商也已規劃了建立中國屠殺紀念館的藍圖。
在本書即將完成之際，美國政府已開始對社會活動家的要求作出反應，向日本施加壓力，迫使其面對戰爭的暴行。1996年12月3日，美國司法部列出了日本戰犯的名單，禁止他們進入美國。1997年4月，前美國駐日大使沃爾特．蒙代爾對新聞界說，日本必須誠實地面對歷史。他希望日本為其戰爭罪行充分道歉。另外，南京的暴行成為一項提案，不久將會進入美國眾議院。1997年春，議員們同人權活動家一道起草了一項提案，譴責日本在二戰期間虐待美國和其他國豪戰俘，要求日本向戰爭受難者正式道歉和賠償。
迫使日本政府面對其戰時政府罪行全部事實的運動甚至正在日本得到支持。對官方否認戰爭暴行的行為，日本有良知的公民也感到十分羞愧和不安。一部分活躍的日本人認為，如果日本想在未來得到周邊國家的信任，其政府必須承認過去。1997年，日本複交友誼協會（一個民間團體。—編注）發表了以下聲明：
在過去的戰爭中，日本十分傲慢自負，它侵略其他亞洲國家，給許許多多的人尤其是中國人帶來了苦難。在19世紀30年代前後15的歲月中，日本一直發動著對中國的戰爭。持久的戰爭使數千萬中國人成為受難者。在此，我們真誠地為日本過去的錯誤道歉，請原諒。
當今一代的日本人正面臨一個重大的選擇。他們可以繼續自欺欺人，把日本侵略戰爭當做“聖戰”，而日本的戰敗僅僅是由於美國的經濟實力。或者同本民族過去的殘暴行徑決裂，認清這樣的事實：正是因為日本戰敗，它才無法將其可怕的“愛”施加到更多的人身上，這個世界才變得更加美好。如果當代日本人不採取行動去堅持真相，歷史就會給他們帶來如同其先輩一樣聲名狼藉的危險。
對於自己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日本不僅在法律上有責任，更在道義上有義務去承認。至少，日本政府應當向受難者發表聲明正式道歉，並賠償浩劫中的受難者。更重要的是，要將大屠殺的真相教育給將來的每一代日本公民。如果日本還期望得到國際社會的尊重，併合上自己歷史上汙跡斑斑的黑暗篇章的話，這些早就應該做到的工作對日本十分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