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那些事兒》
史冷金著
陝西大學出版社
２007年１月出版
K, 發現一本有趣的書﹐民國時代的大才子﹐多有“味道”﹐活得真開﹐教人直想作“紅袖”。呵呵。 這是轉貼。
劉再復先生在議論二十五種《怪人論》中指出：“就是在同一個北京大學．在蔡元培的時代裏，教授們都有很多故事，在他們之後，還是一些教授，如顧頡剛、梁漱溟等，也有很多故書。然而奇怪的是，到了本世紀的下半葉，北京大學的教授們似乎沒有故事了。他們除了著書、教學和寫自我批判的文章之外，頂多還留下一些‘思想改造’中的笑話，沒有屬於自己的故事。” 既然我們已經錯過了那個年代，就只能從故紙堆中找尋些許隻言片語，來隱約揣摩那些曾引領過一個時代的大師們昔日的風華。 所幸，還有一些見證者們，流傳下來幾段有關這些大師的軼事，讓我們能從另一個角度，來感知這些大師，而這些故事，又是那麼的有趣兒...呵呵 胡適：“胡說”白話文 
認識胡適，可以從“胡說”開始。胡適應邀到某大學講演，他引用孔子、孟子、孫中山的話，
在黑板上寫：“孔說”、“孟說”、“孫說”。最後，他發表自己的意見時，黑板上的幾個字引得哄堂大笑，原來他寫的是———“胡說”。 (關關﹕神氣活現。)
民國學界流傳這樣一句話：我的朋友胡適之。這一方面顯示胡適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適交友之廣，上至達官貴人，下至車夫馬弁，與胡適同時代的其他學者無人可及。
有一個故事頗能說明問題：珍珠港事變前，芝加哥大學教授史密斯當選眾議員。時任駐美大使的胡適與此君曾有一飯之緣，得知消息後，便請他來中國駐美大使館用晚餐。史議員在赴宴的路上突然想起：還不知道主人叫什麼名字呢，這可如何是好﹖但轉念一想，只需按“大使”、“閣下”這樣稱呼，定沒錯。宴會散後，胡大使送客時免不了“歡迎到敝國旅遊”這樣的客氣話。“中國我是一定要去觀光的”史議員肯定地說
，“我到貴國觀光，第一個要拜訪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適博士，大使先生，胡適博士現在在什麼地方呀﹖”胡大使聽後哈哈大笑，說：“胡適就站在你的對面呵”賓主相擁大笑，盡歡而散。看來“我的朋友胡適之”在美國也是行得通的。
新文化運動中，胡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他以創作許多白話詩歌實踐著自己的文學主張。胡適寫了首詩《朋友》，據說是我國第一首白話詩，發表於1917年2月號《新青年》雜誌上，
詩題改為《蝴蝶》：“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關關﹕又遇蝴蝶。)這首詩意象清新，詩意淺露，在古詩今詩的交界處是一次大膽的嘗試，所以後來胡適乾脆把他的白話新詩集命名為《嘗試集》，打響了中國白話文運動的“文化解放第一槍”。
胡適還寫過一首關於文字方面的白話打油詩：“文字沒有雅俗，卻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來同一字，聲音少許變了。並無雅俗可言，何必紛紛胡鬧﹖
至於古人叫字，今人叫號；古人懸樑，今人上吊；古名雖未必佳，今名又何嘗少妙﹖至於古人乘輿，今人坐金轎；古人加冠束幘，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轎作輿，豈非張冠李戴，認虎作豹﹖”這樣深入淺出、詼諧幽默地介紹古今文字知識，將文言文與白話文對照，確實妙趣橫生。
1934年秋，胡適在北大講課時大講白話文的優點，那些醉心文言文的同學不免萌生了抵觸情緒。正當胡適講得得意時，一位同學突然站起來，聲色俱厲地提出抗議：“胡先生，難道說白話文就沒有缺點嗎﹖”胡適沖著他微笑著說：“沒有的。”那位同學更加激憤地反駁道：“白話文語言不精練，打電報用字多，花錢多。”胡適扶扶眼鏡柔聲道：“不一定吧前幾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給我打來電報，邀我去做行政院秘書，我不願從政，決定不去，為這件事我復電拒絕。復電是用白話寫的，看來也很省字省錢。請同學們根據我這一意願，用文言文編寫一則復電，看看究竟是白話文省，還是文言文省﹖”
幾分鐘過去，胡適讓同學們自動舉手，報告用字數目，然後從中挑選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電稿，電文是這樣寫的：“才學疏淺，恐難勝任，不堪從命。”
胡適說，這12個字確實簡練。但我的白話電報卻只用了5個字：“幹不了，謝謝。”接著他解釋道：“幹不了”就含有才學疏淺，恐難勝任之意；“謝謝”既對友人費心介紹表示感謝又暗示拒絕之意。由此看來，語言的精練與否，不在白話與文言的差別，在於能否恰如其分地選用字詞。經過這一堂課，不少同學對胡適對白話文都有了好感。
“五四”前後，黃侃和胡適同在北大任教。黃竭力反對胡適的白話文運動。有一次，黃侃對胡適說：“你口口聲聲要推廣白話文，卻未必出於真心。”胡適不解其意，
黃侃答道：“如果你身體力行的話，名字就不應叫胡適，應該叫‘往哪里去’才對。”胡適聽後一時語塞。 (關關﹕哈哈哈。)
20世紀20年代上海泥城橋開了一間叫“四而樓”的酒館，很多人都不明白“四而”的意思，就去請教當時任上海公學校長的胡適。胡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親自前往四而樓小酌，尋機向主人探問究竟。主人說，樓名取自《三字經》的“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只不過圖個一本萬利的彩頭。胡幾欲暈倒。胡適當年曾感慨：中國有古訓“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應該再加一條“時髦不能跟”。這句話後來被李敖盜用。 (關關﹕類似秀才遇到兵。是吧。)
黃侃：“三不來”教授
黃侃，湖北蘄春人，師從國學大師章太炎，擅長音韻訓詁，兼通文學，歷任北京大學、東南大學、武昌高等師範、金陵大學等校教授。
他與因性格落拓不羈、被黃興罵為“害了神經病”而得“章瘋子”之名的章太炎，以及因經常不修邊幅、衣履不整、不洗臉、不理髮、活像一個瘋子的劉師培，被時人稱為“三瘋子”。 黃侃在武昌高師任教時，元配夫人王氏去世，黃紹蘭女士繼配。兩人雖經山盟海誓而結合，但因小事而反目，以致分居。武昌高師學生黃菊英和他大女兒同級，常到他家來玩，以父師之禮事黃侃，黃侃對這個女學生也很好。日子一久，竟生愛戀，不數月，二人突然宣佈結婚。朋友們都以“人言可畏”勸他，他坦然地說：“這怕什麼﹖”婚後不多時，他轉到南京中央大學任教，在九華村自己建了一所房子，題曰“量守廬”，藏書滿屋，怡然自樂。
他和校方有下雨不來、降雪不來、颳風不來之約，因此人稱他為“三不來教授”。黃侃侍母至孝，不管他母親是從北京回老家蘄春，還是由蘄春來到北京，他都要陪伴同行。而他母親又離不開一具壽材，他便不厭其煩千里迢迢帶著壽材旅行了。那具壽材上有他父親黃雲鵠老先生親筆寫的銘文。後來母親死了，他悲痛欲絕，按照古禮服喪，才了結此事。
黃侃20歲時留學日本，恰與章太炎同住一寓，他住樓上，章太炎住樓下。一天夜晚，黃侃內急，來不及去廁所，便忙不迭從樓視窗往外撒尿。這時，樓下的章太炎夜讀正酣，驀地一股腥臊的尿水瀑布般往下飛濺，禁不住怒駡起來。黃侃不甘示弱，也報之以罵。章生性好罵人，兩人本都有瘋子之稱，真是章瘋子遇到黃瘋子，越罵越起勁。然而“不罵不相識”，通名報姓之後，話鋒轉到學問上面，一談之下，才知道章太炎是國學大師，黃侃便折節稱弟子。
章太炎對黃侃頗多嘉許，勸其著書。黃卻謂須待50歲後再寫。1935年，黃侃50歲生日，章太炎親贈一副對聯：韋編三絕今知命，黃絹初成好著書。無意中藏了“絕命書”3字。當年10月8日，黃侃因飲酒過量，吐血而死。章太炎因聯句竟成讖語，悔痛不已。
黃侃曾與胡適同在北大講學。在一次宴會上，胡適偶爾談及墨學，滔滔不絕。黃侃罵道：“現在講墨學的人，都是些混賬王八！”胡適赧然。過了一會兒，黃侃又罵道：“便是適之的尊翁，也是混賬王八。”胡適大怒。黃侃卻大笑道：“且息怒，我在試試你。墨子兼愛，是無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談論墨學？我不是罵你，不過聊試之耳！”舉座譁然大笑。
黃侃曾與胡適同在北大講學，他反對胡適提倡白話文。有一次，他在講課中讚美文言文的高明，舉例說：“如胡適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電報必雲：‘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長達11字。而用文言則僅需‘妻喪速歸’4字即可，只電報費就可省三分之二。”
胡適著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僅成上半部，全書久未完成。黃侃曾在中央大學課堂上說：“昔日謝靈運為秘書監，今日胡適可謂著作監矣。”學生們不解，問其原因﹖黃侃道：“監者，太監也。太監者，下面沒有了也。”學生們大笑不已。
辜鴻銘：北大講臺上的狂儒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于袁世凱死後，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1917年1月4日正式到任，對北京大學進行了一系列整改，教員一律按聘約合同合作，水準低下的即使外籍學者也必予解雇。而且特別強調教師的自由學術空氣，強調：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其在校外言行，悉聽自由。
大約從1914年後就開始在北大陸陸續續講授西洋文學的辜鴻銘，對蔡元培的聘請照章接受，專講英文詩
。第一天上課，辜鴻銘戴一頂乾淨的紅結黑瓜皮小帽，將一頭灰黃的頭髮夾雜著紅絲線仔細編好，套上長袍馬褂，腳蹬一雙平底布鞋，出現在講臺上，伸手揀一根粉筆，辮子一拋，便在黑板上寫下自己的名字。那根辮子拖在後面，直指學生們。調皮的學生竊竊私語，若誰能將此公的腦後那根辮子剪下，必定名揚天下，但畢竟無人敢動手。 (關關﹕應該用點兒計﹐呵呵。)
辜鴻銘拋下粉筆，對著學生宣佈他的約法三章：“第一，我進來時，你們要站起來，上完課我先出去，你們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們問話或你們向我提問，你們都要站起來。第三，我指定背的書，你們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
正式上課這天，學生們見他站到講臺上，不帶講義教材，滔滔陳述起來，他說：“我講英文詩，要你們首先明白一個大旨，
即英文詩分三類：國風、小雅、大雅。而國風中又可分為蘇格蘭、威爾士……等七國國風。”
就這麼一會兒英語，一會兒法語、德語、拉丁語、希臘語……引經據典，旁徵博引，最後辜鴻銘告訴他們：“像你們這樣學英詩，是不會有出息的。我要你們背的詩文，一定要背得滾瓜爛熟才行。不然學到頭，也不過像時下一般學英文的，學了十年，僅目能讀報，伸紙僅能寫信，不過幼年讀一貓一狗式之教科書，終其一生，只會有小成而已。
我們中國的私塾教授法就很好，開蒙不久，即讀四書五經，直到倒背如流。現在你們各選一部最喜愛的英詩作品，先讀到倒背如流，自然已有根基，聽我講課，就不會有困難了。而且，我們中國人的記憶力是很不錯的，中國人用心記憶，外國人只是用腦記憶。我相信諸君是能做好的。”學生們只有依著他的意思，日夜用功背誦洋詩。待到上課時，學生們用中文問他，他用英文答復你，倘若用英文問他，他偏偏又用中文答復。
有一次，辜鴻銘突然對學生們說：“
今天，我教你們洋離騷。”他拿出一本英文詩，原來這洋離騷正是英國大詩人彌爾頓的一首悼亡詩———lgcidas，悼念詩人淹死的亡友而作的。
這首長詩，學生們從第一頁翻開起，直到這一學期的最後一堂課，仍然翻的是第一頁。(關關﹕嘿﹐我也遇到過這樣的才子老師﹗高中二年級﹐講解王安石《游褒禪山記》﹐人生境界全在其中。如今想來﹐或許小女子正是那時開竅的。)辜鴻銘在課堂上卻節節課都滔滔不絕，不是罵洋人就是罵一班壞了君臣大節、禮儀廉恥的亂臣賊子，要麼就是罵那些自命有大學問的教授諸公，嘲笑所謂民主潮流，說：“
英文democ－racy（民主），乃是democrazy（民主瘋狂）。俄國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乃是Dosto一Whiskey（Dosto威士卡）。”如此嘻笑怒駡皆成文章，學生們傾慕不已。
當時北大特設教員休息室，來早了或課講得累了，辜鴻銘也會到教員休息室坐坐。北大聘請來的外國學者，無不知道他的大名，每次見面，執禮甚恭。
但他卻毫不客氣，見到英國人，用英語罵英國人；見到德國人，用德語罵德國人；見到法國人，用法語罵法國人，挨駡的個個心服口服。有一次來了位新聘的英國教授，此公第一次跨進教員休息室的門檻，即見辜鴻銘整個窩在沙發裏，頭上瓜皮帽，身上長袍油光閃亮，兩隻衣袖穢跡斑斑，特別是一根小辮子，猥瑣不堪。這位洋先生便去請教坐在一旁的一位洋教授：“此人是誰﹖”“辜教授”那人悄聲對他說。英國教授用一副不陰不陽的目光仔細打量著這位辜教授，忍俊不禁。辜鴻銘一看這張陌生的洋面孔，便慢吞吞地用一口純正的英語請教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這位英國教授有些吃驚，難道這土老頭竟能講一口如此純正的英語﹖他急忙回答自己是教文學的。辜鴻銘馬上用拉丁語同他交談。這英國教授頓時結結巴巴，看來拉丁語太差，一時語無倫次。
辜鴻銘定定看了他一會兒，說：“你教西洋文學﹖不懂拉丁文﹖”(關關﹕恨不能同朝一代。熏熏傲儒之風﹐也好啊。)這兩句話一出口，英國教授大窘，恨不得地上有個洞，鑽下去算了，趕緊逃離休息室。
這位英國教授以後才弄清楚，原來這位辜教授不是別人，正是名滿海外的KuHung—Ming，這個名字對他來說是太熟悉了，
牛津大學等著名學府的課本中就有此公所著《春秋大義》一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