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有這樣的男人
文章日期：2009年2月7日
【明報專訊】未有愛情的她說相識很久的朋友、甚至她的親人也待她不好，不能相信將來有一個男人會真心地對她好。
有愛情來的時候她會明白。這是一種人與人之間很奇妙的感情。
一個陌生的他將會闖進她的世界，無緣無故地愛上她。
他不是那種只想在她身上佔佔便宜的男人，他見過比她漂亮的女孩，認識比她可愛的。
他會不由自主地對她好，甚至比他實在表現出來的更好，因為他怕完全表達的話，會嚇怕她。
他視她為全世界最重要的人，比他自己還重要。
他會不眠不休地想她，又不敢過分騷擾她。
在她面前，他的自尊已沒有多大價值，她是唯一的。自愛上她之後，他的價值觀和審美標準已崩潰。
她的情緒反應，一切一切的影響他。她快樂，所以他快樂，她不開心，他為她擔心。
他對她的好，是無償的，他願意讓她分享他的所有，包括他日後努力的成果。
不要問他為何會喜歡她，為何對她好，他很無助，或者只能說一句：「我也不想的。」
在某些情下，愛情是不平等的，但也有平等的地方，其中一樣，是無論長相如何的人，也有人為他瘋狂。
如果只有美麗的人才有轟烈愛情，貌醜的人會在地球消失。
美麗女人的愛情，不一定美麗。
男人愛上女人，像染上感冒，自己也不想。有選擇的話，他寧願對她不懷好意，可惜他無法控制。
不相信會有男人對她好的女孩將來會知，對她關懷備至的男人可能也不信，無法解釋他為她所做的一切。
[阿寬 ahhfoon@yahoo.com]
*****
變成另一個人
文章日期：2009年2月7日
【明報專訊】人的性格很難改變，但在不會大變的基礎下，有些人卻會變成另一個人。
以奇斯諾夫斯基的電影《紅》為例，退休法官在年輕時遇上一連串巧合事情，令他變得憤世嫉俗，晚年遺世獨立。他一直期待如女主角的女孩在他的生命出現，最終遇上，可惜遲了幾十年。年輕法律學生跟退休法官命運近似，遇上同樣巧合事情，電影伏筆是他在適當時空遇上女主角。
愛情會改變人，有些人性格憂鬱，結識活潑開朗的另一半後，笑容多了，即使骨子裏依然憂鬱，但外形和表情已變得不一樣。
打擊會改變人，有些人性格樂觀，在不同圈子都是友誼大使，遇上嚴重打擊後，例如遭信任的人欺騙，或面對不公平對待，就算本質無變，對人對事都會無法重拾原來的信心，久而久之，就變成另一個人。
環境是巨大磁場，極端例子是戰場會將人變成殺戮機器。一般社群，要是大部分人心術不正，堅持走正路的人會好辛苦。如果大部分人心地善良，可約束一小撮壞人的邪惡。
導演以法國國旗的三種顏色拍成三套電影，《紅》在廣義可解博愛，狹義可隱喻愛情。愛，可讓人變得更美麗。
[關麗珊 http://www.voy.com/144163/]
2/07/2009
梁文道：基督不丟石頭
基督不丟石頭
／文﹕梁文道
文章日期：2009年2月7日
【明報專訊】恩福堂的蘇穎智牧師認為如果在《家暴條例》加入保障同居同志的條文，會造成「愛滋病增加」，大學生畢業後當「性奴」，甚至成為「養鴨一族」等種種惡果。他是一位基督徒。黃毓民議員在網上電台狠批蘇牧師「是癲的」，「變成了拉登」。他同樣也是一位基督徒。基督徒並不是鐵板一塊，圍繞《家暴條例》的爭論自然也不是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之間的鬥爭。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某種右翼分子儼然成了主流基督教的代言人，他們又為什麼能夠如此順利地把在美國用過的那一套戰鬥語言順利移至香港。
曾被《時代》雜誌譽為「美國最好神學家」的郝華斯（Stanley Hauerwas）並不是一個激進派。多年以來，他從不放棄重建教會美德的努力，是當今神學界裏最具分量的倫理學家之一。雖然在許多思想更開放的神學家眼中，他顯得有點保守，但是他也曾在〈同志友誼﹕天主教道德哲學的一個思想實驗〉一文中如是說﹕「說到底，性並不是那麼有趣，更不是一個足以渲染我們所有行為的決定性特質。同志就和所有其他人一樣，除了是同志之外，還有很多更重要的事要做。正是出於這個理由，我抗拒『同性慾』這種說法」。他又用一對收養子女、一心信主的虔誠女同志為例﹕「他們並不淫亂，他們分享的親密關係使得他們能為教會社群的利益而更好地生活……我看不出為什麼我們不能把這種關係視為基督教意義上的婚姻……憑什麼可以不認可我所描述的這對女子呢？」
什麼是「為教會社群的利益而更好地生活」呢？基督徒到底應該建立一個怎麼樣的社群，他們的生活又該為哪一種利益而服務呢？
翻開四福音書，今天的信徒一定會很驚訝，耶穌原來極少談論使得他們如此困擾的性問題。在《約翰福音》裏面，耶穌甚至還和一個結過好幾次婚的撒馬利亞女子私下聊天。在那個年代，一個女人嫁過幾次人是不光彩的，她的性經歷是可恥的；一個撒馬利亞人普遍被認為是「生活作風」不好的；而一名如耶穌這般的猶太聖者要是和一個女人單獨說話更是很容易變成一樁醜聞。然而，他的門徒很震驚，因為耶蘇不只沒有指摘這名女子的過往，甚至還親自祝福她！
耶穌基督最讚賞的美德不是嚴守貞潔等種種行為守則，而是仁慈、寬恕與正義（我突然想起蘇穎智牧師那一句「要立法令他們（同志）不受傷害，無可能！」）。要進入天堂那道窄門，靠的不是依從法利賽人（當年的猶太教基要派）的指引，而是善待異鄉來的陌生人，把食物分給無助的飢民，邀請無家可歸者到自己家裏作客，在強權之下保護受壓迫受歧視的窮苦大眾。每次讀到福音書裏的這些信息，我都會感到一種深沉的感動。即使不是教徒，也不能不折服於耶穌基督的勇氣與大愛。既然連神子都能為他所愛的罪人流血，我們又怎能不為我們最小的兄弟去做最簡單的事呢？比如說不要讓他們受到傷害。
右翼教會的問題：
錯誤解讀基督信仰
美國和香港的右派教會在道德議題上的最大特點，就是把它全部收縮窄化到性上面，似乎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公開集體行動的理由。電視上有露點鏡頭，他們投訴；同志要求平權，他們就上街。但我卻從未見過「明光社」投訴報章醜化新移民，也從未見過教會為了增加綜援 金額而發動信徒去包圍立法會 。這是為什麼呢？難道我讀的福音和他們的不一樣嗎？難道歧視新移民與少數族裔不是一個道德問題嗎？難道同志的罪惡要比一個漠視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社會還要深重嗎？
郝華斯又在〈為什麼同志在道德上要比基督徒優越〉（Why Gays (as a Group) Are Morally Superior to Christians (as a Group)）一文中指出，歧視同志源自當代基督徒生活中的道德紊亂。「譴責同志掩蓋了我們生活中的事實。所以在道德上對同志說『不』就變成了我們真的相信些什麼的必要象徵。」「我們生活中的事實」就是官商勾結之下的巧取豪奪，自然環境的極速惡化，以及貧窮現象的不斷擴大。
不要搞錯，我可沒說右翼基督徒都很沒良心。恰恰相反，每逢天災人禍，教會的保守派信徒都為善不落人後。根據一些調查顯示，他們平日捐獻的金額比例甚至要比許多悲天憫人的左派還多。問題只是他們往往把耶穌當年最不滿的道德問題看成是一種私人範圍的事，而今日社會普遍認為是私人範圍的性問題，在他們眼中卻是公共生活的危機。這不是基督信仰的本質傾向，而是美國右翼傳統解讀出來的特殊版本。結合了經濟上美式放任自由主義的思路，美國福音派教會一向以為貧窮問題是個人的責任，與社會再分配的機制無關，更不是政府的義務。所以他們絕對不會為了窮人展開結構性的政治行動，只能憑藉自己的憐憫心去捐錢當義工。
克魯曼（Paul Krugman）在《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心》裏，更曾舉過好幾個例子說明美國右翼一直用宗教議題，驅使底層勞工支持明明對他們不利的政策。雖然一個候選人寬免大企業稅項的主張會削弱基層所能得到的福利，但是那些基層還是把票投給了他，因為他攻擊對手贊成同性婚姻。於是，右翼政治力量便與保守派基督教會形成了穩固的神聖同盟，以片面的宗教教條掩護政治經濟學的某種意識形態，並且愈演愈烈，使得信徒們看不見街頭上歷歷在目的社會不公，卻把笫間事變成危及國家前途的頭等大事。
這套美式論述之所以能夠順利嫁接到此，是因為香港本來就有新自由主義的豐厚土壤。在殖民傳統「大市場、小政府」的管治共識底下，香港人一向強調自力更生，將貧困看成是個人的不幸甚至人格的缺陷，絕不輕易地把責任往社會頭上推，更不會將它看成是社會整體的道德淪喪。因此香港也就絕對有本錢醞釀出安徒先生所說的美式「文化戰爭」，把道德熱情全部投注到同志受不受承認，傳媒有沒有教壞小孩這些事情上了。
諷刺的是，美國右翼教會多年來維護「家庭價值」，力拒同志歪風的侵入，可是美國的離婚率卻總是居高不下。他們覺得這實在是末日將臨，還得再加把勁才行，因此羅賓遜（Pat Robertson）牧師等人才會把話說得愈來愈狠，用「接受同性戀是基督信仰衰亡的最後一步」之類的警示威脅大家。可是，正如美國評論家卡拉漢（David Callahan）所說的﹕「離婚是市場個人主義與消費文化的完美表現。為什麼要和一個不能總是運作良好的產品黏在一起？如果有更新、更好，也更年輕的版本，又何必守住10年前的老款式呢？」（見《The Moral Center》）。換句話說，假如「傳統道德」真的正在衰亡，禍首並不是什麼「性錯誤」，而是那套孕育右翼宗教文化的意識形態；以及貪婪，那種促成了金融風暴的貪婪。難道你不知道嗎？那群用百萬美元裝修自己辦公室的華爾街精英並不乏自命堅信的「重生」基督徒。
梁文道 文化評論人
／文﹕梁文道
文章日期：2009年2月7日
【明報專訊】恩福堂的蘇穎智牧師認為如果在《家暴條例》加入保障同居同志的條文，會造成「愛滋病增加」，大學生畢業後當「性奴」，甚至成為「養鴨一族」等種種惡果。他是一位基督徒。黃毓民議員在網上電台狠批蘇牧師「是癲的」，「變成了拉登」。他同樣也是一位基督徒。基督徒並不是鐵板一塊，圍繞《家暴條例》的爭論自然也不是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之間的鬥爭。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某種右翼分子儼然成了主流基督教的代言人，他們又為什麼能夠如此順利地把在美國用過的那一套戰鬥語言順利移至香港。
曾被《時代》雜誌譽為「美國最好神學家」的郝華斯（Stanley Hauerwas）並不是一個激進派。多年以來，他從不放棄重建教會美德的努力，是當今神學界裏最具分量的倫理學家之一。雖然在許多思想更開放的神學家眼中，他顯得有點保守，但是他也曾在〈同志友誼﹕天主教道德哲學的一個思想實驗〉一文中如是說﹕「說到底，性並不是那麼有趣，更不是一個足以渲染我們所有行為的決定性特質。同志就和所有其他人一樣，除了是同志之外，還有很多更重要的事要做。正是出於這個理由，我抗拒『同性慾』這種說法」。他又用一對收養子女、一心信主的虔誠女同志為例﹕「他們並不淫亂，他們分享的親密關係使得他們能為教會社群的利益而更好地生活……我看不出為什麼我們不能把這種關係視為基督教意義上的婚姻……憑什麼可以不認可我所描述的這對女子呢？」
什麼是「為教會社群的利益而更好地生活」呢？基督徒到底應該建立一個怎麼樣的社群，他們的生活又該為哪一種利益而服務呢？
翻開四福音書，今天的信徒一定會很驚訝，耶穌原來極少談論使得他們如此困擾的性問題。在《約翰福音》裏面，耶穌甚至還和一個結過好幾次婚的撒馬利亞女子私下聊天。在那個年代，一個女人嫁過幾次人是不光彩的，她的性經歷是可恥的；一個撒馬利亞人普遍被認為是「生活作風」不好的；而一名如耶穌這般的猶太聖者要是和一個女人單獨說話更是很容易變成一樁醜聞。然而，他的門徒很震驚，因為耶蘇不只沒有指摘這名女子的過往，甚至還親自祝福她！
耶穌基督最讚賞的美德不是嚴守貞潔等種種行為守則，而是仁慈、寬恕與正義（我突然想起蘇穎智牧師那一句「要立法令他們（同志）不受傷害，無可能！」）。要進入天堂那道窄門，靠的不是依從法利賽人（當年的猶太教基要派）的指引，而是善待異鄉來的陌生人，把食物分給無助的飢民，邀請無家可歸者到自己家裏作客，在強權之下保護受壓迫受歧視的窮苦大眾。每次讀到福音書裏的這些信息，我都會感到一種深沉的感動。即使不是教徒，也不能不折服於耶穌基督的勇氣與大愛。既然連神子都能為他所愛的罪人流血，我們又怎能不為我們最小的兄弟去做最簡單的事呢？比如說不要讓他們受到傷害。
右翼教會的問題：
錯誤解讀基督信仰
美國和香港的右派教會在道德議題上的最大特點，就是把它全部收縮窄化到性上面，似乎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公開集體行動的理由。電視上有露點鏡頭，他們投訴；同志要求平權，他們就上街。但我卻從未見過「明光社」投訴報章醜化新移民，也從未見過教會為了增加綜援 金額而發動信徒去包圍立法會 。這是為什麼呢？難道我讀的福音和他們的不一樣嗎？難道歧視新移民與少數族裔不是一個道德問題嗎？難道同志的罪惡要比一個漠視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社會還要深重嗎？
郝華斯又在〈為什麼同志在道德上要比基督徒優越〉（Why Gays (as a Group) Are Morally Superior to Christians (as a Group)）一文中指出，歧視同志源自當代基督徒生活中的道德紊亂。「譴責同志掩蓋了我們生活中的事實。所以在道德上對同志說『不』就變成了我們真的相信些什麼的必要象徵。」「我們生活中的事實」就是官商勾結之下的巧取豪奪，自然環境的極速惡化，以及貧窮現象的不斷擴大。
不要搞錯，我可沒說右翼基督徒都很沒良心。恰恰相反，每逢天災人禍，教會的保守派信徒都為善不落人後。根據一些調查顯示，他們平日捐獻的金額比例甚至要比許多悲天憫人的左派還多。問題只是他們往往把耶穌當年最不滿的道德問題看成是一種私人範圍的事，而今日社會普遍認為是私人範圍的性問題，在他們眼中卻是公共生活的危機。這不是基督信仰的本質傾向，而是美國右翼傳統解讀出來的特殊版本。結合了經濟上美式放任自由主義的思路，美國福音派教會一向以為貧窮問題是個人的責任，與社會再分配的機制無關，更不是政府的義務。所以他們絕對不會為了窮人展開結構性的政治行動，只能憑藉自己的憐憫心去捐錢當義工。
克魯曼（Paul Krugman）在《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心》裏，更曾舉過好幾個例子說明美國右翼一直用宗教議題，驅使底層勞工支持明明對他們不利的政策。雖然一個候選人寬免大企業稅項的主張會削弱基層所能得到的福利，但是那些基層還是把票投給了他，因為他攻擊對手贊成同性婚姻。於是，右翼政治力量便與保守派基督教會形成了穩固的神聖同盟，以片面的宗教教條掩護政治經濟學的某種意識形態，並且愈演愈烈，使得信徒們看不見街頭上歷歷在目的社會不公，卻把笫間事變成危及國家前途的頭等大事。
這套美式論述之所以能夠順利嫁接到此，是因為香港本來就有新自由主義的豐厚土壤。在殖民傳統「大市場、小政府」的管治共識底下，香港人一向強調自力更生，將貧困看成是個人的不幸甚至人格的缺陷，絕不輕易地把責任往社會頭上推，更不會將它看成是社會整體的道德淪喪。因此香港也就絕對有本錢醞釀出安徒先生所說的美式「文化戰爭」，把道德熱情全部投注到同志受不受承認，傳媒有沒有教壞小孩這些事情上了。
諷刺的是，美國右翼教會多年來維護「家庭價值」，力拒同志歪風的侵入，可是美國的離婚率卻總是居高不下。他們覺得這實在是末日將臨，還得再加把勁才行，因此羅賓遜（Pat Robertson）牧師等人才會把話說得愈來愈狠，用「接受同性戀是基督信仰衰亡的最後一步」之類的警示威脅大家。可是，正如美國評論家卡拉漢（David Callahan）所說的﹕「離婚是市場個人主義與消費文化的完美表現。為什麼要和一個不能總是運作良好的產品黏在一起？如果有更新、更好，也更年輕的版本，又何必守住10年前的老款式呢？」（見《The Moral Center》）。換句話說，假如「傳統道德」真的正在衰亡，禍首並不是什麼「性錯誤」，而是那套孕育右翼宗教文化的意識形態；以及貪婪，那種促成了金融風暴的貪婪。難道你不知道嗎？那群用百萬美元裝修自己辦公室的華爾街精英並不乏自命堅信的「重生」基督徒。
梁文道 文化評論人
2/06/2009
鄧正健：你當鄉巴佬抑或世界主義者？
你當鄉巴佬抑或世界主義者？
由《字花》談文學公共性
文章日期：2009年2月6日
【明報專訊】編按：香港文學雜誌《字花》編輯與香港中青代作家組成微型作家團訪赴台北，這等對望交流原非前無古人，但《字花》所懸之念可能是新思考、新戰場：將一個交流活動，成為文學公共領域中的「事件」。
《字花》編輯鄧正健，由《再會吧！公共人》一書說起，反省由生活、文學、延伸至有現代人殘餘特質的作者自己（一個自覺的編輯、評論者及直覺的寫作人），和文學圈子寄予厚望、而恐為自溺者依賴的《字花》。
大文豪巴爾扎克曾經說過類似的話：鄉巴佬跟世界主義者的根本差別，在於鄉巴佬只會對自己熟悉的東西感興趣，而世界主義者卻對世界任何事物都心存好奇，哪怕是一些跟他毫不相干的人和事。巴爾扎克活躍於19世紀初的巴黎，在這個號稱當時第一國際大都會裏，他總會遇到來自五湖四海的人，這些人湧進巴黎，就是為了要做一個不折不扣的城市人。當然，鄉巴佬有鄉巴佬的土氣，但混在五光十色的巴黎街頭，卻不容易被察覺。於是擅於刻劃生活細部的巴爾扎克，便想出了這個機智的方法：既然巴黎是世界的縮影，真正的巴黎人自然也都是世界主義者，懂得敞開心扉接納新事物。
桑內特教我們從自溺走入公共
我是從社會學家桑內特（Richard Sennett）的《再會吧！公共人》（The Fall of Public Man）一書中讀到這個小典故的。數月前我曾為了主講一個由「香港社會發展論壇」主辦的讀書會，大費周章地把書中這些小典故摘取出來，希望搏得觀眾一哂。「文學公共人」是我替讀書會所擬的題目，我以文學雜誌《字花》編輯的身分主講，本想借用桑內特的觀點，反思文學跟公共性的關係。可是桑內特的說法雖然有點武斷，卻實貼心得很，與會者無不迷上書中鋪陳，身為當日主持的好友鄧小樺會後意猶未盡，更特意撰寫書評，一抒對大學者的相思之情。（見2008年11月9日《明報》，〈公共人之死〉）
小樺之解讀，鞭辟入裏。她說桑內特之偉大，在於他揭示了「自戀」是人們不再參與公共事務的原因。19世紀以後的城市人，不再信奉世界主義，人們更加率性，但對具普遍性的公共理念卻漠不關心，結果陷入了只懂揭露自我，卻又無法向人清楚表達的自溺囹圄中。
那天，我一邊向觀眾介紹書中點滴，心裏不禁懷疑：難道桑內特不是要寫一本大眾心理學書，而是教導我們如何參演「公共」這場大戲？而在這齣戲中，我們只需要一種角色，那就是世界主義者。
桑內特說，現代人對親密關係格外迷戀，甘心做沉默的小觀眾，讓一小撮魅力四射（charisma）的公眾人物演好那場「個性大戲」。現在的政客名嘴，說什麼做什麼已不是再大部分觀眾關心的課題，他們只需在戲中展示特立獨行的個性。你保守麼？你激進麼？是熱血濫情？還是冷靜機智？身為演員，劇本不用你編，七情上面便可。而小觀眾也不用粉墨登場，他們只需保持緘默，一切個性情緒，早已由出色的演員已代為做好，亮亮麗麗的宣泄出來。這就好像聽到電視裏的罐頭笑聲，我們已覺樂不可支，根本毋須再笑一遍。
別當私密小觀眾
這幾天，《字花》同袍越洋赴台，與一眾香港作家為台北書展組織公開講座。乍看之下，書展講座跟讀書會都一樣，只是替大眾閱讀，或讓大眾一睹大作家風采。但我實在希望，讀書會也好，講座也好，甚至是一本文學雜誌能否再獲資助、獲多少資助之類的事情，都應該是文學公共領域中的事件。讀書會那天我刪了很多精彩章節沒說，把時間省下，就是希望扣回那「文學公共人」的主題：文學不應只有私密性，更應有其公共性，愛好文學的人，也別要只做沉默的小觀眾。
以下說法可能過於武斷：香港文學充滿私密性。說法武斷不要緊，要緊的是敢於對別人之事說三道四。香港文學不乏經典之作，早已是老生常談，我從不為香港文學水平而憂心，起碼作為華一支文學源流，香港文學的情態確實獨樹一幟。我對香港文學耿耿於懷，還是始於另一個更為老生常談的問題：「為何需要文學？」答案實在好找，只要讀讀歷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獲獎辭，自有一大堆洋洋灑灑的言論。可是，桂冠詩人之言，卻又於我何干？
香港彷彿需要文學，因為香港文學彷彿是一片淨土，或更準確地說，是一個心靈的避難所。年輕人酷愛文學，不僅僅是一種興趣，更是一種自我邊緣、自我迷醉的態度。我閱讀，我書寫，我就能夠擺脫世俗的醜陋，來到心靈的福地。一切文學，皆始於「我」。唯一的問題是，「我」又是否也是文學的終點？小樺曾批評過我刊在《字花》裏的一首詩，說我把如此灰暗傷感的個人創作寫進文學雜誌，大抵是為了排除理性思考，毫無顧忌地將直覺寫出來。這是文學創作者的特權，也是我們的通病。
文學既是個人率性而為的最後淨土，只是當主流世界也充斥個性表演，文學又怎能獨善其身？桑內特解開了現代觀眾的沉默之迷，他說現代人公私生活之間失去了明確界線，人們愈來愈自戀，但這種自戀不是自我膨脹，而是把所有的欲望投射到自我的個性上，好讓你迷戀自己的感受和情緒，並將之看作跟世界溝通的唯一渠道。結果，你會變成鄉巴佬，拒絕跟自己個性不相似的人交往；你也開始找尋你的「個性偶像」，讓偶像代你表演，好等你安坐家中，愛撫自己的情感。
桑內特沒有說現代文學什麼壞話，但香港文學私密氣氛卻彷彿是桑內特的一道註腳。我見證了《字花》開花三年，改版亦近一載，現正向第四年挺進。神話看似依舊，僵硬的文學環境卻日復一日。我一直渴望香港文學能負載社會功能，成為公共器物，所以《字花》才敢將「文學」看作「事件」，一本文學雜誌，不應只記載文學，更應以文學的方式參與公共事務。我看中桑內特的大著，無非也是為此而做。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對《字花》的改變認真觀察過，但道聽塗說，意見還是聽到的。人們都說：改版是好事，但還是喜歡從前的樣子，不過anyway，請繼續努力吧。現實是：只有鄉巴佬才會迷戀過去，他們不懂認識新事物，或者說他們缺乏愛上陌生人的欲望。沒有多少熱愛文學創作和文學閱讀的人，會為《字花》的改版建議而調節心態，改版之路勝負未知，但讀者們便急不及待關上大門，理應鼓勵，卻繼續緬懷昔日的文學神話。《字花》草創之時，清新活潑，很合年輕人口味，這是因為《字花》展示出一種所謂「年輕人的個性」。但改版以來，這種「個性」顯然已漸淡化，再也無法發出「罐頭笑聲」了。我從來無法確切知道，這所謂的個性到底是指什麼，我唯一肯定，公共事務從不親切，而文學生活作為私密生活的最後寶地，也勢難以容下跟自我個性無關的任何事情。毫無疑問，我也不能倖免於難，我只能在編輯工作和書寫評論上面向公共生活，詩寫出來，哪怕是刊在自己親手所編的雜誌裏，也是自戀得叫人抓狂。
《字花》也不過在演個性大戲？
桑內特的小典故說得七七八八，我卻忽然聽到另一個坊間小流言：若你知道有什麼好的東西，千萬不要大張旗鼓公告天下，因為如此一來，好東西就會主流化，而你也不再邊緣，再沒個性了。而桑內特則說，沉默觀眾也是社群，但它的構成卻是以敵意為基礎：這就好像你在街上低頭漫步，你身處孤獨狀態，卻又因街上充滿絕不打擾你的陌生人，感覺安樂無比。
每有人說，文學就是好，但也不用費力廣作宣傳，有麝自然香，懂得欣賞的，自然會來，這就是文學社群分享個性的秘密。但這分享卻又總是以失敗告終，你想像有一小撮如你一般的邊緣人，但你卻又難以在大量文學作品中找到跟你的個性相通的東西，於是你把其他的文學人視作社群兄弟，卻又恍若街上陌路。神話中的《字花》，似以文學之名集結群眾，但我懷疑，那仍不過是一場文學社群裏的「個性大戲」。
有老人家曾「告誡」我們，搞文學雜誌，要懂得承擔，不要計較得失，也得懂得寬容，別把人家一腳踩死，要多給機會。我始終相信，對人寬容才是欠缺承擔。寬容只是縱容自戀，讓別人繼續做鄉巴佬；而所謂承擔，並不是不計賺蝕，一味蠻幹瞎幹。我不是要對《字花》負責，我只對世界負責，對文學負責，在文學社群裏，愈多鄉巴佬，文學便愈沒有希望。縱容鄉巴佬自我沉溺，才算不負責任。
巴爾扎克所欣賞的，到底還是世界主義者。
[文．鄧正健 《字花》編輯、文化評論人]
由《字花》談文學公共性
文章日期：2009年2月6日
【明報專訊】編按：香港文學雜誌《字花》編輯與香港中青代作家組成微型作家團訪赴台北，這等對望交流原非前無古人，但《字花》所懸之念可能是新思考、新戰場：將一個交流活動，成為文學公共領域中的「事件」。
《字花》編輯鄧正健，由《再會吧！公共人》一書說起，反省由生活、文學、延伸至有現代人殘餘特質的作者自己（一個自覺的編輯、評論者及直覺的寫作人），和文學圈子寄予厚望、而恐為自溺者依賴的《字花》。
大文豪巴爾扎克曾經說過類似的話：鄉巴佬跟世界主義者的根本差別，在於鄉巴佬只會對自己熟悉的東西感興趣，而世界主義者卻對世界任何事物都心存好奇，哪怕是一些跟他毫不相干的人和事。巴爾扎克活躍於19世紀初的巴黎，在這個號稱當時第一國際大都會裏，他總會遇到來自五湖四海的人，這些人湧進巴黎，就是為了要做一個不折不扣的城市人。當然，鄉巴佬有鄉巴佬的土氣，但混在五光十色的巴黎街頭，卻不容易被察覺。於是擅於刻劃生活細部的巴爾扎克，便想出了這個機智的方法：既然巴黎是世界的縮影，真正的巴黎人自然也都是世界主義者，懂得敞開心扉接納新事物。
桑內特教我們從自溺走入公共
我是從社會學家桑內特（Richard Sennett）的《再會吧！公共人》（The Fall of Public Man）一書中讀到這個小典故的。數月前我曾為了主講一個由「香港社會發展論壇」主辦的讀書會，大費周章地把書中這些小典故摘取出來，希望搏得觀眾一哂。「文學公共人」是我替讀書會所擬的題目，我以文學雜誌《字花》編輯的身分主講，本想借用桑內特的觀點，反思文學跟公共性的關係。可是桑內特的說法雖然有點武斷，卻實貼心得很，與會者無不迷上書中鋪陳，身為當日主持的好友鄧小樺會後意猶未盡，更特意撰寫書評，一抒對大學者的相思之情。（見2008年11月9日《明報》，〈公共人之死〉）
小樺之解讀，鞭辟入裏。她說桑內特之偉大，在於他揭示了「自戀」是人們不再參與公共事務的原因。19世紀以後的城市人，不再信奉世界主義，人們更加率性，但對具普遍性的公共理念卻漠不關心，結果陷入了只懂揭露自我，卻又無法向人清楚表達的自溺囹圄中。
那天，我一邊向觀眾介紹書中點滴，心裏不禁懷疑：難道桑內特不是要寫一本大眾心理學書，而是教導我們如何參演「公共」這場大戲？而在這齣戲中，我們只需要一種角色，那就是世界主義者。
桑內特說，現代人對親密關係格外迷戀，甘心做沉默的小觀眾，讓一小撮魅力四射（charisma）的公眾人物演好那場「個性大戲」。現在的政客名嘴，說什麼做什麼已不是再大部分觀眾關心的課題，他們只需在戲中展示特立獨行的個性。你保守麼？你激進麼？是熱血濫情？還是冷靜機智？身為演員，劇本不用你編，七情上面便可。而小觀眾也不用粉墨登場，他們只需保持緘默，一切個性情緒，早已由出色的演員已代為做好，亮亮麗麗的宣泄出來。這就好像聽到電視裏的罐頭笑聲，我們已覺樂不可支，根本毋須再笑一遍。
別當私密小觀眾
這幾天，《字花》同袍越洋赴台，與一眾香港作家為台北書展組織公開講座。乍看之下，書展講座跟讀書會都一樣，只是替大眾閱讀，或讓大眾一睹大作家風采。但我實在希望，讀書會也好，講座也好，甚至是一本文學雜誌能否再獲資助、獲多少資助之類的事情，都應該是文學公共領域中的事件。讀書會那天我刪了很多精彩章節沒說，把時間省下，就是希望扣回那「文學公共人」的主題：文學不應只有私密性，更應有其公共性，愛好文學的人，也別要只做沉默的小觀眾。
以下說法可能過於武斷：香港文學充滿私密性。說法武斷不要緊，要緊的是敢於對別人之事說三道四。香港文學不乏經典之作，早已是老生常談，我從不為香港文學水平而憂心，起碼作為華一支文學源流，香港文學的情態確實獨樹一幟。我對香港文學耿耿於懷，還是始於另一個更為老生常談的問題：「為何需要文學？」答案實在好找，只要讀讀歷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獲獎辭，自有一大堆洋洋灑灑的言論。可是，桂冠詩人之言，卻又於我何干？
香港彷彿需要文學，因為香港文學彷彿是一片淨土，或更準確地說，是一個心靈的避難所。年輕人酷愛文學，不僅僅是一種興趣，更是一種自我邊緣、自我迷醉的態度。我閱讀，我書寫，我就能夠擺脫世俗的醜陋，來到心靈的福地。一切文學，皆始於「我」。唯一的問題是，「我」又是否也是文學的終點？小樺曾批評過我刊在《字花》裏的一首詩，說我把如此灰暗傷感的個人創作寫進文學雜誌，大抵是為了排除理性思考，毫無顧忌地將直覺寫出來。這是文學創作者的特權，也是我們的通病。
文學既是個人率性而為的最後淨土，只是當主流世界也充斥個性表演，文學又怎能獨善其身？桑內特解開了現代觀眾的沉默之迷，他說現代人公私生活之間失去了明確界線，人們愈來愈自戀，但這種自戀不是自我膨脹，而是把所有的欲望投射到自我的個性上，好讓你迷戀自己的感受和情緒，並將之看作跟世界溝通的唯一渠道。結果，你會變成鄉巴佬，拒絕跟自己個性不相似的人交往；你也開始找尋你的「個性偶像」，讓偶像代你表演，好等你安坐家中，愛撫自己的情感。
桑內特沒有說現代文學什麼壞話，但香港文學私密氣氛卻彷彿是桑內特的一道註腳。我見證了《字花》開花三年，改版亦近一載，現正向第四年挺進。神話看似依舊，僵硬的文學環境卻日復一日。我一直渴望香港文學能負載社會功能，成為公共器物，所以《字花》才敢將「文學」看作「事件」，一本文學雜誌，不應只記載文學，更應以文學的方式參與公共事務。我看中桑內特的大著，無非也是為此而做。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對《字花》的改變認真觀察過，但道聽塗說，意見還是聽到的。人們都說：改版是好事，但還是喜歡從前的樣子，不過anyway，請繼續努力吧。現實是：只有鄉巴佬才會迷戀過去，他們不懂認識新事物，或者說他們缺乏愛上陌生人的欲望。沒有多少熱愛文學創作和文學閱讀的人，會為《字花》的改版建議而調節心態，改版之路勝負未知，但讀者們便急不及待關上大門，理應鼓勵，卻繼續緬懷昔日的文學神話。《字花》草創之時，清新活潑，很合年輕人口味，這是因為《字花》展示出一種所謂「年輕人的個性」。但改版以來，這種「個性」顯然已漸淡化，再也無法發出「罐頭笑聲」了。我從來無法確切知道，這所謂的個性到底是指什麼，我唯一肯定，公共事務從不親切，而文學生活作為私密生活的最後寶地，也勢難以容下跟自我個性無關的任何事情。毫無疑問，我也不能倖免於難，我只能在編輯工作和書寫評論上面向公共生活，詩寫出來，哪怕是刊在自己親手所編的雜誌裏，也是自戀得叫人抓狂。
《字花》也不過在演個性大戲？
桑內特的小典故說得七七八八，我卻忽然聽到另一個坊間小流言：若你知道有什麼好的東西，千萬不要大張旗鼓公告天下，因為如此一來，好東西就會主流化，而你也不再邊緣，再沒個性了。而桑內特則說，沉默觀眾也是社群，但它的構成卻是以敵意為基礎：這就好像你在街上低頭漫步，你身處孤獨狀態，卻又因街上充滿絕不打擾你的陌生人，感覺安樂無比。
每有人說，文學就是好，但也不用費力廣作宣傳，有麝自然香，懂得欣賞的，自然會來，這就是文學社群分享個性的秘密。但這分享卻又總是以失敗告終，你想像有一小撮如你一般的邊緣人，但你卻又難以在大量文學作品中找到跟你的個性相通的東西，於是你把其他的文學人視作社群兄弟，卻又恍若街上陌路。神話中的《字花》，似以文學之名集結群眾，但我懷疑，那仍不過是一場文學社群裏的「個性大戲」。
有老人家曾「告誡」我們，搞文學雜誌，要懂得承擔，不要計較得失，也得懂得寬容，別把人家一腳踩死，要多給機會。我始終相信，對人寬容才是欠缺承擔。寬容只是縱容自戀，讓別人繼續做鄉巴佬；而所謂承擔，並不是不計賺蝕，一味蠻幹瞎幹。我不是要對《字花》負責，我只對世界負責，對文學負責，在文學社群裏，愈多鄉巴佬，文學便愈沒有希望。縱容鄉巴佬自我沉溺，才算不負責任。
巴爾扎克所欣賞的，到底還是世界主義者。
[文．鄧正健 《字花》編輯、文化評論人]
a link:story of stuff
YY轉來這個link，看了很震驚。
這幾天，還是在收拾，不過就有意識將舊物分類，瓶瓶罐罐，廢紙盒子，送給廢品回收的。
今早，和一臺跟了自己十幾年的老COMPAQ告別，請來專業收舊電腦的。她，曾陪著我，走過好多個傻傻的日日夜夜呢。九五年一萬五千元買的品牌，只回收到六十元，我還是期望它有個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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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ink:追憶金庸、梁羽生天地卅年慶惺惺相惜（獨家）
2006年12月8日天地圖書卅年慶，嘉賓從左至右聯合出版（集團）總裁陳萬雄、梁羽生、香港天地圖書董事長陳松齡、金庸。（中新社記者 關向東攝）
2006年12月8日天地圖書卅年慶，金庸與梁羽生惺惺相惜。慶典開始前，小女子一直廝磨在兩位大俠身邊：筆底抽刀斷劍的大俠，這晚一副笑模樣，絮絮低語，提筆留言。作為晚輩，作為FAN，我只敢靜靜地拍攝，希望傻傻的鏡頭，鈍鈍的筆，能夠留下一絲絲這江湖會的斯文來。（中新社記者 關向東攝）
梁羽生與天地圖書董事長陳松齡。（中新社記者 關向東攝）
或許因為老人家口音重，而且當日也頗激動，小女子聽不太懂梁大師的致辭，唯梁大師詠誦贈給天地的楹聯曰“歡喜隨緣份”，我，聽懂了。
儀式甫一結束，小女子就沖到這幅大師的墨寶前，請原先站在對聯前檔了鏡頭的一位先生移步，然后心惴惴地端了小機子拍：“天地一漚卅年歡喜隨緣份 圖書萬卷四壁琳瑯盡友師”。（中新社記者 關向東攝）
轉身，與梁大師的對子相對，就是金庸大師的賀詞：揚天地正氣，出古今好書。（中新社記者 關向東攝）
K,
那一晚，小女子，喝了天地的酒，見了心儀的友，好確切地知道，自己有幸見證了歷史。初次參與編輯的書，也因小女子不知羞的鬧騰，讓好心的顏先生，安排在了天地最醒目的位置……
那一晚，最怕見到曲終人散的小女子，在才子們還熱辣辣惺惺相惜的時候，就獨自跑著鉆出天地那窄窄的臺階，只知道心跳難耐，并不知早粉了臉。
從仙境，沖進灣仔街頭的人世間，聽到電車的叮叮聲，才敢深深的吁出一口氣。
慌慌地，向叮當車站跑，又忍不住定了，回頭張望，依稀覺著會有白衣仙人，從那仙洞里追將出來，可又不知，仙人若是真的飄將而至，該怎么應對。
怔怔地，小女子望著夜色的唐樓，記下凌空而出的綠地白字天地招牌的模樣兒，想給自己的人生做下些個記號。
前世今生，今生來世。
幸福，有時真是讓人不踏實。
金庸大師，是晚用了“難得”二字，小女子聽見了，寫下了。這一會兒，才好像覺得，這“難得”二字，也與自己有關呢：是嵌在小女子生命里，難得的一晚，2006年12月8日，灣仔，天地。
K,喝著云游帶回來的高原的酒，這會子，小女子，好想念，那一晚。
好夢，難得；人生，難再。
對不起。
http://baike.baidu.com/view/3432.htm
http://news.qq.com/a/20090201/000082.htm
金庸與梁羽生 ／文．劉進圖
文章日期：2009年2月4日
【明報專訊】春節期間，在香港聽到武俠小說大師梁羽生逝世的消息，不勝唏噓。回想少年時代，曾經癡迷武俠小說，除了金庸和古龍，就數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好看，能讓我全部追讀，每本至少看幾遍。梁羽生作品中，我最鍾愛的是《萍蹤俠影錄》，男主角張丹楓亦狂亦俠，豪氣柔情，跟金庸筆下的楊過或令狐不相伯仲，至於《白髮魔女傳》，看書時只憑想像已覺盪氣迴腸，到看了林青霞的傳神演繹，覺得比她反串金庸小說的東方不敗更精彩動人。
關心梁羽生的消息還有另一層原因，內子有一位閨中好友，早年移民澳洲，下嫁了梁羽生的公子，二人攜手創業，為澳洲多個公立圖書館進口中文圖書，滿足當地華人公餘課餘的閱讀需求，他們每次來香港購書，我們便抽空相聚，天南地北無所不談，回想恍如昨日。如今梁老仙遊，他們定必為籌辦喪事忙碌，我們只能在千里之外寄以哀思，為他們禱告。
年初四回到北京，看到內地網站一則消息，說金庸送去了一副輓聯，全文為：「悼梁羽生兄逝世 同行 同事 同年，大先輩 亦狂 亦俠 亦文，好朋友 自愧不如者 同年弟 金庸 敬輓」。持平而論，金庸的武術小說文學造詣較梁羽生高出一籌，其世俗影響力也較大，金迷比梁迷多該是不爭的事實，後輩評論者也不免經常拿二人來比較，金庸先生在輓聯中點出與梁羽生同事同行同年的不凡情誼，讚賞梁氏為人和作品均突出的亦狂亦俠風骨，最後直承自愧不如，梁氏家人看了想必大感寬慰，金庸這一筆寫得大氣磅礡，非常高明，不愧是一代宗師。
[文．劉進圖 editorial@mingpao.com]
2/05/2009
馬家輝：令人沉醉的孔夫子舊書網
令人沉醉的孔夫子舊書網
馬家輝
2009年1月2日信報副刊
聖誕假期到了上海一行，當然不放過機會到舊書店淘寶，找到幾本出版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文學作品，匆匆兩小時，已算收穫不錯了。
近年在中國大陸愈來愈難買到有意思的舊書，稍有看得上眼的，通常索價奇高，根本買不下手，去年初到上海一間舊書店，相熟的老闆從櫃內取出兩頁張愛玲的真跡親筆信，那是寫給一位台灣編輯朋友的，老闆開價每頁人民幣8萬元，問我買不買，那時候正值恆指兩萬五千點，手裡有點餘錢，倒真想一咬牙將之買下，但最後仍是捨不得。萬料不到的是，人算不如天算，恆指其後江河直瀉，我賠了不止十頁張愛玲真跡，早知如此，不如把錢花在自己喜歡的東西上面。
此番在上海見了一些學界朋友，談到舊書買賣，他們不約而同推薦「孔夫子舊書網」（www.kongfz.com），並說每日必到網上瀏覽至少一遍，收穫之豐富，絕對不遜於閒逛舊書店。
全國最熱舊書網
看來我真是孤陋寡聞，竟然不知道該網站的存在。回到酒店連忙上網查一下資料，始知該網創建於六年前，號稱擁有九成中國古舊書網絡交易份額，就瀏覽量而言，每天到訪的獨立IP超過二十萬人，瀏覽頁數則達一百萬以上，在2007年，更在中國商業零售網站排行榜上高居第二位，僅次於淘寶網。
不上則矣，一上即停不了手，這是我瀏量孔夫子網的經驗。那夜在酒店房間內，本來打算看個半小時便出門吃晚飯，結果呢，左右鍵單擊，看得如痴如醉，竟然忘記了肚餓，待得清醒，瞄一下鐘，已是晚上九點多了，整整坐在計算機面前三個鐘頭，可見該網對我這類人來說實在魅力十足。它的最大魅力，不消說，在於內容豐富，網站分為「珍本拍賣」和「大眾拍賣」兩個區域，前者賣的是古書和名家簽名本，後者則包羅萬有，從馬克思《資本論》到馬家輝《江湖有事》皆備，檔次高低不分，任君自選。
虛擬世界的驚喜
對愛書人而言，這樣的網站簡直等於購書天堂，怪不得才創辦數年即人氣急升，如果加大力度做宣傳，發展潛力必更無限，因為中國各市各地的舊書店已買少見少，跟足浴店的增加呈反比趨勢，而且，新書店雖然動輒有五六層樓高，但擺售的書愈來愈集中在主流種類之上，對博覽之人已毫無吸引力可言，唯有在網上另闢新天地，在現實人間失去的，在虛擬世界找到補償，不亦快哉。
另一值得注意的現像是：在大陸網站內還可以買到港版禁書，淘寶網和孔夫子網皆有，書價雖然較貴，一本原價港幣80元的書，賣到100元人民幣，但省了自由行到香港買書的旅費和時間，亦甚值得。
此番我也去了成都，一位讀者捧著一堆港版書來找我索簽名，我吃了一驚，問她如何買得，她說是在淘寶網買的。我的書，雖沒被禁，但在內地書店沒有出售，想不到網上空間給了我另一條跟內地讀者溝通的管道，我愛網絡，這便是最好的理由了。
王丹：我期待「黃金交叉點」
我期待「黃金交叉點」
開放改革卅年之後：
文章日期：2009年2月4日
【明報專訊】編按：朱耀明牧師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為流亡者「立傳」，被放逐的人對自身家國改革三十年仍有精闢、愛深而責切的觀察見解，世紀版今摘刊王丹就此揮筆之文，以饗讀者。
開放多而改革少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程，我們首先必須釐清兩個概念：
第一，我們在回顧的時候，談論的到底是「改革」還是「經濟改革」？我們必須了解，「改革」是綜合性的社會機制調整，經濟領域僅僅是社會的一部分，而「經濟改革」也僅僅是「改革」的一部分，當我們討論「改革」的時候，就必須把政治改革、社會改革、文化改革乃至於教育制度的改革等等統一起來做綜合的判斷，而不能以經濟改革的成就作為整個三十年中國改革的單一評估標準。
第二，當我們討論到「改革開放」的時候，我們必須注意到，「改革」與「開放」也是兩個不同的部分。中國三十年來走過的道路，到底是開放的程度更多，還是「改革」的程度更多，直接關係到我們對三十年改革開放總成績的評估。在我看來，中國三十年來，基本上是以「開放」作為「改革」的基本模式，對內，無論是家庭聯產責任制，還是股票市場的設立，大多是以政策放開，刺激生產力為主要目標；對外，無論是引進外資，還是加入WTO ，則主要以向外開放中國的市場為主要目標。但是真正觸及舊制度核心的改革卻乏善可陳，這也是三十年來，國有經濟部分增長不足，全靠外資以及民營經濟帶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的原因之一。舊制度不動，企圖依靠開拓新領域來拉動國民經濟增長，這導致了一邊是高速的經濟增長，另一邊是舊的矛盾沒有解決，新的矛盾不斷出現的狀。因此，開放多，改革少，也是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特點之一。
脆弱而醜陋的「私人自由」
在釐清這樣兩個概念之後，我認為回顧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結果，以下幾個特點是不應忽視的：
一、中國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別是在經濟領域。但這些成就很難完全歸功於中共政權。社會本身積蓄了極大的能量，在政府放開的領域噴發出來，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因。國際資本尋找市場以獲取利潤，也是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如果說徹底否認這個政權在經濟方面的正面意義，有點偏激的話，那麼我們至少可以說中國當局在中國經濟發展上，很大程度本身也是需要克服的障礙。這種障礙尤其明顯地表現在縱容權貴集團瓜分國有資產，從而一步步加劇社會不公正程度方面。隨改革的停頓、政府腐敗程度的加重，它的障礙作用現在愈來愈明顯。
同時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政府的權力範圍在縮小，權力的有效性、集中程度在下降，這是指在愈來愈多的領域、地區，比如鄉村、比如工廠，比如在各種社會福利中，連黑奴工這樣的事情都會堂而皇之地出現，而且地方、部門的利益在強化、固化。但另一方面，政府的權力受到的限制也在縮小，動員能力在加強，甚至權力的集中程度也在提高。譬如，各個地方都是一把手專政，這是在改革前的時代也見不到的。
此外，在評估中國經濟增長的成就的同時，我們必須看到，這樣的經濟增長實際上是依靠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來推行的，這是個改革成本大為降低，這就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秘密。但是，這樣的增長，是建立在社會弱勢全體的利益受到盤剝的基礎上的，是一種不公義的增長。它的代價其實是巨大的，只是當社會矛盾被經濟增長速度掩蓋的時候，我們不可能看到這樣的代價是多麼巨大。
二，由於在政治領域的壓制，對公共生活的打壓，使得中國人的公共生活，無論是政治生活還是娛樂生活都極為扭曲，也許更為可怕的是人們已經逐漸熟悉了、習慣了這種扭曲。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一個奴役人的政權，它主要的作用在於奴役人的精神，準確地說是奴役人在公共生活中的精神。在私人領域人們獲得了自由，但是，很顯然沒有公共生活的經歷，這種自由常常表現得很脆弱，也很醜陋。
我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國面臨的最大的危機，就是民族精神的匱乏和道德與倫理的全面沉淪。人民對於民族精神的渴求表現在對國家統一的捍衛以及對以奧運會為代表的民族自尊心的高需求上，但是在扭曲的社會環境下，這樣萌芽的民族精神被逐漸引導到與民主、人權等人類基本價值對立的方向上，產生了具備暴力性質的民族主義狂熱，這是未來十年最令人憂心的社會動向。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隨個人獲得了自由，個人的精神也在成長，人們知道了自己權利的重要性，懂得了只有自己才能保衛自己的利益。應該說，最近這些年來，高調的理想主義的政治訴求在減少、降溫，但現實主義的，對自己權利、利益的捍衛卻在不斷升溫。
三、貧富差距、社會不公在中國是愈來愈嚴重的問題。這是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路徑選擇導致的。中國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選擇了一條鼓勵少數人利用制度落差先富起來的方式，但是這樣的思路存在兩個問題：第一、由誰來決定是哪些人可以先富起來？那些與權力沒有關係的弱勢群體成為犧牲品，某種程度上也成了利益集團獲取暴利的墊腳石，他們的不滿正在積累之中，早晚會爆發出來。第二、當市場經濟逐漸完善，各項制度準備成形的時候，原先那些新富階層為了保有自己的利益，勢必會反對新的改革，他們，也就是權貴集團，因此而成為未來改革的最大阻力。這從某種程度上推翻了現代化利潤的重要觀點，就是致富了的中產階級會自發產生民主化的衝動。
按照一般的社會發展理論，中產階級的興起必將帶動民主化訴求的產生，這不僅是西方對中國前景的普遍預測，也是國內很多不願面對政治變革的人的自我 心理安慰。但是這樣的觀點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在中國的特殊環境下，這樣的理論可以說既正確又不正確。
說它不正確，是因為相對於西方現代化理論中的市民階層的定義，中國所謂的中產階級並非完全獨立於政治權力和國家機器。相反，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國家力量的一部分，至少是周邊部分。他們與政府的關係可以說是唇齒相依，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讓這樣的中產階級支援以分割國家權力為重點的社會和政治變革，完全是與虎謀皮。事實上，政治改革威脅到的不僅是當權者的利益，也是這些中產階級的利益。因此，他們不僅不可能成為民主化的鼓吹者，實際上是能成為民主化的阻擋力量。
說它正確，是因為中產階級的崛起會導致民主化的理論真的要在中國變為現實，前提條件是中國出現真正的中產階級。這樣的中產階級，不再依賴與國家權力的關係致富，面對政府充分獨立。他們背靠的是社會而不是國家，他們的利益與社會結合在一起。這樣的中產階級，才有可能提出社會變革的訴求，他們的捐贈才有可能流向民間社會，而不是政府機構或者單純的慈善事業。當獨立的非政府組織，敢於講話的媒體，甚至是政治反對運動開始得到這樣的中產階級的經濟支援的時候，中國的民主化才有可能真正動。這樣的中產階級，作為公民社會的一部分，實際上正在出現。這是我們對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的原因。
中產階級仍是民主之冀
最後我們還要看到，目前來說，儘管存在大規模的社會不公，但中國並不存在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階層鬥爭的象，而官民之間的矛盾才是根本的矛盾。也就是說，政治問題，會愈來愈成為中國的核心問題。這有兩個發展的方向：一個是民對自己利益的捍衛，使得他們痛恨政府的肆意欺凌。第二個是利益集團之間的衝突，他們都有駕馭政治的欲望和手段，他們之間的爭鬥也要求他們建立規矩。第三個是經濟和社會精英對專制權力的痛恨，他們迫切地希望限制權力，如果不是駕馭權力的話。這三個方向如何發展、演化，將決定中國未來的政治走向。
總的來看，我建議用「國家—社會關係」的模式來看中國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也就是說，總體來看，中國要改變，必須調整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在過去的六十年中，國家制度的設計，其目的是用來改造社會，改造人，而不是用於自我調整以適應社會環境的變化。在國家—社會的關係中，雙方是不平等的，國家的力量遠遠大於社會的力量。這樣的態勢至今沒有決定性的改變。而大量的社會矛盾，實際上就是國家—社會關係失衡的表現。因此，未來的十年，觀察中國的重要指標之一，就是看國家力量與社會力量之間的此消彼長。當有一天，公民社會的充分發展，使得社會力量開始超越國家力量的時候，就是「黃金交叉點」的出現，那時就是中國真正實現政治轉型的起點。
這樣的「黃金交叉點」會不會出現呢？我是比較樂觀的。我認為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一個成果——這個成果既不是政府有意引導產生的，也不是政府樂於看到的——就是公民社會的逐漸成長。隨計劃體制的不斷萎縮和國家權力從若干社會領域內有限地撤出，由國家壟斷幾乎所有社會資源的局面逐漸改變了。首先在農村，然後在城市，人們開始有了更多的選擇，更大的空間。社會流動性增加了，生活的多樣性也日益明顯。
在此過程中，國家開始失去對意識形態的壟斷。過去數十年裏行之有效的思想控制難以為繼，正統意識形態不但面臨各種新思潮的挑戰，而且為舊事物的復蘇所困擾。目睹宗族、寺廟、教堂和傳統禮俗在全國範圍內的重現，人們不無驚異地發現，舊的風俗、習慣、信仰和行為方式竟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能在長期嚴酷的思想改造運動之後，又在一夜之間復蘇。自然，這一時期隨社會空間擴展而出現的並不只是舊的社會組織和行為方式，而且有許多更具現代意味的社會組織形式：各種仲介性社會組織，包括各種學會、協會、研究會、職業團體以及與日常生活有更密切聯繫的大大小小的結社。這些社會組織既不同於舊式的的社會組織如宗族，也不同於1950年代以後建立的各種所謂「人民團體」或「群組織」，後者雖被冠以「人民」、「群」之名，實際只是官方組織的延伸。在一些研究者看來，正是這類仲介性社會組織的出現和發展，構成中國當代公民社會的核心。
公民社會的力量體現之一，就是打破中共輿論壟斷的前景，已經顯得清晰和樂觀起來。目前，比較有效的資訊傳播方式，除電子信箱外，還可借助於動網通，這些軟體將成為中國社會資訊自由傳播的中轉站和加速器。我們相信，隨能夠登陸境外時政網站的中國網民的增加，網路異議社區的壯大將以幾何級數迅速增長，那時候，中共所面對的政治壓力 將大大加重，這將迫使他們在政治鎮壓上有所顧忌，而民主變革的步伐，也將因自由資訊的傳播而加快。中國社會多年累計的政治難題，已經不允許這種變革無限拖延下去。而這種網路異議社區的壯大，也使得全中國的異議人士更容易溝通和交流，使異議者的行動更加成熟，並且形成協作與配合，勾畫未來民主社會的雛形。
（本文經編者刪節，標題為編者取）
RTHK．想一想中國
香港電台 電視節目《想一想中國》之訪問王丹專輯於本周五播出（2月6日），晚上7時無翡翠台，港台網站http://www.rthk.org.hk提供直播及節目重溫。
[文／王丹]
開放改革卅年之後：
文章日期：2009年2月4日
【明報專訊】編按：朱耀明牧師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為流亡者「立傳」，被放逐的人對自身家國改革三十年仍有精闢、愛深而責切的觀察見解，世紀版今摘刊王丹就此揮筆之文，以饗讀者。
開放多而改革少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程，我們首先必須釐清兩個概念：
第一，我們在回顧的時候，談論的到底是「改革」還是「經濟改革」？我們必須了解，「改革」是綜合性的社會機制調整，經濟領域僅僅是社會的一部分，而「經濟改革」也僅僅是「改革」的一部分，當我們討論「改革」的時候，就必須把政治改革、社會改革、文化改革乃至於教育制度的改革等等統一起來做綜合的判斷，而不能以經濟改革的成就作為整個三十年中國改革的單一評估標準。
第二，當我們討論到「改革開放」的時候，我們必須注意到，「改革」與「開放」也是兩個不同的部分。中國三十年來走過的道路，到底是開放的程度更多，還是「改革」的程度更多，直接關係到我們對三十年改革開放總成績的評估。在我看來，中國三十年來，基本上是以「開放」作為「改革」的基本模式，對內，無論是家庭聯產責任制，還是股票市場的設立，大多是以政策放開，刺激生產力為主要目標；對外，無論是引進外資，還是加入WTO ，則主要以向外開放中國的市場為主要目標。但是真正觸及舊制度核心的改革卻乏善可陳，這也是三十年來，國有經濟部分增長不足，全靠外資以及民營經濟帶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的原因之一。舊制度不動，企圖依靠開拓新領域來拉動國民經濟增長，這導致了一邊是高速的經濟增長，另一邊是舊的矛盾沒有解決，新的矛盾不斷出現的狀。因此，開放多，改革少，也是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特點之一。
脆弱而醜陋的「私人自由」
在釐清這樣兩個概念之後，我認為回顧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結果，以下幾個特點是不應忽視的：
一、中國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別是在經濟領域。但這些成就很難完全歸功於中共政權。社會本身積蓄了極大的能量，在政府放開的領域噴發出來，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因。國際資本尋找市場以獲取利潤，也是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如果說徹底否認這個政權在經濟方面的正面意義，有點偏激的話，那麼我們至少可以說中國當局在中國經濟發展上，很大程度本身也是需要克服的障礙。這種障礙尤其明顯地表現在縱容權貴集團瓜分國有資產，從而一步步加劇社會不公正程度方面。隨改革的停頓、政府腐敗程度的加重，它的障礙作用現在愈來愈明顯。
同時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政府的權力範圍在縮小，權力的有效性、集中程度在下降，這是指在愈來愈多的領域、地區，比如鄉村、比如工廠，比如在各種社會福利中，連黑奴工這樣的事情都會堂而皇之地出現，而且地方、部門的利益在強化、固化。但另一方面，政府的權力受到的限制也在縮小，動員能力在加強，甚至權力的集中程度也在提高。譬如，各個地方都是一把手專政，這是在改革前的時代也見不到的。
此外，在評估中國經濟增長的成就的同時，我們必須看到，這樣的經濟增長實際上是依靠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來推行的，這是個改革成本大為降低，這就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秘密。但是，這樣的增長，是建立在社會弱勢全體的利益受到盤剝的基礎上的，是一種不公義的增長。它的代價其實是巨大的，只是當社會矛盾被經濟增長速度掩蓋的時候，我們不可能看到這樣的代價是多麼巨大。
二，由於在政治領域的壓制，對公共生活的打壓，使得中國人的公共生活，無論是政治生活還是娛樂生活都極為扭曲，也許更為可怕的是人們已經逐漸熟悉了、習慣了這種扭曲。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一個奴役人的政權，它主要的作用在於奴役人的精神，準確地說是奴役人在公共生活中的精神。在私人領域人們獲得了自由，但是，很顯然沒有公共生活的經歷，這種自由常常表現得很脆弱，也很醜陋。
我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國面臨的最大的危機，就是民族精神的匱乏和道德與倫理的全面沉淪。人民對於民族精神的渴求表現在對國家統一的捍衛以及對以奧運會為代表的民族自尊心的高需求上，但是在扭曲的社會環境下，這樣萌芽的民族精神被逐漸引導到與民主、人權等人類基本價值對立的方向上，產生了具備暴力性質的民族主義狂熱，這是未來十年最令人憂心的社會動向。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隨個人獲得了自由，個人的精神也在成長，人們知道了自己權利的重要性，懂得了只有自己才能保衛自己的利益。應該說，最近這些年來，高調的理想主義的政治訴求在減少、降溫，但現實主義的，對自己權利、利益的捍衛卻在不斷升溫。
三、貧富差距、社會不公在中國是愈來愈嚴重的問題。這是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路徑選擇導致的。中國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選擇了一條鼓勵少數人利用制度落差先富起來的方式，但是這樣的思路存在兩個問題：第一、由誰來決定是哪些人可以先富起來？那些與權力沒有關係的弱勢群體成為犧牲品，某種程度上也成了利益集團獲取暴利的墊腳石，他們的不滿正在積累之中，早晚會爆發出來。第二、當市場經濟逐漸完善，各項制度準備成形的時候，原先那些新富階層為了保有自己的利益，勢必會反對新的改革，他們，也就是權貴集團，因此而成為未來改革的最大阻力。這從某種程度上推翻了現代化利潤的重要觀點，就是致富了的中產階級會自發產生民主化的衝動。
按照一般的社會發展理論，中產階級的興起必將帶動民主化訴求的產生，這不僅是西方對中國前景的普遍預測，也是國內很多不願面對政治變革的人的自我 心理安慰。但是這樣的觀點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在中國的特殊環境下，這樣的理論可以說既正確又不正確。
說它不正確，是因為相對於西方現代化理論中的市民階層的定義，中國所謂的中產階級並非完全獨立於政治權力和國家機器。相反，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國家力量的一部分，至少是周邊部分。他們與政府的關係可以說是唇齒相依，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讓這樣的中產階級支援以分割國家權力為重點的社會和政治變革，完全是與虎謀皮。事實上，政治改革威脅到的不僅是當權者的利益，也是這些中產階級的利益。因此，他們不僅不可能成為民主化的鼓吹者，實際上是能成為民主化的阻擋力量。
說它正確，是因為中產階級的崛起會導致民主化的理論真的要在中國變為現實，前提條件是中國出現真正的中產階級。這樣的中產階級，不再依賴與國家權力的關係致富，面對政府充分獨立。他們背靠的是社會而不是國家，他們的利益與社會結合在一起。這樣的中產階級，才有可能提出社會變革的訴求，他們的捐贈才有可能流向民間社會，而不是政府機構或者單純的慈善事業。當獨立的非政府組織，敢於講話的媒體，甚至是政治反對運動開始得到這樣的中產階級的經濟支援的時候，中國的民主化才有可能真正動。這樣的中產階級，作為公民社會的一部分，實際上正在出現。這是我們對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的原因。
中產階級仍是民主之冀
最後我們還要看到，目前來說，儘管存在大規模的社會不公，但中國並不存在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階層鬥爭的象，而官民之間的矛盾才是根本的矛盾。也就是說，政治問題，會愈來愈成為中國的核心問題。這有兩個發展的方向：一個是民對自己利益的捍衛，使得他們痛恨政府的肆意欺凌。第二個是利益集團之間的衝突，他們都有駕馭政治的欲望和手段，他們之間的爭鬥也要求他們建立規矩。第三個是經濟和社會精英對專制權力的痛恨，他們迫切地希望限制權力，如果不是駕馭權力的話。這三個方向如何發展、演化，將決定中國未來的政治走向。
總的來看，我建議用「國家—社會關係」的模式來看中國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也就是說，總體來看，中國要改變，必須調整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在過去的六十年中，國家制度的設計，其目的是用來改造社會，改造人，而不是用於自我調整以適應社會環境的變化。在國家—社會的關係中，雙方是不平等的，國家的力量遠遠大於社會的力量。這樣的態勢至今沒有決定性的改變。而大量的社會矛盾，實際上就是國家—社會關係失衡的表現。因此，未來的十年，觀察中國的重要指標之一，就是看國家力量與社會力量之間的此消彼長。當有一天，公民社會的充分發展，使得社會力量開始超越國家力量的時候，就是「黃金交叉點」的出現，那時就是中國真正實現政治轉型的起點。
這樣的「黃金交叉點」會不會出現呢？我是比較樂觀的。我認為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一個成果——這個成果既不是政府有意引導產生的，也不是政府樂於看到的——就是公民社會的逐漸成長。隨計劃體制的不斷萎縮和國家權力從若干社會領域內有限地撤出，由國家壟斷幾乎所有社會資源的局面逐漸改變了。首先在農村，然後在城市，人們開始有了更多的選擇，更大的空間。社會流動性增加了，生活的多樣性也日益明顯。
在此過程中，國家開始失去對意識形態的壟斷。過去數十年裏行之有效的思想控制難以為繼，正統意識形態不但面臨各種新思潮的挑戰，而且為舊事物的復蘇所困擾。目睹宗族、寺廟、教堂和傳統禮俗在全國範圍內的重現，人們不無驚異地發現，舊的風俗、習慣、信仰和行為方式竟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能在長期嚴酷的思想改造運動之後，又在一夜之間復蘇。自然，這一時期隨社會空間擴展而出現的並不只是舊的社會組織和行為方式，而且有許多更具現代意味的社會組織形式：各種仲介性社會組織，包括各種學會、協會、研究會、職業團體以及與日常生活有更密切聯繫的大大小小的結社。這些社會組織既不同於舊式的的社會組織如宗族，也不同於1950年代以後建立的各種所謂「人民團體」或「群組織」，後者雖被冠以「人民」、「群」之名，實際只是官方組織的延伸。在一些研究者看來，正是這類仲介性社會組織的出現和發展，構成中國當代公民社會的核心。
公民社會的力量體現之一，就是打破中共輿論壟斷的前景，已經顯得清晰和樂觀起來。目前，比較有效的資訊傳播方式，除電子信箱外，還可借助於動網通，這些軟體將成為中國社會資訊自由傳播的中轉站和加速器。我們相信，隨能夠登陸境外時政網站的中國網民的增加，網路異議社區的壯大將以幾何級數迅速增長，那時候，中共所面對的政治壓力 將大大加重，這將迫使他們在政治鎮壓上有所顧忌，而民主變革的步伐，也將因自由資訊的傳播而加快。中國社會多年累計的政治難題，已經不允許這種變革無限拖延下去。而這種網路異議社區的壯大，也使得全中國的異議人士更容易溝通和交流，使異議者的行動更加成熟，並且形成協作與配合，勾畫未來民主社會的雛形。
（本文經編者刪節，標題為編者取）
RTHK．想一想中國
香港電台 電視節目《想一想中國》之訪問王丹專輯於本周五播出（2月6日），晚上7時無翡翠台，港台網站http://www.rthk.org.hk提供直播及節目重溫。
[文／王丹]
2/04/2009
2/03/2009
云游歸來的年
年已過半。
初一，例牌給高寶干媽拜年。火鍋，一年一次的年牌。小女子，包餃子，干媽猛胡，特應景。
干兒子旺仔，今年本命年。年初五，就去旺仔爺爺家，一個叫作桂林洋的地方，吃祭祖的“公期”，我們已經和那個家族一體了。阿婆，例牌也給我家養了肥雞。吃完公期，我們仨也如兄弟姐妹一樣，互祝新年順景，提著阿婆新宰的肥雞，回家。
海南的洋，叫做田洋，和云南的壩子是一個意思。芳草鮮美的小平原一塊。桂林洋，是海南最大的稻谷農場，農人都是職工。八十歲的爺爺告訴我說，政府給這些務農的人發工資，有勞保。年紀大了，原先開的小鋪子歇了，每天看著場里的年輕人在家前的那塊球場上打球。“日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這是海南親土的老爺子的原話。
阿海，旺仔的爹地，爺爺的獨子，帶著我們去看宅基地上新起的屋。五百平米左右的宅基地，臨著公路，地界上有大榕樹一株。旺仔好養龜，囑爹地留出一間屋子，給龜兒們住。
開年，小女子有“狗屎運”，不光與兩位小狗狗有關哦。
除夕包餃子，例牌要放點“碎銀子”，看看誰的運氣好。隨手抓幾個試煮，撈起來嚐火候，第一口，就讓俺給咬著“角子”，呵呵。
新年開工日，被窩里接著L的電話：關姐姐，有匯票來，幫你簽收啊，呵呵。
這天，第一個電話，來自小同事508：關姐姐，我們一班小同事今天下班后，想來給你拜年！
一開門，就見曉東抱著她的新寶寶，母女倆喜氣洋洋紅撲撲的，逗得小女子直樂。小寶貝，這晚大概好開心，咿咿呀呀說了許多，笑了許多，真是開門紅@@@
小同事們，都名花名草有主了，讓我好像回到十幾年前，兄弟姐妹趕波結婚生孩子的鬧騰時光。
這晚，我的兩個小寶貝第一次接待客人，表現很不錯哦。
歲月，濕漉漉的，只顧粘著腳后跟。
又見我的友們。林林的立著，縱有滿腹詩書，也不開口，就等你去親近。
收拾好的那一天，躺在臥榻上不知不覺著了。醒來，光景如初，好像從未離開過，心里有點著急。
好在“胡蘭成”如影隨形，不是躺在桌肚下給小女子焐腳，就是蜷在沙發上看著你，要不，就這樣，閑閑地趴著，陪著你夜讀。
“啊呀，就這'胡蘭成'和小屁顛兒，還能證明我曾離開過，曾經到過湖風獵獵的撫仙湖喇。”
給高寶弄了個“英文魔鬼訓練計劃”，媽咪金針授仔。
“胡蘭成”，特愛聽我們倆讀洋文，每每在椅子上一陪讀，就是個吧小時。
莫非，您想土狗說洋話：））
2/02/2009
馬家輝：《赤壁下》三題：致敬。經營。拉拔。
上下集
文章日期：2009年1月28日
【明報專訊】說實話，《赤壁》下集絕對沒有一般口碑所批評的不濟不堪，至少跟上集比起，是有進步了。
可能因為，在上集，所有角色的身分和性格皆已被鋪陳夠了，曹操是誰，劉備是誰，諸葛亮又是誰，各就各位，統統有了路數，下集便毋須重複述說，吳導演可以集中精神去說故事。
刻劃人物本就不是吳導演的強項，他向來只善於營造衝突動感，然後在動感節奏裏匆匆忙忙地說完一段男人情義，所以，上集是強人所難，拍出來的效果難免支離破碎。幸而到了下集，該付的代價已經付了，角色描述的階段已經結束了，吳導演便可揮灑開去，用港產片的固有流暢技法，為觀眾呈現完全屬於他的「吳版三國演義」。
上集與下集之對比，一言蔽之，正是「破碎Vs流暢」。
然而上下兩集的手法終究都是「舊時香港」式的，都具備非常濃厚的「火鳥電影會」feel，羅卡和石琪一定明白我在說些什麼。
上集之「舊」，主要在於絕大部分擊鬥鏡頭都可從張徹或羅維的電影裏找到對應援引，我當然不是說吳導演「抄」，我只會說，嗯，吳導演在潛意識裏忍不住用這部片向老派導演「致敬」，用他們的舊手法來拍新故事，看看能否crossover出一些良好效果。所以，我們看見，從趙子龍到關雲長，從張飛到周瑜，每位戰將一出場，雙目一瞪，鏡頭立即來個大zoom in；每位戰將一出手，啊呀一聲，番茄汁立即噴濺到鏡頭之上。這些或許都是吳宇森在當副導演時向老前輩學來的電影技法，雖然跑了一趟荷李活，回歸之後，真情念舊，故技重施，遂拍出令人感到熟口熟面的上集。
下集之「舊」，主要在於拍得非常類似七八十年代的香港電視劇，無的，麗的的，甚至佳視的，都在其中閃動影子；那些罐頭式的燈光和化妝，那些不中不英不鹹不淡的對白台辭，那些起承轉合的場口剪接，皆曾伴隨香港觀眾快樂成長，吳導演全部重新用上了，真好，不忘本，讓香港人看得心頭溫暖。
去看吧，別怕，別信你朋友的鬼扯。《赤壁》下集不會讓你看得入睡，幾天假期，捧個人場，總算對得起香港導演。
改編又何妨？
文章日期：2009年1月29日
【明報專訊】《赤壁》下集比上集更改編了三國歷史，備受批評；但如果你因此人云亦云而破口大罵吳導演，除了顯出你的幼稚無知，實在沒有太多意義。
改編了，又怎樣？吳宇森是在拍電影，不是在寫歷史，改編又何妨？如同羅貫中綜合歷朝的江湖說書而寫成《三國演義》，裏面內容就有至少七成跟所謂堂堂官史《三國志》大不相同，但他擺明只是在講古仔而不是寫歷史，改編又何妨？
說到底，什麼是寫歷史，什麼是講古仔，箇中界線實難辨認，大家都不是在說司馬遷的《史記》根本就是小說演義嗎？否則，他憑何知道項羽在楚營內對虞姬說了些什麼？他基本上說是根據民間口耳相傳的「江湖傳說」而寫出歷史，但那些傳說又從何而來？難道當時有人躲在營帳內的屏風後偷聽不成？
我們今天閱讀《史記》仍有感動，只因文字好，人物性格栩栩如生，喜怒哀樂，對白獨語，在司馬遷筆下如一塊塊碎片被精準地拼貼出一位位英雄狗熊，令我們在千年以後仍然感受到、仍然相信，是的，在歲月長河裏曾經有過這些臉容，他們站在歷史的關口，曾經做過這些反應和抉擇。換是我們，很可能亦會如此。
所以司馬遷寫出的不止是故事而更是人性，以及，伴隨人性而來的思想與感情，亦即時代變遷裏的「微言大義」。而必須再說一遍﹕這皆以一手好文字打底，如果文字不佳，其言再「微」其義再「大」，亦難令世世代代讀者深被撼動。文學藝術的本質在於文字語言的精緻經營，所謂歷史，只是藝術家手裏的材料元素，隨你塑弄。
假如我們承認電影是一種藝術形式，便亦應回歸影像語言的判斷標準。吳宇森在《赤壁》下集突出了女性力量（孫尚香和小喬對戰果的影響），顯然是亂寫歷史，但這絕非評論重點，因為這也不是吳導演的什麼偉大發明，荷李活電影近年亦常從女性力量角度改寫童話，潮流所趨，吳大導未能免俗而已。
真正關鍵是電影語言，吳宇森成敗，只應以此為準。改編歷史者也，本來就是他的人權啊。
美救英雄
文章日期：2009年1月30日
【明報專訊】荷李活電影近年流行替女人發聲，尤其動畫片，喜把傳統的英雄救美故事逆轉顛倒變成了「美救英雄」，男的大多窩囊懦弱，女的無不莊敬自強，打怪獸，踢壞蛋，女人出頭天，不僅自給自足，更把男人拉拔於危難之中。
電影裏，女人的外表雖然仍是百般嬌柔溫順，但這只是投男人的視覺所好，若用文化研究術語，只是「假面」（masquerade），純屬偽裝，為的是維護男人的脆弱ego，不讓他們感受到過於強烈的威脅，以便女人好好埋身，取得自我 表現的機會和空間。
到荷李活走了一趟的吳導演，看過了世界，回到了中國，順理成章地把洋人流行帶回故鄉；從清末開始，放洋，豈不就是為了取經？
因此我們有了《赤壁》下集的孫尚香。歷史裏，這位女子，孫權之妹、劉備之妻，確有幾分男子氣概，吳導演索性借力使力，把她從劉備懷裏拉走，讓她女扮男裝混入敵營探取軍情，還跟一名年輕小伙子鬧出曖昧；「又食又拎」，孫尚香真好福氣，泉下有知，自當感激吳大導。
另一位有福氣的女子是小喬。歷朝野史早已胡說亂謅曹操對她愛之慕之，甚至進攻赤壁亦只不過是為了跟周瑜爭女；這叫做「紅顏禍水」，女人在各國史冊裏向來皆扮演trouble-maker的麻煩角色，中國絕非特例。承此傳統，吳宇森在戲內突出了爭女主線，但他把小喬的罪過扭轉成為功勞，描述她隻身闖入曹營，並施巧計，阻慢了曹兵佈陣，終而令吳蜀聯軍得勝。劉備也好，孫權也罷，什麼關公張飛趙子龍諸葛亮，管你如何驍勇，若非憑此女子之勇之謀，早已被曹操打個落花流水。三分天下，看似英雄主導，其實是由美人的錦心巧手所幽幽促成。
《三國演義》沒有太多的女性角色，在羅貫中筆下，那是雄性宇宙，女人插不了手。吳宇森拍出了羅貫中不願或不屑去寫的另一種歷史想像，很摩登，也很有趣，問題只是，電影終究是電影，若在影像語言上混亂粗糙，其義再深，亦難讓觀眾感動和令論者鼓掌。
往外走一趟，除在意識形態上取經，或許，back to basics，學回一套比較精緻的電影基本語言，還是有需要的。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文章日期：2009年1月28日
【明報專訊】說實話，《赤壁》下集絕對沒有一般口碑所批評的不濟不堪，至少跟上集比起，是有進步了。
可能因為，在上集，所有角色的身分和性格皆已被鋪陳夠了，曹操是誰，劉備是誰，諸葛亮又是誰，各就各位，統統有了路數，下集便毋須重複述說，吳導演可以集中精神去說故事。
刻劃人物本就不是吳導演的強項，他向來只善於營造衝突動感，然後在動感節奏裏匆匆忙忙地說完一段男人情義，所以，上集是強人所難，拍出來的效果難免支離破碎。幸而到了下集，該付的代價已經付了，角色描述的階段已經結束了，吳導演便可揮灑開去，用港產片的固有流暢技法，為觀眾呈現完全屬於他的「吳版三國演義」。
上集與下集之對比，一言蔽之，正是「破碎Vs流暢」。
然而上下兩集的手法終究都是「舊時香港」式的，都具備非常濃厚的「火鳥電影會」feel，羅卡和石琪一定明白我在說些什麼。
上集之「舊」，主要在於絕大部分擊鬥鏡頭都可從張徹或羅維的電影裏找到對應援引，我當然不是說吳導演「抄」，我只會說，嗯，吳導演在潛意識裏忍不住用這部片向老派導演「致敬」，用他們的舊手法來拍新故事，看看能否crossover出一些良好效果。所以，我們看見，從趙子龍到關雲長，從張飛到周瑜，每位戰將一出場，雙目一瞪，鏡頭立即來個大zoom in；每位戰將一出手，啊呀一聲，番茄汁立即噴濺到鏡頭之上。這些或許都是吳宇森在當副導演時向老前輩學來的電影技法，雖然跑了一趟荷李活，回歸之後，真情念舊，故技重施，遂拍出令人感到熟口熟面的上集。
下集之「舊」，主要在於拍得非常類似七八十年代的香港電視劇，無的，麗的的，甚至佳視的，都在其中閃動影子；那些罐頭式的燈光和化妝，那些不中不英不鹹不淡的對白台辭，那些起承轉合的場口剪接，皆曾伴隨香港觀眾快樂成長，吳導演全部重新用上了，真好，不忘本，讓香港人看得心頭溫暖。
去看吧，別怕，別信你朋友的鬼扯。《赤壁》下集不會讓你看得入睡，幾天假期，捧個人場，總算對得起香港導演。
改編又何妨？
文章日期：2009年1月29日
【明報專訊】《赤壁》下集比上集更改編了三國歷史，備受批評；但如果你因此人云亦云而破口大罵吳導演，除了顯出你的幼稚無知，實在沒有太多意義。
改編了，又怎樣？吳宇森是在拍電影，不是在寫歷史，改編又何妨？如同羅貫中綜合歷朝的江湖說書而寫成《三國演義》，裏面內容就有至少七成跟所謂堂堂官史《三國志》大不相同，但他擺明只是在講古仔而不是寫歷史，改編又何妨？
說到底，什麼是寫歷史，什麼是講古仔，箇中界線實難辨認，大家都不是在說司馬遷的《史記》根本就是小說演義嗎？否則，他憑何知道項羽在楚營內對虞姬說了些什麼？他基本上說是根據民間口耳相傳的「江湖傳說」而寫出歷史，但那些傳說又從何而來？難道當時有人躲在營帳內的屏風後偷聽不成？
我們今天閱讀《史記》仍有感動，只因文字好，人物性格栩栩如生，喜怒哀樂，對白獨語，在司馬遷筆下如一塊塊碎片被精準地拼貼出一位位英雄狗熊，令我們在千年以後仍然感受到、仍然相信，是的，在歲月長河裏曾經有過這些臉容，他們站在歷史的關口，曾經做過這些反應和抉擇。換是我們，很可能亦會如此。
所以司馬遷寫出的不止是故事而更是人性，以及，伴隨人性而來的思想與感情，亦即時代變遷裏的「微言大義」。而必須再說一遍﹕這皆以一手好文字打底，如果文字不佳，其言再「微」其義再「大」，亦難令世世代代讀者深被撼動。文學藝術的本質在於文字語言的精緻經營，所謂歷史，只是藝術家手裏的材料元素，隨你塑弄。
假如我們承認電影是一種藝術形式，便亦應回歸影像語言的判斷標準。吳宇森在《赤壁》下集突出了女性力量（孫尚香和小喬對戰果的影響），顯然是亂寫歷史，但這絕非評論重點，因為這也不是吳導演的什麼偉大發明，荷李活電影近年亦常從女性力量角度改寫童話，潮流所趨，吳大導未能免俗而已。
真正關鍵是電影語言，吳宇森成敗，只應以此為準。改編歷史者也，本來就是他的人權啊。
美救英雄
文章日期：2009年1月30日
【明報專訊】荷李活電影近年流行替女人發聲，尤其動畫片，喜把傳統的英雄救美故事逆轉顛倒變成了「美救英雄」，男的大多窩囊懦弱，女的無不莊敬自強，打怪獸，踢壞蛋，女人出頭天，不僅自給自足，更把男人拉拔於危難之中。
電影裏，女人的外表雖然仍是百般嬌柔溫順，但這只是投男人的視覺所好，若用文化研究術語，只是「假面」（masquerade），純屬偽裝，為的是維護男人的脆弱ego，不讓他們感受到過於強烈的威脅，以便女人好好埋身，取得自我 表現的機會和空間。
到荷李活走了一趟的吳導演，看過了世界，回到了中國，順理成章地把洋人流行帶回故鄉；從清末開始，放洋，豈不就是為了取經？
因此我們有了《赤壁》下集的孫尚香。歷史裏，這位女子，孫權之妹、劉備之妻，確有幾分男子氣概，吳導演索性借力使力，把她從劉備懷裏拉走，讓她女扮男裝混入敵營探取軍情，還跟一名年輕小伙子鬧出曖昧；「又食又拎」，孫尚香真好福氣，泉下有知，自當感激吳大導。
另一位有福氣的女子是小喬。歷朝野史早已胡說亂謅曹操對她愛之慕之，甚至進攻赤壁亦只不過是為了跟周瑜爭女；這叫做「紅顏禍水」，女人在各國史冊裏向來皆扮演trouble-maker的麻煩角色，中國絕非特例。承此傳統，吳宇森在戲內突出了爭女主線，但他把小喬的罪過扭轉成為功勞，描述她隻身闖入曹營，並施巧計，阻慢了曹兵佈陣，終而令吳蜀聯軍得勝。劉備也好，孫權也罷，什麼關公張飛趙子龍諸葛亮，管你如何驍勇，若非憑此女子之勇之謀，早已被曹操打個落花流水。三分天下，看似英雄主導，其實是由美人的錦心巧手所幽幽促成。
《三國演義》沒有太多的女性角色，在羅貫中筆下，那是雄性宇宙，女人插不了手。吳宇森拍出了羅貫中不願或不屑去寫的另一種歷史想像，很摩登，也很有趣，問題只是，電影終究是電影，若在影像語言上混亂粗糙，其義再深，亦難讓觀眾感動和令論者鼓掌。
往外走一趟，除在意識形態上取經，或許，back to basics，學回一套比較精緻的電影基本語言，還是有需要的。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歐陽應霽與火車一起“心跳”
也算春運
文章日期：2009年2月2日
【明報專訊】春節好好在家，翻江倒海收拾整理舊物，觸發漫天思緒在春運。
根正苗紅的我，當年第一次長途火車之旅，竟然是從九龍尖沙嘴車站北上，到湖南湘潭韶山毛澤東的故居參觀學習。
那是火紅的革命時代，作為初中學生的我不知怎的上了這班進步的列車，直抵革命聖地。實在學習了什麼早已忘得一乾二淨，只記得韶山地傑人靈，村前村後綠油油得十分刺眼，還有的是買了很多很多竹製的毛主席像章回來分送給革命小戰友，革命原來是一種時髦流行。
數年之後大學一年級的火車經驗，是與初戀女友純情歐遊。抵達第一站倫敦，約好中學時代最疼我的老師在King's Cross St. Pancras古老火車大站等候。從沒概念火車站可以有這麼大，也不曉得原來工業革命時期那些玻璃屋簷竟然愈老愈迷人，結果天黑了風猛了小女友急得快要哭了，我還呆呆的看那進站離站的列車，以及那些或慢條斯理或行色匆匆的旅客。
之後的十數年間，不同的車站不同的月台不同的季節早晚，長程短程，我成為了當中的旅客，始終把火車作為旅行交通的第一選擇。
印度的火車頭等還是像面壁的監獄，為了保安原因，車務員竟然建議我們行車中把門鎖上。瑞士火車以準時見稱，我卻偏偏遇上十年難得一遇的小火災。為了完成大學畢業論文，從九龍到北京車程三十多小時的二等硬臥還有下鋪的同胞狂抽煙狂吃大蒜。為了聽Amtr ak汽笛聲故意從紐約花了整整一天北上多倫多。在東京上了夢中的子彈火車竟然沉沉大睡錯過了在京都下車？為什麼是火車？為什麼鍾愛大大小小火車站？大抵是那行走中的鏗鏘節奏與心跳最合拍，大抵月台分秒上演的悲歡離合最是尋常生活滋味。春運春運，一發不可收拾。
[歐陽應霽]
文章日期：2009年2月2日
【明報專訊】春節好好在家，翻江倒海收拾整理舊物，觸發漫天思緒在春運。
根正苗紅的我，當年第一次長途火車之旅，竟然是從九龍尖沙嘴車站北上，到湖南湘潭韶山毛澤東的故居參觀學習。
那是火紅的革命時代，作為初中學生的我不知怎的上了這班進步的列車，直抵革命聖地。實在學習了什麼早已忘得一乾二淨，只記得韶山地傑人靈，村前村後綠油油得十分刺眼，還有的是買了很多很多竹製的毛主席像章回來分送給革命小戰友，革命原來是一種時髦流行。
數年之後大學一年級的火車經驗，是與初戀女友純情歐遊。抵達第一站倫敦，約好中學時代最疼我的老師在King's Cross St. Pancras古老火車大站等候。從沒概念火車站可以有這麼大，也不曉得原來工業革命時期那些玻璃屋簷竟然愈老愈迷人，結果天黑了風猛了小女友急得快要哭了，我還呆呆的看那進站離站的列車，以及那些或慢條斯理或行色匆匆的旅客。
之後的十數年間，不同的車站不同的月台不同的季節早晚，長程短程，我成為了當中的旅客，始終把火車作為旅行交通的第一選擇。
印度的火車頭等還是像面壁的監獄，為了保安原因，車務員竟然建議我們行車中把門鎖上。瑞士火車以準時見稱，我卻偏偏遇上十年難得一遇的小火災。為了完成大學畢業論文，從九龍到北京車程三十多小時的二等硬臥還有下鋪的同胞狂抽煙狂吃大蒜。為了聽Amtr ak汽笛聲故意從紐約花了整整一天北上多倫多。在東京上了夢中的子彈火車竟然沉沉大睡錯過了在京都下車？為什麼是火車？為什麼鍾愛大大小小火車站？大抵是那行走中的鏗鏘節奏與心跳最合拍，大抵月台分秒上演的悲歡離合最是尋常生活滋味。春運春運，一發不可收拾。
[歐陽應霽]
村上“打黑”
一個刺激的想法
文章日期：2009年2月2日
【明報專訊】村上春樹以健康生活與強壯的體魄去面對邪惡與幽暗的世界。這是一種十分刺激的想法。對村上而言，這不單是想法，而是身體力行的操練。一般認為，搞創作的人，或許都要沉淪一下，在頹敗荒唐的生活中，經歷一下地獄裏的七情六慾，才能把灰暗的、腐敗的、醜惡的壞東西，交織在美善純真的人與事，立體地告訴世人天堂與地獄之間人世的百般滋味。
當村上解釋他的生活是如何有規律而又健康得像白開水，讀者就發電郵問他一個頗為有趣並帶點質疑的問題──村上你這樣子過生活不就失去創作的靈感了嗎？村上的回答甚有哲理而且切入了如腫瘤般的幽冥世界。他承認不少創作人確要抽煙喝酒走進危險關係之中。然後把毒瘤剖開，讓人嗅到魔鬼的氣味。但他有別的想法。這種體驗式的創作，對他自己來說，會由旺盛轉為衰老軟弱。人走到體力不續、生命衰竭之時，創作也隨之而老死。乾柴烈火燒盡，逃不掉苦病呻吟的宿命。我想起蝙蝠俠中演小丑的Heath Ledger，把小丑的病態演得出神入化，而他似乎也入了角色自生命。村上很謙和地表明，這些看法，只是對他個人如是。他是這樣想這樣做的──紀律地過活，作息有時、運動有時，看似是充滿陽光的習慣，沒有削弱他的創作感悟，反而讓他更有力量面對黑暗。他所說的黑暗，不是想像出來的虛幻之物，而是具體的勾引我們沉淪的邪惡力量。村上小說世界裏，充斥不可解的懸謎、赤裸的暴力、疑幻疑真的戀情。黑夜之神出動了，村上練跑練得一身好力氣，可以追逐妖怪，寫出來一本又一本的黑夜奇譚。
[馬傑偉]
文章日期：2009年2月2日
【明報專訊】村上春樹以健康生活與強壯的體魄去面對邪惡與幽暗的世界。這是一種十分刺激的想法。對村上而言，這不單是想法，而是身體力行的操練。一般認為，搞創作的人，或許都要沉淪一下，在頹敗荒唐的生活中，經歷一下地獄裏的七情六慾，才能把灰暗的、腐敗的、醜惡的壞東西，交織在美善純真的人與事，立體地告訴世人天堂與地獄之間人世的百般滋味。
當村上解釋他的生活是如何有規律而又健康得像白開水，讀者就發電郵問他一個頗為有趣並帶點質疑的問題──村上你這樣子過生活不就失去創作的靈感了嗎？村上的回答甚有哲理而且切入了如腫瘤般的幽冥世界。他承認不少創作人確要抽煙喝酒走進危險關係之中。然後把毒瘤剖開，讓人嗅到魔鬼的氣味。但他有別的想法。這種體驗式的創作，對他自己來說，會由旺盛轉為衰老軟弱。人走到體力不續、生命衰竭之時，創作也隨之而老死。乾柴烈火燒盡，逃不掉苦病呻吟的宿命。我想起蝙蝠俠中演小丑的Heath Ledger，把小丑的病態演得出神入化，而他似乎也入了角色自生命。村上很謙和地表明，這些看法，只是對他個人如是。他是這樣想這樣做的──紀律地過活，作息有時、運動有時，看似是充滿陽光的習慣，沒有削弱他的創作感悟，反而讓他更有力量面對黑暗。他所說的黑暗，不是想像出來的虛幻之物，而是具體的勾引我們沉淪的邪惡力量。村上小說世界裏，充斥不可解的懸謎、赤裸的暴力、疑幻疑真的戀情。黑夜之神出動了，村上練跑練得一身好力氣，可以追逐妖怪，寫出來一本又一本的黑夜奇譚。
[馬傑偉]
BBC拒播加沙籌款短片風波
專業操守就不能悲天憫人？
BBC拒播加沙籌款短片風波
文章日期：2009年2月2日
【明報專訊】「加沙的兒童正在受苦，他們失去至親，心靈受創，更缺乏食物及潔淨食水，不少人營養不良。」接熒幕出現加沙的建築物受炮火摧、平民受傷的畫面，畫外音繼續道：「加沙可能衝突連年，但兒童並不習慣活在這些暴力之下。今天不是討論衝突誰對誰錯的時候，他們只需要援助，救援人員亦只想幫助他們。」
捐助受戰爭摧殘的生命、進行人道救援，這看似是必然的普世價值，在英國卻引起軒然大波。
「擔心觀眾不能分辨人道與政治」
上星期，這段由樂施會 和宣明會等十多個英國及國際救援組織聯合攝製的籌款短片，在英國的獨立電視台（ITV）、第四台（Channel 4）、第五台（Channel 5）播出，呼籲國民捐助受加沙戰火影響的人民。然而，英國廣播公司（BBC）的管理層卻拒絕播出該片段，表示擔心觀眾以為電視台在仍發展的新聞故事中有政治立場，影響該台報道有關新聞的中立性，而天空廣播公司（SKY）亦以相似理由作相同決定。
拒播事件引來英國社會極大迴響，不少人批評BBC以「擔心觀眾不能分別人道救援呼籲及政治」為理由拒播，是侮辱觀眾的智慧，更有人指出，無論遠至越戰，近至伊拉克戰爭，甚至是蘇丹達爾富爾、科索沃及剛果民主共和國的戰事，BBC都有播出短片呼籲捐款，批評今次BBC拒播加沙的募捐片段，其實是因為擔心得罪以色列。有左派報章的評論更揶揄，如果BBC認為支援加沙人民將加劇以色列人對巴勒斯坦的仇恨，以此邏輯推論，戰爭中根本就沒有受害人，這是「荒謬」及「不人道」的想法。
除了輿論外，數以千計的國民湧到BBC總部抗議，BBC亦隨即收到過二萬宗投訴，影星紛紛杯葛出席該台節目，更有人準備入稟控告BBC歧視巴勒斯坦人民。BBC以避免涉及現實政治為由拒播短片，但事件卻政治化，英國下議院已提出緊急動議要求BBC播出片段，連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總幹事亦杯葛BBC，取消已安排的訪問。只是兩間電視台的高層仍「企硬」，重申拒播立場。
拒播事件更令外間質疑BBC的編輯自主。有報道指出，BBC總裁湯普森（Mark Thompson）以電視台總編輯的身分決定拒播，下決定前卻沒有獲得新聞部的共識，部分負責中東新聞的編輯對決定毫不知情，更有不少記者對此感到「厭惡」（disgusting）。BBC的管理層更在拒播事件後，下令所有員工不能公開個人意見，違者將被裁走。然而當我在英國看BBC新聞時，當記者報道有關事件時，畫面卻播出由其他電視台提供的呼籲片段，更刻意選取出現捐款熱線電話的部分，不禁令人猜測BBC記者刻意與管理層對幹。
前線記者暗渡陳倉
曾經從事傳媒工作，也曾為人道救援組織服務，所以今次BBC及SKY拒播人道救援短片，我特別關注。令我困惑的是，為什麼有人會認為人文關懷會影響專業操守？
還記得大學讀新聞學時，BBC新聞被教授們譽為典範，其編輯守則絕對是金科玉律；及至其後晉身傳媒，其報道模式亦是業界不時仿傚的對象。BBC新聞重中立和平衡報道，電視台的角色只是交代事實，宗旨是不偏袒任何一方，亦會讓牽涉事件的所有人都有平等發表意見的機會。拒絕淪為任何政府及團體的喉舌，不做propaganda，這是公信力得以建立的基石。
可是新聞事件往往由人而起，報道新聞亦是出於對周遭人和事的關心，記得香港某電台曾以「由人出發，事實報道真相」為口號。傳媒客觀報道事實，當然是最基本的要求， BBC新聞提供平台讓交戰各方自說自話、解釋衝突因由，已符合中立平衡的原則。
但新聞報道本身，是否更應該重對人的關懷？在加沙發生的衝突之中，當地平民受害最深，這是不容否定的。新聞的中立性與人道精神並不互相牴觸，當BBC記者在報道平民家破人亡的慘時，是源於悲天憫人的精神、是恪守忠於事實的報道方針，向觀眾呈現戰爭對黎民百姓所帶來的破壞，又有誰會認為報道加沙平民苦的篇幅多於讓以色列政府解釋立場，會影響整體報道的中立性，有違傳媒專業操守？
左手投訴 右手捐款
曾經在一個國際人道救援組織工作，該組織恪守獨立、中立、不偏不倚及貼近群眾的宗旨，救援人員不分性別、種族、宗教、政治立場，只為有需要的人民提供服務，這都是人道救援最基本卻最重要的原則。今次加沙的戰事，源於盤纏百年的歷史仇恨和國際政治的瓜葛，在進行人道救援時要問的，不是誰對誰錯，而是誰最迫切要接受救援。
以實際操作層面來說，各組織會評估人民的需要，提供不同力度及方式的援助，相信今次加沙衝突，亦會因為聚居於加沙的巴勒斯坦平民最需要援助，而成為人道救援的重心，但這絕對不代表救援人員會對以色列人見死不救。如果BBC因擔心巴勒斯坦人會比以色列人得到更多幫助而認為播出片段有違中立，這是對前線救援人員的侮辱。
雖然我們絕對要尊重BBC的編輯自主，但從今次拒播事件來看，BBC要不是如陰謀論者所言有其他政治上的考慮，就是對觀眾太沒有信心。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BBC在拒播事件後接獲的投訴如雪花飄至，同時救援組織聯盟籌得的善款倍增，證明觀眾不以為電視台在新聞時段外播出募捐片段，會令他們對新聞報道的中立性提出疑問，反之，他們似乎比BBC的管理層更具人文精神、更懂得分辨人道主義及傳媒操守這兩個本應並行不悖的原則。[文．梁慧思]
BBC拒播加沙籌款短片風波
文章日期：2009年2月2日
【明報專訊】「加沙的兒童正在受苦，他們失去至親，心靈受創，更缺乏食物及潔淨食水，不少人營養不良。」接熒幕出現加沙的建築物受炮火摧、平民受傷的畫面，畫外音繼續道：「加沙可能衝突連年，但兒童並不習慣活在這些暴力之下。今天不是討論衝突誰對誰錯的時候，他們只需要援助，救援人員亦只想幫助他們。」
捐助受戰爭摧殘的生命、進行人道救援，這看似是必然的普世價值，在英國卻引起軒然大波。
「擔心觀眾不能分辨人道與政治」
上星期，這段由樂施會 和宣明會等十多個英國及國際救援組織聯合攝製的籌款短片，在英國的獨立電視台（ITV）、第四台（Channel 4）、第五台（Channel 5）播出，呼籲國民捐助受加沙戰火影響的人民。然而，英國廣播公司（BBC）的管理層卻拒絕播出該片段，表示擔心觀眾以為電視台在仍發展的新聞故事中有政治立場，影響該台報道有關新聞的中立性，而天空廣播公司（SKY）亦以相似理由作相同決定。
拒播事件引來英國社會極大迴響，不少人批評BBC以「擔心觀眾不能分別人道救援呼籲及政治」為理由拒播，是侮辱觀眾的智慧，更有人指出，無論遠至越戰，近至伊拉克戰爭，甚至是蘇丹達爾富爾、科索沃及剛果民主共和國的戰事，BBC都有播出短片呼籲捐款，批評今次BBC拒播加沙的募捐片段，其實是因為擔心得罪以色列。有左派報章的評論更揶揄，如果BBC認為支援加沙人民將加劇以色列人對巴勒斯坦的仇恨，以此邏輯推論，戰爭中根本就沒有受害人，這是「荒謬」及「不人道」的想法。
除了輿論外，數以千計的國民湧到BBC總部抗議，BBC亦隨即收到過二萬宗投訴，影星紛紛杯葛出席該台節目，更有人準備入稟控告BBC歧視巴勒斯坦人民。BBC以避免涉及現實政治為由拒播短片，但事件卻政治化，英國下議院已提出緊急動議要求BBC播出片段，連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總幹事亦杯葛BBC，取消已安排的訪問。只是兩間電視台的高層仍「企硬」，重申拒播立場。
拒播事件更令外間質疑BBC的編輯自主。有報道指出，BBC總裁湯普森（Mark Thompson）以電視台總編輯的身分決定拒播，下決定前卻沒有獲得新聞部的共識，部分負責中東新聞的編輯對決定毫不知情，更有不少記者對此感到「厭惡」（disgusting）。BBC的管理層更在拒播事件後，下令所有員工不能公開個人意見，違者將被裁走。然而當我在英國看BBC新聞時，當記者報道有關事件時，畫面卻播出由其他電視台提供的呼籲片段，更刻意選取出現捐款熱線電話的部分，不禁令人猜測BBC記者刻意與管理層對幹。
前線記者暗渡陳倉
曾經從事傳媒工作，也曾為人道救援組織服務，所以今次BBC及SKY拒播人道救援短片，我特別關注。令我困惑的是，為什麼有人會認為人文關懷會影響專業操守？
還記得大學讀新聞學時，BBC新聞被教授們譽為典範，其編輯守則絕對是金科玉律；及至其後晉身傳媒，其報道模式亦是業界不時仿傚的對象。BBC新聞重中立和平衡報道，電視台的角色只是交代事實，宗旨是不偏袒任何一方，亦會讓牽涉事件的所有人都有平等發表意見的機會。拒絕淪為任何政府及團體的喉舌，不做propaganda，這是公信力得以建立的基石。
可是新聞事件往往由人而起，報道新聞亦是出於對周遭人和事的關心，記得香港某電台曾以「由人出發，事實報道真相」為口號。傳媒客觀報道事實，當然是最基本的要求， BBC新聞提供平台讓交戰各方自說自話、解釋衝突因由，已符合中立平衡的原則。
但新聞報道本身，是否更應該重對人的關懷？在加沙發生的衝突之中，當地平民受害最深，這是不容否定的。新聞的中立性與人道精神並不互相牴觸，當BBC記者在報道平民家破人亡的慘時，是源於悲天憫人的精神、是恪守忠於事實的報道方針，向觀眾呈現戰爭對黎民百姓所帶來的破壞，又有誰會認為報道加沙平民苦的篇幅多於讓以色列政府解釋立場，會影響整體報道的中立性，有違傳媒專業操守？
左手投訴 右手捐款
曾經在一個國際人道救援組織工作，該組織恪守獨立、中立、不偏不倚及貼近群眾的宗旨，救援人員不分性別、種族、宗教、政治立場，只為有需要的人民提供服務，這都是人道救援最基本卻最重要的原則。今次加沙的戰事，源於盤纏百年的歷史仇恨和國際政治的瓜葛，在進行人道救援時要問的，不是誰對誰錯，而是誰最迫切要接受救援。
以實際操作層面來說，各組織會評估人民的需要，提供不同力度及方式的援助，相信今次加沙衝突，亦會因為聚居於加沙的巴勒斯坦平民最需要援助，而成為人道救援的重心，但這絕對不代表救援人員會對以色列人見死不救。如果BBC因擔心巴勒斯坦人會比以色列人得到更多幫助而認為播出片段有違中立，這是對前線救援人員的侮辱。
雖然我們絕對要尊重BBC的編輯自主，但從今次拒播事件來看，BBC要不是如陰謀論者所言有其他政治上的考慮，就是對觀眾太沒有信心。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BBC在拒播事件後接獲的投訴如雪花飄至，同時救援組織聯盟籌得的善款倍增，證明觀眾不以為電視台在新聞時段外播出募捐片段，會令他們對新聞報道的中立性提出疑問，反之，他們似乎比BBC的管理層更具人文精神、更懂得分辨人道主義及傳媒操守這兩個本應並行不悖的原則。[文．梁慧思]
2/01/2009
a link：想起郭羅基教授
K,
郭教授，是我與MAYBOY好友之父。去國經年，筆耕不輟，老而彌堅。
那年，我倆回江蘇，友專程從滬上回來一聚，談及老父不能歸國，硬漢子淚水打眼框。小女子“電召”在%安局的“棒尖兒”火速來聚，此君專責是類聯絡。著其為老教授歸國安享天年戮力。然，一個門檻如何也跨不過——招安書。
友曰：老父如何也不會一紙否了自己一生的信念。
事情已經過去廿年，國共不共戴天的恩仇都一笑泯，前中国共产党党员何時可以回家啊？
明報
社評
2009-01-30
本著人道主義精神 讓政治異見者回家
今年是六四事件20 周年，本港有團體發起「我要回家運動」，協助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回家。從人道主義和構建和諧社會出發，中共當局應善意和積極回應這次運動，讓流亡民運人士回國，以撫平六四慘劇在民族之間埋下的巨大歷史傷痛。
當年學生已屆不惑之年 悲政治異見者客死異鄉
1989 年六四事件之後，流亡外國的民運人士，據統計約有300 人，包括知識分子、學生、工人平民百姓以及政府官員，他們因為參加了六四事件，部分被官方列入追緝名單，在不同時段來到香港，然後獲外國收容，提供政治庇護。另外，當局基於政治需要，中共當局以保外就醫方式釋放個別被囚民運人士，把他們「放逐」到外國（例如王丹）。
這些人現在主要分處北美和歐洲，他們涉及、參加了那場愛國民主運動的故事和遭遇，各有不同，但是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去國這些年來，他們都期望回到生於斯、長於斯的祖國。作為政治異見者，生活上面對嚴峻挑戰，精神上則遭受痛苦折磨。
政治異見者在完全陌生的國度，起初可能得到收容國家一些幫助，但是時日推移，生活所需還得靠自己張羅，在語言、技能處於劣勢下，一些人要身兼多職，才得以維持生計。他們大都被生活磨蝕。就算在一些福利制度較完備的國家，生活和醫療等得到較好照顧，不過，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有誰願意久留？
政治異見者多有理想，要推動社會改革、國家進步；當大多數人仍在躊躇躑躅的時候，他們敢於與當權者對幹，正正顯示其熱血和承擔。這類人，要他們離開國土，流亡外國，遙望華夏，自己絲毫使不上力，其精神之痛苦，可想而知。
因為六四事件去國的民運人士，有年輕的，也有年邁的。年輕的大學生如王丹等人，當年只是約20 歲青春無悔的小伙子或小妮子，如今已屆四十不惑的中年之齡，他們的父母應該也快到或已經超過耄耋之齡，希望多些時間見到子女和得到照顧。至於年邁如劉賓雁者，則已經等不及中共當局「換腦袋」，2005 年病逝異邦了。劉賓雁得知罹患癌症之後，曾先後寫信給江澤民、胡錦濤和溫家寶等領導人，表達非常希望回國治病，並親歷大陸社會的實際情，據劉的夫人表示，每一封信都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回應。
早在上世紀90 年代中期，《人民日報》前社長、總編輯胡績偉曾經建議中共當局撤銷六四事件後下達的通緝令，讓流亡海外的學生和知識分子等人回國。而「我要回家運動」，香港團體早在90 年代初期已經發起過一次。這些境內、境外的呼籲，當時都未獲中共當局回應。在六四事件20 周年之際，中共當局對於讓民運人士回國的呼籲，應該善意和積極回應，以撫平六四慘劇在民族之間埋下的巨大歷史傷痛。
當今中共領導人就六四事件與人民和解，有利之處在於他們對鎮壓行動沒有直接責任，在政府就事件概括承擔責任方面，有較大迴旋空間。最主要是這20 年來，隨經濟飛躍發展，綜合國力徒增，中國社會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民珍惜來之不易的穩定局面，中共當局應該信任人民，也應該對自己統馭國家的能力有信心。（附帶一言，當局絕對不應該視經濟飛躍發展為六四鎮壓的必然結果，如果堅持這樣的認知，那是正義與邪惡不分，文明與野蠻不辨。）另外，民運人士去國之後，除了當初批評中共當局以外，他們的身影，在西方國家以至國際政治舞台，已經聲沉影寂，西方政客忘記他們，西方傳媒也對他們興趣缺缺。民運人士的政治能量已經微不足道，回國後也難掀起大波濤。
目前未能歸國的民運人士，都是中國公民，他們當年基於愛國情懷，參加了一場波瀾壯闊的愛國民主運動。這場運動至今所揭露種種事態，內情錯綜複雜，還待更多資料披露，箇中真相才會大白。但是中共作為中國的執政黨，當日出動解放軍以暴烈手段鎮壓，造成學生和民重大人命傷亡，無論當局以什麼藉口解說，都難辭其咎。所以，那段歷史時空所導致的結果，不應該由民運人士承擔全部責任，他們更不應該因此被這個國家遺棄。
抗震救災人文關懷可貴
人民理性利於解決敏感問題當今中共施政「以民為本」，致力構建和諧社會。
去年5 月四川汶川8 級大地震，在胡錦濤和溫家寶指揮、領導下，中共在抗震救災所顯示人文關懷的崇高精神，不僅救災卓有成效，也使整體國民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另外，人民在抗震救災時展現了理性和關懷，積極主動，出錢出力配合中央政府領導救災，對此，中共領導人應該體認公民社會在大陸隱然成形，這樣的社會氛圍，給解決敏感問題提供了良好客觀環境。
所以，本人道主義、構建和諧社會的大政方針，中共當局不應褫奪民運人士回國的權利，應該在無條件的情下，容許他們回國和回家。如果還有其他考慮，可以分兩步走，先讓已經超過70 歲的民運人士回國，使這些老人家能夠回到祖國大地，頤養天年。只要中共當局肯跨出這一步，人民會感受到誠意，和諧大環境於焉浮現。
×××××
流亡美國《新觀察》主編戈揚逝世
【明報專訊】流亡海外多年的原《新觀察》雜誌主編戈揚（圖）前日病逝紐約法拉盛醫院， 享年94歲。流亡美國的民運人士嚴家祺、王丹發表文章悼念戈揚。
戈揚1937 年畢業於江蘇鎮江師範學校。歷任《貴州日報》記者、新四軍新華支社主任、新華社華東總分社副總編輯，《解放日報》駐京辦事處主任、《新觀察》主編。她於1989 年六四之後流亡美國。
六四後流亡享年94 歲
過去8 年來，已至少有3 位因政治原因流亡海外多年的老人去世，包括1992 年出獄後流亡美國的王若望，他於2001 年12 月19 日因肺癌病在紐約逝世，享年83 歲；而於1988春赴外國講學一直未歸的中國著名作家和記者劉賓雁，於2005 年12 月5 日在美國病逝，享年80 歲。
郭教授，是我與MAYBOY好友之父。去國經年，筆耕不輟，老而彌堅。
那年，我倆回江蘇，友專程從滬上回來一聚，談及老父不能歸國，硬漢子淚水打眼框。小女子“電召”在%安局的“棒尖兒”火速來聚，此君專責是類聯絡。著其為老教授歸國安享天年戮力。然，一個門檻如何也跨不過——招安書。
友曰：老父如何也不會一紙否了自己一生的信念。
事情已經過去廿年，國共不共戴天的恩仇都一笑泯，前中国共产党党员何時可以回家啊？
明報
社評
2009-01-30
本著人道主義精神 讓政治異見者回家
今年是六四事件20 周年，本港有團體發起「我要回家運動」，協助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回家。從人道主義和構建和諧社會出發，中共當局應善意和積極回應這次運動，讓流亡民運人士回國，以撫平六四慘劇在民族之間埋下的巨大歷史傷痛。
當年學生已屆不惑之年 悲政治異見者客死異鄉
1989 年六四事件之後，流亡外國的民運人士，據統計約有300 人，包括知識分子、學生、工人平民百姓以及政府官員，他們因為參加了六四事件，部分被官方列入追緝名單，在不同時段來到香港，然後獲外國收容，提供政治庇護。另外，當局基於政治需要，中共當局以保外就醫方式釋放個別被囚民運人士，把他們「放逐」到外國（例如王丹）。
這些人現在主要分處北美和歐洲，他們涉及、參加了那場愛國民主運動的故事和遭遇，各有不同，但是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去國這些年來，他們都期望回到生於斯、長於斯的祖國。作為政治異見者，生活上面對嚴峻挑戰，精神上則遭受痛苦折磨。
政治異見者在完全陌生的國度，起初可能得到收容國家一些幫助，但是時日推移，生活所需還得靠自己張羅，在語言、技能處於劣勢下，一些人要身兼多職，才得以維持生計。他們大都被生活磨蝕。就算在一些福利制度較完備的國家，生活和醫療等得到較好照顧，不過，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有誰願意久留？
政治異見者多有理想，要推動社會改革、國家進步；當大多數人仍在躊躇躑躅的時候，他們敢於與當權者對幹，正正顯示其熱血和承擔。這類人，要他們離開國土，流亡外國，遙望華夏，自己絲毫使不上力，其精神之痛苦，可想而知。
因為六四事件去國的民運人士，有年輕的，也有年邁的。年輕的大學生如王丹等人，當年只是約20 歲青春無悔的小伙子或小妮子，如今已屆四十不惑的中年之齡，他們的父母應該也快到或已經超過耄耋之齡，希望多些時間見到子女和得到照顧。至於年邁如劉賓雁者，則已經等不及中共當局「換腦袋」，2005 年病逝異邦了。劉賓雁得知罹患癌症之後，曾先後寫信給江澤民、胡錦濤和溫家寶等領導人，表達非常希望回國治病，並親歷大陸社會的實際情，據劉的夫人表示，每一封信都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回應。
早在上世紀90 年代中期，《人民日報》前社長、總編輯胡績偉曾經建議中共當局撤銷六四事件後下達的通緝令，讓流亡海外的學生和知識分子等人回國。而「我要回家運動」，香港團體早在90 年代初期已經發起過一次。這些境內、境外的呼籲，當時都未獲中共當局回應。在六四事件20 周年之際，中共當局對於讓民運人士回國的呼籲，應該善意和積極回應，以撫平六四慘劇在民族之間埋下的巨大歷史傷痛。
當今中共領導人就六四事件與人民和解，有利之處在於他們對鎮壓行動沒有直接責任，在政府就事件概括承擔責任方面，有較大迴旋空間。最主要是這20 年來，隨經濟飛躍發展，綜合國力徒增，中國社會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民珍惜來之不易的穩定局面，中共當局應該信任人民，也應該對自己統馭國家的能力有信心。（附帶一言，當局絕對不應該視經濟飛躍發展為六四鎮壓的必然結果，如果堅持這樣的認知，那是正義與邪惡不分，文明與野蠻不辨。）另外，民運人士去國之後，除了當初批評中共當局以外，他們的身影，在西方國家以至國際政治舞台，已經聲沉影寂，西方政客忘記他們，西方傳媒也對他們興趣缺缺。民運人士的政治能量已經微不足道，回國後也難掀起大波濤。
目前未能歸國的民運人士，都是中國公民，他們當年基於愛國情懷，參加了一場波瀾壯闊的愛國民主運動。這場運動至今所揭露種種事態，內情錯綜複雜，還待更多資料披露，箇中真相才會大白。但是中共作為中國的執政黨，當日出動解放軍以暴烈手段鎮壓，造成學生和民重大人命傷亡，無論當局以什麼藉口解說，都難辭其咎。所以，那段歷史時空所導致的結果，不應該由民運人士承擔全部責任，他們更不應該因此被這個國家遺棄。
抗震救災人文關懷可貴
人民理性利於解決敏感問題當今中共施政「以民為本」，致力構建和諧社會。
去年5 月四川汶川8 級大地震，在胡錦濤和溫家寶指揮、領導下，中共在抗震救災所顯示人文關懷的崇高精神，不僅救災卓有成效，也使整體國民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另外，人民在抗震救災時展現了理性和關懷，積極主動，出錢出力配合中央政府領導救災，對此，中共領導人應該體認公民社會在大陸隱然成形，這樣的社會氛圍，給解決敏感問題提供了良好客觀環境。
所以，本人道主義、構建和諧社會的大政方針，中共當局不應褫奪民運人士回國的權利，應該在無條件的情下，容許他們回國和回家。如果還有其他考慮，可以分兩步走，先讓已經超過70 歲的民運人士回國，使這些老人家能夠回到祖國大地，頤養天年。只要中共當局肯跨出這一步，人民會感受到誠意，和諧大環境於焉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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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美國《新觀察》主編戈揚逝世
【明報專訊】流亡海外多年的原《新觀察》雜誌主編戈揚（圖）前日病逝紐約法拉盛醫院， 享年94歲。流亡美國的民運人士嚴家祺、王丹發表文章悼念戈揚。
戈揚1937 年畢業於江蘇鎮江師範學校。歷任《貴州日報》記者、新四軍新華支社主任、新華社華東總分社副總編輯，《解放日報》駐京辦事處主任、《新觀察》主編。她於1989 年六四之後流亡美國。
六四後流亡享年94 歲
過去8 年來，已至少有3 位因政治原因流亡海外多年的老人去世，包括1992 年出獄後流亡美國的王若望，他於2001 年12 月19 日因肺癌病在紐約逝世，享年83 歲；而於1988春赴外國講學一直未歸的中國著名作家和記者劉賓雁，於2005 年12 月5 日在美國病逝，享年8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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