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6/2010
花開花落
花開花落
文章日期：2010年2月5日
【明報專訊】影片結尾的那一幕，女主角Seraphine一手提著那一把我們在巴黎盧森堡公園以至法國城鄉各地任何公園隨處可見的露天遊移擺放的鑄鐵單椅，走向山坡上那棵巨大無比的老樹下，把椅那麼一放就安好坐下，看樹，聽風，望天——
終其餘生，即使再沒有機會與知己說上一句話，沒有機會再用畫筆用雙手通宵達旦塗畫以其質樸原始風格叫人眼前一亮的畫作，她也經已滿足。因為在生命中某個時空段落，她有如上帝派來的天使，以一己之光，照亮了某些人生的陰鬱迂迴，叫人三思自己為何裝模作樣矯揉造作無法像她一樣以素顏直面人生。也無法虔誠的死心塌地的擁抱自己真正所愛。說白了，一般人就是拿不出犧牲的勇氣和決心。
生前沒有機會出席自己的第一次個人畫展的法國素人畫家，Seraphine的人生晚年是在瘋人院度過的。瘋人院，其實不也就是世上其他自以為正常但實在更可憐更失落的人為異己所設立的建制。我們雖然不必以瘋以狂為長處為賣點，但卻肯定瘋狂本身就是生命熱情所在。情慾一旦激發，展開追求肆意，擁有，背叛，離棄，再擁有，主動被動，都在轟轟烈烈不斷進行中。直到有一天，像Seraphine一樣赤足行路，涉水渡河，登上彼岸之後回頭一望，原來一切都早由造物主安排，自然有如花開花落。[歐陽應霽]
文章日期：2010年2月5日
【明報專訊】影片結尾的那一幕，女主角Seraphine一手提著那一把我們在巴黎盧森堡公園以至法國城鄉各地任何公園隨處可見的露天遊移擺放的鑄鐵單椅，走向山坡上那棵巨大無比的老樹下，把椅那麼一放就安好坐下，看樹，聽風，望天——
終其餘生，即使再沒有機會與知己說上一句話，沒有機會再用畫筆用雙手通宵達旦塗畫以其質樸原始風格叫人眼前一亮的畫作，她也經已滿足。因為在生命中某個時空段落，她有如上帝派來的天使，以一己之光，照亮了某些人生的陰鬱迂迴，叫人三思自己為何裝模作樣矯揉造作無法像她一樣以素顏直面人生。也無法虔誠的死心塌地的擁抱自己真正所愛。說白了，一般人就是拿不出犧牲的勇氣和決心。
生前沒有機會出席自己的第一次個人畫展的法國素人畫家，Seraphine的人生晚年是在瘋人院度過的。瘋人院，其實不也就是世上其他自以為正常但實在更可憐更失落的人為異己所設立的建制。我們雖然不必以瘋以狂為長處為賣點，但卻肯定瘋狂本身就是生命熱情所在。情慾一旦激發，展開追求肆意，擁有，背叛，離棄，再擁有，主動被動，都在轟轟烈烈不斷進行中。直到有一天，像Seraphine一樣赤足行路，涉水渡河，登上彼岸之後回頭一望，原來一切都早由造物主安排，自然有如花開花落。[歐陽應霽]
2/05/2010
中山大學教授、內地紀錄片導演艾曉明
拒絕忘記：觀影、天災與名字
文章日期：2010年2月5日
【明報專訊】編按：中山大學教授、內地紀錄片導演艾曉明，早前獲西蒙波娃女權獎。她的維權片子遠不止於為婦女權益發聲——從紀錄太石村民主選舉被暴力推倒、湖南愛滋村的實，以至川震豆腐渣工程下的幼魂——她站在弱勢的一邊、位處維權運動險要的浪頭。去年她終受到當局明恍恍的打壓，被禁過境參與香港《我們的娃娃》和《公民社會》放映座談，也自是不允前赴法國領獎。
香港有社運人士為支持蟄伏的艾曉明，連續舉辦多場《我》和《公》公開放映。中文大學教授彭麗君寫下觀後的種種沉思。
2008年5.12四川大地震，一個曾令香港全市悲慟的特大天災。
回想一下，當天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牽動了差不多每一個中國人的熱情和神經，我們甚至可以用聒噪熱鬧來形容香港人當日的集體悲天憫人。今天我們撫心自問，當天的眼淚確實是真心的，捐出來的金錢甚至是沒有銅臭的。可是，一年多而已，為什麼這事件對今天的香港而言，竟然是那麼遙遠，為什麼當天由衷的熱情會這麼容易被耗盡而枯竭？
自拍的註腳
近日有機會觀看由艾曉明導演拍攝的《我們的娃娃》和《公民調查》兩部獨立電影，我實在無言。在如此大是大非前，個人的理智和感情都變得軟弱無助：成千上萬孩子枉死的貪腐官員和商家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包庇下沒有一個要承擔責任，而民間自發去調查校舍豆腐渣工程的一介百姓卻被控顛覆國家，正面對一個可能極長的刑期，這是一件無法讓任何一種認知和道德觀所諒解的事件。
四川大地震除了是一個所謂千年不遇的特大天災外，也曾經被看成是一個國家開放的契機。像野火般蔓延的大量文字和影像報道，由主流媒體和民間在不同渠道發出，讓全世界了解和參與了整個救災過程。很多論者從中觀察到當局對新聞自由的新體會，態度由壓制轉為包容；《我們的娃娃》就是在這樣一個環境下出現，不過反映出來的卻完全是開放的相反。
艾曉明在事發後收到和蒐集了很多當地居民自拍的影像和故事，內容很多也涉及到校舍豆腐渣工程以及當局的蓄意隱瞞，驅使她把這些影像組成一部完整的電影，以紀念當中死去的無辜學生和孩子們的父母，也為這個介乎於天災與人禍中的一件悲劇留一個歷史註腳。
影片主要分為三段，第一段重現地震發生後的災情以及父母們的悲痛，重複我們一年前在媒體中看到的人間慘劇，第二及第三段講述父母們和各界人士對豆腐渣工程的證據挖掘，以及當局因應的打壓和隱瞞。第一段我看得特別辛苦，主要是我再不願意看到自己消費別人的傷痛；但之後的另外兩段，讓我這個觀者重新審視第一段影像的意義：我對這個天災的影像消費以及由過度消費而出現的快速遺忘，是否也包含了自己某種對權力的包庇和對不義的視而無睹？
以攝影機的搖晃和關閉終結
其中一段影像讓我印象特別深刻：幾個家長代表到市委辦公室與官員會面，聽取建築審核專家的調查報告，這是一個不公開的閉門會議。在會議途中官員發覺有家長在錄影，態度因此突然轉變，由恐懼而引發橫蠻，指令家長必須停止錄影，家長不服，寧願終止會議也不肯屈從，段落最後以攝影機的搖晃和關閉而終結。那段影像非常獨特，錄影機只是隨意放在桌上，沒有調校鏡頭的位置，幽暗的畫面的下半部分是冰冷的會議室長桌，構圖有點像當天令全世界驚為天人的張藝謀《黃土地》鏡頭，只是在這段畫面的上半部分我們再看不到農民對堅實土地不卑不亢的沉生活，而是一個一個沒有頭的官員上半身，侃侃而談他們的報告，以及最終露出來對老百姓的專橫口。這段非常原始質樸的影像紀錄，可以成為對今天影像媒體的一段後設評論：在這樣一個影像爆棚的世界裏，影像的拍攝者和觀看者究竟還有什麼責任？我們對影像的製作和消費究竟有沒有一條最基本的道德底線？
《公民調查》是《我們的娃娃》的續集，參與拍攝主要只要三人，艾曉明是導演也是攝影，謝貽卉可以說是拍攝隊伍中唯一的工作人員，由雜務到製片到資料蒐集也是她，譚作人在片中的前半段擔任幕前的述者和評論人，後半段因為他的被捕成為故事的主角。
影片紀錄一個簡單的時序過程：地震發生後一年，當局說因為各種困難，無法整理出一份完整的死難者名單；雖然死難人數是工工整整的發布出來，但實際名字就是講不出，對一個戶口監控這樣利害的國家而言，這是匪夷所思的。承擔《我們的娃娃》中死難者父母的心願，艾、謝、譚三人重到災難現場，希望能從民間出發，去組成一份死難學生的名單，過程中得到很多有心人幫助，卻因為事件的政治影響力，遭到當局阻攔，還逮捕譚作人。譚現正在獄中等候宣判，而繼續建立這份名單的工作，則由著名藝術家艾未未及一班志願者薪火相傳。
遇難者父母的願望看來很卑微，只是想為孩子在世上留個名字而已，但當電影繼續發展，觀眾才逐漸理解名字的重要，以及明白當局對發布一份死難者名單所反射出來的恐懼：當一個一個名字和身分挺拔地在紙上躍起，這些孩子就再不是一個與我無干的他者。當天我們的眼淚和捐獻沒有把我們帶到災難現場，媒體大量的再現反而為觀者築起一堵安全的圍牆，我們可以不斷通過自己所謂真實的感情來消費和溶解這些悲劇，而我們和受災者曾經建立的親密關係也在捐獻後結束。但是，當名字在歷史中出現，除了彰顯了生命的尊嚴外，也讓當局和觀者再一次面對我們對他／她們的責任：我們還是否欠死者和生者一個公道？我們在生命無常前顯出的渺小，又有沒有讓自己回到自己身上，反思自己和旁人的關係？
都是中國的政治制度問題
這幾個星期擾攘香港的時事話題，除了法師與模外，就離不開反高鐵和公投的相關事件，以及由此而引發的後九七香港身分問題。有趣的是，雖然這兩件事也隱約觸及中港關係，但對抗者都盡量淡化這方面的含意，把抗爭解釋成香港的內部問題。大家對菜園村的感情和保護，確實能把香港身分這個較抽象的議題坐落到實在的地方、社群和日常生活的建立上，這有助於我們解開對單一香港主體的迷思。但是，年輕人整體的憤怒和香港政改所面對的困局，無論我們如何迴避，最終不依然是一個中國的政治制度問題嗎？從汶川到菜園村，中間千里迢迢，甚至互不相干，但中國政治的現實以及這個政權的不穩定性和自我焦慮，是不是都在各「地方」事件中發揮最終的指導性作用？我最不願意簡化所謂的「中國問題」，一直鞭策自己和學生要用最寬廣和多元的角度來看中國，但當我們迫不得已要面對自己的政治無助時，又實在無法不把這最「深層的矛盾」搬出來。這才是最悲哀的。
一班有心人正安排一系列《我們的娃娃》及《公民調查》的放映活動，有興趣參與人士可以從以下網站取得更多有關資料：http://womendewawa.blogspot.com/
彭麗君--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
[文 彭麗君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文章日期：2010年2月5日
【明報專訊】編按：中山大學教授、內地紀錄片導演艾曉明，早前獲西蒙波娃女權獎。她的維權片子遠不止於為婦女權益發聲——從紀錄太石村民主選舉被暴力推倒、湖南愛滋村的實，以至川震豆腐渣工程下的幼魂——她站在弱勢的一邊、位處維權運動險要的浪頭。去年她終受到當局明恍恍的打壓，被禁過境參與香港《我們的娃娃》和《公民社會》放映座談，也自是不允前赴法國領獎。
香港有社運人士為支持蟄伏的艾曉明，連續舉辦多場《我》和《公》公開放映。中文大學教授彭麗君寫下觀後的種種沉思。
2008年5.12四川大地震，一個曾令香港全市悲慟的特大天災。
回想一下，當天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牽動了差不多每一個中國人的熱情和神經，我們甚至可以用聒噪熱鬧來形容香港人當日的集體悲天憫人。今天我們撫心自問，當天的眼淚確實是真心的，捐出來的金錢甚至是沒有銅臭的。可是，一年多而已，為什麼這事件對今天的香港而言，竟然是那麼遙遠，為什麼當天由衷的熱情會這麼容易被耗盡而枯竭？
自拍的註腳
近日有機會觀看由艾曉明導演拍攝的《我們的娃娃》和《公民調查》兩部獨立電影，我實在無言。在如此大是大非前，個人的理智和感情都變得軟弱無助：成千上萬孩子枉死的貪腐官員和商家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包庇下沒有一個要承擔責任，而民間自發去調查校舍豆腐渣工程的一介百姓卻被控顛覆國家，正面對一個可能極長的刑期，這是一件無法讓任何一種認知和道德觀所諒解的事件。
四川大地震除了是一個所謂千年不遇的特大天災外，也曾經被看成是一個國家開放的契機。像野火般蔓延的大量文字和影像報道，由主流媒體和民間在不同渠道發出，讓全世界了解和參與了整個救災過程。很多論者從中觀察到當局對新聞自由的新體會，態度由壓制轉為包容；《我們的娃娃》就是在這樣一個環境下出現，不過反映出來的卻完全是開放的相反。
艾曉明在事發後收到和蒐集了很多當地居民自拍的影像和故事，內容很多也涉及到校舍豆腐渣工程以及當局的蓄意隱瞞，驅使她把這些影像組成一部完整的電影，以紀念當中死去的無辜學生和孩子們的父母，也為這個介乎於天災與人禍中的一件悲劇留一個歷史註腳。
影片主要分為三段，第一段重現地震發生後的災情以及父母們的悲痛，重複我們一年前在媒體中看到的人間慘劇，第二及第三段講述父母們和各界人士對豆腐渣工程的證據挖掘，以及當局因應的打壓和隱瞞。第一段我看得特別辛苦，主要是我再不願意看到自己消費別人的傷痛；但之後的另外兩段，讓我這個觀者重新審視第一段影像的意義：我對這個天災的影像消費以及由過度消費而出現的快速遺忘，是否也包含了自己某種對權力的包庇和對不義的視而無睹？
以攝影機的搖晃和關閉終結
其中一段影像讓我印象特別深刻：幾個家長代表到市委辦公室與官員會面，聽取建築審核專家的調查報告，這是一個不公開的閉門會議。在會議途中官員發覺有家長在錄影，態度因此突然轉變，由恐懼而引發橫蠻，指令家長必須停止錄影，家長不服，寧願終止會議也不肯屈從，段落最後以攝影機的搖晃和關閉而終結。那段影像非常獨特，錄影機只是隨意放在桌上，沒有調校鏡頭的位置，幽暗的畫面的下半部分是冰冷的會議室長桌，構圖有點像當天令全世界驚為天人的張藝謀《黃土地》鏡頭，只是在這段畫面的上半部分我們再看不到農民對堅實土地不卑不亢的沉生活，而是一個一個沒有頭的官員上半身，侃侃而談他們的報告，以及最終露出來對老百姓的專橫口。這段非常原始質樸的影像紀錄，可以成為對今天影像媒體的一段後設評論：在這樣一個影像爆棚的世界裏，影像的拍攝者和觀看者究竟還有什麼責任？我們對影像的製作和消費究竟有沒有一條最基本的道德底線？
《公民調查》是《我們的娃娃》的續集，參與拍攝主要只要三人，艾曉明是導演也是攝影，謝貽卉可以說是拍攝隊伍中唯一的工作人員，由雜務到製片到資料蒐集也是她，譚作人在片中的前半段擔任幕前的述者和評論人，後半段因為他的被捕成為故事的主角。
影片紀錄一個簡單的時序過程：地震發生後一年，當局說因為各種困難，無法整理出一份完整的死難者名單；雖然死難人數是工工整整的發布出來，但實際名字就是講不出，對一個戶口監控這樣利害的國家而言，這是匪夷所思的。承擔《我們的娃娃》中死難者父母的心願，艾、謝、譚三人重到災難現場，希望能從民間出發，去組成一份死難學生的名單，過程中得到很多有心人幫助，卻因為事件的政治影響力，遭到當局阻攔，還逮捕譚作人。譚現正在獄中等候宣判，而繼續建立這份名單的工作，則由著名藝術家艾未未及一班志願者薪火相傳。
遇難者父母的願望看來很卑微，只是想為孩子在世上留個名字而已，但當電影繼續發展，觀眾才逐漸理解名字的重要，以及明白當局對發布一份死難者名單所反射出來的恐懼：當一個一個名字和身分挺拔地在紙上躍起，這些孩子就再不是一個與我無干的他者。當天我們的眼淚和捐獻沒有把我們帶到災難現場，媒體大量的再現反而為觀者築起一堵安全的圍牆，我們可以不斷通過自己所謂真實的感情來消費和溶解這些悲劇，而我們和受災者曾經建立的親密關係也在捐獻後結束。但是，當名字在歷史中出現，除了彰顯了生命的尊嚴外，也讓當局和觀者再一次面對我們對他／她們的責任：我們還是否欠死者和生者一個公道？我們在生命無常前顯出的渺小，又有沒有讓自己回到自己身上，反思自己和旁人的關係？
都是中國的政治制度問題
這幾個星期擾攘香港的時事話題，除了法師與模外，就離不開反高鐵和公投的相關事件，以及由此而引發的後九七香港身分問題。有趣的是，雖然這兩件事也隱約觸及中港關係，但對抗者都盡量淡化這方面的含意，把抗爭解釋成香港的內部問題。大家對菜園村的感情和保護，確實能把香港身分這個較抽象的議題坐落到實在的地方、社群和日常生活的建立上，這有助於我們解開對單一香港主體的迷思。但是，年輕人整體的憤怒和香港政改所面對的困局，無論我們如何迴避，最終不依然是一個中國的政治制度問題嗎？從汶川到菜園村，中間千里迢迢，甚至互不相干，但中國政治的現實以及這個政權的不穩定性和自我焦慮，是不是都在各「地方」事件中發揮最終的指導性作用？我最不願意簡化所謂的「中國問題」，一直鞭策自己和學生要用最寬廣和多元的角度來看中國，但當我們迫不得已要面對自己的政治無助時，又實在無法不把這最「深層的矛盾」搬出來。這才是最悲哀的。
一班有心人正安排一系列《我們的娃娃》及《公民調查》的放映活動，有興趣參與人士可以從以下網站取得更多有關資料：http://womendewawa.blogspot.com/
彭麗君--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
[文 彭麗君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2/04/2010
讀點詩吧：倉央嘉措《情歌》——世間事
我知道，推薦詩歌是死穴
文章日期：2010年2月4日
【明報專訊】倉央嘉措，蒙語意為「梵音海」，生於清康熙二十二年，14歲時被認定為五世達賴喇嘛之轉世靈童，出家受沙彌戒，迎至西藏布達拉宮司西平措殿堂坐（「坐」即繼位大典）。後身陷政治風波，被五世親信以「耽於酒色，不守清規」為由，奏稟康熙帝予以廢黜。他應詔赴京，卒於青海湖畔，年僅24歲。
黃教領袖的生活維持了十年，留下的卻不是宗教教義，而是一冊《情歌》集。倉央嘉措的思慕情人、宮廷密會傳說，和他的詩歌一樣流傳至今。這位離經叛道的達賴喇嘛用藏文成詩，後人的譯文有以七律為之，也有白話行文，不乏我們耳熟能詳的段落：
「留人間多少愛，迎浮世千重變。和有情人，做快樂事，別問是劫是緣。」是《青蛇》裏的梵音，也是倉央嘉措的立身之言。
又如「自慚多情汙梵行，入山又恐誤傾城。世間哪得雙全法，不負如來不負卿？」《情癲大聖》，情癲大僧。
儘管因為時間久遠，有些詩作已經真偽原仿難辨，但他大部分的詩，總讓人聯想到李後主，或是蘇曼殊：細膩雋永，窮而後工，國家不幸詩家幸。《倉央嘉措詩傳》蒐集了他幾乎全部的傳世作品，對他的生平也作了詳細的介紹和評述。美中不足的是編者站在為活佛正名的立場，試圖澄清情僧的緋聞，證明活佛的稱職，不由得偏離了為情僧作傳的目的，頗有幾分皇帝不急急太監的意思，這又何苦來哉。
民間對情僧始終保留好感，藏地民歌中有「他所追求的，和我們並沒有兩樣」這樣的詞句。關於他最後的命運，也有更仁慈的想像，傳說押解途中風雪倏至，而他隱入風雪消失；又說被押解的官兵放走，遊歷四方，最後於內蒙古落腳，擔任寺廟住持，64歲圓寂……（可見《倉央嘉措經卷》，www.cyjc.org/）
藏地總是充滿了推衍的故事，《八廓曼陀羅》裏的故事，也是從大昭寺和小昭寺周圍的那片街區開始的。八廓街的地理、歷史、人文，每年吸引全世界的人前來探求。作者說：「十餘年來，無論我路過還是居住在拉薩，八廓街永遠帶給我生機，我永遠會在縱橫交錯的巷弄中迷路，永遠會遇到謎一般的光線……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在尋找一個解釋，這個解釋就是榮格對曼陀羅的解釋：曼陀羅代表形成、轉化、不朽精神的永恒再創造。」
《八廓曼陀羅》中有專門的一節留給了倉央嘉措，標題是：「情歌還是道歌」。這一回，作者的文字功底出，恰可與前書互傳，彌補遺憾。
我個人最喜歡的倉央嘉措詩沒有標題，只有寥寥數語——「好多年了，你一直在我的傷口中幽居。我放下過天地，卻從未放下過你。我生命中的千山萬水，任你一一告別。世間事，除了生死，哪一件不是閒事。」——我想，應該是情歌吧。
[文 不小可]
2/03/2010
2/02/2010
1/31/2010
章詒和:《論語》學來是給自己用的
《論語》學來是給自己用的
文章日期：2010年1月31日
【明報專訊】1957年前，我不曾讀《論語》，也不感興趣。1957年夏季，報紙上登出父親的反動言論。其中有這樣一條：「毛澤東 還是半部《論語》治天下。」
大人們都說：「這話的性質太嚴重了！」既然那麼嚴重，那我就有必要把《論語》找來看看。我就讀的北京師大女附中有教學實驗性質，普通學校只有「語文」課，而我們是將「語文」分為「文學」和「漢語」兩門課程。萬不想秋季開學，「文學」裏的第一課，就是《論語》選讀：「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忙不迭收拾書包，登上自行車跑回家。
一頭撞進父親的書房，大叫：「爸爸，我讀《論語》啦！新發的課本裏有《論語》，那他們為什麼批判你講的『半部《論語》治天下』是反動言論呢？」
父親大悅，誇我會想問題。此後，讀《論語》成為我的功課，成為父親的快樂。誦讀《論語》，父親很少講解，他的觀點是古文讀多了，自然就懂了。後來的一切也證明，這個不求甚解的主張，多少有些道理的，因為文字壓根兒就是潛移默化的東西。
深一腳、淺一腳——止都止不住
1957年後，跟父母一起經歷曲折坎坷，我漸漸體會到一本《論語》，無非是教導我們如何做人罷了。你覺得它淺，它就淺，淺如「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你認為它深，它便深，深似「朝聞道，夕死可矣。」於是，我也就深一腳、淺一腳地看下去。《論語》學來是給自己用的。年齡不同，閱歷不同，學識不同，對它的理解自也不同。所以，也毋須在電視講壇裏給大家找個指導老師。那老師像個水龍頭，只要一擰開，《論語》就成了自來水——「嘩嘩」地洶湧而下，流呀，流呀，止都止不住。挺好，也挺嚇人。
《論語》裏的一些經典格言，我是會背的，也僅僅是會背。事情的變化，發生在勞改隊。我發配到荒野，站在山之巔，我們這些女囚的勞動任務是把半人多高的荊棘、茅草，統統斬盡砍光。勞改農場設在陰濕高寒地區，出太陽，即為烈日，不出太陽則是陰雨濃霧，哪裏去尋人間四月芳菲天？我第一次上陣，就遇到雨夾雪。不停地揮動砍刀。不到一個時辰，我的兩個手心、手背和胳臂，佈滿近百條刀痕與血痕——它們是荊棘扎的，草的鋒利邊緣劃的。真的不明白，看挺柔軟的草木，怎麼都成為利器？我偷偷地哭，不敢出聲，淚水攪和雨水一起從面頰滾落。人濕透，心濕透。我雙手合攏，仰望上蒼，懇求天堂的父親保佑我——保佑身處地獄的女兒，不致倒下。絕對不能倒下啊，不能病，不能死，不能瘋，否則，將無以自拔，也永無出頭之日了。
鼓舞疲憊的獨行者和普通人
我拿什麼來拯救自己？唯有父母的身影和教導。這時，和父親一起讀的《論語》裏的許多話：「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以及孟子說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都自然而然浮顯出來。每個字都那麼鏗鏘有力，好像都是針對我在講。它們激勵我的意志，也溫暖我的心。當然，勇氣並非全部來自書本，但書本裏的道理和精神，如果真的接受了，進入了心靈，那就可以轉化為勇氣。再說，生活就是這樣，把你逼到死角，自然就堅強了。悲傷到極點，命運就會對你微笑。
我至今認為，無論是律己還是待人，孔子制定的標準都太高，這個標準在現實世界幾乎難以存立，但它又確實在教育我們去完成這個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孔子長眠之地，在孔廟附近。現在已是旅遊勝地，有很多人去拜謁，祭奠，尋蹤。我雖不曾去過，但墳塋下的哲人，一直鼓舞像我這樣深感疲憊的獨行者和普通人。
[文 章詒和 編輯 黃靜 電郵 mpcentury@mingpao.com]
文章日期：2010年1月31日
【明報專訊】1957年前，我不曾讀《論語》，也不感興趣。1957年夏季，報紙上登出父親的反動言論。其中有這樣一條：「毛澤東 還是半部《論語》治天下。」
大人們都說：「這話的性質太嚴重了！」既然那麼嚴重，那我就有必要把《論語》找來看看。我就讀的北京師大女附中有教學實驗性質，普通學校只有「語文」課，而我們是將「語文」分為「文學」和「漢語」兩門課程。萬不想秋季開學，「文學」裏的第一課，就是《論語》選讀：「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忙不迭收拾書包，登上自行車跑回家。
一頭撞進父親的書房，大叫：「爸爸，我讀《論語》啦！新發的課本裏有《論語》，那他們為什麼批判你講的『半部《論語》治天下』是反動言論呢？」
父親大悅，誇我會想問題。此後，讀《論語》成為我的功課，成為父親的快樂。誦讀《論語》，父親很少講解，他的觀點是古文讀多了，自然就懂了。後來的一切也證明，這個不求甚解的主張，多少有些道理的，因為文字壓根兒就是潛移默化的東西。
深一腳、淺一腳——止都止不住
1957年後，跟父母一起經歷曲折坎坷，我漸漸體會到一本《論語》，無非是教導我們如何做人罷了。你覺得它淺，它就淺，淺如「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你認為它深，它便深，深似「朝聞道，夕死可矣。」於是，我也就深一腳、淺一腳地看下去。《論語》學來是給自己用的。年齡不同，閱歷不同，學識不同，對它的理解自也不同。所以，也毋須在電視講壇裏給大家找個指導老師。那老師像個水龍頭，只要一擰開，《論語》就成了自來水——「嘩嘩」地洶湧而下，流呀，流呀，止都止不住。挺好，也挺嚇人。
《論語》裏的一些經典格言，我是會背的，也僅僅是會背。事情的變化，發生在勞改隊。我發配到荒野，站在山之巔，我們這些女囚的勞動任務是把半人多高的荊棘、茅草，統統斬盡砍光。勞改農場設在陰濕高寒地區，出太陽，即為烈日，不出太陽則是陰雨濃霧，哪裏去尋人間四月芳菲天？我第一次上陣，就遇到雨夾雪。不停地揮動砍刀。不到一個時辰，我的兩個手心、手背和胳臂，佈滿近百條刀痕與血痕——它們是荊棘扎的，草的鋒利邊緣劃的。真的不明白，看挺柔軟的草木，怎麼都成為利器？我偷偷地哭，不敢出聲，淚水攪和雨水一起從面頰滾落。人濕透，心濕透。我雙手合攏，仰望上蒼，懇求天堂的父親保佑我——保佑身處地獄的女兒，不致倒下。絕對不能倒下啊，不能病，不能死，不能瘋，否則，將無以自拔，也永無出頭之日了。
鼓舞疲憊的獨行者和普通人
我拿什麼來拯救自己？唯有父母的身影和教導。這時，和父親一起讀的《論語》裏的許多話：「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以及孟子說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都自然而然浮顯出來。每個字都那麼鏗鏘有力，好像都是針對我在講。它們激勵我的意志，也溫暖我的心。當然，勇氣並非全部來自書本，但書本裏的道理和精神，如果真的接受了，進入了心靈，那就可以轉化為勇氣。再說，生活就是這樣，把你逼到死角，自然就堅強了。悲傷到極點，命運就會對你微笑。
我至今認為，無論是律己還是待人，孔子制定的標準都太高，這個標準在現實世界幾乎難以存立，但它又確實在教育我們去完成這個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孔子長眠之地，在孔廟附近。現在已是旅遊勝地，有很多人去拜謁，祭奠，尋蹤。我雖不曾去過，但墳塋下的哲人，一直鼓舞像我這樣深感疲憊的獨行者和普通人。
[文 章詒和 編輯 黃靜 電郵 mpcentury@mingpao.com]
“地下工作”
翻譯古詩
文章日期：2010年1月31日
【明報專訊】翻譯不容易，有點像苦行僧做功德。翻譯文學作品，是自討苦吃，吃力而不討好，卻又像是狐仙附了身，想擺脫也擺脫不掉，逐漸進入迷譫狀態，舔苦黃連也覺得甜如蜜糖。翻譯詩，那更不用說了，是「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酸甜苦辣具備，好像扛上了十字架走向天國，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嘔心瀝血，雖九死而未悔，一步步踏入香花極樂世界。我有時覺得，從事翻譯，像做地下工作，在隱秘的地下室裏，抱一部發報機，滴滴答答打出一連串密碼，向夢幻的天國傳遞外太空的秘密，居然也在人世散佈了重大的文化信息。
不同的語言文字，有其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與思維脈絡、有其傳統的表達語境，翻譯成另外一種文字，簡直就像變魔術，或許可以歸為另類巫術，本領不亞於移山倒海，可以讓紅海分開，讓出一條傳遞思維意義的康莊大道。翻譯詩歌更了不起，因為還涉及文學想像、意象構築、以及韻律節奏的和諧與變化。實在很難以想像，讀王維的詩，心靈進入空山無人的情景，聽到詩歌展現了諸天雨花的天籟，你要如何走回到另一種文字的紅塵世界，向人們轉述那種刻骨銘心卻又沉潛幽微的激動。自古以來就有人說，完美的翻譯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才會有西諺所謂的「Traduttore, traditore」 （Translator, traitor）。錢鍾書意譯成類似諧音的「翻譯者是反逆者」，而不譯作「翻譯者是叛逆者」，力求音義相近，也真是難為他老人家了。
若是屬於同一語系還好辦，比如說意大利文譯成西班牙文，甚或法文譯成英文，德文譯成波蘭文之類。要是完全不同的語系，如英文與中文的差別，其中隱含了印歐語系與漢藏語系的巨大差距，想要達到嚴復說的「信達雅」，那真是「譯事三難」了。只要我們對照原文，認真看看嚴復的翻譯，就會發現，他的譯文實在「不信」。所謂的「達」，經常是他嚴老先生想要表達的意思，而不一定是原文意思的真實表達。看來也只有「雅」這一層，紹繼桐城文風，合乎標準。
西方人翻譯中國古詩，面臨的困難，想來也不亞於嚴復之「作」《天演論》，不好苛求。以英國的翻譯大家韋利（Arthur Waley）為例，他翻譯《古詩青青河畔草》：「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踫到一連串的疊字，就按中文原來語法，譯成「Green, green,/The grass by the river-bank./ Thick, thick,/The willow trees in the garden./ Sad, sad,/The lady in the tower./ White, white,/Sitting at the casement window./ Fair, fair,/Her red-powdered face./ Small, small,/She puts out her pale hand.」算是「自由譯法」（free translation），既不合英詩規範，又不符通用的英文語法。有趣的是，大家都覺得譯文極為傳神，爭相傳頌，甚至被人讚為拓展了英文修辭的空間。這可算是新創的「陽春白雪」，合乎「雅」的標準。
然而，翻譯大家也有譯錯的時候。《古詩驅車上東門》的開首，韋利譯作「I drive my chariot up to the Eastern Gate，」意思是：駕車到（上）東門去。其實是誤解了原文，因為「上東門」是洛陽十二門當中，東面三門最北的一個門。「上」字不作動詞用。倒是宇文所安譯得對：「I drove my wagon out Upper East Gate」。不過，人們不管這樣的小錯，還是認為，瑕不掩瑜，韋利是翻譯中國古詩的大家。
[文．鄭培凱 學者．詩人 近作有《樹倒猢猻散之後》等]
文章日期：2010年1月31日
【明報專訊】翻譯不容易，有點像苦行僧做功德。翻譯文學作品，是自討苦吃，吃力而不討好，卻又像是狐仙附了身，想擺脫也擺脫不掉，逐漸進入迷譫狀態，舔苦黃連也覺得甜如蜜糖。翻譯詩，那更不用說了，是「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酸甜苦辣具備，好像扛上了十字架走向天國，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嘔心瀝血，雖九死而未悔，一步步踏入香花極樂世界。我有時覺得，從事翻譯，像做地下工作，在隱秘的地下室裏，抱一部發報機，滴滴答答打出一連串密碼，向夢幻的天國傳遞外太空的秘密，居然也在人世散佈了重大的文化信息。
不同的語言文字，有其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與思維脈絡、有其傳統的表達語境，翻譯成另外一種文字，簡直就像變魔術，或許可以歸為另類巫術，本領不亞於移山倒海，可以讓紅海分開，讓出一條傳遞思維意義的康莊大道。翻譯詩歌更了不起，因為還涉及文學想像、意象構築、以及韻律節奏的和諧與變化。實在很難以想像，讀王維的詩，心靈進入空山無人的情景，聽到詩歌展現了諸天雨花的天籟，你要如何走回到另一種文字的紅塵世界，向人們轉述那種刻骨銘心卻又沉潛幽微的激動。自古以來就有人說，完美的翻譯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才會有西諺所謂的「Traduttore, traditore」 （Translator, traitor）。錢鍾書意譯成類似諧音的「翻譯者是反逆者」，而不譯作「翻譯者是叛逆者」，力求音義相近，也真是難為他老人家了。
若是屬於同一語系還好辦，比如說意大利文譯成西班牙文，甚或法文譯成英文，德文譯成波蘭文之類。要是完全不同的語系，如英文與中文的差別，其中隱含了印歐語系與漢藏語系的巨大差距，想要達到嚴復說的「信達雅」，那真是「譯事三難」了。只要我們對照原文，認真看看嚴復的翻譯，就會發現，他的譯文實在「不信」。所謂的「達」，經常是他嚴老先生想要表達的意思，而不一定是原文意思的真實表達。看來也只有「雅」這一層，紹繼桐城文風，合乎標準。
西方人翻譯中國古詩，面臨的困難，想來也不亞於嚴復之「作」《天演論》，不好苛求。以英國的翻譯大家韋利（Arthur Waley）為例，他翻譯《古詩青青河畔草》：「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踫到一連串的疊字，就按中文原來語法，譯成「Green, green,/The grass by the river-bank./ Thick, thick,/The willow trees in the garden./ Sad, sad,/The lady in the tower./ White, white,/Sitting at the casement window./ Fair, fair,/Her red-powdered face./ Small, small,/She puts out her pale hand.」算是「自由譯法」（free translation），既不合英詩規範，又不符通用的英文語法。有趣的是，大家都覺得譯文極為傳神，爭相傳頌，甚至被人讚為拓展了英文修辭的空間。這可算是新創的「陽春白雪」，合乎「雅」的標準。
然而，翻譯大家也有譯錯的時候。《古詩驅車上東門》的開首，韋利譯作「I drive my chariot up to the Eastern Gate，」意思是：駕車到（上）東門去。其實是誤解了原文，因為「上東門」是洛陽十二門當中，東面三門最北的一個門。「上」字不作動詞用。倒是宇文所安譯得對：「I drove my wagon out Upper East Gate」。不過，人們不管這樣的小錯，還是認為，瑕不掩瑜，韋利是翻譯中國古詩的大家。
[文．鄭培凱 學者．詩人 近作有《樹倒猢猻散之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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