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於深夜裏
魯迅
《且介亭杂文末编》
一 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畫之入
中國野地上有一堆燒過的紙灰，舊牆上有幾個劃出的圖畫，經過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這些裏面，各各藏著一些意義，是愛，是悲哀，是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來的更猛烈。也有幾個人懂得這意義。
一九三一年——我忘了月份了——創刊不久便被禁止的雜誌《北斗》〔２〕第一本上，有一幅木刻畫，是一個母親，悲哀的閉了眼睛，交出她的孩子去。這是珂勒惠支教授（ＰｒｏｆＫａｅ－ｔｈｅＫｏｌｌｗｉｔｚ）的木刻連續畫《戰爭》的第一幅，題目叫作《犧牲》；也是她的版畫紹介進中國來的第一幅。這幅木刻是我寄去的，算是柔石〔３〕遇害的紀念。他是我的學生和朋友，一同紹介外國文藝的人，尤喜歡木刻，曾經編印過三本歐美作家的作品〔４〕，雖然印得不大好。然而不知道為了什麼，突然被捕了，不久就在龍華和別的五個青年作家〔５〕同時槍斃。當時的報章上毫無記載，大約是不敢，也不能記載，然而許多人都明白他不在人間了，因為這是常有的事。只有他那雙目失明的母親，我知道她一定還以為她的愛子仍在上海翻譯和校對。偶然看到德國書店的目錄上有這幅《犧牲》，便將它投寄《北斗》了，算是我的無言的紀念。然而，後來知道，很有一些人是覺得所含的意義的，不過他們大抵以為紀念的是被害的全群。
這時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畫集正在由歐洲走向中國的路上，但到得上海，勤懇的紹介者卻早已睡在土裏了，我們連地點也不知道。好的，我一個人來看。這裏面是窮困，疾病，饑餓，死亡……自然也有掙扎和爭鬥，但比較的少；這正如作者的自畫像，臉上雖有憎惡和憤怒，而更多的是慈愛和悲憫的相同。這是一切“被侮辱和被損害的”〔６〕的母親的心的圖像。這類母親，在中國的指甲還未染紅的鄉下，也常有的，然而人往往嗤笑她，說做母親的只愛不中用的兒子。但我想，她是也愛中用的兒子的，只因為既然強壯而有能力，她便放了心，去注意“被侮辱的和被損害的”孩子去了。
現在就有她的作品的複印二十一幅，來作證明；並且對於中國的青年藝術學徒，又有這樣的益處的——一，近五年來，木刻已頗流行了，雖然時時受著迫害。但別的版畫，較成片段的，卻只有一本關於卓倫（ＡｎｄｅｒｓＺｏｒｎ）〔７〕的書。現在所紹介的全是銅刻和石刻，使讀者知道版畫之中，又有這樣的作品，也可以比油畫之類更加普遍，而且看見和卓倫截然不同的技法和內容。
二，沒有到過外國的人，往往以為白種人都是對人來講耶穌道理或開洋行的，鮮衣美食，一不高興就用皮鞋向人亂踢。有了這畫集，就明白世界上其實許多地方都還存在著“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是和我們一氣的朋友，而且還有為這些人們悲哀，叫喊和戰鬥的藝術家。
三，現在中國的報紙上多喜歡登載張口大叫著的希特拉〔８〕像，當時是暫時的，照相上卻永久是這姿勢，多看就令人覺得疲勞。現在由德國藝術家的畫集，卻看見了別一種人，雖然並非英雄，卻可以親近，同情，而且愈看，也愈覺得美，愈覺得有動人之力。
四，今年是柔石被害後的滿五年，也是作者的木刻第一次在中國出現後的第五年；而作者，用中國式計算起來，她是七十歲了，這也可以算作一個紀念。作者雖然現在也只能守著沉默，但她的作品，卻更多的在遠東的天下出現了。是的，為人類的藝術，別的力量是阻擋不住的。
二 略論暗暗的死
這幾天才悟到，暗暗的死，在一個人是極其慘苦的事。
中國在革命以前，死囚臨刑，先在大街上通過，於是他或呼冤，或罵官，或自述英雄行為，或說不怕死。到壯美時，隨著觀看的人們，便喝一聲采，後來還傳述開去。在我年青的時候，常聽到這種事，我總以為這情形是野蠻的，這辦法是殘酷的。
新近在林語堂〔９〕博士編輯的《宇宙風》裏，看到一篇銖堂〔１０〕先生的文章，卻是別一種見解。他認為這種對死囚喝采，是崇拜失敗的英雄，是扶弱， “理想是不能不算崇高。然而在人群的組織上實在要不得。抑強扶弱，便是永遠不願意有強。崇拜失敗英雄，便是不承認成功的英雄。”所以使“凡是古來成功的帝王，欲維持幾百年的威力，不定得殘害幾萬幾十萬無辜的人，方才能博得一時的懾服”。
殘害了幾萬幾十萬人，還只“能博得一時的懾服”，為“成功的帝王”設想，實在是大可悲哀的：沒有好法子。不過我並不想替他們劃策，我所由此悟到的，乃是給死囚在臨刑前可以當眾說話，倒是“成功的帝王”的恩惠，也是他自信還有力量的證據，所以他有膽放死囚開口，給他在臨死之前，得到一個自誇的陶醉，大家也明白他的收場。我先前只以為“殘酷”，還不是確切的判斷，其中是含有一點恩惠的。我每當朋友或學生的死，倘不知時日，不知地點，不知死法，總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邊，在暗室中畢命于幾個屠夫的手裏，也一定比當眾而死的更寂寞。
然而“成功的帝王”是不秘密殺人的，他只秘密一件事：和他那些妻妾的調笑。到得就要失敗了，才又增加一件秘密：他的財產的數目和安放的處所；再下去，這才加到第三件：秘密的殺人。這時他也如銖堂先生一樣，覺得民眾自有好惡，不論成敗的可怕了。
所以第三種秘密法，是即使沒有策士的獻議，也總有一時要採用的，也許有些地方還已經採用。這時街道文明了，民眾安靜了，但我們試一推測死者的心，卻一定比明明白白而死的更加慘苦。我先前讀但丁〔１１〕的《神曲》，到《地獄》篇，就驚異于這作者設想的殘酷，但到現在，閱歷加多，才知道他還是仁厚的了：他還沒有想出一個現在已極平常的慘苦到誰也看不見的地獄來。
三 一個童話
看到二月十七日的《ＤＺＺ》〔１２〕，有為紀念海涅（ＨＨｅｉ－ｎｅ）〔１３〕死後八十年，勃萊兌勒（ＷｉｌｌｉＢｒｅｄｅｌ）〔１４〕所作的《一個童話》，很愛這個題目，也來寫一篇。
有一個時候，有一個這樣的國度。權力者壓服了人民，但覺得他們倒都是強敵了，拼音字好像機關槍，木刻好像坦克車；取得了土地，但規定的車站上不能下車。地面上也不能走了，總得在空中飛來飛去；而且皮膚的抵抗力也衰弱起來，一有緊要的事情，就傷風，同時還傳染給大臣們，一齊生病。
出版有大部的字典，還不止一部，然而是都不合於實用的，倘要明白真情，必須查考向來沒有印過的字典。這裏面很有新奇的解釋，例如：“解放”就是“槍斃”； “托爾斯泰主義”就是“逃走”；“官”字下注雲：“大官的親戚朋友和奴才”； “城”字下注雲：“為防學生出入而造的高而堅固的磚牆”；“道德”條下注雲： “不准女人露出臂膊”；“革命”條下注雲：“放大水入田地裏，用飛機載炸彈向 ‘匪賊’頭上擲之也。”
出版有大部的法律，是派遣學者，往各國採訪了現行律，摘取精華，編纂而成的，所以沒有一國，能有這部法律的完全和精密。但卷頭有一頁白紙，只有見過沒有印出的字典的人，才能夠看出字來，首先計三條：一，或從寬辦理；二，或從嚴辦理；三，或有時全不適用之。
自然有法院，但曾在白紙上看出字來的犯人，在開庭時候是決不抗辯的，因為壞人才愛抗辯，一辯即不免“從嚴辦理”；自然也有高等法院，但曾在白紙上看出字來的人，是決不上訴的，因為壞人才愛上訴，一上訴即不免“從嚴辦理”。有一天的早晨，許多軍警圍住了一個美術學校〔１５〕。校裏有幾個中裝和西裝的人在跳著，翻著，尋找著，跟隨他們的也是員警，一律拿著手槍。不多久，一位西裝朋友就在寄宿舍裏抓住了一個十八歲的學生的肩頭。
“現在政府派我們到你們這裏來檢查，請你……”
“你查罷！”那青年立刻從床底下拖出自己的柳條箱來。
這裏的青年是積多年的經驗，已頗聰明了的，什麼也不敢有。但那學生究竟只有十八歲，終於被在抽屜裏，搜出幾封信來了，也許是因為那些信裏面說到他的母親的困苦而死，一時不忍燒掉罷。西裝朋友便子子細細的一字一字的讀著，當讀到 “……世界是一台吃人的筵席，你的母親被吃去了，天下無數無數的母親也會被吃去的……”的時候，就把眉頭一揚，摸出一枝鉛筆來，在那些字上打著曲線，問道： “這是怎麼講的？”
“…………”
“誰吃你的母親？世上有人吃人的事情嗎？我們吃你的母親？好！”他凸出眼珠，好像要化為槍彈，打了過去的樣子。
“那裏！……這……那裏！……這……”青年發急了。
但他並不把眼珠射出去，只將信一折，塞在衣袋裏；又把那學生的木版，木刻刀和拓片，《鐵流》，《靜靜的頓河》〔１６〕，剪貼的報，都放在一處，對一個員警說：“我把這些交給你！”
“這些東西裏有什麼呢，你拿去？”青年知道這並不是好事情。
但西裝朋友只向他瞥了一眼，立刻順手一指，對別一個員警命令道：
“我把這個交給你！”
員警的一跳好像老虎，一把抓住了這青年的背脊上的衣服，提出寄宿舍的大門口去了。門外還有兩個年紀相仿的學生〔１７〕，背脊上都有一隻勇壯巨大的手在抓著。旁邊圍著一大層教員和學生。
四 又是一個童話
有一天的早晨的二十一天之後，拘留所裏開審了。一間陰暗的小屋子裏，上面坐著兩位老爺，一東一西。東邊的一個是馬褂，西邊的一個是西裝，不相信世上有人吃人的事情的樂天派，錄口供的。員警吆喝著連抓帶拖的弄進一個十八歲的學生來，蒼白臉，髒衣服，站在下麵。馬褂問過他的姓名，年齡，籍貫之後，就又問道： “你是木刻研究會〔１８〕的會員麼？”
“是的。”
“誰是會長呢？”
“Ｃｈ……正的，Ｈ……副的。”
“他們現在在那裏？”
“他們都被學校開除了，我不曉得。”
“你為什麼要鼓動風潮呢，在學校裏？”
“阿！……”青年只驚叫了一聲。
“哼。”馬褂隨手拿出一張木刻的肖像來給他看，“這是你刻的嗎？”
“是的。”
“刻的是誰呢？”
“是一個文學家。”
“他叫什麼名字？”
“他叫盧那卻爾斯基〔１９〕。”
“他是文學家？——他是那一國人？”
“我不知道！”這青年想逃命，說謊了。
“不知道？你不要騙我！這不是露西亞〔２０〕人嗎？這不是明明白白的露西亞紅軍軍官嗎？我在露西亞的革命史上親眼看見他的照片的呀！你還想賴？”
“那裏！”青年好像頭上受到了鐵椎的一擊，絕望的叫了一聲。
“這是應該的，你是普羅藝術家，刻起來自然要刻紅軍軍官呀！”
“那裏……這完全不是……”
“不要強辯了，你總是‘執迷不悟’！我們很知道你在拘留所裏的生活很苦。但你得從實說來，好使我們早些把你送給法院判決。——監獄裏的生活比這裏好得多。”青年不說話——他十分明白了說和不說一樣。
“你說，”馬褂又冷笑了一聲，“你是ＣＰ，還是ＣＹ〔２１〕？”“都不是的。這些我什麼也不懂！”
“紅軍軍官會刻，ＣＰ，ＣＹ就不懂了？人這麼小，卻這樣的刁頑！去！”於是一隻手順勢向前一擺，一個員警很聰明而熟練的提著那青年就走了。
我抱歉得很，寫到這裏，似乎有些不像童話了。但如果不稱它為童話，我將稱它為什麼呢？特別的只在我說得出這事的年代，是一九三二年。
五 一封真實的信
“敬愛的先生：
你問我出了拘留所以後的事情麼，我現在大略敍述在下面——
在當年的最後一月的最後一天，我們三個被××省〔２２〕政府解到了高等法院。一到就開檢查庭。這檢察官的審問很特別，只問了三句：
‘你叫什麼名字？’——第一句；‘今年你幾歲？’——第二句；‘你是那裏人？’——第三句。
開完了這樣特別的庭，我們又被法院解到了軍人監獄。有誰要看統治者的統治藝術的全般的麼？那只要到軍人監獄裏去。他的虐殺異己，屠戮人民，不慘酷是不快意的。時局一緊張，就拉出一批所謂重要的政治犯來槍斃，無所謂刑期不刑期的。例如南昌陷於危急的時候〔２３〕，曾在三刻鐘之內，打死了二十二個；福建人民政府〔２４〕成立時，也槍斃了不少。刑場就是獄裏的五畝大的菜園，囚犯的屍體，就靠泥埋在菜園裏，上面栽起菜來，當作肥料用。
約莫隔了兩個半月的樣子，起訴書來了。法官只問我們三句話，怎麼可以做起訴書的呢？可以的！原文雖然不在手頭，但是我背得出，可惜的是法律的條目已經忘記了——‘……Ｃｈ……Ｈ……所組織之木刻研究會，系受共党指揮，研究普羅藝術之團體也。被告等皆為該會會員，……核其所刻，·皆·為紅軍軍官及勞動饑餓者之景象，·借·以鼓動階級鬥爭而·示無產階級必有專政之一日。……’之後，沒有多久，就開審判庭。庭上一字兒坐著老爺五位，威嚴得很。然而我倒並不怎樣的手足無措，因為這時我的腦子裏浮出了一幅圖畫，那是陀密埃（ＨｏｎｏｒéＤａｕｍｉｅｒ）的《法官》〔２５〕，真使我讚歎！
審判庭開後的第八日，開最後的判決庭，宣判了。判決書上所開的罪狀，也還是起訴書上的那麼幾句，只在它的後半段裏，有——
‘核其所為，當依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條，刑法第×百×十×條第×款，各處有期徒刑五年。……然被告等皆年幼無知，誤入歧途，不無可憫，特依××法第×千×百×十×條第×款之規定，減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於判決書送到後十日以內，不服上訴……’云云。
我還用得到‘上訴’麼？‘服’得很！反正這是他們的法律！
總結起來，我從被捕到放出，竟遊歷了三處殘殺人民的屠場。現在，我除了感激他們不砍我的頭之外，更感激的是增加了我不知幾多的知識。單在刑罰一方面，我才曉得現在的中國有：一，抽藤條，二，老虎凳，都還是輕的；三，踏杠，是叫犯人脆下，把鐵杠放在他的腿彎上，兩頭站上彪形大漢去，起先兩個，逐漸加到八人；四，跪火鏈，是把燒紅的鐵鏈盤在地上，使犯人跪上去；五，還有一種叫‘吃’ 的，是從鼻孔裏灌辣椒水，火油，醋，燒酒……；六，還有反綁著犯人的手，另用細麻繩縛住他的兩個大拇指，高懸起來，吊著打，我叫不出這刑罰的名目。
我認為最慘的還是在拘留所裏和我同櫳的一個年青的農民。老爺硬說他是紅軍軍長，但他死不承認。呵，來了，他們用縫衣針插在他的指甲縫裏，用榔頭敲進去。敲進去了一隻，不承認，敲第二隻，仍不承認，又敲第三只……第四只……終於十隻指頭都敲滿了。直到現在，那青年的慘白的臉，凹下的眼睛，兩隻滿是鮮血的手，還時常浮在我的眼前，使我難於忘卻！使我苦痛！……然而，入獄的原因，直到我出來之後才查明白。禍根是在我們學生對於學校有不滿之處，尤其是對於訓育主任，而他卻是省黨部的政治情報員。他為了要鎮壓全體學生的不滿，就把僅存的三個木刻研究會會員，抓了去做示威的犧牲了。而那個硬派盧那卻爾斯基為紅軍軍官的馬褂老爺，又是他的姐夫，多麼便利呵！
寫完了大略，抬頭看看窗外，一地慘白的月色，心裏不禁漸漸地冰涼了起來。然而我自信自己還並不怎樣的怯弱，然而，我的心冰涼起來了……願你的身體康健！
人凡〔２６〕。四月四日，後半夜。”
（附記：從《一個童話》後半起至篇末止，均據人凡君信及《坐牢略記》。四月七日。）
CC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六年五月上誨《夜鶯》月刊第一卷第三期。此文是為上海出版的英文期刊《中國呼聲》（ＴｈｅＶｏｉ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ａ）而作，英譯稿發表于同年六月一日該刊第一卷第六期。作者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致曹白信中說：“為了一張文學家的肖像，得了這樣的罪，是大黑暗，也是大笑話，我想作一點短文，到外國去發表。所以希望你告訴我被捕的原因，年月，審判的情形，定罪的長短（二年四月？），但只要一點大略就夠。”又在五月四日信中說：“你的那一篇文章（按指《坐牢略記》），尚找不著適當的發表之處。我只抄了一段，連一封信（略有刪去及改易），收在《寫在深夜裏》的裏面。”
〔２〕《北斗》文藝月刊。“左聯”機關刊物之一，丁玲主編。一九三一年九月在上海創刊，次年七月出至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後因國民黨政府壓迫停刊，共出八期。
〔３〕柔石（１９０２—１９３１）原名趙平復，浙江寧海人，共產黨員，作家。曾任《語絲》編輯，並與魯迅等創辦朝花社。著有中篇小說《二月》、短篇小說《為奴隸的母親》等。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於上海龍華。
〔４〕三本歐美作家的作品指印入《藝苑朝華》的《近代木刻選集》第一、二兩集和《比亞茲萊畫選》。
〔５〕五個青年作家應為“四個青年作家”。參看本卷第１５８頁注〔３〕。
〔６〕“被侮辱和被損害的”原是俄國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作的長篇小說的書名，這裏借用它字面的意思。
〔７〕卓倫（１８６０—１９２０）瑞典畫家、雕刻家和銅版蝕刻畫家。
〔８〕希特拉參看本卷第１４頁注〔１０〕。〔９〕林語堂參看本卷第２０３頁注〔４〕。《宇宙風》，參看本卷第４３６頁注〔９〕。
〔１０〕銖堂原作銖庵，本名瞿宣穎（１８９４—？），字兌之，湖南長沙人。北洋政府官僚，抗日戰爭時期曾充當偽華北編譯館館長。他的文章題為《不以成敗論英雄》，刊於《宇宙風》第十三期（一九三六年三月），文中說：“我們的民族乃是向來不以成敗論英雄的。……近人有一句流行話，說中國民族富於同化力，所以遼金元清都並不曾征服中國。其實無非是一種惰性，對於新制度不容易接收罷了。這種惰性與上面所說的不論成敗的精神，最有關係。中國人對於失敗者過於哀憐，所以對於舊的過於戀惜。對於成功者常懷輕蔑，所以對於新的不容易接收。凡是古來成功的帝王，欲維持幾百年的威力，不定得殘害幾萬幾十萬無辜的人，方才能博得一時的懾服。……這些話好像都是老生常談。然而我要藉此點明的意思，乃是中國的社會不樹威是難得服帖的。……總而言之，中國人理想是不能不算崇高。然而在人群的組織上實在要不得。抑強扶弱，便是永遠不願意有強。崇拜失敗英雄，便是不承認成功的英雄。”
〔１１〕但丁參看本卷第４１３頁注〔３〕。〔１２〕《ＤＺＺ》德文《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Ｚｅｎｔｒ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德意志中央新聞》）的縮寫；是當時在蘇聯印行的德文日報。〔１３〕海涅（１７９７—１８５６）德國詩人、政論家，著有《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等。二月十七日是海涅逝世的日子。〔１４〕勃萊兌勒（１９０１—１９６４）通譯布萊德爾，德國作家。著有長篇小說《考驗》和三部曲《親戚和朋友們》等。〔１５〕美術學校指杭州國立藝術專門學校。下文的“一個十八歲的學生”指曹白。
〔１６〕《靜靜的頓河》蘇聯作家蕭洛霍夫的長篇小說，當時有賀非從德文譯本第一卷上半譯出的譯本，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魯迅曾為它寫有《後記》（收入《集外集拾遺》）。
〔１７〕兩個年紀相仿的學生指當時杭州藝專學生郝力群和葉乃芬。
〔１８〕木刻研究會指木鈴木刻研究會，一九三三年春成立于杭州，發起人為杭州藝術專門學校學生曹白、郝力群等。〔１９〕盧那卻爾斯基（ibUSj[Z[\HLMM，１８７５—１９*常常∷樟藝批評家，曾任蘇聯教育人民委員。
〔２０〕露西亞俄羅斯的日文譯名。
〔２１〕ＣＰ英語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的縮寫，即共產黨。ＣＹ，英語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Ｙｏｕｔｈ的縮寫，即共產主義青年團。〔２２〕××省指浙江省。
〔２３〕南昌陷於危急的時候指一九三三年四月初國民黨第四次“圍剿”被粉碎後，紅軍部隊攻克江西新淦、金溪，進逼南昌、撫州的時期。
〔２４〕福建人民政府參看本卷第１６頁注〔３１〕。〔２５〕陀密埃參看本卷第２３５頁注〔７〕。《法官》是他作的一幅人物畫，曾收入魯迅所譯《近代美術史潮論》中。〔２６〕人凡即曹白。原名劉平若，江蘇江陰人。一九三三年在杭州國立藝術專門學校肄業，後被捕入獄，一九三五年出獄後曾任小學教師。
6/09/2007
閱讀時光。王元化。魯迅。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This above all: To thine own self be true,
And it must follow, as the night the day,
Thou canst not then be false to any man.”
--Ham.I,iii
《談魯迅思想的曲折歷程》
文章日期：2007年6月9日
【明報專訊】王元化的這一篇文章，約近二十年前讀過，卻忘記了在什麼雜誌上。最近，在他的結集《人物．書話．紀事》（人民文學出版社），又重讀了。對所崇敬的人物，也實事求是地去批評，難能可貴。
莎士比亞名劇《裘力斯．凱撒》，講述﹕心懷稱帝野心而獨裁的凱撒，被維護民主的好友布魯斯特，密謀刺殺；凱撒的手下安東尼，藉凱撒在民眾的威望，煽動他們造反，打倒了布魯斯特而成為了獨裁者。
讀中學時，英文課本中，選有安東尼極具煽動力的對民眾的演說。我還記得，那第一句的直譯是﹕「市民們，讓你們的耳朵借給我！」
王元化指出﹕從《二心集》（1930）開始，魯迅受到瞿秋白等的影響，不少文字帶有極左的遵命文學的色彩。回憶起來，我在二十歲左右剛剛接觸他這時期的雜文，只對他提倡漢字拉丁化有疑惑而不大接受得了，對其他的，所謂「帶有極左的遵命文學色彩」，懵然不知那些是什麼東西。
王元化特別以布魯斯特刺凱撒時，民眾反應的變化，魯迅前後有不同的判斷為例，指出其「思想的曲折歷程」。在1907年寫的《文化偏至論》說﹕民眾是「無特操」的，易受蠱惑，雖屬多數，未必正確。但在1934年寫的《又是「莎士比亞」》和《「以眼還眼」》，卻作出不同的評價﹕民眾是有理性的，感情並非被煽動家所控制操縱；莎士比亞沒有做過調查研究。王認為﹕魯迅後期受了左派的群眾觀點的影響，不能不肯定民眾的正確。
王還認為﹕魯迅早年在文字中，所強調的個性、人道、人的覺醒……」都在晚年的文字中消失了。直至逝世前，他才逐漸擺脫那極左思潮的影響。
《我的第一個師父》、《女吊》、《死》、《〈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序目》，這幾篇最後發表的文章，王元化認為﹕魯迅已擺脫了那影響，既寫得沉鬱又永。
司徒華
陳冠中。粉絲改編張愛玲。
粉絲改編張愛玲
http://blog.sina.com.cn/u/48c6465201000b4w
陳冠中
張愛玲1944年親自改編的《傾城之戀》話劇劇本，後來怎麼都找不到了。
上世紀80年代中，我突發奇想再把《傾城之戀》小說改成話劇，交給海豹劇團。海豹是香港的業餘劇團，始創者多是香港大學英文系和比較文學系的師生，我是一個很游離的成員。可是海豹吃不下較大的製作。
幸好香港話劇團正在找戲，配合香港大會堂25周年的慶典。大會堂是當時香港舞臺演出的主要基地，如北京的首都劇場或臺北的兩劇院，而香港話劇團是由香港政府資助的職業劇團。我的《傾城之戀》話劇本遂交給了香港話劇團，由該團藝術總監陳尹瑩執導，並取得張愛玲委託人的舞臺演出授權。
張愛玲可能知道這次演出，只是她沒有任何示意，更談不上打動她重訪香港。
在1987年的首演場刊上，我寫：
「可能因為是上海人，也是香港人，所以喜歡張愛玲，很地域的，也就是很私人的。
其他人為甚麼迷張呢？大概是所謂文字的魅力吧，張愛玲的霧數情懷及蒼涼姿態，慢慢將所有稍有耐性的讀者迷倒，然後一個宏觀，才呈現她通透清明的心靈，『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看張，令人傷感地愉快，有種『奇異的眩暈』。
後來弄得太認真，變了文學！
還是抓住親切感及小聰明，把自己對一篇雋永通俗小說的喜悅傳染上舞臺。希望觀眾看話劇《傾城之戀》，會像我初看小說時一樣，感到心曠神怡。這只是一出精巧蠱惑的喜劇，其餘是各自修行」。
我是以粉絲的態度改編《傾城之戀》的，雖然有時候會語帶不敬。
星移物換到了2002年，香港話劇團自已25周歲，要選演一出戲，該團藝術總監兼導演毛俊輝想到了《傾城之戀》，但不是舊戲照演，而是「根據陳冠中1987年的舞臺版本重新整理，並加入歌唱與舞蹈」，就是說在原來「文戲」的基礎上，加了「舞戲」。這次演出，觀眾面更廣了，說明加插歌舞是個好主意，。
2005年張愛玲逝世10周年，香港話劇團再上《傾城之戀》，並邀得影帝梁家輝來演范柳原，可說是未演先轟動，幾度加演。不過這次演出，毛導演請了上海編劇喻榮軍針對范柳原與白流蘇在戰爭中重逢後的結局戲，做了重大的創意補白，超出了原小說的格局。不管接受這個結局與否，我可以肯定的說喻編劇並不是張愛玲粉絲。
沒想到《傾城之戀》穿梭滬港，由文字到音像，平面到立體，跨時代、跨地域、跨媒體、跨方言，輪回變身，終成了香港話劇團的保留劇目，2006年又在香港重演多場，並應邀到澳門、上海、紐約、多倫多、北京等地演出，據說還有不少城市在發邀請函。一出香港粵語舞臺劇被請到上海、北京作多場演出，我至今覺得不可思議！
雖說香港話劇團功不可沒，梁家輝的號召力不容低估，不過對粉絲來說，有張愛玲才可能有化學作用。
上世紀70年代初我開始看張愛玲，在臺灣和香港不算先知先覺但也不落後，跟40年代的上海讀者比差了30年，卻又遠較今日大陸讀者早，以至看到大陸近年的張愛玲熱，竟有時空錯亂的感覺。
如果再有一個這樣的天才作家，我們還會讓她如此時空分崩、斯人憔悴、粉絲欲表敬意而人不在嗎？希望不會。
我只做過一件跟張愛玲有關的事，就是改編了她的《傾城之戀》，搭便車由1987年一直開到現在，看勢頭還有得玩，以付出來說，回報真大。
如果還可以奢望的話，我奢望：一、香港話劇團的《傾城之戀》能到臺北演，因為那裏有熱愛張愛玲的人，二、用上海話再來一次。
﹝原載《萬象》、《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明報》世紀版﹞
http://blog.sina.com.cn/u/48c6465201000b4w
陳冠中
張愛玲1944年親自改編的《傾城之戀》話劇劇本，後來怎麼都找不到了。
上世紀80年代中，我突發奇想再把《傾城之戀》小說改成話劇，交給海豹劇團。海豹是香港的業餘劇團，始創者多是香港大學英文系和比較文學系的師生，我是一個很游離的成員。可是海豹吃不下較大的製作。
幸好香港話劇團正在找戲，配合香港大會堂25周年的慶典。大會堂是當時香港舞臺演出的主要基地，如北京的首都劇場或臺北的兩劇院，而香港話劇團是由香港政府資助的職業劇團。我的《傾城之戀》話劇本遂交給了香港話劇團，由該團藝術總監陳尹瑩執導，並取得張愛玲委託人的舞臺演出授權。
張愛玲可能知道這次演出，只是她沒有任何示意，更談不上打動她重訪香港。
在1987年的首演場刊上，我寫：
「可能因為是上海人，也是香港人，所以喜歡張愛玲，很地域的，也就是很私人的。
其他人為甚麼迷張呢？大概是所謂文字的魅力吧，張愛玲的霧數情懷及蒼涼姿態，慢慢將所有稍有耐性的讀者迷倒，然後一個宏觀，才呈現她通透清明的心靈，『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看張，令人傷感地愉快，有種『奇異的眩暈』。
後來弄得太認真，變了文學！
還是抓住親切感及小聰明，把自己對一篇雋永通俗小說的喜悅傳染上舞臺。希望觀眾看話劇《傾城之戀》，會像我初看小說時一樣，感到心曠神怡。這只是一出精巧蠱惑的喜劇，其餘是各自修行」。
我是以粉絲的態度改編《傾城之戀》的，雖然有時候會語帶不敬。
星移物換到了2002年，香港話劇團自已25周歲，要選演一出戲，該團藝術總監兼導演毛俊輝想到了《傾城之戀》，但不是舊戲照演，而是「根據陳冠中1987年的舞臺版本重新整理，並加入歌唱與舞蹈」，就是說在原來「文戲」的基礎上，加了「舞戲」。這次演出，觀眾面更廣了，說明加插歌舞是個好主意，。
2005年張愛玲逝世10周年，香港話劇團再上《傾城之戀》，並邀得影帝梁家輝來演范柳原，可說是未演先轟動，幾度加演。不過這次演出，毛導演請了上海編劇喻榮軍針對范柳原與白流蘇在戰爭中重逢後的結局戲，做了重大的創意補白，超出了原小說的格局。不管接受這個結局與否，我可以肯定的說喻編劇並不是張愛玲粉絲。
沒想到《傾城之戀》穿梭滬港，由文字到音像，平面到立體，跨時代、跨地域、跨媒體、跨方言，輪回變身，終成了香港話劇團的保留劇目，2006年又在香港重演多場，並應邀到澳門、上海、紐約、多倫多、北京等地演出，據說還有不少城市在發邀請函。一出香港粵語舞臺劇被請到上海、北京作多場演出，我至今覺得不可思議！
雖說香港話劇團功不可沒，梁家輝的號召力不容低估，不過對粉絲來說，有張愛玲才可能有化學作用。
上世紀70年代初我開始看張愛玲，在臺灣和香港不算先知先覺但也不落後，跟40年代的上海讀者比差了30年，卻又遠較今日大陸讀者早，以至看到大陸近年的張愛玲熱，竟有時空錯亂的感覺。
如果再有一個這樣的天才作家，我們還會讓她如此時空分崩、斯人憔悴、粉絲欲表敬意而人不在嗎？希望不會。
我只做過一件跟張愛玲有關的事，就是改編了她的《傾城之戀》，搭便車由1987年一直開到現在，看勢頭還有得玩，以付出來說，回報真大。
如果還可以奢望的話，我奢望：一、香港話劇團的《傾城之戀》能到臺北演，因為那裏有熱愛張愛玲的人，二、用上海話再來一次。
﹝原載《萬象》、《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明報》世紀版﹞
6/08/2007
溫暖的留言。肥仔。高天。
肥仔就讀的海南中學﹐這幾天是高考考場。于是﹐放課在家﹐他就率性看書玩。當然﹐一把抓起的總是與歷史有關的小書。
這家伙﹐看書速度蠻快﹐這兩本讀一天吧。呵呵。
K,
男孩子是怎樣長成的呢﹖對肥仔﹐小女子一直欣喜地看著。
肥仔升中一﹐小女子恰好讀了龍老師的《孩子﹐你慢慢來》。印象最深的﹐倒是書末安德烈為母親寫的那篇後記《放手》。
于是﹐對肥仔說﹕中學﹐是人生最美好的時光﹐好好享受你的青蔥歲月吧。遇到麻煩﹐自己想轍兒處理﹔我們即使看見了﹐只要你不言語﹐輕易也不插手﹔不過﹐如果搞不定﹐記得說話﹐畢竟我們是朋友。
肥仔的中一﹐荒唐而快樂﹐鎮日迷迷糊糊。其實﹐這也是小女子期望的。少年維特﹐過于老成﹐倒不好了。
……
這小混球﹐今年已經丟了兩部手機。是真的“丟了”﹐電話打過去﹐一直振鈴到沒電﹐卻怎么也想不起丟哪兒了。哼﹗
不過﹐因肥仔丟了手機﹐小女子今日返家﹐倒意外收到他一張"墨寶"。
讀之﹐詫異﹕什么時候﹐肥仔已經懂得“安排”自己的友情和時日了﹖字﹐寫得很斯文﹐很體貼﹐很溫暖﹐是吧。
我家有子初長成﹐真好。
……
其實﹐就在肥仔留言的當兒﹐小女子已買下了這部新手機。
母子﹐連心﹐不假。
男孩子﹐到底是怎樣長成的呢﹖好奇死了。呵呵。
記下這感覺﹐日後好回味。
男孩子是怎樣長成的呢﹖對肥仔﹐小女子一直欣喜地看著。
肥仔升中一﹐小女子恰好讀了龍老師的《孩子﹐你慢慢來》。印象最深的﹐倒是書末安德烈為母親寫的那篇後記《放手》。
于是﹐對肥仔說﹕中學﹐是人生最美好的時光﹐好好享受你的青蔥歲月吧。遇到麻煩﹐自己想轍兒處理﹔我們即使看見了﹐只要你不言語﹐輕易也不插手﹔不過﹐如果搞不定﹐記得說話﹐畢竟我們是朋友。
肥仔的中一﹐荒唐而快樂﹐鎮日迷迷糊糊。其實﹐這也是小女子期望的。少年維特﹐過于老成﹐倒不好了。
……
這小混球﹐今年已經丟了兩部手機。是真的“丟了”﹐電話打過去﹐一直振鈴到沒電﹐卻怎么也想不起丟哪兒了。哼﹗
不過﹐因肥仔丟了手機﹐小女子今日返家﹐倒意外收到他一張"墨寶"。
讀之﹐詫異﹕什么時候﹐肥仔已經懂得“安排”自己的友情和時日了﹖字﹐寫得很斯文﹐很體貼﹐很溫暖﹐是吧。
我家有子初長成﹐真好。
……
其實﹐就在肥仔留言的當兒﹐小女子已買下了這部新手機。
母子﹐連心﹐不假。
男孩子﹐到底是怎樣長成的呢﹖好奇死了。呵呵。
記下這感覺﹐日後好回味。
梁文道。講讀書不如讀書。唉。
K,
讀到文道這篇文字﹐想起去年訪問時﹐他也提過這番夢想。記得﹐小女子笑說﹕文道﹐還是晚生了五﹑六年。呵呵。
當年在南大﹐小女子與Mayboy相知的評論小組﹐正是文道如今想像的這種讀書樣式。
從老子﹑莊子﹑論語﹑詩經﹑離騷﹑古詩十九首﹐到薩特﹑海德格爾﹐到魯迅﹑胡適﹑沈從文﹑錢鍾書﹐到王蒙﹑賈平凹﹑張賢亮﹑劉索拉﹑王朔﹐到黃仁宇﹑马尔克斯﹐到卡夫卡﹑米蘭昆德拉……精讀﹐爭論﹐再讀﹐再爭論﹐再討論下一輪的書目﹐分工尋找相關書籍。如今﹐想來﹐如天堂。是吧。
我們之中﹐才子黃﹐曾任《今日中國》出版社業務副總﹐九0年代因為策划時政暢銷書《交鋒》成為業內新銳﹐後因一個更加新銳的策划﹐被迫離開出版社。不過﹐就從未離開過出版業。上癮。
另一位才子王﹐曾經與小女子一同學戲曲﹐詩詞歌賦皆佳﹐扮相俊美極了。如今﹐他主持著中國南方最大航空集團的機上讀物出版﹐算是有園地吧。
黃﹑王與Mayboy是兄弟﹐八六年學潮揮揮手﹐牽動了南京數所院校學生上街“反腐”。兄弟之間的爭論﹐往往是為了一篇檄文﹐如何措辭。
如今﹐我們都過了“二十公歲”。然而﹐誰能夠抹去人生第一個二十歲的留痕吶。
是啊﹐別說忘了﹐忘不了。
我們的歲月。
今早﹐Mayboy送小女子上班。紅綠燈間隙。
小女子問﹕總這樣玩﹐好不﹖
Mayboy:不是﹐一直在玩﹖
朝陽﹐依舊燦爛。
呵呵。
講讀書不如讀書
梁文道
但見有人字畫甚佳，中國人就會想辦法去求字求畫，還不給錢，講的就是人情，或者朋友的朋友的人情。比方說在台灣逝世的臺靜農教授，據說就給這些無日無之的人情弄得不堪其擾，晚年身體不好，更是難受。於是鄭板橋這首打油詩才會那麼為人傳誦：「畫竹多於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任渠話舊論交接，又當秋風過耳邊」。號稱「詩書畫三絕」的鄭板橋曾經寄住焦山別峰庵，本是個靜養的好地方，逛竹林望江景，偶有所得，即書墨竹一幅，好不自在。但是後來聞風而至求畫的人太多，壞了庵裏僧人的清修，也敗了鄭板橋的興致。所以寫下這首詩，貼在庵門，好叫人知難而退。
我連給鄭板橋擦鞋子的資格都不配，但是他受的苦，他的心情，請容我說一句：我約略有點感受。所以，今天我要借這一角鄭重地呼籲各方友好，如果再想搞些什麼閱讀講座和論壇，就請別再找我了。
我基本上是個靠嘴巴吃飯的人，在電視上耍嘴皮子，久而久之竟成一門手藝，儘管粗糙，可還是有朋友以為我能說愛說，故此一遇上什麼座談會人數湊不齊的時候，就找我充數。再加上每個禮拜在這裏向大家報告最近都看了哪些書，而且是我想像中的大眾會有興趣的，不免就令人誤會，覺得我真有什麼讀書心得，於是受命赴會的多半是和閱讀有關的活動。何況自己心軟，總是不好意思開口推拒，結果很難過。
長此以往，身心俱疲，感覺遲鈍記憶衰退，寫字鬧出了笑話都不自覺。舉個例子，前數個月寫過一篇介紹《倫敦書評》徵友欄的東西，近日在網上看到有人轉載，就重新看了一回，但怎麼看都不順眼。突然發現，我通篇在談那些幽默抵死的徵友短訊，卻居然忘了「Lonelyhearts」這麼重要的英文字。按「Lonelyhearts」就是專門撰寫這類徵婚徵友小方塊的槍手（和「lonely hearts」不同），可見這是早就存在的行當，我竟當作新鮮事。我認為這是讀書講座講多了的結果。而且照這個趨勢看來，我勸人讀書的時間很快就要超過自己讀書的時間了。
可能生性愚鈍，我硬是不懂為什麼有作者去飯局的時候要比看書的時候多，不看書又怎麼寫作呢？飯局上吃進肚裏的東西變化成報上的文章，對讀者豈不是很不雅嗎？我還想繼續寫專欄，繼續做節目，不敢走捷徑，只好騰出更多的時間讀書。香港這地方有意思，從電台到學校，都愛搞推廣閱讀風氣的運動，而且搞得極盛大。我去過一些「分享」讀書體會的講座，聽眾能有好幾百，台下一片人頭，台上燈光猛烈，你幾乎可以感到講者說話的時候，空氣裏正燦爛地放無形的煙花，熱鬧呀。反過來，真正有效但規模細微的讀書會，卻沒多少人有興趣。可是幾個好友有志一同，細水長流地每個禮拜見一次面，真正分享近日的閱讀心得；又或者一起研究本經典，一章一節地慢慢讀下去；這該是種多麼美好多麼自然的讀書活動呢？如果讀書非要有活動的話.
我也答應過主持這樣的讀書會，但是驚訝地發現許多參加者不只沒看過要共讀的書，且根本沒有要看的打算，我就知道糟了，香港閱讀運動的病已經深入骨髓。不久的將來，會有機構弄出個萬人同時讀《紅樓夢》的盛會，好申報世界紀錄；不久的將來，也有人會在世界閱讀日前夕聚集，零點前正好倒數，然後齊呼「Happy世界閱讀日」！對了，今天是世界閱讀日，新一代文學雜誌《字花》發刊的日子，李歐梵教授與我會在發布會上對談閱讀文化。
讀到文道這篇文字﹐想起去年訪問時﹐他也提過這番夢想。記得﹐小女子笑說﹕文道﹐還是晚生了五﹑六年。呵呵。
當年在南大﹐小女子與Mayboy相知的評論小組﹐正是文道如今想像的這種讀書樣式。
從老子﹑莊子﹑論語﹑詩經﹑離騷﹑古詩十九首﹐到薩特﹑海德格爾﹐到魯迅﹑胡適﹑沈從文﹑錢鍾書﹐到王蒙﹑賈平凹﹑張賢亮﹑劉索拉﹑王朔﹐到黃仁宇﹑马尔克斯﹐到卡夫卡﹑米蘭昆德拉……精讀﹐爭論﹐再讀﹐再爭論﹐再討論下一輪的書目﹐分工尋找相關書籍。如今﹐想來﹐如天堂。是吧。
我們之中﹐才子黃﹐曾任《今日中國》出版社業務副總﹐九0年代因為策划時政暢銷書《交鋒》成為業內新銳﹐後因一個更加新銳的策划﹐被迫離開出版社。不過﹐就從未離開過出版業。上癮。
另一位才子王﹐曾經與小女子一同學戲曲﹐詩詞歌賦皆佳﹐扮相俊美極了。如今﹐他主持著中國南方最大航空集團的機上讀物出版﹐算是有園地吧。
黃﹑王與Mayboy是兄弟﹐八六年學潮揮揮手﹐牽動了南京數所院校學生上街“反腐”。兄弟之間的爭論﹐往往是為了一篇檄文﹐如何措辭。
如今﹐我們都過了“二十公歲”。然而﹐誰能夠抹去人生第一個二十歲的留痕吶。
是啊﹐別說忘了﹐忘不了。
我們的歲月。
今早﹐Mayboy送小女子上班。紅綠燈間隙。
小女子問﹕總這樣玩﹐好不﹖
Mayboy:不是﹐一直在玩﹖
朝陽﹐依舊燦爛。
呵呵。
講讀書不如讀書
梁文道
但見有人字畫甚佳，中國人就會想辦法去求字求畫，還不給錢，講的就是人情，或者朋友的朋友的人情。比方說在台灣逝世的臺靜農教授，據說就給這些無日無之的人情弄得不堪其擾，晚年身體不好，更是難受。於是鄭板橋這首打油詩才會那麼為人傳誦：「畫竹多於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任渠話舊論交接，又當秋風過耳邊」。號稱「詩書畫三絕」的鄭板橋曾經寄住焦山別峰庵，本是個靜養的好地方，逛竹林望江景，偶有所得，即書墨竹一幅，好不自在。但是後來聞風而至求畫的人太多，壞了庵裏僧人的清修，也敗了鄭板橋的興致。所以寫下這首詩，貼在庵門，好叫人知難而退。
我連給鄭板橋擦鞋子的資格都不配，但是他受的苦，他的心情，請容我說一句：我約略有點感受。所以，今天我要借這一角鄭重地呼籲各方友好，如果再想搞些什麼閱讀講座和論壇，就請別再找我了。
我基本上是個靠嘴巴吃飯的人，在電視上耍嘴皮子，久而久之竟成一門手藝，儘管粗糙，可還是有朋友以為我能說愛說，故此一遇上什麼座談會人數湊不齊的時候，就找我充數。再加上每個禮拜在這裏向大家報告最近都看了哪些書，而且是我想像中的大眾會有興趣的，不免就令人誤會，覺得我真有什麼讀書心得，於是受命赴會的多半是和閱讀有關的活動。何況自己心軟，總是不好意思開口推拒，結果很難過。
長此以往，身心俱疲，感覺遲鈍記憶衰退，寫字鬧出了笑話都不自覺。舉個例子，前數個月寫過一篇介紹《倫敦書評》徵友欄的東西，近日在網上看到有人轉載，就重新看了一回，但怎麼看都不順眼。突然發現，我通篇在談那些幽默抵死的徵友短訊，卻居然忘了「Lonelyhearts」這麼重要的英文字。按「Lonelyhearts」就是專門撰寫這類徵婚徵友小方塊的槍手（和「lonely hearts」不同），可見這是早就存在的行當，我竟當作新鮮事。我認為這是讀書講座講多了的結果。而且照這個趨勢看來，我勸人讀書的時間很快就要超過自己讀書的時間了。
可能生性愚鈍，我硬是不懂為什麼有作者去飯局的時候要比看書的時候多，不看書又怎麼寫作呢？飯局上吃進肚裏的東西變化成報上的文章，對讀者豈不是很不雅嗎？我還想繼續寫專欄，繼續做節目，不敢走捷徑，只好騰出更多的時間讀書。香港這地方有意思，從電台到學校，都愛搞推廣閱讀風氣的運動，而且搞得極盛大。我去過一些「分享」讀書體會的講座，聽眾能有好幾百，台下一片人頭，台上燈光猛烈，你幾乎可以感到講者說話的時候，空氣裏正燦爛地放無形的煙花，熱鬧呀。反過來，真正有效但規模細微的讀書會，卻沒多少人有興趣。可是幾個好友有志一同，細水長流地每個禮拜見一次面，真正分享近日的閱讀心得；又或者一起研究本經典，一章一節地慢慢讀下去；這該是種多麼美好多麼自然的讀書活動呢？如果讀書非要有活動的話.
我也答應過主持這樣的讀書會，但是驚訝地發現許多參加者不只沒看過要共讀的書，且根本沒有要看的打算，我就知道糟了，香港閱讀運動的病已經深入骨髓。不久的將來，會有機構弄出個萬人同時讀《紅樓夢》的盛會，好申報世界紀錄；不久的將來，也有人會在世界閱讀日前夕聚集，零點前正好倒數，然後齊呼「Happy世界閱讀日」！對了，今天是世界閱讀日，新一代文學雜誌《字花》發刊的日子，李歐梵教授與我會在發布會上對談閱讀文化。
成大。思沙龍。龍應台。馬家輝。香港。
成大思沙龍 有龍應台有馬家輝也有香港
http://city.udn.com/v1/blog/article/article.jsp?uid=howboo&f_ART_ID=998485
成大思沙龍首場 關於香港的流金歲月
思沙龍 龍應台遊走各大學的痕跡
一種文化種子的痕跡 她希望能在各大學開花結果
衝著龍應台的名字 衝著同學的面子 就去聽聽吧
一開始撥個紀錄片 紀錄香港七○到九○年代的政治局面還有議會問題
很好 內容很充分的紀錄片撥了1 個小時 我不睡著就不姓徐
無聊歸無聊 當中也是看到一些香港的現象
但是 演講最重要的內容當然是主講者講的不是看片子來的
馬家輝 香港明報副刊的主持 看起來很年輕 講起話來也是如此
十分認真中帶著三分幽默還有兩分思考
香港 有著來自大陸內地的左派人士 對毛氏有狂熱 對烏托邦有期待 他們對抗大不列顛
香港 有著來自歐洲的殖民統治者 對亞洲又愛又恨 愛理不理 把香港當成國際情勢的籌碼
香港 有著來自台灣的新鮮潮流 為了政治 一點一滴滲進香港 從黑道到文化 右派潮流不容忽視
獨立? 中共政權? 一國兩制? 也許他們不會計較這麼多名詞和權利糾葛
他們也許只想對自己好一點 過著好一點的生活
看看香港 也許可以想想台灣將來究竟要如何
面對北京 面對世界
馬家輝果然也是瓶墨水
講起來有了條理也有了深度 欲罷不能
應該在多給他一個小時慢慢講
龍應台也讓我印象深刻
文筆鋒利的她看起來像是個鄰家阿姨
講話也是溫和親切 但是還是隱隱透出女強人的風範 強勢
簡單來說 她能主導所有現場的核心導向 談笑之間
真的讓我想起一個人 陳文茜 親切和藹深藏不露版陳文茜
真是一場好演講
思沙龍是一個好東西 考慮一下要不要投入吧
就如龍女士在現場所說的
在這裡 學的和聽的都是學校教不到的
多看多聽多學 對於這個世界
也許以後人生就此不同
http://city.udn.com/v1/blog/article/article.jsp?uid=howboo&f_ART_ID=998485
成大思沙龍首場 關於香港的流金歲月
思沙龍 龍應台遊走各大學的痕跡
一種文化種子的痕跡 她希望能在各大學開花結果
衝著龍應台的名字 衝著同學的面子 就去聽聽吧
一開始撥個紀錄片 紀錄香港七○到九○年代的政治局面還有議會問題
很好 內容很充分的紀錄片撥了1 個小時 我不睡著就不姓徐
無聊歸無聊 當中也是看到一些香港的現象
但是 演講最重要的內容當然是主講者講的不是看片子來的
馬家輝 香港明報副刊的主持 看起來很年輕 講起話來也是如此
十分認真中帶著三分幽默還有兩分思考
香港 有著來自大陸內地的左派人士 對毛氏有狂熱 對烏托邦有期待 他們對抗大不列顛
香港 有著來自歐洲的殖民統治者 對亞洲又愛又恨 愛理不理 把香港當成國際情勢的籌碼
香港 有著來自台灣的新鮮潮流 為了政治 一點一滴滲進香港 從黑道到文化 右派潮流不容忽視
獨立? 中共政權? 一國兩制? 也許他們不會計較這麼多名詞和權利糾葛
他們也許只想對自己好一點 過著好一點的生活
看看香港 也許可以想想台灣將來究竟要如何
面對北京 面對世界
馬家輝果然也是瓶墨水
講起來有了條理也有了深度 欲罷不能
應該在多給他一個小時慢慢講
龍應台也讓我印象深刻
文筆鋒利的她看起來像是個鄰家阿姨
講話也是溫和親切 但是還是隱隱透出女強人的風範 強勢
簡單來說 她能主導所有現場的核心導向 談笑之間
真的讓我想起一個人 陳文茜 親切和藹深藏不露版陳文茜
真是一場好演講
思沙龍是一個好東西 考慮一下要不要投入吧
就如龍女士在現場所說的
在這裡 學的和聽的都是學校教不到的
多看多聽多學 對於這個世界
也許以後人生就此不同
台南。成大。龍應台。思沙龍。
成大思沙龍龍應台開講
http://www.cdnnews.com.tw/20070601/news/nxyzh/
T90003002007053118430952.htm
中華日報記者張明蘭／南市報導
代表社會新思維的成功大學思沙龍講座，首場找來知名作家龍應台開講，龍應台魅力無法擋，現場五百個座位座無虛席。本身是成大校友的龍應台表示，現今台灣的教育權與全球化的參與權、社會權有相當程度被剝奪，較沒機會養成全球觀，學生要自己把這扇窗打開。
首場成大思沙龍講座昨日舉行，龍應台、馬家輝教授以及成大校長賴明詔、教務長湯銘哲一起為講座揭幕，在場師生一同觀賞紀錄片「流金歲月」後，在馬家輝引領下一起翻閱香港殖民時期及回歸中共的艱辛歷程、深入發掘「你所不知道的香港」，引發熱烈討論。
龍應台表示，思沙龍的特點就是完全由學生自己決定問題、處理議題以及完成手冊的編製，這是一個「從做中學」的過程，過程中學生可以學習到處理事情的能力。然現今台灣的教育權、全球化的參與權與社會權有相當程度被剝奪，希望思沙龍可以讓大家打開一扇窗。
龍應台說，現在二十歲的學生是草莓族，事實上是我們這一代成人造成的，重要的關鍵在於成人到底給他們多少機會，對他們提出多大的刺激，她個人的經驗是，你認為他會長多高就有多高，你認為他有多矮他就有多矮，說他們是草莓族可能是我們自己太狹隘。龍應台希望做為師長的讓學生自己探出去。
此外，龍應台也針對右派對於香港文化的影響以及中華民國的文化在香港起了何種作用等問題請教馬家輝。馬家輝表示，香港面對的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是鎖國狀態，沒有東西能給予香港學習，而中華民國的詩人、學者、作家則充分給予香港養分。
成大思沙龍活動總監、材料系二年級陳寶升表示，做為學生單只有讀書是不夠的，要有國際觀，要能練就獨立思考的能力及批判性思維，因此，成大思沙龍團隊是成大師生奮鬥的目標。
2007/05/31 18:43
http://www.cdnnews.com.tw/20070601/news/nxyzh/
T90003002007053118430952.htm
中華日報記者張明蘭／南市報導
代表社會新思維的成功大學思沙龍講座，首場找來知名作家龍應台開講，龍應台魅力無法擋，現場五百個座位座無虛席。本身是成大校友的龍應台表示，現今台灣的教育權與全球化的參與權、社會權有相當程度被剝奪，較沒機會養成全球觀，學生要自己把這扇窗打開。
首場成大思沙龍講座昨日舉行，龍應台、馬家輝教授以及成大校長賴明詔、教務長湯銘哲一起為講座揭幕，在場師生一同觀賞紀錄片「流金歲月」後，在馬家輝引領下一起翻閱香港殖民時期及回歸中共的艱辛歷程、深入發掘「你所不知道的香港」，引發熱烈討論。
龍應台表示，思沙龍的特點就是完全由學生自己決定問題、處理議題以及完成手冊的編製，這是一個「從做中學」的過程，過程中學生可以學習到處理事情的能力。然現今台灣的教育權、全球化的參與權與社會權有相當程度被剝奪，希望思沙龍可以讓大家打開一扇窗。
龍應台說，現在二十歲的學生是草莓族，事實上是我們這一代成人造成的，重要的關鍵在於成人到底給他們多少機會，對他們提出多大的刺激，她個人的經驗是，你認為他會長多高就有多高，你認為他有多矮他就有多矮，說他們是草莓族可能是我們自己太狹隘。龍應台希望做為師長的讓學生自己探出去。
此外，龍應台也針對右派對於香港文化的影響以及中華民國的文化在香港起了何種作用等問題請教馬家輝。馬家輝表示，香港面對的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是鎖國狀態，沒有東西能給予香港學習，而中華民國的詩人、學者、作家則充分給予香港養分。
成大思沙龍活動總監、材料系二年級陳寶升表示，做為學生單只有讀書是不夠的，要有國際觀，要能練就獨立思考的能力及批判性思維，因此，成大思沙龍團隊是成大師生奮鬥的目標。
2007/05/31 18:43
思沙龍。馬家輝。香港。表錯情。
K,
終于看到關于台灣思沙龍的報道。轉貼。
香港學者:香港數十年發展 四次表錯情
http://cms.www.gov.tw/newscenter/Pages/20070531cfp0280.aspx
2007/5/31 下午 09:02
資料來源：中央社
（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市三十一日電）香港城市大學教授馬家輝今天在成功大學發表「你所不知道的香港」演說表示，香港近數十年來的發展，可用四次「表錯情」來概括；馬家輝認為，香港的經濟問題可以慢慢復原改變，但民主制度的追求難以回復。
馬家輝指出，香港第一次表錯情是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當時是英國表錯情；英國政府以為當時蔣介石在抗戰勝利後會收回香港，遂進行立法及行政全面改選計畫，但蔣介石未收回香港，使香港回到原點，這在當時曾引起一些期待，卻沒有具體作用。
香港第二次表錯情約在1967年左右，正值中國大陸文革及香港暴動期間，當時香港左派表錯情，以為北京政府支持香港進行文革，甚至有人以為香港有可能在70 年代來臨前被迫還給中共，最後中共總理周恩來堅持不收回香港，平息爭端。
這次的表錯情，讓香港政府開始微幅推動改革及政治運作方式，且吸收本土人士，大量興建公共房屋，推行義務教育，獲得一些正面回應。
第三次表錯情是在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當時正值中文合法化運動及反貪污運動時期，香港受到台灣政治文化的影響，新一代年輕人以為有言論自由，人民可以行使投票，但最後民主普選還是落空。
董建華上台後提出華人當家作主，是第四次表錯情，結果破壞了優秀的公務員系統，違反市場定律，讓整個經濟受到很大的衝擊。
馬家輝是著名香港藝文人士，他表示，香港政府同時忽視了四個族群的加入，其一是二十歲至三十歲的新生代，不稀罕民主；其二是大量來自南邊的人口，這些人對中國的感覺不同於香港本地人；其三是香港中產階級，在香港時間短，幾乎把香港掏空；其四是香港低階層的人，實質收入降低，福利也未增加。
終于看到關于台灣思沙龍的報道。轉貼。
香港學者:香港數十年發展 四次表錯情
http://cms.www.gov.tw/newscenter/Pages/20070531cfp0280.aspx
2007/5/31 下午 09:02
資料來源：中央社
（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市三十一日電）香港城市大學教授馬家輝今天在成功大學發表「你所不知道的香港」演說表示，香港近數十年來的發展，可用四次「表錯情」來概括；馬家輝認為，香港的經濟問題可以慢慢復原改變，但民主制度的追求難以回復。
馬家輝指出，香港第一次表錯情是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當時是英國表錯情；英國政府以為當時蔣介石在抗戰勝利後會收回香港，遂進行立法及行政全面改選計畫，但蔣介石未收回香港，使香港回到原點，這在當時曾引起一些期待，卻沒有具體作用。
香港第二次表錯情約在1967年左右，正值中國大陸文革及香港暴動期間，當時香港左派表錯情，以為北京政府支持香港進行文革，甚至有人以為香港有可能在70 年代來臨前被迫還給中共，最後中共總理周恩來堅持不收回香港，平息爭端。
這次的表錯情，讓香港政府開始微幅推動改革及政治運作方式，且吸收本土人士，大量興建公共房屋，推行義務教育，獲得一些正面回應。
第三次表錯情是在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當時正值中文合法化運動及反貪污運動時期，香港受到台灣政治文化的影響，新一代年輕人以為有言論自由，人民可以行使投票，但最後民主普選還是落空。
董建華上台後提出華人當家作主，是第四次表錯情，結果破壞了優秀的公務員系統，違反市場定律，讓整個經濟受到很大的衝擊。
馬家輝是著名香港藝文人士，他表示，香港政府同時忽視了四個族群的加入，其一是二十歲至三十歲的新生代，不稀罕民主；其二是大量來自南邊的人口，這些人對中國的感覺不同於香港本地人；其三是香港中產階級，在香港時間短，幾乎把香港掏空；其四是香港低階層的人，實質收入降低，福利也未增加。
湯家驊。忘了，忘不了。
忘了，忘不了
文章日期：2007年6月8日
【明報專訊】科學家告訴我們，人類的記憶有三種：感覺記憶、短期記憶和長期記憶。差不多所有記憶都先由感覺記憶收集，再分類至短期記憶和長期記憶。而我們的大腦亦以不同的區域處理不同的記憶。記性好的人，他們大腦處理長期記憶的部分可能特別發達。
我不知道我的大腦中，負責長期記憶的部分是否發達。我對一些人名、臉孔、事情的細節很多時都記不清楚；但對一些重大的事情，我的記憶卻是非常全面。例如我清楚記得第一次聽到美國總統甘迺迪遇刺的消息時是在上學途中。我當時坐在電車上層，電車停在接近現今銅鑼灣富豪酒店的車站，我俯首下望，看見報販拿頭條標題為〈甘迺迪遇刺〉的報章，高聲喊美國總統遇刺的消息。又或我聽到歌手約翰．連儂（John Lennon）逝世的消息，是個接近聖誕的晚上，我正在駕車回清水灣住所的一個彎角上。又或十八年前六月三日晚上聽到解放軍在天安門清場的消息，和九一一在電視機旁呆呆看飛機撞向世貿大樓的一刻。這些回憶不是刻意保留，卻像永遠不會褪色，不能忘懷。
有些回憶是需要提示的。一篇文章、一幅畫、一個景像或一段音樂，都可以是一個提示。例如每一個我懷念的朋友，都有一段與他們相連的音樂，聽到那段音樂，自然會記起他們的音容。這不是刻意的追憶，只是忘不了。
有人認為所有追憶都是痛苦的。開心的回憶因為歡欣不再，始終有它苦澀的一面。傷痛的回憶只會挑起萬般哀思，更不好受。要快樂地活在今天就得忘記過去，人生才算正面。我不認同這種想法。對我來說，所有回憶都是美好的。開心的，曾經擁有；悲痛的，也是生命的一部分。記憶可以是重溫生命的源頭，也可以是生命歷程中的一些里程碑、坐標，指引著前路。最重要的是，人是應該有感情的。最可怕的，不是人沒有記憶，而是對記憶麻木。所以，不要告訴我要忘記過去，有些事情，是忘不了的。
[湯家驊]
文章日期：2007年6月8日
【明報專訊】科學家告訴我們，人類的記憶有三種：感覺記憶、短期記憶和長期記憶。差不多所有記憶都先由感覺記憶收集，再分類至短期記憶和長期記憶。而我們的大腦亦以不同的區域處理不同的記憶。記性好的人，他們大腦處理長期記憶的部分可能特別發達。
我不知道我的大腦中，負責長期記憶的部分是否發達。我對一些人名、臉孔、事情的細節很多時都記不清楚；但對一些重大的事情，我的記憶卻是非常全面。例如我清楚記得第一次聽到美國總統甘迺迪遇刺的消息時是在上學途中。我當時坐在電車上層，電車停在接近現今銅鑼灣富豪酒店的車站，我俯首下望，看見報販拿頭條標題為〈甘迺迪遇刺〉的報章，高聲喊美國總統遇刺的消息。又或我聽到歌手約翰．連儂（John Lennon）逝世的消息，是個接近聖誕的晚上，我正在駕車回清水灣住所的一個彎角上。又或十八年前六月三日晚上聽到解放軍在天安門清場的消息，和九一一在電視機旁呆呆看飛機撞向世貿大樓的一刻。這些回憶不是刻意保留，卻像永遠不會褪色，不能忘懷。
有些回憶是需要提示的。一篇文章、一幅畫、一個景像或一段音樂，都可以是一個提示。例如每一個我懷念的朋友，都有一段與他們相連的音樂，聽到那段音樂，自然會記起他們的音容。這不是刻意的追憶，只是忘不了。
有人認為所有追憶都是痛苦的。開心的回憶因為歡欣不再，始終有它苦澀的一面。傷痛的回憶只會挑起萬般哀思，更不好受。要快樂地活在今天就得忘記過去，人生才算正面。我不認同這種想法。對我來說，所有回憶都是美好的。開心的，曾經擁有；悲痛的，也是生命的一部分。記憶可以是重溫生命的源頭，也可以是生命歷程中的一些里程碑、坐標，指引著前路。最重要的是，人是應該有感情的。最可怕的，不是人沒有記憶，而是對記憶麻木。所以，不要告訴我要忘記過去，有些事情，是忘不了的。
[湯家驊]
龍口粉絲﹕憂鬱
憂鬱
文章日期：2007年6月8日
【明報專訊】從二月第一個禮拜開始，薄扶林的杜鵑開始啼叫；像裝了擴音器，苦不堪言的悲啼從海面往我的陽台強力放送。從清晨，到清晨，二十四小時不歇止的如泣如訴，尤其在晨昏隱晦、萬物唯靜的時刻，悲哀響徹海天之間。他使我緊張、心悸，使我怔忡不安，使我想出家坐禪，使我萬念俱灰。
怎麼會這樣呢？三月雜樹生花、柳絮滿天時，很多人會得花粉熱，淚水噴嚏不停。但是，有人得過「杜鵑憂鬱症」嗎？
我忙著查資料，這一查，嚇了一跳。誰說我的症狀特別呢？
白居易的《琵琶行》就寫到他聽見的聲音：「住進湓江地低濕，黃蘆苦竹繞宅生。期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
杜牧也曾經一邊聽杜鵑，一邊寫詩：「蜀客春城聞蜀鳥，思歸聲引來歸心。卻知夜夜愁相似，爾正啼時我正吟。」
這一首，不知是誰的詩，更悽慘：「山前杜宇哀，山下杜鵑開，腸斷聲聲血，即行何日回。」
重讀秦觀的《踏莎行》，簡直就是典型的憂鬱患者日誌：「霧失樓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
滿腦子理學的朱熹，聽了杜鵑也忍不住嘆息：「不如歸去，孤城越絕三春暮。」
我好奇，研究生物的李時珍會怎麼說這不尋常的鳥？
「杜鵑，出蜀中，今南方亦有之。狀如雀鷂，而色慘黑，赤口有小冠，春暮即鳴，夜啼達旦，鳴必向北，至夏尤甚，晝夜不止，其聲哀切。」
我的陽台面對西南，而杜鵑北向而鳴，難怪了，他每天正是衝著我的陽台在叫的。「夜啼達旦，其聲哀切」，李時珍顯然也曾因為杜鵑的哀啼而徹夜失眠。
「格物總論」稱杜鵑為「冤禽」。讀到這兩個字，我趕忙把窗關上。「冤禽，三四月間夜啼達旦，其聲哀而吻血。」李時珍只說他「哀切」，這裏說他「哀而吻血」了，彷彿杜鵑哭得一嘴濕淋淋的鮮血。此時窗外一片黝黑，杜鵑一聲比一聲緊逼，我打了一個冷顫。這比愛倫坡的《烏鴉》還要驚恐。
其聲悲苦，必定含冤，所以《蜀志》裏記載，杜鵑是望帝化身的。他把帝位讓給能治水的鱉靈，後來想取回時，卻不可得，於是化為「冤」鳥，整日哀啼。遠古的蜀人，顯然和今天住在海邊的我一樣，對杜鵑啼聲的「哀而吻血」覺得無比難受，所以非得找出一個「理由」來解釋他的詭譎。有了解釋，所有難以理解的事情，都能以平常心看待了。
杜鵑不只出現在詩裏，也出現在小說中。元朝的《瑯環記》，讀來像個完整的「病歷」敘述：「昔有人飲於錦城謝氏，其女窺而悅之。其人聞子規啼。心動，即謝去。女甚恨，後聞子規啼，則怔忡若豹鳴也，使侍女以竹枝驅之曰：豹，汝尚敢至此啼乎？」
這個「病歷」裏，兩個人都有病。男子聽了杜鵑哀啼，得了心悸，就斷絕了一份感情，匆匆遠離。那動了感情的女子，戀情無所著落，此後凡聽見杜鵑，就出現「怔忡」症狀。
有一天，杜鵑的泣聲又從海那邊響起。我衝到陽台，凝神看海面，希望看見那「狀如雀鷂，而色慘黑」的苦主，可是海上一片風雲動搖，光影迷離，任我怎麼定睛專注，都看不見杜鵑的蹤跡，拍下那一刻，是二月四日下午四時二十一分。
每年二月第一個禮拜他突然抵達，五月最後一個禮拜他悄然消失，然後蟬聲大作。我的症狀，六月開始平靜，然後不知為何，心裏就開始暗暗等他明春的回頭。這春天憂鬱症，竟是沒藥可治的了。
[文／龍應台]
文章日期：2007年6月8日
【明報專訊】從二月第一個禮拜開始，薄扶林的杜鵑開始啼叫；像裝了擴音器，苦不堪言的悲啼從海面往我的陽台強力放送。從清晨，到清晨，二十四小時不歇止的如泣如訴，尤其在晨昏隱晦、萬物唯靜的時刻，悲哀響徹海天之間。他使我緊張、心悸，使我怔忡不安，使我想出家坐禪，使我萬念俱灰。
怎麼會這樣呢？三月雜樹生花、柳絮滿天時，很多人會得花粉熱，淚水噴嚏不停。但是，有人得過「杜鵑憂鬱症」嗎？
我忙著查資料，這一查，嚇了一跳。誰說我的症狀特別呢？
白居易的《琵琶行》就寫到他聽見的聲音：「住進湓江地低濕，黃蘆苦竹繞宅生。期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
杜牧也曾經一邊聽杜鵑，一邊寫詩：「蜀客春城聞蜀鳥，思歸聲引來歸心。卻知夜夜愁相似，爾正啼時我正吟。」
這一首，不知是誰的詩，更悽慘：「山前杜宇哀，山下杜鵑開，腸斷聲聲血，即行何日回。」
重讀秦觀的《踏莎行》，簡直就是典型的憂鬱患者日誌：「霧失樓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
滿腦子理學的朱熹，聽了杜鵑也忍不住嘆息：「不如歸去，孤城越絕三春暮。」
我好奇，研究生物的李時珍會怎麼說這不尋常的鳥？
「杜鵑，出蜀中，今南方亦有之。狀如雀鷂，而色慘黑，赤口有小冠，春暮即鳴，夜啼達旦，鳴必向北，至夏尤甚，晝夜不止，其聲哀切。」
我的陽台面對西南，而杜鵑北向而鳴，難怪了，他每天正是衝著我的陽台在叫的。「夜啼達旦，其聲哀切」，李時珍顯然也曾因為杜鵑的哀啼而徹夜失眠。
「格物總論」稱杜鵑為「冤禽」。讀到這兩個字，我趕忙把窗關上。「冤禽，三四月間夜啼達旦，其聲哀而吻血。」李時珍只說他「哀切」，這裏說他「哀而吻血」了，彷彿杜鵑哭得一嘴濕淋淋的鮮血。此時窗外一片黝黑，杜鵑一聲比一聲緊逼，我打了一個冷顫。這比愛倫坡的《烏鴉》還要驚恐。
其聲悲苦，必定含冤，所以《蜀志》裏記載，杜鵑是望帝化身的。他把帝位讓給能治水的鱉靈，後來想取回時，卻不可得，於是化為「冤」鳥，整日哀啼。遠古的蜀人，顯然和今天住在海邊的我一樣，對杜鵑啼聲的「哀而吻血」覺得無比難受，所以非得找出一個「理由」來解釋他的詭譎。有了解釋，所有難以理解的事情，都能以平常心看待了。
杜鵑不只出現在詩裏，也出現在小說中。元朝的《瑯環記》，讀來像個完整的「病歷」敘述：「昔有人飲於錦城謝氏，其女窺而悅之。其人聞子規啼。心動，即謝去。女甚恨，後聞子規啼，則怔忡若豹鳴也，使侍女以竹枝驅之曰：豹，汝尚敢至此啼乎？」
這個「病歷」裏，兩個人都有病。男子聽了杜鵑哀啼，得了心悸，就斷絕了一份感情，匆匆遠離。那動了感情的女子，戀情無所著落，此後凡聽見杜鵑，就出現「怔忡」症狀。
有一天，杜鵑的泣聲又從海那邊響起。我衝到陽台，凝神看海面，希望看見那「狀如雀鷂，而色慘黑」的苦主，可是海上一片風雲動搖，光影迷離，任我怎麼定睛專注，都看不見杜鵑的蹤跡，拍下那一刻，是二月四日下午四時二十一分。
每年二月第一個禮拜他突然抵達，五月最後一個禮拜他悄然消失，然後蟬聲大作。我的症狀，六月開始平靜，然後不知為何，心裏就開始暗暗等他明春的回頭。這春天憂鬱症，竟是沒藥可治的了。
[文／龍應台]
6/07/2007
鄭依依訪梁暐。Lake With No Name.
專訪女作家梁暐
文章日期：2007年6月7日
【明報專訊】梁暐抵港那天，飛機晚點了，錯過了同日下午黃色暴雨下，千五人紀念六四的遊行。「千五人，還有這麼多嗎？」這位十八年前身歷天安門上那場運動的美籍女作家低呼。關於人數，當香港某政黨主席認為一九八九年的鮮血不足為政府的暴行冠上「屠城」之名，他怎不看看梁暐的Lake With No Name、那以八九春夏之交運動為核心而寫成的自傳，展示怎樣一幅血淚與青春的圖像？
血淚與青春交織的圖像
「政治上，他可以去重新定義何謂『屠城』，可是，當時每一個生命的終結，都是誰人的兒子、是某某的兄妹，即便只是一千，甚至一百，那都是太多了。」目前是倫敦Royal Holloway學院講師的梁暐，那一年，是北京大學的心理學系的學生，是民運領袖柴玲的前同房。
「當時沒有人不想上廣場的，你很難找到一個不想去的人。」廣場上，她為過柴玲宣布西城外坦克車之撤退而歡呼，以為政府所做不過是紙老虎。
那是時代的進取氣息。理想的光輝彷彿猛烈的強光，將一切照得過於耀眼，而美好。六四前兩天，梁暐見過廣場上，一年輕人，女的穿著大紅旗袍，男的披略寬的灰西裝，在蓋上了布被潑黑了的毛澤東相前拍照結婚。事實上，她自己，也在六四兩天前，跟系裏年輕教授安民（化名），結婚了。
那種時代的情緒影響是不自覺的，對反貪腐、民主的嚮往追求，從運動延伸開去，參與者對人生種種，感覺到充沛的希望。
如今，她回頭想想，那不免像是過分的樂觀。
其實，安民在此之前曾經對她提出過擔憂，「你認為，為什麼中國從來沒有學生運動成功過，即便是五四運動？在中國，學生總是太精英了，千人之中只有一個。」她雖相信，但是，「你看，你真的能調動群眾、像是能喚起整個中國的時候，你不會想那麼多。當我們身在其中，我們都以為我們能夠移山劈石，誰會想我們將會被鎮壓下去。」
六月二日晚，軍隊或用軍車、或以列隊跑步，向廣場進發之際，得到消息的梁暐與安民，得以及時逃脫了。
六月四日清晨，在新聞中得知同學陣亡的消息，梁暐跑回廣場上，向一輛仍在廣場上的軍車，扔了瓶子，並目睹了憤怒的北京市民，最後的一擊。六月六日，她搬離了北大，那據說將會成為下一個算學生帳的據點。
六四前促成的婚姻，六四後完結了
八月二日，梁暐匆匆領獎學金赴美留學，如同目擊、身歷了其事的人，逃離那高壓的社會。再之後，梁暐與安民離婚了。
那青春的人生階段，彷彿從此過去了。但那段記憶，並不只凝固、凍結在她的腦海中，她寫出的這本不可能在內地出版發行的自傳，以文字不斷回想、反省那青春的生命狀態，當中的愛、熱情、堅持與執迷，以及朋友、伙伴間所發生的一切。「當時的學生運動，是否有其他的出路呢？這是我們永遠要去想的。即使我們有最好的理由，可是當運動失去控制，又應有怎樣的策略？」
「是那段生命的歷程，定義了我是怎樣的人。」
首小說仍不離大時代
梁暐總似是與中國的大時代不可分割似的，青春時仍是學生的她投身火紅的民運，那些日子記載在自傳之中；而她構想的第一本小說The Eye of Jade，則是另一個波瀾壯闊的年月，文化大革命：這部偵探小說中，一個地下私家偵探社的女主持梅，追查文革期間一件被人從博物館中盜走的漢朝玉印，牽出許多過去的秘密，甚至自家家庭的歷史。案件迫梅回溯舊事，揭露人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痛苦選擇：害人或被害，愛人或愛己。
故事的當代場景是北京，過去的布景則是勞改場——事實上，在文革開始第一年出生的梁暐，童年正正在雲南的勞改場上度過。書中的痛苦情緒，如同她在天安門事件中所經歷的，別是真切。
[文／鄭依依]
文章日期：2007年6月7日
【明報專訊】梁暐抵港那天，飛機晚點了，錯過了同日下午黃色暴雨下，千五人紀念六四的遊行。「千五人，還有這麼多嗎？」這位十八年前身歷天安門上那場運動的美籍女作家低呼。關於人數，當香港某政黨主席認為一九八九年的鮮血不足為政府的暴行冠上「屠城」之名，他怎不看看梁暐的Lake With No Name、那以八九春夏之交運動為核心而寫成的自傳，展示怎樣一幅血淚與青春的圖像？
血淚與青春交織的圖像
「政治上，他可以去重新定義何謂『屠城』，可是，當時每一個生命的終結，都是誰人的兒子、是某某的兄妹，即便只是一千，甚至一百，那都是太多了。」目前是倫敦Royal Holloway學院講師的梁暐，那一年，是北京大學的心理學系的學生，是民運領袖柴玲的前同房。
「當時沒有人不想上廣場的，你很難找到一個不想去的人。」廣場上，她為過柴玲宣布西城外坦克車之撤退而歡呼，以為政府所做不過是紙老虎。
那是時代的進取氣息。理想的光輝彷彿猛烈的強光，將一切照得過於耀眼，而美好。六四前兩天，梁暐見過廣場上，一年輕人，女的穿著大紅旗袍，男的披略寬的灰西裝，在蓋上了布被潑黑了的毛澤東相前拍照結婚。事實上，她自己，也在六四兩天前，跟系裏年輕教授安民（化名），結婚了。
那種時代的情緒影響是不自覺的，對反貪腐、民主的嚮往追求，從運動延伸開去，參與者對人生種種，感覺到充沛的希望。
如今，她回頭想想，那不免像是過分的樂觀。
其實，安民在此之前曾經對她提出過擔憂，「你認為，為什麼中國從來沒有學生運動成功過，即便是五四運動？在中國，學生總是太精英了，千人之中只有一個。」她雖相信，但是，「你看，你真的能調動群眾、像是能喚起整個中國的時候，你不會想那麼多。當我們身在其中，我們都以為我們能夠移山劈石，誰會想我們將會被鎮壓下去。」
六月二日晚，軍隊或用軍車、或以列隊跑步，向廣場進發之際，得到消息的梁暐與安民，得以及時逃脫了。
六月四日清晨，在新聞中得知同學陣亡的消息，梁暐跑回廣場上，向一輛仍在廣場上的軍車，扔了瓶子，並目睹了憤怒的北京市民，最後的一擊。六月六日，她搬離了北大，那據說將會成為下一個算學生帳的據點。
六四前促成的婚姻，六四後完結了
八月二日，梁暐匆匆領獎學金赴美留學，如同目擊、身歷了其事的人，逃離那高壓的社會。再之後，梁暐與安民離婚了。
那青春的人生階段，彷彿從此過去了。但那段記憶，並不只凝固、凍結在她的腦海中，她寫出的這本不可能在內地出版發行的自傳，以文字不斷回想、反省那青春的生命狀態，當中的愛、熱情、堅持與執迷，以及朋友、伙伴間所發生的一切。「當時的學生運動，是否有其他的出路呢？這是我們永遠要去想的。即使我們有最好的理由，可是當運動失去控制，又應有怎樣的策略？」
「是那段生命的歷程，定義了我是怎樣的人。」
首小說仍不離大時代
梁暐總似是與中國的大時代不可分割似的，青春時仍是學生的她投身火紅的民運，那些日子記載在自傳之中；而她構想的第一本小說The Eye of Jade，則是另一個波瀾壯闊的年月，文化大革命：這部偵探小說中，一個地下私家偵探社的女主持梅，追查文革期間一件被人從博物館中盜走的漢朝玉印，牽出許多過去的秘密，甚至自家家庭的歷史。案件迫梅回溯舊事，揭露人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痛苦選擇：害人或被害，愛人或愛己。
故事的當代場景是北京，過去的布景則是勞改場——事實上，在文革開始第一年出生的梁暐，童年正正在雲南的勞改場上度過。書中的痛苦情緒，如同她在天安門事件中所經歷的，別是真切。
[文／鄭依依]
超級信使。梁文道。
這組照片的編排﹐屬于倒敘式呵。
遇到位很認真對待相機的朋友﹐依小女子判斷﹐屬于文道的“粉絲”。
我們﹐只好認真對待這次合影。
于是﹐出現了“主持人式”畫面。
誰說文道沒有camera face﹖呵呵。
小女子提議﹐難得見一面﹐合個影吧。
瞧﹐文道的表情多“可愛”。
即使短暫相聚﹐友情也是教人放松的良藥。是吧。
下了節目﹐文道匆匆趕來。一坐下﹐就拿出藥。
是啊﹐前一天他還在內地﹐這天一早又趕到荃灣上節目。怎能不辛苦﹖
這表情﹐好漫畫﹐標題是﹕苦呵﹗呵呵。
但愿﹐小女子的調侃﹐文道見了﹐一笑。
時間﹔２７May,2007 12:00am左右
地點﹔荃灣有限電視茶餐廳
目的﹔請文道做“超級信使”﹐為龍老師捎去小女子于２４May﹐２００７拍攝的巡猴問牛採草莓組照。
6/06/2007
那一天。這樣過。
那一天，小女子黑衣﹐斗大的紅“福”下﹐講故事。
同屋﹐是出生八０年代的弟妹。不知﹐官倒﹐太子黨﹐還有游行。
“知道麼﹖我們曾﹐欣喜若狂﹐廢寢忘食﹐靈魂快樂。”
“我們曾迎著朝陽﹐前行﹐行。因為﹐有他﹐矗立陽台﹐一揮手﹐一條龍﹐出街了。”
如今﹐是網絡世界了。
當年﹐北島詩《生活》﹐只一個字“網”。
本是先知﹐如今字里﹐透著惘然。
網﹐可以是包羅萬有﹔也可以是篩﹐過濾老時光。
知道麼﹖真的﹐濾掉了一代人吶。
好在﹐我們﹐還在。
如今﹐女子﹐站立著。
夕陽。田野。池塘。
……
活著﹐該怎樣﹐就怎樣。
有心﹐相互取暖﹐真好。
兄弟們。中間﹐迎著陽光的﹐就是小才子楚劍。
姊妹們。妹妹莉﹐下周啟程﹐赴台灣﹐那綠島﹐駐島一月。
這日﹐有人陪著喝﹐紅酒。
空氣品質第一。“寶瓶星”試航。正點。
K,
這個島﹐開始正視自己所長﹐所短了。
二十歲﹐風華正茂。是吧。
中國城市空氣品質海口名列第一
中新社海口六月五日電 (記者 關向東) 海口國土環境資源局發佈《海口市二00六年環境品質公告》稱，根據國家環境監測總站的統計，二00六年海口市的環境空氣品質，在全國開展空氣品質日報的城市中名列第一。
該《公告》稱，二00六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環境空氣品質監測結果表明，海口空氣污染指數有三百天達到一級標準，達到二級標準的有六十五天，二00六年空氣污染指數年平均值為四十，空氣品質優良。
該公告同時披露，南渡江龍塘段、永莊水庫、秀英水廠地下水等海口飲用水源地，水質達成率均為百分之百。近岸海域海水水質穩定，主要指標達到相應的功能區標準。二00六年六月到九月開展海濱浴場水質週報工作顯示，假日海灘浴場水質品質等級為二級，游泳適宜度為良。
據介紹，二00六年海口市已建成三個飲用水源地保護區、一個國家自然保護區、一個森林公園，三個風景名勝區，其中東寨港紅樹林自然保護區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石山火山群地質公園為國家級地質公園。全市受保護地區總面積達到了一百八十五點零九平方公里，受保護地區面積占國土面積的比例為百分之八點零三。(完)
大型豪華郵輪“寶瓶星”號將試航三亞
http://www.6num.com/travel/package_3935.html
中新社三亞六月六日電 （尹海明 馮丹）記者今天從三亞邊檢站獲悉，繼義大利歌詩達郵輪公司“阿蘭格拉”號郵輪開通三亞定期航線之後，馬來西亞麗星郵輪公司旗下大型豪華郵輪“寶瓶星” 號將於六月二十一日試航三亞。屆時，該輪將載著來自世界各地的一千七百多名高端遊客到訪三亞。
據悉，“寶瓶星號”將從越南駛往三亞，於六月二十一日早上七時抵達三亞鳳凰島碼頭，並於當日下午三時從三亞出發前往香港。
三亞邊檢站站長梁日進今天向馬來西亞麗星郵輪公司香港公司負責人承諾，保證一千七百名旅客在三亞一小時內通關完畢。麗星郵輪公司負責人對開通三亞航線及今後推廣三亞郵輪市場充滿信心。
據瞭解，“寶瓶星”號郵輪建於法國，排水量近五萬噸、約十層樓高、設有七百六十五間客房，滿載旅客兩千兩百人，擁有各具特色的餐廳、酒廊、會議設施及游泳池。“寶瓶星”號今年春季完成夏威夷航次後加入麗星郵輪香港船隊，經改造後，以時尚新穎的設計理念，迎合香港及亞洲市場的品味和需要，成為今年從香港出發的最大最時尚的一艘超豪華郵輪。（完）
這個島﹐開始正視自己所長﹐所短了。
二十歲﹐風華正茂。是吧。
中國城市空氣品質海口名列第一
中新社海口六月五日電 (記者 關向東) 海口國土環境資源局發佈《海口市二00六年環境品質公告》稱，根據國家環境監測總站的統計，二00六年海口市的環境空氣品質，在全國開展空氣品質日報的城市中名列第一。
該《公告》稱，二00六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環境空氣品質監測結果表明，海口空氣污染指數有三百天達到一級標準，達到二級標準的有六十五天，二00六年空氣污染指數年平均值為四十，空氣品質優良。
該公告同時披露，南渡江龍塘段、永莊水庫、秀英水廠地下水等海口飲用水源地，水質達成率均為百分之百。近岸海域海水水質穩定，主要指標達到相應的功能區標準。二00六年六月到九月開展海濱浴場水質週報工作顯示，假日海灘浴場水質品質等級為二級，游泳適宜度為良。
據介紹，二00六年海口市已建成三個飲用水源地保護區、一個國家自然保護區、一個森林公園，三個風景名勝區，其中東寨港紅樹林自然保護區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石山火山群地質公園為國家級地質公園。全市受保護地區總面積達到了一百八十五點零九平方公里，受保護地區面積占國土面積的比例為百分之八點零三。(完)
大型豪華郵輪“寶瓶星”號將試航三亞
http://www.6num.com/travel/package_3935.html
中新社三亞六月六日電 （尹海明 馮丹）記者今天從三亞邊檢站獲悉，繼義大利歌詩達郵輪公司“阿蘭格拉”號郵輪開通三亞定期航線之後，馬來西亞麗星郵輪公司旗下大型豪華郵輪“寶瓶星” 號將於六月二十一日試航三亞。屆時，該輪將載著來自世界各地的一千七百多名高端遊客到訪三亞。
據悉，“寶瓶星號”將從越南駛往三亞，於六月二十一日早上七時抵達三亞鳳凰島碼頭，並於當日下午三時從三亞出發前往香港。
三亞邊檢站站長梁日進今天向馬來西亞麗星郵輪公司香港公司負責人承諾，保證一千七百名旅客在三亞一小時內通關完畢。麗星郵輪公司負責人對開通三亞航線及今後推廣三亞郵輪市場充滿信心。
據瞭解，“寶瓶星”號郵輪建於法國，排水量近五萬噸、約十層樓高、設有七百六十五間客房，滿載旅客兩千兩百人，擁有各具特色的餐廳、酒廊、會議設施及游泳池。“寶瓶星”號今年春季完成夏威夷航次後加入麗星郵輪香港船隊，經改造後，以時尚新穎的設計理念，迎合香港及亞洲市場的品味和需要，成為今年從香港出發的最大最時尚的一艘超豪華郵輪。（完）
南海。石油。衛留成。兩則。
K,
關注海南﹐石油﹐旅游。就是這樣。一群島﹐一片海。
新加坡貿工部政務部長訪瓊 雙方提出合建石化產業園設想
香港中通社海口六月二日電 海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衛留成，省委副書記、省長羅保銘，一日會見訪瓊的新加坡貿工部政務部長李奕賢一行，衛留成提出與新加坡在海南洋浦合作建設石化產業園的設想。
據報導，衛留成介紹海南發展石油化工產業的優勢所在：環島海域蘊藏著豐富的油氣資源；位於國際主航道的天然深水良港洋浦港擁有三十萬噸級原油碼頭；海南背靠中國腹地，連接東南亞地區，具有發展石油儲備和煉造的區位優勢等等。且經過三年多的發展，海南的石油化工產業已初具規模，目前海南擁有全國最大的天然氣化肥和甲醇生產廠，中國最先進的八百萬噸煉油廠，此外還正在積極落實和籌畫六十萬噸PX、六十萬噸PTA和一百萬噸乙烯等重大專案。
衛留成說，在中國海南雖然是個小省，但卻是最大的經濟特區，不僅擁有優質的自然資源，同時也非常具有產業投資價值。衛留成表示，在海南發展石化產業的起步階段，歡迎新加坡前來投資，雙方在石化產業領域開展多種方式的合作。
李奕賢一行此次訪瓊目的，是考察海南石油化工產業的發展狀況和規劃，以期尋求雙方開展合作的可能性，他在會見前實地考察了洋浦。
目前，新加坡是東南亞最重要的石油煉製和石油化學工業中心，也是世界重要的石油交易和加工中心之一。(完)
*****
農工党建議列海洋經濟為國家重要發展戰略
香港中通社海口六月六日電 農工民主黨中央海洋經濟考察團近日在此間就中國海洋經濟發展，提出四項建議：建議國家更加重視海洋的開發和利用，把發展海洋經濟作為國家的重要發展戰略；統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科學合理地制定各海域、各沿海地區的發展規劃，推動海洋經濟的健康協調發展；應高度重視保護海洋生態環境，保證海洋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加快海洋學科人才隊伍建設，提高從業人員整體素質。
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農工黨中央主席蔣正華，全國政協副主席、農工黨中央常務副主席李蒙率領的農工黨中央海洋經濟考察團，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五日就“實施海洋開發綜合戰略，促進海洋經濟快速健康發展”課題，在海南進行為期一周的考察，本次考察團調研形成的報告將報送中共中央和國務院。
據此間媒體報導，考察團深入海口、瓊海、陵水、三亞、東方等市縣及洋浦經濟開發區漁港碼頭、石油化工企業、農產品基地、科研機構等，瞭解了海南省漁業資源開發與保護、石油天然氣資源開發利用、旅遊、環境保護等方面的情況。
考察團認為，海南內靠華南經濟圈外緣要地、外臨東南亞地區，管轄著眾多海礁和廣闊海域，區位優勢明顯，戰略地位突出；海南有豐富的油氣資源、岸線港口資源、海洋旅遊資源、漁業資源、濱海礦產資源、生態環境資源，具有獨特的自然資源優勢，在發展海洋經濟、維護國家主權和海洋權益方面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發展潛力巨大。海南省委、省政府制定並實施的“以海帶陸、依海興瓊、建設海洋經濟強省”的發展戰略，抓住了海南發展的戰略關鍵，為海南贏得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和機遇。
考察期間，海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衛留成，省委副書記、省長羅保銘會見了考察團一行。(完)
關注海南﹐石油﹐旅游。就是這樣。一群島﹐一片海。
新加坡貿工部政務部長訪瓊 雙方提出合建石化產業園設想
香港中通社海口六月二日電 海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衛留成，省委副書記、省長羅保銘，一日會見訪瓊的新加坡貿工部政務部長李奕賢一行，衛留成提出與新加坡在海南洋浦合作建設石化產業園的設想。
據報導，衛留成介紹海南發展石油化工產業的優勢所在：環島海域蘊藏著豐富的油氣資源；位於國際主航道的天然深水良港洋浦港擁有三十萬噸級原油碼頭；海南背靠中國腹地，連接東南亞地區，具有發展石油儲備和煉造的區位優勢等等。且經過三年多的發展，海南的石油化工產業已初具規模，目前海南擁有全國最大的天然氣化肥和甲醇生產廠，中國最先進的八百萬噸煉油廠，此外還正在積極落實和籌畫六十萬噸PX、六十萬噸PTA和一百萬噸乙烯等重大專案。
衛留成說，在中國海南雖然是個小省，但卻是最大的經濟特區，不僅擁有優質的自然資源，同時也非常具有產業投資價值。衛留成表示，在海南發展石化產業的起步階段，歡迎新加坡前來投資，雙方在石化產業領域開展多種方式的合作。
李奕賢一行此次訪瓊目的，是考察海南石油化工產業的發展狀況和規劃，以期尋求雙方開展合作的可能性，他在會見前實地考察了洋浦。
目前，新加坡是東南亞最重要的石油煉製和石油化學工業中心，也是世界重要的石油交易和加工中心之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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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工党建議列海洋經濟為國家重要發展戰略
香港中通社海口六月六日電 農工民主黨中央海洋經濟考察團近日在此間就中國海洋經濟發展，提出四項建議：建議國家更加重視海洋的開發和利用，把發展海洋經濟作為國家的重要發展戰略；統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科學合理地制定各海域、各沿海地區的發展規劃，推動海洋經濟的健康協調發展；應高度重視保護海洋生態環境，保證海洋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加快海洋學科人才隊伍建設，提高從業人員整體素質。
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農工黨中央主席蔣正華，全國政協副主席、農工黨中央常務副主席李蒙率領的農工黨中央海洋經濟考察團，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五日就“實施海洋開發綜合戰略，促進海洋經濟快速健康發展”課題，在海南進行為期一周的考察，本次考察團調研形成的報告將報送中共中央和國務院。
據此間媒體報導，考察團深入海口、瓊海、陵水、三亞、東方等市縣及洋浦經濟開發區漁港碼頭、石油化工企業、農產品基地、科研機構等，瞭解了海南省漁業資源開發與保護、石油天然氣資源開發利用、旅遊、環境保護等方面的情況。
考察團認為，海南內靠華南經濟圈外緣要地、外臨東南亞地區，管轄著眾多海礁和廣闊海域，區位優勢明顯，戰略地位突出；海南有豐富的油氣資源、岸線港口資源、海洋旅遊資源、漁業資源、濱海礦產資源、生態環境資源，具有獨特的自然資源優勢，在發展海洋經濟、維護國家主權和海洋權益方面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發展潛力巨大。海南省委、省政府制定並實施的“以海帶陸、依海興瓊、建設海洋經濟強省”的發展戰略，抓住了海南發展的戰略關鍵，為海南贏得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和機遇。
考察期間，海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衛留成，省委副書記、省長羅保銘會見了考察團一行。(完)
6/05/2007
關于博鰲。別人整理。
K,
出席了一個座談﹐被人整理了講話。不好意思。
主辦﹕《今日海南》雜誌社
時間﹕30May,2007
出席﹕
劉 錦 海南省外事僑務辦 副主任
張 琦 海南省旅遊局 局長
朱華友 中國南海研究院 副院長
殷仲儀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 副院長
關向東 中國新聞社海南分社采編主任
高 虹 海南日報社 記者
主題一：總結、評析海南利用博鼇亞洲論壇及其年會對外平臺拓展發展空間捕捉海南發展機遇的經驗，尤其是總結、評析2007年會海南的參與和表現。
主題二：海南今後如何更好地利用博鼇亞洲論壇及其年會對外平臺？
******
被整理的錄音
關向東（中國新聞社海南分社採編主任）：
今年媒體報導論壇年會的情緒好像不是特別高，大概是覺得沒有什麼重要的政要參加。博鼇亞洲論壇實際上是NGO（非政府組織）的概念。我覺得這次論壇許多分會的氣氛是很活躍的，因為有胡舒立、潘石屹、林毅夫等等知名媒體人士、企業家和學者在主持，其實沒有政府官員在，它的活躍度也是相當高的。但國內媒體報導，很注重和集中報導官方活動，在他們的報導物件裏，民（間）是小的，官（方）是大的。可實際上，一些比較邊緣的話題，它往往是在NGO的聲音裏出現，你認為它人微言輕，但它是國際趨勢，是未來。博鼇亞洲論壇現在的會議議程設計是越來越細化，越來越NGO式了，我感覺就是行業式的。但我們其實沒有真正的引進NGO這種組織進來。如果會議的面再廣一些，如果海南是一個真正的亞洲NGO每年聚會的地方，從這裏能發出真正的民間聲音，那它的影響力是不得了。當時選擇設計會址的時候，就考慮到海南博鼇離所有政治中心都有一定的距離，卻又處在東亞、東南亞一個中心位置，而且讓它保持田園化，在這裏能夠看到亞洲的景觀，看著農民在地裏種地，大家像喝老爸茶一樣在民間的環境以民間的心境討論亞洲的未來。但現在我們似乎有點跑偏了，過於關注哪位國家領導人要來參會，總是糾纏在裏面。
海南是亞太、東南亞區域新酒店群最密集的地方，理論上應該成為一個會議中心。但為什麼至今會議中心形成不了？香港作為會議中心，它大量地活躍著公關公司，而海南沒有公關公司，只有廣告公司，公關公司與廣告公司是兩個概念的。海南的公關產業是一個空白。往往一些大型國際或者行業會議，儘管在海南召開，但是其公關服務全是外來，海南僅僅是場地供應商，後勤服務商，智慧化程度不高，會後更是只能提供廉價旅遊服務。博鼇的投資方中遠公司行銷部門和我們聊天說，他們在行銷上感到非常困擾，年會開完了，也就沒有什麼可以銷售的了。怎麼辦？其實海南整個酒店群都要請公關公司來幫助這些問題。
在境外，比如香港，各種會議是由專業的公關公司操作的，從會議議題、議程直至後勤服務整個流程，它的專門度就像是外貿的報關公司一樣，專門的人專業化的操作，對它來說只是一個流程，流水線作業。而且，不同公關公司，專注於不同行業，大的公關公司是跨洲際的，觸角很遠，為客戶提供的服務，不是企業自身的行銷部能夠奢望的。建議海南不僅要引進硬的大投資、大專案，還要引進一些國際知名的公關公司，以提供到位的軟服務。要形成會展產業，鼓勵發展公關產業，應該成為政府的一個“產業政策”。
博鼇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始終說，論壇是一所學校，海南要以真正開放的襟懷，通過論壇去瞭解世界，與世界共同脈動。論壇落戶海南七年了，若是讀書，研究生都畢業了。對媒體記者來說，報導之前不對論壇討論的議題進行研究和準備，你是很難問出一些精准的問題的，你甚至不知道人家在上面談什麼，抓不住議題的要點。論壇還不光是媒體的學校，也是海南的，是海南人瞭解世界的“親子課堂”。比如最近的金融、股市問題，當時在會上不已經探討到了麼，與會者和媒體就已經把一些政府官員問得一踏糊塗了。可是本地報導沒怎麼報，重視不夠，反過來海南本地的老百姓丟了這麼好的議題。有關金融、股市的話題討論，那個點如果發出來，對海南的股民應該是一種警示。
出席了一個座談﹐被人整理了講話。不好意思。
主辦﹕《今日海南》雜誌社
時間﹕30May,2007
出席﹕
劉 錦 海南省外事僑務辦 副主任
張 琦 海南省旅遊局 局長
朱華友 中國南海研究院 副院長
殷仲儀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 副院長
關向東 中國新聞社海南分社采編主任
高 虹 海南日報社 記者
主題一：總結、評析海南利用博鼇亞洲論壇及其年會對外平臺拓展發展空間捕捉海南發展機遇的經驗，尤其是總結、評析2007年會海南的參與和表現。
主題二：海南今後如何更好地利用博鼇亞洲論壇及其年會對外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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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整理的錄音
關向東（中國新聞社海南分社採編主任）：
今年媒體報導論壇年會的情緒好像不是特別高，大概是覺得沒有什麼重要的政要參加。博鼇亞洲論壇實際上是NGO（非政府組織）的概念。我覺得這次論壇許多分會的氣氛是很活躍的，因為有胡舒立、潘石屹、林毅夫等等知名媒體人士、企業家和學者在主持，其實沒有政府官員在，它的活躍度也是相當高的。但國內媒體報導，很注重和集中報導官方活動，在他們的報導物件裏，民（間）是小的，官（方）是大的。可實際上，一些比較邊緣的話題，它往往是在NGO的聲音裏出現，你認為它人微言輕，但它是國際趨勢，是未來。博鼇亞洲論壇現在的會議議程設計是越來越細化，越來越NGO式了，我感覺就是行業式的。但我們其實沒有真正的引進NGO這種組織進來。如果會議的面再廣一些，如果海南是一個真正的亞洲NGO每年聚會的地方，從這裏能發出真正的民間聲音，那它的影響力是不得了。當時選擇設計會址的時候，就考慮到海南博鼇離所有政治中心都有一定的距離，卻又處在東亞、東南亞一個中心位置，而且讓它保持田園化，在這裏能夠看到亞洲的景觀，看著農民在地裏種地，大家像喝老爸茶一樣在民間的環境以民間的心境討論亞洲的未來。但現在我們似乎有點跑偏了，過於關注哪位國家領導人要來參會，總是糾纏在裏面。
海南是亞太、東南亞區域新酒店群最密集的地方，理論上應該成為一個會議中心。但為什麼至今會議中心形成不了？香港作為會議中心，它大量地活躍著公關公司，而海南沒有公關公司，只有廣告公司，公關公司與廣告公司是兩個概念的。海南的公關產業是一個空白。往往一些大型國際或者行業會議，儘管在海南召開，但是其公關服務全是外來，海南僅僅是場地供應商，後勤服務商，智慧化程度不高，會後更是只能提供廉價旅遊服務。博鼇的投資方中遠公司行銷部門和我們聊天說，他們在行銷上感到非常困擾，年會開完了，也就沒有什麼可以銷售的了。怎麼辦？其實海南整個酒店群都要請公關公司來幫助這些問題。
在境外，比如香港，各種會議是由專業的公關公司操作的，從會議議題、議程直至後勤服務整個流程，它的專門度就像是外貿的報關公司一樣，專門的人專業化的操作，對它來說只是一個流程，流水線作業。而且，不同公關公司，專注於不同行業，大的公關公司是跨洲際的，觸角很遠，為客戶提供的服務，不是企業自身的行銷部能夠奢望的。建議海南不僅要引進硬的大投資、大專案，還要引進一些國際知名的公關公司，以提供到位的軟服務。要形成會展產業，鼓勵發展公關產業，應該成為政府的一個“產業政策”。
博鼇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始終說，論壇是一所學校，海南要以真正開放的襟懷，通過論壇去瞭解世界，與世界共同脈動。論壇落戶海南七年了，若是讀書，研究生都畢業了。對媒體記者來說，報導之前不對論壇討論的議題進行研究和準備，你是很難問出一些精准的問題的，你甚至不知道人家在上面談什麼，抓不住議題的要點。論壇還不光是媒體的學校，也是海南的，是海南人瞭解世界的“親子課堂”。比如最近的金融、股市問題，當時在會上不已經探討到了麼，與會者和媒體就已經把一些政府官員問得一踏糊塗了。可是本地報導沒怎麼報，重視不夠，反過來海南本地的老百姓丟了這麼好的議題。有關金融、股市的話題討論，那個點如果發出來，對海南的股民應該是一種警示。
想樂。楊照。一天一地的完美。
花色。花俏。日暖。日香。
在元朗。在花圃。在初夏。
隨手拍。
心歡喜。
一天一地的完美
文章日期：2007年6月5日
【明報專訊】四○年代，羅馬尼亞鋼琴家李帕第和指揮家安塞美帶領的瑞士樂團，連續合作演出了好幾首重要的協奏曲。
其中巴爾托克第三號鋼琴協奏曲，在正式演出之前，鋼琴家和樂團從來沒有一起預演，因為這首作品樂團部分的樂譜，直到演出前三個小時，才緊急送到；換做別人、別的樂團，恐怕早就宣布取消演出或換曲目了吧！然而安塞美堅持照原訂計劃演出，因為他對自己樂團直接視譜演奏能力有信心；因為他對自己當場以肢體語言領導樂團發出對的聲音的能力有信心；更重要的，因為他對李帕第有更堅強的信心。
留到今天我們還能聽到的錄音，證明了安塞美是對的。如果不講明不點破，就算耳朵再尖、再挑剔的聽眾，都不容易找出音樂中有什麼草率破綻吧！
安塞美憑什麼這樣信任李帕第？安塞美信任的，是李帕第的完美主義性格。他知道李帕第必定會把他自己分內鋼琴部分準備得好好的，那樣完整完美聲音，不止可以讓指揮放心，而且會給指揮最大的助力，以他的節拍、音色、樂句示範、引導樂團。樂團跟完美的鋼琴小心地走就對了，預演不預演，不太有什麼影響了。
二十世紀以完美主義著稱的鋼琴家，除了李帕第，還有義大利鋼琴家米開朗傑利。的確，這兩個人，還真有不少類似的地方，都重視細節、都講究全方位的準備、都格外熱愛別人眼中「有缺陷」的作品，因為他們可以投注心力想方設法去克服缺陷，將缺陷磨平，透出完美的光澤。那種成就，對他們的吸引力，比什麼都大。
同樣完美主義的兩個人，那麼我們應該順理成章地認定，李帕第和米開朗傑利的音樂必然很接近囉？錯了，而且大錯特錯。
比對兩個人彈過的同樣曲目，例如葛利格的鋼琴協奏曲，或是兩人都很喜歡的舒曼a小調鋼琴協奏曲，即使是不曾受過音樂訓練的耳朵，都可以輕易聽出差別來。
怎麼兩個都努力追求完美的鋼琴家，最終找到的「完美聲音」，竟然天差地別？同樣也是鋼琴家的拉塔里諾講得最好：
「……李帕第為了音樂追求完美複音組合；米開朗傑利卻是為了自己追求完美複音組合。李帕第的樂句合邏輯且前後一致；米開朗傑利的樂句卻包含了自我意志和任性的成分，不過不是出於即興的任性，而是在實驗室裏精心組合的任性……長話短說：李帕第是天使，米開朗傑利則是魔鬼。」(關關﹕是怎樣的聽者啊﹐怎麼怎樣都被誘惑?不該怪樂者呀﹐是聽著心中天使與魔鬼共生吧。呵呵。)
李帕第製造出來的，是平順沒有稜角，如瓷器般光滑美妙的完美聲音；米開朗傑利呢？米開朗傑利殫精竭慮，一個音一個音準備，因為他要把本來是他自己的任性詮釋，包含許多不見得理所當然樂句的演奏，彈到讓聽眾無從反對無從挑剔，讓聽眾徹底被說服，甚至是徹底被征服。 (關關﹕其實真正的藝朮家﹐是不用殫精竭慮的﹐只是率性流淌﹐不在乎誰被“徹底征服”。這是聽者﹐聽得殫精竭慮了。)
李帕第和米開朗傑利提醒我們：即使「完美」，都存在著多元的空間，多元的可能性。完美主義的音樂家追求完美時，他自己深深相信，只有一種「對」的或「最好」的演奏方式，非把那種音樂彈出來不可，但何其幸運，作為聽眾，我們從來不需只接受一種「對」的、「最好」的完美音樂。
[文．楊照 台灣作家．《新新聞》社長]
文章日期：2007年6月5日
【明報專訊】四○年代，羅馬尼亞鋼琴家李帕第和指揮家安塞美帶領的瑞士樂團，連續合作演出了好幾首重要的協奏曲。
其中巴爾托克第三號鋼琴協奏曲，在正式演出之前，鋼琴家和樂團從來沒有一起預演，因為這首作品樂團部分的樂譜，直到演出前三個小時，才緊急送到；換做別人、別的樂團，恐怕早就宣布取消演出或換曲目了吧！然而安塞美堅持照原訂計劃演出，因為他對自己樂團直接視譜演奏能力有信心；因為他對自己當場以肢體語言領導樂團發出對的聲音的能力有信心；更重要的，因為他對李帕第有更堅強的信心。
留到今天我們還能聽到的錄音，證明了安塞美是對的。如果不講明不點破，就算耳朵再尖、再挑剔的聽眾，都不容易找出音樂中有什麼草率破綻吧！
安塞美憑什麼這樣信任李帕第？安塞美信任的，是李帕第的完美主義性格。他知道李帕第必定會把他自己分內鋼琴部分準備得好好的，那樣完整完美聲音，不止可以讓指揮放心，而且會給指揮最大的助力，以他的節拍、音色、樂句示範、引導樂團。樂團跟完美的鋼琴小心地走就對了，預演不預演，不太有什麼影響了。
二十世紀以完美主義著稱的鋼琴家，除了李帕第，還有義大利鋼琴家米開朗傑利。的確，這兩個人，還真有不少類似的地方，都重視細節、都講究全方位的準備、都格外熱愛別人眼中「有缺陷」的作品，因為他們可以投注心力想方設法去克服缺陷，將缺陷磨平，透出完美的光澤。那種成就，對他們的吸引力，比什麼都大。
同樣完美主義的兩個人，那麼我們應該順理成章地認定，李帕第和米開朗傑利的音樂必然很接近囉？錯了，而且大錯特錯。
比對兩個人彈過的同樣曲目，例如葛利格的鋼琴協奏曲，或是兩人都很喜歡的舒曼a小調鋼琴協奏曲，即使是不曾受過音樂訓練的耳朵，都可以輕易聽出差別來。
怎麼兩個都努力追求完美的鋼琴家，最終找到的「完美聲音」，竟然天差地別？同樣也是鋼琴家的拉塔里諾講得最好：
「……李帕第為了音樂追求完美複音組合；米開朗傑利卻是為了自己追求完美複音組合。李帕第的樂句合邏輯且前後一致；米開朗傑利的樂句卻包含了自我意志和任性的成分，不過不是出於即興的任性，而是在實驗室裏精心組合的任性……長話短說：李帕第是天使，米開朗傑利則是魔鬼。」(關關﹕是怎樣的聽者啊﹐怎麼怎樣都被誘惑?不該怪樂者呀﹐是聽著心中天使與魔鬼共生吧。呵呵。)
李帕第製造出來的，是平順沒有稜角，如瓷器般光滑美妙的完美聲音；米開朗傑利呢？米開朗傑利殫精竭慮，一個音一個音準備，因為他要把本來是他自己的任性詮釋，包含許多不見得理所當然樂句的演奏，彈到讓聽眾無從反對無從挑剔，讓聽眾徹底被說服，甚至是徹底被征服。 (關關﹕其實真正的藝朮家﹐是不用殫精竭慮的﹐只是率性流淌﹐不在乎誰被“徹底征服”。這是聽者﹐聽得殫精竭慮了。)
李帕第和米開朗傑利提醒我們：即使「完美」，都存在著多元的空間，多元的可能性。完美主義的音樂家追求完美時，他自己深深相信，只有一種「對」的或「最好」的演奏方式，非把那種音樂彈出來不可，但何其幸運，作為聽眾，我們從來不需只接受一種「對」的、「最好」的完美音樂。
[文．楊照 台灣作家．《新新聞》社長]
閱讀時光。馬家輝。如何述說。
如何述說一場災難？
——寫在「六四」燭光晚會之後
文章日期：2007年6月5日
【明報專訊】今年的六四燭光晚會有點不一樣，由於一個政客所說的幾句輕佻，晚會的主題除像往年般「悼念亡魂」和「要求平反」，難免額外增添了一股強烈的歷史感，主辦單位提醒大家、也要求北京「確認慘劇」；這就是說，希望所有人承認有些事情確實發生過、存在過、出現過。
18年了，從「悼念」到「平反」然後再回到「確認」，這樣的一條集會長路走得令人既無奈也心痛。 18年了，18年的吶喊竟然被迫返回原點，回到18年前的6月16日，對，就是國務院袁木公開對全世界說「天安門廣場前沒有開槍殺死過一個學生」的那天，歷史的兩造說法再度對峙交鋒；這樣的返回原點，宣示了對歷史的尊重，卻亦展示了對歷史的嘲諷。
歷史論述在什麼情下最容易被迫返回原點？這恐怕要視乎權力張牙舞爪到什麼地步了。
上世紀90年代，有「巴爾幹屠夫」稱號的米洛塞維奇曾派塞爾維亞部隊攻入波士尼亞的茲佛尼克市，當地有六成人口是信奉伊斯蘭教的斯拉夫族，部隊佔領該地，殺、燒、搶，把市內的清真寺全部摧，當戰塵落定，該城居民只剩塞爾維亞人，而新上台的官派市長在就職典禮上公然宣稱﹕「茲佛尼克從來不曾有過清真寺！」
新市長膽敢否定歷史，當然因為背後有權力撐腰，他深信土地既由掌權者所佔領，土地上的歷史便由掌權者所撰寫，只要有能力把存在過的證據徹底滅，即能把發生過的事情徹底隱瞞。於其心中，權力等同歷史，歷史就是權力，權力魔杖猶如上帝的手指，祂說要光，指頭一揮，便有了光。
權力，災難，歷史。三者有密不可分的共生關係。猶太裔意大利科學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1919-1987） 於二戰期間因反法西斯暴政而遭拘禁於奧茲維茲集中營，戰後，他把劫後餘生的親身苦難、把採訪得知的慘痛經歷寫成一本又一本的散文、小說、戲劇、評論，努力把「大屠殺」（Holocaust）的歷史真象還原於世人眼前，但他終究面對一個最關鍵的困難﹕到底應該怎樣述說，人們才會相信？
這個困難之所以存在，主要源於兩方面的干擾﹕一是罪證，二是災難本身的可怖性質。李維曾引猶太裔建築師西蒙．威森索（Simon Wiesenthal）之言闡釋箇中艱辛，威森索亦曾被關於集中營，戰後窮50年之力緝捕納粹戰犯，他在The Murderers Are Among Us書末描述了一個納粹狂徒如此囂張地對俘虜說﹕
「不論這場戰爭將如何結束，我們都已經打敗了你們。你們當中沒有人會活下來成為證人，就算有人僥倖存活，也不會被世人相信。或許會有史學家去懷疑、討論、研究，但不會有任何可確定的事情，因為，我們會將所有證據與你們一起摧。即使某些證據存留下來，即使你們當中有人生還，世人也會說你們描寫的事件太恐怖，不可能是真的，故此不願相信。他們會說那是同盟國的誇大宣傳。他們會相信否認到底的我們，而不是你們。納粹集中營的歷史將由我們撰寫。」
為了對抗扭曲、遺忘、煙滅，為了呈現足以令人信服的歷史真象，李維選擇把「灰色地帶」作為書寫重心，他盡量避免把人物和場景截然二分為「壓迫者Vs.抗爭者」、「施害者Vs.被害者」、「敵人Vs. 同志」之類的簡化對立，因為他深信並親身體驗過，集中營內以至整場戰爭的生活處境都比這複雜，「對抗者不再是兩方，再也分辨不出單一的界限。你進入集中營時，期待至少一起受苦的同伴會有同仇敵愾的情感，但是除了極少數的例外，你所期待的盟友根本不存在。真正存在的是數千個各自封閉的單細胞生物，在彼此之間絕望地找尋掩護，同時持續不斷地對抗。被囚禁幾個小時後，你就會清楚發現，原本期待的未來盟友，卻一起攻擊你」。
李維強調的「灰色地帶」，就是黑白之間的那團混沌，譬如說，納粹軍人如何因為羞愧心理的反射而對災難嚴詞否認、營內囚犯如何因為錯誤的判斷而甘向德軍通風報信，他把人性的種種掙扎與猶豫捕捉、刻劃、剖析，像人體素描般把災難歷史還原為血肉肌理。李維深信，唯此策略可以彰顯細微到經常被人忽視的災難罪證，也唯此策略可以讓後世讀者驚嘆，走過歷史災難的人原來跟我們一樣既堅強也脆弱，所以啊，這樣的歷史想必為真。
對於呈現災難，李維於信心之中隱含悲觀，因為，他說﹕
「我們，生還者，並不是真正的證人。我們這些人，是因為欺騙，或能力，或幸運，而沒有碰觸到集中營世界的最底層。那些碰觸到最底層、那些見到蛇髮女妖而化成石頭的人，都無法回來訴說他的經歷，或即使回來，也已經瘖啞。我們這些被命運眷顧的人，以我們或多或少的智慧，不只努力記敘自己的命運，還有其他人，那些滅頂的人的命運，但這仍是『代表第三人』的言語，是近距離親眼所見的故事，卻不是親身經歷的故事。已經完成的滅，並沒有任何人可以全然描述，就像沒有人能回來描述自己的死亡。滅頂的人即使有紙有筆，也無法為自己最終的故事做見證。於是我們代替他們發言，僅能代表而已……有些人死了，獲得了自由但沒有得到救贖。他們一生沒有留下任何東西，只有在我寫下的字句裏見證他們曾經活過。」
確認，見證，發言。三者同樣有密不可分的共生關係。18年來，香港人堅持悼念六四，其實是用吶喊來召喚確認、用腳步來踏出見證、用歌聲來替代發言，而在香港人的苦心堅持裏，許許多多六四死難者的故事得被言說，儘管，正如李維所一再提醒，無論我們如何努力，都不可能把故事說得完整。
然而愈是自知不完整便愈有必要不斷地述說，並應把述說的方式處理得更細緻、更立體，好讓記憶之網能夠撈起更多的歷史海藻。這是抵抗張狂的唯一方法，在「確認-見證-發言」的洪水擊下，「權力-災難-歷史」之間的橫蠻連帶將受挑戰，有朝一日，當邪惡退潮，我們將極高興於自己曾經付出。
香港人每年於六四之夜所點燃的燭光，是記憶之光；六四亡靈沿光尋路，在光亮裏重聽自己的故事，活過來了。因此，六四是生者與死者相遇的時刻，述說就是力量，有此力量，即有盼望，憑此，救贖的一天不會永不來臨。
你昨晚沒來？沒關係，明年六四，不管馬力輕不輕佻，我們都可以在維園相見。
馬家輝--資深傳媒人
——寫在「六四」燭光晚會之後
文章日期：2007年6月5日
【明報專訊】今年的六四燭光晚會有點不一樣，由於一個政客所說的幾句輕佻，晚會的主題除像往年般「悼念亡魂」和「要求平反」，難免額外增添了一股強烈的歷史感，主辦單位提醒大家、也要求北京「確認慘劇」；這就是說，希望所有人承認有些事情確實發生過、存在過、出現過。
18年了，從「悼念」到「平反」然後再回到「確認」，這樣的一條集會長路走得令人既無奈也心痛。 18年了，18年的吶喊竟然被迫返回原點，回到18年前的6月16日，對，就是國務院袁木公開對全世界說「天安門廣場前沒有開槍殺死過一個學生」的那天，歷史的兩造說法再度對峙交鋒；這樣的返回原點，宣示了對歷史的尊重，卻亦展示了對歷史的嘲諷。
歷史論述在什麼情下最容易被迫返回原點？這恐怕要視乎權力張牙舞爪到什麼地步了。
上世紀90年代，有「巴爾幹屠夫」稱號的米洛塞維奇曾派塞爾維亞部隊攻入波士尼亞的茲佛尼克市，當地有六成人口是信奉伊斯蘭教的斯拉夫族，部隊佔領該地，殺、燒、搶，把市內的清真寺全部摧，當戰塵落定，該城居民只剩塞爾維亞人，而新上台的官派市長在就職典禮上公然宣稱﹕「茲佛尼克從來不曾有過清真寺！」
新市長膽敢否定歷史，當然因為背後有權力撐腰，他深信土地既由掌權者所佔領，土地上的歷史便由掌權者所撰寫，只要有能力把存在過的證據徹底滅，即能把發生過的事情徹底隱瞞。於其心中，權力等同歷史，歷史就是權力，權力魔杖猶如上帝的手指，祂說要光，指頭一揮，便有了光。
權力，災難，歷史。三者有密不可分的共生關係。猶太裔意大利科學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1919-1987） 於二戰期間因反法西斯暴政而遭拘禁於奧茲維茲集中營，戰後，他把劫後餘生的親身苦難、把採訪得知的慘痛經歷寫成一本又一本的散文、小說、戲劇、評論，努力把「大屠殺」（Holocaust）的歷史真象還原於世人眼前，但他終究面對一個最關鍵的困難﹕到底應該怎樣述說，人們才會相信？
這個困難之所以存在，主要源於兩方面的干擾﹕一是罪證，二是災難本身的可怖性質。李維曾引猶太裔建築師西蒙．威森索（Simon Wiesenthal）之言闡釋箇中艱辛，威森索亦曾被關於集中營，戰後窮50年之力緝捕納粹戰犯，他在The Murderers Are Among Us書末描述了一個納粹狂徒如此囂張地對俘虜說﹕
「不論這場戰爭將如何結束，我們都已經打敗了你們。你們當中沒有人會活下來成為證人，就算有人僥倖存活，也不會被世人相信。或許會有史學家去懷疑、討論、研究，但不會有任何可確定的事情，因為，我們會將所有證據與你們一起摧。即使某些證據存留下來，即使你們當中有人生還，世人也會說你們描寫的事件太恐怖，不可能是真的，故此不願相信。他們會說那是同盟國的誇大宣傳。他們會相信否認到底的我們，而不是你們。納粹集中營的歷史將由我們撰寫。」
為了對抗扭曲、遺忘、煙滅，為了呈現足以令人信服的歷史真象，李維選擇把「灰色地帶」作為書寫重心，他盡量避免把人物和場景截然二分為「壓迫者Vs.抗爭者」、「施害者Vs.被害者」、「敵人Vs. 同志」之類的簡化對立，因為他深信並親身體驗過，集中營內以至整場戰爭的生活處境都比這複雜，「對抗者不再是兩方，再也分辨不出單一的界限。你進入集中營時，期待至少一起受苦的同伴會有同仇敵愾的情感，但是除了極少數的例外，你所期待的盟友根本不存在。真正存在的是數千個各自封閉的單細胞生物，在彼此之間絕望地找尋掩護，同時持續不斷地對抗。被囚禁幾個小時後，你就會清楚發現，原本期待的未來盟友，卻一起攻擊你」。
李維強調的「灰色地帶」，就是黑白之間的那團混沌，譬如說，納粹軍人如何因為羞愧心理的反射而對災難嚴詞否認、營內囚犯如何因為錯誤的判斷而甘向德軍通風報信，他把人性的種種掙扎與猶豫捕捉、刻劃、剖析，像人體素描般把災難歷史還原為血肉肌理。李維深信，唯此策略可以彰顯細微到經常被人忽視的災難罪證，也唯此策略可以讓後世讀者驚嘆，走過歷史災難的人原來跟我們一樣既堅強也脆弱，所以啊，這樣的歷史想必為真。
對於呈現災難，李維於信心之中隱含悲觀，因為，他說﹕
「我們，生還者，並不是真正的證人。我們這些人，是因為欺騙，或能力，或幸運，而沒有碰觸到集中營世界的最底層。那些碰觸到最底層、那些見到蛇髮女妖而化成石頭的人，都無法回來訴說他的經歷，或即使回來，也已經瘖啞。我們這些被命運眷顧的人，以我們或多或少的智慧，不只努力記敘自己的命運，還有其他人，那些滅頂的人的命運，但這仍是『代表第三人』的言語，是近距離親眼所見的故事，卻不是親身經歷的故事。已經完成的滅，並沒有任何人可以全然描述，就像沒有人能回來描述自己的死亡。滅頂的人即使有紙有筆，也無法為自己最終的故事做見證。於是我們代替他們發言，僅能代表而已……有些人死了，獲得了自由但沒有得到救贖。他們一生沒有留下任何東西，只有在我寫下的字句裏見證他們曾經活過。」
確認，見證，發言。三者同樣有密不可分的共生關係。18年來，香港人堅持悼念六四，其實是用吶喊來召喚確認、用腳步來踏出見證、用歌聲來替代發言，而在香港人的苦心堅持裏，許許多多六四死難者的故事得被言說，儘管，正如李維所一再提醒，無論我們如何努力，都不可能把故事說得完整。
然而愈是自知不完整便愈有必要不斷地述說，並應把述說的方式處理得更細緻、更立體，好讓記憶之網能夠撈起更多的歷史海藻。這是抵抗張狂的唯一方法，在「確認-見證-發言」的洪水擊下，「權力-災難-歷史」之間的橫蠻連帶將受挑戰，有朝一日，當邪惡退潮，我們將極高興於自己曾經付出。
香港人每年於六四之夜所點燃的燭光，是記憶之光；六四亡靈沿光尋路，在光亮裏重聽自己的故事，活過來了。因此，六四是生者與死者相遇的時刻，述說就是力量，有此力量，即有盼望，憑此，救贖的一天不會永不來臨。
你昨晚沒來？沒關係，明年六四，不管馬力輕不輕佻，我們都可以在維園相見。
馬家輝--資深傳媒人
6/04/2007
對讀。文章三則。
第一則﹕
謝韜：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原題﹕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
謝韜 （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
《炎黃春秋》2007卷2期
二十世紀是人類理論的高峰。各種思潮、各種主義都有一批信徒和追隨者，打著他們所信奉的旗號登上歷史舞臺。這是一場評選最優社會制度的“模特大賽”，供人類在較長時段內，聽其言，觀其行，通過理性的比較作出判斷和選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西斯主義滅亡了，帝國主義衰落了，世界上剩下三種社會制度展開了和平競賽。第一種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制度，第二種是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制度（辛子陵在本書中稱之為暴力社會主義），第三種是以瑞典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競賽的結果是民主社會主義勝利，既演變了資本主義，又演變了共產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正在改變世界。辛子陵在本書《結束語》中生動而深刻地講述了這個歷史發展過程：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是繼承和發展的關係，而不是推翻和消滅的關係。這個真理已經為西歐民主社會主義的閃亮崛起和前蘇聯暴力社會主義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證明。二十世紀末，社會民主黨以在大多數歐洲國家競選執政、使歐洲和平進入民主社會主義的歷史性成就，告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靈。歐盟十五國中英國、法國、德國、瑞典、芬蘭、奧地利、葡萄牙、荷蘭、義大利、丹麥、希臘、比利時、盧森堡等十三個國家是社會民主黨或工黨執政。社會黨國際以紅玫瑰為徽記，世人驚呼歐洲紅潮湧動。二○○三年四月十六日，歐洲各國首腦雲集希臘雅典。在衛城遺址見證下，歐盟成員國以及十個新成員國的國家首腦共同簽署了一項入盟條約。從此，捷克、愛沙尼亞、賽普勒斯、拉脫維亞、立陶宛、匈牙利、馬爾他、波蘭、斯洛文尼亞和斯洛伐克等東歐國家加入了歐盟大家庭，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西歐分裂局面的終結。一個經濟繁榮、政治穩定和社會和諧的新歐洲的出現，給紛擾的世界平添了幾分亮色。全世界那些企圖保留他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前途的改革者們，都把目光轉移到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上來。
社會民主黨人對人類文明的歷史性貢獻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會主義運動成為和平的、理性的進化過程。社會民主黨人成功地創造了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框架內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道路。過去我們局限於暴力革命的狹隘經驗，指責人家是“修正主義”，現在看來應給修正主義恢復名譽。因為社會民主黨人不是對資產階級沒有鬥爭，不是單方面讓步，不僅“修正”了社會主義，而且“修正”了資本主義。
一九六五年，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學習社會主義國家的長處，克服自身發展的困難，曾聚集美國費城召開過一次震撼全球的“世界資本主義大會”，並發表《資本家宣言》提出：“借鑒社會主義人民當家作主的經驗，實現股份制的人民資本主義；借鑒社會主義福利制度的經驗，實行從生到死包下來的福利資本主義；借鑒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經驗，實行國家干預的計畫資本主義。” （卞洪登：《資本運營方略》，改革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第二二七頁）
我們習慣稱之為發達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都已成為新資本主義，不同程度地民主社會主義化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後，英、德、法、瑞典、挪威和美國紛紛出現全國性的勞資協調，以階級妥協取代原先誓不兩立的勞資對立，若干人士開始提倡用公共建設來解決失業問題，也就是說以國家的積極介入來解決市場經濟失靈的危機。領導美國走出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危機的羅斯福總統就大膽引進了民主社會主義政策。
以英國工党首相布雷爾和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為代表提出的“第三條道路”是修訂版的民主社會主義。二○○○年六月三日，克林頓參加了在柏林召開的第三條道路（第三次）首腦會議，他在會上說：“我們要經濟增長又要社會公正。我們不相信自由放任主義，但我們也不相信單靠政府能解決這些問題。”會議公報強調：“我們相信市場經濟必須同社會責任相結合，從而創造長期的經濟增長、穩定和全面就業，而國家必須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維持穩定，支持健全的公共財務措施，堅決制止通貨膨脹；國家也應促進金融市場穩定，提高透明度和提倡公平競爭。” （阮宗澤著：《第三條道路與新英國》，東方出版社二○○一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二九○～二九一頁）
最近點算結果，美國參眾兩院有六十一名議員（全是民主黨）是“美國民主社會主義”的會員。美國民主黨的經濟理念，植根於馬克思和凱恩斯的經濟思想，主張政府引導市場經濟，適度的國有化，實行全民醫療保險，政府辦學校，減免窮人稅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資，更多地關懷弱勢群體。共和黨上臺也不改變民主黨的社會政策。民主社會主義把美國“赤化”了。
民主社會主義最偉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生產力的大發展和調節分配，基本上消滅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和體腦勞動的差別，鑄就了民主社會主義的輝煌。這一成就使蘇聯模式的暴力社會主義黯然失色。這是促成蘇聯和東歐國家“和平演變”的根本原因。社會民主黨人用團結資產階級發展先進生產力的辦法，實現了差別日益縮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已經沒有農村和農民了。據二○○三年九月一位旅行者隨機採訪的資料，在法國小城波爾多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約一千五百歐元（歐元與人民幣的比價為一比九），在郊區和鄉間工作的人（原來的農民）月收入為一千至一千二百歐元，白領階層月薪為一千八百至二千歐元，醫生、律師、教授更高些，有的月薪達八千歐元，大企業的股東、上層管理人員、葡萄莊園主的收入則遠遠高於這個水準。隨著知識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產業結構不斷升級，產業隊伍的構成也在改變，主要表現在以體力勞動為主的藍領階層急劇縮小，以腦力勞動為主的白領階層迅速擴大。二十一世紀初，德國藍領工人只占工薪階層的百分之六。被《共產黨宣言》當作革命主力軍與資產階級對峙的工人階級變成少數了，這少數人的生活水準也超過了羅馬尼亞總統。工人階級用不著起來革命，隨著先進生產力的發展就這樣“解放”了。三大差別的縮小，不是寄託在資本主義的徹底滅亡上，而是寄託在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上。
中國沒有在蘇東巨變中垮臺，這要歸功於鄧小平在這之前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當改革開放路線得到大多數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後，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鄧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和趙紫陽頂住“復辟資本主義”的壓力，解散人民公社，實行包產到戶，廢止近乎單一的公有制（一九七八年公有制比重占百分之九十九點一），實行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把資本家請回來了，把先進生產力清回來了。讀者可以看到，這一系列新政策屬於民主社會主義，但為了避免“修正主義”之嫌，我們稱之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在江澤民主持下，又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廢止計劃經濟，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二○○二年加入WTO，與世界經濟接軌。胡錦濤主政伊始，二○○四年三月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保護私有制的重要條文載入憲法，這標誌著中國走上了民主社會主義道路。
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領導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這是足以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思想的“硬道理”。溫家寶總理在世界扶貧大會上宣佈：“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從一九七九年到二○○三年，國民生產總值由三千六百二十四億元，增加到十一萬六千九百億元，扣除價格因素，增長了八點四倍；同期，全國居民消費水準年均增長百分之七；按現行匯率計算，二○○三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一千○九十美元，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準。”
二○○三年，創造了高於一九七八年三十三倍的勞動生產率（據國家統計局計算，一九七八年一年的勞動生產率，相當於二○○三年十一天的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歸根結底是新制度戰勝舊制度、正確路線戰勝錯誤路線、民主社會主義戰勝暴力社會主義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
無庸諱言，改革開放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是貪污腐敗、國資流失和分配不公。特別是分配不公導致的兩極分化，鬧得沸沸揚揚，人心浮動。由此引發了對改革開放的回顧和檢討。大多數人是懷著珍惜改革開放成果的善意獻計獻策，以期糾正偏差，發展大好形勢。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黨內“左派”空前活躍起來，他們利用部分群眾對改革開放不滿的形勢，從根本上否定改革開放，鼓吹回到毛時代去。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樣，先把知識份子推上祭壇，點名批判一些對改革開放建言獻策、作出過貢獻的“主流學者”，說他們推動市場經濟的主張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又把領導主持改革開放的各級領導幹部分成“資改派（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派）”和“社改派” ，鼓吹在黨內外開展一場大鬥爭，向“資改派”奪權，打倒“資改派”。他們對國內政治形勢是這樣表述的：“即將到來的這場決戰，實質上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資改派掌權還是社改派掌權、作美帝國主義附庸還是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生死搏殺。”
“左派”的外交主張掖很駭人聽聞：“必須以社會主義國家為小核心，以中國、巴西、委內瑞拉、伊朗等第三世界國家為中核心，以中、俄、印為大核心，結成在某種程度上包括歐盟、加拿大等在內的最廣泛的反霸統一戰線，同霸權主義進行不可避免得鬥爭，是我們黨和國家外交路線的基軸。” （二○○五年十月張德勤網文：《庸俗發展觀是“百病之根”》。以下未注明出處的引文均見此文）
當胡錦濤向世界宣示對內建設和諧社會，對外實行和平崛起的戰略構想時，“左派”要通過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改變中央的內政外交路線。他們認為現在的改革開放是改變社會主義方向，是和平演變。“是受到了老修正主義的'資本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新思維'之類謬論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理論上的失誤，是沒有分清楚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什麼是修正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正統究竟在哪里？“反修防修”的極左理論時時回潮，干擾改革開放，逼得執政者只能採取“打左燈，向右拐”的策略，改革開放是在政治上受保護、意識形態上受非議的狀態下推行的。中央主要領導人，從鄧小平、江澤民到胡錦濤，只有執政權沒有話語權。“不爭論”的政策只是取消了自己的答辯權，“左派”對改革開放的攻擊和非難一天沒有停止過。
今日極左理論大回潮，“左派”要發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奪權，是二十七年來在意識形態上妥協退讓的必然結果。
正當我“杞人憂天”之際，老友陳叔平教授（他是研究歐洲社會民主黨的專家）向我推薦辛子陵的書稿《千秋功罪毛澤東》 ，我讀了一些重要篇章，特別是畫龍點睛的理論部分《導言》和《結束語》，興奮不已。我們兩個共同認為，無論在歷史事實上，還是在意識形態上，這是一部在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徹底完成撥亂反正的書。作者以精湛的馬克思主義學識和豐富的歷史知識，為改革開放爭得了歷史正統地位，建立了改革派在馬克思主義領域的話語權。
首先，作者以令人信服的歷史考證說明，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會主義者，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首倡者，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辛子陵書稿的《結束語》指出：
一八六六年爆發世界經濟危機。危機過後，資本集中有了驚人的發展。大規模投資銀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現改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結構。隨著一個新的銀行制度的出現，資本積累不再依靠企業家個人的節儉、儲蓄來自我籌集資金了，而是依靠全社會的儲蓄。吸收社會的資金辦企業，股份公司就應運而生了。在歐洲大陸，首先是鋼鐵工業，接著是化學工業、機器製造業和紡織工業，一個部門接著一個部門變成了股份企業。馬克思非常看重這一變化，認為股份公司“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把資本主義的私有產業實行揚棄”。“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以內的揚棄，因而是一個會自行揚棄的矛盾，那顯然只是作為一個過渡點，以便進入到一個新的生產形式中去。” （《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第二版，第五○四頁）
資本家不再擁有私人企業，而只是擁有私人財產，這份私人財產是用貨幣量化的企業資產的一部分；他們不再是企業主，而只是企業的股東、公司利潤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債權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組織和指揮生產的經理、廠長階層，使企業的所有權和管理權相分離。管理者階層掌握著企業的經營權，使資產階級的統治虛幻化。這一項分離是一場和平“革命”，使和平過渡到一種新制度成為可能。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指出：“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和資本所有權分離，勞動也已經完全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餘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一個必經的過渡點，以便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所有，不過這時它已經不是當作一個一個分立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當作共同生產者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 （《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中文版，第五○二頁）
資本主義就這樣完成了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 .《資本論》第三卷推翻了《資本論》第一卷的結論，不再需要“炸毀”資本主義的“外殼”了。馬克思心目中的曼徹斯特資本主義（原始的資本主義）滅亡了。其後資本主義在《資本論》的衝擊下逐漸社會主義化。《資本論》第三卷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窮經研究資本主義幾十年的最終結論，經恩格斯十年的編輯和修訂，於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一八九四年六月出版。
馬克思一八八三年逝世後，恩格斯繼續領導國際工人運動達十二年之久，並於一八八九年成立第二國際。恩格斯具體指導德國社會民主黨進行合法鬥爭，強調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中獲得成功對整個國際工人運動有很大的意義：“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一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裏，舊社會可能和平地長入新社會，比如在法國和美國那樣的民主共和國，在英國那樣的君主國。”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七三頁）
一八九五年三月六日，恩格斯在《〈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 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了最後的反思和修正：“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一八四八年的鬥爭方法（引者注：指《共產黨宣言》中說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一點是值得在這裏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的程度……在一八四八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襲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麼不可能的事情。舊式的起義，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處都起決定作用的築壘的巷戰，現在大都陳舊了。如果說在國家之間進行戰爭的條件已經起了變化，那麼階級鬥爭的條件也同樣起了變化。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無產階級的一種嶄新的鬥爭方式就開始被採用，並且迅速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原來，在資產階級藉以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許多東西是工人階級可能利用來對這些機構本身作鬥爭的。工人開始參加各邦議會、市鎮委員會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選舉；他們開始同資產階級爭奪每一個由選舉產生的職位，只要在該職位換人時有足夠的工人票數參加表決。結果，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於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於害怕起義成就。在羅曼語國家裏，人們也開始愈益瞭解到對舊策略必須加以修改了。德國所作出的利用選舉權奪取我們所能奪得的一切陣地的榜樣，到處都有人模仿；無準備的攻擊，到處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五九五、五九七、六○三、六○七頁）
說完這些話不到五個月，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他就去世了。如果蓋棺論定，這是恩格斯對歐洲各國革命策略問題的最後意見。他期待得是通過工人階級的合法鬥爭取得政權，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應該說，這是恩格斯對歐洲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最後遺言，是對《共產黨宣言》“舊策略”的重要修改。
由此可見，不是伯恩施坦（1850～1932）“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理論，提出了和平過渡理論，伯恩施坦只是重複恩格斯的話，繼承和發揮了恩格斯對馬克思和他共同創立的革命理論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寧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共同勝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後的東方國家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列寧主義是布朗基主義的繼承和發展。布朗基（1805～1881）是十九世紀法國秘密社團領導人，第一國際內的暴力革命派，巴黎公社的軍事領袖。布朗基主義的要義是堅信：不管生產力的發展處於什麼水準，只憑革命暴力就可以創造出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新世界。
毛澤東沒有讀過《資本論》 ，沒有讀過恩格斯晚年的著作（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一九三○年才在蘇聯出版，一九五六年才在中國出版），他讀得比較多的是列寧和史達林的著作。“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是列寧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他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武裝奪取政權，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完全正確的；但建國以後，不顧中國生產力非常落後的國情，放棄新民主主義即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堅持要搞共產主義，所憑藉的是手裏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布朗基主義——列寧主義對他的影響。毛澤東走上暴力社會主義道路不是偶然的。
在馬克思恩格斯總結革命的經驗教訓，承認一八四八年的錯誤以後，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才是《資本論》的最高成果，才是馬克思主義的主題，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這個正統叫做民主社會主義。
在馬克思恩格斯時代，社會民主黨就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從事社會主義運動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列寧標新立異，一九一八年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改名為共產黨，成立第三國際（共產國際），分裂了國際工人運動。列寧、史達林、毛澤東才是最大的修正主義者，他們把恩格斯擯棄的“一八四八年的鬥爭方法”當作旗幟揮舞，從“左”面修正了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理是生產力的發展是整個社會進步的基礎。差別、貧富和社會分化是生產力發展、社會財富增加的結果，因而總體說來是社會的進步；但同時又包含著退步，出現了剝削、壓迫和階級鬥爭。社會就是這樣一個矛盾統一體，這是人類告別野蠻時代進入文明門檻社會存在河發展的形式。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著眼點是前者，這是唯物史觀的基石；過分強調後者的是空想社會主義流派。
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調動社會成員積極性、推動社會進步的杠杆。操縱這個杠杆，有一個合理的“度”（現代經濟科學稱之為“基尼係數” ），超過了這個“度”，社會就要爆炸；消滅了這個“度”，社會就失去了活力和前進的動力。其結果都是矛盾統一體的破裂，讓位給新的王朝或新的制度。領導者或統治者的全部藝術就是掌握好、調控好這個“度”。共產黨人為理想社會奮鬥幾十年，政策上最大的誤導就是企圖消滅這個“度”，用“大鍋飯”的辦法“均貧富”，只要公平，不要效率，甚至以“均貧”而自豪，造成幾十年來生產的停滯和衰退，所謂“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老也發揮部出來，砸了“社會主義”的牌子。
在小生產佔優勢、工業不發達的前資本主義國家，用變動生產關係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這是列寧以來共產黨人背離馬克思主義的根本錯誤。列寧在晚年認識了這個錯誤，並提出了新經濟政策，他說：“既然我們還不能實現從小生產到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所以作為小生產和交換的自發產物的資本主義，在一定範圍內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應該利用資本主義（特別是要把它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上去）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 （《論糧食稅》，《列寧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三四二頁）
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完成了他引為驕傲的“三大改造”之後，迅速認識到了這是個錯誤，提出過他的新經濟政策。他說：“上海地下工廠同國營企業也是對立的。因為社會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現在做衣服三個月，合作工廠做的衣服袖子一長一短，扣子沒有眼，品質差。最好開私營工廠，同地上的作對，還可以開夫妻店，請工也可以。這叫做新經濟政策。我懷疑俄國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只搞兩年，退卻轉為進攻，到現在社會物資還不足。我們保留了私營工商業職工二百五十萬人（工業一百六十萬，商業九十萬），俄國只保留了八、九萬人。還可以考慮，只要社會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私營大廠，定條約，十年、二十年不沒收。華僑投資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沒收。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稿資本主義。” （《共和國走過的路——建國以來重要文獻彙編》[1953～1956年]第三○八頁）
這是毛澤東認識到了但沒有勇氣實行的一項政策。這些對自己錯誤的反思僅停留在嘴上，正確思想的火花一閃很快就熄滅了。現在我們要把毛澤東認識到但沒有勇氣改正的錯誤改正過來，實行他的新經濟政策。不要因噎廢食。看到資本主義經濟的蓬勃發展，就驚呼：“大事不好，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了！”沒有古代的奴隸制，就沒有近代的歐洲。沒有資本主義所創造的物質財富，社會主義在這個永遠是空想，永遠是“大鍋飯”的水準。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於各種生產力的發展，更有利於社會關係的發展，更有利於一個高級新社會形態所需的各種要素的創造。“ （《資本論》第一卷，一九六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九六二頁）
如果把第二國際（社會黨國際）和第三國際（共產國際）所建立的社會制度比作兩種類型的社會主義實驗的話，後者的失敗是必然的，因為它沒有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這樣一個條件，而且連資本主義的萌芽都消滅了。正如辛子陵所說：“一場以消滅私有制為結局的革命，一種以排斥先進生產力為特徵的社會制度，無論以什麼堂皇的名義，都是沒有前途的。”由此可見，蘇聯解體，東歐巨變，中國走上改革開放道路，都是“左”傾修正主義的失敗，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而社會民主黨人所作的那個實驗，以瑞典模式為代表，影響了整個西方工業國家，改變人類歷史的方向。我們要更加重視、更加尊重馬克思主義的最高成果——民主社會主義。
其次，辛子陵以令人信服的歷史考證說明，恩格斯晚年放棄了所謂“共產主義”的最高理想。他在《導言》裏指出：沒有什麼“共產主義”大目標，這是一個被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早年提出來晚年拋棄了的命題。一八四七年十月恩格斯寫了《共產主義原理》一文，勾畫了這位二十七歲的青年對未來理想社會的憧憬。一八九三年五月十一日恩格斯七十三歲時對法國《費加羅報》記者發表談話，否定了年輕時設計的未來社會模式。
恩格斯說 ：“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麼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於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您在我們這裏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第六二八～六二九頁）
前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發表回憶錄，其中談到，勃列日涅夫當年曾對自己的弟弟說：“什麼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聽的空話。” 前蘇聯領導人的錯誤不在於放棄共產主義目標——一旦發現這是不能實現的空想自然應該放棄——而在於拿自己不再相信的理論繼續作為官方意識形態欺騙人民。一個帶領人民前進的政黨必須像恩格斯那樣與時俱進地對自己的奮鬥目標作出調整，並鄭重地告訴人民。
設置終極奮鬥目標是基督教的文化傳統。相信耶穌基督降生後一千年，基督要復活，要在世界上建立天國。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是從這裏衍化而來，是基督教天國理念的現代版。黑格爾和馬克思、恩格斯都相信，人類社會的進化不是無限連續，永無止境，而是要達成一個終極目標，完成一個社會形態。在這一點上，黑格爾和他的弟子馬克思、恩格斯都違背了辯證法。對黑格爾而言，這是自由國家；對馬克思、恩格斯而言，則是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成了烏托邦的旗幟。當伯恩施坦主張扎扎實實地改良社會，切切實實地為工人謀福利，提出“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一切”的時候，他理所當然地成了高舉共產主義旗幟的列寧的敵人。
建立天國的想法，表現了科學尚不昌明時代人類對具體地改善處境、提高生活品質的無奈，把現實中實現不了的事情推向遙遠的未來。所謂“共產主義”大目標在各個歷史時代是不同的，是具體的，變化的。馬克思說“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時候，不會想到人人需要一部電腦；恩格斯曾說人人都住上有暖氣的房子就是共產主義了。我們在延安時代理想中的共產主義就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 .事實上，我們今天所擁有、所享受的物質文明，早已超過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想像，超過了他們所制定的共產主義標準。
用所謂“長遠利益”否定“當前利益” ，用未來共產主義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撫人民，叫人民忍受現實的饑餓、貧窮和苦難，是空想社會主義者欺騙人民的把戲。這一切都應該收場了。
反“右派”以後仍然沒有停止思考的中國知識份子的優秀代表顧准說： “我對這個問題琢磨了很久，我的結論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矛盾永遠存在。所以，沒有什麼終極目的，有的，只是進步。” （《顧准文集》，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三七○頁）
我常常想，德國人是不是應該比我們更懂得馬克思，俄國人是不是應該比我們更懂得列寧，就像我們比外國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樣。為什麼德國人揚棄了的馬克思主義不適合現實生活的部分，為什麼俄國人拋棄了的列寧主義，我們要當作神物供奉著？當作旗幟高舉著？
民主社會主義剔除了馬克思主義中的空想成分，使馬克思主義由空想變成了現實。作為活著的馬克思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生根的馬克思主義，是給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帶來高工資、高福利的民主社會主義，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烏托邦。當代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上寫的是民主社會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是堅持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民主黨人既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又代表全社會的共同利益，有廣泛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不是挑起階級衝突，激化社會矛盾，而是把社會各階級團結起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在社會財富總量的不斷增加中，調節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共同富裕不是讓有產者變成無產者，而是讓無產者變成有產者；不是讓富人變成窮人，而是讓窮人變成富人。這是社會民主黨人治理國家的總的思路。這個嶄新的思路比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劫富濟貧的思路高超百倍，前者是共同富裕，後者是共同貧窮。
就在暴力社會主義走到山窮水盡的時候，民主社會主義在西北歐取得了極大的成功。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富裕＋專制腐敗也不是社會主義。普通民眾的富裕和政府官員的廉潔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兩大亮點。民主社會主義寄託著人類的希望。
辛子陵從歷史大視角回顧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為批了多年的所謂“修正主義”翻案，為民主社會主義正名，為中國共產黨向民主社會主義轉變掃清了障礙。他指出，瑞典社會民主黨的執政經驗對我們度過難關、解決面臨的棘手問題有重要參考價值：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唐劉禹錫：《陋室銘》）瑞典雖是小國，瑞典社會民主黨雖是小黨，但它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典範，它的經驗具有普世價值，是對人類文明的偉大貢獻。在民主憲政框架內，瑞典社民黨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確，代表了廣大人民的利益，得以連選連任、長期執政的經驗；在經濟建設中把效率和公平統一起來，實現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經驗；正確處理勞資關係，調動工人和企業家兩個積極性，實現勞資雙贏的經驗；有效地防止特權階層出現，杜絕官員以權謀私、貪污受賄，長期保持廉政的經驗，為我們在改革開放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成功的範例。（辛子陵新書《結束語》）
構成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的是民主憲政、混合私有制、社會市場經濟、福利保障制度。民主社會主義核心是民主。沒有民主的保障，其他三項都會異化和變質。“四大法寶”我們學了後面三樣，就是不學民主憲政。
晚清以來，中國學習西方文明有一條祖訓：“西學為用，中學為體。” 學工業，學科學，學教育，這是所謂“用”的部分；至於“體” ，即政治體制，那是祖宗家法，不能變的。祖宗傳下來的專制獨裁，是最好的政治體制，改進一下都不行，君主立憲都不行，結果清朝亡了。
孫中山創立民國，有了憲法，有了國會，但蔣介石強調一個党，一個領袖，党在憲法國會之上，領袖在党之上，還是專制獨裁。
毛澤東取代了蔣介石，各黨各派，全國人民，希望毛澤東兌現延安時的民主諾言，成為中國的華盛頓，開民主國家新紀元。住進中南海，毛澤東變了臉，宣稱他是 “馬克思＋秦始皇”，而且比秦始皇還要厲害一百倍，成為不穿龍袍的皇帝。他設計的權力結構和政治制度是保證和不妨礙毛澤東乾綱獨斷的一種制度。由於不受任何制約，不聽任何反對意見，三年大躍進，餓死了三千七百五十萬人，成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有人說我們的制度好得很，決不學西方民主、三權分立那一套。一個制度好不好，不是個理論問題，而是個實踐問題。實踐是檢驗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唯一標準。我們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萬知識份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躍進的瘋狂發動，當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廢止憲法、停止議會活動的時候，我們的制度沒有任何反抗。說這個制度在保障民主、保障人權、保衛憲法尊嚴方面，形同擺設，絲毫不起作用，難道不符合事實嗎？
二○○四年胡錦濤在法國國民議會的演講，鄭重昭告世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我們明確提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我們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主義民主的具體制度，保證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的權利。” 給中國的民主政治帶來了新的希望。
政治體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企圖保留毛澤東模式的政治體制，只在經濟上改革開放，會重蹈蔣介石國民黨在大陸走向滅亡的官僚資本主義道路。只有民主憲政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執政黨貪污腐敗問題。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現在正在醞釀通過黨內三權分立（將決策權、監督權和執行權分離：黨的代表大會及其常設委員會行使決策權，黨委會行使執行權，紀律檢查委員會行使監督權）、實現領導體制民主化，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並在一些地區試點。由絕對排斥到結合實際地探索三權分立的實現形式，這是政治體制改革指導思想的突破。
要造成這樣一種政治局面：作為党的領導人錯了，在黨內能夠得到有效抵制和糾正；作為執政黨的官員錯了，能夠得到國家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的有效抵制和糾正。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運作方式要作根本的改變，要在憲法之下活動，而不是高居憲法之上。要讓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切實行使民主國家議會的職權，在政權體系中建立防止獨裁、防止腐敗、防止失誤的糾錯機制。有意識地設置和強化這樣一個對立面，將保證我黨成為民主決策、清正廉潔、領導正確的執政黨。
從執政黨領導體制的改革到國家政治體制的改革，這種兩步走的戰略，可能是中國特色的憲政道路。
我的入黨介紹人張友漁在一九九四年彌留之際曾對我說：“抗戰勝利後，我們目睹國民黨專制獨裁貪污腐敗，最終失盡人心丟掉政權。我們這些老同志無論如何不能眼睜睜地看著我們黨也走上這樣一條路。” 當時相對唏噓，並無良策。讀了辛子陵的書，興奮之餘，寫下了上面一席話，算是執行張老的臨終囑託。耿耿救党之心，同志朋友亮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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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則﹕
科學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百年分合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70531/xw/sd/200705310047.asp
南方週末 2007-05-31 15:37:04
□高放
■編者按：中國不能照搬民主社會主義，是一個不可動搖的政治原則。但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可以而且必須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其中就包括了借鑒民主社會主義的有益的經驗。中國人民大學資深教授、中國國際共運史學會副會長高放先生集中論述了民主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的百年分合。如何正確對待民主社會主義，應不難從中得到啟示。敬請垂注。
◎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這兩類社會主義政黨、科學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這兩種政治社會思潮，本來同宗、同根、同義、同黨。
◎2004年2月古特雷斯主席率領高級代表團訪華，胡錦濤總書記親自會見，這標誌著社會黨國際與我黨的關係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加強與社會黨國際及其各成員党的合作，有利於共同構建和諧世界。
◎當今世界是民主資本主義(又稱自由主義或者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鼎足三分。其中，民主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的關係最為世人所關注。
本是同根生
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這兩類社會主義政黨、科學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這兩種政治社會思潮，本來同宗、同根、同義、同黨。回顧百年國際共運史，就能清楚地看到它們的來龍去脈。
從1869年起，歐洲很多國家先後成立了社會黨或者社會民主黨，這時成立的工人政黨都不稱共產黨。社會黨就是社會主義黨的意思，我們在翻譯時省去了“主義”兩字，就類似共產主義黨省去“主義”二字而簡稱共產黨。凡是民主革命任務尚未完成的國家則稱社會民主黨，意即肩負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雙重任務。社會民主黨的指導思想當時通稱社會民主主義。馬恩從1873年起自稱“科學社會主義”，但他們也同意使用“社會民主主義”的提法。
當時馬恩的戰友———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威廉·李蔔克內西———認為科學社會主義跟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是一回事。他有過這樣一段名言：“民主社會主義深信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有著緊密的聯繫”，“力求為社會爭取一個民主的國家，以便在社會主義的原則上組織社會。”“未來將屬於以民主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和以社會主義為基礎的民主。”這是對民主與社會主義互為基礎、不可分離的精闢說明，同時也說出了社會黨人的奮鬥目標。從這段名言可知科學社會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同祖、同根，是一回事，是同義語，科學要以民主為基礎，民主要以科學為指導。
這種社會主義將通過什麼途徑來實現？按照馬恩科學社會主義的設想，社會主義只能通過社會黨領導人民群眾開展階級鬥爭，平時利用資本主義議會民主，而在關鍵時刻要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新型國家機器。第一國際於1876年解散後，1889年各國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又組成第二國際，繼續為實現社會主義而奮鬥。
但是在巴黎公社革命失敗之後，隨著歐洲形勢的變化，馬恩的思想也發生了變化。尤其是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寫成《〈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提出一個新的觀點，即隨著西方資產階級議會民主的發展，將來無產階級政黨在民主國家可以利用議會民主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個新觀點並沒有否定暴力革命，恩格斯特別聲明無產階級“沒有放棄自己的革命權”。晚年的恩格斯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因地制宜、與時俱進的靈活策略。
從同室操戈到分道揚鑣
恩格斯過世後，以伯恩施坦為代表的右派，根據恩格斯晚年思想，片面強調可能利用議會民主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認為不可能再搞暴力革命，因此主張德國社會民主黨應該變為“民主社會主義的改良政黨”，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這遭到左派的批判。盧森堡等人在批判伯恩施坦時提出，平時可以利用議會民主，但最終還是要靠暴力革命才能通往社會主義。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德國黨內兩派完全分裂。工人政黨對德國政府所發動的戰爭是支持還是反對？右派認為應該支持，要保衛德意志國家民族利益；左派則認為應該加以抵制，因為這是帝國主義之間爭奪殖民地與勢力範圍的戰爭，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應該聯合起來，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當時絕大多數社會黨掌權的右派首領都支持本國政府進行的帝國主義戰爭，第二國際在政治上破產了！當時還出現過以考茨基為首的中派，力求調和左右兩派，但後來中派也與右派合流了。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之後，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左派領袖列寧感到社會民主黨的右派在戰爭期間支持本國政府，使得各國工人互相殘殺，戰後他們又繼續推行和平改良主義政策，這完全背叛了科學社會主義。因此，在1918年3月俄國社會民主黨七大上，列寧主張恢復馬恩1847年的建黨原則，把社會民主黨的名稱改為共產黨，把社會民主黨這件“骯髒的襯衣”換掉。其他國家社會民主黨左派普遍回應，紛紛另建共產黨。
初次較量，共產黨大勝
從1918年俄共改名到1949年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形成為止，世界上總共建立了80個共產黨，其中有20個党是從原來第二國際中社會民主黨的左派轉變改名的。
這三十多年間各國共產黨都奉行科學社會主義路線，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就。在社會主義陣營最強大、科學社會主義最鼎盛之時，其領土、人口和工業總產值都約占世界總量的三分之一，可謂三分天下有其一。資本主義世界的共產黨成就也較突出。例如法共總書記多列士曾於1945－1947年間參加政府任國務部長、副總理，意共總書記陶裏亞蒂也於1945年後參加政府任不管部長、副總理、眾議院議會黨團主席。
社會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也有所發展，到1949年社會黨在世界範圍有34個，黨員總共約有900多萬，但實力遠不如共產黨。與1919年共產黨建立的國際組織第三國際相對應，社會黨在1923年也建立了一個國際組織，名為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其意圖旨在表明他們也代表工人階級，也響亮地提出了社會主義，但他們反對暴力革命，推行漸進的改良主義路線，主張通過議會民主來爭取執政。從1919年到1949年的三十年間，總共有德、英、法、瑞、丹等十幾個歐洲的社會黨先後通過多黨平等競選的方式上臺執政，有的聯合執政，有的單獨執政。本來缺乏執政經驗的社會黨在初步執政、短期執政中還是力爭通過並且執行了一些增進工人權益的法律，如縮短了工人的勞動時間，增加了工人的工資等等。雖然總的來說他們在這個時期的執政成效不大，卻邁出了通過議會民主合法鬥爭上臺執政的第一步。
在這個階段，共產黨與社會黨、共產國際與社會主義工人國際處於對抗狀態，雙方都想吃掉對方。其結果起初是兩敗俱傷(值得注意的是，法共與法國社會黨曾於1934－1935年間一度合作，但是未能堅持下去)，為德意等國法西斯政黨上臺執政創造條件，然後雙方都遭到了法西斯暴政的鎮壓；社會主義工人國際于1940年被迫停止活動，共產國際於1943年解散。二戰後雙方有過短暫合作，隨著冷戰開始，雙方恢復對抗；最終到1949年共產黨取得大勝，社會黨遭受嚴重挫折，其主要標誌是東歐八國由共產黨取得政權，而其中六國的社會黨均被合併到共產黨中去了。
再起風雲，社會黨快速發展
從1949年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形成到1991年蘇聯劇變，四十多年間雙方繼續對峙。共產黨從大起轉為大落。大起時，共產黨由原來的80個發展到150個左右，黨員人數由2000多萬發展到9000萬之多，社會主義國家由原來的13國增加到了16個國家(後來新增加的3個國家是1959年建國的古巴、1975年建國的柬埔寨和老撾)。然而這時共產黨執政國家已出現很多動盪，大傷元氣。最嚴重的是從1989年到1991年，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垮掉了11個。總之，這一階段起初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繼續獲得大勝，最終卻遭受重大挫折。
相比之下，社會黨在這個階段得到了穩步、快速的發展。社會黨于1951年建立了社會黨國際，取代戰前的社會主義工人國際，成為各國社會黨的國際組織，協調各國社會黨之間的方針政策，為民主社會主義這個共同目標的實現而努力。這個時期的社會黨已經由歐洲擴展到世界五大洲，到1991年社會黨已經達到了151個，黨員總數有2500萬。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先後有四十多個社會黨上臺執政，而且是較為長期的連續執政，並且成效顯著。比如瑞典社會民主黨累計總共執政六十多年，在它執政期間，沒有像蘇聯那樣急於實現公有制，而是通過高額累進稅、高額遺產稅的辦法，加強第二次分配的調整，逐步限制了資本主義的剝削。第一次分配是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第二次分配即是把資本家剝削的剩餘價值以高額稅收的方式索取回來，由國家重新分配，使之回歸全社會，實現了“從搖籃到墳墓”全民性費用全部由國家包下來的福利政策，執政者廉潔奉公，不搞特權，權力依法廣受監督和制約。因此，社會民主黨執政所推行的福利政策，不僅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而且又是羊毛用在羊身上。雖然沒有消滅資本主義制度，但是它限制了資本主義的剝削，對資本主義制度作出了局部的調整，生長出不少社會主義因素。
更值得我們重視的一個現象是，蘇東劇變後，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絕大部分都改名換姓，改變旗號，最終都轉變為社會黨或者社會民主黨。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原來共產黨中的很多人，對科學社會主義未能真正實現感到失望，但是又不願意回到資本主義，因此就轉向了民主社會主義，認為這不失為另一條可供選擇的現實出路。還有一些西歐共產黨也改變為社會民主黨。
蘇共失敗是自掘墳墓
這個階段之所以共產黨大受挫折，其根本原因在於蘇聯東歐共產黨執政幾十年之中，在很多方面實際上背離了科學社會主義，從特定的意義上可以說是既反“蘇”又反共。
“蘇”者蘇維埃，就是蘇聯工人、農民、士兵創造的工農政權機關。1917年布爾什維克黨就是依靠工農創造的蘇維埃順利地掌握了國家政權，在掌握了政權之後，又在憲法當中規定了蘇維埃是蘇聯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但是蘇共長期以來淩駕於蘇維埃之上，國家的重大決策、重大人事安排全部是在蘇共政治局幾個領導人作出決定後再強加給蘇維埃，有些決策甚至瞞著蘇維埃。
除了反蘇，蘇共還反共。共產主義的內涵本身就包含民主，恩格斯在建黨時就指出：“民主在今天就是共產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664頁)，共產黨的組織原則理應是民主制。十月革命之初，蘇聯還是存在民主的。但1924年列寧逝世之後，史達林就處心積慮地開始個人集權，到1941年終於把黨政軍三大權力集中於一身，之後又推行了職務終身制、指定接班人制等等，這些做法帶有濃厚的沙皇君主專制主義色彩。史達林確立的這些政治體制，從根本上違背了社會主義民主的原則。
從對抗轉向合作
從上個世紀70年代起，共產黨與社會黨的關係趨於緩和，從1976年社會黨國際十三大後，社、共兩党開始了超越意識形態的聯繫，1980年代雙方開始對話合作。1991年蘇東劇變後至今，更是進入了密切合作的新階段。雙方各自總結前兩個階段的經驗教訓。當前大多數共產黨對待社會民主黨，都改變過去的對抗做法，不能再把社會民主黨看成為共產黨的敵人，而視之為另一種有重大影響的社會主義流派，看成共產黨應該聯合團結的對象，看成值得共產黨人借鑒學習的朋友。在當今世界，共產黨和社會黨、科學社會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只有求同存異，加強合作，才能增強改變資本主義世界的實力，共同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
目前社會黨國際已經擁有169個成員党，4000多萬黨員，資本主義世界的各國共產黨共有122個，黨員總數約300多萬。絕大多數國家社會黨的力量遠比共產黨大得多。以瑞典為例，當今瑞典社會民主黨約有120多萬黨員，而瑞共只有3000多人。各國共產黨要趕超社會黨，科學社會主義要趕超民主社會主義真是任重道遠。首先必須善於與社會黨合作，善於借鑒社會黨，不斷更新觀念，善於發展科學社會主義，趕超民主社會主義。法共和法國社會黨從1995年起在大選中開始結盟合作，並於1997年組成左翼聯合政府。義大利重建共產黨從1994年起與左翼民主黨開始競選合作。西班牙、葡萄牙、希臘等國共產黨也都開始與社會黨合作。南非共產黨從1994年起就有三人參加以“非國大”(非洲人國民大會、社會黨國際成員党)為主的民族團結政府，擔任部長，“非國大”領導層中近1／3為共產黨人，兩党已實行黨內合作。
我們黨改革開放以來也總結了國際共運史上的經驗教訓。胡喬木同志于1980年7月7日在同《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小組成員的談話中講得相當精闢，這裏摘錄如下：“共產國際犯了兩方面的錯誤：一、對第二國際沒有留一點餘地，把它說成是反革命，是社會帝國主義，列寧這個判斷也是不正確的，把社會民主黨完全等同於帝國主義，結果弄到現在共產黨同社會民主黨很難合作。這麼大的問題這麼簡單地處理，留下後遺症是不小的。二、建立了一個集中制的共產國際，這可以說是列寧關於共產黨建黨思想的擴大”，“這樣做的結果，就是俄國要變成全世界的統治者”，“這就把共產主義運動完全引到絕路，引導到它的反面。這是非常不好的”。“我們要奉行的社會主義，在國內是民主的，在國際上也是民主的。如果沒有這種民主，社會主義搞不成，共產主義也搞不成”。“共產主義是最高綱領，民主難道就不是？到那個時候民主是否就消亡？我是不大同意民主消亡這種觀點的”(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83頁)。
從1980年代初起，我們黨與越來越多的社會黨建立聯繫。1982年社會黨國際開始與我黨直接接觸，1984年5月社會黨國際主席勃蘭特首次訪華。1987年4月6日鄧小平在同瑞典政府首相、瑞典社會民主黨主席卡爾松會談的全文記錄稿中說：“我們都是左翼”。肯定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都是左翼，這就改變了以往唯我獨左、把社會民主黨視為右翼的傳統看法。當今我們黨已經同幾乎所有的社會黨都建立並發展了友好交流關係。2004年2月古特雷斯主席率領高級代表團訪華，胡錦濤總書記親自會見，這標誌著社會黨國際與我黨的關係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看來加強與社會黨國際及其各成員党的合作，有利於共同構建和諧世界。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社會民主黨認為：“在當今世界上存在三類政黨，三種國家，三種社會制度”。他們認為社會黨執政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比如丹麥、瑞典社會民主黨執政時都自稱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把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叫做共產主義國家，西方資產階級政黨執政的國家則稱之為資本主義國家。據我個人研究，當今世界的確是三大政治思潮，即為民主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但是當今世界上的社會制度則只有兩種，民主社會主義還沒有能夠成為一種獨立的社會制度。民主社會主義執政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資本主義，但是民主社會主義這個模式在西方還沒有完全實現，還在探索當中。比如，瑞典社會民主黨執政時間最長，實行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制度，這就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但是瑞典國家94％的生產資料還集中在一百家大資本家手中，17個大財團還支配著瑞典國家的經濟命脈，國家股票的三分之二由占瑞典人口2％的富豪控制，而98％的平民百姓則只佔有股票的三分之一，可見瑞典還是私人資本佔有優勢，佔有統治地位，因此很難說瑞典是個社會主義國家，其實還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但是我們應該改變一個觀念，我們過去認為資本主義就是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是純粹的社會主義。然而在當今世界，已經不存在這樣一種純粹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之所以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就是因為從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新政以來，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國家在很多方面限制了資本主義的剝削，局部地改變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生長出了一些社會主義的因素。當今儘管還有壟斷經濟的成分，但是競爭超越了壟斷，當今我們不宜再用壟斷或競爭來劃分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而應從社會整體的變化來透析這個問題。從這個角度而言，我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到20世紀70年代末這場以資訊化為標誌的新科技革命迅猛發展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已經從傳統的壟斷資本主義發展到了社會資本主義的新階段。
現在的西方資本主義是社會資本主義，這主要表現為：第一，它的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了；第二，它的社會主義因素在不斷增加。我用21個字來界定“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以社會化勞動為基礎，由勞動人民掌權的社會形態。用這個定義來分析當今資本主義所出現的種種新情況。比如在瑞典社會民主黨長期執政下，經濟迅速發展，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社會民主黨通過高額稅收的辦法把社會化勞動成果中的相當一部分掌握在國家政府手中，用於全民福利。瑞典的勞動者所得(工資加雇主為其支付的相當於工資總額約40％的社會保險金)與資方所得(利潤加折舊費)相比，在二戰後初期為1∶1，1960年代為2∶1，1970年代為3∶1，1980年代為2∶1，有些年頭甚至超過4∶1。可見瑞典勞動者的實際收入是逐步提高的。因此瑞典既有社會化程度的提高，又有社會主義因素的增長，可以說當今瑞典是一個社會資本主義國家。即使在沒有社會民主黨執政的西方國家(如美國)也有高度的社會化和有所增長的社會主義因素，這些國家也屬於社會資本主義國家。即便是曾經發生劇變的原蘇東國家，儘管他們都轉向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但是也仍然保留了一些原來社會主義時期的全民福利的社會主義因素，因此這些國家也是屬於社會資本主義國家。
而在我國，改革開放以後我們不再搞純粹的社會主義，也允許非公經濟的發展，也出現了資本主義的因素，因此，我們是有資本主義因素的社會主義，以社會主義為主體。從當今這兩種社會制度的並存、發展之中我們可以看到，當今世界各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相互影響。因此，我們應該順應時代潮流，加強各國之間的相互借鑒，加強各國之間的團結合作，為共同營造一個和諧的世界而努力。
■輿情指要
●俞可平：《論維護和實現公平正義》
原載2007年05月28日《北京日報》。作者系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
旗幟鮮明地將公平正義與自由、民主一起，並列為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核心元素，是這篇文章的主要特色。作者認為，公平正義自古以來就是人類追求的普遍價值，更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沒有公平正義，就沒有社會主義；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公平正義。
作者進而指出，公平正義既是我們所追求的長遠價值，更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努力實現的緊迫任務。而在現代條件下，沒有民主和法治，斷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正義。因為我們所講的公平正義，是指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益在全體公民之間公平而合理的分配。這就必須有一整套既能充分反映和表達人民利益，又能確保政府權力為人民所用、政府政策滿足人民需要的制度、程式和法規，否則，“人民利益”或“人民作主”便是一句空話。這樣的一種制度只能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因此構成實現公平正義的一個根本的前提條件。
作者曾以一篇《民主是個好東西》而令海內外矚目。《論維護和實現公平正義》或可解讀為《公正是個好東西》，而與《民主是個好東西》具有同等價值，堪為雙璧。
●冒天啟：《對恩格斯晚年社會發展思想的再思考》
原載2007年4月20日《社會科學報》。作者冒天啟原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博士生導師。
作者認為，恩格斯晚年除了整理馬克思的《資本論》手稿之外，還積極參與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踐活動，撰寫了富有戰鬥性的大量著述，經典如《卡爾·馬克思〈1848年到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由此確立了恩格斯晚年的重要思想。至少有如下幾點值得我們再思考：
1.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經驗，反思暴力革命理論，提出舊社會和平長入新社會的思想，認為普選制是一種全新的武器。
2.面對實踐，認真研究市場經濟發展的新情況，提出資本主義也有計劃；
3.以《資本論》一、二、三卷為整體，確立了費用與效用相比較的價值理論；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價值理論。
4.以俄國為例，指明落後國家的革命如果沒有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支持，不可能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
作者把恩格斯的晚年思想直截了當地概括為民主社會主義思想，認為這是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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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前夕胡錦濤左右受敵文章日期：2007年6月4日
【明報專訊】國家主席胡錦濤本周將會訪問瑞典，勢必加劇內地對瑞典社會主義模式的討論。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謝韜2月發表〈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檄文，一石激起千層浪，爭論至今未息。《南方周末》本期發表共運專家高放〈科學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百年分合〉，試圖說明兩者沒有根本分別，但相信也不可能讓「左派」偃旗息鼓。
「民主社會主義」反暴力
謝韜文章的要害地方，其一是中國不應該有終極目標，也就是說憲法中以共產主義社會的目標要取消；其二是暴力革命過去是錯誤的，這個歷史問題可以納入「不爭論」範圍，但現實意義是，今後即使無產階級如何受到剝削，也不應暴力反抗。觀點引起北京、上海、南京的左派分別集會激烈反對。他們認為，在中共「十七大」即將召開之際，蓄意拋出「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綱領，目的是企圖影響中央對政治改革的決策，取消中共的合法性，顛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而謝韜文章所代表的決不止是謝韜一個人，而是一批人、一股勢力。
左派促解決兩極分化
這裏所說的「左派」，不是過去黨內的左派，而是民間學者，他們是憑知識分子的良知，同情在改革過程中利益被忽略的工人與農民，舉起旗幟代表他們的利益，對改革開放的現狀提出質疑。由於他們在建制內沒有地位，所提出的主張也不為當權者接受，或可被稱為「孤獨的左派」。他們一方面嘲笑現今的中共距離「無產階級政黨」性質愈來愈遠；另一方面又擔心中共真的朝官僚資本主義的方向愈走愈遠。極端的甚至懷念毛澤東的功績與路線，遂成為右派攻擊的話柄。
「左派」當中也不乏理論家，全力支持鄧小平改革的劉國光教授最近反駁謝韜的言論中，就明確提出，「改革是社會主義自我完善，不能離開這個大方向；開放是保持主權和增強自力更生能力的開放，不是讓外國資本主義控制我們」。他認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謝韜的「民主社會主義論」，指瑞典的生產力高，人民富裕，「工人階級用不起來革命，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樣就解放了」。兩者的分別在於，前者認為政府的角色決不是僅僅提供公共產品，還要積極承擔消除兩極分化的責任，後者則認為市場經濟已經取得空前成就，今後只要按民主社會主義的方向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就可以。
「左派」對當權者的態度是複雜的。筆名「中史俞」的作者一方面承認現政府對改善兩極分化的承擔：「好在黑夜的盡頭總是黎明，當多數西方分析家仍寄未來於中共黨內保守派與改革派間的精英鬥爭之時，中國已然進入反思市場改革的新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推動者，不僅是亮劍出鞘的新一屆政府，更是影響日深的上層和民間左派。」但另一方面，又認為政府正受右派攻擊。文章說，中國的新自由主義代表了極端市場主義，新保守主義和權威主義的離奇組合，其目標是以穩定形式激進化經濟與政治的演變，用權力保證動盪時期的市場化進程，並在全球化浪潮中尋求國家的完全退出。
影響胡總十七大表述
中共十七大召開前夕，意識形態的爭論將會愈演愈烈，這加添了胡錦濤在十七大文件上如何表述的挑戰，也是觀察中共路向的指標。
【本欄逢周一刊出】
明報駐京記者 阮紀宏
謝韜：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原題﹕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
謝韜 （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
《炎黃春秋》2007卷2期
二十世紀是人類理論的高峰。各種思潮、各種主義都有一批信徒和追隨者，打著他們所信奉的旗號登上歷史舞臺。這是一場評選最優社會制度的“模特大賽”，供人類在較長時段內，聽其言，觀其行，通過理性的比較作出判斷和選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西斯主義滅亡了，帝國主義衰落了，世界上剩下三種社會制度展開了和平競賽。第一種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制度，第二種是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制度（辛子陵在本書中稱之為暴力社會主義），第三種是以瑞典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競賽的結果是民主社會主義勝利，既演變了資本主義，又演變了共產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正在改變世界。辛子陵在本書《結束語》中生動而深刻地講述了這個歷史發展過程：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是繼承和發展的關係，而不是推翻和消滅的關係。這個真理已經為西歐民主社會主義的閃亮崛起和前蘇聯暴力社會主義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證明。二十世紀末，社會民主黨以在大多數歐洲國家競選執政、使歐洲和平進入民主社會主義的歷史性成就，告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靈。歐盟十五國中英國、法國、德國、瑞典、芬蘭、奧地利、葡萄牙、荷蘭、義大利、丹麥、希臘、比利時、盧森堡等十三個國家是社會民主黨或工黨執政。社會黨國際以紅玫瑰為徽記，世人驚呼歐洲紅潮湧動。二○○三年四月十六日，歐洲各國首腦雲集希臘雅典。在衛城遺址見證下，歐盟成員國以及十個新成員國的國家首腦共同簽署了一項入盟條約。從此，捷克、愛沙尼亞、賽普勒斯、拉脫維亞、立陶宛、匈牙利、馬爾他、波蘭、斯洛文尼亞和斯洛伐克等東歐國家加入了歐盟大家庭，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西歐分裂局面的終結。一個經濟繁榮、政治穩定和社會和諧的新歐洲的出現，給紛擾的世界平添了幾分亮色。全世界那些企圖保留他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前途的改革者們，都把目光轉移到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上來。
社會民主黨人對人類文明的歷史性貢獻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會主義運動成為和平的、理性的進化過程。社會民主黨人成功地創造了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框架內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道路。過去我們局限於暴力革命的狹隘經驗，指責人家是“修正主義”，現在看來應給修正主義恢復名譽。因為社會民主黨人不是對資產階級沒有鬥爭，不是單方面讓步，不僅“修正”了社會主義，而且“修正”了資本主義。
一九六五年，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學習社會主義國家的長處，克服自身發展的困難，曾聚集美國費城召開過一次震撼全球的“世界資本主義大會”，並發表《資本家宣言》提出：“借鑒社會主義人民當家作主的經驗，實現股份制的人民資本主義；借鑒社會主義福利制度的經驗，實行從生到死包下來的福利資本主義；借鑒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經驗，實行國家干預的計畫資本主義。” （卞洪登：《資本運營方略》，改革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第二二七頁）
我們習慣稱之為發達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都已成為新資本主義，不同程度地民主社會主義化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後，英、德、法、瑞典、挪威和美國紛紛出現全國性的勞資協調，以階級妥協取代原先誓不兩立的勞資對立，若干人士開始提倡用公共建設來解決失業問題，也就是說以國家的積極介入來解決市場經濟失靈的危機。領導美國走出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危機的羅斯福總統就大膽引進了民主社會主義政策。
以英國工党首相布雷爾和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為代表提出的“第三條道路”是修訂版的民主社會主義。二○○○年六月三日，克林頓參加了在柏林召開的第三條道路（第三次）首腦會議，他在會上說：“我們要經濟增長又要社會公正。我們不相信自由放任主義，但我們也不相信單靠政府能解決這些問題。”會議公報強調：“我們相信市場經濟必須同社會責任相結合，從而創造長期的經濟增長、穩定和全面就業，而國家必須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維持穩定，支持健全的公共財務措施，堅決制止通貨膨脹；國家也應促進金融市場穩定，提高透明度和提倡公平競爭。” （阮宗澤著：《第三條道路與新英國》，東方出版社二○○一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二九○～二九一頁）
最近點算結果，美國參眾兩院有六十一名議員（全是民主黨）是“美國民主社會主義”的會員。美國民主黨的經濟理念，植根於馬克思和凱恩斯的經濟思想，主張政府引導市場經濟，適度的國有化，實行全民醫療保險，政府辦學校，減免窮人稅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資，更多地關懷弱勢群體。共和黨上臺也不改變民主黨的社會政策。民主社會主義把美國“赤化”了。
民主社會主義最偉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生產力的大發展和調節分配，基本上消滅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和體腦勞動的差別，鑄就了民主社會主義的輝煌。這一成就使蘇聯模式的暴力社會主義黯然失色。這是促成蘇聯和東歐國家“和平演變”的根本原因。社會民主黨人用團結資產階級發展先進生產力的辦法，實現了差別日益縮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已經沒有農村和農民了。據二○○三年九月一位旅行者隨機採訪的資料，在法國小城波爾多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約一千五百歐元（歐元與人民幣的比價為一比九），在郊區和鄉間工作的人（原來的農民）月收入為一千至一千二百歐元，白領階層月薪為一千八百至二千歐元，醫生、律師、教授更高些，有的月薪達八千歐元，大企業的股東、上層管理人員、葡萄莊園主的收入則遠遠高於這個水準。隨著知識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產業結構不斷升級，產業隊伍的構成也在改變，主要表現在以體力勞動為主的藍領階層急劇縮小，以腦力勞動為主的白領階層迅速擴大。二十一世紀初，德國藍領工人只占工薪階層的百分之六。被《共產黨宣言》當作革命主力軍與資產階級對峙的工人階級變成少數了，這少數人的生活水準也超過了羅馬尼亞總統。工人階級用不著起來革命，隨著先進生產力的發展就這樣“解放”了。三大差別的縮小，不是寄託在資本主義的徹底滅亡上，而是寄託在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上。
中國沒有在蘇東巨變中垮臺，這要歸功於鄧小平在這之前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當改革開放路線得到大多數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後，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鄧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和趙紫陽頂住“復辟資本主義”的壓力，解散人民公社，實行包產到戶，廢止近乎單一的公有制（一九七八年公有制比重占百分之九十九點一），實行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把資本家請回來了，把先進生產力清回來了。讀者可以看到，這一系列新政策屬於民主社會主義，但為了避免“修正主義”之嫌，我們稱之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在江澤民主持下，又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廢止計劃經濟，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二○○二年加入WTO，與世界經濟接軌。胡錦濤主政伊始，二○○四年三月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保護私有制的重要條文載入憲法，這標誌著中國走上了民主社會主義道路。
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領導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這是足以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思想的“硬道理”。溫家寶總理在世界扶貧大會上宣佈：“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從一九七九年到二○○三年，國民生產總值由三千六百二十四億元，增加到十一萬六千九百億元，扣除價格因素，增長了八點四倍；同期，全國居民消費水準年均增長百分之七；按現行匯率計算，二○○三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一千○九十美元，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準。”
二○○三年，創造了高於一九七八年三十三倍的勞動生產率（據國家統計局計算，一九七八年一年的勞動生產率，相當於二○○三年十一天的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歸根結底是新制度戰勝舊制度、正確路線戰勝錯誤路線、民主社會主義戰勝暴力社會主義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
無庸諱言，改革開放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是貪污腐敗、國資流失和分配不公。特別是分配不公導致的兩極分化，鬧得沸沸揚揚，人心浮動。由此引發了對改革開放的回顧和檢討。大多數人是懷著珍惜改革開放成果的善意獻計獻策，以期糾正偏差，發展大好形勢。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黨內“左派”空前活躍起來，他們利用部分群眾對改革開放不滿的形勢，從根本上否定改革開放，鼓吹回到毛時代去。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樣，先把知識份子推上祭壇，點名批判一些對改革開放建言獻策、作出過貢獻的“主流學者”，說他們推動市場經濟的主張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又把領導主持改革開放的各級領導幹部分成“資改派（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派）”和“社改派” ，鼓吹在黨內外開展一場大鬥爭，向“資改派”奪權，打倒“資改派”。他們對國內政治形勢是這樣表述的：“即將到來的這場決戰，實質上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資改派掌權還是社改派掌權、作美帝國主義附庸還是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生死搏殺。”
“左派”的外交主張掖很駭人聽聞：“必須以社會主義國家為小核心，以中國、巴西、委內瑞拉、伊朗等第三世界國家為中核心，以中、俄、印為大核心，結成在某種程度上包括歐盟、加拿大等在內的最廣泛的反霸統一戰線，同霸權主義進行不可避免得鬥爭，是我們黨和國家外交路線的基軸。” （二○○五年十月張德勤網文：《庸俗發展觀是“百病之根”》。以下未注明出處的引文均見此文）
當胡錦濤向世界宣示對內建設和諧社會，對外實行和平崛起的戰略構想時，“左派”要通過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改變中央的內政外交路線。他們認為現在的改革開放是改變社會主義方向，是和平演變。“是受到了老修正主義的'資本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新思維'之類謬論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理論上的失誤，是沒有分清楚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什麼是修正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正統究竟在哪里？“反修防修”的極左理論時時回潮，干擾改革開放，逼得執政者只能採取“打左燈，向右拐”的策略，改革開放是在政治上受保護、意識形態上受非議的狀態下推行的。中央主要領導人，從鄧小平、江澤民到胡錦濤，只有執政權沒有話語權。“不爭論”的政策只是取消了自己的答辯權，“左派”對改革開放的攻擊和非難一天沒有停止過。
今日極左理論大回潮，“左派”要發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奪權，是二十七年來在意識形態上妥協退讓的必然結果。
正當我“杞人憂天”之際，老友陳叔平教授（他是研究歐洲社會民主黨的專家）向我推薦辛子陵的書稿《千秋功罪毛澤東》 ，我讀了一些重要篇章，特別是畫龍點睛的理論部分《導言》和《結束語》，興奮不已。我們兩個共同認為，無論在歷史事實上，還是在意識形態上，這是一部在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徹底完成撥亂反正的書。作者以精湛的馬克思主義學識和豐富的歷史知識，為改革開放爭得了歷史正統地位，建立了改革派在馬克思主義領域的話語權。
首先，作者以令人信服的歷史考證說明，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會主義者，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首倡者，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辛子陵書稿的《結束語》指出：
一八六六年爆發世界經濟危機。危機過後，資本集中有了驚人的發展。大規模投資銀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現改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結構。隨著一個新的銀行制度的出現，資本積累不再依靠企業家個人的節儉、儲蓄來自我籌集資金了，而是依靠全社會的儲蓄。吸收社會的資金辦企業，股份公司就應運而生了。在歐洲大陸，首先是鋼鐵工業，接著是化學工業、機器製造業和紡織工業，一個部門接著一個部門變成了股份企業。馬克思非常看重這一變化，認為股份公司“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把資本主義的私有產業實行揚棄”。“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以內的揚棄，因而是一個會自行揚棄的矛盾，那顯然只是作為一個過渡點，以便進入到一個新的生產形式中去。” （《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第二版，第五○四頁）
資本家不再擁有私人企業，而只是擁有私人財產，這份私人財產是用貨幣量化的企業資產的一部分；他們不再是企業主，而只是企業的股東、公司利潤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債權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組織和指揮生產的經理、廠長階層，使企業的所有權和管理權相分離。管理者階層掌握著企業的經營權，使資產階級的統治虛幻化。這一項分離是一場和平“革命”，使和平過渡到一種新制度成為可能。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指出：“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和資本所有權分離，勞動也已經完全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餘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一個必經的過渡點，以便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所有，不過這時它已經不是當作一個一個分立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當作共同生產者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 （《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中文版，第五○二頁）
資本主義就這樣完成了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 .《資本論》第三卷推翻了《資本論》第一卷的結論，不再需要“炸毀”資本主義的“外殼”了。馬克思心目中的曼徹斯特資本主義（原始的資本主義）滅亡了。其後資本主義在《資本論》的衝擊下逐漸社會主義化。《資本論》第三卷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窮經研究資本主義幾十年的最終結論，經恩格斯十年的編輯和修訂，於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一八九四年六月出版。
馬克思一八八三年逝世後，恩格斯繼續領導國際工人運動達十二年之久，並於一八八九年成立第二國際。恩格斯具體指導德國社會民主黨進行合法鬥爭，強調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中獲得成功對整個國際工人運動有很大的意義：“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一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裏，舊社會可能和平地長入新社會，比如在法國和美國那樣的民主共和國，在英國那樣的君主國。”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七三頁）
一八九五年三月六日，恩格斯在《〈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 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了最後的反思和修正：“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一八四八年的鬥爭方法（引者注：指《共產黨宣言》中說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一點是值得在這裏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的程度……在一八四八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襲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麼不可能的事情。舊式的起義，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處都起決定作用的築壘的巷戰，現在大都陳舊了。如果說在國家之間進行戰爭的條件已經起了變化，那麼階級鬥爭的條件也同樣起了變化。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無產階級的一種嶄新的鬥爭方式就開始被採用，並且迅速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原來，在資產階級藉以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許多東西是工人階級可能利用來對這些機構本身作鬥爭的。工人開始參加各邦議會、市鎮委員會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選舉；他們開始同資產階級爭奪每一個由選舉產生的職位，只要在該職位換人時有足夠的工人票數參加表決。結果，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於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於害怕起義成就。在羅曼語國家裏，人們也開始愈益瞭解到對舊策略必須加以修改了。德國所作出的利用選舉權奪取我們所能奪得的一切陣地的榜樣，到處都有人模仿；無準備的攻擊，到處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五九五、五九七、六○三、六○七頁）
說完這些話不到五個月，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他就去世了。如果蓋棺論定，這是恩格斯對歐洲各國革命策略問題的最後意見。他期待得是通過工人階級的合法鬥爭取得政權，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應該說，這是恩格斯對歐洲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最後遺言，是對《共產黨宣言》“舊策略”的重要修改。
由此可見，不是伯恩施坦（1850～1932）“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理論，提出了和平過渡理論，伯恩施坦只是重複恩格斯的話，繼承和發揮了恩格斯對馬克思和他共同創立的革命理論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寧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共同勝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後的東方國家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列寧主義是布朗基主義的繼承和發展。布朗基（1805～1881）是十九世紀法國秘密社團領導人，第一國際內的暴力革命派，巴黎公社的軍事領袖。布朗基主義的要義是堅信：不管生產力的發展處於什麼水準，只憑革命暴力就可以創造出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新世界。
毛澤東沒有讀過《資本論》 ，沒有讀過恩格斯晚年的著作（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一九三○年才在蘇聯出版，一九五六年才在中國出版），他讀得比較多的是列寧和史達林的著作。“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是列寧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他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武裝奪取政權，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完全正確的；但建國以後，不顧中國生產力非常落後的國情，放棄新民主主義即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堅持要搞共產主義，所憑藉的是手裏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布朗基主義——列寧主義對他的影響。毛澤東走上暴力社會主義道路不是偶然的。
在馬克思恩格斯總結革命的經驗教訓，承認一八四八年的錯誤以後，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才是《資本論》的最高成果，才是馬克思主義的主題，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這個正統叫做民主社會主義。
在馬克思恩格斯時代，社會民主黨就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從事社會主義運動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列寧標新立異，一九一八年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改名為共產黨，成立第三國際（共產國際），分裂了國際工人運動。列寧、史達林、毛澤東才是最大的修正主義者，他們把恩格斯擯棄的“一八四八年的鬥爭方法”當作旗幟揮舞，從“左”面修正了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理是生產力的發展是整個社會進步的基礎。差別、貧富和社會分化是生產力發展、社會財富增加的結果，因而總體說來是社會的進步；但同時又包含著退步，出現了剝削、壓迫和階級鬥爭。社會就是這樣一個矛盾統一體，這是人類告別野蠻時代進入文明門檻社會存在河發展的形式。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著眼點是前者，這是唯物史觀的基石；過分強調後者的是空想社會主義流派。
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調動社會成員積極性、推動社會進步的杠杆。操縱這個杠杆，有一個合理的“度”（現代經濟科學稱之為“基尼係數” ），超過了這個“度”，社會就要爆炸；消滅了這個“度”，社會就失去了活力和前進的動力。其結果都是矛盾統一體的破裂，讓位給新的王朝或新的制度。領導者或統治者的全部藝術就是掌握好、調控好這個“度”。共產黨人為理想社會奮鬥幾十年，政策上最大的誤導就是企圖消滅這個“度”，用“大鍋飯”的辦法“均貧富”，只要公平，不要效率，甚至以“均貧”而自豪，造成幾十年來生產的停滯和衰退，所謂“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老也發揮部出來，砸了“社會主義”的牌子。
在小生產佔優勢、工業不發達的前資本主義國家，用變動生產關係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這是列寧以來共產黨人背離馬克思主義的根本錯誤。列寧在晚年認識了這個錯誤，並提出了新經濟政策，他說：“既然我們還不能實現從小生產到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所以作為小生產和交換的自發產物的資本主義，在一定範圍內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應該利用資本主義（特別是要把它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上去）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 （《論糧食稅》，《列寧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三四二頁）
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完成了他引為驕傲的“三大改造”之後，迅速認識到了這是個錯誤，提出過他的新經濟政策。他說：“上海地下工廠同國營企業也是對立的。因為社會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現在做衣服三個月，合作工廠做的衣服袖子一長一短，扣子沒有眼，品質差。最好開私營工廠，同地上的作對，還可以開夫妻店，請工也可以。這叫做新經濟政策。我懷疑俄國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只搞兩年，退卻轉為進攻，到現在社會物資還不足。我們保留了私營工商業職工二百五十萬人（工業一百六十萬，商業九十萬），俄國只保留了八、九萬人。還可以考慮，只要社會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私營大廠，定條約，十年、二十年不沒收。華僑投資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沒收。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稿資本主義。” （《共和國走過的路——建國以來重要文獻彙編》[1953～1956年]第三○八頁）
這是毛澤東認識到了但沒有勇氣實行的一項政策。這些對自己錯誤的反思僅停留在嘴上，正確思想的火花一閃很快就熄滅了。現在我們要把毛澤東認識到但沒有勇氣改正的錯誤改正過來，實行他的新經濟政策。不要因噎廢食。看到資本主義經濟的蓬勃發展，就驚呼：“大事不好，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了！”沒有古代的奴隸制，就沒有近代的歐洲。沒有資本主義所創造的物質財富，社會主義在這個永遠是空想，永遠是“大鍋飯”的水準。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於各種生產力的發展，更有利於社會關係的發展，更有利於一個高級新社會形態所需的各種要素的創造。“ （《資本論》第一卷，一九六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九六二頁）
如果把第二國際（社會黨國際）和第三國際（共產國際）所建立的社會制度比作兩種類型的社會主義實驗的話，後者的失敗是必然的，因為它沒有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這樣一個條件，而且連資本主義的萌芽都消滅了。正如辛子陵所說：“一場以消滅私有制為結局的革命，一種以排斥先進生產力為特徵的社會制度，無論以什麼堂皇的名義，都是沒有前途的。”由此可見，蘇聯解體，東歐巨變，中國走上改革開放道路，都是“左”傾修正主義的失敗，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而社會民主黨人所作的那個實驗，以瑞典模式為代表，影響了整個西方工業國家，改變人類歷史的方向。我們要更加重視、更加尊重馬克思主義的最高成果——民主社會主義。
其次，辛子陵以令人信服的歷史考證說明，恩格斯晚年放棄了所謂“共產主義”的最高理想。他在《導言》裏指出：沒有什麼“共產主義”大目標，這是一個被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早年提出來晚年拋棄了的命題。一八四七年十月恩格斯寫了《共產主義原理》一文，勾畫了這位二十七歲的青年對未來理想社會的憧憬。一八九三年五月十一日恩格斯七十三歲時對法國《費加羅報》記者發表談話，否定了年輕時設計的未來社會模式。
恩格斯說 ：“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麼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於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您在我們這裏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第六二八～六二九頁）
前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發表回憶錄，其中談到，勃列日涅夫當年曾對自己的弟弟說：“什麼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聽的空話。” 前蘇聯領導人的錯誤不在於放棄共產主義目標——一旦發現這是不能實現的空想自然應該放棄——而在於拿自己不再相信的理論繼續作為官方意識形態欺騙人民。一個帶領人民前進的政黨必須像恩格斯那樣與時俱進地對自己的奮鬥目標作出調整，並鄭重地告訴人民。
設置終極奮鬥目標是基督教的文化傳統。相信耶穌基督降生後一千年，基督要復活，要在世界上建立天國。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是從這裏衍化而來，是基督教天國理念的現代版。黑格爾和馬克思、恩格斯都相信，人類社會的進化不是無限連續，永無止境，而是要達成一個終極目標，完成一個社會形態。在這一點上，黑格爾和他的弟子馬克思、恩格斯都違背了辯證法。對黑格爾而言，這是自由國家；對馬克思、恩格斯而言，則是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成了烏托邦的旗幟。當伯恩施坦主張扎扎實實地改良社會，切切實實地為工人謀福利，提出“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一切”的時候，他理所當然地成了高舉共產主義旗幟的列寧的敵人。
建立天國的想法，表現了科學尚不昌明時代人類對具體地改善處境、提高生活品質的無奈，把現實中實現不了的事情推向遙遠的未來。所謂“共產主義”大目標在各個歷史時代是不同的，是具體的，變化的。馬克思說“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時候，不會想到人人需要一部電腦；恩格斯曾說人人都住上有暖氣的房子就是共產主義了。我們在延安時代理想中的共產主義就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 .事實上，我們今天所擁有、所享受的物質文明，早已超過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想像，超過了他們所制定的共產主義標準。
用所謂“長遠利益”否定“當前利益” ，用未來共產主義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撫人民，叫人民忍受現實的饑餓、貧窮和苦難，是空想社會主義者欺騙人民的把戲。這一切都應該收場了。
反“右派”以後仍然沒有停止思考的中國知識份子的優秀代表顧准說： “我對這個問題琢磨了很久，我的結論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矛盾永遠存在。所以，沒有什麼終極目的，有的，只是進步。” （《顧准文集》，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三七○頁）
我常常想，德國人是不是應該比我們更懂得馬克思，俄國人是不是應該比我們更懂得列寧，就像我們比外國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樣。為什麼德國人揚棄了的馬克思主義不適合現實生活的部分，為什麼俄國人拋棄了的列寧主義，我們要當作神物供奉著？當作旗幟高舉著？
民主社會主義剔除了馬克思主義中的空想成分，使馬克思主義由空想變成了現實。作為活著的馬克思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生根的馬克思主義，是給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帶來高工資、高福利的民主社會主義，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烏托邦。當代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上寫的是民主社會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是堅持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民主黨人既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又代表全社會的共同利益，有廣泛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不是挑起階級衝突，激化社會矛盾，而是把社會各階級團結起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在社會財富總量的不斷增加中，調節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共同富裕不是讓有產者變成無產者，而是讓無產者變成有產者；不是讓富人變成窮人，而是讓窮人變成富人。這是社會民主黨人治理國家的總的思路。這個嶄新的思路比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劫富濟貧的思路高超百倍，前者是共同富裕，後者是共同貧窮。
就在暴力社會主義走到山窮水盡的時候，民主社會主義在西北歐取得了極大的成功。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富裕＋專制腐敗也不是社會主義。普通民眾的富裕和政府官員的廉潔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兩大亮點。民主社會主義寄託著人類的希望。
辛子陵從歷史大視角回顧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為批了多年的所謂“修正主義”翻案，為民主社會主義正名，為中國共產黨向民主社會主義轉變掃清了障礙。他指出，瑞典社會民主黨的執政經驗對我們度過難關、解決面臨的棘手問題有重要參考價值：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唐劉禹錫：《陋室銘》）瑞典雖是小國，瑞典社會民主黨雖是小黨，但它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典範，它的經驗具有普世價值，是對人類文明的偉大貢獻。在民主憲政框架內，瑞典社民黨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確，代表了廣大人民的利益，得以連選連任、長期執政的經驗；在經濟建設中把效率和公平統一起來，實現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經驗；正確處理勞資關係，調動工人和企業家兩個積極性，實現勞資雙贏的經驗；有效地防止特權階層出現，杜絕官員以權謀私、貪污受賄，長期保持廉政的經驗，為我們在改革開放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成功的範例。（辛子陵新書《結束語》）
構成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的是民主憲政、混合私有制、社會市場經濟、福利保障制度。民主社會主義核心是民主。沒有民主的保障，其他三項都會異化和變質。“四大法寶”我們學了後面三樣，就是不學民主憲政。
晚清以來，中國學習西方文明有一條祖訓：“西學為用，中學為體。” 學工業，學科學，學教育，這是所謂“用”的部分；至於“體” ，即政治體制，那是祖宗家法，不能變的。祖宗傳下來的專制獨裁，是最好的政治體制，改進一下都不行，君主立憲都不行，結果清朝亡了。
孫中山創立民國，有了憲法，有了國會，但蔣介石強調一個党，一個領袖，党在憲法國會之上，領袖在党之上，還是專制獨裁。
毛澤東取代了蔣介石，各黨各派，全國人民，希望毛澤東兌現延安時的民主諾言，成為中國的華盛頓，開民主國家新紀元。住進中南海，毛澤東變了臉，宣稱他是 “馬克思＋秦始皇”，而且比秦始皇還要厲害一百倍，成為不穿龍袍的皇帝。他設計的權力結構和政治制度是保證和不妨礙毛澤東乾綱獨斷的一種制度。由於不受任何制約，不聽任何反對意見，三年大躍進，餓死了三千七百五十萬人，成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有人說我們的制度好得很，決不學西方民主、三權分立那一套。一個制度好不好，不是個理論問題，而是個實踐問題。實踐是檢驗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唯一標準。我們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萬知識份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躍進的瘋狂發動，當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廢止憲法、停止議會活動的時候，我們的制度沒有任何反抗。說這個制度在保障民主、保障人權、保衛憲法尊嚴方面，形同擺設，絲毫不起作用，難道不符合事實嗎？
二○○四年胡錦濤在法國國民議會的演講，鄭重昭告世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我們明確提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我們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主義民主的具體制度，保證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的權利。” 給中國的民主政治帶來了新的希望。
政治體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企圖保留毛澤東模式的政治體制，只在經濟上改革開放，會重蹈蔣介石國民黨在大陸走向滅亡的官僚資本主義道路。只有民主憲政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執政黨貪污腐敗問題。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現在正在醞釀通過黨內三權分立（將決策權、監督權和執行權分離：黨的代表大會及其常設委員會行使決策權，黨委會行使執行權，紀律檢查委員會行使監督權）、實現領導體制民主化，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並在一些地區試點。由絕對排斥到結合實際地探索三權分立的實現形式，這是政治體制改革指導思想的突破。
要造成這樣一種政治局面：作為党的領導人錯了，在黨內能夠得到有效抵制和糾正；作為執政黨的官員錯了，能夠得到國家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的有效抵制和糾正。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運作方式要作根本的改變，要在憲法之下活動，而不是高居憲法之上。要讓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切實行使民主國家議會的職權，在政權體系中建立防止獨裁、防止腐敗、防止失誤的糾錯機制。有意識地設置和強化這樣一個對立面，將保證我黨成為民主決策、清正廉潔、領導正確的執政黨。
從執政黨領導體制的改革到國家政治體制的改革，這種兩步走的戰略，可能是中國特色的憲政道路。
我的入黨介紹人張友漁在一九九四年彌留之際曾對我說：“抗戰勝利後，我們目睹國民黨專制獨裁貪污腐敗，最終失盡人心丟掉政權。我們這些老同志無論如何不能眼睜睜地看著我們黨也走上這樣一條路。” 當時相對唏噓，並無良策。讀了辛子陵的書，興奮之餘，寫下了上面一席話，算是執行張老的臨終囑託。耿耿救党之心，同志朋友亮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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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則﹕
科學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百年分合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70531/xw/sd/200705310047.asp
南方週末 2007-05-31 15:37:04
□高放
■編者按：中國不能照搬民主社會主義，是一個不可動搖的政治原則。但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可以而且必須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其中就包括了借鑒民主社會主義的有益的經驗。中國人民大學資深教授、中國國際共運史學會副會長高放先生集中論述了民主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的百年分合。如何正確對待民主社會主義，應不難從中得到啟示。敬請垂注。
◎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這兩類社會主義政黨、科學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這兩種政治社會思潮，本來同宗、同根、同義、同黨。
◎2004年2月古特雷斯主席率領高級代表團訪華，胡錦濤總書記親自會見，這標誌著社會黨國際與我黨的關係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加強與社會黨國際及其各成員党的合作，有利於共同構建和諧世界。
◎當今世界是民主資本主義(又稱自由主義或者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鼎足三分。其中，民主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的關係最為世人所關注。
本是同根生
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這兩類社會主義政黨、科學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這兩種政治社會思潮，本來同宗、同根、同義、同黨。回顧百年國際共運史，就能清楚地看到它們的來龍去脈。
從1869年起，歐洲很多國家先後成立了社會黨或者社會民主黨，這時成立的工人政黨都不稱共產黨。社會黨就是社會主義黨的意思，我們在翻譯時省去了“主義”兩字，就類似共產主義黨省去“主義”二字而簡稱共產黨。凡是民主革命任務尚未完成的國家則稱社會民主黨，意即肩負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雙重任務。社會民主黨的指導思想當時通稱社會民主主義。馬恩從1873年起自稱“科學社會主義”，但他們也同意使用“社會民主主義”的提法。
當時馬恩的戰友———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威廉·李蔔克內西———認為科學社會主義跟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是一回事。他有過這樣一段名言：“民主社會主義深信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有著緊密的聯繫”，“力求為社會爭取一個民主的國家，以便在社會主義的原則上組織社會。”“未來將屬於以民主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和以社會主義為基礎的民主。”這是對民主與社會主義互為基礎、不可分離的精闢說明，同時也說出了社會黨人的奮鬥目標。從這段名言可知科學社會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同祖、同根，是一回事，是同義語，科學要以民主為基礎，民主要以科學為指導。
這種社會主義將通過什麼途徑來實現？按照馬恩科學社會主義的設想，社會主義只能通過社會黨領導人民群眾開展階級鬥爭，平時利用資本主義議會民主，而在關鍵時刻要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新型國家機器。第一國際於1876年解散後，1889年各國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又組成第二國際，繼續為實現社會主義而奮鬥。
但是在巴黎公社革命失敗之後，隨著歐洲形勢的變化，馬恩的思想也發生了變化。尤其是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寫成《〈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提出一個新的觀點，即隨著西方資產階級議會民主的發展，將來無產階級政黨在民主國家可以利用議會民主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個新觀點並沒有否定暴力革命，恩格斯特別聲明無產階級“沒有放棄自己的革命權”。晚年的恩格斯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因地制宜、與時俱進的靈活策略。
從同室操戈到分道揚鑣
恩格斯過世後，以伯恩施坦為代表的右派，根據恩格斯晚年思想，片面強調可能利用議會民主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認為不可能再搞暴力革命，因此主張德國社會民主黨應該變為“民主社會主義的改良政黨”，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這遭到左派的批判。盧森堡等人在批判伯恩施坦時提出，平時可以利用議會民主，但最終還是要靠暴力革命才能通往社會主義。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德國黨內兩派完全分裂。工人政黨對德國政府所發動的戰爭是支持還是反對？右派認為應該支持，要保衛德意志國家民族利益；左派則認為應該加以抵制，因為這是帝國主義之間爭奪殖民地與勢力範圍的戰爭，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應該聯合起來，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當時絕大多數社會黨掌權的右派首領都支持本國政府進行的帝國主義戰爭，第二國際在政治上破產了！當時還出現過以考茨基為首的中派，力求調和左右兩派，但後來中派也與右派合流了。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之後，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左派領袖列寧感到社會民主黨的右派在戰爭期間支持本國政府，使得各國工人互相殘殺，戰後他們又繼續推行和平改良主義政策，這完全背叛了科學社會主義。因此，在1918年3月俄國社會民主黨七大上，列寧主張恢復馬恩1847年的建黨原則，把社會民主黨的名稱改為共產黨，把社會民主黨這件“骯髒的襯衣”換掉。其他國家社會民主黨左派普遍回應，紛紛另建共產黨。
初次較量，共產黨大勝
從1918年俄共改名到1949年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形成為止，世界上總共建立了80個共產黨，其中有20個党是從原來第二國際中社會民主黨的左派轉變改名的。
這三十多年間各國共產黨都奉行科學社會主義路線，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就。在社會主義陣營最強大、科學社會主義最鼎盛之時，其領土、人口和工業總產值都約占世界總量的三分之一，可謂三分天下有其一。資本主義世界的共產黨成就也較突出。例如法共總書記多列士曾於1945－1947年間參加政府任國務部長、副總理，意共總書記陶裏亞蒂也於1945年後參加政府任不管部長、副總理、眾議院議會黨團主席。
社會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也有所發展，到1949年社會黨在世界範圍有34個，黨員總共約有900多萬，但實力遠不如共產黨。與1919年共產黨建立的國際組織第三國際相對應，社會黨在1923年也建立了一個國際組織，名為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其意圖旨在表明他們也代表工人階級，也響亮地提出了社會主義，但他們反對暴力革命，推行漸進的改良主義路線，主張通過議會民主來爭取執政。從1919年到1949年的三十年間，總共有德、英、法、瑞、丹等十幾個歐洲的社會黨先後通過多黨平等競選的方式上臺執政，有的聯合執政，有的單獨執政。本來缺乏執政經驗的社會黨在初步執政、短期執政中還是力爭通過並且執行了一些增進工人權益的法律，如縮短了工人的勞動時間，增加了工人的工資等等。雖然總的來說他們在這個時期的執政成效不大，卻邁出了通過議會民主合法鬥爭上臺執政的第一步。
在這個階段，共產黨與社會黨、共產國際與社會主義工人國際處於對抗狀態，雙方都想吃掉對方。其結果起初是兩敗俱傷(值得注意的是，法共與法國社會黨曾於1934－1935年間一度合作，但是未能堅持下去)，為德意等國法西斯政黨上臺執政創造條件，然後雙方都遭到了法西斯暴政的鎮壓；社會主義工人國際于1940年被迫停止活動，共產國際於1943年解散。二戰後雙方有過短暫合作，隨著冷戰開始，雙方恢復對抗；最終到1949年共產黨取得大勝，社會黨遭受嚴重挫折，其主要標誌是東歐八國由共產黨取得政權，而其中六國的社會黨均被合併到共產黨中去了。
再起風雲，社會黨快速發展
從1949年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形成到1991年蘇聯劇變，四十多年間雙方繼續對峙。共產黨從大起轉為大落。大起時，共產黨由原來的80個發展到150個左右，黨員人數由2000多萬發展到9000萬之多，社會主義國家由原來的13國增加到了16個國家(後來新增加的3個國家是1959年建國的古巴、1975年建國的柬埔寨和老撾)。然而這時共產黨執政國家已出現很多動盪，大傷元氣。最嚴重的是從1989年到1991年，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垮掉了11個。總之，這一階段起初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繼續獲得大勝，最終卻遭受重大挫折。
相比之下，社會黨在這個階段得到了穩步、快速的發展。社會黨于1951年建立了社會黨國際，取代戰前的社會主義工人國際，成為各國社會黨的國際組織，協調各國社會黨之間的方針政策，為民主社會主義這個共同目標的實現而努力。這個時期的社會黨已經由歐洲擴展到世界五大洲，到1991年社會黨已經達到了151個，黨員總數有2500萬。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先後有四十多個社會黨上臺執政，而且是較為長期的連續執政，並且成效顯著。比如瑞典社會民主黨累計總共執政六十多年，在它執政期間，沒有像蘇聯那樣急於實現公有制，而是通過高額累進稅、高額遺產稅的辦法，加強第二次分配的調整，逐步限制了資本主義的剝削。第一次分配是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第二次分配即是把資本家剝削的剩餘價值以高額稅收的方式索取回來，由國家重新分配，使之回歸全社會，實現了“從搖籃到墳墓”全民性費用全部由國家包下來的福利政策，執政者廉潔奉公，不搞特權，權力依法廣受監督和制約。因此，社會民主黨執政所推行的福利政策，不僅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而且又是羊毛用在羊身上。雖然沒有消滅資本主義制度，但是它限制了資本主義的剝削，對資本主義制度作出了局部的調整，生長出不少社會主義因素。
更值得我們重視的一個現象是，蘇東劇變後，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絕大部分都改名換姓，改變旗號，最終都轉變為社會黨或者社會民主黨。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原來共產黨中的很多人，對科學社會主義未能真正實現感到失望，但是又不願意回到資本主義，因此就轉向了民主社會主義，認為這不失為另一條可供選擇的現實出路。還有一些西歐共產黨也改變為社會民主黨。
蘇共失敗是自掘墳墓
這個階段之所以共產黨大受挫折，其根本原因在於蘇聯東歐共產黨執政幾十年之中，在很多方面實際上背離了科學社會主義，從特定的意義上可以說是既反“蘇”又反共。
“蘇”者蘇維埃，就是蘇聯工人、農民、士兵創造的工農政權機關。1917年布爾什維克黨就是依靠工農創造的蘇維埃順利地掌握了國家政權，在掌握了政權之後，又在憲法當中規定了蘇維埃是蘇聯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但是蘇共長期以來淩駕於蘇維埃之上，國家的重大決策、重大人事安排全部是在蘇共政治局幾個領導人作出決定後再強加給蘇維埃，有些決策甚至瞞著蘇維埃。
除了反蘇，蘇共還反共。共產主義的內涵本身就包含民主，恩格斯在建黨時就指出：“民主在今天就是共產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664頁)，共產黨的組織原則理應是民主制。十月革命之初，蘇聯還是存在民主的。但1924年列寧逝世之後，史達林就處心積慮地開始個人集權，到1941年終於把黨政軍三大權力集中於一身，之後又推行了職務終身制、指定接班人制等等，這些做法帶有濃厚的沙皇君主專制主義色彩。史達林確立的這些政治體制，從根本上違背了社會主義民主的原則。
從對抗轉向合作
從上個世紀70年代起，共產黨與社會黨的關係趨於緩和，從1976年社會黨國際十三大後，社、共兩党開始了超越意識形態的聯繫，1980年代雙方開始對話合作。1991年蘇東劇變後至今，更是進入了密切合作的新階段。雙方各自總結前兩個階段的經驗教訓。當前大多數共產黨對待社會民主黨，都改變過去的對抗做法，不能再把社會民主黨看成為共產黨的敵人，而視之為另一種有重大影響的社會主義流派，看成共產黨應該聯合團結的對象，看成值得共產黨人借鑒學習的朋友。在當今世界，共產黨和社會黨、科學社會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只有求同存異，加強合作，才能增強改變資本主義世界的實力，共同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
目前社會黨國際已經擁有169個成員党，4000多萬黨員，資本主義世界的各國共產黨共有122個，黨員總數約300多萬。絕大多數國家社會黨的力量遠比共產黨大得多。以瑞典為例，當今瑞典社會民主黨約有120多萬黨員，而瑞共只有3000多人。各國共產黨要趕超社會黨，科學社會主義要趕超民主社會主義真是任重道遠。首先必須善於與社會黨合作，善於借鑒社會黨，不斷更新觀念，善於發展科學社會主義，趕超民主社會主義。法共和法國社會黨從1995年起在大選中開始結盟合作，並於1997年組成左翼聯合政府。義大利重建共產黨從1994年起與左翼民主黨開始競選合作。西班牙、葡萄牙、希臘等國共產黨也都開始與社會黨合作。南非共產黨從1994年起就有三人參加以“非國大”(非洲人國民大會、社會黨國際成員党)為主的民族團結政府，擔任部長，“非國大”領導層中近1／3為共產黨人，兩党已實行黨內合作。
我們黨改革開放以來也總結了國際共運史上的經驗教訓。胡喬木同志于1980年7月7日在同《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小組成員的談話中講得相當精闢，這裏摘錄如下：“共產國際犯了兩方面的錯誤：一、對第二國際沒有留一點餘地，把它說成是反革命，是社會帝國主義，列寧這個判斷也是不正確的，把社會民主黨完全等同於帝國主義，結果弄到現在共產黨同社會民主黨很難合作。這麼大的問題這麼簡單地處理，留下後遺症是不小的。二、建立了一個集中制的共產國際，這可以說是列寧關於共產黨建黨思想的擴大”，“這樣做的結果，就是俄國要變成全世界的統治者”，“這就把共產主義運動完全引到絕路，引導到它的反面。這是非常不好的”。“我們要奉行的社會主義，在國內是民主的，在國際上也是民主的。如果沒有這種民主，社會主義搞不成，共產主義也搞不成”。“共產主義是最高綱領，民主難道就不是？到那個時候民主是否就消亡？我是不大同意民主消亡這種觀點的”(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83頁)。
從1980年代初起，我們黨與越來越多的社會黨建立聯繫。1982年社會黨國際開始與我黨直接接觸，1984年5月社會黨國際主席勃蘭特首次訪華。1987年4月6日鄧小平在同瑞典政府首相、瑞典社會民主黨主席卡爾松會談的全文記錄稿中說：“我們都是左翼”。肯定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都是左翼，這就改變了以往唯我獨左、把社會民主黨視為右翼的傳統看法。當今我們黨已經同幾乎所有的社會黨都建立並發展了友好交流關係。2004年2月古特雷斯主席率領高級代表團訪華，胡錦濤總書記親自會見，這標誌著社會黨國際與我黨的關係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看來加強與社會黨國際及其各成員党的合作，有利於共同構建和諧世界。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社會民主黨認為：“在當今世界上存在三類政黨，三種國家，三種社會制度”。他們認為社會黨執政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比如丹麥、瑞典社會民主黨執政時都自稱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把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叫做共產主義國家，西方資產階級政黨執政的國家則稱之為資本主義國家。據我個人研究，當今世界的確是三大政治思潮，即為民主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但是當今世界上的社會制度則只有兩種，民主社會主義還沒有能夠成為一種獨立的社會制度。民主社會主義執政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資本主義，但是民主社會主義這個模式在西方還沒有完全實現，還在探索當中。比如，瑞典社會民主黨執政時間最長，實行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制度，這就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但是瑞典國家94％的生產資料還集中在一百家大資本家手中，17個大財團還支配著瑞典國家的經濟命脈，國家股票的三分之二由占瑞典人口2％的富豪控制，而98％的平民百姓則只佔有股票的三分之一，可見瑞典還是私人資本佔有優勢，佔有統治地位，因此很難說瑞典是個社會主義國家，其實還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但是我們應該改變一個觀念，我們過去認為資本主義就是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是純粹的社會主義。然而在當今世界，已經不存在這樣一種純粹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之所以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就是因為從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新政以來，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國家在很多方面限制了資本主義的剝削，局部地改變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生長出了一些社會主義的因素。當今儘管還有壟斷經濟的成分，但是競爭超越了壟斷，當今我們不宜再用壟斷或競爭來劃分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而應從社會整體的變化來透析這個問題。從這個角度而言，我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到20世紀70年代末這場以資訊化為標誌的新科技革命迅猛發展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已經從傳統的壟斷資本主義發展到了社會資本主義的新階段。
現在的西方資本主義是社會資本主義，這主要表現為：第一，它的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了；第二，它的社會主義因素在不斷增加。我用21個字來界定“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以社會化勞動為基礎，由勞動人民掌權的社會形態。用這個定義來分析當今資本主義所出現的種種新情況。比如在瑞典社會民主黨長期執政下，經濟迅速發展，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社會民主黨通過高額稅收的辦法把社會化勞動成果中的相當一部分掌握在國家政府手中，用於全民福利。瑞典的勞動者所得(工資加雇主為其支付的相當於工資總額約40％的社會保險金)與資方所得(利潤加折舊費)相比，在二戰後初期為1∶1，1960年代為2∶1，1970年代為3∶1，1980年代為2∶1，有些年頭甚至超過4∶1。可見瑞典勞動者的實際收入是逐步提高的。因此瑞典既有社會化程度的提高，又有社會主義因素的增長，可以說當今瑞典是一個社會資本主義國家。即使在沒有社會民主黨執政的西方國家(如美國)也有高度的社會化和有所增長的社會主義因素，這些國家也屬於社會資本主義國家。即便是曾經發生劇變的原蘇東國家，儘管他們都轉向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但是也仍然保留了一些原來社會主義時期的全民福利的社會主義因素，因此這些國家也是屬於社會資本主義國家。
而在我國，改革開放以後我們不再搞純粹的社會主義，也允許非公經濟的發展，也出現了資本主義的因素，因此，我們是有資本主義因素的社會主義，以社會主義為主體。從當今這兩種社會制度的並存、發展之中我們可以看到，當今世界各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相互影響。因此，我們應該順應時代潮流，加強各國之間的相互借鑒，加強各國之間的團結合作，為共同營造一個和諧的世界而努力。
■輿情指要
●俞可平：《論維護和實現公平正義》
原載2007年05月28日《北京日報》。作者系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
旗幟鮮明地將公平正義與自由、民主一起，並列為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核心元素，是這篇文章的主要特色。作者認為，公平正義自古以來就是人類追求的普遍價值，更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沒有公平正義，就沒有社會主義；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公平正義。
作者進而指出，公平正義既是我們所追求的長遠價值，更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努力實現的緊迫任務。而在現代條件下，沒有民主和法治，斷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正義。因為我們所講的公平正義，是指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益在全體公民之間公平而合理的分配。這就必須有一整套既能充分反映和表達人民利益，又能確保政府權力為人民所用、政府政策滿足人民需要的制度、程式和法規，否則，“人民利益”或“人民作主”便是一句空話。這樣的一種制度只能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因此構成實現公平正義的一個根本的前提條件。
作者曾以一篇《民主是個好東西》而令海內外矚目。《論維護和實現公平正義》或可解讀為《公正是個好東西》，而與《民主是個好東西》具有同等價值，堪為雙璧。
●冒天啟：《對恩格斯晚年社會發展思想的再思考》
原載2007年4月20日《社會科學報》。作者冒天啟原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博士生導師。
作者認為，恩格斯晚年除了整理馬克思的《資本論》手稿之外，還積極參與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踐活動，撰寫了富有戰鬥性的大量著述，經典如《卡爾·馬克思〈1848年到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由此確立了恩格斯晚年的重要思想。至少有如下幾點值得我們再思考：
1.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經驗，反思暴力革命理論，提出舊社會和平長入新社會的思想，認為普選制是一種全新的武器。
2.面對實踐，認真研究市場經濟發展的新情況，提出資本主義也有計劃；
3.以《資本論》一、二、三卷為整體，確立了費用與效用相比較的價值理論；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價值理論。
4.以俄國為例，指明落後國家的革命如果沒有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支持，不可能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
作者把恩格斯的晚年思想直截了當地概括為民主社會主義思想，認為這是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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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前夕胡錦濤左右受敵文章日期：2007年6月4日
【明報專訊】國家主席胡錦濤本周將會訪問瑞典，勢必加劇內地對瑞典社會主義模式的討論。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謝韜2月發表〈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檄文，一石激起千層浪，爭論至今未息。《南方周末》本期發表共運專家高放〈科學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百年分合〉，試圖說明兩者沒有根本分別，但相信也不可能讓「左派」偃旗息鼓。
「民主社會主義」反暴力
謝韜文章的要害地方，其一是中國不應該有終極目標，也就是說憲法中以共產主義社會的目標要取消；其二是暴力革命過去是錯誤的，這個歷史問題可以納入「不爭論」範圍，但現實意義是，今後即使無產階級如何受到剝削，也不應暴力反抗。觀點引起北京、上海、南京的左派分別集會激烈反對。他們認為，在中共「十七大」即將召開之際，蓄意拋出「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綱領，目的是企圖影響中央對政治改革的決策，取消中共的合法性，顛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而謝韜文章所代表的決不止是謝韜一個人，而是一批人、一股勢力。
左派促解決兩極分化
這裏所說的「左派」，不是過去黨內的左派，而是民間學者，他們是憑知識分子的良知，同情在改革過程中利益被忽略的工人與農民，舉起旗幟代表他們的利益，對改革開放的現狀提出質疑。由於他們在建制內沒有地位，所提出的主張也不為當權者接受，或可被稱為「孤獨的左派」。他們一方面嘲笑現今的中共距離「無產階級政黨」性質愈來愈遠；另一方面又擔心中共真的朝官僚資本主義的方向愈走愈遠。極端的甚至懷念毛澤東的功績與路線，遂成為右派攻擊的話柄。
「左派」當中也不乏理論家，全力支持鄧小平改革的劉國光教授最近反駁謝韜的言論中，就明確提出，「改革是社會主義自我完善，不能離開這個大方向；開放是保持主權和增強自力更生能力的開放，不是讓外國資本主義控制我們」。他認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謝韜的「民主社會主義論」，指瑞典的生產力高，人民富裕，「工人階級用不起來革命，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樣就解放了」。兩者的分別在於，前者認為政府的角色決不是僅僅提供公共產品，還要積極承擔消除兩極分化的責任，後者則認為市場經濟已經取得空前成就，今後只要按民主社會主義的方向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就可以。
「左派」對當權者的態度是複雜的。筆名「中史俞」的作者一方面承認現政府對改善兩極分化的承擔：「好在黑夜的盡頭總是黎明，當多數西方分析家仍寄未來於中共黨內保守派與改革派間的精英鬥爭之時，中國已然進入反思市場改革的新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推動者，不僅是亮劍出鞘的新一屆政府，更是影響日深的上層和民間左派。」但另一方面，又認為政府正受右派攻擊。文章說，中國的新自由主義代表了極端市場主義，新保守主義和權威主義的離奇組合，其目標是以穩定形式激進化經濟與政治的演變，用權力保證動盪時期的市場化進程，並在全球化浪潮中尋求國家的完全退出。
影響胡總十七大表述
中共十七大召開前夕，意識形態的爭論將會愈演愈烈，這加添了胡錦濤在十七大文件上如何表述的挑戰，也是觀察中共路向的指標。
【本欄逢周一刊出】
明報駐京記者 阮紀宏
6/03/2007
龍口粉絲﹕香港訪猴問牛採草莓
記得初識龍老師﹐就是因為一張照片﹐印在書的封面﹐很“天問”的模樣。
在天地﹐新書會﹐就提問﹐問故事。
那時﹐就想﹐有機會能給老師拍組照。
這回﹐小女子盡力了。
龍老師﹐笑起來﹐很燦爛。呵呵。
一個特別的學員﹐它聽龍老師講課﹐很專注噢。
Dr.wang,自信地Say goodbye to the monkey.也是﹐山大王麼。
這是在九龍半島的金山郊野公園。
那小猴﹐一直相當配合龍老師﹐時而穩坐“對談”﹐始而蕩起秋千。
小女子與老師笑談﹕就恨不會猴語了。
美女也瘋狂。
龍﹐在元朗看見生態草莓園﹐就飛奔了進去哎。
採﹐并送入口中。這畫面﹐很很很……金斯基。呵呵。
元朗的流浪牛之家。一位叫楊楊的女子﹐在救贖流浪的牛們。龍老師﹐問出了女子的艱辛﹐她落淚了。
等著﹐看老師如何寫﹐這猴﹑這牛和草莓。
舊文。香港的一場“懷念張愛玲晚會”。
怎樣的不捨?張愛玲。從此﹐黑衣?
李歐梵﹐果然能為范柳原懺情?
上海人其實并不是很認王安憶的﹐因為她并不是出生在浦江邊。
那種﹐弄堂里的DNA﹐是生而刻就的﹐而且一生﹐誰都甩不脫。
上海人﹐上海人﹐糾纏的﹐麻煩的﹐對自己﹐對他人。
就像那聲電梯里的輕喚﹐怎樣也擺脫不掉“弄堂氣”。
想不出﹐平路怎樣對著他人的照片﹐攬鏡傷懷。那﹐不是一般的多情。
Dr.Ma,會不會誤讀了Eileen Chang﹖女子話語﹐是才子﹐就真懂?
K,
往事﹐并不如煙﹐愈久愈清。
刻在腦中﹐留在心底﹐是真的歲月之痕。
忘卻了的﹐就不必在乎。
記得﹐懷念張愛玲晚會﹐和龍老師港大的課﹐同日﹐十月的第一個周日。
張愛玲﹑龍應台﹐如何取舍﹖﹗
好在﹐是有時間差的﹐惟有小女子自己捨命去“撲”了。
從來﹐為了心愛的情﹑景﹑人﹑事﹐小女子都不懂計較“成本”﹐時間﹑金錢﹑體力﹑腦力……這一點﹐有人是覺得匪夷所思的。
不就是“離譜”﹖改不了﹐也不想改。
香港大學﹐在港島半山的薄扶林道﹐浸會大學在九龍半島的九龍塘。真的是個大吊角吶。
那天﹐黃昏。下了課﹐小女子沒有如慣常﹐與龍老師廝摩一會兒﹐而是飛奔出Mainbuilding﹐乘車﹐下山﹐地鐵……只因﹐海的那一邊﹐有──張。愛。玲。
從地鐵﹐到浸會的路﹐那夜為何那么長﹖難道﹐是上海深深的弄堂﹐跑來秋的南島做祟﹖
去懷念唯美的Eileen﹐不敢不盛裝。高跟鞋﹑小黑裙﹑大披肩﹐小女子是“沖”進浸會那小禮堂的。
登記﹐領到一疊曾經熟悉的校園油印單張﹐淡藍色﹐細線條的Eileen輪廓﹐著旗袍的。密密地﹐預告著當晚即將發生的新故事。
辟面﹐看見禮服的Dr.Ma﹐從禮堂里走出來。
“你也來﹖”
“也來。”
“我在等我老婆。”
“噢──”
小女子﹐閃進了禮堂﹐階梯的最高層﹐見到了香港話劇團藝朮總監毛俊輝老師。
“總是會見到你﹐真好。”
“毛老師的《傾城之戀》﹐今次是破了粵語戲北上的記錄了。”
“是啊﹐因為是張愛玲。”
“是啊﹐張愛玲──”
好像﹐聽到有人喚“小馬哥”﹐不過﹐就沒有聽到回應。呵呵。
晚會﹐一字一句﹐一照一畫﹐有人傾訴﹑有人讀字﹐有人彈琴﹐有人靜舞﹐清淡而徹骨﹐很張愛玲。記得﹐李教授和馬先生﹐互相調侃著﹐因了范柳原﹐聽者都會心地笑。
只是﹐不見“張愛玲”。
最後一個音符落﹐恍惚﹐轉身﹐不愿讓任何其它﹐打擾牽牽連連的思緒。
血熱﹐急歸。
夜風﹐撩裙。
聽﹐鞋跟﹐敲﹐淒涼。
秋日的﹐這故事﹐我寫了﹐章新新社長簽發了。
小女子﹐如此“張愛玲”過一回。
往事﹐并不如煙﹐愈久愈清。
刻在腦中﹐留在心底﹐是真的歲月之痕。
忘卻了的﹐就不必在乎。
記得﹐懷念張愛玲晚會﹐和龍老師港大的課﹐同日﹐十月的第一個周日。
張愛玲﹑龍應台﹐如何取舍﹖﹗
好在﹐是有時間差的﹐惟有小女子自己捨命去“撲”了。
從來﹐為了心愛的情﹑景﹑人﹑事﹐小女子都不懂計較“成本”﹐時間﹑金錢﹑體力﹑腦力……這一點﹐有人是覺得匪夷所思的。
不就是“離譜”﹖改不了﹐也不想改。
香港大學﹐在港島半山的薄扶林道﹐浸會大學在九龍半島的九龍塘。真的是個大吊角吶。
那天﹐黃昏。下了課﹐小女子沒有如慣常﹐與龍老師廝摩一會兒﹐而是飛奔出Mainbuilding﹐乘車﹐下山﹐地鐵……只因﹐海的那一邊﹐有──張。愛。玲。
從地鐵﹐到浸會的路﹐那夜為何那么長﹖難道﹐是上海深深的弄堂﹐跑來秋的南島做祟﹖
去懷念唯美的Eileen﹐不敢不盛裝。高跟鞋﹑小黑裙﹑大披肩﹐小女子是“沖”進浸會那小禮堂的。
登記﹐領到一疊曾經熟悉的校園油印單張﹐淡藍色﹐細線條的Eileen輪廓﹐著旗袍的。密密地﹐預告著當晚即將發生的新故事。
辟面﹐看見禮服的Dr.Ma﹐從禮堂里走出來。
“你也來﹖”
“也來。”
“我在等我老婆。”
“噢──”
小女子﹐閃進了禮堂﹐階梯的最高層﹐見到了香港話劇團藝朮總監毛俊輝老師。
“總是會見到你﹐真好。”
“毛老師的《傾城之戀》﹐今次是破了粵語戲北上的記錄了。”
“是啊﹐因為是張愛玲。”
“是啊﹐張愛玲──”
好像﹐聽到有人喚“小馬哥”﹐不過﹐就沒有聽到回應。呵呵。
晚會﹐一字一句﹐一照一畫﹐有人傾訴﹑有人讀字﹐有人彈琴﹐有人靜舞﹐清淡而徹骨﹐很張愛玲。記得﹐李教授和馬先生﹐互相調侃著﹐因了范柳原﹐聽者都會心地笑。
只是﹐不見“張愛玲”。
最後一個音符落﹐恍惚﹐轉身﹐不愿讓任何其它﹐打擾牽牽連連的思緒。
血熱﹐急歸。
夜風﹐撩裙。
聽﹐鞋跟﹐敲﹐淒涼。
秋日的﹐這故事﹐我寫了﹐章新新社長簽發了。
小女子﹐如此“張愛玲”過一回。
香港的一場“懷念張愛玲晚會”
中新社香港二００六年十月二日電
中新社記者 關向東
過去的這個週末，香港浸會大學舉辦了一場“懷念張愛玲晚會”，為主題“張愛玲：文學、電影與舞臺”的“張愛玲周”，打上淒美句號。
是場晚會形式樸素，頗具張式“徹骨悲哀”：舞臺上，除了一掛緩緩道出“懷念之情”的背投，一架音色淒迷的黑色三角鋼琴，別無長物。
來自美國、日本、韓國、上海、臺灣，以及香港的一眾文化界人士和“張迷”，以張漸行漸遠的影像及文字為背景，一一登臺向這位華文世界的才女傾訴“半生緣私語”。他們或娓娓道出各自對張愛玲的感言，或選擇最心儀的張式文字，一字一句一揪心地朗讀，聽者則在張式語言的魔力下，沉浸在世事無常的徹骨悲情中。
李歐凡難忘的三十分鐘
哈佛大學教授李歐凡自問：“在座的還有誰見過張愛玲？我想，除了我，恐怕是沒有了。”
是日，李教授首次透露，六十年代曾在美國印第安娜大學，與張愛玲有過難忘的三十分鐘“同行”：
“那時，我還是一個學生，去美國南部的印第安娜大學參加一個文學研討會。是日，我的任務是從旅館接張女士前往一場酒會。路程原本只有十五分鐘，可是那次我們整整同行了三十分鐘。”
“校園的小徑上，張愛玲走得很慢，她有時會走到路邊的樹前，感歎‘多麼美麗的樹葉’。我問：‘您最喜歡的作品是哪一部？張答：‘當然是《傾城之戀》’。不過，張就自認可以透徹編排‘白流蘇’，那‘范柳原’卻是‘寫壞了’。”
王安憶指《鬱金香》非贗品
來自上海的女作家王安憶，曾經將張愛玲的《金鎖記》改編為劇本，她以為張的作品對人世的失望是嚴肅的，有著認真的痛苦。
是晚，王安憶提及對於新發現之張愛玲作品《鬱金香》的真假之爭。
她說：“小說的末尾，擁擠的電梯間裏，有人在叫一個女孩子的名字，一個男主角曾經愛過的女孩的名字。”
“讀到這裏，我內心確定這一定是張愛玲的小說了。只有她的筆，才能把上海嘈雜電梯間裏，相干又不相干的人和事，寫得這樣淒情。”
平路對著一張照片的攬鏡傷懷
臺灣女作家、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平路，則在背投上放映了一張張愛玲母親年輕時的長髮側影小照：
“當年，流行張的一部《對照記》，書中有張母的這張照片。有朋友看了，對我說：你長得很像年輕時的張母。果然，有時候竟覺得這照片比自己還像自己。曾經開玩笑影印了，拿去文學社報名，未被發現破綻，很得意。之後，或許是《對照記》不再那麼流行，或許是我已經老了，沒有人再提起這個話題。有時攬鏡，對照著這張別人的照片，傷懷自己的青春，想來蠻詭異的。”
是日，平路朗讀的，是張的《童言無忌》。她想要從張氏母女的關係裏，一究“張愛玲”為什麼變成了“張愛玲”。
馬家輝另解胡張戀誰“騙”誰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助理主任馬家輝博士，則對於胡蘭成和張愛玲“世紀之戀”公案中，到底誰“騙”誰，很“糾纏”。
馬笑言：“我要為胡蘭成‘平反’。胡張戀的結局，或許並非通常所說因了胡的負心，可不可以說反是張‘騙’了胡？”
“胡對張最初有這樣的描述：‘我已有妻室，她並不在意。再或者我有許多女友，乃至狹妓遊玩，她亦不會吃醋。她倒是願意世上的女子都喜歡我。’”
“可是，有那麼一天，在南京的一條狹巷裏，張卻逼了胡要選擇：‘你說最好的東西是不可以選擇的，我完全懂得。但這件事還是要請你選擇，說我無理也罷。’哎呀，這到底是誰騙了誰呢？只因這叫作愛情。”
馬朗讀了一段兩人分手後，張致胡的一封信：“那天船開時，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撐了傘在船舷邊，對著滔滔黃浪，佇立涕泣良久。”
對於這樣的悲情，馬的解讀是：我以為張之泣，不是為了失去胡蘭成，而是為了失去一個熟悉的、理性的自己。
張愛玲研究專家、上海華東師大中文系教授陳子善，則用張愛玲《傳奇》再版序言中的一段話，結束了是晚的追思：現在還是清如水、明如鏡的秋天，我應當是快樂的。(完)
中新社香港二００六年十月二日電
中新社記者 關向東
過去的這個週末，香港浸會大學舉辦了一場“懷念張愛玲晚會”，為主題“張愛玲：文學、電影與舞臺”的“張愛玲周”，打上淒美句號。
是場晚會形式樸素，頗具張式“徹骨悲哀”：舞臺上，除了一掛緩緩道出“懷念之情”的背投，一架音色淒迷的黑色三角鋼琴，別無長物。
來自美國、日本、韓國、上海、臺灣，以及香港的一眾文化界人士和“張迷”，以張漸行漸遠的影像及文字為背景，一一登臺向這位華文世界的才女傾訴“半生緣私語”。他們或娓娓道出各自對張愛玲的感言，或選擇最心儀的張式文字，一字一句一揪心地朗讀，聽者則在張式語言的魔力下，沉浸在世事無常的徹骨悲情中。
李歐凡難忘的三十分鐘
哈佛大學教授李歐凡自問：“在座的還有誰見過張愛玲？我想，除了我，恐怕是沒有了。”
是日，李教授首次透露，六十年代曾在美國印第安娜大學，與張愛玲有過難忘的三十分鐘“同行”：
“那時，我還是一個學生，去美國南部的印第安娜大學參加一個文學研討會。是日，我的任務是從旅館接張女士前往一場酒會。路程原本只有十五分鐘，可是那次我們整整同行了三十分鐘。”
“校園的小徑上，張愛玲走得很慢，她有時會走到路邊的樹前，感歎‘多麼美麗的樹葉’。我問：‘您最喜歡的作品是哪一部？張答：‘當然是《傾城之戀》’。不過，張就自認可以透徹編排‘白流蘇’，那‘范柳原’卻是‘寫壞了’。”
王安憶指《鬱金香》非贗品
來自上海的女作家王安憶，曾經將張愛玲的《金鎖記》改編為劇本，她以為張的作品對人世的失望是嚴肅的，有著認真的痛苦。
是晚，王安憶提及對於新發現之張愛玲作品《鬱金香》的真假之爭。
她說：“小說的末尾，擁擠的電梯間裏，有人在叫一個女孩子的名字，一個男主角曾經愛過的女孩的名字。”
“讀到這裏，我內心確定這一定是張愛玲的小說了。只有她的筆，才能把上海嘈雜電梯間裏，相干又不相干的人和事，寫得這樣淒情。”
平路對著一張照片的攬鏡傷懷
臺灣女作家、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平路，則在背投上放映了一張張愛玲母親年輕時的長髮側影小照：
“當年，流行張的一部《對照記》，書中有張母的這張照片。有朋友看了，對我說：你長得很像年輕時的張母。果然，有時候竟覺得這照片比自己還像自己。曾經開玩笑影印了，拿去文學社報名，未被發現破綻，很得意。之後，或許是《對照記》不再那麼流行，或許是我已經老了，沒有人再提起這個話題。有時攬鏡，對照著這張別人的照片，傷懷自己的青春，想來蠻詭異的。”
是日，平路朗讀的，是張的《童言無忌》。她想要從張氏母女的關係裏，一究“張愛玲”為什麼變成了“張愛玲”。
馬家輝另解胡張戀誰“騙”誰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助理主任馬家輝博士，則對於胡蘭成和張愛玲“世紀之戀”公案中，到底誰“騙”誰，很“糾纏”。
馬笑言：“我要為胡蘭成‘平反’。胡張戀的結局，或許並非通常所說因了胡的負心，可不可以說反是張‘騙’了胡？”
“胡對張最初有這樣的描述：‘我已有妻室，她並不在意。再或者我有許多女友，乃至狹妓遊玩，她亦不會吃醋。她倒是願意世上的女子都喜歡我。’”
“可是，有那麼一天，在南京的一條狹巷裏，張卻逼了胡要選擇：‘你說最好的東西是不可以選擇的，我完全懂得。但這件事還是要請你選擇，說我無理也罷。’哎呀，這到底是誰騙了誰呢？只因這叫作愛情。”
馬朗讀了一段兩人分手後，張致胡的一封信：“那天船開時，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撐了傘在船舷邊，對著滔滔黃浪，佇立涕泣良久。”
對於這樣的悲情，馬的解讀是：我以為張之泣，不是為了失去胡蘭成，而是為了失去一個熟悉的、理性的自己。
張愛玲研究專家、上海華東師大中文系教授陳子善，則用張愛玲《傳奇》再版序言中的一段話，結束了是晚的追思：現在還是清如水、明如鏡的秋天，我應當是快樂的。(完)
他們見過張愛玲。楊牧。李歐梵。
他們見過張愛玲
文章日期：2007年6月3日
【明報專訊】原來有這麼多人見過張愛玲。
楊牧在《譯書》書裏是如此記述：四十多年前，在加州柏克萊，第一次見到張氏女子。「那時張愛玲大概也才四十多歲，但幾乎所有她到今天還有人讀的小說都已經寫好了。張穿著很樸素，記憶裏總是那樣安靜端莊坐在那裏，不和人家搶話講，只專心聽，點頭，好像沒有太多表情，雖然偶爾臉上也露出同意，欣然的笑容」。
當有人提及她的作品，張愛玲都是「支吾不願談，無心深入的樣子」；甚而有人不懷好意地談及胡蘭成和《今生今世》，「她把頭轉到一邊，面無表情」。
這就是了。這就是我們想像中的張愛玲。胡蘭成不是早就說過嗎，她不會討好你，你欲討好她，也是休想。連討好都難，何自道前夫壞話？好事壞事，都是自己的事，張愛玲把一切放置於自己腦海的私密花園，別人不得其門而入；在其「面無表情」底下，或許另有一幅鄙夷的表情，只是鄙夷的程度令她根本不屑讓對方看見。
* * *
去年曾聽李歐梵教授憶述張愛玲，亦是驚訝，呀，原來他也見過她。
李教授說當時仍是研究生，被前輩指派往接張愛玲到會場出席研討會，一路上，談了許多，張氏女子自認沒把范柳原寫得好，但白流蘇已寫得不錯；她也期盼李歐梵以後「長大成人」，可以接力寫出一個精彩的范柳原。
此之所以李歐梵於1997年寫了小說《范柳原懺情錄》，原來是還願，背後隱藏了他和張愛玲之間的緣分。
去年邊聽李教授憶述此事，邊在心裏暗羨，真好，見過張愛玲，真好。
* * *
但當然也不一定。好不容易見到一面，萬一說錯話，或在她面前出了一個小小的洋相，破壞了長久等待和期盼中的一切美好，豈不懊惱？有些人，畢竟站遠一點欣賞，美得比較持久。
所以在照片中的張愛玲最耐看。畫筆下的亦是。這照片攝於去年聚會，在一間酒樓，依照張愛玲所撰食譜定菜，企圖「原味重現」。王安憶在，蘇偉貞在，都在菜單上簽名留念。
那幾道菜弄得極差，如果張愛玲在，恐必亦是「把頭轉到一邊，面無表情」。
【明報專訊】原來有這麼多人見過張愛玲。
楊牧在《譯書》書裏是如此記述：四十多年前，在加州柏克萊，第一次見到張氏女子。「那時張愛玲大概也才四十多歲，但幾乎所有她到今天還有人讀的小說都已經寫好了。張穿著很樸素，記憶裏總是那樣安靜端莊坐在那裏，不和人家搶話講，只專心聽，點頭，好像沒有太多表情，雖然偶爾臉上也露出同意，欣然的笑容」。
當有人提及她的作品，張愛玲都是「支吾不願談，無心深入的樣子」；甚而有人不懷好意地談及胡蘭成和《今生今世》，「她把頭轉到一邊，面無表情」。
這就是了。這就是我們想像中的張愛玲。胡蘭成不是早就說過嗎，她不會討好你，你欲討好她，也是休想。連討好都難，何自道前夫壞話？好事壞事，都是自己的事，張愛玲把一切放置於自己腦海的私密花園，別人不得其門而入；在其「面無表情」底下，或許另有一幅鄙夷的表情，只是鄙夷的程度令她根本不屑讓對方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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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曾聽李歐梵教授憶述張愛玲，亦是驚訝，呀，原來他也見過她。
李教授說當時仍是研究生，被前輩指派往接張愛玲到會場出席研討會，一路上，談了許多，張氏女子自認沒把范柳原寫得好，但白流蘇已寫得不錯；她也期盼李歐梵以後「長大成人」，可以接力寫出一個精彩的范柳原。
此之所以李歐梵於1997年寫了小說《范柳原懺情錄》，原來是還願，背後隱藏了他和張愛玲之間的緣分。
去年邊聽李教授憶述此事，邊在心裏暗羨，真好，見過張愛玲，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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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然也不一定。好不容易見到一面，萬一說錯話，或在她面前出了一個小小的洋相，破壞了長久等待和期盼中的一切美好，豈不懊惱？有些人，畢竟站遠一點欣賞，美得比較持久。
所以在照片中的張愛玲最耐看。畫筆下的亦是。這照片攝於去年聚會，在一間酒樓，依照張愛玲所撰食譜定菜，企圖「原味重現」。王安憶在，蘇偉貞在，都在菜單上簽名留念。
那幾道菜弄得極差，如果張愛玲在，恐必亦是「把頭轉到一邊，面無表情」。
馬家輝
已成歷史的一組“思沙龍”
思沙龍繁星綻放 南北五大學與龍應台基金會結盟
關心台灣前途的人，大概都認識到，如果人的思維不是寬融開闊理性的，徒有民主制度是不夠的。龍應台文化基金會在台北推動「思沙龍」，透過「邊做邊學」的田野實驗方式，培養年輕人的國際視野和實踐能力，在台北都會成功打出品牌，將台北月涵堂打造成一個小而重要的「文化支點」。
有鑒於大量資訊與國際資源多集中於台北，基金會將自己累積的學習資源與知識網絡釋出，與南北五所大學五所大學：新竹教育大學、清華大學、元智大學、逢甲大學、成功大學攜手推動「思沙龍─繁星綻放計畫」，讓學生在自己社區紮根，同時直接與台北連線，與世界接軌。今年秋天預計將有第二波五所大學加入「思沙龍」聯盟。
「思沙龍繁星綻放計畫」是國內首次由民間發起、跨校際推動國際視野的運動；基金會提供知識內容，各校學生自組團隊負責策劃及執行，大學校方全力支持，在校園內推出以全球議題為核心的沙龍論壇，面對學生及各地社區，帶動對全球議題的關切。從沙龍的策劃、組織和推動中，學生同時學習待人接物、實務推動的方法。
五校首場將於五月底正式啟動，元智、竹教大、逢甲、成大將同時以｢你所不知道的香港｣為題，分別請到馬家輝及梁文道兩位香港知名評論家主講，作家龍應台主持，深度剖析香港面對150年的英國殖民，10年的中國回歸，香港人的自我認同發生了什麼變化。清華大學則將推出「黑蝙蝠在新竹：向勇敢的人致敬」歷史聚談會，為冷戰時期黑蝙蝠中隊進行中國大陸低空偵查的一段密辛解密。
啟動沙龍：你所不知道的香港
元智 2007/05/28 3:00pm-6:00pm (03-4638800#2162) http://yzu.edu.tw 竹大 2007/05/29 3:00pm-6:00pm (03-5213132#2112) http://geart.nhcue.edu.tw
成大 2007/05/30 6:00pm-9:00pm (06-2757575#50109) http://conf.ncku.edu.tw/thinkers/
逢甲 2007/05/31 3:00pm-9:00pm (04-24517520#2630) http://salon.sunny.org.tw
清華 2007/06/05 黑蝙蝠在新竹7:00pm-10:oopm (03-5742407) http://www.tsinghua-thinkersclub.org
關心台灣前途的人，大概都認識到，如果人的思維不是寬融開闊理性的，徒有民主制度是不夠的。龍應台文化基金會在台北推動「思沙龍」，透過「邊做邊學」的田野實驗方式，培養年輕人的國際視野和實踐能力，在台北都會成功打出品牌，將台北月涵堂打造成一個小而重要的「文化支點」。
有鑒於大量資訊與國際資源多集中於台北，基金會將自己累積的學習資源與知識網絡釋出，與南北五所大學五所大學：新竹教育大學、清華大學、元智大學、逢甲大學、成功大學攜手推動「思沙龍─繁星綻放計畫」，讓學生在自己社區紮根，同時直接與台北連線，與世界接軌。今年秋天預計將有第二波五所大學加入「思沙龍」聯盟。
「思沙龍繁星綻放計畫」是國內首次由民間發起、跨校際推動國際視野的運動；基金會提供知識內容，各校學生自組團隊負責策劃及執行，大學校方全力支持，在校園內推出以全球議題為核心的沙龍論壇，面對學生及各地社區，帶動對全球議題的關切。從沙龍的策劃、組織和推動中，學生同時學習待人接物、實務推動的方法。
五校首場將於五月底正式啟動，元智、竹教大、逢甲、成大將同時以｢你所不知道的香港｣為題，分別請到馬家輝及梁文道兩位香港知名評論家主講，作家龍應台主持，深度剖析香港面對150年的英國殖民，10年的中國回歸，香港人的自我認同發生了什麼變化。清華大學則將推出「黑蝙蝠在新竹：向勇敢的人致敬」歷史聚談會，為冷戰時期黑蝙蝠中隊進行中國大陸低空偵查的一段密辛解密。
啟動沙龍：你所不知道的香港
元智 2007/05/28 3:00pm-6:00pm (03-4638800#2162) http://yzu.edu.tw 竹大 2007/05/29 3:00pm-6:00pm (03-5213132#2112) http://geart.nhcue.edu.tw
成大 2007/05/30 6:00pm-9:00pm (06-2757575#50109) http://conf.ncku.edu.tw/thin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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