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點中問題的要害
文章日期：2007年8月18日
【明報專訊】辦奧運，北京是否準備好了？很難有絕對客觀標準來衡量。有人替北京數日子，過去一年，天朗氣清和陰霾密佈的比例，污染控制能力是加強了還是減少了？首都鋼鐵廠，能不能搬得動？奧運期間會否停產減產？來顯示抗污的決心。也有人計算過北京的塞車時間是縮短了還是增加了？能否限制百萬車輛在奧運期間上路？來證明當局有沒有治理好交通的能力。
中國官方很自豪地說，中國有「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這話一點不假，要北京在奧運期間白雲藍天交通暢順有多難，一聲令下，污染的工廠全部停產，主要道路嚴禁車輛駛入，嚴打隨地吐痰，亂拋垃圾，有礙市容的建築統統拆掉，上訪者驅逐不了，就把他們全部拘禁。集中力量搞一個乾乾淨淨，秩序井然的奧運，有「社會主義優勢」的北京，要辦，有什麼事情是辦不來的？
因此，《南方都市報》的社論，在主旋律下就更彌足珍貴了。
「如果把綠色奧運的理念放到全中國來考察，環保的現狀更是令人擔心。從太湖的藍藻到洞庭湖的老鼠，從廈門引起巨大爭議的化工項目到三江並流的世界遺產風波，讓我們時刻反省。」
「這些年來，奧運概念在推動我們科技創新，尤其是科研體制改革方面，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或者說，科學的進步，能夠從一場體育盛會中獲取多大的動力？顯然，我們的答卷並不圓滿。」
「奧運會的價值從來都不僅止於運動，它更是一個普世價值的使者，一個全球文明的播種機。理性、多元、包容普世價值的前提，民主、自由、法治是全球文明的核心。」「如果還有黑奴工等待解救，如果還有手機用戶因短信動輒獲罪，如果教育體制沒有推進，如果腐敗現象沒有減少，那麼我們必須承認，人文奧運，我們還沒準備好。」
奧運真正價值不僅止於運動，而是普世價值和全球文明，《南都》的社論，點中問題的要害。
[吳志森 http://samngx.blogspot.com]
附南方都市報評論原文：
南都：奧運倒數一周年，我們準備好了嗎？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7-08-08 12:15:45
中評社香港8月8日電／“這片土地已經準備好，打開夢想起飛的跑道。讓全世界的目光，降落在我們的懷抱。”這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倒計時一周年主題曲中的幾句歌詞，這首歌今天晚上將由眾多明星在天安門廣場演唱。
南方都市報今日發表社論說，正如奧運會被看作是一個民族擁抱世界的標誌性事件一樣，跟它相關的日子都被賦予了特別的意義。於是，今天不再是尋常的一天，它是一個歷史的臺階；今夜不再是尋常的一夜，它要展示澎湃的激情；這首歌也不再是尋常的吟唱，它代表一個民族的心聲。
這首歌有一個振奮人心的名字——《We Are Ready 》，翻譯成中文就是《我們準備好了》。我們用這首歌向全世界宣告：我們豪情萬丈、信心百倍，我們鼓足幹勁、力爭上游，我們在動員上準備好了，我們在心理上準備好了。
我們有理由相信，全世界人民都為我們的豪情而感動。但是我們也看到了一些不解的目光，比如路透社的新聞標題：“離奧運會還有一年之久，但北京說‘我們準備好了’”。
社論說，奧運會從來都是一種世界語言，它將消除所有的誤解。順著這道疑惑的目光，我們不妨回到事實層面，腳踏現實大地而捫心自問：Are We Ready ？我們準備好了嗎？
如果今天不僅有激情，還有理性；不僅有憧憬，還有回顧；不僅有稱頌，還有提醒，無疑它將更有意義，更見價值。那麼請讓我們對照2008年北京奧運的三大核心理念，進行一場反思。
綠色奧運，我們準備好了嗎？
藍藍的天，綠綠的樹，清澈的空氣，明亮的陽光，當奧運聖火在古希臘點燃的時候，它大概沒有想到這些天然的東西會成為現代人寄託於它的一個夢想。為了這個夢想，北京痛下決心，發誓要讓空氣質量達到發達國家大城市的水平，並且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但是，無論是統計數據還是市民切身感受都在表明，空氣質量比例的改善比預計的難度更大，而且增長的速度有所放緩，前不久北京市官員在奧運新聞發佈會上解釋說，慢的原因是整個國民經濟基礎在不斷發展，人口不斷增長，機動車不斷增加。
如果把綠色奧運的理念放到全中國來考察，環保的現狀更是令人擔心。從太湖的藍藻到洞庭湖的老鼠，從廈門引起巨大爭議的化工項目到三江並流的世界遺產風波，讓我們時刻反省。
科技奧運，我們準備好了嗎？
我們欣慰地獲知，北京奧運會將使用的37個比賽場館、56個訓練場館以及北京的相關基礎設施建設，正在有序進行中。雖然不能說“我們準備好了”，但是奧組委官員昨天已經宣佈，各項建設正在加快推進，各階段工作將如期完成。
然而，吸納國內外科技成果，辦一屆高科技含量的體育盛會，這只是“科技奧運”理念的一個方面。這個理念的價值更在於，通過一次全民參與的盛會，提高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推進高新技術成果的產業化日常應用。
這些年來，奧運概念在推動我們科技創新，尤其是科研體制改革方面，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或者說，科學的進步，能夠從一場體育盛會中獲取多大的動力？顯然，我們的答卷並不完滿。 人文奧運，我們準備好了嗎？
最讓全世界感動的是，中國人參與奧運的激情。那些踴躍的志願者，那些被搶購的門票，那些熱情高歌的明星，都讓我們為民族的凝聚力感到自豪。
但是人文奧運不是人氣奧運。它是一個舞臺，展示一個國家的精神氣質；它是一個窗口，透視一個民族的心靈世界。
奧運會的價值從來都不僅止於運動，它更是一個普世價值的使者，一個全球文明的播種機。理性、多元、包容普世價值的前提，民主、自由、法治是全球文明的核心。
如果還有黑奴工等待解救，如果還有手機用戶因短信動輒獲罪，如果教育體制沒有推進，如果腐敗現象沒有減少，那麼我們必須承認，人文奧運，我們還沒準備好。
奧運尚未開幕，同胞仍須努力。
今天，在歌聲與掌聲之中，讓我們多問幾聲：Are We Ready？
在未來的一年裏，除了激情和口號，讓我們經常問自己：Are We Ready？
在更長遠的將來，面對進步與成就，讓我們總是問自己：Are We Ready？
8/18/2007
相由心生。心由相改。
心由相生
文章日期：2007年8月18日
【明報專訊】相由心生，掉轉來看，心由相改，都是同一道理，有諸內而形諸外，其實改變外在也可以影響內心。
詹瑞文提倡「全民學戲」，學戲真的可以改變你的人生，進而改變你的運程。學戲不單發掘你人生的陰暗面，更重要是幫助你了解自己，而最實用的是幫助你控制情緒，成為隨意變化表情及控制情緒的藝人。
藝者——偽人也。
你的座駕被後面的汽車撞上，下車理論，碰巧下滂沱大雨，怒從心起殺氣騰騰，剛巧對方又是一肚子氣，兩個大頭，各帶憤怒的表情極端的情緒碰在一起，後事如何毋庸介紹，不會有好結果。人到中年，行走江湖，總要有一些演技傍身，在極怒的情下，可以控制情緒，面帶笑容，事情更好談得多。
懂得演技的人，不同場地，轉換角色。由老婆嬲你，到摸頂入市炒股票，到阿仔學期終成績包尾，本來怒不可遏，如能控制情緒，化悲為喜，一臉和顏悅色，善用你的演技，每能在關鍵場合，以為一觸即發，也發揮出意想不到之妙用。
作為一家之主，你的「戲」會形成「戲場」影響子女﹕你表演出來的是笑容，大家看的是喜劇；你表演上來的是悲情，大家看的是悲劇。作為小組領導，下屬睇你眉頭眼額，你能做戲，危急時仍能表現一臉從容，下屬也不會急出亂子，能以嬉戲控制你的緊張，傻戇駕御你憤怒，冷靜掩飾你的無能，靠的便是演技！
由外可以影響內，只要臉上不斷大笑，相由心生，心由相變，無時無刻，無端微笑，也能改變內在情緒。
[林超榮 lamchiuwing2004@yahoo.com.hk]
文章日期：2007年8月18日
【明報專訊】相由心生，掉轉來看，心由相改，都是同一道理，有諸內而形諸外，其實改變外在也可以影響內心。
詹瑞文提倡「全民學戲」，學戲真的可以改變你的人生，進而改變你的運程。學戲不單發掘你人生的陰暗面，更重要是幫助你了解自己，而最實用的是幫助你控制情緒，成為隨意變化表情及控制情緒的藝人。
藝者——偽人也。
你的座駕被後面的汽車撞上，下車理論，碰巧下滂沱大雨，怒從心起殺氣騰騰，剛巧對方又是一肚子氣，兩個大頭，各帶憤怒的表情極端的情緒碰在一起，後事如何毋庸介紹，不會有好結果。人到中年，行走江湖，總要有一些演技傍身，在極怒的情下，可以控制情緒，面帶笑容，事情更好談得多。
懂得演技的人，不同場地，轉換角色。由老婆嬲你，到摸頂入市炒股票，到阿仔學期終成績包尾，本來怒不可遏，如能控制情緒，化悲為喜，一臉和顏悅色，善用你的演技，每能在關鍵場合，以為一觸即發，也發揮出意想不到之妙用。
作為一家之主，你的「戲」會形成「戲場」影響子女﹕你表演出來的是笑容，大家看的是喜劇；你表演上來的是悲情，大家看的是悲劇。作為小組領導，下屬睇你眉頭眼額，你能做戲，危急時仍能表現一臉從容，下屬也不會急出亂子，能以嬉戲控制你的緊張，傻戇駕御你憤怒，冷靜掩飾你的無能，靠的便是演技！
由外可以影響內，只要臉上不斷大笑，相由心生，心由相變，無時無刻，無端微笑，也能改變內在情緒。
[林超榮 lamchiuwing2004@yahoo.com.hk]
8/17/2007
司徒華。悔悟。
悔悟的種種
文章日期：2007年8月17日
【明報專訊】來說一說，《聖經．新約》中，幾個人物的故事。
猶大為了三十塊銀元，出賣耶穌。其後悔悟，把錢退還給長老們，但被拒收。他把錢丟在聖殿，上吊自殺去了。
彼拉多是羅馬派駐耶路撒冷的總督，負責審判耶穌。他知道耶穌是無辜的，為了平息眾怒，曾下令鞭韃祂。在逾越節，總督可由民眾選擇釋放一名囚犯。為了解救耶穌，他把耶穌和一名殺人犯巴拉巴，讓民眾去選擇，民眾卻選擇了巴拉巴。在判決耶穌要釘死在十字架上之前，他叫人拿來一盆水，對民眾洗手，大抵心裏覺得自己的手，也染有耶穌的血而痛悔。
在最後的晚餐上，耶穌對座中的門徒預言說﹕你們當中有一個要出賣我。彼得立即表示忠誠，說﹕會永遠追隨祂。耶穌說﹕在今晚雞叫之前，你會三次說不認識我。不久，祂即被捕，彼得跟在後面。一個女僕，兩次認得彼得是耶穌的門徒，彼得卻矢口否認；最後，一個士兵也認得彼得，他又堅否認。當第三次否認剛說完，傳來公雞的啼叫。彼得想起耶穌的話，慚愧得流下眼淚，掩面大哭而去。
保羅原名掃羅。當使徒司提反被亂石擲死時，他是個少年，幸災樂禍，與民眾一同歡呼；長大了還逼害信徒。後來，他皈依了，成為最虔誠和最有力的傳教士，周遊各地，傳播福音。
猶大以生命去表示痛悔，但至今，他的名字仍被認為是叛徒的代號。
彼拉多也是痛悔的。手上的血可以洗去，但心裏的血永遠留，即使判是被迫的。
耶穌死後，彼得和其他的十個門徒，都曾因恐懼而動搖，離開了主的道路。但後來都重建信仰而歸隊，以至殉道，成為了聖徒。
保羅的傳道更經歷千辛萬苦，貢獻最大，成為聖徒中最光輝的一個。
悔悟是好的，但更重要的是其後的行動。「覺今是而昨非」，對「今是」的努力，考驗了對「昨非」的醒覺的深淺。(關關：勇氣而已。)
[司徒華]
文章日期：2007年8月17日
【明報專訊】來說一說，《聖經．新約》中，幾個人物的故事。
猶大為了三十塊銀元，出賣耶穌。其後悔悟，把錢退還給長老們，但被拒收。他把錢丟在聖殿，上吊自殺去了。
彼拉多是羅馬派駐耶路撒冷的總督，負責審判耶穌。他知道耶穌是無辜的，為了平息眾怒，曾下令鞭韃祂。在逾越節，總督可由民眾選擇釋放一名囚犯。為了解救耶穌，他把耶穌和一名殺人犯巴拉巴，讓民眾去選擇，民眾卻選擇了巴拉巴。在判決耶穌要釘死在十字架上之前，他叫人拿來一盆水，對民眾洗手，大抵心裏覺得自己的手，也染有耶穌的血而痛悔。
在最後的晚餐上，耶穌對座中的門徒預言說﹕你們當中有一個要出賣我。彼得立即表示忠誠，說﹕會永遠追隨祂。耶穌說﹕在今晚雞叫之前，你會三次說不認識我。不久，祂即被捕，彼得跟在後面。一個女僕，兩次認得彼得是耶穌的門徒，彼得卻矢口否認；最後，一個士兵也認得彼得，他又堅否認。當第三次否認剛說完，傳來公雞的啼叫。彼得想起耶穌的話，慚愧得流下眼淚，掩面大哭而去。
保羅原名掃羅。當使徒司提反被亂石擲死時，他是個少年，幸災樂禍，與民眾一同歡呼；長大了還逼害信徒。後來，他皈依了，成為最虔誠和最有力的傳教士，周遊各地，傳播福音。
猶大以生命去表示痛悔，但至今，他的名字仍被認為是叛徒的代號。
彼拉多也是痛悔的。手上的血可以洗去，但心裏的血永遠留，即使判是被迫的。
耶穌死後，彼得和其他的十個門徒，都曾因恐懼而動搖，離開了主的道路。但後來都重建信仰而歸隊，以至殉道，成為了聖徒。
保羅的傳道更經歷千辛萬苦，貢獻最大，成為聖徒中最光輝的一個。
悔悟是好的，但更重要的是其後的行動。「覺今是而昨非」，對「今是」的努力，考驗了對「昨非」的醒覺的深淺。(關關：勇氣而已。)
[司徒華]
編劇的條件
K,
聽到有人議論編劇的條件，小女子想起了一些舊事。
其實，阿寬的這些原則，不身體力行，也是很難明了的。倒是跟著師父一路“采風”，聽故事，學手藝，再琢磨，倒悟得快一些。
不好意思，小女子曾經是有“四級編劇”職稱的，那時才二十二歲，其實什么也不懂的。只是，讀了些中西戲劇名劇，跟著江蘇省昆劇院藝術研究室的老師，啃了幾本古戲本，大約悟出來，除了戲劇的結構，敘事風格，舞臺樣式以外，為戲劇注入靈魂，還得靠對生活的敏銳感悟。
敏銳，有宏大的，有細膩的；有內伸的，有外擴的；故而戲劇，有張揚的，有內斂的。然而，感性如小女子，總覺得，較之夸張的道白和形體設計，大起大落的戲劇情節，細節的真實白描，是最有戲劇力量的。小女子，喜歡悲劇，多于喜劇，總覺得悲喜劇更加接近“生活的真實”。
其實，小女子最直接的師父是父親。記得還是在小學時代，編劇父親總是會在第一時間，給我們講述他要寫的故事。小女子與弟弟，會焦急地等著。有這樣一個細節，就是父親寫出一小疊稿紙，小女子就躡手躡腳走進里屋，取了父親放在昏黃臺燈光暈下的這疊“字”，回到我的小屋，坐在書桌旁，急著做第一讀者，和第一謄寫人。
父親的字，龍飛鳳舞，這次在西安碑林，小女子讀到懷素的一塊碑文，看著眼熟，想起了父親的筆法。
這樣的字，加上東西拉了線線，劃了框框的修改，不謄抄是無法拿去油印的。常常因怕打擾父親，小女子謄寫中遇到辨別不出的字，會暫時放放，等父親休息時才問。有趣的是，有時父親會風趣地說：哎呀，剛才怎么不問我？現在我也認不出了。呵呵呵呵。
我們是一個非常民主的家庭，對于父親的劇本，小女子也可以評頭論足的。有時候，會為了一個細節是否真實，與父親爭論不休，這樣的事情，大約持續到小女子讀大學吧。記得父親的一個觀點：發生的不一定真實，看見的未必是事實。要學會剝去現實生活的“畫皮”，去偽見真，本質的“真”。要有判斷！！！如今想來，小女子做記者，有些與眾不同，得益于父親關于編劇觀察生活“手藝”的訓練吶。
大學三、四年紀，小女子隨父親就一齣描寫六朝古都、秦淮人家前世今生的話劇《九十九間半》，采風了很長時間。踏訪了老秦淮，幾乎所有的老宅，以及尚有存留的大戶“遺民”。
記得，在其中保存著跑馬樓的一戶大戶老宅，我們不僅僅見識了江南明清建筑青磚白墻，天井瓦當，更在原本當是“更夫”住的耳房里，訪問了這個皮貨商戶唯一留下的舊時人——一位穿著淺灰竹布對襟衫的“太太”。
老太太，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份大家閨秀出身的氣度，對于整個宅子物是人非表情淡淡，似乎真是拋開了身外物了。說家族的故事，問一句，答一句，客氣地應對著，像是講隔世別人的故事。
只是，老太太皮膚白皙細膩，短發一絲不亂地抿在耳後，未語先微笑，聲音輕輕的。喝茶的蓋碗，盡管是市井粗瓷，但是老太太用蓋兒撥開葉兒，輕輕吹開浮末，然后只是小小抿一口的自如神情，一瞬間就將幾十年的時光給忘了，仿佛還是那個端坐堂屋，聽收賬回來的伙計“講故”的老板娘。這個人物，我和父親都極其喜歡，寫進戲里了。之后在南京演出，我的老師與同學去觀摩，不少人也說這人物最傳神。大概，經過幾十年的紛紛亂亂，那樣的心閑氣定，早已成了稀罕物件兒了。
小女子，其實曾經見過幾位這樣的“太太們”。或許，舊時的水，才能養出這樣的女子。如今，學，是學不來的了。
編劇的條件
文章日期：2007年8月17日
【明報專訊】學演戲的學生跟學編劇的學生幾乎都有個共通點，就是希望學會一套方法，可以做好戲和寫好劇本。
其實是沒有這套方法的。
最好的東西，原來早已在學員們身上，導師只會在過程中替他們發掘出來，或者教曉他們日後自己做。
演戲導師會說每個學生都有他們最美麗最有力量的一面，編劇導師則會說每個編劇必有至少一個優秀的劇本。
所有與創作有關的學習不外是向內發現自我，向外發現自我以外的世界，將兩者結合。
不僅學習者如是，教導者也一樣，亦是自我發現的一個過程。
最近又做了一個有關編劇課程的訪問，其中一個必問的問題，是做編劇需要一些什麼條件。
我入行時一位前輩說，能筆就可以做編劇，這是最低要求。
我的拍檔對編劇的要求是他必須要對一切敏感，包括自己與所有的人與事。不是每個人對自己都有足夠的敏感度，對自己敏感的，對身邊的一切未必夠敏感。
自我太強太大的人，只知自己的想法，對其他人的敏感度十分低，很難做一個好編劇。
太沒有自己，別人怎樣想他便怎樣想的，也不會是個好編劇。
做編劇還有一個要求，是識得用有趣的角度看整個世界，沒趣的，誰喜歡看！？
公開大學與編劇會合辦的編劇班九月初便開學，有興趣通過創作自我發現的朋友，可以報名。
名額只有三十五個，不知何解，每次都超額。
[阿寬 ahhfoon@yahoo.com]
聽到有人議論編劇的條件，小女子想起了一些舊事。
其實，阿寬的這些原則，不身體力行，也是很難明了的。倒是跟著師父一路“采風”，聽故事，學手藝，再琢磨，倒悟得快一些。
不好意思，小女子曾經是有“四級編劇”職稱的，那時才二十二歲，其實什么也不懂的。只是，讀了些中西戲劇名劇，跟著江蘇省昆劇院藝術研究室的老師，啃了幾本古戲本，大約悟出來，除了戲劇的結構，敘事風格，舞臺樣式以外，為戲劇注入靈魂，還得靠對生活的敏銳感悟。
敏銳，有宏大的，有細膩的；有內伸的，有外擴的；故而戲劇，有張揚的，有內斂的。然而，感性如小女子，總覺得，較之夸張的道白和形體設計，大起大落的戲劇情節，細節的真實白描，是最有戲劇力量的。小女子，喜歡悲劇，多于喜劇，總覺得悲喜劇更加接近“生活的真實”。
其實，小女子最直接的師父是父親。記得還是在小學時代，編劇父親總是會在第一時間，給我們講述他要寫的故事。小女子與弟弟，會焦急地等著。有這樣一個細節，就是父親寫出一小疊稿紙，小女子就躡手躡腳走進里屋，取了父親放在昏黃臺燈光暈下的這疊“字”，回到我的小屋，坐在書桌旁，急著做第一讀者，和第一謄寫人。
父親的字，龍飛鳳舞，這次在西安碑林，小女子讀到懷素的一塊碑文，看著眼熟，想起了父親的筆法。
這樣的字，加上東西拉了線線，劃了框框的修改，不謄抄是無法拿去油印的。常常因怕打擾父親，小女子謄寫中遇到辨別不出的字，會暫時放放，等父親休息時才問。有趣的是，有時父親會風趣地說：哎呀，剛才怎么不問我？現在我也認不出了。呵呵呵呵。
我們是一個非常民主的家庭，對于父親的劇本，小女子也可以評頭論足的。有時候，會為了一個細節是否真實，與父親爭論不休，這樣的事情，大約持續到小女子讀大學吧。記得父親的一個觀點：發生的不一定真實，看見的未必是事實。要學會剝去現實生活的“畫皮”，去偽見真，本質的“真”。要有判斷！！！如今想來，小女子做記者，有些與眾不同，得益于父親關于編劇觀察生活“手藝”的訓練吶。
大學三、四年紀，小女子隨父親就一齣描寫六朝古都、秦淮人家前世今生的話劇《九十九間半》，采風了很長時間。踏訪了老秦淮，幾乎所有的老宅，以及尚有存留的大戶“遺民”。
記得，在其中保存著跑馬樓的一戶大戶老宅，我們不僅僅見識了江南明清建筑青磚白墻，天井瓦當，更在原本當是“更夫”住的耳房里，訪問了這個皮貨商戶唯一留下的舊時人——一位穿著淺灰竹布對襟衫的“太太”。
老太太，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份大家閨秀出身的氣度，對于整個宅子物是人非表情淡淡，似乎真是拋開了身外物了。說家族的故事，問一句，答一句，客氣地應對著，像是講隔世別人的故事。
只是，老太太皮膚白皙細膩，短發一絲不亂地抿在耳後，未語先微笑，聲音輕輕的。喝茶的蓋碗，盡管是市井粗瓷，但是老太太用蓋兒撥開葉兒，輕輕吹開浮末，然后只是小小抿一口的自如神情，一瞬間就將幾十年的時光給忘了，仿佛還是那個端坐堂屋，聽收賬回來的伙計“講故”的老板娘。這個人物，我和父親都極其喜歡，寫進戲里了。之后在南京演出，我的老師與同學去觀摩，不少人也說這人物最傳神。大概，經過幾十年的紛紛亂亂，那樣的心閑氣定，早已成了稀罕物件兒了。
小女子，其實曾經見過幾位這樣的“太太們”。或許，舊時的水，才能養出這樣的女子。如今，學，是學不來的了。
編劇的條件
文章日期：2007年8月17日
【明報專訊】學演戲的學生跟學編劇的學生幾乎都有個共通點，就是希望學會一套方法，可以做好戲和寫好劇本。
其實是沒有這套方法的。
最好的東西，原來早已在學員們身上，導師只會在過程中替他們發掘出來，或者教曉他們日後自己做。
演戲導師會說每個學生都有他們最美麗最有力量的一面，編劇導師則會說每個編劇必有至少一個優秀的劇本。
所有與創作有關的學習不外是向內發現自我，向外發現自我以外的世界，將兩者結合。
不僅學習者如是，教導者也一樣，亦是自我發現的一個過程。
最近又做了一個有關編劇課程的訪問，其中一個必問的問題，是做編劇需要一些什麼條件。
我入行時一位前輩說，能筆就可以做編劇，這是最低要求。
我的拍檔對編劇的要求是他必須要對一切敏感，包括自己與所有的人與事。不是每個人對自己都有足夠的敏感度，對自己敏感的，對身邊的一切未必夠敏感。
自我太強太大的人，只知自己的想法，對其他人的敏感度十分低，很難做一個好編劇。
太沒有自己，別人怎樣想他便怎樣想的，也不會是個好編劇。
做編劇還有一個要求，是識得用有趣的角度看整個世界，沒趣的，誰喜歡看！？
公開大學與編劇會合辦的編劇班九月初便開學，有興趣通過創作自我發現的朋友，可以報名。
名額只有三十五個，不知何解，每次都超額。
[阿寬 ahhfoon@yahoo.com]
龍口粉絲：星夜
K,
清晨起讀報，讀了龍老師這篇《星夜》，忍不住，跑去搖醒MAYBOY:哈哈。看來老師不是“天文愛好者”，她竟然才知道天邊最亮的那一顆，叫做“金星”！！
Mayboy就笑：我也不認識啊。說著，就來捉小女子的鼻頭：在哪？在哪？呵呵。
《天文愛好者》，是北京天文館創辦的一本老雜誌了，小女子從中學初中起，一直追定到如今。Mayboy總笑話我說：關公好星。
最迷戀的，就是她公布的每一季星座圖。星座圖，總是人為地用些線段，按照古希臘羅馬的傳說，將夜空中冰冷的星子們，穿成故事。有些，很悲壯，有的挺香艷。
最令人著迷的是，這星子圖，隨著人間的四季，竟然在天空中顛顛倒倒地轉不停。天文學家說，那是地球自轉的、公轉的原因，小女子到愿意想像，星漢是調皮的，就愛變了性情捉迷藏。其實，不就是那模樣，只要有心“捉馬腳”，怎樣都可以找得到他。
小女子中學就讀一間老教會學校，學校的老樓上架著一架天文望遠鏡。我們是文革后，第一批全市招收的初中生，配備的老師多是滿腹經綸的才子，“文革”一場早把他們憋壞了。見了這批寶貝學生，真是恨不得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時。
地理老師李伯玨，大腦門，一雙眼睛，不只是大，屬于那種眼睛一轉，就有主意的才子，一笑竟然兩酒窩，說話快而風趣，地理天文上上下下一水兒通，還會好幾樣樂器；校園的鼓樂隊，也是在李老師的調教下，從亂箭胡發，到了金鼓齊鳴。
一班女學生，迷戀李老師得不行。哈哈，若說“粉絲”，小女子二十五年早就晉身那個行列了。
李老師對小女子影響最大的，就是對于漫天星子的興趣。
我們那個“天文愛好者興趣小組”，一年四季觀察星相，作著相當嚴謹的觀測筆記，一代代往下傳，一天也不拉。甚至，一度，想過，不讀中文系，就讀天文系，捉星星。
其實，觀星空，最會令人墮入哲思，那些從內心里生發的“何來何去”，“前世今生”的疑問，在仰觀星子的時候，很自然就溜入了小小女子的內心。故而，之后一碰文史哲，就貼心得不得了。會愚蠢地覺得，亞里斯多德，怎么會和我想的一樣？呵呵。
觀星，每一日都是從金星出現開始，因為她是在日頭落下，月華升起之間，天邊最早顯出“星色”的星子了。
夜，因了金星，來了。星空，何止是熱鬧？
張愛玲若是有靈，在星漢之間一定不寂寞，如小女子好靜中的熱鬧不同，她愛得是熱鬧中的靜。其實，都可以找得到，在天上。
星夜
文章日期：2007年8月17日
【明報專訊】他把好幾幅畫在地上攤開。小店原本就擠，三張畫鋪在地上，我們就不能轉身，一轉身就要踩到畫布上了。「這一幅，」我指梵谷的《星夜》。他說，「一百塊。」我說，「六十塊。」他做出誇張的痛苦的表情，指地上的《星夜》說，「你看看你看看，畫得多麼好，畫得多麼像，就是顏料錢也不只六十塊呀小姐。」我說，「那好，我們再逛逛。」他一把拉住，說，「算了算了，就六十塊吧。」
油彩很濃，他用一張薄薄的塑膠膜覆蓋在畫面上，再把畫小心地捲起來。
我走出小店，踏入畫家村的街，一整條街都賣畫，顏色繽紛，琳瑯滿目，氣氛像成衣市集，只是掛得滿坑滿谷的不是衣服，是畫。據說是一個奇人在這深圳的邊緣荒村專門模仿梵谷的畫，畫得多，畫得像，以致於國際媒體都紛紛來採訪這中國深圳的「梵谷」。沒幾年，荒村已經變成畫家一條街。梵谷的畫，人人能畫，從這裏批發到香港的小攤上，和開叉的旗袍、繡五彩金龍的襯衫、緞料的面紙盒等等「中國風味」禮品混在一起，賣給觀光客。
回到家，我把《星夜》攤開，仔細端詳。從色彩和結構來說，仿得還真像，該有的筆觸，顯然一筆都不少。如果——我將窗戶打開，讓海風吹進來，因為畫的油彩氣味還嗆鼻——如果，用科學的方法鑑定，仿畫的人功夫確實好到完全逼真，好到任何人都看不出破綻來，我是否能被這幅《星夜》感動呢？
愛上《星夜》，是有過程的。住在大海旁每天看日落月出，就發現有一顆星，總是在黃昏時就早早出場，那樣大，那樣亮，那樣低，使我疑惑它是不是漁船頂上的一枚警示燈？是不是一架飛機停在空中探測氣候的動向？是不是隱藏在山頭裏只有雲破時才看得見的一盞隱士讀書的火？那顆星，低到你覺得海面上的船桅一不小心就會勾到它。
太陽沉下去，月亮起來時，星還在那裏，依傍月亮。不管那月亮如何地艷色濃稠，這顆星還是堂堂正正地亮著。
有一天黃昏，一個天文學家在我的陽台上，我們一同看那輪緋霞絢爛的夕陽在星的陪同下，從雲到山到海，冉冉層層拾級而下。他說，「海面上看金星好亮。」
我吃一驚，啊，原來它就是金星，維納斯。無知的人，朝朝暮暮看它，卻不知它的身分。今天知道了，跟它的關係可就不一樣了。
我趕忙上網去看梵谷的《星夜》，因為我記得，他畫的是金星。
梵谷在法國南部的精神療養院裏，寫信給他的兄弟：「今天早上，天還沒亮，我在窗口看了很久，窗外什麼都沒有，唯有一顆金星，好大的一顆星。」「夜，」他說，「比白天還要活，還要熱烈。」
如果我失眠，披衣起身，走進沁涼的夜裏；如果我湊巧走過一個大門深鎖的精神病院，那麼我一仰臉就會看見在黑沉沉的大樓上有一扇開的窗，窗口坐一個孤獨的人，正在注視大地的荒蕪和人間的荒涼，只有夜空裏的星，有火。他說，「看星，總使我神馳……我問自己：我們攤開地圖，指其上一個小黑點，然後就可以搭乘火車到那個點去，為什麼我們到不了那顆星呢？我們難道不可以搭乘『死亡』到星星那一站？」
三十七歲的梵谷真的買了一張死亡的單程票，說走就走了，行囊裏只有煎熬的痛苦和無可釋放的熱情。「星夜」，在我看來，其實是一幅地圖——梵谷靈魂出走的地圖，畫出了他神馳的旅行路線：從教堂的尖塔到天空裏一顆很大、很亮、很低的星，這顆星，又活又熱烈，而且很低，低到你覺得教堂的尖塔一不小心就會勾到它。我會被深圳畫家村的《星夜》感動嗎？
換一個問法：如果科學家能把一滴眼淚裏所有的成分都複製了，包括水和鹽和氣味、溫度——他所複製的，請問，能不能被稱做一滴「眼淚」呢？
[文／龍應台]
8/16/2007
驪山啊，華清宮。
時間：7AUG,2007
地點：陜西 西安 驪山 華清池
K,
如同對于寫字的癡迷，小女子二000年在夢城得了第一部數碼相機，便陷入了對於光影的癡迷。字和影，從此再也不肯分開。
如同許多女子一般，小女子對于所謂的“機器”，從來都相當敬畏，輕易不敢碰。獨獨，對于這數碼相機，一沾便不肯撒手。大約，就如同小女子每日趕著鐘點的腳步，用字兒記錄下歲月留痕；生怕“今生今世”生生從眼前溜了，就是小女子機不離手的原因吧。MAYBOY就笑話小女子，怎么趕也來不及刻錄下已經拍了的時光，因為拍的速度實在太快。
其實，即使照了魂靈了，不也是“下一刻”不是“上一刻”？時光，感動，永也追不回來的了。
於是，字兒，片兒，就成了獨處時分自我治療的藥片兒。
感激不盡，歲月的溫存。
******
小女子的名言：別讓我見了，見了就會“看見”你看不見的東東，只要“看見”了也就再也抹不去。
今兒，讀到《魚往雁返》，Eileen與遺囑執行人林式同的一段交談說：“身外之物還是丟得不夠徹底。”
就想， 晚年無夫無子無親無友獨居，拎著幾個袋子遷徙與異邦的酒店客房之間，躲避或真或假的虱害。能徹底如斯的Ｅｉｌｅｅｎ， 也只有如是說。那么修行不到位如小女子，不如反其道而行之，先“貪婪地”收了歲月的禮物再說，至于何時丟，怎樣丟，反正當下也是想不清楚的，就不想了。順其自然啊。
******
拍與被拍，最高的境界是達到默契：機子“不存在”，“被拍者”全然忘卻在被拍，“拍者”則舞弄家伙，上上下下如眼球、靈魂渾身跑，隨著性情記下“歲月如歌”。
渴望拍，與渴望被拍，如同戀愛中的男女，是會隔空相互“放電”的，即使是背對著你，也知道鏡頭里的情：“來來去去只因為你”。且，有真情的眼睛，不會拍出矯揉造作的畫面，過后相擁讀之，再次心旌搖曳。
******
從驪山上拍華清宮，穿越了時空的感覺。纜車是漸漸上行的，你離開夢中的那泓清泉，漸行漸遠，豈是一個“心急”了得？
從驪山下行，看秦嶺一點點升高，溫暖地包圍了那曾經“洗凝脂”的清潤，心也點點化開。這時，他就飄進了你的鏡頭，那么自在，仿佛從未分開；甚至，竟然，帶著，你的，今生，后世。
不知道，鏡頭是否也會有淚？！
小女子，是狠狠吸了口氣，才端穩了相機的。
識字﹕水。張大春。
識字﹕水
文章日期：2007年8月16日
【明報專訊】孩子們說話常給人一種兩極的錯覺。無動於衷者往往不求甚解，率爾放過，以為孩子不過就是成天練說些廢話的小動物；大驚小怪者則鋪張揚厲，驚為天人，總要夸言孩子純淨的心靈飽含豐富智慧、超越成人。
我觀察了幾年，發現孩子的廢話總是插入哲學思考的鑰匙，任它插在那兒鏽死，它也不過裝飾了一個「通往智慧的甬道曾經存在過」的假象而已。
張容對我說：「我發現一件事：我們吃的每一口東西都是唯一的一口，因為下一口跟這一口就是不一樣的，一定不一樣，每一口都不一樣。」妹妹不能讓哥哥專有任何一個發現，立刻搶說：「另外一口就是另外一口，這個我知道，吃飯就是從一口吃到另外一口、再吃到另外一口。」
我忽然覺得這不是廢話。
我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比喻——沒有兩口飯是一樣的，就像沒有兩顆石子兒是一樣的、沒有兩朵花兒是一樣的、沒有兩個人是一樣的。我跟孩子們打了一個比喻：「站在一條流動的溪水裏，溪水從你腳下流過，隨時都有水經過你的身邊，可是卻從來沒有任何兩滴水是一樣的。」我沒提萊布尼茲，或者他那句名言：「沒有兩滴水是一樣的 」，我說的是孔夫子。
《論語‧子罕》中一條著名的警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章句家們無不以為這是孔夫子感嘆「歲月不居、往而不復」。但是，如果從本篇整體內容上看——《子罕》恰恰是一個大致圍繞孔夫子個人打轉的篇章，包括他的人格、個性、抱負、成就、自許和感慨——較諸他篇，《子罕》也出現了更多的「我」、「吾」。「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當然有感嘆時光一去不復回的意思，但是更多的恐怕是一切消逝之物。這個感嘆，不徒然是個人年華老去，壯心未籌等等，還是孔夫子個人生命情調的體現：無所依、無所住、無所固、無所求。
這是我稱之為「子罕精神」的一個面向：「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如此，「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是如此，「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乃至「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無非如此——這樣的一個從「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孔子很少談利，只鑽研天命或仁的問題）開其端、揭示其面目的篇章，又是如此直接地指向老子了：「上善若水」。
上善，一個至高的境界。澄澈、不拘、周流不住、容有巨力、清滌一切，以及，從最細小的個別分子上說；上善的品質之一——我們終於回到萊布尼茲了：「沒有兩滴水是一樣的！」
最後，我把「不同的兩滴水」倒進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也不知道誰溶解了誰。「『消逝』這件事，讓我們體會事物本質的不同，就像水一樣。」說到這裏，我發現愛憂慮的張容眉頭皺了起來，他一定在擔心「逝去的水」這句話。我趕緊跟他說：「地球上的水的總量從來沒有更多、也沒有更少過，永遠就是那麼多。乾淨的水，被我們喝過、用過，流到溝裏、河裏、海裏，蒸發成雲、下成雨，又讓我們喝了。一滴水，被孔夫子喝過、尿出來；拿破崙又喝了、又尿出來；爺爺也喝了、也尿出來了──」
張容很擔心地問我：「那爺爺的尿我喝過嗎？」妹妹卻高興地問：「那我的尿哥哥喝過嗎？」(關關：哈哈哈。)
[文．張大春 台灣作家]
文章日期：2007年8月16日
【明報專訊】孩子們說話常給人一種兩極的錯覺。無動於衷者往往不求甚解，率爾放過，以為孩子不過就是成天練說些廢話的小動物；大驚小怪者則鋪張揚厲，驚為天人，總要夸言孩子純淨的心靈飽含豐富智慧、超越成人。
我觀察了幾年，發現孩子的廢話總是插入哲學思考的鑰匙，任它插在那兒鏽死，它也不過裝飾了一個「通往智慧的甬道曾經存在過」的假象而已。
張容對我說：「我發現一件事：我們吃的每一口東西都是唯一的一口，因為下一口跟這一口就是不一樣的，一定不一樣，每一口都不一樣。」妹妹不能讓哥哥專有任何一個發現，立刻搶說：「另外一口就是另外一口，這個我知道，吃飯就是從一口吃到另外一口、再吃到另外一口。」
我忽然覺得這不是廢話。
我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比喻——沒有兩口飯是一樣的，就像沒有兩顆石子兒是一樣的、沒有兩朵花兒是一樣的、沒有兩個人是一樣的。我跟孩子們打了一個比喻：「站在一條流動的溪水裏，溪水從你腳下流過，隨時都有水經過你的身邊，可是卻從來沒有任何兩滴水是一樣的。」我沒提萊布尼茲，或者他那句名言：「沒有兩滴水是一樣的 」，我說的是孔夫子。
《論語‧子罕》中一條著名的警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章句家們無不以為這是孔夫子感嘆「歲月不居、往而不復」。但是，如果從本篇整體內容上看——《子罕》恰恰是一個大致圍繞孔夫子個人打轉的篇章，包括他的人格、個性、抱負、成就、自許和感慨——較諸他篇，《子罕》也出現了更多的「我」、「吾」。「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當然有感嘆時光一去不復回的意思，但是更多的恐怕是一切消逝之物。這個感嘆，不徒然是個人年華老去，壯心未籌等等，還是孔夫子個人生命情調的體現：無所依、無所住、無所固、無所求。
這是我稱之為「子罕精神」的一個面向：「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如此，「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是如此，「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乃至「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無非如此——這樣的一個從「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孔子很少談利，只鑽研天命或仁的問題）開其端、揭示其面目的篇章，又是如此直接地指向老子了：「上善若水」。
上善，一個至高的境界。澄澈、不拘、周流不住、容有巨力、清滌一切，以及，從最細小的個別分子上說；上善的品質之一——我們終於回到萊布尼茲了：「沒有兩滴水是一樣的！」
最後，我把「不同的兩滴水」倒進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也不知道誰溶解了誰。「『消逝』這件事，讓我們體會事物本質的不同，就像水一樣。」說到這裏，我發現愛憂慮的張容眉頭皺了起來，他一定在擔心「逝去的水」這句話。我趕緊跟他說：「地球上的水的總量從來沒有更多、也沒有更少過，永遠就是那麼多。乾淨的水，被我們喝過、用過，流到溝裏、河裏、海裏，蒸發成雲、下成雨，又讓我們喝了。一滴水，被孔夫子喝過、尿出來；拿破崙又喝了、又尿出來；爺爺也喝了、也尿出來了──」
張容很擔心地問我：「那爺爺的尿我喝過嗎？」妹妹卻高興地問：「那我的尿哥哥喝過嗎？」(關關：哈哈哈。)
[文．張大春 台灣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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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馬先生這篇關于奧運與人文精神的文字，在我們的“一家之言”欄目轉發了。http://www.hi.chinanews.com.cn/hnnew/2007-08-14/88546.html
馬先生這篇關于奧運與人文精神的文字，在我們的“一家之言”欄目轉發了。http://www.hi.chinanews.com.cn/hnnew/2007-08-14/88546.html
閱讀時光。舒蕪。平凡女性的尊嚴。
平凡女性的尊嚴
文/舒蕪
>> 舒蕪
安徽桐城人
1922年生
《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
編審，已退休
著有《舒蕪集》八卷
另《周作人的是非功過》
《紅樓說夢》
《哀婦人》等數種
一位女作家說，離婚的女性，最不要成為怨婦的形象。我不知道她意想中是不是要取女強人的形象。我以為，我的母親才是棄婦而絕非怨婦，正因為不是怨婦才受到尊重，保持了女性的尊嚴，而也絕非女強人，她是溫潤圓和、柔中有剛的形象。她是絕對信仰愛情婚姻的女性，使我懷疑包辦婚姻是不是絕對不可能產生愛情
母親教我尊重女性，不是言教是身教。她是不幸的女性，平凡的女性，可是女性的尊嚴在她身上閃閃發光。我是她惟一的兒子，完全在她的這道光的照耀煦育下成長，不可能不尊重女性。
母親是桐城書香名門閨秀，寫得一筆方形圓意、隸味十足的小楷，會彈七弦琴，認識琴譜上那種希奇古怪的字；照片很像謝冰心，年齡也差不多，也進過新學堂，可不是新女性，不是自由戀愛結婚，而是自幼許配累代世交之家一個神童美男子。兩家同在桐城縣城，婚禮卻在北京，完全新式：新郎燕尾服，新娘白婚紗，來賓中有著名新派學人陳獨秀、胡適，而女方家長是老派學人，不願與他們相見，拒絕出席婚禮，婚禮當然還是熱熱鬧鬧舉行。人們滿以為這門當戶對的一對，應該是美滿姻緣，不料沒幾年，仍然在北京，就發生了婚變，來了另一個女人。母親從此成為棄婦，名分上仍然是原配夫人，度過了從二十幾歲到八十二歲的一生。
父母親婚變之時，我還是嬰孩，什麼都不知道。以後幾年，他們都還在北京，分為兩個家庭：母親帶著我仍然住在原宅；父親他們搬到一個公寓去住。母親曾帶我去公寓看望他們，三個大人談談說說，我在一邊玩，一起吃了午飯，我們母子回去，像走了一趟親戚。我始終高高興興，絲毫不覺得有什麼奇怪。
大約我七八歲、母親三十一二歲的時候，母親帶我回到桐城，住到夫家，在以公婆為首幾房合住的大家庭裏做一房兒媳。父親他們繼續留在北京，過些時又移家到廣州去了。單就我母子這一房說，我事實上是在單親家庭中成長的，但一點沒有感到缺憾，不是我特別麻木，全是母親的身教言教的良好效果。
桐城五大家，張姚馬左方，結成複雜的姻親網路。母親娘家馬家，她的父親（我的外祖父）馬其昶（1855--1930），是桐城派文家在《辭海》上有專條的最後一人。母親嫁到我們這個方家雖是小方，不是五大家中那個大方，同姓不同宗，但也是後起的書香之家。母親就以馬家姑太太、方家夫人的身份，周旋來往於這個姻親網路之中，很受到尊重。記得有個親戚家嫁女兒，特別請了我母親替他們主持操辦，專程到上海、蘇州採買嫁妝，辦來的嫁妝受到大家嘖嘖讚美，佩服採買者的眼光。逢年過節婚喪慶吊之日，母親去人家應酬，我要上學，她很少帶我去，偶然帶了我去，常見她在麻將桌上手揮目送，談笑風生，尤其善於“告牌狀”，就是一面洗牌砌牌，一面訴說：剛才起手什麼，想做什麼，來了什麼，打出什麼，吃了什麼，碰了什麼，哪張打對了，哪張吃錯了，……源源本本，復述總結一遍。她神采飛揚地說，別人饒有興趣地聽。但是她不認為打麻將是好事，絕對禁止我靠近牌桌，怕我學會。我還是後來二十多歲入了社會才學會的，技術水準比母親差太遠了。
每當我放夜學回來，老屋青燈之下，準備就寢之時，也是我們母子娓娓傾談之時。母親談話最善於描寫細節，引人入勝。她談得最多的，是父親如何才高學博，到處受人尊重。那僅有的幾年中她與父親共同度過的幸福生活，也是她經常談論的話題；父親編譯過一本《大陸近代法律思想小史》，這本書中也有著母親的勞動。那時，父親躺在躺椅上，手捧英文書，口授中文翻譯，母親坐在桌邊筆錄，得努力跟上念的速度，惟恐聽不清楚多問了，惹得父親發脾氣。說到父親的脾氣，母親總是微笑著搖搖頭說：“唉，脾氣真壞。”連他們的吵架鬧離婚，母親敍述起來都是津津有味。有一次吵到半夜，父親要到法院去離婚，母親說：“離就離，總要等到天亮吧。”父親說：“不，現在就去。”母親又是微笑著搖搖頭說：“唉，就是這樣的脾氣！”還有一次晚上吵架，父親把母親關在門外不讓進來，母親在門外小聲說：“有什麼事讓我進去說，鄰居看見像什麼樣子……”父親就是不開門。母親焦急地繼續小聲說著種種開門的理由，忽然間，父親一下就把門打開了。“他說我有一句話說得很聰明，就讓我進去了。”我問，說了什麼聰明話呢？“我說了那麼多話，哪里曉得他說的是哪句話？”還有一次，夏天晚飯後，父親提議到公園去散步乘涼，要坐兩站電車。母親上了車，不知道怎麼父親沒上得上去，跟著車跑了一站。“這可不得了！到了公園，也不和我說話，一個人往前沖，我又穿不慣高跟鞋，拼命地跟。看到他在前面了，他又跑。一個晚上，你追我趕，滿身大汗，還乘什麼涼！”我問，不是他自己沒上得上車嗎？母親笑著說：“哪個還跟他講這些，那不是又要惹得他更生氣了。”我聽著這一個個開心的小故事，也跟著開心。母親晚年還常常將這些小故事講給我的女兒們聽，真是“祖母的故事”了，孫女們一樣聽得津津有味。朱古微詞句雲：“身後牛衣怨亦恩。”有人不懂，怨怎麼成了恩？我自以為能夠懂得。
桐城老家我們母子住的三間屋，一間作為客房，陳設著一套三件的沙發，圍著一個圓茶几，當時桐城幾大家中都還沒有這樣新傢俱，母親絕對禁止我坐，她自己不坐，也從不見客人坐。牆上掛著什麼人送的賀新婚的對聯：“釣竿欲拂珊瑚樹，海燕雙棲玳瑁梁。”旁邊掛著一張古琴。原來這一套是他們新婚家庭的陳設，母親既然這樣珍重地飄洋過海千里迢迢地全套搬運回來，不讓人坐自是當然的了。
對於父親的另娶，母親沒有責備過一句，只有一次順便涉及說：“那是他昏了頭的時候。”根本上還是原諒。母親不止一次對人說：“我不能因為我，離間他們父子的感情。”母親經常督促我給父親寫信，至少每月一封請安信。父親也不是完全不負經濟責任，每月匯給我們二三十元，大家庭吃飯吃公堂的，二三十元做零用，那時倒不是小數目。父親給我的信，母親都仔細看過，我都呈送祖父看，祖父以書法家眼光，總是對父親的書法讚不絕口，囑咐我務必貼存下來，好好學習。（附帶說一下，書法家的祖父對我母親的書法也非常讚賞，多次將需要錄副珍藏的文籍，派這個兒媳精抄。）從家人親戚們口中，經常反復聽到對父親才學的讚美，證明母親的讚美不是偏私之言。我的小夥伴們的父親多在家中，我的父親不在，我不感到缺憾，反而驕傲，覺得我的父親最有才學，在外面當教授，還著了《中國文學批評》這樣的書寄回來給我，豈是別人趕得上的？
父母親婚變時候，母親的心情究竟怎樣呢？她從來沒有透露過。僅有一次，她對我說：“一天，奶媽抱著你在下房裏，我一個人正要把兩個手指插進電插銷，忽然聽到你一聲哭，我又放下了。”僅僅這麼一次，還是輕描淡寫，閒話別人故事的口氣。我們臥房後院有兩株芭蕉，一個雨夜，聽著雨打芭蕉聲音，母親似乎隨便地說：“‘隔個窗兒滴到明’，恐怕就是這個樣子。”說過就過了，我卻械貝畜窺見了一點什麼。
我大約十歲時，母親就常常把我當作朋友似地談心。她告訴我，她還沒有出嫁時，同縣有個姓黃的青年人追求她，寄來幾首情詩，念了詩給我聽。我記得一首：“滬樹桐雲兩渺茫，相思幾度斷人腸。恨無紫燕雙飛翼，難入深閨傍畫梁。”當時我就覺得很平庸，沒有說什麼。還有兩句：“繁華過眼皆如夢，死死生生總為卿。”母親一面念，一面調侃道：“死死生生哩！不曉得他有幾條命！”我們一起笑起來。
堂兄方瑋德，比我母親只小十歲，讀中央大學時就以新月派詩人後起之秀著名，與他齊名的是同學陳夢家。方瑋德不知道怎樣介紹了陳夢家與我母親通信。陳夢家寄來一本《聖經》，上面題道：“君宛女士病中伴讀 夢家 二十年深秋寄自秣陵之藍莊”。民國二十年就是一九三一年。他還寄來他的一張照片，題贈給我說：“送給小”，其實當然不是送我。母親與他通信中，不知道怎麼談起了梁實秋翻譯的《潘彼得》。陳夢家來信說：“希望不要重鑄文黛的錯誤。”母親把她的回信給我看，信中寫道：“可惜文黛的錯誤早已鑄成。”還徵求我的意見：“這樣寫行不行？”母親那年還是三十三四歲的盛年，我最多不過十歲吧。三十多年後，一九五六年“百花齊放”之時，早已成為考古名家的陳夢家重返文藝界參加活動，與我初次相識，到我宿舍來看望，問我：“你就是馬君宛的兒子嗎？”言下頗有慨然之意。可惜那天母親不在家。方瑋德早在抗戰前逝世了。
母親督促我讀書，毫不放鬆。她還注重我的課外讀物，選擇非常賢明：《小朋友》、《兒童世界》、《中學生》這三個好刊物，她按照不同年齡段，從北京到桐城一直給我訂閱未斷，每期我都如饑似渴地讀過。《木偶奇遇記》、《阿麗斯漫遊奇境記》、《潘彼得》、《愛的教育》、《續愛的教育》、《小婦人》、《好妻子》、《好男兒》、《稻草人》、《小雨點》、《風先生和雨太太》這些著名少年兒童讀物，都是母親陸續購買來供我讀的。當年小夥伴裏，沒有像我一樣讀過這些刊物書籍的，後來的道路就和我大為不同。
這些都是我兒童和少年時期的事。我剛進高中，抗戰起來，母親攜帶我逃難後方，奔走流離，辛苦備嘗，且不多說。直到一九五七年我打成右派，她知道時，第一個反應竟然是說：“吃虧在你身邊沒有一個好爸爸！”當時我只覺得她這話太那個了，簡直無從說起。文化大革命中，我和父親見面談起五七年的事，父親說：“你們就是太相信了，我就不信。中山大學開座談會，陶鑄來動員鳴放，話說得懇切無比，我一言不發。別人暗地催我談談我評級太不公平的問題，他們發言，把話往我這裏引，我還是一言不發。哪里像你們把事情全當真？”回憶母親的話，的確有她的道理，儘管當時如果聽到父親的警告我也不會信。
今年我已經八十三歲，回想我成年之後，沒有給母親帶來多少歡樂，她跟著我一直是窮困艱難的日子居多。我得到右派改正之後，生活逐漸稍有改善，母親卻沒有享受到。她最愛看電影，我在她逝世之後才有能力買電視機。看電視劇時，一想到母親如果能看會怎樣高興，就感到心酸。惟一可以告慰於她的，現在只有對女性的尊重老而彌篤這一點。一位女作家說，離婚的女性，最不要成為怨婦的形象。我不知道她意想中是不是要取女強人的形象。我以為，我的母親才是棄婦而絕非怨婦，正因為不是怨婦才受到尊重，保持了女性的尊嚴，也絕非女強人，而是溫潤圓和、柔中有剛的形象。她對愛情婚姻的絕對信仰，使我懷疑包辦婚姻是不是絕對不可能產生愛情。她不僅是我的慈母，我那不同母的兩個妹妹，她們的生身之母后來別嫁了，她們全把我的母親看做慈母，當面背後，甚至幾十年後追述，總是娘啊娘的叫得特親。一個平凡女性身上，女性的尊嚴能夠體現到如此高度，可見女性是應該受到尊重的，一切歧視女性的觀念都是絕對要不得的。也許先入為主之故吧，儘管我也聽到看到過女性的惡劣、低賤、愚蠢……，仍然堅信女性應該得到最大的尊重。我只能以此告慰母親在天之靈。
末了，應該將父親母親的略曆正式開具一下
先父方孝岳教授（1897-1973），名時喬，字孝嶽，以字行。1918年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歷任北京大學預科國文講師，華北大學、東北師範大學、聖約翰大學、中山大學教授，在中山大學時間最長，前後三十多年。主要著作有《中國文學批評》、《中國散文概論》、《左傳通論》、《春秋三傳學》、《尚書今語》、《中國語音史概要》等。
先母馬君宛夫人（1898-1980），安徽桐城人，別的上面都說過了。
這是舒蕪先生的BLOG,老先生筆耕不輟，日日為文，教人仰止。
http://blog.sina.com.cn/shuwu
文/舒蕪
>> 舒蕪
安徽桐城人
1922年生
《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
編審，已退休
著有《舒蕪集》八卷
另《周作人的是非功過》
《紅樓說夢》
《哀婦人》等數種
一位女作家說，離婚的女性，最不要成為怨婦的形象。我不知道她意想中是不是要取女強人的形象。我以為，我的母親才是棄婦而絕非怨婦，正因為不是怨婦才受到尊重，保持了女性的尊嚴，而也絕非女強人，她是溫潤圓和、柔中有剛的形象。她是絕對信仰愛情婚姻的女性，使我懷疑包辦婚姻是不是絕對不可能產生愛情
母親教我尊重女性，不是言教是身教。她是不幸的女性，平凡的女性，可是女性的尊嚴在她身上閃閃發光。我是她惟一的兒子，完全在她的這道光的照耀煦育下成長，不可能不尊重女性。
母親是桐城書香名門閨秀，寫得一筆方形圓意、隸味十足的小楷，會彈七弦琴，認識琴譜上那種希奇古怪的字；照片很像謝冰心，年齡也差不多，也進過新學堂，可不是新女性，不是自由戀愛結婚，而是自幼許配累代世交之家一個神童美男子。兩家同在桐城縣城，婚禮卻在北京，完全新式：新郎燕尾服，新娘白婚紗，來賓中有著名新派學人陳獨秀、胡適，而女方家長是老派學人，不願與他們相見，拒絕出席婚禮，婚禮當然還是熱熱鬧鬧舉行。人們滿以為這門當戶對的一對，應該是美滿姻緣，不料沒幾年，仍然在北京，就發生了婚變，來了另一個女人。母親從此成為棄婦，名分上仍然是原配夫人，度過了從二十幾歲到八十二歲的一生。
父母親婚變之時，我還是嬰孩，什麼都不知道。以後幾年，他們都還在北京，分為兩個家庭：母親帶著我仍然住在原宅；父親他們搬到一個公寓去住。母親曾帶我去公寓看望他們，三個大人談談說說，我在一邊玩，一起吃了午飯，我們母子回去，像走了一趟親戚。我始終高高興興，絲毫不覺得有什麼奇怪。
大約我七八歲、母親三十一二歲的時候，母親帶我回到桐城，住到夫家，在以公婆為首幾房合住的大家庭裏做一房兒媳。父親他們繼續留在北京，過些時又移家到廣州去了。單就我母子這一房說，我事實上是在單親家庭中成長的，但一點沒有感到缺憾，不是我特別麻木，全是母親的身教言教的良好效果。
桐城五大家，張姚馬左方，結成複雜的姻親網路。母親娘家馬家，她的父親（我的外祖父）馬其昶（1855--1930），是桐城派文家在《辭海》上有專條的最後一人。母親嫁到我們這個方家雖是小方，不是五大家中那個大方，同姓不同宗，但也是後起的書香之家。母親就以馬家姑太太、方家夫人的身份，周旋來往於這個姻親網路之中，很受到尊重。記得有個親戚家嫁女兒，特別請了我母親替他們主持操辦，專程到上海、蘇州採買嫁妝，辦來的嫁妝受到大家嘖嘖讚美，佩服採買者的眼光。逢年過節婚喪慶吊之日，母親去人家應酬，我要上學，她很少帶我去，偶然帶了我去，常見她在麻將桌上手揮目送，談笑風生，尤其善於“告牌狀”，就是一面洗牌砌牌，一面訴說：剛才起手什麼，想做什麼，來了什麼，打出什麼，吃了什麼，碰了什麼，哪張打對了，哪張吃錯了，……源源本本，復述總結一遍。她神采飛揚地說，別人饒有興趣地聽。但是她不認為打麻將是好事，絕對禁止我靠近牌桌，怕我學會。我還是後來二十多歲入了社會才學會的，技術水準比母親差太遠了。
每當我放夜學回來，老屋青燈之下，準備就寢之時，也是我們母子娓娓傾談之時。母親談話最善於描寫細節，引人入勝。她談得最多的，是父親如何才高學博，到處受人尊重。那僅有的幾年中她與父親共同度過的幸福生活，也是她經常談論的話題；父親編譯過一本《大陸近代法律思想小史》，這本書中也有著母親的勞動。那時，父親躺在躺椅上，手捧英文書，口授中文翻譯，母親坐在桌邊筆錄，得努力跟上念的速度，惟恐聽不清楚多問了，惹得父親發脾氣。說到父親的脾氣，母親總是微笑著搖搖頭說：“唉，脾氣真壞。”連他們的吵架鬧離婚，母親敍述起來都是津津有味。有一次吵到半夜，父親要到法院去離婚，母親說：“離就離，總要等到天亮吧。”父親說：“不，現在就去。”母親又是微笑著搖搖頭說：“唉，就是這樣的脾氣！”還有一次晚上吵架，父親把母親關在門外不讓進來，母親在門外小聲說：“有什麼事讓我進去說，鄰居看見像什麼樣子……”父親就是不開門。母親焦急地繼續小聲說著種種開門的理由，忽然間，父親一下就把門打開了。“他說我有一句話說得很聰明，就讓我進去了。”我問，說了什麼聰明話呢？“我說了那麼多話，哪里曉得他說的是哪句話？”還有一次，夏天晚飯後，父親提議到公園去散步乘涼，要坐兩站電車。母親上了車，不知道怎麼父親沒上得上去，跟著車跑了一站。“這可不得了！到了公園，也不和我說話，一個人往前沖，我又穿不慣高跟鞋，拼命地跟。看到他在前面了，他又跑。一個晚上，你追我趕，滿身大汗，還乘什麼涼！”我問，不是他自己沒上得上車嗎？母親笑著說：“哪個還跟他講這些，那不是又要惹得他更生氣了。”我聽著這一個個開心的小故事，也跟著開心。母親晚年還常常將這些小故事講給我的女兒們聽，真是“祖母的故事”了，孫女們一樣聽得津津有味。朱古微詞句雲：“身後牛衣怨亦恩。”有人不懂，怨怎麼成了恩？我自以為能夠懂得。
桐城老家我們母子住的三間屋，一間作為客房，陳設著一套三件的沙發，圍著一個圓茶几，當時桐城幾大家中都還沒有這樣新傢俱，母親絕對禁止我坐，她自己不坐，也從不見客人坐。牆上掛著什麼人送的賀新婚的對聯：“釣竿欲拂珊瑚樹，海燕雙棲玳瑁梁。”旁邊掛著一張古琴。原來這一套是他們新婚家庭的陳設，母親既然這樣珍重地飄洋過海千里迢迢地全套搬運回來，不讓人坐自是當然的了。
對於父親的另娶，母親沒有責備過一句，只有一次順便涉及說：“那是他昏了頭的時候。”根本上還是原諒。母親不止一次對人說：“我不能因為我，離間他們父子的感情。”母親經常督促我給父親寫信，至少每月一封請安信。父親也不是完全不負經濟責任，每月匯給我們二三十元，大家庭吃飯吃公堂的，二三十元做零用，那時倒不是小數目。父親給我的信，母親都仔細看過，我都呈送祖父看，祖父以書法家眼光，總是對父親的書法讚不絕口，囑咐我務必貼存下來，好好學習。（附帶說一下，書法家的祖父對我母親的書法也非常讚賞，多次將需要錄副珍藏的文籍，派這個兒媳精抄。）從家人親戚們口中，經常反復聽到對父親才學的讚美，證明母親的讚美不是偏私之言。我的小夥伴們的父親多在家中，我的父親不在，我不感到缺憾，反而驕傲，覺得我的父親最有才學，在外面當教授，還著了《中國文學批評》這樣的書寄回來給我，豈是別人趕得上的？
父母親婚變時候，母親的心情究竟怎樣呢？她從來沒有透露過。僅有一次，她對我說：“一天，奶媽抱著你在下房裏，我一個人正要把兩個手指插進電插銷，忽然聽到你一聲哭，我又放下了。”僅僅這麼一次，還是輕描淡寫，閒話別人故事的口氣。我們臥房後院有兩株芭蕉，一個雨夜，聽著雨打芭蕉聲音，母親似乎隨便地說：“‘隔個窗兒滴到明’，恐怕就是這個樣子。”說過就過了，我卻械貝畜窺見了一點什麼。
我大約十歲時，母親就常常把我當作朋友似地談心。她告訴我，她還沒有出嫁時，同縣有個姓黃的青年人追求她，寄來幾首情詩，念了詩給我聽。我記得一首：“滬樹桐雲兩渺茫，相思幾度斷人腸。恨無紫燕雙飛翼，難入深閨傍畫梁。”當時我就覺得很平庸，沒有說什麼。還有兩句：“繁華過眼皆如夢，死死生生總為卿。”母親一面念，一面調侃道：“死死生生哩！不曉得他有幾條命！”我們一起笑起來。
堂兄方瑋德，比我母親只小十歲，讀中央大學時就以新月派詩人後起之秀著名，與他齊名的是同學陳夢家。方瑋德不知道怎樣介紹了陳夢家與我母親通信。陳夢家寄來一本《聖經》，上面題道：“君宛女士病中伴讀 夢家 二十年深秋寄自秣陵之藍莊”。民國二十年就是一九三一年。他還寄來他的一張照片，題贈給我說：“送給小”，其實當然不是送我。母親與他通信中，不知道怎麼談起了梁實秋翻譯的《潘彼得》。陳夢家來信說：“希望不要重鑄文黛的錯誤。”母親把她的回信給我看，信中寫道：“可惜文黛的錯誤早已鑄成。”還徵求我的意見：“這樣寫行不行？”母親那年還是三十三四歲的盛年，我最多不過十歲吧。三十多年後，一九五六年“百花齊放”之時，早已成為考古名家的陳夢家重返文藝界參加活動，與我初次相識，到我宿舍來看望，問我：“你就是馬君宛的兒子嗎？”言下頗有慨然之意。可惜那天母親不在家。方瑋德早在抗戰前逝世了。
母親督促我讀書，毫不放鬆。她還注重我的課外讀物，選擇非常賢明：《小朋友》、《兒童世界》、《中學生》這三個好刊物，她按照不同年齡段，從北京到桐城一直給我訂閱未斷，每期我都如饑似渴地讀過。《木偶奇遇記》、《阿麗斯漫遊奇境記》、《潘彼得》、《愛的教育》、《續愛的教育》、《小婦人》、《好妻子》、《好男兒》、《稻草人》、《小雨點》、《風先生和雨太太》這些著名少年兒童讀物，都是母親陸續購買來供我讀的。當年小夥伴裏，沒有像我一樣讀過這些刊物書籍的，後來的道路就和我大為不同。
這些都是我兒童和少年時期的事。我剛進高中，抗戰起來，母親攜帶我逃難後方，奔走流離，辛苦備嘗，且不多說。直到一九五七年我打成右派，她知道時，第一個反應竟然是說：“吃虧在你身邊沒有一個好爸爸！”當時我只覺得她這話太那個了，簡直無從說起。文化大革命中，我和父親見面談起五七年的事，父親說：“你們就是太相信了，我就不信。中山大學開座談會，陶鑄來動員鳴放，話說得懇切無比，我一言不發。別人暗地催我談談我評級太不公平的問題，他們發言，把話往我這裏引，我還是一言不發。哪里像你們把事情全當真？”回憶母親的話，的確有她的道理，儘管當時如果聽到父親的警告我也不會信。
今年我已經八十三歲，回想我成年之後，沒有給母親帶來多少歡樂，她跟著我一直是窮困艱難的日子居多。我得到右派改正之後，生活逐漸稍有改善，母親卻沒有享受到。她最愛看電影，我在她逝世之後才有能力買電視機。看電視劇時，一想到母親如果能看會怎樣高興，就感到心酸。惟一可以告慰於她的，現在只有對女性的尊重老而彌篤這一點。一位女作家說，離婚的女性，最不要成為怨婦的形象。我不知道她意想中是不是要取女強人的形象。我以為，我的母親才是棄婦而絕非怨婦，正因為不是怨婦才受到尊重，保持了女性的尊嚴，也絕非女強人，而是溫潤圓和、柔中有剛的形象。她對愛情婚姻的絕對信仰，使我懷疑包辦婚姻是不是絕對不可能產生愛情。她不僅是我的慈母，我那不同母的兩個妹妹，她們的生身之母后來別嫁了，她們全把我的母親看做慈母，當面背後，甚至幾十年後追述，總是娘啊娘的叫得特親。一個平凡女性身上，女性的尊嚴能夠體現到如此高度，可見女性是應該受到尊重的，一切歧視女性的觀念都是絕對要不得的。也許先入為主之故吧，儘管我也聽到看到過女性的惡劣、低賤、愚蠢……，仍然堅信女性應該得到最大的尊重。我只能以此告慰母親在天之靈。
末了，應該將父親母親的略曆正式開具一下
先父方孝岳教授（1897-1973），名時喬，字孝嶽，以字行。1918年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歷任北京大學預科國文講師，華北大學、東北師範大學、聖約翰大學、中山大學教授，在中山大學時間最長，前後三十多年。主要著作有《中國文學批評》、《中國散文概論》、《左傳通論》、《春秋三傳學》、《尚書今語》、《中國語音史概要》等。
先母馬君宛夫人（1898-1980），安徽桐城人，別的上面都說過了。
這是舒蕪先生的BLOG,老先生筆耕不輟，日日為文，教人仰止。
http://blog.sina.com.cn/shuwu
8/15/2007
閱讀時光。《魚往雁返》。真的張愛玲。
K,
立秋的﹐西部的﹐古城的﹐第一場秋雨里﹐小女子臥榻讀《魚往雁返》﹐為才女墮掉的孩子﹐哭﹔為Eileen在居無定所的行軍床上走了﹐哭﹔為那一夜﹐不知有沒有月陪著孤女子﹐哭。
Mayboy來哄我﹐我說：女子﹐有才﹐無才﹐真不重要﹐要緊的是﹐得有人疼﹐得懂得被疼。
Eileen﹐太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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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沒有無因的果。
真的才女Eileen曾自剖：仰臉想著當頭的烈日，我覺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像被裁判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人，困於過度的自誇與自鄙。
編者蘇偉真說：終其一生張愛玲都在自夸與自鄙中搖擺，換個角度看，那也是拒絕與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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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場觀察”，這個角度，需要很高的悟性吧。“隱隱聽見許多弦外之音齊鳴，覺得里面有深度與闊度，覺得實在，我想這就是西諺所謂the ring of truth,事實的金石聲。”
小女子以為，悟性不夠而“後場觀察”，寫作，尚可，做人，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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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底，張愛玲與胡蘭成之間亦曾有愛……”
如果﹐男子能夠細膩地感受到女性瞬間的感動﹐也不枉然了這份溫存。
尽管﹐張愛玲失愛之後﹐再也不愿意聽到胡的名字﹐也不屑于談《今生今世》﹐甚至為了曾經接待了胡一頓餐食﹐而不惜與多年世交斷了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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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大約是那類感性得沒有是非、立場的男子，只懂得跟著感覺走，他的文字，最會“撒嬌”，是能殺人的。這樣的男子，其實也是罕有的“寶物”吶。
“我是梅花尚未見蓓蕾，就先已意思滿滿，急著要告訴愛玲，只因我是為來為去都為她。”
“當下我看完了這信，竟亦不驚悔。因為凡愛玲來信，我總是喜歡又鄭重，從來愛玲怎樣做，怎樣說，我都沒有意見，只覺得她都是好的。今天這封信，我亦覺得并沒有不對。我放下信，到屋后籬落菜地邊路上去走走，惟覺陽光如水，物物清潤靜止，不知是夏天，亦不知是春天秋天。我想著愛玲的清堅決絕真的非常好。她是不能忍受已落到霧數，所以要自衛了。……而我此刻仍如平時與她在一起，看著她看著她，不禁又要歡喜誇贊了。……”(關關：難怪愛玲從此無法再提胡啊。有愛，才痛。)
胡致炎櫻信：“佛經里有阿修羅，採四天下花，於海釀酒不成，故虛，君日以一盃水溉其根株，妾當得活，明年此時報君恩。來我變得不像往常，亦惟冀愛玲日以一盃溉其根株耳，然又如何言耶？”（關關：這樣的言辭，不知Eileen如何忍得不理會？或者，炎櫻，就給擋了？女子，得有說得了心思的密友。不只是，說心思吶。）
“但是如唐詩‘知君用心如日月’，大丈夫行事如生死，亦不及愛玲說的欲仙欲死，我那愛玲還是比印度諸天菩薩還好。”
“愛玲是我的不是我的，也都一樣，有她在世上就好。我仍端然寫我的文章，寫道……有些地方，似乎此刻就可以給愛玲看，得她誇讃我。有時寫了一會，出去街上買塊蛋糕回來，因為每見愛玲喫點心，所以我現在也買來喫，而我對于洋點心本來是不怎麼慣的，愛玲喜歡用大玻璃茶杯喝紅茶。”(關關：如夢之夢，如影隨行。)
唉，不錄了。手累了，心也傷，替古人。
Mayboy睡夢中，咳嗽了兩聲。
檔案文獻珍品。“鎮館之寶”。
中國檔案文獻遺產珍品展在瓊展出 多“鎮館之寶”
中新社海口八月十五日電（記者 關向東）由國家檔案局、中央檔案館主辦，海南省檔案局、海南省檔案館承辦的“中國檔案文獻遺產珍品展” ，十五日起在海南省檔案館開展，將持續到九月五日。
展出的檔案珍品，上起唐代，下至民國，時間跨度超過一千二百年，來自全國二十多個檔案館，大部分為“鎮館之寶” ，收錄於《中國檔案文獻遺產目錄》。
其中有來自遼寧省檔案館的中國檔案部門現存最古老的紙制公文，唐開元年間（西元七百一十四年）捕盜的申狀；元代也孫鐵木兒皇帝頒給西藏劄西丹寺和尚們的聖旨，以八思新蒙文寫在西藏產地狼毒草藏紙上，這珍貴的檔案來自西藏自治區檔案館。
此外，還有青海省檔案館提供的明代“金書鐵券” ，河北容城縣檔案館提供的明著名諫臣楊繼盛的畫像；吉林省檔案館提供的清代吉林打牲烏拉捕貢山界全圖；雲南省檔案館提供的梁啟超草擬護國討袁檄文；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提供的一九二二年孫中山題詞手跡“博愛” 等。
正值暑假期間，開展首日有不少海口市民，尤其是學生冒雨前往參觀，為展覽義務講解的也是愛好歷史的學生。
觀眾比較感興趣的展品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提供的清光緒二十年的殿試大金榜、清康熙皇帝傳位遺詔、道光皇帝秘密立儲遺囑、內閣密本文檔、光緒皇帝大婚典禮紅檔等。
展品還有不少中國近代工商業、交通運輸業的珍貴檔案，清政府與友邦間的國書等，清嘉慶年間海口《瓊山縣圖》也在展出之列。
主辦方表示，期待寶貴的國家檔案文獻遺產資源得到更好的搶救和保護，服務社會，福澤人類。(完)
《暗戀桃花源》兩題。別後重逢。
舞台風﹕兩岸三地
文章日期：2007年8月12日
【明報專訊】過去三十年，兩岸三地演藝文化有明顯的發展，各自各精彩。中國大陸在文革後，逐漸擺脫過去「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牢制；香港在七、八十年代有演藝專業化方向，積累下來，在九十年代開始醞釀商業戲劇，並發展戲劇教育與各種應用戲劇；台灣87年「解嚴」，各種大膽的、帶有顛覆性的劇場實驗，與一個時代的集體心理結合，成為社會話題，甚至社會焦點。
不同華文社群之間的文化交流愈來愈深入，彷彿形成了一股默契，潛流匯聚，帶有歷史性。《暗戀桃花源》的戲劇構想、創作過程，1986年在台灣首演的空前成功，以及過去20年在兩岸三地和海外演出的認受，就是在這時代氛圍產生的，極具文化美學意義。
形上劇場框架 戲中有戲
《暗》的戲劇框架很有趣：分別綵排悲劇和喜劇的兩個劇團，因緣際會，交替使用一個舞台，於是演出是悲喜交錯的；而呈現則採取形上劇場（meta-theatre）方式，戲中有戲，戲劇與生活交錯，並且在台上常常直接以劇場本身（包括它的管理、前後台人員、演員與導演關係）為對象，於是，觀眾在同一個晚上，進入了一悲一喜的兩個戲中戲世界，以及直接面對了種種戲劇假定性的運用和破解，對立統一、忽舞忽頓，戲劇人生互融。
可以說，《暗》是現代劇場表現方法的「語典」，背後的基礎是賴聲川在美國留學多年廣泛的知識和美學的涉獵，以及他的創演群體在時代變動山雨欲來時，對自己的感性和對劇場可能性的探索。
集體即興創作的「暗戀」
賴聲川用了編作劇場（devising theatre）的方法，調動集體即興創作的能量，綜合不同演員的生命經驗，融合於一個結構中。不過，一般編作劇往往圍繞某一主題的不同段落，並不聚焦於傳統的一人一事結構，但《暗》卻明顯地是以一個歷史處境，以及一個寓言為構成框架，這說明了賴聲川和他的編作團隊，在八十年代的台灣，打開心扉、沉澱生命之後，最關心的情感失落，是時代離亂所帶來的人生遺憾。
其中「暗戀」的故事跨度很大，四十年代末青年男女江濱柳、雲之凡相愛於上海，卻因政局動盪而失散了，兩人分別來到台灣，卻以為對方仍然留在彼岸，於是，他們經歷了國共對峙，經歷了盼望、等待、失落，而終於放棄，結婚、生子、過一般的人生，把那純得彷彿沒有重量的戀情化為思念與回憶，直到八十年代海峽兩岸稍稍開放，江濱柳才輾轉得悉雲之凡原來一直在台灣，然而他已患重病長住在醫院裏了。賴聲川似乎有興趣探討現實與思念，以及回憶與現實的關係，因此他亦在江太太身上墨，因而「暗戀」亦是三個人的故事。
這次香港話劇團、中國國家話劇院、台北表演工作坊聯合製作，我分別看了兩岸三地版和粵語版，似乎，兩岸三地版中「暗戀」以國語、台語演繹，多了一份微妙的質感，並且，由於江太太在角色塑造上滲透對江濱柳的愛，使這三角關係處理得很有力，使結尾雲之凡離去後，江太太從後擁抱在輪椅上的江，由一個女人對丈夫的需要，化為對丈夫的同情，而當他們兩個人互相緊靠痛哭時，則上升為超越的意象。時代造成的悲哀，是一代人的事，因而是江濱柳和江太太共同的事。
桃花源與暗戀
「桃花源」與「暗戀」，是全方位的二元對位，悲喜、生活化風格化、現代生活古代寓言，本身有意而為，無可置疑。然而，在情感失落這素材上，兩個故事卻又是共通的。老陶妻子春花與袁老闆有染，於是逆流而上重拾尊嚴，結果進入了桃花源，過了一段輕盈放鬆的日子，他思念春花，重回故地，發現春花與袁老闆在破落中已結為一體，自己是多餘的人。辛偉強、高翰文、馮蔚衡三人演得奔放投入，使意義更深刻了。「桃花源」並非「暗戀」的間場，它甚至有更廣的喻意。
我們一整代人都覺得雲之凡美得難以筆墨形容，因為對她悠悠一生的思念，我們可以投入無盡的想像，但在面對老陶時，我們卻是難堪的，因為我們在他身上，也許看到自己。從人際關係來看，老陶是江太太，因為他並沒有得到愛情；他也可以是雲之凡，因為他也是離去者。老陶也可與江濱柳比較，江既擁有回憶亦有現實，老陶再出走時，卻永遠回不到桃花源，他只能在此岸和彼岸中划小舟，未來是未知之數、生命茫茫然，這意象的超越性，是無邊際的。
文﹕盧偉力
策劃：羅卡、朗天
編輯：楊泳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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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的撰寫
在皇后，在舞台
文章日期：2007年8月15日
【明報專訊】《那一夜‧我們說相聲》將台灣「表演工作坊」導向全職專業，《暗戀桃花源》則將中國當代戲劇推到高峰，亦將「表坊」和導演賴聲川領到國際舞台。他們都在撰寫歷史。
《暗戀桃花源》是表演工作坊慶祝20周年紀念的經典重溫劇目，先於2005年在台灣4度複排，由歌仔戲團體「明華園」演繹「桃花源」部分；之後，「表坊」跟中國國家話劇院合作，在內地推出大陸版，並於2006年在北京、上海及西安等內地9個大城市巡迴演出；正在香港文化中心上演的三地聯演版，將於稍後連同香港版及大陸版，移師北京首都劇場連續演出；據悉門票已幾近售罄。
《暗戀桃花源》初演於1986年，那時候台灣還沒解嚴，在黨禁、報禁以及媒體的管制下，台灣人無論在政治、經濟及文化上，面對長期的重重禁鎖，急欲建立新的文化主體。另一方面，隨國民黨遷移到台灣的外省人，對中國大陸的親友仍存濃濃思憶。表坊的一眾創作人透過「集體即興創作」，從自身的體驗出發，在導演的引領下，演繹台灣人對對岸親人的思念、烏托邦的追尋、失落的哀愁、對歷史的無知，透過「暗戀」和「桃花源」互相指涉、兼有關聯、悲喜交集的兩台戲，兩個態度相異的劇團爭奪同一個舞台，折射身邊人隱而未宣的情懷。
台上台下，戲裏戲外，立場不一的兩極，在爭奪對峙，「這台戲對我們導演來說是很重要的。」《暗戀》的演員和工作人員不斷重複。從當事人的視點，最重要的，是那一台戲所盛載的歷史。
受電影學院表演訓練的黃磊，跟戲劇學院孕育的袁泉，在舞台上展現不同表演訓練的果效——前者亮眼奪目，後者自若存在，且咬字吐詞清晰流麗。在內地受戲劇訓練、操普通話的演員，跟在香港受訓練、操廣東話的演員，在爭奪舞台。
皇后碼頭內，本土行動跟公關政治的兩極，展示迥異訓練下的身段、思維與表演果效。
《暗戀》立足於中國國共內戰的歷史，大陸跟台灣地域上的距離，分隔了許許多多的親友情誼。戲內一切陳述鋪展，都在為久別重逢的那一刻築路。導演賴聲川昔日在排演這段戲時，便指示演員不許掉一滴眼淚，他要捕捉的，是別後重逢的陌生與親切，客氣又真情流露。
淚，只能落在「這些年，你有沒有想我……」的思憶之中；一切觸動，都在離別以前，別離以後。愛丁堡廣場上，人群燃起點點燭光，追憶種種強制的離別，被?牲的歷史。
以意大利即興喜劇為創作出發點的「桃花源」，將人對理想國的嚮往，對歷史的無知，以最胡鬧的插科打諢、經常隨機發揮的高度技巧呈現。從頭到尾的喜鬧，叫最後尋不桃花源歸途的老陶更見落寞。
最後，劇場管理員前來清場，「給我10分鐘，讓我把戲排完。」《暗戀》的工作人員懇求。終於，導演得以排完他最重要的一台戲；所有陌生與熟悉的人，都在舞台上，見證了那一份錯過了40年的感情。
遲來的清場行動，讓保皇后晚會得以順利進行，然群眾亦在見證那錯過了的歷史，那原可掌握留住的歷史。
生命裏錯過的人和事，經常進出徘徊。歷史不斷重複，故事不斷上演。劇院內外，故事仍在延續；錯置的兩極，仍在同一個舞台上爭持不下。
20年前因應當下社會狀所創作的《暗戀桃花源》，至今仍能連續上演，仍呼應今日的社會現；其創作初衷，雖沒有任何預言指涉，但經典之所以為經典，在於她在紛亂交集、離合悲喜之中，呈現了深刻的人性與社會普遍性。於是，無論以歌仔戲、或任何語言演繹；無論在昨天還是今天以後上演，經典仍在撰寫歷史。
[文／潘詩韻]
文章日期：2007年8月12日
【明報專訊】過去三十年，兩岸三地演藝文化有明顯的發展，各自各精彩。中國大陸在文革後，逐漸擺脫過去「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牢制；香港在七、八十年代有演藝專業化方向，積累下來，在九十年代開始醞釀商業戲劇，並發展戲劇教育與各種應用戲劇；台灣87年「解嚴」，各種大膽的、帶有顛覆性的劇場實驗，與一個時代的集體心理結合，成為社會話題，甚至社會焦點。
不同華文社群之間的文化交流愈來愈深入，彷彿形成了一股默契，潛流匯聚，帶有歷史性。《暗戀桃花源》的戲劇構想、創作過程，1986年在台灣首演的空前成功，以及過去20年在兩岸三地和海外演出的認受，就是在這時代氛圍產生的，極具文化美學意義。
形上劇場框架 戲中有戲
《暗》的戲劇框架很有趣：分別綵排悲劇和喜劇的兩個劇團，因緣際會，交替使用一個舞台，於是演出是悲喜交錯的；而呈現則採取形上劇場（meta-theatre）方式，戲中有戲，戲劇與生活交錯，並且在台上常常直接以劇場本身（包括它的管理、前後台人員、演員與導演關係）為對象，於是，觀眾在同一個晚上，進入了一悲一喜的兩個戲中戲世界，以及直接面對了種種戲劇假定性的運用和破解，對立統一、忽舞忽頓，戲劇人生互融。
可以說，《暗》是現代劇場表現方法的「語典」，背後的基礎是賴聲川在美國留學多年廣泛的知識和美學的涉獵，以及他的創演群體在時代變動山雨欲來時，對自己的感性和對劇場可能性的探索。
集體即興創作的「暗戀」
賴聲川用了編作劇場（devising theatre）的方法，調動集體即興創作的能量，綜合不同演員的生命經驗，融合於一個結構中。不過，一般編作劇往往圍繞某一主題的不同段落，並不聚焦於傳統的一人一事結構，但《暗》卻明顯地是以一個歷史處境，以及一個寓言為構成框架，這說明了賴聲川和他的編作團隊，在八十年代的台灣，打開心扉、沉澱生命之後，最關心的情感失落，是時代離亂所帶來的人生遺憾。
其中「暗戀」的故事跨度很大，四十年代末青年男女江濱柳、雲之凡相愛於上海，卻因政局動盪而失散了，兩人分別來到台灣，卻以為對方仍然留在彼岸，於是，他們經歷了國共對峙，經歷了盼望、等待、失落，而終於放棄，結婚、生子、過一般的人生，把那純得彷彿沒有重量的戀情化為思念與回憶，直到八十年代海峽兩岸稍稍開放，江濱柳才輾轉得悉雲之凡原來一直在台灣，然而他已患重病長住在醫院裏了。賴聲川似乎有興趣探討現實與思念，以及回憶與現實的關係，因此他亦在江太太身上墨，因而「暗戀」亦是三個人的故事。
這次香港話劇團、中國國家話劇院、台北表演工作坊聯合製作，我分別看了兩岸三地版和粵語版，似乎，兩岸三地版中「暗戀」以國語、台語演繹，多了一份微妙的質感，並且，由於江太太在角色塑造上滲透對江濱柳的愛，使這三角關係處理得很有力，使結尾雲之凡離去後，江太太從後擁抱在輪椅上的江，由一個女人對丈夫的需要，化為對丈夫的同情，而當他們兩個人互相緊靠痛哭時，則上升為超越的意象。時代造成的悲哀，是一代人的事，因而是江濱柳和江太太共同的事。
桃花源與暗戀
「桃花源」與「暗戀」，是全方位的二元對位，悲喜、生活化風格化、現代生活古代寓言，本身有意而為，無可置疑。然而，在情感失落這素材上，兩個故事卻又是共通的。老陶妻子春花與袁老闆有染，於是逆流而上重拾尊嚴，結果進入了桃花源，過了一段輕盈放鬆的日子，他思念春花，重回故地，發現春花與袁老闆在破落中已結為一體，自己是多餘的人。辛偉強、高翰文、馮蔚衡三人演得奔放投入，使意義更深刻了。「桃花源」並非「暗戀」的間場，它甚至有更廣的喻意。
我們一整代人都覺得雲之凡美得難以筆墨形容，因為對她悠悠一生的思念，我們可以投入無盡的想像，但在面對老陶時，我們卻是難堪的，因為我們在他身上，也許看到自己。從人際關係來看，老陶是江太太，因為他並沒有得到愛情；他也可以是雲之凡，因為他也是離去者。老陶也可與江濱柳比較，江既擁有回憶亦有現實，老陶再出走時，卻永遠回不到桃花源，他只能在此岸和彼岸中划小舟，未來是未知之數、生命茫茫然，這意象的超越性，是無邊際的。
文﹕盧偉力
策劃：羅卡、朗天
編輯：楊泳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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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的撰寫
在皇后，在舞台
文章日期：2007年8月15日
【明報專訊】《那一夜‧我們說相聲》將台灣「表演工作坊」導向全職專業，《暗戀桃花源》則將中國當代戲劇推到高峰，亦將「表坊」和導演賴聲川領到國際舞台。他們都在撰寫歷史。
《暗戀桃花源》是表演工作坊慶祝20周年紀念的經典重溫劇目，先於2005年在台灣4度複排，由歌仔戲團體「明華園」演繹「桃花源」部分；之後，「表坊」跟中國國家話劇院合作，在內地推出大陸版，並於2006年在北京、上海及西安等內地9個大城市巡迴演出；正在香港文化中心上演的三地聯演版，將於稍後連同香港版及大陸版，移師北京首都劇場連續演出；據悉門票已幾近售罄。
《暗戀桃花源》初演於1986年，那時候台灣還沒解嚴，在黨禁、報禁以及媒體的管制下，台灣人無論在政治、經濟及文化上，面對長期的重重禁鎖，急欲建立新的文化主體。另一方面，隨國民黨遷移到台灣的外省人，對中國大陸的親友仍存濃濃思憶。表坊的一眾創作人透過「集體即興創作」，從自身的體驗出發，在導演的引領下，演繹台灣人對對岸親人的思念、烏托邦的追尋、失落的哀愁、對歷史的無知，透過「暗戀」和「桃花源」互相指涉、兼有關聯、悲喜交集的兩台戲，兩個態度相異的劇團爭奪同一個舞台，折射身邊人隱而未宣的情懷。
台上台下，戲裏戲外，立場不一的兩極，在爭奪對峙，「這台戲對我們導演來說是很重要的。」《暗戀》的演員和工作人員不斷重複。從當事人的視點，最重要的，是那一台戲所盛載的歷史。
受電影學院表演訓練的黃磊，跟戲劇學院孕育的袁泉，在舞台上展現不同表演訓練的果效——前者亮眼奪目，後者自若存在，且咬字吐詞清晰流麗。在內地受戲劇訓練、操普通話的演員，跟在香港受訓練、操廣東話的演員，在爭奪舞台。
皇后碼頭內，本土行動跟公關政治的兩極，展示迥異訓練下的身段、思維與表演果效。
《暗戀》立足於中國國共內戰的歷史，大陸跟台灣地域上的距離，分隔了許許多多的親友情誼。戲內一切陳述鋪展，都在為久別重逢的那一刻築路。導演賴聲川昔日在排演這段戲時，便指示演員不許掉一滴眼淚，他要捕捉的，是別後重逢的陌生與親切，客氣又真情流露。
淚，只能落在「這些年，你有沒有想我……」的思憶之中；一切觸動，都在離別以前，別離以後。愛丁堡廣場上，人群燃起點點燭光，追憶種種強制的離別，被?牲的歷史。
以意大利即興喜劇為創作出發點的「桃花源」，將人對理想國的嚮往，對歷史的無知，以最胡鬧的插科打諢、經常隨機發揮的高度技巧呈現。從頭到尾的喜鬧，叫最後尋不桃花源歸途的老陶更見落寞。
最後，劇場管理員前來清場，「給我10分鐘，讓我把戲排完。」《暗戀》的工作人員懇求。終於，導演得以排完他最重要的一台戲；所有陌生與熟悉的人，都在舞台上，見證了那一份錯過了40年的感情。
遲來的清場行動，讓保皇后晚會得以順利進行，然群眾亦在見證那錯過了的歷史，那原可掌握留住的歷史。
生命裏錯過的人和事，經常進出徘徊。歷史不斷重複，故事不斷上演。劇院內外，故事仍在延續；錯置的兩極，仍在同一個舞台上爭持不下。
20年前因應當下社會狀所創作的《暗戀桃花源》，至今仍能連續上演，仍呼應今日的社會現；其創作初衷，雖沒有任何預言指涉，但經典之所以為經典，在於她在紛亂交集、離合悲喜之中，呈現了深刻的人性與社會普遍性。於是，無論以歌仔戲、或任何語言演繹；無論在昨天還是今天以後上演，經典仍在撰寫歷史。
[文／潘詩韻]
8/14/2007
馬家輝。奧運之火。公民教育。運動。
奧運之火亦是「公民教育運動」之火
／馬家輝
文章日期：2007年8月14日
【明報專訊】天安門廣場上周舉行了壯觀的「奧運倒數」晚會，巍巍然、浩浩然，在晚風中緩緩昇起五星國旗，確實展現了幾分「大國崛起」的盛世氣象；內地傳媒說，現場有不少觀眾哭了，因為，中國終於能夠舉辦奧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58年，中國終於讓全世界看見了她的壯大。
奧運如斯重要，當然需要「全國保北京，北京保奧運」，於是，北京各區大興土地、拆舊建新，務求明年在全球奧運觀眾眼前呈現光明亮麗的城市景致；在此以外，又日夜於電視上播放提倡文明禮貌的宣傳短片，呼籲社會大眾待人以禮，力求明年讓親臨現場的奧運嘉賓感受到北京人的熱情友善。
北京建城千載、飽歷萬劫，終托國際體壇盛事之福在21世紀有了重生機會，但這個機會之所以重要，或許並非因為一個「新北京」足讓中國「揚威」於外人面前，而是因為在打造「新北京」的過程裏，北京居民能夠直接面對「公民身分」（citizenship）這個雖然已經出現了很久、但一直沒有被全面觸碰的政治/社會/文化概念。
「公民身分」的概念其實既公開，也隱密。公開也者，在於「公民」的屬性、權利、義務等統統可被寫成詳細的法律條文，橫躺於紙，清楚地供社會大眾想像膜拜，然而，條文上的公民身分往往只是一種「假設」，同住於一個城市內的人都知道自己是「公民」，至於應該如何精準地扮演公民角色、怎樣無慮地享受公民地位、公民權限的邊界又在哪裏，通常則須經由一連串的衝突和碰撞始能暴露於大眾眼前；北京刻下所經歷的「城市重建運動」正好替公民身分的定義和再定義提供了絕佳契機。
在北京，一切辯論都在坊間之內、媒體之上、網絡之中進行，若用網絡新世代的流行用語來描述，便是ing。
要收地建酒店以迎奧運？住民怎麼辦？怎樣賠償？誰負責賠償？有沒有權力說不？要拆擋路的舊建築？中央政府剛公佈了「十一五規劃」，其中列明必須加大力度保護歷史文化遺產，豈不跟奧運大計有所扞格？發展與保育，如何平衡？
要人民改變橫衝直撞的過路習慣？不准吐痰？不准男人打赤膊走在路上？不准汽車任意開上高速公路？難道人民沒有行動的自由？人民沒有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不是早就有法律禁這禁那了嗎？叫警察加強執法便行了，為什麼還要再從早到晚到電視上對我們作疲勞轟炸？
要孩子們多說英文？他們連普通話都沒說得標準呢，幹啥為了歡迎洋人而要他們辛苦多學外語？長大之後，不怕他們都變成「漢奸走狗賣國賊」嗎？這還得了，我大中華尚有人耶？
要我們多了解國情，以便在跟外國遊客聊天時能夠多介紹中國現，這可糟糕，萬一我對洋人說「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對方反問我中國有沒有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免費住房，我怎麼回答？萬一我對洋人說中國政治採取的是「人民民主」制度而對方反問我能不能像台北人一樣投票選市長，我又怎麼說？
種種辯論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強度在不同的平台上持續進行，議題主旨或容有大小深窄之別，語調氣氛也許有激烈冷靜之分，但它們其實都指往同一個方向﹕公民教育。透過種種關乎奧運、由奧運引爆的辯論，不管自己是否在意，北京人都正在參與一場集體的、自發的「公民教育運動」。
在中國，「公民教育」是一個新興名詞，以往雖亦曾被公開提及，但都是被隱藏於「國民教育」、「政治道德教育」、「愛國主義教育」等大帽子、大框架之下，沒有獨立的討論位置。 近四五年來，「公民教育」總算有了屬於自己的一片小天地，至少，有些大學開始設立了「公民教育研究中心」之類的學術機構，有些學者開始籌辦「公民教育國際研討會」之類的學術活動，有些出版社編製了《新公民讀本》之類的教學材料，連全國人大亦倡設豎立「公民教育委員會」這樣的官方招牌，但當然，儘管《新公民讀本》內包含了「公民政治」、「民主選舉」、「法治精神」、「人權保障」、「人民主權」等政治章節，但中國官方所訂定的教育目標仍然一面倒地偏向德育培訓，所謂「學生品德教育開始，建立學生是非觀、理性及責任感」、所謂「以學生發展心理為基礎，協助學生心理健康成長，促進人格的發展」、所謂「培養學生關心社會，及對社會的責任感」、所謂「尊重個體差異，指導學生掌握處理人與人、人與家庭、人與社會問題的方法」；簡言之，多說義務，少說權利。
可是，官方歸官方，民間歸民間，中國之有希望正在於中國總有人願意思考、懂得思考，並且眾聲喧嘩，愈來愈不易為官方所規範所禁制。以在北京廣為暢銷的《新京報》為例，它在近兩年來不斷以「公民教育」為題撰寫社評和刊發文章，呼籲政府正視公民權利，讓公民在權利之中領悟、學習、表現愛國。
例如它有文章指出，「到英國訪問，發現這個國家通過一系列的醫療、教育、福利政策把公民個人的利益與這個國家緊緊地聯繫到一起，這種關係是牢不可破的。一旦有什麼險情危及這個國家的生存，就等於是危及了所有公民賴以生存和熱愛的全部生活方式。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一定會奮起保衛自己的國家。真正的愛國主義，並不需要特別的強調，而應該浸潤在國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中。只要國家真正為它的每一個公民負上責任，那麼公民熱愛這個國家，難道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嗎？」
例如它又有文章指出，中小學生應被鼓勵到議會旁聽，因為，「現實中，讓中小學生接受公民教育，參與公民實踐的機會還不多，青少年真正的公民生活有些缺乏。公民教育是一項終生教育，其中學生時代的公民教育非常關鍵。但由於目前我國中小學普遍重視文化知識教育，忽視系統的公民教育，一些零散的公民教育多偏重於基本概念的灌輸，這就導致大多學生公民素養、能力經驗的欠缺，並最終影響到我國公民的整體道德素養和能力的培養」。
傳媒是社會的鏡子，亦是社會的號角，看看《新京報》的文章，我們即知公民教育之火已在京城燃起。
奧運倒數，北京熱鬧騰騰，而這熱鬧，絕對不止像煙花一樣燒完即止，因為這場奧運煙花引爆了「公民教育」的辯論火花，推動了另一場同樣熱鬧的「公民教育運動」。反而，遠在南方的香港特區，回歸10年，礙於普選制度遲遲未能落實，教育機構在心虛之下，想必是故意把公民教育辦得溫溫吞吞，甚至把公民教育簡化為「公民秩序教育」即算交差了事，不肯盡責教導學生認識民主選舉的普世人權，而當國家領導人南來說了簡簡單單的一句話，卻又立即快馬加鞭撥款調人猛搞其所謂「國民教育」，這一切看在北京人眼內，恐怕會笑得掉牙。
兩個城市，反其道而行，昇華與沉淪的軌，也就隱約可見了。
馬家輝--資深傳媒人
／馬家輝
文章日期：2007年8月14日
【明報專訊】天安門廣場上周舉行了壯觀的「奧運倒數」晚會，巍巍然、浩浩然，在晚風中緩緩昇起五星國旗，確實展現了幾分「大國崛起」的盛世氣象；內地傳媒說，現場有不少觀眾哭了，因為，中國終於能夠舉辦奧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58年，中國終於讓全世界看見了她的壯大。
奧運如斯重要，當然需要「全國保北京，北京保奧運」，於是，北京各區大興土地、拆舊建新，務求明年在全球奧運觀眾眼前呈現光明亮麗的城市景致；在此以外，又日夜於電視上播放提倡文明禮貌的宣傳短片，呼籲社會大眾待人以禮，力求明年讓親臨現場的奧運嘉賓感受到北京人的熱情友善。
北京建城千載、飽歷萬劫，終托國際體壇盛事之福在21世紀有了重生機會，但這個機會之所以重要，或許並非因為一個「新北京」足讓中國「揚威」於外人面前，而是因為在打造「新北京」的過程裏，北京居民能夠直接面對「公民身分」（citizenship）這個雖然已經出現了很久、但一直沒有被全面觸碰的政治/社會/文化概念。
「公民身分」的概念其實既公開，也隱密。公開也者，在於「公民」的屬性、權利、義務等統統可被寫成詳細的法律條文，橫躺於紙，清楚地供社會大眾想像膜拜，然而，條文上的公民身分往往只是一種「假設」，同住於一個城市內的人都知道自己是「公民」，至於應該如何精準地扮演公民角色、怎樣無慮地享受公民地位、公民權限的邊界又在哪裏，通常則須經由一連串的衝突和碰撞始能暴露於大眾眼前；北京刻下所經歷的「城市重建運動」正好替公民身分的定義和再定義提供了絕佳契機。
在北京，一切辯論都在坊間之內、媒體之上、網絡之中進行，若用網絡新世代的流行用語來描述，便是ing。
要收地建酒店以迎奧運？住民怎麼辦？怎樣賠償？誰負責賠償？有沒有權力說不？要拆擋路的舊建築？中央政府剛公佈了「十一五規劃」，其中列明必須加大力度保護歷史文化遺產，豈不跟奧運大計有所扞格？發展與保育，如何平衡？
要人民改變橫衝直撞的過路習慣？不准吐痰？不准男人打赤膊走在路上？不准汽車任意開上高速公路？難道人民沒有行動的自由？人民沒有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不是早就有法律禁這禁那了嗎？叫警察加強執法便行了，為什麼還要再從早到晚到電視上對我們作疲勞轟炸？
要孩子們多說英文？他們連普通話都沒說得標準呢，幹啥為了歡迎洋人而要他們辛苦多學外語？長大之後，不怕他們都變成「漢奸走狗賣國賊」嗎？這還得了，我大中華尚有人耶？
要我們多了解國情，以便在跟外國遊客聊天時能夠多介紹中國現，這可糟糕，萬一我對洋人說「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對方反問我中國有沒有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免費住房，我怎麼回答？萬一我對洋人說中國政治採取的是「人民民主」制度而對方反問我能不能像台北人一樣投票選市長，我又怎麼說？
種種辯論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強度在不同的平台上持續進行，議題主旨或容有大小深窄之別，語調氣氛也許有激烈冷靜之分，但它們其實都指往同一個方向﹕公民教育。透過種種關乎奧運、由奧運引爆的辯論，不管自己是否在意，北京人都正在參與一場集體的、自發的「公民教育運動」。
在中國，「公民教育」是一個新興名詞，以往雖亦曾被公開提及，但都是被隱藏於「國民教育」、「政治道德教育」、「愛國主義教育」等大帽子、大框架之下，沒有獨立的討論位置。 近四五年來，「公民教育」總算有了屬於自己的一片小天地，至少，有些大學開始設立了「公民教育研究中心」之類的學術機構，有些學者開始籌辦「公民教育國際研討會」之類的學術活動，有些出版社編製了《新公民讀本》之類的教學材料，連全國人大亦倡設豎立「公民教育委員會」這樣的官方招牌，但當然，儘管《新公民讀本》內包含了「公民政治」、「民主選舉」、「法治精神」、「人權保障」、「人民主權」等政治章節，但中國官方所訂定的教育目標仍然一面倒地偏向德育培訓，所謂「學生品德教育開始，建立學生是非觀、理性及責任感」、所謂「以學生發展心理為基礎，協助學生心理健康成長，促進人格的發展」、所謂「培養學生關心社會，及對社會的責任感」、所謂「尊重個體差異，指導學生掌握處理人與人、人與家庭、人與社會問題的方法」；簡言之，多說義務，少說權利。
可是，官方歸官方，民間歸民間，中國之有希望正在於中國總有人願意思考、懂得思考，並且眾聲喧嘩，愈來愈不易為官方所規範所禁制。以在北京廣為暢銷的《新京報》為例，它在近兩年來不斷以「公民教育」為題撰寫社評和刊發文章，呼籲政府正視公民權利，讓公民在權利之中領悟、學習、表現愛國。
例如它有文章指出，「到英國訪問，發現這個國家通過一系列的醫療、教育、福利政策把公民個人的利益與這個國家緊緊地聯繫到一起，這種關係是牢不可破的。一旦有什麼險情危及這個國家的生存，就等於是危及了所有公民賴以生存和熱愛的全部生活方式。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一定會奮起保衛自己的國家。真正的愛國主義，並不需要特別的強調，而應該浸潤在國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中。只要國家真正為它的每一個公民負上責任，那麼公民熱愛這個國家，難道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嗎？」
例如它又有文章指出，中小學生應被鼓勵到議會旁聽，因為，「現實中，讓中小學生接受公民教育，參與公民實踐的機會還不多，青少年真正的公民生活有些缺乏。公民教育是一項終生教育，其中學生時代的公民教育非常關鍵。但由於目前我國中小學普遍重視文化知識教育，忽視系統的公民教育，一些零散的公民教育多偏重於基本概念的灌輸，這就導致大多學生公民素養、能力經驗的欠缺，並最終影響到我國公民的整體道德素養和能力的培養」。
傳媒是社會的鏡子，亦是社會的號角，看看《新京報》的文章，我們即知公民教育之火已在京城燃起。
奧運倒數，北京熱鬧騰騰，而這熱鬧，絕對不止像煙花一樣燒完即止，因為這場奧運煙花引爆了「公民教育」的辯論火花，推動了另一場同樣熱鬧的「公民教育運動」。反而，遠在南方的香港特區，回歸10年，礙於普選制度遲遲未能落實，教育機構在心虛之下，想必是故意把公民教育辦得溫溫吞吞，甚至把公民教育簡化為「公民秩序教育」即算交差了事，不肯盡責教導學生認識民主選舉的普世人權，而當國家領導人南來說了簡簡單單的一句話，卻又立即快馬加鞭撥款調人猛搞其所謂「國民教育」，這一切看在北京人眼內，恐怕會笑得掉牙。
兩個城市，反其道而行，昇華與沉淪的軌，也就隱約可見了。
馬家輝--資深傳媒人
建制裏外 文化政策對話(一、二)
建制裏外 文化政策對話
文章日期：2007年8月14日
【明報專訊】對話者： 譚偉平（譚）／《藝術地圖》總監
陳婉嫻（陳）／立法會議員、工聯會成員及民建聯黨員
周梁淑怡（周）／立法會議員、自由黨副主席
何慶基（何）／本地策展人
梁悅賢（梁）／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梁家傑（傑）／立法會議員、公民黨黨員
馬逢國（馬）／立法會議員、前藝發局主席
胡恩威（胡）／文化評論人
許焯權（許）／香港大學文化政策研究中心總監
編按：西九核心文化小組諮詢委員會於六月底提交了一份完整的諮詢報告給政府參考，並向民眾解釋。在諮詢期告一段落之時，文化雜誌ampost 舉辦了一場由西九出發的文化對話，邀來了民政局官員、幾位政黨議員、藝術工作者、學者同坐一桌，共謀本地文化政策之願景。本版特摘刊之，以饕讀者。
民間需要什麼
譚：香港的政黨有沒有一套文化政策？我們宏觀外國的政黨政治，在文化發展上都擔當頗重要的角色。然而在香港，一直以來似乎只有當社會上出現了有關文化的問題，我們才開始做討論，比較被動。究竟政黨裏是否有一套對文化的看法呢？
傑：公民黨只成立了一年多 。我們希望盡快形成一套自己的文化政策。換句話說，目前是沒有文化政策的，但這是我們很重視的工作方向和目標。
周：自由黨成立了很多年，但坦白說我們沒有深入地討論過文化政策。政府每一年都會全面地投放很多資金，做法大過由上而下，而資金集中由政府分配。因為文化很大程度上需要大眾的參與，政府當然有責任提供硬件，卻也過分主導軟件配套。
以前從事市場推廣工作時，看到民間做了很多事出來，卻不懂得管理和推廣，而政府則只做供應者，提供了場地就只注重填滿它。當我在市政局的時候，是最早提出「公司化」制度。當時的情跟現在不同，民間不大熱中文化藝術，很多東西都是入口的。現在已比從前開放，在市場推廣和宣傳上也多出了力，但作為政府部門卻仍然有很多制肘，反倒民間團體製作的表演，在宣傳上靈活得多。
譚：胡恩威，那個時候你有參選區議會。在你很貼近民情的時候，認為文化政策只是滿足文化工作者，還是社會真正的需要？
胡：在我看來，一個社會總會有不同的文化口味。現在香港對文化的政策與體育相似，就是把「精英」和「普及」變成矛盾，而不是互動的模式。雖然政府一直說要作多元文化發展，但在整個政府的文化體制上，由場地管理，到教育政策，到人才培訓，到資源分配，其實沒有一個清晰的分層政策。
培養精英，跟培養專業藝人和社區藝術所需要的不一樣。現在政府行的是港式平均主義，即是大家都分到一點。舉例來說，現在無論是表演藝術還是視覺藝術，創作空間和資源都像打游擊。例如我們要排戲，可能今天要去跑馬地社區會堂，明天就去高街，後日就去文化中心，一大班人搬器材走來走去。
再說核心問題，就是怎樣運用公帑。公帑的投入在十年裏都沒增長過，算起來至少倒退了百分之二十。以表演藝術來說，目前得到最多錢的四個團，即是管弦樂團、舞蹈團、話劇團和中樂團，他們拿到的錢加起來有二億多，佔很大的百分比。但他們在藝術發展上做了什麼呢？話劇團做了很多跟本土戲劇發展有關的工作，但舞蹈團的貢獻則很模糊，中樂團現在嘗試做中樂管弦樂化，而管弦樂團是殖民地留下來的東西。
官方只發展了高雅藝術
譚：回歸十年發生了幾件事，文化委員會的出現是好的，但卻斷纜了。西九為什麼要重來？我覺得不能持續地執行文化政策成了一種現象。
馬：說到文化政策，我想先回顧一段歷史。香港的文化政策早在七十年代中就開始，卻不是很清晰。當時我作為一個場地使用者，對於究竟什麼人可以優先使用場地不是很清楚，通常要爭一輪才可用到場地。八十年代，我曾與市政局主辦的國際電影節合作，當時我們公司有幾部電影已經被選為開幕式，但卻因為公司背景而被換下來，這證明了政府其實是有政策的，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背後有一套規則。回歸前不久，當時的文康廣播科負責官員蘇耀祖先生公開地質詢香港沒有文化政策，即使有，也不透明不公開。回歸時，臨時立法會提出希望特區政府制定文化政策，當時討論的結果是香港應發展一套一體多元的文化，一體以中國文化為主體，不應只由一個局去處理，而是每個局都具有文化視野，配合一套理念來貫徹執行。當時大家對這些是沒有爭議的。二千年時要取消市政局，我提出成立文化委員會，但不幸地動議沒有通過。可能因為跟殺局一起討論，多數議員反對殺局，所以連文委會也反對，但特區政府最後接納成立了文委會。董先生在任期間是支持成立文委會，然文委會只運作了三年，就是為了制定文化政策。它做得好的是公眾評說，第一次公開讓那麼多市民參與，文委會再整理那些意見成為一份文件，集中在文化藝術的政策。
據我的理解，文化政策應涉及三個領域，第一個是生活文化，再來是高雅藝術（High Art），最後是流行文化。文委會由於時間、資源和工作範圍的局限，提出的報告主要集中在第二種，另外兩種只有闡述。然後政府根據文委會的報告又多成立幾個委員會，就是剛才胡恩威批評拖延時間的委員會。作為一個政府政策的長期觀察者，我看到政策是有變化的。從回歸前不透明不公開，到回歸後開放給公眾討論，這是一個發展過程。但在實際的執行上，你問我是否滿足，我是不滿足的。因為我理解的文化有三個領域，是要多個政策局一起推動才行，但現在我們的文化政策只有由民政事務局推動的高雅藝術政策。
另外，我看到一個民間先導於政府和政團的現象。無論是政府還是政團，都沒有意識到民間的需要，這個需要不只是資源上，而是政策制定上的參與。西九發展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從反對的聲音和背景，到之後的文化保育政策等等，政府在這方面相對落後了。在未來的發展，政府在考慮文化政策的時候要有幾個突破：第一要突破純粹從高雅藝術（High Art）的領域來考慮，第二要突破過去公眾參與的模式，思考現有的諮詢架構能否滿足社會的需求呢，是否通過議會或是通過其他參與？第三廣義的文化政策於現在機制配置遠遠不足夠，比如新一屆政府三司十二局，如果以十一局取代，會否有改進呢？
不希罕文化選票
周：政黨呢，說穿了很難聽，政黨首要是想拿選票，文化選票很少，這是事實。香港人對文化有無渴求？有，無論是做的人還是受眾，但有幾個大問題。第一，不同人各有各做，但整體怎樣串聯？第二，領導權。2003年張信剛做了文委會報告，何志平不要，﹙笑﹚就是這麼簡單。張信剛花了多少心機，有不同的委員會跟進，一直跟到今天，你說它完全沒做事，不對，我知道康文署裏頭有做，但它沒有一個整體的領導權去說：「整盤計劃是這樣的」。我們找不到策略，希望下一屆局長會有。
梁：我不想辯解，只想分享。我做了這個職位一年多，嫻姐認識我的時候我也不是負責政策這個範疇。去年剛來的時候，大家因為西九的爭議才發現，似乎需要有一個文化政策才能談如此龐大的投資。於是我們開始看，發現原來不是沒有文化政策，只是它不像勞工、醫療等一般政策那樣有規範性。二○○六年文化政策報告提出六大原則，例如以人為本，民間主導、多元發展、伙伴關係、全方位推動、尊重表達自由及保護知識產權等。其實政策是有的，如馬逢國所講整體文化政策應不只精緻文化這一項。
因為歷史一路發展到現在有十個藝團，最初康文署四個，六個則是從藝發局轉過來，團與團之間都正在拿不同的資源、不同的資助額，需要全盤去檢視。我們要想清楚為何要資助這些專業藝團，十年間出現了不同種類的新藝團，例如商業藝團完全不需要資助也可以在市場上營運，還有許多創意性很高的藝團卻如何都入不到這十大，只能接受藝發局的一年資助。其實我們想清楚整個圖譜，知道怎樣做才可以與文化藝術界取得共識。
歷史遺留下來的藝團，如中樂團九成的資助來自政府，因為當時他們是發展最早的團體，現在他們脫離政府公司化，這是政府一定要解決的，不然想專業發展的藝團，又如何分到資源呢？西九龍計劃當然很重要。現在文化場地供不應求達三成以上，如果我們再不增加空間和資源，不單會阻礙本地專業藝團發展，潛力的青年工作者也很難爭取到地方。所以石硤尾一推出就收到超額五倍的反應，而博物館都要脫離政府管理，邀請民間參與。全部圖書館，除了中央圖書館以外，需有區議會參與，這樣每一區圖書館可以有不同特色。我們正在逐步實行。
硬件之餘還要講軟件，軟件指的不只是節目、還有人才。西九龍在八年間要興建十二個表演場館，還有一個前衛的M+，這些文化管理人才將從哪裏來呢？早前我跟茹國烈談過，藝發局要把藝術人才的圖譜做好。嫻姐也明白，勞工界各行各業都有做這件事，僱主、勞工、政府三方一起去為行業發展，然而藝術文化界卻沒有這個機制。文化界要開放，因為政府不能主宰整個文化發展，是要對香港做長遠的投資，不能只是解決當前社會問題，解決了就不需要繼續。
還是輸給地產
陳：我想反映政府背後一套思考方法，它知道一碰文化，文化人就會上，最後只有交給十八區區議會，但也是弄得不三不四，敷衍了事就算。西九龍計劃還看特區政府有沒有膽量向地產商說「不」。記得當時我們談創意產業，向現在調去勞工局的前任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文化）方毅與他的頂頭上司馮浩賢同時建議推動長沙灣與新浦崗的舊工廠用地，像是現在認額招租超過五倍的石硤尾藝術村一樣，當時推動新浦崗那幾幢建築與九龍東一起發展，但是每當地產一有市價文化發展就沒了，同時華懋集團主席龔如心用三十幾億買了沙布道，我們就知道輸定了。（胡：好像油街藝術村浪費了那樣。）（譚：七十年代英國Covent Garden也是這樣）大家都知道從地產價值來看石硤尾是沒有的，但我覺得有總比沒有好，石硤尾這樣成功真好。
（二之一，明續）
[記錄／賈勝楓、趙秀明、吳樂雲]
什麼樣的文化政策更重要
文章日期：2007年8月15日
【明報專訊】聯黨結義
胡：如果你們能聯黨結義，情肯定會得到改善。起碼對政府來說，所有問題都能得到清楚的了解，至少對議會產生一些影響。
周：事實上，梁家傑在西九龍小組內也正在做類似的事情，希望小組的成員能坐下來討論，雖然未必達成完全的共識，但是大部分的共識是有的，暫時來說他們是唯一一個小組集中討論文化的，真的看不見有其他。
梁：其實西九龍文娛區是一個契機，這個硬件對於文化遠景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以前無論是資源不足還是意識的問題，軟件無處可去，如果沒有這個文化區，其他地方已經飽和了。
周：說回頭，在諮詢委員會成立的時候，政府是很想公民黨和民主黨參與的，結果公民黨的領導人物拒絕參與，我相信如果梁家傑參與西九龍的諮詢委員會能起到了正面的作用。如果各黨派都有核心人物在內參與，在這種情下進行討論的時候，形勢便能順水推舟了。但現在變成梁家傑的「西九」小組在制衡諮詢委員會。
當制度是這樣的時候，我們需要等待制度起作用。但事實現在的制度就是這樣，我們不能就此作罷，如今次的諮詢會內有公民黨、民主黨，情就不能同日而語了，整件事能達標的機會就會大很多。
一開始進行「西九」項目的時候，作為立法會議員當然第一時間就要求諮詢，以民間的聲音為主，先聽一下公眾的意見。但文化界人士已經厭倦了諮詢，因為都諮詢了十幾年，如果諮詢委員會都厭倦了諮詢，那到了「西九」小組那裏就更加不想談了。
胡：如政黨能夠就香港文化的發展歸納出十點的共識，一些具體的政策如注重文化藝術教育，教育統籌局就會有壓力。但現在教育統籌局的課程發展主任只會說通識教育已經包括了藝術教育。
周：其實，二十年前的時候，已經在討論如何將藝術融入教育了。
我們不是一齊共謀解決問題，而是政黨和政府之間在大鬥法，盡量互相制衡，那當然會產生內訌。他們之間根本不在為事件尋求解決方案，而是在互相挑戰。
傑：也不要想得太負面，立法會負憲制的任務，我們需要監察政府。當時政府邀請我進西九諮詢委員會，我當時已經是「西九」小組主席，因為不想將角色混淆，所以才拒絕參與，我想澄清這個事實。另外，公民黨雖只成立十幾個月，但我們很肯定一個文化政策的需要和重要性，雖然至今還沒有一套完整的由黨採納的文化政策，但是我們在努力當中。文化界的朋友如陳清僑都很清楚我們沒有放棄參與文化政策的討論。周梁淑怡所說的多黨聯盟，我覺得是可以在文化政策上進行的，但我不知道為何原則上行不通，要看個別黨是不是熱中於實行文化政策，願不願意一起坐下來訂立一套實質的方案，再施壓於政府。
周：在討論裏我發現了一個很基本的要點，就是很多議員只會問一些如「有沒有觀眾」這樣的問題，但這些問題是永遠沒有答案的，將來有沒有觀眾是不能證明給你看的，我怎麼能保證一定有觀眾呢？
西九的計算
梁：這不會像早期以地產作為主導線，拿一筆資金出來買地，投資場館的就要另外拿錢出來，爭議就在於這裏，這需要大量資源的投入，究竟市民是不是認同有這樣的需要。（胡：紅館就有這樣的需要呀。）第二個危機是，文化界總會有不同的聲音，就像最初M+博物館的提議那樣，有不同的聲音就是因為還沒有落實，公眾就認為文化界沒有一個整體的共識。（胡：文化界當然不會有共識，正如民意一樣，不可能完全一致的。）
譚：我反而不擔心文化上的共識，而是西九財務運作的模式，裏面涉及到以自負盈虧的模式還是以公帑營運，到了這個爭辯上，無論是市民還是政黨，在諮詢的時候就會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胡：所以我最擔心的是財務報告，數字顯示出情並不成熟，是個很粗略的報告。
何：這是一個金錢以外考慮的問題，文化是可以改善生活的，改善文化間接來說是一個長久的收益。
譚：回歸至今，社會中有這麼多事情發生，文化保育這個大題目我們還沒有詳細討論過。我覺得文化已經不是些很被動的東西了，文化可以解決很多問題，例如社會中的分化，而文化不只是起一個西九龍文娛區就可以完成的。
馬：我們的討論都圍繞「怎樣」這個命題，其實「什麼」是更重要的部分，究竟「什麼」文化政策對香港是有好處的，這方面還需政黨的策動，包括政府的帶頭作用，希望日後可以多些機會進行探討。
（二之二．完）
[記錄／賈勝楓、趙秀明、吳樂雲]
文章日期：2007年8月14日
【明報專訊】對話者： 譚偉平（譚）／《藝術地圖》總監
陳婉嫻（陳）／立法會議員、工聯會成員及民建聯黨員
周梁淑怡（周）／立法會議員、自由黨副主席
何慶基（何）／本地策展人
梁悅賢（梁）／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梁家傑（傑）／立法會議員、公民黨黨員
馬逢國（馬）／立法會議員、前藝發局主席
胡恩威（胡）／文化評論人
許焯權（許）／香港大學文化政策研究中心總監
編按：西九核心文化小組諮詢委員會於六月底提交了一份完整的諮詢報告給政府參考，並向民眾解釋。在諮詢期告一段落之時，文化雜誌ampost 舉辦了一場由西九出發的文化對話，邀來了民政局官員、幾位政黨議員、藝術工作者、學者同坐一桌，共謀本地文化政策之願景。本版特摘刊之，以饕讀者。
民間需要什麼
譚：香港的政黨有沒有一套文化政策？我們宏觀外國的政黨政治，在文化發展上都擔當頗重要的角色。然而在香港，一直以來似乎只有當社會上出現了有關文化的問題，我們才開始做討論，比較被動。究竟政黨裏是否有一套對文化的看法呢？
傑：公民黨只成立了一年多 。我們希望盡快形成一套自己的文化政策。換句話說，目前是沒有文化政策的，但這是我們很重視的工作方向和目標。
周：自由黨成立了很多年，但坦白說我們沒有深入地討論過文化政策。政府每一年都會全面地投放很多資金，做法大過由上而下，而資金集中由政府分配。因為文化很大程度上需要大眾的參與，政府當然有責任提供硬件，卻也過分主導軟件配套。
以前從事市場推廣工作時，看到民間做了很多事出來，卻不懂得管理和推廣，而政府則只做供應者，提供了場地就只注重填滿它。當我在市政局的時候，是最早提出「公司化」制度。當時的情跟現在不同，民間不大熱中文化藝術，很多東西都是入口的。現在已比從前開放，在市場推廣和宣傳上也多出了力，但作為政府部門卻仍然有很多制肘，反倒民間團體製作的表演，在宣傳上靈活得多。
譚：胡恩威，那個時候你有參選區議會。在你很貼近民情的時候，認為文化政策只是滿足文化工作者，還是社會真正的需要？
胡：在我看來，一個社會總會有不同的文化口味。現在香港對文化的政策與體育相似，就是把「精英」和「普及」變成矛盾，而不是互動的模式。雖然政府一直說要作多元文化發展，但在整個政府的文化體制上，由場地管理，到教育政策，到人才培訓，到資源分配，其實沒有一個清晰的分層政策。
培養精英，跟培養專業藝人和社區藝術所需要的不一樣。現在政府行的是港式平均主義，即是大家都分到一點。舉例來說，現在無論是表演藝術還是視覺藝術，創作空間和資源都像打游擊。例如我們要排戲，可能今天要去跑馬地社區會堂，明天就去高街，後日就去文化中心，一大班人搬器材走來走去。
再說核心問題，就是怎樣運用公帑。公帑的投入在十年裏都沒增長過，算起來至少倒退了百分之二十。以表演藝術來說，目前得到最多錢的四個團，即是管弦樂團、舞蹈團、話劇團和中樂團，他們拿到的錢加起來有二億多，佔很大的百分比。但他們在藝術發展上做了什麼呢？話劇團做了很多跟本土戲劇發展有關的工作，但舞蹈團的貢獻則很模糊，中樂團現在嘗試做中樂管弦樂化，而管弦樂團是殖民地留下來的東西。
官方只發展了高雅藝術
譚：回歸十年發生了幾件事，文化委員會的出現是好的，但卻斷纜了。西九為什麼要重來？我覺得不能持續地執行文化政策成了一種現象。
馬：說到文化政策，我想先回顧一段歷史。香港的文化政策早在七十年代中就開始，卻不是很清晰。當時我作為一個場地使用者，對於究竟什麼人可以優先使用場地不是很清楚，通常要爭一輪才可用到場地。八十年代，我曾與市政局主辦的國際電影節合作，當時我們公司有幾部電影已經被選為開幕式，但卻因為公司背景而被換下來，這證明了政府其實是有政策的，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背後有一套規則。回歸前不久，當時的文康廣播科負責官員蘇耀祖先生公開地質詢香港沒有文化政策，即使有，也不透明不公開。回歸時，臨時立法會提出希望特區政府制定文化政策，當時討論的結果是香港應發展一套一體多元的文化，一體以中國文化為主體，不應只由一個局去處理，而是每個局都具有文化視野，配合一套理念來貫徹執行。當時大家對這些是沒有爭議的。二千年時要取消市政局，我提出成立文化委員會，但不幸地動議沒有通過。可能因為跟殺局一起討論，多數議員反對殺局，所以連文委會也反對，但特區政府最後接納成立了文委會。董先生在任期間是支持成立文委會，然文委會只運作了三年，就是為了制定文化政策。它做得好的是公眾評說，第一次公開讓那麼多市民參與，文委會再整理那些意見成為一份文件，集中在文化藝術的政策。
據我的理解，文化政策應涉及三個領域，第一個是生活文化，再來是高雅藝術（High Art），最後是流行文化。文委會由於時間、資源和工作範圍的局限，提出的報告主要集中在第二種，另外兩種只有闡述。然後政府根據文委會的報告又多成立幾個委員會，就是剛才胡恩威批評拖延時間的委員會。作為一個政府政策的長期觀察者，我看到政策是有變化的。從回歸前不透明不公開，到回歸後開放給公眾討論，這是一個發展過程。但在實際的執行上，你問我是否滿足，我是不滿足的。因為我理解的文化有三個領域，是要多個政策局一起推動才行，但現在我們的文化政策只有由民政事務局推動的高雅藝術政策。
另外，我看到一個民間先導於政府和政團的現象。無論是政府還是政團，都沒有意識到民間的需要，這個需要不只是資源上，而是政策制定上的參與。西九發展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從反對的聲音和背景，到之後的文化保育政策等等，政府在這方面相對落後了。在未來的發展，政府在考慮文化政策的時候要有幾個突破：第一要突破純粹從高雅藝術（High Art）的領域來考慮，第二要突破過去公眾參與的模式，思考現有的諮詢架構能否滿足社會的需求呢，是否通過議會或是通過其他參與？第三廣義的文化政策於現在機制配置遠遠不足夠，比如新一屆政府三司十二局，如果以十一局取代，會否有改進呢？
不希罕文化選票
周：政黨呢，說穿了很難聽，政黨首要是想拿選票，文化選票很少，這是事實。香港人對文化有無渴求？有，無論是做的人還是受眾，但有幾個大問題。第一，不同人各有各做，但整體怎樣串聯？第二，領導權。2003年張信剛做了文委會報告，何志平不要，﹙笑﹚就是這麼簡單。張信剛花了多少心機，有不同的委員會跟進，一直跟到今天，你說它完全沒做事，不對，我知道康文署裏頭有做，但它沒有一個整體的領導權去說：「整盤計劃是這樣的」。我們找不到策略，希望下一屆局長會有。
梁：我不想辯解，只想分享。我做了這個職位一年多，嫻姐認識我的時候我也不是負責政策這個範疇。去年剛來的時候，大家因為西九的爭議才發現，似乎需要有一個文化政策才能談如此龐大的投資。於是我們開始看，發現原來不是沒有文化政策，只是它不像勞工、醫療等一般政策那樣有規範性。二○○六年文化政策報告提出六大原則，例如以人為本，民間主導、多元發展、伙伴關係、全方位推動、尊重表達自由及保護知識產權等。其實政策是有的，如馬逢國所講整體文化政策應不只精緻文化這一項。
因為歷史一路發展到現在有十個藝團，最初康文署四個，六個則是從藝發局轉過來，團與團之間都正在拿不同的資源、不同的資助額，需要全盤去檢視。我們要想清楚為何要資助這些專業藝團，十年間出現了不同種類的新藝團，例如商業藝團完全不需要資助也可以在市場上營運，還有許多創意性很高的藝團卻如何都入不到這十大，只能接受藝發局的一年資助。其實我們想清楚整個圖譜，知道怎樣做才可以與文化藝術界取得共識。
歷史遺留下來的藝團，如中樂團九成的資助來自政府，因為當時他們是發展最早的團體，現在他們脫離政府公司化，這是政府一定要解決的，不然想專業發展的藝團，又如何分到資源呢？西九龍計劃當然很重要。現在文化場地供不應求達三成以上，如果我們再不增加空間和資源，不單會阻礙本地專業藝團發展，潛力的青年工作者也很難爭取到地方。所以石硤尾一推出就收到超額五倍的反應，而博物館都要脫離政府管理，邀請民間參與。全部圖書館，除了中央圖書館以外，需有區議會參與，這樣每一區圖書館可以有不同特色。我們正在逐步實行。
硬件之餘還要講軟件，軟件指的不只是節目、還有人才。西九龍在八年間要興建十二個表演場館，還有一個前衛的M+，這些文化管理人才將從哪裏來呢？早前我跟茹國烈談過，藝發局要把藝術人才的圖譜做好。嫻姐也明白，勞工界各行各業都有做這件事，僱主、勞工、政府三方一起去為行業發展，然而藝術文化界卻沒有這個機制。文化界要開放，因為政府不能主宰整個文化發展，是要對香港做長遠的投資，不能只是解決當前社會問題，解決了就不需要繼續。
還是輸給地產
陳：我想反映政府背後一套思考方法，它知道一碰文化，文化人就會上，最後只有交給十八區區議會，但也是弄得不三不四，敷衍了事就算。西九龍計劃還看特區政府有沒有膽量向地產商說「不」。記得當時我們談創意產業，向現在調去勞工局的前任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文化）方毅與他的頂頭上司馮浩賢同時建議推動長沙灣與新浦崗的舊工廠用地，像是現在認額招租超過五倍的石硤尾藝術村一樣，當時推動新浦崗那幾幢建築與九龍東一起發展，但是每當地產一有市價文化發展就沒了，同時華懋集團主席龔如心用三十幾億買了沙布道，我們就知道輸定了。（胡：好像油街藝術村浪費了那樣。）（譚：七十年代英國Covent Garden也是這樣）大家都知道從地產價值來看石硤尾是沒有的，但我覺得有總比沒有好，石硤尾這樣成功真好。
（二之一，明續）
[記錄／賈勝楓、趙秀明、吳樂雲]
什麼樣的文化政策更重要
文章日期：2007年8月15日
【明報專訊】聯黨結義
胡：如果你們能聯黨結義，情肯定會得到改善。起碼對政府來說，所有問題都能得到清楚的了解，至少對議會產生一些影響。
周：事實上，梁家傑在西九龍小組內也正在做類似的事情，希望小組的成員能坐下來討論，雖然未必達成完全的共識，但是大部分的共識是有的，暫時來說他們是唯一一個小組集中討論文化的，真的看不見有其他。
梁：其實西九龍文娛區是一個契機，這個硬件對於文化遠景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以前無論是資源不足還是意識的問題，軟件無處可去，如果沒有這個文化區，其他地方已經飽和了。
周：說回頭，在諮詢委員會成立的時候，政府是很想公民黨和民主黨參與的，結果公民黨的領導人物拒絕參與，我相信如果梁家傑參與西九龍的諮詢委員會能起到了正面的作用。如果各黨派都有核心人物在內參與，在這種情下進行討論的時候，形勢便能順水推舟了。但現在變成梁家傑的「西九」小組在制衡諮詢委員會。
當制度是這樣的時候，我們需要等待制度起作用。但事實現在的制度就是這樣，我們不能就此作罷，如今次的諮詢會內有公民黨、民主黨，情就不能同日而語了，整件事能達標的機會就會大很多。
一開始進行「西九」項目的時候，作為立法會議員當然第一時間就要求諮詢，以民間的聲音為主，先聽一下公眾的意見。但文化界人士已經厭倦了諮詢，因為都諮詢了十幾年，如果諮詢委員會都厭倦了諮詢，那到了「西九」小組那裏就更加不想談了。
胡：如政黨能夠就香港文化的發展歸納出十點的共識，一些具體的政策如注重文化藝術教育，教育統籌局就會有壓力。但現在教育統籌局的課程發展主任只會說通識教育已經包括了藝術教育。
周：其實，二十年前的時候，已經在討論如何將藝術融入教育了。
我們不是一齊共謀解決問題，而是政黨和政府之間在大鬥法，盡量互相制衡，那當然會產生內訌。他們之間根本不在為事件尋求解決方案，而是在互相挑戰。
傑：也不要想得太負面，立法會負憲制的任務，我們需要監察政府。當時政府邀請我進西九諮詢委員會，我當時已經是「西九」小組主席，因為不想將角色混淆，所以才拒絕參與，我想澄清這個事實。另外，公民黨雖只成立十幾個月，但我們很肯定一個文化政策的需要和重要性，雖然至今還沒有一套完整的由黨採納的文化政策，但是我們在努力當中。文化界的朋友如陳清僑都很清楚我們沒有放棄參與文化政策的討論。周梁淑怡所說的多黨聯盟，我覺得是可以在文化政策上進行的，但我不知道為何原則上行不通，要看個別黨是不是熱中於實行文化政策，願不願意一起坐下來訂立一套實質的方案，再施壓於政府。
周：在討論裏我發現了一個很基本的要點，就是很多議員只會問一些如「有沒有觀眾」這樣的問題，但這些問題是永遠沒有答案的，將來有沒有觀眾是不能證明給你看的，我怎麼能保證一定有觀眾呢？
西九的計算
梁：這不會像早期以地產作為主導線，拿一筆資金出來買地，投資場館的就要另外拿錢出來，爭議就在於這裏，這需要大量資源的投入，究竟市民是不是認同有這樣的需要。（胡：紅館就有這樣的需要呀。）第二個危機是，文化界總會有不同的聲音，就像最初M+博物館的提議那樣，有不同的聲音就是因為還沒有落實，公眾就認為文化界沒有一個整體的共識。（胡：文化界當然不會有共識，正如民意一樣，不可能完全一致的。）
譚：我反而不擔心文化上的共識，而是西九財務運作的模式，裏面涉及到以自負盈虧的模式還是以公帑營運，到了這個爭辯上，無論是市民還是政黨，在諮詢的時候就會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胡：所以我最擔心的是財務報告，數字顯示出情並不成熟，是個很粗略的報告。
何：這是一個金錢以外考慮的問題，文化是可以改善生活的，改善文化間接來說是一個長久的收益。
譚：回歸至今，社會中有這麼多事情發生，文化保育這個大題目我們還沒有詳細討論過。我覺得文化已經不是些很被動的東西了，文化可以解決很多問題，例如社會中的分化，而文化不只是起一個西九龍文娛區就可以完成的。
馬：我們的討論都圍繞「怎樣」這個命題，其實「什麼」是更重要的部分，究竟「什麼」文化政策對香港是有好處的，這方面還需政黨的策動，包括政府的帶頭作用，希望日後可以多些機會進行探討。
（二之二．完）
[記錄／賈勝楓、趙秀明、吳樂雲]
走過雪地
走過雪地
文章日期：2007年8月14日
【明報專訊】父子兩人，兒子約八九歲，一同旅行。途中，夜裏下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雪，天明雪霽。他們繼續行程，來到一個平平的小山崗，路被雪掩蓋，前面是一片薄薄的積雪。那雪地，像一塊潔白平整的鋪在桌子上的布，大抵沒有人走過，沒有留下任何足。
父親對兒子說﹕「我們來一個比賽。」
兒子問﹕「比賽什麼？」
父親指雪地那邊，說﹕「你看見那大樹嗎？我們到大樹下去。」
兒子說﹕「是不是比賽誰先去到？這是不公道的，你是大人總比我這小孩走得快！」
父親說﹕「不是比賽快慢，是看誰的路走得直。我們在雪地上走過去，積雪上會留下腳印。來看看，誰在雪地上留下的腳印，是最直的。這樣的比賽公道嗎？」
兒子高興地說﹕「好的！好的！我們來比賽罷！」
比賽開始了，兒子走每一步都很小心，總回頭看一看剛才留下的腳印；向前踏出一步時，又都要對準後面的腳印；這樣慢慢地，朝大樹走去。但父親卻昂然闊步地，毫不理會雪上的腳印，一直走到大樹下。
父親比兒子先到，兒子對這一點，毫不感到意外。但回頭看看雪地上的腳印，很是詫異，為什麼父親的腳印，卻比自己的直得多呢？惘然望父親，說﹕「你贏了！你為什麼沒有注意走每一步，也走得那麼直呢？」
父親說﹕「要走出一條直線，不能只顧腳下的每一步。最重要的是，盯緊前面的目標，毫不放鬆，直向那目標走去。這樣，就會走出一條直線，直線是最短的距離，也會快一點到達的。只小心注意舉腳的每一步，反會有時忽略了目標，走了彎路。我比你先到，並不單因我是大人，你是小孩，而是我始終都眼睛望目標，大膽走去，走出一條直路。你卻對每一步太謹慎了，忽視了要到達的目標，走出的是一條彎路。這道理，你明白嗎？」[司徒華]
文章日期：2007年8月14日
【明報專訊】父子兩人，兒子約八九歲，一同旅行。途中，夜裏下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雪，天明雪霽。他們繼續行程，來到一個平平的小山崗，路被雪掩蓋，前面是一片薄薄的積雪。那雪地，像一塊潔白平整的鋪在桌子上的布，大抵沒有人走過，沒有留下任何足。
父親對兒子說﹕「我們來一個比賽。」
兒子問﹕「比賽什麼？」
父親指雪地那邊，說﹕「你看見那大樹嗎？我們到大樹下去。」
兒子說﹕「是不是比賽誰先去到？這是不公道的，你是大人總比我這小孩走得快！」
父親說﹕「不是比賽快慢，是看誰的路走得直。我們在雪地上走過去，積雪上會留下腳印。來看看，誰在雪地上留下的腳印，是最直的。這樣的比賽公道嗎？」
兒子高興地說﹕「好的！好的！我們來比賽罷！」
比賽開始了，兒子走每一步都很小心，總回頭看一看剛才留下的腳印；向前踏出一步時，又都要對準後面的腳印；這樣慢慢地，朝大樹走去。但父親卻昂然闊步地，毫不理會雪上的腳印，一直走到大樹下。
父親比兒子先到，兒子對這一點，毫不感到意外。但回頭看看雪地上的腳印，很是詫異，為什麼父親的腳印，卻比自己的直得多呢？惘然望父親，說﹕「你贏了！你為什麼沒有注意走每一步，也走得那麼直呢？」
父親說﹕「要走出一條直線，不能只顧腳下的每一步。最重要的是，盯緊前面的目標，毫不放鬆，直向那目標走去。這樣，就會走出一條直線，直線是最短的距離，也會快一點到達的。只小心注意舉腳的每一步，反會有時忽略了目標，走了彎路。我比你先到，並不單因我是大人，你是小孩，而是我始終都眼睛望目標，大膽走去，走出一條直路。你卻對每一步太謹慎了，忽視了要到達的目標，走出的是一條彎路。這道理，你明白嗎？」[司徒華]
龍口粉絲﹕（不）相信
恩﹐
謝謝轉來老師上個周的文字。小女子得仔細沉吟。是啊﹐相信﹖不相信﹖其實﹐就是夠傻不夠傻。傻﹐是小女子最渴望達到的境界。
小才子今晚與我通話四十多分鐘﹐一句核心詞是﹕在這片土地上﹐你的意識太超前了。逼人。不中庸。
小女子﹐用琢磨了很久的﹐關于擔當﹐關于心安﹐關于不後悔﹐關于社會啟蒙﹐關于如何影響有影響力的人﹐關于孤獨﹐試圖去闡述。不知道﹐小才子﹐是否認同。在里面的人﹐即使是讀書人﹐豈是一個“怕”字了得。哪里﹐還有完全憑了本心的﹐信與不信﹖自由地去思想﹐是個夢﹐很深﹐只有賴在夢里不肯醒的人﹐可以得到些許的快樂。可是﹐哪里有不醒的夢呢﹖
其實﹐我是很高興﹐小才子用自我的﹑獨立的思考﹐與小女子辯一辯。新一代﹐在苦悶中成長著。
D06 | 世紀 | 世紀你來看此花時 | By 龍應台 2007-08-10
標示關鍵字
（不）相信
二十歲之前相信的很多東西，後來一件一件變成不相信。曾經相信過愛國， 後來知道「國」的定義有問題，通常那諄諄善誘要你愛國的人所定義的「國」，不一定可愛，不一定值得愛，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
曾經相信過歷史，後來知道，原來歷史的一半是編造。前朝史永遠是後朝人在寫，後朝人永遠在否定前朝，他的後朝又來否定他，但是負負不一定得正，只是累積漸進的扭曲變形移位，使真相永遠掩蓋，無法復原。說「不容青史盡成灰」，表達的正是，不錯，青史往往是要成灰的。指鹿為馬，也往往是可以得逞和勝利的。
曾經相信過文明的力量，後來知道，原來人的愚昧和野蠻不因文明的進展而消失，只是愚昧野蠻有很多不同的面貌：純樸的農民工人、深沉的知識分子、自信的政治領袖、替天行道的王師，都可能有不同形式的巨大愚昧和巨大野蠻，而且野蠻和文明之間，竟然只有極其細微、隨時可以被抹掉的一線之隔。
曾經相信過正義，後來知道，原來同時完全可以存在兩種正義，而且彼此牴觸，冰火不容。選擇其中之一，正義同時就意味不正義。而且，你絕對看不出，某些人在某一個特定的時機熱烈主張某一個特定的正義，其中隱藏深不可測的不正義。
曾經相信過理想主義者，後來知道，理想主義者往往經不起權力的測試：一掌有權力，他或者變成當初自己誓死反對的「邪惡」，或者，他在現實的場域裏不堪一擊，一下就被弄權者拉下馬來，完全沒有機會去實現他的理想。理想主義者要有品格，才能不被權力腐化；理想主義者要有能力，才能將理想轉化為實踐。可是理想主義者兼具品格及能力者，幾希。
曾經相信過愛情，後來知道，原來愛情必須轉化為親情才可能持久，但是轉化為親情的愛情，猶如化入杯水中的冰塊——它還是冰塊嗎？
曾經相信過海枯石爛作為永恆不滅的表徵，後來知道，原來海其實很容易枯，石，原來很容易爛。雨水，很可能不再來，滄海，不會再成桑田。原來，自己腳下所踩的地球，很容易被滅。海枯石爛的永恆，原來不存在。二十歲之前相信的很多東西，有些其實到今天也還相信。
譬如國也許不可愛，但是土地和人可以愛。譬如史也許不能信 ，但是對於真相的追求可以無止盡。譬如文明也許脆弱不堪，但是除文明外我們其實別無依靠。譬如正義也許極為可疑，但是在乎正義比不在乎要安全。譬如理想主義者也許成就不了大事大業，但是沒有他們社會一定不一樣。譬如愛情總是幻滅的多，但是螢火蟲在夜裏發光從來就不是為了保持光。譬如海枯石爛的永恆也許不存在，但是如果一粒沙裏有一個無窮的宇宙，一剎那裏想必也有一個不變不移的時間。
那麼，有沒有什麼，是我二十歲前不相信的，現在卻信了呢？有的，不過都是些最平凡的老生常談。曾經不相信「性格決定命運」，現在相信了。曾經不相信「色即是空」，現在相信了。
曾經不相信「船到橋頭自然直」，現在有點信了。曾經不相信無法實證的事情，現在也還沒準備相信，但是，有些無關實證的感覺，我明白了，譬如李叔同圓寂前最後的手書：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里。問余何適，廓爾忘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
相信與不相信之間，彷彿還有令人沉吟的深度。
謝謝轉來老師上個周的文字。小女子得仔細沉吟。是啊﹐相信﹖不相信﹖其實﹐就是夠傻不夠傻。傻﹐是小女子最渴望達到的境界。
小才子今晚與我通話四十多分鐘﹐一句核心詞是﹕在這片土地上﹐你的意識太超前了。逼人。不中庸。
小女子﹐用琢磨了很久的﹐關于擔當﹐關于心安﹐關于不後悔﹐關于社會啟蒙﹐關于如何影響有影響力的人﹐關于孤獨﹐試圖去闡述。不知道﹐小才子﹐是否認同。在里面的人﹐即使是讀書人﹐豈是一個“怕”字了得。哪里﹐還有完全憑了本心的﹐信與不信﹖自由地去思想﹐是個夢﹐很深﹐只有賴在夢里不肯醒的人﹐可以得到些許的快樂。可是﹐哪里有不醒的夢呢﹖
其實﹐我是很高興﹐小才子用自我的﹑獨立的思考﹐與小女子辯一辯。新一代﹐在苦悶中成長著。
D06 | 世紀 | 世紀你來看此花時 | By 龍應台 2007-08-10
標示關鍵字
（不）相信
二十歲之前相信的很多東西，後來一件一件變成不相信。曾經相信過愛國， 後來知道「國」的定義有問題，通常那諄諄善誘要你愛國的人所定義的「國」，不一定可愛，不一定值得愛，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
曾經相信過歷史，後來知道，原來歷史的一半是編造。前朝史永遠是後朝人在寫，後朝人永遠在否定前朝，他的後朝又來否定他，但是負負不一定得正，只是累積漸進的扭曲變形移位，使真相永遠掩蓋，無法復原。說「不容青史盡成灰」，表達的正是，不錯，青史往往是要成灰的。指鹿為馬，也往往是可以得逞和勝利的。
曾經相信過文明的力量，後來知道，原來人的愚昧和野蠻不因文明的進展而消失，只是愚昧野蠻有很多不同的面貌：純樸的農民工人、深沉的知識分子、自信的政治領袖、替天行道的王師，都可能有不同形式的巨大愚昧和巨大野蠻，而且野蠻和文明之間，竟然只有極其細微、隨時可以被抹掉的一線之隔。
曾經相信過正義，後來知道，原來同時完全可以存在兩種正義，而且彼此牴觸，冰火不容。選擇其中之一，正義同時就意味不正義。而且，你絕對看不出，某些人在某一個特定的時機熱烈主張某一個特定的正義，其中隱藏深不可測的不正義。
曾經相信過理想主義者，後來知道，理想主義者往往經不起權力的測試：一掌有權力，他或者變成當初自己誓死反對的「邪惡」，或者，他在現實的場域裏不堪一擊，一下就被弄權者拉下馬來，完全沒有機會去實現他的理想。理想主義者要有品格，才能不被權力腐化；理想主義者要有能力，才能將理想轉化為實踐。可是理想主義者兼具品格及能力者，幾希。
曾經相信過愛情，後來知道，原來愛情必須轉化為親情才可能持久，但是轉化為親情的愛情，猶如化入杯水中的冰塊——它還是冰塊嗎？
曾經相信過海枯石爛作為永恆不滅的表徵，後來知道，原來海其實很容易枯，石，原來很容易爛。雨水，很可能不再來，滄海，不會再成桑田。原來，自己腳下所踩的地球，很容易被滅。海枯石爛的永恆，原來不存在。二十歲之前相信的很多東西，有些其實到今天也還相信。
譬如國也許不可愛，但是土地和人可以愛。譬如史也許不能信 ，但是對於真相的追求可以無止盡。譬如文明也許脆弱不堪，但是除文明外我們其實別無依靠。譬如正義也許極為可疑，但是在乎正義比不在乎要安全。譬如理想主義者也許成就不了大事大業，但是沒有他們社會一定不一樣。譬如愛情總是幻滅的多，但是螢火蟲在夜裏發光從來就不是為了保持光。譬如海枯石爛的永恆也許不存在，但是如果一粒沙裏有一個無窮的宇宙，一剎那裏想必也有一個不變不移的時間。
那麼，有沒有什麼，是我二十歲前不相信的，現在卻信了呢？有的，不過都是些最平凡的老生常談。曾經不相信「性格決定命運」，現在相信了。曾經不相信「色即是空」，現在相信了。
曾經不相信「船到橋頭自然直」，現在有點信了。曾經不相信無法實證的事情，現在也還沒準備相信，但是，有些無關實證的感覺，我明白了，譬如李叔同圓寂前最後的手書：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里。問余何適，廓爾忘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
相信與不相信之間，彷彿還有令人沉吟的深度。
梁文道。時間。立場。刁民與良民。
時間站在我們這邊——給林鄭月娥的一封公開信
梁文道
| 知識份子 | 歷史 | 國/家/後殖民 | 社會運動 | 政治 | 空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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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筆陣 2007/08/02
林局長鈞鑒：讓我先告訴你一個小故事，一個發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大約8 年前吧，我在一份受到藝術發展局資助的文化雜誌當顧問編輯，與同事一起策劃了許多關於文化政策的專題，例如博物館的「公司化」（也就是現在民政局即將開展的計劃），和西九龍文娛區的規劃（我們應該是全港第一個關注這個問題的媒體）。當時我們就聽說藝發局對這份雜誌很不滿意，但原因卻不大清楚。終於到了申請新年度資助的時候了，我才發現，最討厭我們的原來是一位文化界裏位高權重的老前輩，他也是當年殖民地政府最重用的一個藝術家。他在會議上批評我們老是在指點政府的文化政策，不夠藝術，可想而知，這份雜誌是辦不成了。會後，年少氣盛的我走過去對他說： 「X 先生，或許你以為文化政策不重要，或許你以為只有你幫政府搞的那些大型演出才叫藝術。不過這一切都不重要了，因為你很快就要退休了；而我，1970 年尾出生，現在才20 多歲。時間，站在我們那一邊。」我不提那位先生的名字，是因為如今還記得他的人確實不多了。
那天看你來皇后碼頭參加論壇，我不禁想起了這段往事，還有我當日說的那句氣話： 「時間站在我們那一邊」。
傳媒待你實在不薄，明明這裏只有一群平和理性，偶而唱歌跳舞的年輕人，他們卻形容你的到來是「深入虎穴」；明明當天最激動最愛說粗話罵人的是支持你的「維園阿伯」，他們卻同情你的「忍辱負重」。還記得嗎？那一天台上有4 位講者對你提出了質疑，有人說起皇后碼頭抗爭記憶的價值，有人細述皇后碼頭與愛丁堡廣場的建築佈局，還有人從技術角度入手解釋填海和保留皇后碼頭可以並行不悖的理由。結果呢？你沒有回答任何一條問題，你只是重申一遍你的立場：政府早已經過種種程序，花了很多時間，所以碼頭非拆不可。
後來有傳媒批評我們這伙人的要求得不到滿足，所以就鼓譟喝倒采。但我們的要求到底是什麼呢？其實我們並不奢望你會代表政府讓步，我們的要求要比這個狂想謙卑多了，我們只是想你回答我們的問題而已。有人提問，而你作答，這不是很基本的一種禮節嗎？可惜你沒有。這是為什麼呢？是因為我們的問題很愚蠢，你不屑一顧嗎？坦白講，我不相信建築師公會是愚蠢的，他們提出的折衷方案是可以完全不用理會的。那麼，是因為你還沒做好準備嗎？恐怕也不是，因為我們提出的東西早在兩個月前就公開發表過了。
第二天早上看報紙，我就懂了，原來你真的不需要回應任何疑問，你只要好好微笑。你只需要微笑，就有學者稱讚你的發言「掌握了重點」（例如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高級講師宋立功）；你只需要微笑，就有名嘴欣賞你的態度從容寬大（例如香港電台的周融）。畢竟，在當前這個世代，你說了什麼是不重要的，他們是否認真看完了整個論壇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來了，而且微笑。或許不少香港人都習慣了官僚的冷漠與超然，你的出現，令人感動。
然而我很納悶，你難道不是一位政治任命官員嗎？你難道不是一個政治家嗎？一個政治家難道不應該盡力說服他的對手，使他們成為自己的支持者嗎？就算這是不可能的，他也應該展現誠意，告訴大家他試過吧？可是你沒有，你只是笑著告訴大家，你很尊重我們的意見，然後你不反駁任何一項挑戰。
可能你根本回應不了那些專業人士的質疑，你很清楚地知道就算填海，碼頭也不必然要拆。但現實很無奈，經過「西九」的推倒重來，政府再也經不起這種打擊了。在你們的眼中，我們就像一群恐怖分子，綁架了皇后碼頭做人質；如果這一回你們再讓步，誰能保證日後不會出現更多的恐怖分子？ 「強政勵治」又該如何說起？所以就算我們說得再有道理，你也管不了那麼多。可是，政治家的勇氣，承擔與願景豈不正該表現在這種關鍵時刻？你和你的上司是應該大方承認過去10 年的諮詢有缺失，忽略了保育，然後勇於改正？還是堅持到底，把有問題的決策死硬地執行到最後一刻呢？
還有一種可能，是你根本聽不懂我們在說什麼。你不明白鄭敏華說的那套建築故事，不曉得英女王和9 位港督登岸的地方有什麼特別。我不怪你，因為還有許多你的同代人覺得這是英殖餘緒，是國恥，不只不能留而且早就得拆。如果他們住在大陸，他們一定也要想辦法拆走僅餘的日軍「慰安所」。你不明白朱凱迪所說的市民抗爭史，不曉得一塊數十年來香港人搞社會運動的地方有什麼好紀念。我也不怪你，因為也有許多人堅持集體記憶就是你有你的記憶我有我的記憶，他們不知道世上早有衡量和評估集體記憶價值的方法；他們要是住在倫敦，他們可能會建議把海德公園變成樓盤。
你不懂我們，是因為我們說的東西太新了。所謂「保育」從來就不曾出現在你那一代政府官員的字典裏，所謂「參與式規劃」也從來不是殖民地政府的行政習慣，因此你所說的諮詢程序也就很自然地不包括這些元素了。至於當年立法會在審議你們的填海方案時，為什麼不吭聲呢？
那是因為他們也不懂，其實他們和你活在同一個世界裏。
為什麼我們當年不反對呢？引當日論壇後一位大學生的話： 「那時我還在念小學。」接下來你可能知道這是批怎麼樣的年輕人，因為你從來沒遇過這種事：一幫小伙子不是為了提高自己的工資，不是為了保住自己的福利，甚至不是為了存留自己住的地方，他們露宿絕食，為的竟然是個表面上和他們沒有任何切身利益的公眾場所。且讓我為你介紹一下吧。
先說司徒薇，她是港大舊生，但她不是傳說中的「73年」那一代。可能從小她就聽說自己那一代不讀書很懶惰，不過她很用功，她讀過的書絕對比我們所知的任何一個「73」老鬼還要多；並且不是和當年的大學生比較，而是和那些活到現在的舊生比較。
再看看朱凱迪，一個很有「國際視野」的年輕人，他也留過學；但他不是考去哈佛念MBA，而是去了伊朗學波斯文。因此他的「國際視野」不是你所熟悉的那一套。
最後，絕食中的陳景輝，我認識他的時候，他還在念預科。他不是主流社會定義下的好學生，因為他的成績不怎麼樣，但我第一次碰見他的時候，他正在看Richard Rorty的名著《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一本大部分你那一代精英未必看得懂的經典。
我不想鼓吹什麼「世代戰爭」，事實上，留守皇后的人裏頭不乏年齡比你還大的長者。我所說的「下一代」是指全新一代的價值觀與世界觀，一種政府仍然不能理解的新事物。你想透過政黨聯絡我們嗎？他們正在努力跟上我們的腳步呢？你想用古物古蹟委員會一類的組織吸納我們嗎？結果有兩個人進去投了皇后碼頭一票，使它成為一級歷史文物。你想用飯局和吹風會去軟化我們嗎？我們不知道你能給出什麼我們想要的東西。
你可了解自己身處的情況？有沒有看過回歸10 周年時各種雜誌辦的專輯，你去數數看裏面有多少張天星鐘樓的照片，又有多少張上了封面？有空的話去一趟香港動漫展吧，你會發現一個挺受歡迎的天星鐘樓玩偶。你知道這一切意味什麼嗎？自從天星倒下，我們就已經開始勝利。
當我們坐在皇后碼頭等待警察，而你正聽著電台節目讀著報紙評論的時候，你可能會感到慶幸，因為居然有那麼多友善的聲音包圍着你。可是請上網看看，試著鍵入「朱凱迪」這3 個字，你將發現他得到的掌聲竟要比你還多。
沒錯，今天報刊和電台的受眾或許遠遠多於網上的論壇與博客，但是5 年後10 年後呢？
10 年後你該退休了，歷史會記住你是第一個「走入群眾」的高官，還是最後一個對保育置若罔聞的高官呢（假如歷史會記住你的話）？請不要忘記，每一代人的歷史都是由下一代人書寫的；而那些對你不錯的作者都太忙了，他們不只沒空寫歷史甚至也沒空讀歷史。只要讀史，就都知道誰是蘇守忠，可是有誰知道當年主管交通運輸的官員是誰呢？殘酷，但這是事實。
所以，儘管來帶走我們，儘管來拆皇后碼頭吧，我們將帶著微笑平和地等待。因為人固然可以推倒歷史的遺物，但人終究會被歷史埋葬。在你推倒皇后碼頭的那一刻，就是我們說再見的時候了。所以，再見了，林局長。再見了，你和你所代表的官僚態度。再見了，殖民地時代的行政手法與諮詢遊戲。再見了，30 多人也及不上一位局長的古物古蹟委員會。再見了，那老舊世代的世界觀與價值觀。時間，始終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
珍重 梁文道
2007 年8 月1 日凌晨於皇后碼頭
(明報 2007-08-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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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2007-08-11 筆陣 梁文道
刁民與良民
拙作〈時間站在我們這邊——給林鄭月娥的一封公開信〉刊出之後（《明報》2007 年8 月2 日），幸蒙曾鈺成先生垂注，在亞洲電視的評論節目《你有理講》花了好幾分鐘回應。他先是說： 「唔睇梁先生篇文，我都唔知道原來守住皇后碼頭班後生仔咁有料到喎」，然後對準我說朱凱迪懂波斯文這點，推論「原來要懂波斯文才有資格談保育，那麼全體立法會議員和全港市民都不能談保育了」。最後，他還加了一個按語： 「既然全港市民會波斯文的人這麼少，那麼是不是就不用搞普選了呢？」
我相信凡是看過拙作的讀者都知道我的邏輯絕非要先學會波斯文才有關心文物保育的資格，聰明的曾鈺成先生自也不可能誤會這點。我猜他多半只是想用他一貫的幽默手法帶出另一個很重要的論點： 「本土行動」這幫年輕人的理論太過深奧了，所以市民大眾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因此市民大眾也就很難同意他們的行動了。本來曾先生意在調侃，我是不應該很不識相地認真回應的，可是他這番言外之意卻又很值得引申探討，所以我們最好還是從他的說法開始，研究一個對香港社會而言相當重要的課題。執筆之際，馬力先生因病去世的消息剛剛傳出。在香港「愛國愛港」的陣營裏面，馬先生可說是出類拔萃的英才，他的離去不禁令人替這個陣營的未來擔憂，到底「青年民建聯」培養的接班人現在身在何處？整個「愛國愛港」陣營又有沒有認識到新時代的價值觀，對它有個確切的掌握呢？就以近日的「皇后碼頭事件」為例，《文匯報》的周八駿先生也已經看到「政治代溝」的問題了（見《文匯報》07 年8 月8 日），民建聯呢？多年以來，蔡素玉議員從樹木的保護一直關心到海港的規劃，而「嫻姐」陳婉嫻投身九龍衙前圍村的重建問題更是少說也有10 年了，為什麼擁有這兩名女將的民建聯不只搶不到近期熱門的「保育」議題主導權，甚至還給人一種反對「保育」的印象呢？何以這兩位議員都曾表態支持「本土行動」捍衛皇后碼頭的主張，最後卻分別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的關鍵投票上棄權和缺席呢？假如我像曾先生一樣，衷心盼望「愛國愛港」力量的壯大，這時候恐怕就不會把時間花在報端一篇作用不大的文字上了。
其實曾先生還真說出了許多人的心聲，有不少市民都覺得「皇后碼頭事件」很無聊。因為這個碼頭既不優美也沒有太過長久的歷史，更何保存它還會阻礙發展，使得中環的交通更為堵塞。不過，只要稍稍花點工夫看過「本土行動」及其支持者的文章，就該曉得不僅填海修路與保存碼頭沒有衝突，這座不太起眼的建築更是別有一番歷史價值。關於歷史價值這點，支持政府的市民自然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讓大家辯論一番。然而又有很多人和曾先生一樣，覺得對方的說法太過玄奧抽象，脫離了一般大眾的理解範圍。
回顧整個討論的歷程，我們不難發現一些反對保存碼頭的論者與對這個課題不感興趣的市民，其實都沒有認真看過聽過另一邊的論據，所以真正嚴肅的論爭幾乎從來沒有發生過。原因到底是「本土行動」的說法太深奧，還是大家不願意去聽呢？我同意葉秋兄的意見， 「保育」一方的確沒能成功地把論點包裝成容易消化和售賣的信息（見《明報》2007 年8 月3 日論壇版）。可是，我們也不能完全抹煞根本不願意去聽另類意見的可能。
為什麼我們參與辯論，但卻不願去聆聽和理解對手的論據呢？先撇開複雜的心理因素不談，是不是因為我們已經先把守在皇后碼頭的那群年輕人看成了不用理會的「搞事分子」呢？在香港這塊地方，大家很習慣地把示威集會的人當作「有破壞沒建設」的搞事分子，動輒批評他們的行為太過激進失去理性。用張健波兄和馬家輝兄的字眼，這種人通常也叫做「刁民」。反過來說，不上街不「搞事」不和政府對幹，最多偶而寫信投訴的則是「良民」了。比起激動的「刁民」， 「良民」不只守秩序，而且還天然地有理性。既然「良民」是理性的，早被預判為不理性的「刁民」的道理還用得聽嗎？所以我們在整場「皇后碼頭事件」裏最常聽見的一句批評就是「都唔知班友搞乜，度搞搞震阻住晒」，一方面不知道那班人在搞什麼，但另一方面卻又可以肯定他們是破壞大局的滋事分子，這不是很奇怪的邏輯嗎？
曾鈺成先生那番話有意思的地方在於他一方面似乎代表市民大眾中的「良民」說話： 「我都唔明你班人講乜」；同時則在這種代表關係上用言語反過來塑造了典型香港「良民」的形象。這也是我們很常見的論述方式，也就是讓自己先和普羅大眾掛，再把普羅大眾形容為一種既聽不懂深奧大道理，也不願意去聽懂它的普通人。在過去數十年來，這類「我讀得書少，唔好呃我」的普通人形象不斷重複出現在媒體之中。談到文化藝術，固然有一些本身飽讀詩書的大人物常把「唔好玩深奧，香港人唔明」奉為金科玉律；至於複雜的公共事務，同樣有很多政客和意見領袖喜歡把香港人說成一種只是關心個人生活，不想管「政治」更沒興趣去了解它的冷漠「良民」。我不懷疑這種「良民」是昔日香港社會的主流，但我們也應該小心這種「良民」的形象是怎麼被塑造出來，乃至於被認定是主流的。曾先生那番言論就是一個很好的示範了，他沒有正面回應對手的論點，卻把注意力放在怎樣拔高對手的形象，將他們描述成一群脫離大眾的「知識分子」（很有趣的是這4 個字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是貶義詞），然後再自比為普羅百姓的一分子，以便製造「你的道理沒人要聽」的效果。
為了豐富我們對這類「香港良民」的理解，我還可以再引用另一個例子。在各種批評「本土行動」的聲音裏面，有一種常見的說法是這樣的： 「中環舊郵政總局和利舞台不是更有保育價值嗎？為什麼你們當年不站出來，現在卻要去皇后碼頭搞事呢？」回答這個問題最簡單的方法自然是強調年紀的差別，現在主張保留皇后碼頭的年輕人當年要不是還小，就是根本還沒出生；除非有時光機器，否則你怎樣叫一群二十出頭的小伙子去守衛早已拆卸的郵政總局甚至尖沙嘴火車站呢？
但這個問題更有趣的地方在於提問者似乎不反對保育的重要，他只不過覺得還有更重要的東西應該被保留下來罷了。我建議所有抱持這類想法的人都該拿這個問題反問自己：如果利舞台、郵政總局和尖沙嘴火車站那麼美好那麼有價值，為什麼當年我不發聲捍衛它們？為什麼當年我不站出來呢？可能的答案之一就是當年我們並不看重保育的價值。沒錯，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許多人，在有機會為利舞台的保存做點事的年代都沒有走出來，所以它只能在一片惋惜聲中消逝遠去。然而這正好也證明了保育確實是個新觀念新價值（起碼對香港的主流社會而言），所以它是下一代人的目標。
然而，更值得反省的是假如問這種問題的人當年就很憐惜舊建築舊空間，為什麼那時候他沒有試提出過反對的意見？為什麼不願意以行動抗拒當局的行動呢？事實上，這種問題正好折射出「香港良民」的另一種性格，那就是不要妄圖改變現實，更不要反對當局的作為。如果政府設有某些上達民意的渠道，儘管它的效用成疑，我們也應該好好配合。如果政府並沒有就我關心的議題廣開言路，那我就只好默默認命，承受失落。總之我們不能在一切現存的機制以外說太多話，搞太多行動，否則我們就不是「但求搵兩餐晏仔」的小市民了。【香港良民考之一】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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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筆陣 2007/08/02
林局長鈞鑒：讓我先告訴你一個小故事，一個發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大約8 年前吧，我在一份受到藝術發展局資助的文化雜誌當顧問編輯，與同事一起策劃了許多關於文化政策的專題，例如博物館的「公司化」（也就是現在民政局即將開展的計劃），和西九龍文娛區的規劃（我們應該是全港第一個關注這個問題的媒體）。當時我們就聽說藝發局對這份雜誌很不滿意，但原因卻不大清楚。終於到了申請新年度資助的時候了，我才發現，最討厭我們的原來是一位文化界裏位高權重的老前輩，他也是當年殖民地政府最重用的一個藝術家。他在會議上批評我們老是在指點政府的文化政策，不夠藝術，可想而知，這份雜誌是辦不成了。會後，年少氣盛的我走過去對他說： 「X 先生，或許你以為文化政策不重要，或許你以為只有你幫政府搞的那些大型演出才叫藝術。不過這一切都不重要了，因為你很快就要退休了；而我，1970 年尾出生，現在才20 多歲。時間，站在我們那一邊。」我不提那位先生的名字，是因為如今還記得他的人確實不多了。
那天看你來皇后碼頭參加論壇，我不禁想起了這段往事，還有我當日說的那句氣話： 「時間站在我們那一邊」。
傳媒待你實在不薄，明明這裏只有一群平和理性，偶而唱歌跳舞的年輕人，他們卻形容你的到來是「深入虎穴」；明明當天最激動最愛說粗話罵人的是支持你的「維園阿伯」，他們卻同情你的「忍辱負重」。還記得嗎？那一天台上有4 位講者對你提出了質疑，有人說起皇后碼頭抗爭記憶的價值，有人細述皇后碼頭與愛丁堡廣場的建築佈局，還有人從技術角度入手解釋填海和保留皇后碼頭可以並行不悖的理由。結果呢？你沒有回答任何一條問題，你只是重申一遍你的立場：政府早已經過種種程序，花了很多時間，所以碼頭非拆不可。
後來有傳媒批評我們這伙人的要求得不到滿足，所以就鼓譟喝倒采。但我們的要求到底是什麼呢？其實我們並不奢望你會代表政府讓步，我們的要求要比這個狂想謙卑多了，我們只是想你回答我們的問題而已。有人提問，而你作答，這不是很基本的一種禮節嗎？可惜你沒有。這是為什麼呢？是因為我們的問題很愚蠢，你不屑一顧嗎？坦白講，我不相信建築師公會是愚蠢的，他們提出的折衷方案是可以完全不用理會的。那麼，是因為你還沒做好準備嗎？恐怕也不是，因為我們提出的東西早在兩個月前就公開發表過了。
第二天早上看報紙，我就懂了，原來你真的不需要回應任何疑問，你只要好好微笑。你只需要微笑，就有學者稱讚你的發言「掌握了重點」（例如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高級講師宋立功）；你只需要微笑，就有名嘴欣賞你的態度從容寬大（例如香港電台的周融）。畢竟，在當前這個世代，你說了什麼是不重要的，他們是否認真看完了整個論壇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來了，而且微笑。或許不少香港人都習慣了官僚的冷漠與超然，你的出現，令人感動。
然而我很納悶，你難道不是一位政治任命官員嗎？你難道不是一個政治家嗎？一個政治家難道不應該盡力說服他的對手，使他們成為自己的支持者嗎？就算這是不可能的，他也應該展現誠意，告訴大家他試過吧？可是你沒有，你只是笑著告訴大家，你很尊重我們的意見，然後你不反駁任何一項挑戰。
可能你根本回應不了那些專業人士的質疑，你很清楚地知道就算填海，碼頭也不必然要拆。但現實很無奈，經過「西九」的推倒重來，政府再也經不起這種打擊了。在你們的眼中，我們就像一群恐怖分子，綁架了皇后碼頭做人質；如果這一回你們再讓步，誰能保證日後不會出現更多的恐怖分子？ 「強政勵治」又該如何說起？所以就算我們說得再有道理，你也管不了那麼多。可是，政治家的勇氣，承擔與願景豈不正該表現在這種關鍵時刻？你和你的上司是應該大方承認過去10 年的諮詢有缺失，忽略了保育，然後勇於改正？還是堅持到底，把有問題的決策死硬地執行到最後一刻呢？
還有一種可能，是你根本聽不懂我們在說什麼。你不明白鄭敏華說的那套建築故事，不曉得英女王和9 位港督登岸的地方有什麼特別。我不怪你，因為還有許多你的同代人覺得這是英殖餘緒，是國恥，不只不能留而且早就得拆。如果他們住在大陸，他們一定也要想辦法拆走僅餘的日軍「慰安所」。你不明白朱凱迪所說的市民抗爭史，不曉得一塊數十年來香港人搞社會運動的地方有什麼好紀念。我也不怪你，因為也有許多人堅持集體記憶就是你有你的記憶我有我的記憶，他們不知道世上早有衡量和評估集體記憶價值的方法；他們要是住在倫敦，他們可能會建議把海德公園變成樓盤。
你不懂我們，是因為我們說的東西太新了。所謂「保育」從來就不曾出現在你那一代政府官員的字典裏，所謂「參與式規劃」也從來不是殖民地政府的行政習慣，因此你所說的諮詢程序也就很自然地不包括這些元素了。至於當年立法會在審議你們的填海方案時，為什麼不吭聲呢？
那是因為他們也不懂，其實他們和你活在同一個世界裏。
為什麼我們當年不反對呢？引當日論壇後一位大學生的話： 「那時我還在念小學。」接下來你可能知道這是批怎麼樣的年輕人，因為你從來沒遇過這種事：一幫小伙子不是為了提高自己的工資，不是為了保住自己的福利，甚至不是為了存留自己住的地方，他們露宿絕食，為的竟然是個表面上和他們沒有任何切身利益的公眾場所。且讓我為你介紹一下吧。
先說司徒薇，她是港大舊生，但她不是傳說中的「73年」那一代。可能從小她就聽說自己那一代不讀書很懶惰，不過她很用功，她讀過的書絕對比我們所知的任何一個「73」老鬼還要多；並且不是和當年的大學生比較，而是和那些活到現在的舊生比較。
再看看朱凱迪，一個很有「國際視野」的年輕人，他也留過學；但他不是考去哈佛念MBA，而是去了伊朗學波斯文。因此他的「國際視野」不是你所熟悉的那一套。
最後，絕食中的陳景輝，我認識他的時候，他還在念預科。他不是主流社會定義下的好學生，因為他的成績不怎麼樣，但我第一次碰見他的時候，他正在看Richard Rorty的名著《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一本大部分你那一代精英未必看得懂的經典。
我不想鼓吹什麼「世代戰爭」，事實上，留守皇后的人裏頭不乏年齡比你還大的長者。我所說的「下一代」是指全新一代的價值觀與世界觀，一種政府仍然不能理解的新事物。你想透過政黨聯絡我們嗎？他們正在努力跟上我們的腳步呢？你想用古物古蹟委員會一類的組織吸納我們嗎？結果有兩個人進去投了皇后碼頭一票，使它成為一級歷史文物。你想用飯局和吹風會去軟化我們嗎？我們不知道你能給出什麼我們想要的東西。
你可了解自己身處的情況？有沒有看過回歸10 周年時各種雜誌辦的專輯，你去數數看裏面有多少張天星鐘樓的照片，又有多少張上了封面？有空的話去一趟香港動漫展吧，你會發現一個挺受歡迎的天星鐘樓玩偶。你知道這一切意味什麼嗎？自從天星倒下，我們就已經開始勝利。
當我們坐在皇后碼頭等待警察，而你正聽著電台節目讀著報紙評論的時候，你可能會感到慶幸，因為居然有那麼多友善的聲音包圍着你。可是請上網看看，試著鍵入「朱凱迪」這3 個字，你將發現他得到的掌聲竟要比你還多。
沒錯，今天報刊和電台的受眾或許遠遠多於網上的論壇與博客，但是5 年後10 年後呢？
10 年後你該退休了，歷史會記住你是第一個「走入群眾」的高官，還是最後一個對保育置若罔聞的高官呢（假如歷史會記住你的話）？請不要忘記，每一代人的歷史都是由下一代人書寫的；而那些對你不錯的作者都太忙了，他們不只沒空寫歷史甚至也沒空讀歷史。只要讀史，就都知道誰是蘇守忠，可是有誰知道當年主管交通運輸的官員是誰呢？殘酷，但這是事實。
所以，儘管來帶走我們，儘管來拆皇后碼頭吧，我們將帶著微笑平和地等待。因為人固然可以推倒歷史的遺物，但人終究會被歷史埋葬。在你推倒皇后碼頭的那一刻，就是我們說再見的時候了。所以，再見了，林局長。再見了，你和你所代表的官僚態度。再見了，殖民地時代的行政手法與諮詢遊戲。再見了，30 多人也及不上一位局長的古物古蹟委員會。再見了，那老舊世代的世界觀與價值觀。時間，始終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
珍重 梁文道
2007 年8 月1 日凌晨於皇后碼頭
(明報 2007-08-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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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2007-08-11 筆陣 梁文道
刁民與良民
拙作〈時間站在我們這邊——給林鄭月娥的一封公開信〉刊出之後（《明報》2007 年8 月2 日），幸蒙曾鈺成先生垂注，在亞洲電視的評論節目《你有理講》花了好幾分鐘回應。他先是說： 「唔睇梁先生篇文，我都唔知道原來守住皇后碼頭班後生仔咁有料到喎」，然後對準我說朱凱迪懂波斯文這點，推論「原來要懂波斯文才有資格談保育，那麼全體立法會議員和全港市民都不能談保育了」。最後，他還加了一個按語： 「既然全港市民會波斯文的人這麼少，那麼是不是就不用搞普選了呢？」
我相信凡是看過拙作的讀者都知道我的邏輯絕非要先學會波斯文才有關心文物保育的資格，聰明的曾鈺成先生自也不可能誤會這點。我猜他多半只是想用他一貫的幽默手法帶出另一個很重要的論點： 「本土行動」這幫年輕人的理論太過深奧了，所以市民大眾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因此市民大眾也就很難同意他們的行動了。本來曾先生意在調侃，我是不應該很不識相地認真回應的，可是他這番言外之意卻又很值得引申探討，所以我們最好還是從他的說法開始，研究一個對香港社會而言相當重要的課題。執筆之際，馬力先生因病去世的消息剛剛傳出。在香港「愛國愛港」的陣營裏面，馬先生可說是出類拔萃的英才，他的離去不禁令人替這個陣營的未來擔憂，到底「青年民建聯」培養的接班人現在身在何處？整個「愛國愛港」陣營又有沒有認識到新時代的價值觀，對它有個確切的掌握呢？就以近日的「皇后碼頭事件」為例，《文匯報》的周八駿先生也已經看到「政治代溝」的問題了（見《文匯報》07 年8 月8 日），民建聯呢？多年以來，蔡素玉議員從樹木的保護一直關心到海港的規劃，而「嫻姐」陳婉嫻投身九龍衙前圍村的重建問題更是少說也有10 年了，為什麼擁有這兩名女將的民建聯不只搶不到近期熱門的「保育」議題主導權，甚至還給人一種反對「保育」的印象呢？何以這兩位議員都曾表態支持「本土行動」捍衛皇后碼頭的主張，最後卻分別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的關鍵投票上棄權和缺席呢？假如我像曾先生一樣，衷心盼望「愛國愛港」力量的壯大，這時候恐怕就不會把時間花在報端一篇作用不大的文字上了。
其實曾先生還真說出了許多人的心聲，有不少市民都覺得「皇后碼頭事件」很無聊。因為這個碼頭既不優美也沒有太過長久的歷史，更何保存它還會阻礙發展，使得中環的交通更為堵塞。不過，只要稍稍花點工夫看過「本土行動」及其支持者的文章，就該曉得不僅填海修路與保存碼頭沒有衝突，這座不太起眼的建築更是別有一番歷史價值。關於歷史價值這點，支持政府的市民自然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讓大家辯論一番。然而又有很多人和曾先生一樣，覺得對方的說法太過玄奧抽象，脫離了一般大眾的理解範圍。
回顧整個討論的歷程，我們不難發現一些反對保存碼頭的論者與對這個課題不感興趣的市民，其實都沒有認真看過聽過另一邊的論據，所以真正嚴肅的論爭幾乎從來沒有發生過。原因到底是「本土行動」的說法太深奧，還是大家不願意去聽呢？我同意葉秋兄的意見， 「保育」一方的確沒能成功地把論點包裝成容易消化和售賣的信息（見《明報》2007 年8 月3 日論壇版）。可是，我們也不能完全抹煞根本不願意去聽另類意見的可能。
為什麼我們參與辯論，但卻不願去聆聽和理解對手的論據呢？先撇開複雜的心理因素不談，是不是因為我們已經先把守在皇后碼頭的那群年輕人看成了不用理會的「搞事分子」呢？在香港這塊地方，大家很習慣地把示威集會的人當作「有破壞沒建設」的搞事分子，動輒批評他們的行為太過激進失去理性。用張健波兄和馬家輝兄的字眼，這種人通常也叫做「刁民」。反過來說，不上街不「搞事」不和政府對幹，最多偶而寫信投訴的則是「良民」了。比起激動的「刁民」， 「良民」不只守秩序，而且還天然地有理性。既然「良民」是理性的，早被預判為不理性的「刁民」的道理還用得聽嗎？所以我們在整場「皇后碼頭事件」裏最常聽見的一句批評就是「都唔知班友搞乜，度搞搞震阻住晒」，一方面不知道那班人在搞什麼，但另一方面卻又可以肯定他們是破壞大局的滋事分子，這不是很奇怪的邏輯嗎？
曾鈺成先生那番話有意思的地方在於他一方面似乎代表市民大眾中的「良民」說話： 「我都唔明你班人講乜」；同時則在這種代表關係上用言語反過來塑造了典型香港「良民」的形象。這也是我們很常見的論述方式，也就是讓自己先和普羅大眾掛，再把普羅大眾形容為一種既聽不懂深奧大道理，也不願意去聽懂它的普通人。在過去數十年來，這類「我讀得書少，唔好呃我」的普通人形象不斷重複出現在媒體之中。談到文化藝術，固然有一些本身飽讀詩書的大人物常把「唔好玩深奧，香港人唔明」奉為金科玉律；至於複雜的公共事務，同樣有很多政客和意見領袖喜歡把香港人說成一種只是關心個人生活，不想管「政治」更沒興趣去了解它的冷漠「良民」。我不懷疑這種「良民」是昔日香港社會的主流，但我們也應該小心這種「良民」的形象是怎麼被塑造出來，乃至於被認定是主流的。曾先生那番言論就是一個很好的示範了，他沒有正面回應對手的論點，卻把注意力放在怎樣拔高對手的形象，將他們描述成一群脫離大眾的「知識分子」（很有趣的是這4 個字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是貶義詞），然後再自比為普羅百姓的一分子，以便製造「你的道理沒人要聽」的效果。
為了豐富我們對這類「香港良民」的理解，我還可以再引用另一個例子。在各種批評「本土行動」的聲音裏面，有一種常見的說法是這樣的： 「中環舊郵政總局和利舞台不是更有保育價值嗎？為什麼你們當年不站出來，現在卻要去皇后碼頭搞事呢？」回答這個問題最簡單的方法自然是強調年紀的差別，現在主張保留皇后碼頭的年輕人當年要不是還小，就是根本還沒出生；除非有時光機器，否則你怎樣叫一群二十出頭的小伙子去守衛早已拆卸的郵政總局甚至尖沙嘴火車站呢？
但這個問題更有趣的地方在於提問者似乎不反對保育的重要，他只不過覺得還有更重要的東西應該被保留下來罷了。我建議所有抱持這類想法的人都該拿這個問題反問自己：如果利舞台、郵政總局和尖沙嘴火車站那麼美好那麼有價值，為什麼當年我不發聲捍衛它們？為什麼當年我不站出來呢？可能的答案之一就是當年我們並不看重保育的價值。沒錯，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許多人，在有機會為利舞台的保存做點事的年代都沒有走出來，所以它只能在一片惋惜聲中消逝遠去。然而這正好也證明了保育確實是個新觀念新價值（起碼對香港的主流社會而言），所以它是下一代人的目標。
然而，更值得反省的是假如問這種問題的人當年就很憐惜舊建築舊空間，為什麼那時候他沒有試提出過反對的意見？為什麼不願意以行動抗拒當局的行動呢？事實上，這種問題正好折射出「香港良民」的另一種性格，那就是不要妄圖改變現實，更不要反對當局的作為。如果政府設有某些上達民意的渠道，儘管它的效用成疑，我們也應該好好配合。如果政府並沒有就我關心的議題廣開言路，那我就只好默默認命，承受失落。總之我們不能在一切現存的機制以外說太多話，搞太多行動，否則我們就不是「但求搵兩餐晏仔」的小市民了。【香港良民考之一】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8/13/2007
馬家輝。“刁民教育”。
K,
小女子出游一周﹐皇后碼頭進入“反思”。我所關注的是﹐在夢城以“發展優先”可以如是以“對話”和“輿論”放言走過﹔那么﹐小女子身處的環境﹐就不知道是否有提出異議的機會了。公民力量﹐如何﹐學會﹐一種有效的意見方式﹖如何﹐能夠﹐叫意見成為政府官員自身的意識﹖夢城﹐似乎可以走得更有“范兒”些。
這又是一課「刁民教育」的好材料
皇后碼頭清場之後, 傳媒訪問「保皇衛士」, 深入了解其理念心聲; 事後, 有人投書報社, 認為此等專訪等同「為刁民立傳」, 是「助紂為虐」的「不義」之舉云云。
「刁民」? 好沉重的一頂帽子, 但不必然是一頂不好的帽子, 因為, 有些時候、有些事情, 如果多番透過所謂「和諧」手段而申訴無效, 官迫民「刁」, 往往唯有經由一些所謂「刁行」始能衝撞出一番令人意料不及的積極意義; 當把時間拉長, 當把視點拉闊, 我們往往有必要回過頭來感謝「刁民」。
我無意在此討論「是否所有刁行皆屬正確」這個抽象命題。 我想說的只是, 一、 在波瀾勃發的文化保育浪潮裡, 所謂「刁民」, 其來有自也有因; 二、 其實, 細看清楚, 此等「刁民」之所謂「刁」行也, 根本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地方。
本欄上周早已指出, 皇后碼頭絕非孤立事件, 在此之前, 從天星到灣仔, 從深水埗到舊中環, 從梅窩開發到維港填海, 年輕人皆曾發出文化保育呼聲, 希望把歷史留住、把人文留住、把記憶留住, 讓香港百年故事有根可紮; 然而, 每次努力所換來的都只是假諮詢的安撫、真拆毀的橫蠻, 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挫敗與失望, 豈不令人深覺唯有一次比一次放「刁」始可引動政府的注意和社會的覺醒? 若非這群年輕人一次又一次放「刁」, 文化保育意識豈會以此速度、以此強度進入香港人的腦海, 又豈會連林鄭月娥局長亦終於開口承諾「經濟發展不再是硬道理」?
坦白說, 假如特區高官從一開始即把文化保育理念認真對待, 假如立法議員和區議員和建築師和規劃師等等專業人士從一開始即把文化保育視為己任, 這群年輕人便既無需要也輪不到他們躺在碼頭上充當「刁民」了; 正因有人施政失智、有人監管失職, 心懷文化保育的年輕人始會做出在某些人眼中屬於「失控」的抗爭行動。 林鄭月娥在碼頭論壇當天一再強調「規劃作業於許多年前已經展開」, 表面聽來是怪責年輕人不尊重施政程序, 但又何嘗不是繞了個彎怪責昔日的規劃官員處事不當、兜了個圈嘲諷以前的專業人士監管不嚴? 「此水本自清, 是誰攪令濁」, 既然放水者眾、承擔者稀, 那就只好由年輕人挺身出來爭回那本就不應該消失的東西了。
胡適於九十年前撰文論及五四運動, 曾經心痛地指出, 「凡在變態的社會與國家內, 政治太腐敗了, 而無代表民意機關存在著, 那末, 干涉政治的責任, 必定落在青年學生身上了。 反轉來講, 如果在常態的社會與國家內, 國家政治, 非常清明, 且有各種代表民意的機關存在著, 那末, 青年學生, 就無需干預政治了, 政治責任, 就要落在一班中年人的身上去了。 我們不要忘記, 這種運動是非常的事, 是變態的社會裡不得已的事, 但是他又是很不經濟的不幸事。 因為是不得已, 故它的發生是可以原諒的, 因為是很不經濟的不幸事, 故這種運動是暫時不得已的救急的辦法……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鬧下了亂子, 卻要未成年的學生拋棄學業, 荒廢光陰, 來干涉糾正, 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
香港特區的社會民情當然已跟五四年代大有不同, 但若把「文化保育」四字代入上文所說的「政治」一詞, 未嘗不跟胡適先生的分析邏輯有所貼近; 中老年人不知道文化保育為何物, 那就只好勞煩年輕「刁民」給他們以及整個社會來一趟機會教育了。
這便帶出本文的第二個重點: 此等「刁民」的所謂「刁」, 到底有什麼大不了? 還不就是一群可能穿著打扮得比一般人離奇、口號喊得比一般人激烈、書本讀得比一般人深奧的年輕人, 佔據空間, 唱唱跳跳, 時而告官, 時而罵官, 終而和平地被束手被警察抬進警察局? 他們有投擲汽油彈嗎? 有放火自焚嗎? 有揮拳襲警嗎? 有搬來幾個沙包和一挺機槍, 伏身在地, 大搞「皇后碼頭之春」嗎? 其所謂「刁」行, 跟世界各國文明社會所搞的許多「公民抗命」運動相比, 實在非常「溫柔恭儉讓」, 看似激進, 內裡卻仍有著太多的儒道影子; 港式「刁民抗命」, 其實非常有分有寸。
可是, 可悲的是, 此等行動終究未見容於一些傳媒人、學術人之類的社會意見領袖, 他們或利用大氣電波, 或透過文字筆墨, 總之就是找盡機會對這群年輕人多所譴責; 如同林鄭月娥, 他們沒能正面回應或支持或反駁年輕人的文化保育理念, 他們勇於去做的, 就只是一味從所謂「守法」角度出發隔空狂篤這群年輕人的背脊, 將其妖魔化、將其無賴化、將其刁民化。
我常暗想, 如果此等意見領袖當初能用相同的精力和勇氣來批評特區政府的橫蠻施政, 今天這群年輕人可能便根本不需要在碼頭捱餓抗爭了。
大家若不善忘, 「刁民」一詞在「反領匯上市事件」、「反迪士尼事件」、「反西九事件」裡早已成為一頂流行帽子, 抗爭者統統被建制者視為惡劣之徒, 但其後的發展証明, 當天的「刁民」原來都只是發出預警的控訴者, 他們的許多擔心原來都變成了事實, 有不少香港市民被其「刁」行教育了、啟蒙了, 也由此提高了對於建制黑暗的敏感度, 甚至連特區高官亦開始把某些「刁民」的「刁」見吸納於政策內, 由此令施政程序更趨於理性。
這就是說, 除了民間看重的「公民教育」、政府看重的「國民教育」, 香港其實尚有不應忽視也不應低貶的「刁民教育」, 此乃港式「三民主義」, 非常獨特。 在文明社會裡, 與其多順民或愚民, 不如多「刁民」, 正如台灣作家李敖於四十一年前所寫的<刁民歌>:
不見法律不見人,
抬頭我欲賦招魂;
世途森森非所計,
不做走狗做刁民!
小女子出游一周﹐皇后碼頭進入“反思”。我所關注的是﹐在夢城以“發展優先”可以如是以“對話”和“輿論”放言走過﹔那么﹐小女子身處的環境﹐就不知道是否有提出異議的機會了。公民力量﹐如何﹐學會﹐一種有效的意見方式﹖如何﹐能夠﹐叫意見成為政府官員自身的意識﹖夢城﹐似乎可以走得更有“范兒”些。
這又是一課「刁民教育」的好材料
皇后碼頭清場之後, 傳媒訪問「保皇衛士」, 深入了解其理念心聲; 事後, 有人投書報社, 認為此等專訪等同「為刁民立傳」, 是「助紂為虐」的「不義」之舉云云。
「刁民」? 好沉重的一頂帽子, 但不必然是一頂不好的帽子, 因為, 有些時候、有些事情, 如果多番透過所謂「和諧」手段而申訴無效, 官迫民「刁」, 往往唯有經由一些所謂「刁行」始能衝撞出一番令人意料不及的積極意義; 當把時間拉長, 當把視點拉闊, 我們往往有必要回過頭來感謝「刁民」。
我無意在此討論「是否所有刁行皆屬正確」這個抽象命題。 我想說的只是, 一、 在波瀾勃發的文化保育浪潮裡, 所謂「刁民」, 其來有自也有因; 二、 其實, 細看清楚, 此等「刁民」之所謂「刁」行也, 根本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地方。
本欄上周早已指出, 皇后碼頭絕非孤立事件, 在此之前, 從天星到灣仔, 從深水埗到舊中環, 從梅窩開發到維港填海, 年輕人皆曾發出文化保育呼聲, 希望把歷史留住、把人文留住、把記憶留住, 讓香港百年故事有根可紮; 然而, 每次努力所換來的都只是假諮詢的安撫、真拆毀的橫蠻, 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挫敗與失望, 豈不令人深覺唯有一次比一次放「刁」始可引動政府的注意和社會的覺醒? 若非這群年輕人一次又一次放「刁」, 文化保育意識豈會以此速度、以此強度進入香港人的腦海, 又豈會連林鄭月娥局長亦終於開口承諾「經濟發展不再是硬道理」?
坦白說, 假如特區高官從一開始即把文化保育理念認真對待, 假如立法議員和區議員和建築師和規劃師等等專業人士從一開始即把文化保育視為己任, 這群年輕人便既無需要也輪不到他們躺在碼頭上充當「刁民」了; 正因有人施政失智、有人監管失職, 心懷文化保育的年輕人始會做出在某些人眼中屬於「失控」的抗爭行動。 林鄭月娥在碼頭論壇當天一再強調「規劃作業於許多年前已經展開」, 表面聽來是怪責年輕人不尊重施政程序, 但又何嘗不是繞了個彎怪責昔日的規劃官員處事不當、兜了個圈嘲諷以前的專業人士監管不嚴? 「此水本自清, 是誰攪令濁」, 既然放水者眾、承擔者稀, 那就只好由年輕人挺身出來爭回那本就不應該消失的東西了。
胡適於九十年前撰文論及五四運動, 曾經心痛地指出, 「凡在變態的社會與國家內, 政治太腐敗了, 而無代表民意機關存在著, 那末, 干涉政治的責任, 必定落在青年學生身上了。 反轉來講, 如果在常態的社會與國家內, 國家政治, 非常清明, 且有各種代表民意的機關存在著, 那末, 青年學生, 就無需干預政治了, 政治責任, 就要落在一班中年人的身上去了。 我們不要忘記, 這種運動是非常的事, 是變態的社會裡不得已的事, 但是他又是很不經濟的不幸事。 因為是不得已, 故它的發生是可以原諒的, 因為是很不經濟的不幸事, 故這種運動是暫時不得已的救急的辦法……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鬧下了亂子, 卻要未成年的學生拋棄學業, 荒廢光陰, 來干涉糾正, 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
香港特區的社會民情當然已跟五四年代大有不同, 但若把「文化保育」四字代入上文所說的「政治」一詞, 未嘗不跟胡適先生的分析邏輯有所貼近; 中老年人不知道文化保育為何物, 那就只好勞煩年輕「刁民」給他們以及整個社會來一趟機會教育了。
這便帶出本文的第二個重點: 此等「刁民」的所謂「刁」, 到底有什麼大不了? 還不就是一群可能穿著打扮得比一般人離奇、口號喊得比一般人激烈、書本讀得比一般人深奧的年輕人, 佔據空間, 唱唱跳跳, 時而告官, 時而罵官, 終而和平地被束手被警察抬進警察局? 他們有投擲汽油彈嗎? 有放火自焚嗎? 有揮拳襲警嗎? 有搬來幾個沙包和一挺機槍, 伏身在地, 大搞「皇后碼頭之春」嗎? 其所謂「刁」行, 跟世界各國文明社會所搞的許多「公民抗命」運動相比, 實在非常「溫柔恭儉讓」, 看似激進, 內裡卻仍有著太多的儒道影子; 港式「刁民抗命」, 其實非常有分有寸。
可是, 可悲的是, 此等行動終究未見容於一些傳媒人、學術人之類的社會意見領袖, 他們或利用大氣電波, 或透過文字筆墨, 總之就是找盡機會對這群年輕人多所譴責; 如同林鄭月娥, 他們沒能正面回應或支持或反駁年輕人的文化保育理念, 他們勇於去做的, 就只是一味從所謂「守法」角度出發隔空狂篤這群年輕人的背脊, 將其妖魔化、將其無賴化、將其刁民化。
我常暗想, 如果此等意見領袖當初能用相同的精力和勇氣來批評特區政府的橫蠻施政, 今天這群年輕人可能便根本不需要在碼頭捱餓抗爭了。
大家若不善忘, 「刁民」一詞在「反領匯上市事件」、「反迪士尼事件」、「反西九事件」裡早已成為一頂流行帽子, 抗爭者統統被建制者視為惡劣之徒, 但其後的發展証明, 當天的「刁民」原來都只是發出預警的控訴者, 他們的許多擔心原來都變成了事實, 有不少香港市民被其「刁」行教育了、啟蒙了, 也由此提高了對於建制黑暗的敏感度, 甚至連特區高官亦開始把某些「刁民」的「刁」見吸納於政策內, 由此令施政程序更趨於理性。
這就是說, 除了民間看重的「公民教育」、政府看重的「國民教育」, 香港其實尚有不應忽視也不應低貶的「刁民教育」, 此乃港式「三民主義」, 非常獨特。 在文明社會裡, 與其多順民或愚民, 不如多「刁民」, 正如台灣作家李敖於四十一年前所寫的<刁民歌>:
不見法律不見人,
抬頭我欲賦招魂;
世途森森非所計,
不做走狗做刁民!
西安。康橋。驪山。周幽王。華清池。
K,
凌晨飛回綠島了。
累壞了﹐今兒大睡﹐一遍又一遍。
这样一次與親密的人﹐飛了半個中國一起慶生﹐知道在世界上自己已是一個幸運的、完整的人﹐其他均不足掛齒了。幸福﹐真的會擊倒人的。呵呵。
陝西﹐好吃的﹐當然少不了。陝西的大蜜桃﹐一個教人甜到心﹐小蘋果﹐咬一口﹐脆得耳朵疼。第一天﹐一口氣買了七種麵食﹐高原的小麥就是有筋﹐不過特漲肚兒﹐第三天﹐肥仔一睜眼﹐就要求吃'飯'了。呵呵。
住在西安交通大學的一個招待酒店﹐名字竟然是徐志摩的“康橋”。
這次﹐想好了要用特“驢”的方法﹐隨著心意探古都。這酒店﹐都是從網上尋得的。驢友筆記說了－－方便﹐方便﹐方便。
果然﹐方便﹐"康橋"就在教工宿舍區。Mayboy被認作老師了。肥仔的眼鏡破了﹐即刻有得配。小女子打食兒﹐下樓轉一圈就拿不動了。
我們﹐包了間套房﹐每日回家一樣。連樓下賣鹵牛肉的江蘇老鄉﹐都混熟了。仿佛一下子﹐進入了陝人的生活狀態了。
生活﹐在哪里﹐都是火熱的。如同﹐交大宿舍區外﹐日日架著的滾油鍋﹐煎煎炸炸﹐都是養人的美食。持了掌寬大刀﹐辟開鮮紅西瓜的姐姐﹐一樣過著紅火的日子。在這座十朝古都﹐即使街頭小民都大氣得很。我喜歡。
生日那日﹐Mayboy帶了小女子和肥仔。看了秦王墳﹐又看兵馬俑﹐小女子最上心的是登驪山﹐上周幽王的烽火台。纜車到了半山﹐陝人牽來了馬兒﹐說是騎馬登山。
騎馬啊﹐是騎馬﹗﹗﹗小女子﹐有生來第一次。竟然毫無預兆﹐馬兒辟面走來。
小女子﹐雖然筆下膽大﹐動作上卻是極其膽小﹐好容易受驚嚇的。又怕拖累兩個興致很高的小伙子﹐就歪著頭問Mayboy﹕帶我麼﹖不然﹐我在半山等你們。Mayboy﹕當然帶了。沒你﹐看周幽王的烽火台﹐就沒意思了。
盡管怕怕﹐Mayboy一句話﹐倒像是打了興奮劑﹐小女子就看中了一匹英俊的咖啡色小馬﹐Mayboy一托﹐真的登了馬登上去了﹐可是立刻嚇得呱呱叫﹐也不敢下來﹐也下不來了。
牽馬的馬伕﹐一路連哄帶教﹐夾住馬肚啊﹐拉著韁﹐膽量要練麼。不經意﹐就走入了一條陡峭的羊腸道﹐馬伕忽然不牽韁了﹐退倒後面拉馬尾。小女子﹐一路尖叫﹐給自己壯膽﹔肥仔倒是優哉游哉﹐在前面上山了; Mayboy殿後﹐一路緊張小女子。
倒是那咖啡色小馬﹐顛兒顛兒登山﹐呼哧呼哧好力氣﹐還忙里偷閑去吃路邊的嫩葉。牠每一低頭﹐扯了葉子﹐再一甩﹐帥得很。馬背上﹐小女子﹐又是驚嚇﹐又是歡喜。
不知不覺﹐山路陡然一轉﹐小女子竟然打頭了﹐秦嶺山脈就在眼前鋪排開﹕快點啊﹐好看極了﹗﹗遼闊﹗﹗﹗Mayboy笑了﹕傻女﹐這會兒﹐不怕了﹖呵呵呵。
登上周幽王的烽火台﹐有騎秦嶺之背的感覺﹐山啊﹐谷啊﹐天地之大﹐莫非王土。哪個王﹖在這到處有皇陵的咸陽川﹐電光火石﹐如此真實﹗﹗你是誰﹖我是誰﹖一點兒不重要了。有人陪﹐最緊要。
肥仔為我們拍照﹐風大﹐頭發飛舞﹕呵呵﹐這不就是烽火﹖﹗
與父母通話﹐母親即刻背誦'一騎紅塵妃子笑'﹐父親就說﹐啊﹐在驪山﹐又讀《長恨歌》了。
下山﹐肥仔一蹁腿﹐上了馬就走﹔小女子﹐哼唧半天﹐給托上馬 ﹔不料﹐Mayboy一騎上馬背﹐即刻有些心慌﹐他姓高而恐高。呵呵。小女子﹐看著下山的道兒﹐心里也慌得不行﹐鬧著下馬。這時﹐馬伕開腔﹕怕啥﹖﹗人家楊貴妃都騎馬吶﹗小女子回道﹕吶﹐小女子不是楊貴妃﹗﹗又叫了肥仔回頭﹕一家人﹐不能分開的﹗﹗Mayboy下得馬﹐直夸﹕傻女﹐這幾句﹐說得夠經典。呵呵呵。
換得時間﹐也換來一片朗闊的風景﹐山道上﹐一路浸在八百里秦川秀色里了。肥仔﹐一路拍我們﹕是啊﹐一家人﹐健康﹐青春﹐登秦嶺﹐這樣的鏡頭﹐會是鑲我們進每個人的一生了。坐在台階休息﹐我落淚了﹐兩位小伙子哄。肥仔﹐跟拍"我們"的背影﹐他會記得麼﹖
回到半山﹐為了去看西安事變中﹐蔣公的藏身山洞﹐我們又騎上了馬背。這回﹐路平﹐就有些閑情看景致﹐逗馬伕和馬兒玩兒﹐兩只腿按照吩咐向前登﹐身體向後仰﹐竟然敢看山靄了。
肥仔﹐想攀上蔣公藏身洞﹐不得。"大丈夫﹐能屈能伸"﹐小女子笑言﹐"這洞該這樣看吧。" 嘿﹐他的姿勢﹐蠻蜘蛛俠呢。呵呵。
下山﹐過了開園時間﹐差點錯過華清池。小女子﹐急得眼圈紅了。Mayboy說﹐想想辦法。好在﹐晚上有個實景演出《長恨歌》。我們﹐就在好心的經理幫助下﹐用事先備下的門票﹐調換了演出票。
"來陝西﹐不就這個念想麼﹖得圓了。"Mayboy拍拍小女子的臉。我們﹐相遇﹐已經二十三年了。
Mayboy下山走台階累了﹐成了"老拐子"﹐我們就齊齊泡泡華清池﹐泡腳而已。呵呵。
浸華清池﹐看《長恨歌》﹐將夜幕下整座驪山為天幕﹐天上人間作為皇家兒女之情的背景﹐心一點點有些釋然了。（嘿嘿。想到胡恩威大才子﹐該來看看。可以創意得更好。他們竟然沒有將《長恨歌》全文串讀如旁白﹐弄成歌舞劇了。讓人想起胡的《萬歷十五年》﹐一字一句﹐有筋道。）
想﹐既然白居易﹐已經為唐明皇和他的寵妃﹐"上窮碧落下黃泉"﹐想出了那么縱橫天地生死間的現成法子﹐"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天下有情人﹐干嗎不用呢﹖﹗既然"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緜緜無絕期。"干嗎還要追問情為何物呢﹖這時﹐就好感謝倉頡發明了漢字﹐當然還有那些曲里拐彎的西文。何況﹐還有﹐還有,還有……這些﹐不是譬如好心的白居易﹐來到了"我們"的身邊﹖
布景﹐是漫山的﹐星漢﹐碧落﹐還有﹐那輪雙雙飛向的滿月。"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 竟然都近在眼前。
當下﹐又沒有"漁陽鞞鼓動地來"，干嗎"驚破霓裳羽衣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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