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2007

閱讀時光。舒蕪。平凡女性的尊嚴。

平凡女性的尊嚴
文/舒蕪
>> 舒蕪
安徽桐城人
1922年生
《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
編審,已退休
著有《舒蕪集》八卷
另《周作人的是非功過》
《紅樓說夢》
《哀婦人》等數種

一位女作家說,離婚的女性,最不要成為怨婦的形象。我不知道她意想中是不是要取女強人的形象。我以為,我的母親才是棄婦而絕非怨婦,正因為不是怨婦才受到尊重,保持了女性的尊嚴,而也絕非女強人,她是溫潤圓和、柔中有剛的形象。她是絕對信仰愛情婚姻的女性,使我懷疑包辦婚姻是不是絕對不可能產生愛情

母親教我尊重女性,不是言教是身教。她是不幸的女性,平凡的女性,可是女性的尊嚴在她身上閃閃發光。我是她惟一的兒子,完全在她的這道光的照耀煦育下成長,不可能不尊重女性。 
母親是桐城書香名門閨秀,寫得一筆方形圓意、隸味十足的小楷,會彈七弦琴,認識琴譜上那種希奇古怪的字;照片很像謝冰心,年齡也差不多,也進過新學堂,可不是新女性,不是自由戀愛結婚,而是自幼許配累代世交之家一個神童美男子。兩家同在桐城縣城,婚禮卻在北京,完全新式:新郎燕尾服,新娘白婚紗,來賓中有著名新派學人陳獨秀、胡適,而女方家長是老派學人,不願與他們相見,拒絕出席婚禮,婚禮當然還是熱熱鬧鬧舉行。人們滿以為這門當戶對的一對,應該是美滿姻緣,不料沒幾年,仍然在北京,就發生了婚變,來了另一個女人。母親從此成為棄婦,名分上仍然是原配夫人,度過了從二十幾歲到八十二歲的一生。
  父母親婚變之時,我還是嬰孩,什麼都不知道。以後幾年,他們都還在北京,分為兩個家庭:母親帶著我仍然住在原宅;父親他們搬到一個公寓去住。母親曾帶我去公寓看望他們,三個大人談談說說,我在一邊玩,一起吃了午飯,我們母子回去,像走了一趟親戚。我始終高高興興,絲毫不覺得有什麼奇怪。
大約我七八歲、母親三十一二歲的時候,母親帶我回到桐城,住到夫家,在以公婆為首幾房合住的大家庭裏做一房兒媳。父親他們繼續留在北京,過些時又移家到廣州去了。單就我母子這一房說,我事實上是在單親家庭中成長的,但一點沒有感到缺憾,不是我特別麻木,全是母親的身教言教的良好效果。

  桐城五大家,張姚馬左方,結成複雜的姻親網路。母親娘家馬家,她的父親(我的外祖父)馬其昶(1855--1930),是桐城派文家在《辭海》上有專條的最後一人。母親嫁到我們這個方家雖是小方,不是五大家中那個大方,同姓不同宗,但也是後起的書香之家。母親就以馬家姑太太、方家夫人的身份,周旋來往於這個姻親網路之中,很受到尊重。記得有個親戚家嫁女兒,特別請了我母親替他們主持操辦,專程到上海、蘇州採買嫁妝,辦來的嫁妝受到大家嘖嘖讚美,佩服採買者的眼光。逢年過節婚喪慶吊之日,母親去人家應酬,我要上學,她很少帶我去,偶然帶了我去,常見她在麻將桌上手揮目送,談笑風生,尤其善於“告牌狀”,就是一面洗牌砌牌,一面訴說:剛才起手什麼,想做什麼,來了什麼,打出什麼,吃了什麼,碰了什麼,哪張打對了,哪張吃錯了,……源源本本,復述總結一遍。她神采飛揚地說,別人饒有興趣地聽。但是她不認為打麻將是好事,絕對禁止我靠近牌桌,怕我學會。我還是後來二十多歲入了社會才學會的,技術水準比母親差太遠了。

  每當我放夜學回來,老屋青燈之下,準備就寢之時,也是我們母子娓娓傾談之時。母親談話最善於描寫細節,引人入勝。她談得最多的,是父親如何才高學博,到處受人尊重。那僅有的幾年中她與父親共同度過的幸福生活,也是她經常談論的話題;父親編譯過一本《大陸近代法律思想小史》,這本書中也有著母親的勞動。那時,父親躺在躺椅上,手捧英文書,口授中文翻譯,母親坐在桌邊筆錄,得努力跟上念的速度,惟恐聽不清楚多問了,惹得父親發脾氣。說到父親的脾氣,母親總是微笑著搖搖頭說:“唉,脾氣真壞。”連他們的吵架鬧離婚,母親敍述起來都是津津有味。有一次吵到半夜,父親要到法院去離婚,母親說:“離就離,總要等到天亮吧。”父親說:“不,現在就去。”母親又是微笑著搖搖頭說:“唉,就是這樣的脾氣!”還有一次晚上吵架,父親把母親關在門外不讓進來,母親在門外小聲說:“有什麼事讓我進去說,鄰居看見像什麼樣子……”父親就是不開門。母親焦急地繼續小聲說著種種開門的理由,忽然間,父親一下就把門打開了。“他說我有一句話說得很聰明,就讓我進去了。”我問,說了什麼聰明話呢?“我說了那麼多話,哪里曉得他說的是哪句話?”還有一次,夏天晚飯後,父親提議到公園去散步乘涼,要坐兩站電車。母親上了車,不知道怎麼父親沒上得上去,跟著車跑了一站。“這可不得了!到了公園,也不和我說話,一個人往前沖,我又穿不慣高跟鞋,拼命地跟。看到他在前面了,他又跑。一個晚上,你追我趕,滿身大汗,還乘什麼涼!”我問,不是他自己沒上得上車嗎?母親笑著說:“哪個還跟他講這些,那不是又要惹得他更生氣了。”我聽著這一個個開心的小故事,也跟著開心。母親晚年還常常將這些小故事講給我的女兒們聽,真是“祖母的故事”了,孫女們一樣聽得津津有味。朱古微詞句雲:“身後牛衣怨亦恩。”有人不懂,怨怎麼成了恩?我自以為能夠懂得。
  桐城老家我們母子住的三間屋,一間作為客房,陳設著一套三件的沙發,圍著一個圓茶几,當時桐城幾大家中都還沒有這樣新傢俱,母親絕對禁止我坐,她自己不坐,也從不見客人坐。牆上掛著什麼人送的賀新婚的對聯:“釣竿欲拂珊瑚樹,海燕雙棲玳瑁梁。”旁邊掛著一張古琴。原來這一套是他們新婚家庭的陳設,母親既然這樣珍重地飄洋過海千里迢迢地全套搬運回來,不讓人坐自是當然的了。
  對於父親的另娶,母親沒有責備過一句,只有一次順便涉及說:“那是他昏了頭的時候。”根本上還是原諒。母親不止一次對人說:“我不能因為我,離間他們父子的感情。”母親經常督促我給父親寫信,至少每月一封請安信。父親也不是完全不負經濟責任,每月匯給我們二三十元,大家庭吃飯吃公堂的,二三十元做零用,那時倒不是小數目。父親給我的信,母親都仔細看過,我都呈送祖父看,祖父以書法家眼光,總是對父親的書法讚不絕口,囑咐我務必貼存下來,好好學習。(附帶說一下,書法家的祖父對我母親的書法也非常讚賞,多次將需要錄副珍藏的文籍,派這個兒媳精抄。)從家人親戚們口中,經常反復聽到對父親才學的讚美,證明母親的讚美不是偏私之言。我的小夥伴們的父親多在家中,我的父親不在,我不感到缺憾,反而驕傲,覺得我的父親最有才學,在外面當教授,還著了《中國文學批評》這樣的書寄回來給我,豈是別人趕得上的?
  父母親婚變時候,母親的心情究竟怎樣呢?她從來沒有透露過。僅有一次,她對我說:“一天,奶媽抱著你在下房裏,我一個人正要把兩個手指插進電插銷,忽然聽到你一聲哭,我又放下了。”僅僅這麼一次,還是輕描淡寫,閒話別人故事的口氣。我們臥房後院有兩株芭蕉,一個雨夜,聽著雨打芭蕉聲音,母親似乎隨便地說:“‘隔個窗兒滴到明’,恐怕就是這個樣子。”說過就過了,我卻械貝畜窺見了一點什麼。

  我大約十歲時,母親就常常把我當作朋友似地談心。她告訴我,她還沒有出嫁時,同縣有個姓黃的青年人追求她,寄來幾首情詩,念了詩給我聽。我記得一首:“滬樹桐雲兩渺茫,相思幾度斷人腸。恨無紫燕雙飛翼,難入深閨傍畫梁。”當時我就覺得很平庸,沒有說什麼。還有兩句:“繁華過眼皆如夢,死死生生總為卿。”母親一面念,一面調侃道:“死死生生哩!不曉得他有幾條命!”我們一起笑起來。

  堂兄方瑋德,比我母親只小十歲,讀中央大學時就以新月派詩人後起之秀著名,與他齊名的是同學陳夢家。方瑋德不知道怎樣介紹了陳夢家與我母親通信。陳夢家寄來一本《聖經》,上面題道:“君宛女士病中伴讀 夢家 二十年深秋寄自秣陵之藍莊”。民國二十年就是一九三一年。他還寄來他的一張照片,題贈給我說:“送給小”,其實當然不是送我。母親與他通信中,不知道怎麼談起了梁實秋翻譯的《潘彼得》。陳夢家來信說:“希望不要重鑄文黛的錯誤。”母親把她的回信給我看,信中寫道:“可惜文黛的錯誤早已鑄成。”還徵求我的意見:“這樣寫行不行?”母親那年還是三十三四歲的盛年,我最多不過十歲吧。三十多年後,一九五六年“百花齊放”之時,早已成為考古名家的陳夢家重返文藝界參加活動,與我初次相識,到我宿舍來看望,問我:“你就是馬君宛的兒子嗎?”言下頗有慨然之意。可惜那天母親不在家。方瑋德早在抗戰前逝世了。

  母親督促我讀書,毫不放鬆。她還注重我的課外讀物,選擇非常賢明:《小朋友》、《兒童世界》、《中學生》這三個好刊物,她按照不同年齡段,從北京到桐城一直給我訂閱未斷,每期我都如饑似渴地讀過。《木偶奇遇記》、《阿麗斯漫遊奇境記》、《潘彼得》、《愛的教育》、《續愛的教育》、《小婦人》、《好妻子》、《好男兒》、《稻草人》、《小雨點》、《風先生和雨太太》這些著名少年兒童讀物,都是母親陸續購買來供我讀的。當年小夥伴裏,沒有像我一樣讀過這些刊物書籍的,後來的道路就和我大為不同。

  這些都是我兒童和少年時期的事。我剛進高中,抗戰起來,母親攜帶我逃難後方,奔走流離,辛苦備嘗,且不多說。直到一九五七年我打成右派,她知道時,第一個反應竟然是說:“吃虧在你身邊沒有一個好爸爸!”當時我只覺得她這話太那個了,簡直無從說起。文化大革命中,我和父親見面談起五七年的事,父親說:“你們就是太相信了,我就不信。中山大學開座談會,陶鑄來動員鳴放,話說得懇切無比,我一言不發。別人暗地催我談談我評級太不公平的問題,他們發言,把話往我這裏引,我還是一言不發。哪里像你們把事情全當真?”回憶母親的話,的確有她的道理,儘管當時如果聽到父親的警告我也不會信。

  今年我已經八十三歲,回想我成年之後,沒有給母親帶來多少歡樂,她跟著我一直是窮困艱難的日子居多。我得到右派改正之後,生活逐漸稍有改善,母親卻沒有享受到。她最愛看電影,我在她逝世之後才有能力買電視機。看電視劇時,一想到母親如果能看會怎樣高興,就感到心酸。惟一可以告慰於她的,現在只有對女性的尊重老而彌篤這一點。一位女作家說,離婚的女性,最不要成為怨婦的形象。我不知道她意想中是不是要取女強人的形象。我以為,我的母親才是棄婦而絕非怨婦,正因為不是怨婦才受到尊重,保持了女性的尊嚴,也絕非女強人,而是溫潤圓和、柔中有剛的形象。她對愛情婚姻的絕對信仰,使我懷疑包辦婚姻是不是絕對不可能產生愛情。她不僅是我的慈母,我那不同母的兩個妹妹,她們的生身之母后來別嫁了,她們全把我的母親看做慈母,當面背後,甚至幾十年後追述,總是娘啊娘的叫得特親。一個平凡女性身上,女性的尊嚴能夠體現到如此高度,可見女性是應該受到尊重的,一切歧視女性的觀念都是絕對要不得的也許先入為主之故吧,儘管我也聽到看到過女性的惡劣、低賤、愚蠢……,仍然堅信女性應該得到最大的尊重。我只能以此告慰母親在天之靈。

末了,應該將父親母親的略曆正式開具一下
先父方孝岳教授(1897-1973),名時喬,字孝嶽,以字行。1918年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歷任北京大學預科國文講師,華北大學、東北師範大學、聖約翰大學、中山大學教授,在中山大學時間最長,前後三十多年。主要著作有《中國文學批評》、《中國散文概論》、《左傳通論》、《春秋三傳學》、《尚書今語》、《中國語音史概要》等。

  先母馬君宛夫人(1898-1980),安徽桐城人,別的上面都說過了。

這是舒蕪先生的BLOG,老先生筆耕不輟,日日為文,教人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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