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母辯論﹕什麼是金錢不能買的？

文章日期：2010年11月4日
【明報專訊】朋友在面書上表達對富豪長子疑在美國透過代母產下三胞胎一事感到不安，引來三山五嶽人馬一番討論︰有人為誰兼三胞胎的母職擔憂，有口痕友說不要緊，並建議某不算少女的少女模特兒擔任奶媽一職，但眾所周知，母愛不等同於母乳，榮華富貴享之不盡不代表有完整家庭溫暖。草民們大都推己及人，為富人第三代想，證明絕對沒有仇富。

中國文化其實仇窮多於仇富，錢的偉大，晉朝的魯褒在〈錢神論〉早已說得清清楚楚，他說錢是「神物」，「有錢可使鬼」，「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人們「親之（錢）如兄」，但如果親之如母，即使在現今世代仍可能會嫌誇張。所以，今次事件後，也許不少人會忽然慶幸自己有一個有名有姓的母親，日哦夜哦。

「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然而讀書明理，本是人的基本責任，正是錢太重要，忘記了金錢不能買的東西多的是。想起在一讀書組讀過美國政治哲學家沈岱爾（Michael Sandel）在牛津有名的「Tanner Lecture」中的一篇演講文章︰〈什麼是金錢不能買的︰市場的道德限制〉，他正是以代母為例子說明市場的道德限制。這或許是最市場化，視金錢為「吉無不利」的香港，最不願思考的問題，只願把問題化作虛無縹緲的所謂「道德爭議」，故作平衡地找宗教人士議論一番，天主教理所當然地家庭最偉大，找潮人如Lisa. S則會說代母產子很平常。納入「保守」對「先進」的框架，卻對代母和當中的金錢運作選擇視而不見，正正因是市場高度合理化，金錢高度神聖化的香港的盲點。另一方面，所謂道德爭議通常語焉不詳，似乎也不過是化約為是不是合法的法律問題而已。

嬰兒為何不能買賣？

其實，我們應從整個討論中隱而不見，也不會在傳媒展露勝利笑容的代母的角度去想這問題。沈岱爾指出了兩個對市場的主要批評，一是強制（coercion），二是腐化（corruption）。一些交易是在不情願的情下進行，這往往是因為某方因為其經濟地位與另一方太懸殊，不平等所致。古今中外的賣血、賣腎往往便是不情不願的成交。今次事件，代母是不是在自願的情下「借肚」？既然是高度機密，無從稽考，我們就先假設所有事情都做得好好睇睇，無拖無欠，我們便要想想即使雙方都心甘情願，我們會不會因為這次交易令到一些東西的道德價值受損？直接點說，女性的生育能力可不可以商品化？

沈岱爾提及了代母產子一經典案例——「嬰孩M案例」。當中的代母Mrs. Whitehead雖然簽了合約，答允收錢後與自己「有份」的嬰孩兩不相干，交與那位尋找BB的夫婦Mr Stern和Mrs Stern，後來卻母性大發，改變主意，鬧上法庭。新澤西州的初級法院最初認為Mr. Stern既然有份奉獻精子，此事當然不屬買賣嬰兒，故認為合約生效，但後來上訴到最高法院去，卻認為此與買賣嬰兒無異。我們可以看到所有法院的前設都是買賣嬰兒是不對的，只是爭論這案件到底算不算買賣嬰孩而已，如新澤西州最高法院所說︰「在文明社會，有一些東西是金錢不能買的。」

只許富翁盡孝 不許三胞胎孝母

「嬰孩M案例」是否與買賣嬰兒無異可能尚有法律空間商榷，但嬰兒為何不能買賣卻是頗為清楚的。這是因為這會破壞了我們對懷孕、育兒和父母的社會文化意義。生育即使不是神聖，卻也是一件人生美事。嬰孩是交由我們照顧的，而非用來賺錢的。母親育養孩子是希望和他們一起，有一情感聯結，而不是當自己生育機器而生育的。如果代母說有錢就沒有所謂，我們會感覺不安，甚至譴責，但如果代母如Mrs. Whitehead那樣依依不捨，我們會覺得是人間悲劇，母子因金錢聚也因金錢隔。女性的生育能力商品化正是威脅我們對生育為何美善的看法。

所以，有一些說法認為今次代母產子事件是中國傳統思維作祟，我甚不同意。如果我們真的重視血緣和家庭，豈會把兩者終斷？香港道教聯合會主席湯偉奇稱從道教的觀點，李家傑的孝親之道，是合乎「百行以孝為先」的，似乎只許富翁盡孝，不許三胞胎孝母，何其玄妙？一些女性主義者則可能會說女性應能自主地使用身體，這其和女性應否利用身體提供性服務或者墮胎的爭論無異，在談自主的同時，小心其實掉入了你情我願你買我賣的商品化思維的圈套。而且這很可能與性別無關，因為沈岱爾會同樣反對男性販買精子！

既然生命如此「無價」，我們好應反思一下我們為何會容忍孩子們一起上網擇傭工，潛移默化「教育」他們人是可以買賣（其實人家外傭只是出賣勞力而已，偏偏不少香港人像蓄奴一樣），為何父母會把子女當作投資物品，養兒防老？為何可以容忍孩子每天進入學校尋求的知識高度商品化？我們其實是不是已是共謀而不自知，還老愛作道德審判？生又何歡，死又何苦。那位三兒的父親所言甚是︰各界請給我們的孩子多一點空間！金錢不是什麼都能買的。

曾瑞明--香港大學博士生，專研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

[文‧曾瑞明 編輯：蔡曉彤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也是知道分子

文章日期：2010年11月4日
【明報專訊】內地一位文化人出版了一冊《影視界的知道分子》，這是個頗具懸疑意味的書名，值得沉思細玩。

「知道分子」一詞近年頗流行於漢語世界，就我所知，最積極將這詞兒普及的人應是出版界前輩沈昌文先生，他認為「知識分子」這個標籤過於沉重嚴肅，承載著過多的責任使命，他不喜也不敢，寧願降格自謙為「知道」；此番見解，屢見於他的文章，亦屢見於對他的報刊訪談，最後更落實於他的口述自傳書名。

沈先生在取捨背後自有一套非常中國式的思考語境。

本來帶著榮耀的「知識分子」標籤於過去數十年受盡折騰磨煉，好不容易熬到了21世紀的所謂盛世年華，風雨暫停，但已小生怕怕，老生也怕怕，大家都對這四個字敬而遠之了，而且幾乎愈是態度誠懇的知識分子愈不敢或不屑自認知識分子，算了，別談知識，只談知道，對於許多事許多人，只要知道便夠了，不必涉及知識之名，因為，一涉及，便可笑，便危險。

好吧，知道就知道，自保為大。

然而，午夜夢迴，或許有些小生或老生終究會捫心自問﹕好歹讀了這麼多年書，對於人間情事，就真的只甘於知道？在電子時代裏，衛星上天，網路落地，用手指頭在電腦甚至手機鍵盤上輕按幾下，還有什麼不能知道？如果人人皆已有了知道的能力和管道，說自己是知道分子，又有啥意思？有何特別？

坦白說，我亦是會午夜夢迴、捫心自問的其中一員，為了讓自己睡得比較心安理得，我傾向把「知道分子」四字擴大解釋一下，那就是，我對「道」字加入注釋，把「知道分子」變成「知『道』分子」，替自己的寫作和評論工作定下目標，我不僅希望自己能夠告訴讀者這個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更希望告訴讀者，在這麼許多事情裏面，有啥變化是比較可能的，又有啥變化是比較可欲的。

簡單地說，寫作人可以寫出人間現實之「道」，也可寫出自己心裏認可的理想之「道」，且看此道與彼道能否交集，又有什麼落差。用英文來表達，「知道」只是knowing，知「道」則是know the way，在實然以外尚有應然，期盼得出的結果是，作者與讀者分頭努力，同心期許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香港文學@愛荷華

香港文學@愛荷華
董啟章離開愛荷華之時，愛荷華河自未結冰……

文章日期：2010年3月1日
【明報專訊】在我出生那一年，也即是一九六七年，保羅．安格爾和聶華苓在美國愛荷華創辦了「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二○○九年八月底到十一月中，我有幸參加這個計劃，在兩個半月的時間內，跟來自世界各地二十八個國家的三十五位作家一起生活、交流和寫作。感謝聶老師的提攜和鼓勵，感謝IWP主辦人員的悉心安排和照顧，感謝各位作家的思想激蕩，感謝當地華人朋友的熱情招待，也感謝愛荷華靜美的環境，我在計劃期間完成了新的長篇小說《學習年代》。當然，還要特別感謝香港的何鴻毅家族基金，全費資助我參加是次寫作計劃，也感謝從中促成此事的馬家輝兄。
夏末至初秋的學習年代
愛荷華城是美國中西部的一個小城，根據我的主觀感覺，面積比我住的粉嶺市區還要小。小城四周地勢平坦，主要是玉米田，是個名副其實的鄉下，但因為是個大學城，人口以學生為主，所以並無落後荒涼之感，而充沛活力和生氣。在還未入秋之前，天氣暖和，陽光普照，隨處可以看見年輕人在草地上玩飛碟和曬太陽。當地人都以警告的口說，愛荷華冬天非常嚴寒，可惜我未有機會領教，十一月中離開的時候，只算清涼。聽說之後風雪驟至，全城癱瘓，大學也要停課一周。我所經歷的愛荷華，是天氣最宜人的時期，由當初綠意盎然的夏末，到樹葉紅黃相映的初秋，讓人很容易就進入靜心沉思的境界。脫離生活的煩憂，進入完全自由的狀態，對很多作家來說也是夢一樣的事情。
國際寫作計劃的寬緊恰到好處，在交流活動和獨自創作之間的配合有很大彈性。基本要求非常簡單，就是每位作家必須參加一場專題對談和作一次個人作品朗讀，其他活動可以自由參加。自選活動多種多樣，有翻譯工作坊、大學課堂授課、電影分享、跨媒體合作等。有的作家一心體驗生活，什麼也不打算寫，也有的深居簡出，埋首創作。無論怎樣的取向，都可以在國際寫作計劃裏自由實現。除寫作和交流外，IWP又提供不少旅遊機會，讓作家們了解美國，其間我就到過新奧爾良、芝加哥、華盛頓、紐約和波士頓。可以想像，這兩個半月的歷程是如何的豐富多姿。作家亦常常私下聚會，親自下廚炮製自己的家鄉菜式，關係非常融洽。來自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一群人，克服語言的障礙，共同度過兩個半月的生活，是極為奇妙和難得的事情。其間來自巴基斯坦的導演Azeem Sajjad，還為來自威爾斯的女小說家兼創作歌手Fflur Dafydd以愛荷華城為背景拍攝了一齣MV，其他作家也踴躍客串演出，為美好的回憶留下最生動的紀錄。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到以下的網址觀看：www.youtube.com/watch?v=WELFBP8jjHE
身為香港作家，參加這類型國際交流活動的時候，特別感覺到香港身分的問題。在IWP的官方網站介紹中，我是代表香港的。事實上，香港文學跟內地文學的確存在文化身分的差別。不過，我在開幕禮上的一句話卻引起了一點爭議。在作家們自我介紹的時候，我跟在內地詩人韓博後面。韓博自我介紹說，他來自上海，中國。很多其他作家也都先說自己居住的城市，然後是自己的國家。到我的時候，我說我來自香港，然後說「China」。在我之後，曾經長時間在香港生活並自我定位為代表香港的印度裔女詩人Mani Rao，卻意味深長地回頭瞪了我一眼，似乎對我的說法不以為然。IWP裏面的中國作家和愛荷華當地的華人也不覺我的說法有何問題，但一位年輕美國教授後來卻告訴我，她當時以為我是個民族主義者，並對此十分反感。過後回想，我說話的時候並沒有刻意強調什麼的意圖，只是覺得很多外國作家未必知道香港是個什麼地方，於是便把香港置於中國的情景下加以介紹。至少在這個場合，沒有必要強調香港跟中國的差別。當然，在另一些場合，我經常指出香港文學的獨特性，以及它跟大陸文學的並置和對等而非從屬的關係。我想說的是，我們不應一味跟中國保持距離。
事實上，在愛荷華的最大收穫之一，就是跟同期參加的中國作家建立了友誼和增進了互相了解，當中包括當代最重要的內地小說家之一格非、年輕詩人和劇作家韓博、從事翻譯的姜玢和以英文寫作的張麗佳。不過，這樣的得也說明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那就是香港作家和中國作家要在愛荷華才能得以深入接觸和交流。相反，無論是在內地還是在香港，也沒有這樣的中港文學交流的條件。知名大陸作家在香港不乏讀者，也經常來港參加活動，但並沒有因此而認識香港文學。一些香港文化人近年在內地十分活躍，但香港文學在內地的可見度近乎零。格非便坦言，在認識我之前，他對香港文學一無所知。愛荷華的國際寫作計劃能促進中港作家溝通固然功德無量，但我們也應該思考為何這樣的事情竟然要在美國才能發生，以及中港文學的交流究竟發生什麼問題，導致彼此間如此巨大的隔膜。
香港文學的獨立和封閉
另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就是翻譯的嚴重缺乏。這不但是香港文學或華文文學翻譯的問題，也是世界性的，各國語言的文學作品譯成外語的問題。現在世界上使用最廣的國際語言當屬英語，所以如果要進行國際文學交流，建立世界文學的資源庫，翻譯成英文是當務之急。但就美國的情而言，把外國文學翻成英語並不普遍。這不但是市場的問題，也反映出美國人對世界文化缺乏廣泛興趣。來到愛荷華尋找翻譯機會的各國作家，都要失望而回了。而因為譯本的不足，也影響了作家之間的交流。除了小量的英譯篇章，大家很難深入了解彼此的作品。香港文學的翻譯在這方面也十分落後。雖然中文大學的譯叢已經做了不少工夫，但總體來說還是遠遠不夠。事實上美國學界對香港文化興趣濃厚，但最容易接觸到的還是香港電影，想從文學入手卻苦無材料。香港政府對香港文學的推廣，成績是零。
愛荷華是個名副其實的寫作之城。它大概是世界上寫作人口比例最高的地方。在酒吧或什麼地方跟陌生人攀談起來，對方自我介紹的時候，第一句往往是「I'm a writer」或者「I'm a poet」。完全不必羞恥或者忸怩。而且當中絕大部分是年輕人。這絕不奇怪。愛荷華大學有超過八十年開辦寫作工作坊的經驗，也是第一間創立藝術碩士（MFA）的大學。今天全美大學爭相開辦寫作工作坊，但愛荷華依然執其牛耳。無論有人對這種寫作工作坊的教學模式和效用有何質疑，諸如「寫作能教嗎？」或「作家可以訓練出來的嗎？」之類，這樣的風氣至少促進了對文學創作和語言藝術的重視。
二○○八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把「文學之城」（City of Literature）的榮譽頒發給愛荷華，表揚她對世界文學的貢獻。我們很高興，一位中國人有份作出這貢獻，她就是國際寫作計劃的共同創辦人聶華苓老師。這當中有一個百講不厭的故事：話說當年「墮入愛河」的保羅．安格爾和聶華苓在愛荷華河上泛舟，聶華苓忽發奇想，說：為什麼不創辦一個國際寫作計劃，邀請世界各地的作家一起交流和創作？當時安格爾還說這是個「crazy idea」！想不到的是，當年的一個「瘋狂主意」，由兩個「文學瘋子」搞起來，終於成就了大事。
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給我們兩個啟示。第一：做文學、藝術和文化工作，一定要有理想，甚至是狂想。第二：文學不只是作家自己的事，文學活動、計劃和機構可以大力支援作家創作，為作家創造條件。狂想和現實並不相悖。
[文／董啟章 編輯／黃靜]

陳家洛﹕回顧柏林圍牆倒下20周年

陳家洛﹕回顧柏林圍牆倒下20周年
文章日期：2009年11月9日
【明報專訊】20年前的今日，前東德共產政權在巨大的壓力 下終於守不住柏林圍牆，標誌人民力量的勝利。
現任德國總理默克爾夫人來自前東德，那年她在東柏林的科學院從事物理學研究。在圍牆倒下4天之後，她如期到波蘭華沙參加學術講座，離開時朋友對她說﹕「下次再見面時，你的國家已經統一了。」儘管要求兩德統一的聲音愈來愈強大，不過她和科學院的同事仍然認為統一是難以想像的事情，「大家都以笑聲作罷」。回想當時的情，她解釋是因為「旁觀者清，當局者迷」。其實，默克爾夫人的心路歷程在前東德的知識界和歐洲政治精英階層中十分普遍，絕對不是個人的認知問題，如果我們可以仔細解讀這種「集體錯判形勢」的現象，也許會幫助我們去改良一些習以為常的思維方式。
自設思想禁區
已故波蘭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米禾舒（Czeslaw Milosz）在他的名著 The Captive Mind（中譯《攻心計》）就透澈地剖析東歐共產國家的思想改造工程，如何讓每一人都找到自己的理由在專制政權下活，有意識地尋求固定自己在這個熟識的制度中的角色。不管是共產黨領導還是異見分子，都一同墮入了一個「別無選擇」的意境當中，結果變得愈來愈緊要維持在共產秩序下某種對立但熟識的關係，繼而自作聰明地認定了一些事情必然是不可為、不可想像的，甚至不應提出來的。
首先是默克爾夫人的後知後覺。對前東德稍有認識的人會告知，東德的秘密警察及監控手段是整個東歐陣營最厲害的，秘密檔案寧濫勿缺、規模龐大，有估計指每8個人就有1個可能跟國安系統和情報工作有聯繫，對所有異見人士和可疑的活動都有詳細紀錄。而且，沿柏林圍牆就有1.2萬名武裝警衛，自1961年8月圍牆豎立以來他們獲授命就地槍殺任何企圖逃往西柏林的東德人。89年2月，年僅20歲的學生Chris Gueffroy 就是這樣命喪圍牆。
即使波蘭和匈牙利的共產政權在那年夏季相繼倒下，位處冷戰大前方的東德仍然自我 感覺良好。那年6月，東德領導人還高度讚揚鄧小平 果斷地把北京學生運動結束了，繼而大放厥詞，表示東德可以借鑑中國的鐵腕政策，採取「天安門方案」去對付境內及外來的敵人。那些長年累月躲在鐵幕後面，自以為是的東德當權者和官方喉舌，大部分對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嗤之以鼻。東德共產政權相信，萬一事態進一步失控惡化，蘇聯在境內有35萬駐軍，在危急存亡的關頭，紅軍必定會介入，保住蘇聯在歐洲的江山。
可是，前東德人民的集體行動完全超出了當時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的想像。基本上民眾選擇「用腳投票」，平和但決絕地向失效的政權「說不」。他們繞過柏林圍牆，更沒有驚動境內的紅軍，而是利用波蘭和匈牙利向西方國家開放邊境之便開始「集體外遊」，結果數十萬人就這樣逃亡到西德去。受到鄰國的民主進程氣氛鼓動，一些城市的學生開始上街和平示威，也得到愈來愈多民眾聲援，連官方媒體也開始報道。然而，傳聞中的「天安門方案」沒有被採用。戈爾巴喬夫的取態固然關鍵，但連最野蠻的東德共產黨也實在想不出什麼理由要動武打壓選擇留下來要求改革的東德孩子。
集體行動的創造力
89年11月9日傍晚，東德政治局委員Gun ter Schabowski在記者會上被追問東德人民的出境自由時，讀出一個本應是平平無奇的簡短聲明。他表示東德人民可以毋須任何理由出國旅遊，執法部門將盡快發出批准護照等有關文件。記者再追問有關措施的生效日期，回應是：「從即時開始！」記者會本來是介紹明年國會選舉的籌備情，但就在言者無心、聽者有意的情形下，歐洲各傳媒搶先報道「柏林圍牆各關閘即時全面開放」。消息公布不到一小時，數以千計東柏林市民湧到柏林圍牆，要求出境。西柏林那邊同時有大批民眾集結，唱歌喊口號，結果所有關卡都被興奮莫名的人群衝開了。過不了多久，大批群眾自備用各種不同的工具開始拆掉圍牆！到早上戈爾巴喬夫得悉事態的最新進展後，便蘇聯駐東德的大使告訴東德政治局，他認為「東德採取了恰當的決定」。
直至89年尾，東德人口流失30多萬。要求兩德統一的訴求強烈，遠遠超出政治精英的原來估計。戈爾巴喬夫深明大勢已去，於是手跟西德總理科爾和美國總統布殊商談統一的安排。奇怪的是，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這位自由鬥士此時卻大唱反調，甚至企圖說服法國總統密特朗聯手反對。根據最近解密的英國外交部文件，戴卓爾夫人有兩大主要憂慮﹕第一，統一了的德國會變得強太而不受英、法的控制﹔第二，她不想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受挫失勢，擔心改革開放的溫和路線會受損。她認為兩德統一影響深遠，未必符合德國的利益，所以有關的商談不應操之過急，應是見步行步。東德人民渴望統一，甚至渴望由西德接手管理，除了令戴卓爾夫人坐立不安，根據 Timothy Garton Ash的記錄，曾經活躍地下抗爭工作、付出了不少血汗的異見分子和新教教會的飽學之士也特別感到失落無奈。諷刺的是，柏林圍牆孕育出這批異見分子的興邦大計，他們的出發點不是要統一，更不是要投靠西德，而是憑東德人民的努力和智慧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德國民主共和國」。
從默克爾夫人的自我剖白、前東德異見者的怨天尤人，以至戴卓爾夫人的自作聰明，可見內心的思想圍牆可以比柏林圍牆更牢固堅硬，可以發揮更大的保守和制動力量。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這些保守和制動的力量最後都沒有得逞。反而，那些「天真」和「膽大妄為」的普羅百姓卻一次又一次觸發無人可以預見的巨變。和平變革成功，還得感謝戈爾巴喬夫能夠處變不驚、順應民情。1990年3月，東德舉行國會大選，結果西德基督民主黨支援的「德國聯盟」獲得超過48%選民支持。同年10月3日，兩德成功統一，從此結束東、西歐不正常的分裂狀態，也和平地結束了冷戰。
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延伸閱讀
Czeslaw Milosz, The Captive Mind, 1953. （中譯《攻心記: 東歐共產國家思想改造過程》）
Timothy Garton Ash, We the People: The Revolution of 89 Witnessed in Warsaw, Budapest, Berlin and Prague, 1990.
UK Foreign & Commonwealth Office, German Unification 1989-1990: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2009.
http://www.bbc.co.uk/worldservice/specialreports/1989.shtml

a link：梁文道復旦、季風談《常識》

今天我们读书22
梁文道谈《常识》
【读品】|季风系列沙龙

主讲：梁文道，《常识》作者
主持：梁捷 【读品】主编
时间：2009年3月12日（周四）晚19：30－21：00
地点：上海季风书园（地铁1号线陕西南路站）
　　
《常识》http://www.douban.com/subject/3344676/
炒作："宣传"的名与实
德籍犹裔维克多·克伦贝勒（Victor Klemperer）在《第三帝国的语言》里提出了一个相当经典的问题："什么是希特勒最有力的宣传工具？是他和戈培尔的个别演讲吗？"与当时大部分人的想法不同，早在该书出版的1947年之前，克伦贝勒就极度清醒地发现了纳粹的秘密："不，最有力的影响不是来自个别的讲辞或文章、宣传单张、海报与旗帜；这种影响力不是透过那些必得清醒地、有意识地吸收的东西而达致。""相反地，纳粹主义之所以能渗进人民的血肉，靠的是一些单词、词组和语句的结构，靠着广泛、机械而又不自觉地重复使用它们达到百万次以上。"其实克伦贝勒的发现不只适用于纳粹德国，而且还是古今中外所有国家一切社会的通性。

　　政治语言的力量何其强大；当它不再只是官方成套使用的术语，还是每一个人虽然都觉得它是陈腔滥调，却又毫不在意地以之沟通的时候，它的效果就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了。

　　克伦贝勒增补了席勒美学的名言"被教化的语言能为你写作和思考"，他进一步指出："语言不只是简单地为我写作和思考，它还逐渐宰制了我的感觉，我整个人的精神存在，使我毫无置疑毫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弃给它。"

　　例如"宣传"，它本来是中性的，只不过在我们的语用习惯里，"宣传"多半和好事拉上了关系。虽然也有"负面宣传"的说法，但究竟比较罕见；平常一说"宣传"，就总是意味着有些很正确很伟大的东西，不能不让大伙知道。

　　"宣传"的反面大概就是"炒作"了。一个人要是肆无忌惮地公开胡言，引人注意，我们会怀疑他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成名。想出名不是坏事，但太想出名就有点不正常了，所以我们不齿地说他的举动是"炒作"。"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海外媒体人捉着中国丁点微不足道的小问题不放，还惹得其他同行纷纷跟进，这就更是"炒作"了。因为我们可以断定那很"不可告人"的用心其实就是"反华"。

　　技术上讲，"宣传"和"炒作"几乎没有分别，都是有企图有计划地把一个讯息从一个小圈子扩大开去，四散传播。但由于炒作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从来不会说总是正确的政府在"炒作"什么；相反地，"炒作"二字一出，那些被指控的炒作者必定就是心怀不轨的可疑分子。

　　"宣传"与"炒作"之分别存乎一心，端看那条要被推广的信息正面与否。但在长久的使用传统之下，于稳固的意义联系之中，我们再也不用先去判断某段讯息本身是否正面，只要搬出"宣传"，那被宣传的东西就是正面的了；相反地，如果看到"炒作"二字，那被炒作的东西也自然就是负面，毋庸再说。

　　举个浅近的例子。三鹿集团曾经在发现产品含有三聚氰胺之后，向政府提出报告，"请政府加强媒体的管控和协调，给企业召回存在问题产品创造一个良好环境，避免炒作此事给社会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段话翻译成："请政府好好管一管媒体，别让我们的问题曝光，别让我们挨骂；最好能让我们静悄悄地把产品弄回来。万一媒体广泛报道了问题产品的事，社会大众以后就不再相信我们公司，那可就惨了。"

　　为什么一家企业如此可鄙的意图，竟能用上这么义正词严的修辞去包装呢？也许他们以为只要使出了"协调"、"良好环境"、"炒作"和"负面影响"等一系列官方熟悉的术语，他们和政府就有了彼此沟通甚至相互认同的基础。其实每一个中国人在媒体环境中耳濡目染，应该都能自如地说出这类冠冕堂皇的大话，而且都以为这些言辞能够把自己和政府的正面立场绑在一起。因为这一连串词语都有价值定向的明确效果，特别是"炒作"。

　　一般而言，媒体是很喜欢"炒作"的。它们有如亚马孙河里的食人鱼，一闻血腥，立即空群而出。问题是用"炒作"去形容大众传媒的这种特性并不恰当，因为这根本不是什么别有居心的刻意图谋，而是市场倾向主导的结果。为什么大家一窝蜂地报道问题食品？那是因为读者关心。反过来说，假如某个不太重要的官员在某个不太重要的场合做了"重要讲话"，就算媒体很善意地去配合炒作，恐怕也炒不起来，因为打呵欠的受众对此不感兴趣。也就是说，真正在推动炸作的不是什么媒体，而是整个社会的民情。

　　有些人总是用"宣传"的模型来理解"炒作"，似乎一切备受关注的议题都是少部分人努力推广积极散播的结果，仿佛除了政府之外，媒界背后还有一个地下宣传部，老是想弄些坏消息出来，搞乱"大局"。可是包括相关部门在内的所有人其实都明白，从北到南，自西往东，全中国这么多这么杂的传媒，根本就不可能有一个威力庞大的小组织可以策动大家一起讨论某件事。

　　虽然用"炒作"去形容传媒的集体关注并不准确，因为它完全建立在"宣传"概念的反面，以传统官方的模式去理解现代的大众传播。但它仍然有用，理由是它带有负面的价值联想，能够很笼统很含糊地定性不利于自己的情势。就像三鹿集团那段报告一样，把所有自己不愿看到的新闻都说成是"炒作"，好让政府和他们站在一起去对抗那些看不见的"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坏分子。虽然，那"一小撮人"其实是全部的消费者。

　　原题为"什么叫做'炒作'"，发于"牛博网"2008年10月13日

　　

忒看的这韶光贱 罗君那堪作柳郎

春風弔志華
文章日期：2009年3月2日
【明報專訊】二○○四年，是港島一帶書迷的開心年，然而一家小書店及出版社的主持人卻憂心忡忡。那一年，灣仔新華書城在禮頓道一號開業，賣內地簡體字書，書店有五層，佔地三萬二千平方呎，部分樓面是以前博益出版社收縮門面之後騰出的。地點偏僻，在天樂里及堅拿道西的窄角位，門前又幾條大車路煞，然而禮頓道一號的地址，加上數萬呎的店面，真有豪宅書店之氣象。不久，台灣的城邦也在灣仔開設香港首家分店，賣台灣正體字書，在一家白漆唐樓，樓高四層，佔地四千五百平方呎。此外，中環蘭桂坊之側的三聯書店也在○三年開業了。那時我仍在政府總部上班，青文書屋的羅志華不時在五時左右來電話，談文論武，也講到書店市道，難掩激憤。他說，小書店難為，小出版社更難做，論收入之微、論租金之巨，那些大門市書店都應賠本的，當下卻做得風光，靠的就是神奇的資本力量。
他說，大公司大集團，合併上市，集資容易，壯大門面是其中一個顯示實力的方法。經歷金融海嘯，現在回顧，二○○四年是信貸鬆懈、集資容易的好時年。可是，金融海嘯之後，香港的店舖租金依然逆市上升（理由是追回舊約期間物業租值上升的差價！），業主紛紛加租，趕走舊租客，不是善價而沽就是準備重建。二○○八年底，灣仔的新華書城和城邦書店都結業了，蘭桂坊的三聯書店分店亦然。到如今，大家的財富隨股票、公積金的虧蝕而蒸發了，也該感激金融紀律鬆懈的年代，確曾為愛書人帶來幾年浮光艷影。
這些大書店隨金融規律，旋起旋滅，欲懷緬也無從。只有不跟隨金融規律，甚至逆反金融規律的青文書屋，才會被文人和讀者記住。人家都說香港是不憐惜失敗者的城市，因此香港不算是文化城市。然而，出版界起碼還有一個羅志華做了失敗英雄的典範，且是有人憐惜的。羅君的業務方式，是一心做事，待人賞識，屬於古典資本主義的敬業精神（industrial spirit），在人家比併資本的年代，羅君在籌措一部影印機，打算人手裝釘雜誌出版。只要市場空間夠大、市民的生活方式夠多樣化，羅君存活是沒問題的，青文確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風光一時。那個時代，是香港的古典資本主義期。目下的香港，已經大步跨入金融資本主義期，以店舖為例，商場的擁有人除了收取固定租金，還要與店舖租客分成（攤分營業額），即是說，產業擁有人成了不必入股、也不必承擔虧蝕的股東，直接干預了企業運作。玩弄資本增值的一群人，制肘住勤奮敬業的一群人。產業主之爭利，迫使承租的企業家更為短視。

然而，在二月二十一日，我沒有說這番雄辯之詞，葉輝和馬家輝興起，請我演武記念故人，我便細訴與羅君的武林義氣。當日，一眾文人在藝術中心出席「《活在書堆下》——我們懷念羅志華」的新書發布會，以講話、念詩、拳術、話劇及舞蹈劇等記念這位老友。博益、灣仔新華、灣仔城邦，俱往矣！然而大家都記得青文。

宋神宗年間，詞人柳永有情義，曲詞深入歌台舞榭，里巷皆聞，生前不善營謀，潦倒而終，死後卻有歌姬往墳前憑弔。明人馮夢龍《喻世明言》有〈眾名姬春風弔柳七〉記其事。羅君雖無柳永之才，也略輸情義，但他死守青文之志，卻替文人成就了一番文采風華。春日弔之，正其宜也。

[陳雲 不求富貴，追尋究竟真實]

身在福中

天天都是書展
文章日期：2008年8月3日
【明報專訊】書展勝利閉幕，埋單計數，旺丁旺財，入場人數破了紀錄，收錢簽名做到手軟。評論大讚貿發局 市場策略了得，把書展塑造成一個人人必到的香港節目，也吸引了內地台灣愛書人慕名趕至，成了地區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
在次文化堂的書攤站了兩個下午，沒有認真逛過書展。第二天，還有點時間，打算在會場走一圈，看有什麼新書可買，但見人潮如湧，幾乎動彈不得，要用手撥開前面的人堆，才可逐步前進。
這種年宵花市的售賣方式，成了港人習慣，不是大群人，不是一窩蜂，根本沒有睇頭，聚不了人氣，銷情必然慘淡。搞一次書展，成本太高，要盡力拼搏，才不至血本無歸。因此，書展必須營造趁墟的氣氛，鼓吹「唔買就執輸」的本能反應，一定要製造話題，才可以催谷銷情。
我一向怕人多，也討厭熱鬧。看書，我需要寧靜環境、私人空間。很難想像，可以在一個人挨人，嗅到對方汗味和口氣的墟市中，挑到一本合適的書，在背貼背面對面的情下，閒適地，捧心愛的書，擠在那裏，若無其事又暢快地閱讀起來。
因此，逛書展，需要足夠的體力和耐性，喜歡趁熱鬧，鍾意在人多擠迫裏尋寶，這都應該是年輕人的玩意，不是我的那杯茶。在會場裏走不到兩個街口，碰迎面湧至的人群，心跳加速，手心冒汗，決定放棄，只好退回那豆腐潤書攤，繼續賣書。
讀書，雖未至要沐浴更衣，焚香禱告，總要有點時間和閒情，來去匆匆，總不能一看書名，讀不到幾頁就掏錢購買。而且寒舍空間狹小，早已書濫成災，書多為患，買回家看也不看，束之高閣，浪費人家的心血，白花自己金錢，也因為佔了太多家居空間，令家人抱怨。
買書和讀書都是很個人的事，比起書展，我寧願行書局，無論是台灣誠品，還是旺角二樓，都各有韻味。誠品空間開闊，燈光調和，比在家還好，或站或坐，多久，都不會有累的感覺。旺角二樓，麻雀雖小，到訪的都是愛書人，有一種真正的讀書氛圍，書種經過挑選，店員也是識書之人，比較容易找到想要的書。對愛書人來說，天天都可以是書展，不一定要趁書墟趕熱鬧。
[吳志森 http://samngx.blogspot.com]

馬家輝：孫中山有沒有放棄美國護照？

K,
午后，和肥仔聊天，從錢鋼老師的《留美幼童》一書，聊到我們自己的家族史。
MA告訴肥仔，你的太外公是庚子賠款生，當年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學鐵路橋梁，回國后，參與了滬寧機務段的建設和管理，他就是相信實業報國的那一批CBA。他們當年，如何選拔，怎樣出去，讀什么學校什么學科，都得益于留美幼童中回到大清朝的擔任外務部主事的唐國安。
肥仔說：啊，就是師夷長技以制夷。
呵呵，在這個物欲人欲橫流的社會，如果失去了本心，成人世界對事物的理解，有時甚至還不如一個中學生。
“英雄莫問出處”，但愿肥仔這一代，真的明白什么是“江湖”了。

上午，海南省委組織部開了個座談會，關于人才話題。要求媒體配合宣傳海南的人才戰略。列出一串四十來個各種博士、長、家，很煩人。人民日報老馬哥發難：什么是人才？如果按照唯學歷、唯職稱的邏輯論英雄，比爾蓋茨在中國是找不著工作的。難道只有千里馬是馬？百里馬、十里馬就不是“馬”？

港臺在高官層面論國籍，矯情的技術性蠻高，國內呢，直接就“看人不是人”了。最郁悶的是闖海的人們，咋來了一、二十年倒不算“人才”，還是外來的和尚好念經？
看海南未來五年的人才計劃，覺得最好的一點是：省重點中學一年招收五十個少數民族地區優秀學生讀高中，書費、學費、雜費、住宿費全免。

小女子曾經走遍這個海島，在山區許多的孩子連小學都讀不完，高中畢業就是秀才了。幫這樣一個人，不只是幫一個家，可能就是幫了一群人。或許，這是文化差異大的地區，幫助土著認識世界的好法子吧。

孫中山有沒有放棄美國護照？
／文﹕馬家輝
文章日期：2008年6月17日

【明報專訊】特區政壇因副局長的國籍問題吵了半天，事有湊巧，台灣政壇亦不斷就行政院高官、立法委員、地方市長等人的綠卡問題喧鬧炒作，這邊廂在抓「港奸」，那邊廂在罵「台奸」，奸奸相連，惶惶相鬥，看在發出護照和綠卡的英美加等國眼裏，實在不成體統。

在福爾摩莎政客吵鬧之際，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李筱峰寫了一段報紙專欄，點出一段有趣的史實﹕孫中山亦是美國公民。

李筱峰是這樣說的﹕

「一九八一年喬治亞大學的Thomas W. Ganschow教授研究，證實孫文是正式擁有美國國籍的美國公民。這些資料都可以在美國國家檔案局（National Archives）查得到。孫文是以出生在夏威夷為理由取得美國國籍，時間在一九○四年三月十四日。孫文在申請美國公民的申請表中填寫他是一八七○年十一月廿四日出生於夏威夷歐胡島上的Waimano。當然這是在欺騙美國政府，因為孫文的真正出生地是中國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孫文取得美國國籍之後不久（一九○四年四月七日），從夏威夷前往舊金山時，引起美國移民局官員的懷疑，結果被扣留在港口的拘留所內接受調查，展開一場美國國籍保衛戰的官司。在官司進行中，孫文聘請律師，並找了親友作證（其實是作偽證），證明他『確實』出生在夏威夷。這場官司最後孫文勝訴，保住了他的美國國籍。」
正如李筱峰所指，這樁咸豐年舊事絕非什麼新鮮辣聞，華洋史學家皆曾就此作過文章，其中又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唐德剛教授的描述最為貼切與風趣，值得引述再讀。

唐德剛教授曾經撰文指出，青少年時期的孫中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華僑青年』，甚至如粵人俗語所說的『金山仔』」，這類年輕人，英語了得，頭腦靈活，對祖國有極深的感情，但並非像老一輩華僑般希望大清皇帝多爭點氣，為我等天朝棄民出口烏氣，而是立志「驅除韃虜，創立以美國模式為張本的『共和國』和『合眾政府』，乃至新的社會、新的宗教和新的道德標準」。孫中山乃此等CBA（China-Born Americans）中的表表者。
可是，孫中山雖然打從年少已經留學美國，但成為法律承認的CBA倒另有波折，用唐教授的筆法說就是﹕

「孫公於十三歲時（光緒五年，1879年）隨母就兄，遷居檀香山。那時的夏威夷是美國殖民地，按美國憲法，凡是土生的夏威夷人，也統統成為『美國公民』了。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並不是在夏威夷出生的，但是他卻說了一口夏威夷腔的英語，因而撒了個謊，自稱出生夏威夷，也就取得了美國公民權，領用美國護照了。」然而撒一個謊仍然不夠，為求順利入籍，革命家孫中山被迫一撒再撒，如唐德剛所述﹕

「當孫中山先生於1904年在三藩市初持檀島出生紙入境時，如狼似虎的美國海關檢查員對他發生了懷疑（另說是保皇黨告密），乃把他拘留於『木屋』，所幸年前中山已入『洪幫』，有『致公堂』堂籍，乃由該堂出美金五百元保釋候審，並僱請律師向華府申訴。這場官司，美國移民局居然打輸了，中山乃得以美國公民身分重入國境。」
洪幫堂口如何「申訴」？那就是如李筱峰文內所指，「找親友作偽證」了。 有此一「證」，其後革命成功而出任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再變身而成「國父」的孫中山，乃做了法律意義下的「美國人」。奔走革命的護身符

是的，孫中山拿美國護照，是「美國人」，就職總統後，亦未聞其宣布放棄美國籍和退還護照，其所謂「美國公民」身分，純屬奔走革命的護身符，不可能涉及什麼「對中國不夠效忠」或「對中國不夠承擔」之類的鬼問題。他自己明白，中國人也明白，美國人更明白，因為，這是時勢使然、時勢所需、時勢所誘，在大革命的大時代裏，不會有蠢蛋對於國籍護照斤斤計較。

但，是的，時勢終究不一樣了，「國父」擁有外國護照甚至曾經發假誓甚至曾經作假證，絕不表示今天的台灣和香港政治人物就可以照辦煮碗。該遵守的法律規限就該遵守，該符合的政治期待就該符合，可是政客們同樣應該明白，台灣和香港先後經歷過殖民統治和白色恐怖，那亦是一種非常獨特的歷史時勢，如今的所謂護照爭議亦大多只是這種時勢的殘留困局，最重要的是掌握機會把合理的從政國籍規範建立起來，而不是藉護照爭議窮追猛打、無限上綱，動輒投擲人格侮辱，徹底踩踐政治對手的忠誠與承擔。如果違反法律規限和政治期待是一種錯誤，胡亂替政治對手戴上「港奸」或「台奸」的帽子亦不可能算是正確，搞政治的人，尤其搞民主政治的人，立論發言總應該公道一些，否則跟凡事罔顧港人利益、只以北京意志為意志的政治對手有何兩樣？

在福爾摩莎，政黨惡鬥已成慣例，別說是護照問題，即連穿衣打扮之類的芝麻小事亦可被用作人格侮辱的藉口理由。但在香港特區，普選制度未見蹤影，假如此時先讓政黨惡鬥成為陋習，甚至動不動就牽扯到「效忠」和「承擔」之類似有若無的形而上爭拗，日後即使有了民主，實質作用亦必大打折扣。

而且，退一百步說，在曾被英國殖民百年的香港特區濫談「效忠」和「承擔」，難免有點突兀和不倫不類，因為我們的行政首長仍然光榮萬分地自稱「英國爵士」、我們的議員仍大多在名片上掛有「太平紳士」頭銜、我們的尊貴大律師都曾是「皇室御用」、我們的高官和政客有許多更曾聲嘶力竭地替數百萬香港人爭取居英權和英國公民身分……對於中國，我們向來有「港式效忠」和「港式承擔」，而此等效忠和承擔，絕非區區一本或兩本或三本外國護照所能框限，如同當年的美國護照框限不了我們的廣東佬「國父」對於祖國的忠誠獻身。

是的，時勢是不一樣了，但有時候是進步開放了，有時候卻是退步封閉了。別忘了連滿清政府亦曾重用替英國殖民者賣命廿年的伍廷芳。第八任港督軒尼詩於19世紀末委任伍廷芳做太平紳士、做立法局議員，甚至幾乎做了署理律政司，華人之首，以華制華，站在「反殖」的角度看，那其實是不折不扣的「漢奸」了。可是，李鴻章沒有嫌棄他、袁世凱沒有嫌棄他、孫中山沒有嫌棄他，所以伍廷芳終能棄港北上，發揮大才，替中國人辦洋務、理律政、拓外交、管財源。

伍廷芳以「第一代港英餘孽」的身分替中國人爭了光，想想這段歷史，我們才明白什麼叫做中國人的大氣魄，也就更懷念李瑞環所說過的「紫砂茶壺內的茶垢」比喻了。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鄭培凱談朱熹“舊學新知”

我在此．南山筆談﹕舊學新知
文章日期：2008年5月10日
【明報專訊】「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這副對聯是朱熹對學問鑽研的看法。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門口，作為門楹的替代，就掛這副對聯，是由書畫家、大收藏家王季遷親筆題寫的。王先生題寫這副對聯的時候，已經九十二，擘窠大字寫的虎虎生風，頗有些顏真卿的底蘊。中國文化中心成立之時，設計了新的辦公區，佈置的古色古香，先是有了饒宗頤先生題匾，還缺門口的楹聯，恰好王季遷先生來港，我便請他惠賜墨寶，以光門面。他很客氣，堅持說要依我的意思寫，我說寫朱熹的詩句好嗎，老先生很高興，兩天後就倩人送來了這副對聯。
朱熹這兩句詩背後，有個寓意深遠的故事，常被儒家學者引述，作為探討學術的南針。故事講南宋兩位大儒陸九淵（1139-1193）與朱熹（1130-1200），在淳熙二年（1175）經呂祖謙的安排，共赴江西鉛山鵝湖寺論道。陸九淵主張「本心即理」，是心學一派的提倡者；朱熹則強調「格物窮理」，算是理學正宗。兩人的思路不同，對儒學證道成聖採取的路徑不同，一個說尊德性為先，一個說道問學為上，論辯不休，誰也說服不了誰。到了最後，論辯者各執一詞，雖然不至於「雞同鴨講」，卻造成了思想的對壘，斷絕了溝通的渠道。陸九淵當時寫了首七律，末尾四句是：「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批評朱熹的研究方法支離破碎，學問追求的方向不明確，隨波浮沉，不如先立定學做聖賢的本心，真理在手，是非自明。 朱熹是個大學問家，當然不滿意只講「簡易功夫」的為學方法，不過當時並未應答。三年之後，朱熹才寫了和詩，顯然是經過了長期思考，可說是處心積慮之後的回應：「德義風流宿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蔾杖出寒谷，又枉藍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朱熹的意思很明確，頸聯也可以讀作「商量舊學加邃密，培養新知轉深沉」。堅持自己「道問學」的學術道路，對學術傳統要尊重，要仔細商榷，加深研究。還要培養自己的學術胸襟，對新發現的知識要深入探索，開拓新的知識領域。朱熹這兩句詩一直受到歷代學者的稱頌，認為其中包含了學問之道，而且言簡意賅，意義深遠。回顧朱熹與陸九淵生活的南宋，學問的正途是義理之學，終極目標是聖賢之道。朱熹和陸九淵的論辯，是「博」與「約」之爭，關鍵在如何達到聖賢之道，是道德哲學與人生意義層次的探究。放到當今，可算是人文社會範疇的討論，不過其中還涉及做人的道理，卻是古今中外每一個人都得思考的問題。到了二十一世紀，學問的領域大為拓展，理、工、法、商、醫、農、軍事、環保都成了獨立的學門，那麼，朱熹所說的「舊學」「新知」學問之道，是否還有意義呢？我想，一切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都會說，當然有意義，「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具有知識探求的普遍意義，不止是人文學門的方法論，而是一切學門進行學術研究的圭臬。
[鄭培凱 學者．詩人．著有《真理愈辯愈昏》等]

a link.陳曉明：開放的中國人

鄭培凱教授“反智”

K,
一日深夜，和MAYBOY冒雨去看刪潔版《色，戒》，看得一頭霧水，覺得李安真是好可憐。花了那樣大的心力，試圖從人性最深處挖些誰也不敢無視的寶貝出來，差點把自己給弄病了，最終也哭了。可是，進了內地，“剪刀手”真是厲害極了，或許應當說意識上的“剪刀手”，真的是假道學，剪到了人物的性格發展無法順利完成，誰也看不出為何會有虎與悵的關係來了。
李對戲劇情節、情緒擺布，看來是細膩極了，如此一剪，比如被“強暴”，不堪了。

好在，音樂似乎被無耳的“審片人”放過了。綠島的觀眾，很少有人知道片尾曲，是導演完成整個戲情後，壓抑情緒的釋放，小女子成了唯一靜坐聽完那凄婉小提琴的人。聽著，聽著，就見字幕上滾動出導演特別鳴謝名單：鄭培凱教授赫然排在第一位吶，之后還有張信剛校長。

那字幕，長之又長，可能所有有份接觸過工作的人們，無一例外，顯出了李安導演周到的禮數。這叫“修養”吧，很古人。

同樣古人如鄭培凱教授，大約很難明白如今內地語境里的兩張皮，從巨到細，怎一個“假”字了得。有敢于指出皇帝新裝者，一律“斬”，零分。

叫來肥仔看，小子咧嘴笑笑。他笑什么吶？

出題寫題，都是弱智？這事兒，也算是公案吧，說不清楚。

潔版《色，戒》國內首映
2007年11月4日
【明報專訊】先幾日《色，戒》終於返到佢的靈感源頭地，在上海影城舉行國內首映。套用李安的話，係返到故事的故鄉，用湯唯的話，就係返到屋企(在首映禮上佢話自己自杭州，同上海係一區，特別有親切感喎)。首映似乎招待好多拍攝時曾幫手的人，所以現場所聽，好多都話係：我邊個親朋又在戲入面做乜做物。

咁對電影尺度講，又代表乜？一早就知呢個國內版係潔版，果真如此。好笑的只係，明知所謂「無睇」，有觀眾仍係要睇，並且睇完後又照鬧無睇！刪的鏡頭，主要係殺錢嘉樂角色時的暴力血腥(插一刀流些少血之後就cut去湯唯跑落街)，同埋當然係幾場戲。

不過有個「進步」，就係個結局無變，依然係刺殺易先生的學生赴刑場，易先生坐邊好傷感。呢個結局有乜特別？香港人可能經驗唔同，無感覺。不過國內歷來對於漢奸或黑社會題材，都一定要壞人有惡報。就算導演無拍到或無交代的結局，有時都會用黑底白字字幕卡去交代，話個壞人後來都無乜好結果。但係呢次就無咁唐突的插卡出現。係咪人類一大進步先？
作文零分
文章日期：2007年11月3日
【明報專訊】今年夏天高考結束之後，我看到各省的作文題目，曾寫過一篇《高考作文》，列出一些別出心裁的考題。近來看到傳媒報道，登載一些得了零分的文章，十分有趣，不免要引錄下來，與大家共享，「奇文共欣賞，疑意相與析」。
江蘇省的考題是《懷想天空：我們頭上的燦爛星空》，妙文如下：「誰出的題啊？現在的星空還燦爛嗎？怎麼不改成美麗的太湖水呢？這個比較有現實意義。作為一名高中生而言，對於這些小孩子才會感興趣的東西沒有激情。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翻白眼！閒話少說，還是要寫作文，現在來論證怎麼能夠看見頭上燦爛的星空：拿一大棒子，狠狠的打在頭上！」文字充滿了揶揄與反諷，「美麗的太湖水」指的是太湖爆發的藍藻公害。通篇政治不正確，有「犯上作亂」之嫌，大概是得零分的原因。
安徽考題《提籃春光看媽媽》，有學生這寫：「提籃春光看媽媽？第一眼，以為老眼昏花，沒有想到還居然就是這個題目。關於這個內容，該怎麼寫呢？ 首先，用竹籃子怎麼裝春光呢？沒有聽說過竹籃子打水一場空嗎？水尚且如此，何光乎？看媽媽為什麼要提籃春光呢？為什麼不提什麼腦白金啊、黃金搭檔呢？再次，媽媽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一籃春光能夠代表我們的愛嗎？本人認為題目還不如改成《燭光裏的媽媽》還要好得多——寫在前面的話，忽然間省悟，出這個題的人可能是周星星同學，還不如改成論證人是人他媽生，妖是妖他媽生的！」又是一個「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壞蛋，不懂得尊師重道，零分。
浙江考題《行走在消逝中》，也有妙文：「先一看這個題目，我就覺得這個題目有問題。行走在消逝中？怎麼可能。行走和消逝，那個誰誰誰，站出來走給我看！魯迅說過：這裏有一棵棗樹，那裏也有棵棗樹，說孔乙己大概或許已經死了，那是魯迅，是大家，人家那可是高深的手法。在這裏我不是鄙視什麼什麼老師，只是想說明一個問題，做學問要非常的認真的，不要把學問當兒戲。我們為了這次高考可是下了好多的工夫了，你們這樣草率，簡直對不起我們的父母。等，我的私人律師待會會給你們打電話！ 」這學生還讀過魯迅，還會引證魯迅的文字來論辯，也不錯了。作文滿分好像是六十分，給個三五分算了，何必跟小孩子鬥氣呢。今年開始，中學語文課本改編，撤了魯迅的文章，代之以金庸的《雪山飛狐》。以後的學生就不會這客氣了，要論辯，先給你一招「大漠刀光」，給零分，再一招「雪山劍影」。
我寫的《高考作文》，結尾是：「浙江的題目是《行走在消逝中》，愈想愈讓人糊塗，也不知是考生在消逝中，還是高考在消逝中，反正早早晚晚，萬物都在消逝中。」看來，我若參加高考，作文也是零分。[鄭培凱 學者．詩人．著有《真理愈辯愈昏》等]

馬家輝。一起讀《色，戒》。(ALL)

一起讀《色，戒》之一：別低估張愛玲
馬家輝
文章日期：2007年9月24日
【明報專訊】小說《色，戒》裏有胡蘭成和張愛玲的關係影子？
這種猜測，未免太小看張小姐了吧？
提出這種猜測的人，主要基於兩項判斷。一是小說裏提及一些關乎特務工作的故事情節，張愛玲只是一介平民，若非其「漢奸」丈夫暗暗放料，焉能得知？二是王佳芝對易先生有愛，為了這愛，不惜背叛大義，正如現實裏的才女張愛玲為了愛情而擁抱「漢奸」。
兩項判斷其實都難成立。
四十年代的上海和南京，特務橫行，血腥滿天，「七十六號」特務總部令人聞風膽喪，暗殺、綁票、襲擊，種種暴行無日無之，箇中細節早已成為街頭巷里的恐怖話題，甚至連報紙亦有文章公開談論，當時許多新聞輿論皆仍偏幫重慶的蔣政權，否則不會常有報人慘遭殺害。
張愛玲是勤讀書報的人，亦對坊間流言觸覺敏銳，她是既精緻也世俗的上海女人，又以創作為業，於她，《色，戒》裏的特務想像只是非常小兒科的書寫鋪排，哪須枕邊人提供什麼內線消息？
至於所謂在小說裏貫注了對胡蘭成的愛戀，更是低估了張愛玲的謹慎個性。
是的，《色，戒》談的是愛以及愛恨交纏，但張氏作品有哪一篇談的不是愛和愛恨交纏呢？怎可以因為男主角是跟胡蘭成一樣的「漢奸」，便說她以自身感情為創作打底？剛相反，我懷疑以張愛玲的謹慎甚至過度謹慎，在創作過程裏，她不可能不處處提防別人的無謂聯想，因而刻意把一些「如有雷同」的描述或人物刪掉、減掉、過濾掉；若真從《色，戒》去看張愛玲和胡蘭成之間的情感關係，我們應該用「減法」，而不是「加法」。
張愛玲是專業作家，讀報知悉丁默與鄭蘋如的曲折故事，很難按捺將之改編為小說的創作衝動。她不會因為自己曾經嫁給一個「漢奸」丈夫而避嫌、而放棄這個好題材，但她極可能曾花一些心思減低被對號入座的機會。只可惜，難如人願，小說終究被無限上綱為「美化漢奸」，甚至被扯到她的個人情愛之上。
嘴在人臉上，筆在人手上，除了略寫《羊毛出在羊身上》自辯，張愛玲也實在無能為力了。
（一起讀《色，戒》‧一）[馬家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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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讀《色，戒》之二：不是鄭蘋如
文章日期：2007年9月25日
【明報專訊】不少人把《色，戒》裏的王佳芝視為現實中的鄭蘋如，但觀乎人物背景，完全不像，倒是易先生與丁默之間確有雷同。
這點參差，早已為張愛玲最信任的朋友宋淇先生所明確指出。
廿四年前，宋淇在九龍一間酒店接受台灣作家水晶訪問，笑道，「《色，戒》的故事其實是我的故事」。水晶其後撰文引述宋先生的清楚表白﹕
「那幾個學生所做的，就是我們燕京的一批同學在北京幹的事情。那時候燕京有些大學生、中學生，愛國愛得不得了，自己組織一個單位，也沒有經驗，就分配工作……其中一個是孫連仲的兒子孫湘德，他是一個頭子，在天津北京匡匡匡一連開槍打死了好幾個漢奸，各方面一查之下，什麼也不是；軍統也不是，中統也不是，都不知是誰搞的？後來，就有人不知道怎麼搭上戴笠軍統的線，就拿這些人組織起來。一旦組織起來就讓反間諜知道了，於是有幾個人被逮去了。其中有個開灤煤礦的買辦，姓魏的，有兩個孿生的女兒，很漂亮，是我在燕京的學生，上面一看，也不像，就給放了出來。故事到了張愛玲手裏，她把地點一搬，連上汪精衛、曾仲鳴等歷史事件，那就完全是她自己臆造的了。姓易的看來是丁默。」
近有許多文章翻出許多材料討論《色，戒》的人物原型，捕風捉影，穿鑿附會，不知何故，倒是水晶這段訪談被忽略了，只有符立中先生寫了一篇短文章提及。張愛玲是專業作家，從聽來的故事裏抽取出血肉，從讀來的新聞中勾勒出框架，然後，像烹調金華臘腸一樣，把血肉貫注入框架裏面，製造出一篇好小說。
把《色，戒》和現實情節串連在一起攀附討論的人，主要是歷史學家或文學史家之類的嚴肅學者，終究不是有深厚創作經驗的文學家，故難理解張姑娘的確切心境。吃創作這口飯，抓住了一點點啟發即可引爆靈感，像孫悟空，踩一團雲彩即可日飛千里；這是創作人的本領，更是創作人的快樂。
拋開歷史辯論不談，透過《色，戒》，張愛玲其實向我們示範了文學之路應該如何走得精彩。
（一起讀《色，戒》‧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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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讀《色，戒》之三：誰捱張愛玲罵？
文章日期：2007年9月26日
【明報專訊】跟魯迅相反，張愛玲極少在文章裏點名人，充其量只是冷嘲半句、熱諷一行，就此打住，點到即止，懶得嚕蘇。
但《色，戒》不太一樣，上世紀七十年代讀完一位筆名叫做「域外人」的批評文章，張愛玲急急執筆詳細反駁，而據宋以朗先生所收藏的張氏手稿顯示，在發表以前，她還曾一改再改，唯恐反駁得不夠具體、不夠力量。
張愛玲的「氣」，不可謂不急不盛。
理由當然不難理解。
在共產中國生活了幾個年頭，「文學貴族」張愛玲想必受盡了委屈與冤氣，她對所謂工農兵政權之厭棄，不問可知。這是政治取態。而在私人生活上，如本欄日前所述，張愛玲是性格堅毅之女子，跟胡蘭成分手後，對昔日關係絕口不提，連寫《色，戒》亦刻意避開任何足供把她對號入座的角色或場景，一刀兩斷，乾淨利落，絕不含糊。
域外人的文章偏偏就就兩點落筆進攻，一來直接批判她「歌頌漢奸」，認為小說讀來「令人毛骨悚然」，二來間接替她頂上紅帽子，抓住小說那句「不吃辣的怎麼胡得出辣子？」，指認「辣椒是紅色的，吃辣就是吃血的意思，這是很明顯的譬喻」。兩招齊發，欲把張愛玲的文字釘死在「親共賣國」的版圖上。
於是，張姑娘火了，坐下來，提起筆，寫了三千多字，直斥域外人「通篇穿鑿附會」、「任意割裂原文」、「看書不夠細心」、「低估讀者的理解力」等等。如此露骨的詞，在張氏文字裏，實屬罕見，域外人何幸，用一篇爛文章把自己跟張愛玲全集拉上了關係，真是「錯有錯」、「惡有好報」。
域外人本身其實亦是好作家。這已是公開的秘密：作者乃張系國，留美學人，匹茲堡大學教授，曾寫《遊子魂》、《棋王》、《星塵組曲》等上等科幻作品，大學時代寫過舞台劇《孔子之死》，還因嘲諷孔夫子而被國民黨警官找了麻煩。他亂評《色，戒》，可能只是出於誤導和保守，不一定有心栽贓陷害張愛玲，但不小心戮中了對方的兩大罩門，張小姐唯有挺胸之。
正如魯迅的禿頭阿Ｑ不准別人提個「光」字，誰把張愛玲跟漢奸二字扯上關係，誰就注定捱了。（一起讀《色，戒》‧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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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讀《色，戒》之四：難道是卡地亞？
文章日期：2007年9月27日
【明報專訊】李安拍《色，戒》做足了考證工夫，宏觀如舊建築的一磚一瓦，微觀如女主角腋下的濃密毛髮，無不盡量鋪排得原汁原味，務把觀眾帶回七十年前的老上海。
這便令我對於某些一閃即逝的鏡頭，即使隱有懷疑，亦不敢發問；李安的考證團隊如此專業，不會有錯，如覺有錯，想必只是我的胡思亂想。
例如開場一幕，四個女人在打麻將，人在上海，大概打的必是上海麻將吧，而依據我的模糊印象，上海人愛打「心皇」，即每人在心裏有一隻無形的百搭牌，任意變化，因此，每門玩家手裏只須攤持十二隻麻將，非如廣東人有十三隻或台灣人有十六隻。
但在電影裏，我看見的卻是一列列的麻將長蛇陣，來不及細數，乍看應似台灣打法，不像我小時候見過的上海牌局。於是，只好想，可能是我看漏了眼，亦可能上海人不止有一種麻將打法，而特工們的官太太，最喜歡打的正是戲裏這種。
另一個令我暗生懷疑的鏡頭是戲末，易先生的辦公室內，牆上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旁邊平排另掛了一面小小的黃色三角旗，這正是汪精衛政權的特別做法，是日本人要求的。日本鬼子認為，重慶政權也掛青天白日旗，南京政府必須加掛小黃旗以示區別，汪精衛反對無效，只好照辦，但阿Ｑ地堅持把小黃旗的位置掛得稍低，略分先後主次。
李安的美術指導沒忘記小黃旗，確夠用心，可是小黃旗跟青天白日旗同位並列，卻似有點不符史實。又或許，又是我看錯了，又或許，當時的小黃旗擺放位置很有彈性，可高可低，不一定只有一種掛法。
然而，最最令我狐疑的是珠寶店內那個小盒子。易先生陪王佳芝往取戒指，店主拿出一個紅色小盒，上有細金邊，我看，感覺眼熟，咦，奇了，怎麼這麼似卡地亞的珠寶盒？真的似，不信你自己去連卡佛看看。
日前讀台灣報紙得知，戲裏那隻戒指確由卡地亞所製，價值五萬港幣。會否有人一時疏懶，把原型戒指盒拍到鏡頭之下？
我猜應該不會，卻仍禁不住有此問號。權且把問號寄存在腦海，等到《色，戒》推出了DVD，買回家，逐格重看，再來驗證；這是雞蛋裏挑骨頭，純粹好玩。
（一起讀《色，戒》‧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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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讀《色，戒》之五：汪精衛的外遇
文章日期：2007年9月28日
【明報專訊】李安哭了， 因為他說自己最在意台灣觀眾的反應，《色，戒》在台深獲好評，他感動了，也放心了，兩年來的壓力透過兩行淚水抒發出來，替這齣好戲增添了一個動人的註腳。

可惜電影沒拍汪精衛，否則，李安的造型最適合飾演汪精衛。

汪精衛是民國美男子，胡適說過，「如果汪精衛是女人，我也會心動」，可見其神。 但踏入中年的汪精衛，臉龐鬆垮了，眼袋浮現了，像包括毛澤東在內的許許多多的中國男人，變得有幾分似大嬸了，很難再配一個「美」字。

然而沉穩與優雅仍在，安安靜靜地，一雙眼睛凝視攝影鏡頭，王朝盛衰，革命成敗，兩個眼袋彷彿承滿百年國運的沉重擔石，我們可以想像，曾有許多個晚上躺在上，煩惱得睡不覺，陳璧君抱他的頭，撫摸他的亂髮，安慰他道﹕ 「四哥，睡吧，別想這麼多了，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後人自會明白你的苦衷。」

「四哥」把頭枕在她的胸前，流淚，但咬唇不敢嚎啕大哭，因為擔心日本人在房內裝設了偷聽器。

李安如果把頭髮駁得比較濃密，拍張側臉照片，我寫包單，保證有八成似汪精衛；至於口才，或許稍遜，畢竟一個是藝術家，另一個是政治家。

汪精衛的口才絕佳，連孫中山的革命兄弟胡漢民亦曾讚嘆，「出詞動氣容貌，聽者任其擒縱，余二十年未見有工演說過於精衛者」，他在馬來西亞演講，富僑之女陳璧君聽後立即變成超級粉絲，死追爛跟，陪他革命，終於做了汪夫人。

若拍電影，誰演中年後的陳璧君？

李司棋應該勝任。湯家驊的偶像汪精衛非常懼內，陳璧君幾乎成為汪政權的另一個「權力核心」，觀乎李司棋在《溏心風暴》裏的演出，加上橫眉怒目的造型，頗有神似之處。

假如拍戲拍全套，不妨找劉嘉玲扮演汪精衛的紅顏知己方君瑛。方君瑛乃汪精衛的好友之妹，兩人詩來信往，有過一段甜密歲月。但陳璧君某天登門踢竇，對她狂加羞辱，汪精衛竟然替她說話，陳璧君更氣，大罵﹕「你不愛我，我就了你！你不要做人，我幹嘛還要做人！」

當夜，方君瑛懸樑自殺，替大時代的悲劇留下了另一段哀怨。

（一起讀《色，戒》‧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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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城電車
文章日期：2007年9月29日
【明報專訊】起初聽聞李安籌拍《色，戒》，非常期待看他如何拍出香港，因為張愛玲的原著寫及這個城市，墨不多，卻仍談到電車、談到大學、談到此城之人心涼薄與政治冷感，足讓李安借題發揮。

他的《斷背山》拍出了美國南部的沉靜風光，若拍香港，想必另有一番流金歲月的戀戀風情。

李安果然用心處理原著裏的香港片段，尤其善男子善女子夜搭電車那場，電車是新造的，仿古仿真，務求歷史重現，而效果出來亦算不弱，觀眾似可隔銀幕隱隱感受到上層車廂內的晚風微涼。

然而，終究是在香港長大，終究有一段很長的日子每天搭電車上課下課，所以我應有資格稍稍挑剔，也應有條件稍稍「嫌棄」電影裏的電車速度走得太快，而且，也走得太穩了，夜城裏，一列電車竟像一條隨波逐流的小船不斷往前滑溜行走，欠缺了搖搖晃晃的浪漫氣氛。

不是的，我記憶裏的舊式電車沒理由行駛得這麼快這麼穩。夜是靜的，雖然靜夜無人，電車的行駛方式卻沒理由改變，她總是緩慢的，行走得不太順暢，有幾分似女人穿了木屣走路，扭擺下腰，足下亦是咯咯有聲，展現一種自信卻仍低調的姿勢。坐在車廂裏，電車左搖一下、右盪一回，召喚每個人的嬰兒潛意識，彷彿橫躺於母親懷抱，享受一種很獨特的舒適的安全感。

此之所以，看電影《色，戒》至電車一段，心底難免湧起絲絲忐忑，直想往銀幕上高喊，駛慢一點吧，能不能請你把電車的行進速度調慢一點，好讓我重溫那晃蕩有時的童年記憶：天地寬，歲月長，特別是在國難面前，一列行駛得太急的夜車畢竟跟時代氣氛有點不太搭調。

電車路軌是香港集體記憶的螺旋DNA，戰爭夢碎，和平夢醒，日日夜夜的生生死死都被鋪於地上的兩條紋路見證，在張愛玲來此以前，在張愛玲來此以後，它們一直在這裏，沉默地在領悟這個城市的啟示。小說《色，戒》替電車留下了影子，電影《色，戒》卻替電車調校了速度，這不知道應算是電車的快樂，抑或遺憾？

（一起讀《色，戒》‧六）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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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只是人
文章日期：2007年9月30日

【明報專訊】李安講話不多，說話速度也是緩慢的，但總是話裏有話，也有幽默感，充滿機智。

要注意：唯有心地善良的人，才配被稱為「機智」。這樣的人，說話總是小心翼翼，唯恐失言而傷害了別人。他不是不願得罪人，他只是不想傷了人；兩者之間，敏感的人都知道是有分別的。欠缺善良，口才再好，再有幽默感，再有小聰明，通常亦只被會視為「奸詐」、「陰邪」或「刻薄」之類。

人間其實頗公平，你是什麼人，別人就會把你當作什麼人來看待論斷。
* * *

《斷背山》上映時，主持過一個交流會，在台上，我煞有介事地請李安解釋一下，為什麼他說「每個人在心中都有一個斷背山」。
他眨一下眼睛，促狹地笑道，這其實是一句很好用的套語，好像說了一些什麼，但也好像什麼都沒說；《臥虎藏龍》上映時，他就說「每個人在心中都有一把青暝劍」，也說過「每個人在心中都有一個玉嬌龍」；《綠巨人》上映時，他又說「每個人在心中都有一個綠巨人」，這到底是什麼意思，任由大家發揮想像力。

這回，《色，戒》上映了，不知道李安會不會再說一遍：每個人在心中都有一個王佳芝？

* * *

或許真的是。誰不喜歡王佳芝呢？又是純情愛國的大學生，代表了好心地的一面；卻又是上能「屈」能「伸」的性愛高手，眼波含春，笑容吹柳，像在男人心頭爬行的螞蟻，感受得了但捉牠不；而更重要的是，她敢作敢當，參與暗殺，是勇敢俠骨，臨場放水，是迴腸柔情……這樣的女人，不容易令人感到厭倦，愛她，永遠刺激新鮮。

倒過來呢？在女人心裏，會不會都有一個易先生？奸，邪，狠，但也愛得投入認真，至少，對女人是大方體貼的，在家裏陪妻子打麻將，在外面陪情人買鑽戒，而在上，施盡渾身解數，能做的動作都做出來了，彷彿天長地久，等待的，就只是幾秒鐘的難忘高潮。

他用泄完再泄的精液來替大時代做悲劇見證。

大時代裏有好人也有壞人。更真實的說法是，每個人都可以很好也可以很壞，視乎碰見誰、對手是誰。每個人，都畢竟只是人。
（一起讀《色，戒》‧完）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識字﹕有群

我在此．識字﹕有群
文章日期：2007年9月27日
【明報專訊】我是個寫作三十多年東西的人，不論寫什麼，都是單幹一戶，自己負責；沒給人服過務，也不消配合他人工作。所以我偶而會揣想：我的性格一定因此而有重大的欠缺。但是當代傳奇劇坊即將推出的《水滸一○八》劇本編寫工作給了我一個學習與人共事，為群而作的機會。
水滸故事原本出自民間，藉由「宋江等三十六人」這麼一個原本並不特別出色的打劫集團，鋪張故事，增添枝節，到了得以著作者之名（如羅貫中、施耐庵等）而流傳的時代，又已歷經數百年。後代從事戲劇工作的人浸泡在梁山泊的煙雲水霧之中，也非常清楚地了解，我們只是眾多有效利用這故事梗概、以澆胸中塊壘的專業讀者之一。
梁山好漢一○八是個虛數，英雄畢集，搏情聚義，每有各方好漢前來投伙，總會排一回座次；一排座次，看來就壯大了一回這個群體的聲勢。故事愈近後段，愈是圍繞第一把交椅的繼承權打轉，報仇關乎此、征伐關乎此、統御關乎此，好像一群原先因純真質樸的義憤而成就的友誼蒙上了一層曖昧。這種帶些悲哀的曖昧常讓我想起「群龍無首」這個詞。
在《易經‧乾卦》裏，有「用九」一節，說：「見群龍，無首，吉。」此處和日後俗說的「群龍無首」意思非常不同。在《易經》裏，這話可以有兩個抽象的理解方式，一是指事物如龍拳盤（群字作『拳』解），不見其首，延周流，無終無始；另一個意思是指每一個人都能夠親切體會甚至體用「天道」的剛健，也就不需要倚賴任何單一個人的獨裁了。
一如圓桌武士的故事，《水滸傳》在英雄結義的高潮時刻，即有返盈入昃的遺憾，視之為天道路線的內在崩解也好、視之為權力轉移的終極衝突也好，總之，在不同回數、不同版本的水滸故事之中，我們都看到了一群人因群集而自然發生的悲劇。有趣的是中國人特別讚頌、推崇甚至反覆浸潤於這樣的悲劇之中，簡直不可自拔。這是為什麼梁山泊之地家喻戶曉，晁蓋宋江人人識得，說起生活中走投無路的處境，好像大家都知道梁山在哪裏，幹了什麼令人不能置信或接受的事，還有「替天行道」四字可以抵擋一陣。質言之：《水滸傳》提供了中國人一種「出群而又入群、離群而又合群」的漂移想像。在這種想像中人的終極價值被撼動了，人的選擇和內在衝突也變多了。
我在看演員們排練的時候，覺得可以順手來一點「機會教育」，便趁空問孩子們說：「看得懂他們這些人為什麼都要去梁山嗎？這裏面是有些微妙的心理狀態的。」他們一齊回頭，看我一眼，又同時別過頭去，將視線釘回舞台的中央那一群正在隨〈飲酒歌〉起舞的演員，完全不理會我的問題。
「但凡世間無仁義，人人心上有梁山」大概能夠解釋一點點我編寫這部戲時的心情。然而很令我意外地，我卻在與一同工作的劇場伙伴們商討劇情、以及觀賞演員排練的時候，感受到那個「群」字的震撼。處身在一群專業的戲劇工作者之間，體會到每一份專業、每一個角色、每一種行當，以器樂、以聲腔、以梳妝衣飾、以舞台燈光、以唱念作打的表演，摸索來到了自己的水滸。每個人行倥傯，形影蒼茫。不過我很興奮地感受到自己不是一個人在創作。
有群！
[張大春 台灣作家]

梁文道：本土一定是保守的嗎？

本土一定是保守的嗎？
／文﹕梁文道
文章日期：2007年9月27日
【明報專訊】回想97，曾有一波香港熱，市面湧現了大量以香港為題材的書籍、藝術品甚至電視劇，但這股熱潮轉眼即逝，接連沉寂了好幾年。直到2003年，從「香港核心價值」的討論，SARS疫潮和第一屆7．1大遊行開始，香港才又重新成為大家關注的主題。尤其是最近兩年，圍繞天星碼頭、皇后碼頭 與灣仔利東街的討論更把這第二輪的香港熱推向了高峰。表面看來，這兩次香港熱似乎很相似，都在大眾媒體間引起了一股懷舊訪古的情緒；可是再仔細深究，就會發現它們其實有很不一樣的內涵。其中一個關鍵的差異就是最近一輪的香港熱不只是場虛談，而且還是一連串的行動，這些行動更指向了香港定義的爭議﹕香港真的只有「中環價值」嗎？香港是否容不下自生自發的社區？誰又有權去書寫香港的歷史與集體記憶呢？
面對這樣的趨勢，有些害怕既得利益受到衝擊的人就要擔心以往的慣性路徑是否走不下去了，也有些知識分子懷疑新世代的香港定義不一定要比老的那一套更進步。
香港大學地理系的梁啟智先生在〈「定義香港」的危險〉（《明報》2007.9.24）一文所表達的，就是後面那一種疑慮。他以每逢中日足球賽就要群起喝倒采的內地憤青為例，說明「本土認同不一定是件值得慶賀的事」。他引述英國地理學家梅西（Doreen Massey）的說法，指出「如果一個地方的自我認同是建基於對環境改變的反作用力，依靠某些（想像中）的內在歷史而確立的話，這個認同是內向的，而不可能是進步的」。
誠然，本土認同和由此而來的本土主義實在不一定是件好事。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爆發的英國社區運動曾經被認為是場非常進步的運動，許多鄉鎮以建立社區博物館和保存古蹟文物的手段確立社區的本土認同，質疑現代化的發展力量，抗拒現代商業運作模式的入侵。可是這些日趨強烈的本土運動卻演變出一個又一個的封閉社團，拒絕一切改變，不只拒絕了大財團和政府的干擾，甚至也排斥了所有不見容於傳統價值的思潮、行為和族群，例如女性主義、同性愛以及外國移民。本土之狹，於此可見一斑。
從學理上講，本土認同的主張也備受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研究的批評。從這種角度來看，沒有一種身分是純粹的，任何一種關於地方、歷史及傳統的本質定義都是可疑甚至危險的。它有多危險？我們看看納綷就知道了，堅守來自德國南部的鄉土信念和一套純粹人種的學說，就會導致極端的暴政和對異己的屠戮。反過來，就算是被壓迫的人民也好不了多少。比如猶太復國主義者，由於長年活在被壓抑的結構之中，習慣了本質性的思考框架，一旦當道，他們也會複製敵人用來對付自己的模式，建立了以血統為主要標識的民族國家，打壓非我族類的巴勒斯坦人。
回到香港，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最近這一波重新定義香港的潮流，以及隨之崛起的香港本土主義，會不會也陷入上述的危機呢？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香港這座城市雖曰開放，實則有它封閉排外的一面。梁啟智先生提及的梅西教授曾經批評一些反對大型商場私有化了公共空間的人太過浪漫，忽略了所謂的公共空間其實也一直處於不斷的鬥爭之中，絕非大家平常所想的那麼中性。證之於香港，可以大會堂及愛丁堡廣場一帶為例。這片地方每逢假日，皆為菲籍女傭聚集取樂之處。結果就讓一些香港人很看不順眼了，到了一個地步，甚至有前市政局議員公然提議禁止菲傭使用大會堂的公共廁所。另一個更顯眼的例子，則是回歸以後的「居港權事件」，這件事完全暴露了港人過去20年來形成的「香港意識」之淺陋可怕。多年以來港人對內地同胞的偏見歧視，與那過度膨脹的自我感覺，徹底體現在當時一片「香港陸沉」的恐慌當中。如此看來，梁先生的憂慮似乎不無道理了。
不過，當我們再深入一點閱讀梁啟智先生的文章，卻又看不出他有任何具體的證據和推理去得出眼前的本土主義很危險的結論；相反地，他只是依循主流後現代/後殖民批評的慣性理路，單純地抗拒「任何本質化的定義」罷了。他認為﹕「香港主流的土地開發主義固然是霸道，卻不見得現時挑戰它的本土論述就更為開放。一篇又一篇的抗爭文宣告訴我們，露天市場必然地更有人情味，舊區小店才是『真正的香港』。文化界的朋友高呼舊區的消失等於香港被『消滅』，任何的商場都及不上街道的『港式風格』。這些說法雖然感人肺腑，邏輯上卻和《心繫家國》訴說毛筆書法就等於中華文化一樣，同樣是依靠缺乏驗證和以偏概全的例子，來激發公眾對某些地方的情感。」
類似的說法，早在十多二十年前就曾被人用在南美洲及澳洲的原住民身上了。那些原住民不只重新發掘湮沒已久的傳說與神話，甚至不惜創造一批子虛烏有的傳統儀式，好證明自己的族人和雨林及大地有密不可分的神聖聯繫，定義自己族群的獨特。在相信所有社群都是被人想像出來的學者眼中，這種種神話傳統自然也是一堆本質化的定義嘗試，甚且犯了「自我東方化」的錯誤；白人就是覺得你們很另類很有異國風情，你們偏偏還要把自己的身子抹得又紅又綠，頭戴羽冠，赤足跳舞。假如美國清教徒把自己定義為擔負了解救萬民之重任的「新以色列人」是種危險的偉大符號，那麼這些原住民自命為眾神後裔難道不也是危險的偉大符號嗎？
對於這種曾經流行一時的說法，美國人類學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老早就毫不客氣地斥之為「無聊且無情」。他敏銳地指出﹕「本土主義對身分的要求很大程度上是與對生存的迫切關注聯繫在一起的；它不是停留在比喻意義上的，而是非常有形的。美國印第安人的土地，或者說其中剩下的部分，不僅僅是對已逝去的殖民歷史的一種提醒，而且仍然是國家和社團想摧的目標。」抽空地說（或者用梁先生的用語，「邏輯上」），這些原住民的神話式本土主義和大國霸權式的民族主義的確有類近的構造；可是作為一套論述，它們的目的或者計劃卻是完全不同的。南美原住民虛構傳統，是為了捍衛那被石油公司逐步侵蝕的雨林棲地；澳洲原住民鼓吹本土主義，則是為了奪回被白人政權壓抑了幾個世紀的權益。如果一個身居廟堂的學者這時跑去提醒他們不要犯了「本質主義的錯誤」，隨時得保持「身分邊界的開放」；就算不是無情，至少也是無聊吧。
同樣地，新一輪的香港本土主義對很多人而言，也是與生存攸關的鬥爭利器。就拿近年灣仔和深水重建區街坊的抗爭來說吧，他們之所以強調香港老街道的人情和舊小店的風味，固然是他們自己體驗感受的表達，更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生路。而「任何的商場都及不上街道的『港式風格』」之所以不同於「《心繫家國》訴說毛筆書法就等於中華文化」，就在於不少街道仍然容得下自力更生的小經營者，所謂「港式風格」就是論者維續小商販市場棲位的一種符號表述。梁啟智先生說得很對，香港主流的土地開發主義是很霸道的，因此挑戰它的本土論述才更需要勾連起一串容易為人領會為人接受的意像與符號。我們都恐懼過度發展的本土論述會變得封閉排他，及早提醒也是應該的，只不過任何批評都應該歷史地、辯證地落實在具體的時空之中，同時要舉出通向錯誤終局的具體步驟以為警示；否則一個社區眼看就要淪亡消逝了，你卻勸告他們將來不能排斥新移民，不要抗拒外來事物，這豈不是很沒意義的一件事嗎？
齊澤克（Slavoj Zizek）調侃一些「激進知識分子」的「犬儒」，哈伯馬斯（Jrgen Habermas）（儘管有失公正地）斥責法國後結構主義者是一幫「新保守派」，理由就是那種只從邏輯上消解一切的推理，看起來很激進價值上其實很虛無，輕則無利亦無害，重則成了當權者的幫兇。不知梁啟智先生有沒有注意到，市建局 重建利東街的理由之一正是要把這條街區「開放」給市民。我當然不會誤以為梁先生是犬儒的新保守派，只是同為關注城市發展的有心人，大家應該切磋共勉。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鄭培凱。宗教信仰與集體記憶。

宗教信仰與集體記憶
文章日期：2007年9月22日
【明報專訊】在人類文明傳承中，宗教信仰與想像可能是最為源遠流長的了。人們對不可知的事物，不能解釋的現象，無法預知的未來，都會設法去了解，或設法去建構一套說法，以說服自己，說服同類，傳之於後人。遠古時代，人類祖先聽到雷聲霹靂，看到電光閃爍，突然間身處天搖地動宇宙變色之際，感到恐懼與震驚，當然要想清楚是怎回事。完全超乎自己耳目所聞所見，就只能冥想，動用一切想像能力去猜測，去描繪出個前因後果，讓自己不至於永遠在蒙昧中恐懼戰慄。美洲的原住民會猜想，有個大神用一百條牛的牛皮編成一張大鼓，在雲端敲擊，預示未來會有戰事；古希臘民族想像宙斯的神武，手握雷霆，在震怒之時，當作投槍拋出；中國古代則想出一對雷公電母，一個打雷，一個放電，各司其職，甚至解釋成天公懲罰邪惡與不孝的手段。
在傳統社會，即使是穿鑿附會，一旦成為人群的共識，想像也可以上升為集體的信念或信仰，當成真理來傳播，成為集體記憶的歷史。即使一開始是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傳播久遠之後，也會變成信守不渝的信仰傳統，沒有人會去質疑，也沒有人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前去質疑。其實，一旦有了信仰，變成傳統，也不管是真是假，是對是錯，對信仰的人來說，心理得到了依靠與憑據，疑惑得到了解答，蒙昧恐懼代之以豁然開朗，生命充滿了意義，生活洋溢光明與樂趣。或許這就是遠古時代人類發展與凝聚信仰的緣由，也是各類信仰不管其真假對錯，可以一代傳給一代，傳之久遠的原因與情。
過去討論宗教，一般集中在探討主流宗教的教義，組織，歷史源流，聖徒大德，以至於教會與寺廟的政治，社會，及經濟地位與影響。猶太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是探討的主要對象。對於一般老百姓的通俗信仰，總是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間」宗教，好像他們的信仰方式與膜拜的神祇，只是宗教信仰的異類，甚或是應當剷除的「怪力亂神」。從政治管治及社會秩序的角度來看，也許真是如此，通俗教派的自由發展，發展到「一境皆狂」之時，的確威脅政權的穩定，造成社會的動盪。但從了解宗教思維與想像的角度來看，這些通俗宗教所涉及的膜拜對象，組織方式，動員策略，以及教義的闡述與傳佈方式， 都值得我們注意，有助於我們理解與群思維相關的想像活動。
近來常聽人們談論「集體記憶」，甚至有機構進行抽樣統計，用圖表展示某種「集體記憶」存在的社會比例。好像到了二十一世紀，有一種實實在在，可以用科學實證方法驗證與量化的歷史記憶；好像群對社會與文化的嚮往，對美好未來的朦朧希望，可以用數學方程式，運算出社會科學認可的結果。我其實頗為懷疑這些探討的「科學性」，反而覺得，思考一下宗教想像的脈絡，了解其發展的傳統，更能揭示中國大多數人潛在的思維方式，有助於認識「集體記憶」的歷史原因。
[鄭培凱 學者．詩人．著有《真理愈辯愈昏》]

"當場擊斃"是員警維護社會穩定最好的方式?

中新海南网九月五日電 題："搶劫拘捕當場擊斃"是員警維護社會穩定最好的方式?
作者:天窗
　　八月底，海口市龍華區向外界宣佈：警方將專門抽調三十名民警和四十多名聯防隊員，組成打擊“兩搶”專業隊，通過便衣巡邏守候對“兩搶”分子實施現場擒捉。對拒捕劫匪，依法使用武器，必要時果斷開槍將其擊斃。當“搶劫拒捕當場擊斃”的標語掛滿街頭巷尾之時，爭議聲也隨之而起。

　　警方到底應該以怎麼樣的方式來維護社會的穩定？是以擒捉或“當場擊斃”“兩搶”犯罪分子來維護社會穩定，還是應該以防範“兩搶”行為發生來維護社會的穩定？

　　“當場擊斃”並不是海口龍華區警方的首創。長沙警方去年掛出“當場擊斃”的標語後，飽受爭議，一個月後，標語在爭議中被撤下。

　　龍華區此番打出“當場擊斃”的標語，筆者願意相信，警方更多的是對“兩搶”犯罪分子的予以警告和嚇阻。但是，專業隊員著便衣巡邏，則顯示了警方以擒捉、甚至擊斃“兩搶”犯罪人員為目的，而不是以預防犯罪行為的發生為目的。

　　與此同時，便衣專業隊被警方列為“最重要的一條”。這更顯示了警方在維護社會穩定時，更側重事發後採取以武力擒拿犯罪分子的方式來維護穩定，而不是側重預防犯罪。

　　多位朋友都曾對筆者談起，在海南一般只有在“抓車”時才能看到員警，很少看到員警在街面巡邏，從而缺少安全感。

　　很顯然，市民對於員警的期望在於員警的威嚴能夠震懾住犯罪分子圖謀不軌，或是在受到侵犯時能及時得到員警的保護。抓住或者“當場擊斃”“兩搶”犯罪分子，確實能泄一時之憤，但是，這其實只是公民受到侵犯後的一種補救措施。

　　員警本身具有暴力色彩，但是“最小動用武力論”是員警學最基本的原理。暴力的出現，無論是出於什麼目的，都會打破寧靜。警方更重要的責任應該是如何確保公民不受侵犯。因此，預防犯罪才應該是警方“最重要的一條”。

　　退一步講，警方打擊犯罪分子，講究懲前毖後，更應該注重“治病救人”。搶劫拒捕就並非無藥可救，警方豈能圖一時之方便，一時之痛快，“當場擊斃”？

　　在此，不得不提到一個問題——以什麼樣的標準來衡量警方的工作？

　　當下，衡量警方工作的好壞，破案率等事後補救措施做得好與壞，無疑是最重要的標準之一(故，出現“當場擊斃”不難理解。)。但是，以打擊“兩搶一盜”為例，海南警方此前已經多次採取了專項整治行動，以筆者之切身體會，普通民眾的安全感並沒有多少好轉。

　　筆者認為，警方的工作方式需要改變，而指導工作方向和方式的就是衡量標準。警方的工作，到底應該以抓獲犯罪分子的數量、破案率等來衡量，還是以市民切身感受到的安全感來衡量？這是一個需要思考和研究的問題。

　　最後，如果跳出“警—匪”關係來看“當場擊斃”這種以武力的形式來維護社會穩定的方式，對於一個城市的一些產業而言，或將有害無益。

　　筆者一位朋友的朋友，從事旅遊房地產業，一聽說“當場擊斃”，滿臉憂愁：外地人一聽說“當場擊斃”會不會認為海南亂到警方要當街開槍的地步了呢？外地遊客一進入到海口看到滿街的“當場擊斃”，心理上會受到何種影響呢？(完)

《色，戒》。 李安精神瀕臨崩潰。

http://www.chinanews.com.cn/yl/yrfc/news/2007/09-04/1018425.shtml
拍《色，戒》 李安精神瀕臨崩潰坦言非常愛哭
2007年09月04日 16:09 來源：中國新聞網
中新網9月4日電 被美國電影審查局定為“十七歲以下嚴禁觀看”的李安新作《色，戒》，威尼斯當地時間29日晚上終於揭開神秘面紗。聯合早報消息，李安接受採訪時說，拍《色，戒》已是他電影藝術的極限挑戰，他好似帶著眾演員到地獄走了一趟，期間他還特別到廟裏拜了地藏王菩薩，那種壓力非外界所能體會。
　　李安說，他清楚大家這兩天都在談《色，戒》的情欲，可能很多人都會不解的問“李安是怎麼了？”說穿了，“就是自我挑戰，否則我什麼都夠了，可以退休了。”李安回憶，他在拍梁朝偉與湯唯情欲戲的過程中，精神瀕臨崩潰，非常愛哭，他知道自己精神上已生病，但就是得帶著演員走過來，這簡直是在打仗。
　　而電影拍完後，想到情欲情節，李安說：“我真的很怕家人不認我！還好我太太、兩個小孩看完後很喜歡，都替我高興做了很大的跨越，我這才松了一口氣，我太太已看過這部電影9遍。”李安笑道，他接下來還要面對觀眾，得一關關的過。
　　談到湯唯，李安情緒頗複雜，李安說，湯唯是從上萬名應徵者中挑出來的，包括章子怡也約著吃飯碰過面，但他一見湯唯就覺得“王佳芝出現了”，不過在這個想法出現於腦海中後，他考慮了近一周才拍板定案，因為演出“王佳芝”的這個女孩必須擔起“扛戲”的重任，而沒演過電影，又有點傻大姐個性的湯唯能否做得到，他實在很擔心。
　　李安透露，前三個月的準備期，他雖實實在在磨了她三個月，甚至電影都開拍幾周了，他還在思索“是湯唯嗎？”當時真是著急，最後拼死拼活的下死功夫，花了很多心眼，終塑造出一鳴驚人的湯唯。
　　李安苦笑道，由於湯唯對《色，戒》太重要，所以他非常保護她，想盡辦法讓她與媒體隔離，好少掉是非八卦，但戲殺青前唯一一次邀請華人媒體到上海片廠參觀時，一陣大風吹過，湯唯忽然好心的幫李安拉大衣拉鏈，“當時我就想完了，她的手怎麼會過來，我與梁朝偉、製片主任同時喊‘不要’，但她的手已縮不回去，結果立刻被八卦媒體作文章，真是氣死我了。”
　　“我太太的同事把報紙刊登的照片拿給她看，兒子的老師也把照片拿給他們看，他們還好沒什麼反應，我太太還把照片拿回家給我看，並說排排照相沒意思，這反而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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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戒》性愛場面受炮轟 李安稱男女都有獸性
2007年09月01日 23:02 來源：中國新聞網
　　中新網9月1日電 曾獲奧斯卡金像獎的華人導演李安今天率劇組主要演員，與華文媒體記者暢談《色，戒》拍片的過程及點滴，強調劇中的性愛場面純粹是戲劇考慮，並未考慮到觀眾接受程度。
　　“中央社”消息，李安說，電影開拍之前，演員之間並沒有做很多排練，演員間僅就戲劇內容做事先溝通，然後邊拍邊探索下一步的動作。
　　他舉例，劇中第一場床戲，梁朝偉用力將湯唯摔到牆壁又彈回床上，他也很訝異梁朝偉對湯唯“怎麼有這麼大的恨意”，此一場景也啟發他的靈感，而衍化出後續的動作。
　　他說，拍攝床戲時是非常私密的，除了演員及必要的工作人員之外，其他的人員都必須離開現場。
　　李安承認，在拍攝這些床戲時，他也承受很大的壓力。演員要表現自然就必須要把“所有的東西放進去，然後解剖開來”。
　　陳沖在一旁爆料說，當拍完三場床戲之後，李安一度抱頭痛哭，還要由梁朝偉過去抱抱他安慰一番。
　　他說，他不像原著作者張愛玲那樣恨大漢奸胡蘭成，認為“胡蘭成一點人性都沒有”。
　　李安說，不論男性與女性，基本上都有獸性，而三場床戲都是在經過壓抑後爆發開來。他說，“愛是可以體會，但無法解釋的東西”。
　　他說，事實上，湯唯在劇中是在演張愛玲，而不是劇中的王佳芝。　　
談到梁朝偉被公認為最厲害的本領“眼睛會放電”，他特別要求梁朝偉在劇中至少要表演一次，結果在劇末表演的那一段“精彩至極”。他推崇梁朝偉是一名極佳的演員。
　　梁朝偉表示，拍床戲是很難的，事前也沒有什麼計畫，完全是臨場發揮。他說，他演戲演了二十五年，從來就是一種享受，因此拍片時並沒有壓力，最重要的是對劇中所飾演的角色要認識，“認識越深入，就越容易投入”。　　
談到劇中最後出現的六克拉鑽戒，李安說，那是真品，但現在市場上已經找不到，他們還是到巴黎卡地亞總部才找到的，而且剛好是一九四二年生產的，與故事的背景一九四一年也很相近。
　　對於電影的等級，李安說，拍片時完全沒有考慮到這些。現在此片在臺灣島內已被當局列為限制級，美國NC17委員會也將此片列為禁止十七歲以下的未成年人觀賞，香港對影片也有分級制，因此將來上片並沒有裁剪的問題。中國大陸則因為沒有分級制，將來在大陸上片，他勢必要自己動手裁剪。

誰來約束員警手中的槍？

K,
很久沒有看三亞小才子亮劍了吧。
這是近日在島上出現的可怖信息，海口市龍華區公安局，滿街掛著“搶劫拒捕當場擊斃”的橫幅，小女子的村里也不幸免。三亞市立刻跟進，不過就變成“搶劫拒捕當街射擊”。嚇死人。
其實，生活在島上的人，真的還沒有到了，需要警匪當街槍戰，才感到安全的程度。這，不過是一場恐怖的“政績秀”。
小女子，當天追訪推出方案的龍華區政法委書記，竟然說：檢察院、法院、公安，拿了公安部在長沙現場會的經驗回來，說是全國有三個城市已經做了。我們也照著做。法律上，就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武器和警械使用條例》為依據，不需要更進一步的司法解釋。
公安局長，則一再強調練兵大比武，從未中斷過。那么，如果沒有嚴格的制度約束警察手中的槍，槍法越準，不越恐怖。
據說，政法委書記放下小女子電話大發雷霆：這么讓這樣一個不“配合行動”的記者找到我。
小女子問：其人，是不是從未接受過真正的記者采訪？
小女子想：至少，一番不同思維的交鋒，會讓書記同志晚上臥床想一想。這，就夠了，媒體人。
一番博弈，進行了好幾日的訪問。我們，選擇用言論來提問。
這是第一篇。

“搶劫拒捕當場擊斃”誰來約束員警手中的槍？

八月二十七日，海口市龍華區向外界宣佈：警方將專門抽調三十名民警和四十多名聯防隊員，組成打擊“兩搶”專業隊，通過便衣巡邏守候對“兩搶”分子實施現場擒捉。專業隊在打擊“兩搶”犯罪活動的過程中，將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武器和警械使用條例》（１９９６年１月８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１９１號發佈）（下稱《條例》），“對拒捕劫匪，依法使用武器，必要時果斷開槍將其擊斃。”
“兩搶”人人痛恨，龍華區警方此舉，立即有人拍手稱快。三亞警方第二天也決定對“兩搶一盜”拒捕者進行“開槍射擊”。但是，反復斟酌，則不無疑慮：維護社會治安穩定本是民心所向的好事，但是，如何約束握有生殺大權的員警手中的槍？
行文之前，筆者仔細閱讀了《條例》，未發現有 “當場擊斃”這樣的結果性規條陳訴。《條例》第九條規定，人民警察判明有十五種暴力犯罪行為的緊急情形，經警告無效的，可以使用武器。此外，還規定，對來不及警告或者警告後可能導致更為嚴重危害後果的，可以直接使用武器。
筆者認為，依照《條例》，員警使用武器的前提首先是在緊急情形下，如，劫匪持槍拒捕、逃跑，如果警方不使用武器有可能會造成比搶劫更為嚴重的後果，如嚴重威脅到公眾、員警的人身安全並有可能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等時，員警方可使用武器。顯然，一般的劫匪拒捕逃跑並不在此類緊急情形之列。其次，“可以使用武器”，可以是射翻劫匪的坐騎、也可以擊傷其人等，這與“當場擊斃”不可同日而語。
暫且拋開“當場擊斃”妥當與否。從目前所能掌握到的資料來看，龍華區警方所給出的使用武器“當場擊斃”的前提是“必要時”。顯然，必要與否，在於持槍的員警的當場判斷。這就必須保證持槍員警的業務素質完全勝任、且沒有雜念、不存在洩憤等一切可能導致判斷失誤的因素。誰能保證？
因此，對於“必要時”必須做出詳盡的解釋，確保對執行“當場擊斃”的員警有足夠的監督和約束——誰能設想生殺予奪的權力被濫用的後果？
這牽涉到一些非常敏感的問題：一是,“兩搶”罪犯分子，是否擁有“命權”？二是,打擊“兩搶”專業隊，並非省、市公安專門偵破“大案要案”的特種員警部隊，而是常規的地方治安警察，理論上面對的是日常的治安案件，故而是否有精准的業務技能，嚴格的組織約束，保障專業隊員在“拔槍”之時，怎樣確保準確判斷，不會造成誤傷？
筆者認為：人的道德水準是很難進行判斷的，故而惟有嚴格的組織制度，才能有足夠的約束力。
記者在採訪龍華區政法委時，得到的資訊是：龍華區法院、檢察院、公安局，乃比照公安部在長沙舉行的打擊“兩搶”現場會之工作經驗，依據《條例》規定在海南首次推出“搶劫拒捕，當場擊斃”。在談及新聞發佈會之通稿時，有關領導表示：措辭有不嚴謹之處，不過目的是加大對“兩搶”犯罪分子的震懾。
龍華區公安局負責領導，在接受記者電話採訪時表示：公安部系統，多年以來一直注重警員的業務素質培訓學習。對記者關於“專業隊是否有更加嚴格的人員選拔和組織約束機制”的提問，未給予正面回答。

目前，“搶劫拒捕，當場擊斃”的橫幅，已經懸掛在海口龍華區主要地段，甚至居民社區。但是，龍華區沒有向媒體、公眾公佈任何關於對專業隊員警執行“當場擊斃”時的約束機制。
對於“誰來約束員警手中的槍”，筆者提出一些問題，希望引起社會商榷：
專業隊在執勤過程中，是否有一個關於“當場擊斃”的現場決策程式？因為不論物件是誰，擊斃意味著“人命”，必須慎之又慎。
如果專業隊在執勤過程中出現誤傷、誤殺，上級警方是否有連帶責任？
一旦出現誤殺人命官司時，原本為有下屬“壯膽”意味，而將使用“武器”對付拒捕者，直接為簡化為“當場擊斃”的龍華區政法部門，是否有一套機制為下屬分擔司法責任？
在一個“依法治國”的國家，司法機關打擊犯罪有一系列的程式，在打擊犯罪行為的同時，也要確保犯罪嫌疑人接受公正的審判，保障犯罪嫌疑人享有的權利。劫匪所犯罪行是否致死，應由審判機關判決，而不能由員警“當場擊斃”！
以暴制暴，看似大快人心，但對於維護社會穩定未必有效。打擊“兩搶”，不能一斃了之。關鍵還是要在提高員警的業務能力、執法水準，加強巡邏、提高見警率，加強治安混亂源頭管理等上下功夫，這樣公眾才會有切實的安全感。
如果員警只剩下手中的子彈能追上拒捕的劫匪，沒有嚴格的約束監督機制來管理員警手中的槍，員警只要追不上劫匪（或劫匪一反抗）就能將其“當場擊斃”，市民的生活難道就會因之而安寧了嗎？（完）

作者：天窗 曉觀

拍戲持家

K,
編劇的悲哀，正在于此了。當年，老父親曾對小女子談論編劇的苦悶說：“臺上立起來的，往往都不認識了。”內地，有審本子的程序，其中會有一些并非行內的人“把關”。更不用說還有導演偏好一關了，進而還有慳家不慳家。故而，寫字，還是小說、詩歌、散文更加自在些。
所以，在夢城，小女子每次進行關于戲劇的訪問時，都會追憶莎士比亞時代。學戲劇時，我們的觀摩片子，說明會是 “誰誰”導演，“誰誰”主演的《哈姆雷特》、《仲夏夜之夢》。總之，莎士比亞，被信奉。
為何，如今是“誰誰”導演、“誰誰”主演的某影視、舞臺劇，名編劇去了哪里了？關錦鵬說，要找到適合自己思路的編劇；王曉鷹則是導演北京普通話版、香港粵語版的《盲流感》；孟京輝說，我可以把北京地圖排成戲劇，本子呢？更多的時候，娛樂版會說，為某明星度身訂造某戲。
內容，形式，內容大于形式？形式大于內容？或是相容？這些本是戲劇編劇的基本困擾，也是基本功，不知道仍在業內的人，可以有多少自主權，有幸思索這樣的問題了。舞臺，原本是欣賞辭來句往語言藝術的平臺，如今，本分，不見了。
故而，聽李安說，被《色戒》里張愛玲的“圈套”困擾了許多年，小女子是很感動的。
唉，小女子，總是自認為古人，手工業工作者。笨，就選擇，以不變應萬變，得不得？！
拍戲持家
文章日期：2007年9月3日
【明報專訊】寫劇本的人和拍電影的人，我敢說，完全是兩種人。不得調亂，你要認識自己，是屬於創作，還是製作人。
我認識的編劇，寫得好劇本的，不善交際，自己照顧不到自己的生活秩序；寫劇本的時候，一概不理，埋頭寫，最好的，埋藏在腦裏，寫了出來，都是收在劇本裏……

導演是一項非常煞風景的工作，把劇本世界付諸現實，以為自己是神，豈料他塑造出來的世界，都是和劇本貨不對辦，因價就貨，必然之惡。

影像如何花錢製作，演員有好的演技，都不能拍出像編劇腦海裏的東西。所以，當作家的作品搬上銀幕，大部分作者，都會拒絕入場。不是他們拍不好，而是，現實永遠不及腦海裏的想像美麗。

《星空奇遇記》Star-Trek片集的原創作者說﹕「編劇這份工作不錯，胡思亂想，就有錢收！」(關關：？？？)

導演最辛苦的事，你要擔起全個製作隊伍，推動每天工作，永遠都要參詳別人的意見，老闆的，演員的，大大小小，所有問題等你解決。原隻大笨象，由你瞎子摸象的指揮，下一步，是行還是不行？你不發施號令，隊伍就拖垮。

查良鏞是編劇，問他為何不做導演？他說﹕「做導演太慘，沒有資源，除非，有史提芬史匹堡的條件，我就考慮做導演。」

導演是中小企老闆，睇食飯；導演是山寨廠的監工，管理一群草莽，做一部幻想中的太空穿梭機。

編劇是戀愛中人，還有點浪漫，劇本可以有咁貴寫咁貴。導演不能浪漫，既律人，又要律己。他們是已婚男人，擔起全頭家，不敢浪費，有咁平拍咁平，不慳家，無法持家。(關關：哈哈，導演如李安，一定備受折磨過。)
[林超榮 lamchiuwing2004@yahoo.com.hk]

some link.錢乘旦。《大國崛起》。

K,
作為“海口講壇”的協辦方，我們開始在一家之言放置前期閱讀輔導資料了。有人，開始追讀。
互聯網，真是好的不得了！！小女子，雖然身為古人，但是可以飛來，以老古董的方法，用用這會跨越時空的“勞什子”，開心得不得了。
http://www.hicns.net/hnnew/2007-08-31/90082.html
http://www.hicns.net/hnnew/2007-08-31/90069.html
http://www.hicns.net/hnnew/2007-08-31/900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