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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段傷感的故事。
杜普蕾傳18
1968年7月3日，巴倫波yin夫婦從歐洲巡演歸國後36小時，又和英國室內管弦樂團及經理人員從Heathrow機場搭機遠赴紐約。隨後兩個禮拜，他們在八個城市裡舉行九場音樂會；杜普蕾是此行的要角，雖然只演出六場海頓的《大提琴協奏曲》，然而每場排練和表演她都熱心參與。她們以紐約作為基地，坐車到卡托納、布魯克維爾、紐約州、哥倫比亞、馬里蘭州演出，非要到零晨四點鐘以後才回到曼哈頓的旅館裡
。「這就是我們的生活」。巴倫波yin 告訴一位作家羅傑．卡恩說：「除了排練，就是演奏。現在，我有35％的時間分配給鋼琴，35％的時間分配給英國室內管弦樂團，剩下的時間才是指揮。」他說他已有四年沒有放過假了，而原本四月份的假期，也在他帶領倫敦交響樂團去美國演奏的時候給賠掉了。這是他第一次在紐約指揮樂團，他事前一個星期才收到通知。他說：「這種工作非常辛苦，可是我喜歡。」
7月11日，杜普蕾身著一襲高貴典雅的琥珀綠色晚禮服，在林肯中心演奏海頓的《D大調大提琴協奏曲》。羅傑．
卡恩寫道：「當她奏出裝飾奏時，巴倫波yin靠在指揮台扶手上，兩腳交叉。那種姿勢道出了他對嬌妻的欣賞和驕傲。有時，杜普蕾演奏完一段技巧艱深的樂段之後，她會轉過頭來向他微笑。他頷首示意之後，樂團奏出了最強音，她就接著操弓拉出了最艱難的琶音，一頭金髮隨著樂曲飄舞著，將樂曲帶入最高潮。滿場的觀眾不約而同地起身瘋狂地鼓掌。」另一位樂評人則寫道：「我想佔有她。」
杜普蕾和英國室內管弦樂團在拉維尼亞、伊利諾州（這是她在美國中西部的首演）以及斯特拉特福、 安大略等地音樂節演奏。當樂團於7月15日飛返倫敦時，她和巴倫波因則連袂飛往洛杉磯，在那裡她將與洛杉磯愛樂在好萊塢圓形劇場演奏聖桑的《大提琴協奏曲》。這場音樂會過後，
《洛杉磯時報》的樂評人馬丁．伯恩海姆寫道：「她拉琴時就像潑婦一樣，但這位身材高大的潑婦極具音樂性，充滿智慧，且具有一顆赤子之心。她是一位熱力四射的演奏家，表現得燦爛華麗、音色甜美，全身沉浸在愉悅和歡樂中。巴倫波yin和樂團亦步亦趨地跟隨著。」當晚發生了一件遺憾的事情，杜普蕾在登台前把結婚戒指留在更衣室裡，結果不翼而飛了。
8月，巴倫波yin主持了一個迷你的音樂節，宣傳廣告稱作「1968年的音樂新盛事」。這為期11天的南方樂隊音樂節，由巴倫波yin擔任音樂總監，在伊利莎白女王廳舉行，演出包括室內樂及與英國室內管弦樂團合演的曲子，巴倫波yin的朋友們，如阿胥肯納吉、帕爾曼、珍娜．蓓克、約翰．威廉士、單簧管家Gervase de Peyer等都應邀來助陣。這次音樂節的活動熱鬧無比，大獲成功，結果又連續舉辦了兩年。在這次的一場音樂會中，
杜普蕾、巴倫波因及de Peyer演奏了布拉姆斯為單簧管、大提琴和鋼琴所寫的《三重奏》，又和巴倫波因合奏了布拉姆斯的《第二號大提琴奏鳴曲》。《泰晤士報》的樂評人寫道：「杜普蕾小姐以冷峻的強度，強調了樂曲中的一點一滴。音樂的節奏太不穩定，且無法顧及到音樂中的對比，
而這卻是布拉姆斯的室內樂作品裡最簡潔的本質。」就在同一個禮拜，杜普蕾又參加了愛丁堡的音樂節。在此，她演奏了德弗札克的《大提琴協奏曲》。由於她拉得太用力，以致於第一個樂章還沒結束就把一根琴弦給拉斷了。她原本和巴倫波yin租了一棟大房子，和幾位死黨住在一起，且已經安排要租一架私人飛機，和這幾位好友一起飛到莫爾島，再乘著這三天的假期，飛到芬加爾洞去遊歷一番，無奈巴倫波yin答應了人家，和妻子一同參加9月2日在倫敦舉行的一場慈善音樂會，使得這麼美好的計畫泡了湯。這場音樂會由聯合國所贊助，名叫「捷克斯拉夫1968年」，目的在幫助蘇聯入侵捷克之後，滯留在英國的捷克學生。杜普蕾在這場音樂會中演奏了捷克作曲家德弗札克的《大提琴協奏曲》。
就在舉行音樂會那天的早上七點鐘，蒙古塔街那棟公寓的電話鈴響了。
巴倫波yin 接了電話，對方沒講自己是誰，只說這場音樂會是一場挑釁的舉動，如果巴倫波因膽敢現身，就必定慘遭殺身之禍。說真的，音樂會當天亞伯特廳必定人山人海，想要找到剌客談何容易！巴倫波yin沒有把這件告訴事訴妻子，也沒有報警，不過卻對幾位朋友訴說了，而他們也告訴了主辦當局。當天下午，便衣警察混進了七千名觀眾中，而杜普蕾渾然並不知情。這場演奏
，《泰晤士報》的樂評人說這必定是她的一生中演奏得最好的一次，「她演奏得熱情奔放，即使最微不足道的細節她也能控制得宜。這是一首光輝令人感動的歌曲。」(關關﹕將生命投入的女子大抵均如此。)音樂會平安地結束之後，巴倫波yin告訴者說，演奏會進行途中，他一直想轉身探視，但總算是專心完成了工作。他說：「我有點焦慮，可是當我開始指揮後，卻沒有人對我開槍，我便把這件事置諸腦後了。事情結束之後，我才把受人威脅的事告訴我太太。」
如果情況顛倒，電話是由杜普蕾接的，那麼，她會不會瞞著丈夫，並且不管他的意願如何，就是不讓他去冒這個險，那就不得而知了。然而從她所受的教養，或從丈夫的態度和價值觀念來判斷，杜普蕾都不會這麼做。雖然巴倫波yin有一位望之儼然的父親，而杜普蕾沒有，不過他們倆都生長在相同的文化和階級之下，
而在這種文化階級中，丈夫具有絕對的權威。如果巴倫波yin覺得他有責任保護妻子不受到現實生活的煎熬，杜普蕾的行為便是在丈夫此種心態下形成。明白了這一點之後，也就難怪杜普蕾長到23歲，還保持著一份孩童的本質了。只可惜這種特質經常被誤認為是幼稚。結果，一般人總覺得她是一位可愛、無憂無慮、甚至惱人的小女孩，受人寵愛，讓人嬌縱。她從小就被塑造成這一種角色，而她也一直扮演得很稱職，以至於從不知道自己還可扮演其他角色。
1969年，杜普蕾隨著丈夫四處奔波演奏，兩人難得分開一兩天。杜普蕾不像丈夫那樣有雄心壯志，也缺乏精力包攬吃重的演奏行程，可是他喜歡在排練的時候有她陪著，音樂會中也有她在場；而
她也喜歡看著丈夫工作。從1968年到1969年的音樂季，他們的足跡遍佈了歐洲和加拿大各和美國。她除了以獨奏家身份和各大樂團合作外，並與巴倫波yin合奏貝多芬的二重奏，或再加上帕爾曼或祖克曼，演奏貝氏的三重奏。4月2日，她與巴倫波yin及英國室內管樂團在節日廳演奏海頓的《D大調大提琴協奏曲》。然後，雖然她不歡飛行，還是陪著這他們飛往紐約、澳洲、紐西蘭、以色列和義大利作世界巡迴演奏。雖然她帶了大提琴，卻一直到5月12日，在佛羅倫斯那場音樂會中方才演奏。根據Ursula Stebi的說法，杜普蕾實在疲累至極，他說：「大家都說巴倫波yin把她給累壞了。原本她在澳洲有一場演奏，結果也因此不得不取消。不過每一場演奏她都來，為我們打氣。
我在途中病倒過，她寫了好幾首充滿關懷之意的小詩送給我，使我非常的感動。」
真正累她的其實不是她丈夫，而是因為當時她已經開始罹病了。她常抱怨說自己睡了八個鐘頭還不夠，而巴倫波yin短短幾個鐘頭的睡眠便已足夠。旅行的時差使她疲累，她卻往往無法入睡，巴倫波yin則倒頭就睡，鼾聲大作。經過四個小時的睡眠，他醒來之後便又立刻繼續第二天忙碌緊張的工作。他當然也能體諒妻子的辛苦，不過，他相信一個專業的人員就必須具備克服一切困難的決心與毅力。
多重硬化症早期就像幽靈一樣，很難診斷出來。各種病癥來時無影去時無蹤，且症狀溫和，患者很容易將它淡忘，或是像杜普蕾一樣，由於診斷錯誤，誤以為是神經疲勞。她在澳洲時，曾經因為揮之不去的疲勞，和右眼時有時無的雙重影像而去請教過大夫，結果被誤診為青春期的精神異常（Adolescent Trauma），並勸她養成休息的習慣。
和英國室內管弦樂團的合作才剛結束，杜普蕾又和祖克曼在布來頓音樂節裡演奏了布拉姆斯的《雙提琴協奏曲》，由巴倫波yin指揮新愛管弦樂團。兩天之後，巴倫波yin夫婦在節日廳演奏了貝多芬的奏鳴曲及大提琴和鋼琴變奏曲。Joan
Chissell在《泰晤士報》寫道：「倫敦愛樂者今晚聽到了可能是本世紀以來，演奏這位偉大作曲家作品的最好二重奏了。當演奏《F大調奏鳴曲》時，杜普蕾在終樂章數處高潮，有如母老虎般扶持著巴倫波yin。」
一個星期之後，杜普蕾再度來到紐約，演奏是艾爾加的《大提琴協奏曲》。卡薩爾斯也蒞臨觀賞，坐在包廂裡聽她演奏，感動得落了淚。隨後的一個禮拜，她在羅馬與聖西西里亞管弦樂團合作演出，擔任指揮的乃是巴倫波yin。杜普蕾在克洛頓求學時的一位同窗Parthenope Bion Talamo正在羅馬，特別與她安排在中央飯店見面重聚。Parthenope現在是位心理分析醫師。他回憶起當時的情景，說道：「最讓我吃驚的是，
她滿臉的哀傷和落寞。給我的印象是她的婚姻不順。音樂會中場休息時，巴倫波因幫全數圍繞著丹尼爾，把她冷落在一旁。我當時不禁想著：
假如他們在人地生疏地方的地方開演奏會，那該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啊！她會否完全被遺忘？」杜普蕾的婚姻一直是一樁與大眾息息相關的事情。她曾經在1969年告訴一位名叫威廉．沃茲沃思的作家說：「
我們的生活似乎總是有避不開的活動和人物，使得我們根本沒法靜坐下來，彼此談心。雖然我們渴望著有單獨相處的時間，不過，能和這麼多人打交道，也是最快活不過的事了。」其實，就算巴倫波yin也有過這樣的渴望，也被他那好交天下俊傑的慾望給掩蓋過去了。他的引擎總是不停地在高速轉動著；結婚以前，杜普蕾在姬兒．西弗絲、馬圭爾家中，與結婚之後在凱特和查爾斯．比爾家中所嘗過的舒適恬淡家居生活，巴倫波yin是一概不感興趣的。凱特是美國人，有一年感恩節，她在家中舉辦了感恩節大餐，邀請親朋好友來家過節。杜普蕾與她的孩子們渡過了一段快樂時光，又搗碎馬鈴薯，講笑話挖苦自己。凱特對她非常瞭解，知道「這個女孩子有她平凡的一面，甚至可以說，平凡中的平凡了。你可以想像她下田工作的樣模。可是，這種生活對她而言可望而不可及的。她在我們家，無論是我們的孩子，或是別家的孩子，都和她相處得極好。
她非常喜歡過平凡的生活，因為這對於整天忙碌於演奏事業的人來說是難得的機會。可是，這並不是巴倫波yin所想要的，在家與親朋好友團聚吃火雞大餐，他覺得無聊。杜普蕾順著他的生活方式過日子，她總是說他想要什麼，就給他。不過，他不在的時候，她是經常來這兒的。」
杜普蕾雖名聞天下，卻羨慕別人三五好友相聚閒話家常的生活。一離開了社交的場合，她談起話來可就輕鬆得多了，因為在公眾的場合，一切都由巴倫波因和他那群死黨所主宰，做妻子的只能退居一旁坐冷板凳。有一次他們和紐朋夫婦及郭爾夫婦一起開車去科芬特里，巴倫波yin在那兒有場演奏會，坐在前面的男仕們彼此談笑風生，女仕們則坐在後座。現在已經改嫁給霍根先生的安西雅還記得當時的情景，她說：「我們彼此竊竊私語，笑成一團，發洩精力。
一個女人若想在男性為主宰的社會中求取生存，一定要按著男人的意思作女人，與男人唱反調是行不通的。大家要你怎麼做，你就得怎麼做。如果杜普蕾曾經私下在巴倫波yin面前模仿過別人，等到有了朋友在場時，巴倫波yin便要求她再作一次以娛樂朋友。此刻她便會很難為情，因為很害羞，可是她還是會聽命行事。
她會笑著，聳聳肩，照著巴倫波yin的話做，來取悅他。」
「
大家都覺得杜普蕾本性善良。她不管做什麼事，都會顯出她的內在美，而這種內在美從不改變。她會有這種表現，並不是因為房間裡有什麼化學作用產生，也不是因為房間裡有什麼特殊的人物。
她自己不開玩笑，但她卻笑口常開。大家因此便認為她是個拉大提琴的笑人兒。後來，當她說出了她生病的事情之後，大家才明白原來她並不是大家想的這麼單純。」
演奏對杜普蕾來說，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她並不想要什麼榮耀。 簡．西奧說：「打從杜普蕾結婚那時起，她就想要孩子。巴倫波yin則不然，至少那時不要。
我覺得她為人妻，為人母，一定比作一位超級巨星要快樂得多了。這不合乎她的個性，因此，嫁給巴倫波yin對她來說必定非常的痛苦。因為他所受的教養是要他出風頭，而她則不然。他扮演這種角色非常自在，她則不然。」結婚第三年，杜普蕾已經不再像從前，逢人就說自己多麼想要孩子了。每當有人問起她的時候（每一次接受訪問時，總會問這個問題），她就會說她現在的生活方式不適合生孩子。她告訴《留聲機》雜誌的記者艾倫．布萊思，說自己想要有好幾個孩子，可是，一旦有了，又恐怕再沒有時間演奏了；而生活裡要是沒有了演奏，她是活不下去的。《週日時報》的記者訪問她時，她除了講同樣的話以外，還說如果她有了小孩，她必定能夠適應。這位記者又問了一個很不尋常的問題：如果她和巴倫波yin之中有一人死去，另一人會不會受到影響？她說
：「當然會受到影響，任何人都會的。但我們都有這種與生俱來的天份，因此我們所受到的影響也許會少一點。」(關關﹕何等天份﹐面對生死會如此自信﹖不信。)杜普蕾傳20 杜普蕾和巴倫波yin都對他們那間地下室的狹小公寓懷有深厚的感情。離開了這間小屋，就象徵著他們蜜月的結束；於是，除非他們實在是住不下去了，要不然絕對是捨不得離開那兒的。1970年底，他們在漢普斯特的皮爾格林街5a號購買了一棟寬敞的紅磚房子。
杜普蕾一向都比較喜歡北倫敦；那兒的空氣似乎比較清新，活動空間較大。不過，漢普斯特荒地林木成陰，可說是鄉間以外她最喜歡的地方了。這棟房舍距離漢普斯特村只有咫尺之遙，樓下是起居間、飯廳、廚房，一個小溫室和車庫。他們把這間車庫改建成巴倫波yin的工作室，樓上有三間臥房。這間房子有一個相當優美的後花園，這是它最好的地方。花園的後面連著羅斯林山大教堂後面空曠安靜的草地。搬到了這兒，似乎是好的開始了。
杜普蕾和丈夫一起裝修這棟房子（巴倫波yin是色盲），把房子打點得既傳統又郊外式的模樣。他們沒有時間，也不想搞什麼個人的品味，因為他們待在倫敦的時間，還不到他們所有時間的四分之一。他們一會兒在這兒演奏，一會兒又飛到那兒，每一處都需要他們卯足了精力去應付。1971年初，巴倫波yin再度踏上了美國之旅。其中一場與洛杉磯愛樂合奏的布拉姆斯的《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祖賓．梅塔指揮），杜普蕾故意躲在樂團中提琴手後面，坐在大提琴部的後面演奏。這是他們對觀眾開的一個小玩笑。
然而，微笑的後面卻隱藏著她內心的茫然與恐懼。五月底，一場加州的演奏會之後，她取消了其他在美國和以色列的音樂會，飛回了家園，滿心對自己的才華和神智起了重重的疑懼。
醫學界對多重硬化症沒有特定的診斷方式，其早期的症狀如疲勞、喪失感覺、虛弱及視力減弱等常被誤診為心理性神經病，或是更嚴重的精神失調，如歇斯底里症，特別是女性尤其容易得此病。醫生們無法診斷出任何的病因，便吩咐她休息一年，並要她去看心理醫生。
在音樂的世界裡，只要有社交活動，就會有閒言閒語。杜普蕾一說要休息靜養的一年中，有關她的流言便四起。有人說她得了精神分裂症，也有人說她得了精神耗弱症，又有人說她的婚姻破裂了，還有人說她酒精中毒，因此拉琴時肌肉缺乏協調。
因為她表面看上去一無病徵，所以一般人容易就把她的虛弱和疲勞說成懶惰或沮喪的表徵。
事實上，杜普蕾非常沮喪，只不過這是她生病的結果，而不是病因。
她認為自己不再是一個心智正常的人了。以前，每遇沮喪之際，她都藉著大提琴挽回低沉的情緒。杜普蕾曾經寫信給她在多倫多曾認識的一位加拿大籍年輕大提琴家克莉斯汀．紐蘭，說過
她喜歡做的事就是喜歡一個人待在房間裡，演奏巴哈的曲子，「一直到我完全被他的音樂包裹起來，沉浸在操弓拉弦的興奮之中，感覺自己已和它合而為一。」她說，當她的情緒低沉時，演奏巴哈的音樂能讓她
心裡產生出一種力量來。1970年，在她寫給克莉斯汀的信中說，她曾經很不快樂，但向她保証一切都已過去了；還說她現在很好。她要休息幾個禮拜不拉琴，然後「靜下心來再多學幾首曲子，也許再把巴哈《無伴奏大提琴組曲》練習練習。「我覺得巴哈的曲子實在很難。」
這一休息就是幾個月，從6月一直到12月間，她沒有碰琴。由於沒有反面的證據，她假設不管毛病出在哪裡，錯都在自己。
也就是說，她的精神壞了她的身體，且擾亂了她的生活。朋友憂心她的健康，但大多人的想法和她一樣。有些朋友知道她每個星期都要去看一位佛洛伊德學派的精神科醫生華爾特．約菲五次。1970年時英國還不像現在那麼開放，一般人的眼光裡，去看精神科醫生是一件可恥的事情。杜普蕾一向都喜歡走路，每天都要走上一哩半的路程去約菲醫生的診所看病。可是一到了診所，她又猶疑了。
音樂才是構成她的元素，也是她最主要與真誠的語言。如今，她怎能用片語隻字就道盡內心的挫折、焦慮和罪惡感呢？
巴倫波yin雖然偶而也曾為她而暫停過工作，可是大部份的時間仍在外旅行，忙他個人的事業。她去過波克夏郡姊姊的家住過一段時間。她喜歡姊姊的孩子，曾經公開說過羨慕她們一家人的生活，可是，她和姊夫基佛．芬濟的關係始終都搞不好；而且，姊姊家也不是她理想中的避難所，不過，當芬濟一家人到法國南部的家去渡假時，杜普蕾和父母一道跟去了。作家羅賓．高丁當時也在那兒，他記得這家人全得看芬濟一個人的臉色。艾麗絲似乎很快樂，德瑞克老古板。他們的氣氛歡愉，但一切都是表面化，特意裝出來的。他說
：「表面上看起來，杜普蕾滿臉笑容，喜歡開玩笑，私底下卻又好像很悲哀，很迷惘，一個人在那兒發愣。她告訴我，她和巴倫波因，根本無需片語隻字，彼此就能瞭解對方的需要。她說她非常想念他。」
12月，正好是她休養的中點，杜普蕾有一天在家中清早醒來，覺得自己精神很好，於是便把「佩雷遜」琴從箱中拿出來，開始拉琴，就好像她病已經好了一樣。有四天的功夫，巴倫波yin懷著既高興又小心的心情陪著她練習蕭邦的《大提琴奏鳴曲》，和法朗克的《小提琴奏鳴曲》的改編曲。巴倫波yin和EMI的製作人Suvi Raj Grubb很快就騰出了一間錄音室他們很順利地錄這兩首奏鳴曲。第二天早上，杜普蕾又興致勃勃地提議灌錄幾首貝多芬的大提琴奏鳴曲。這是他們過去一直想做而未做成的計畫。她和巴倫波yin因將《第一號》的第一樂章錄完之後，杜普蕾突然覺得很累，於是便把大提琴收了起來，說她那天恐怕只能錄到這兒了。當時杜普蕾才26歲，大多數演奏家在這年齡少有機會錄音，而她卻從此未再和心愛的大提琴一起出現在錄音室。
經過了一年的休養後，杜普蕾的病況減輕了。1972年6月，她似乎已經有了很大的起色，於是她的哈羅德．霍爾特經紀公司發佈了她已經完全康復，並且將於秋天復出樂壇。她的演奏行程不會「排得太重」，並且要到下一年才會再與樂團一起合作演奏。她的影師克萊夫．巴達朋友（為她拍宣傳照），認為她神情愉悅，而且非常健康。
7月，她和巴倫波yin去了特拉維夫，和祖克曼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鋼琴三重奏Op.50》。9月24日，他們在倫敦一場消遙音樂會中又演奏這首曲子，還演奏了貝多芬的《幽靈三重奏》。這是杜普蕾自倫敦消失16個月以來第一次重返舞台。她心裡很緊張，曾經告訴老朋友西比爾．伊頓說自己很久沒有演奏了，這次重返樂壇，覺得前面好像擋著一道難以爬越的牆。兩個星期之後，她和巴倫波yin在另一場消遙音樂會中演奏了曾經錄音的法朗克的《小提琴奏鳴曲》。她的朋友羅西．巴德說
：「我們都噙著眼淚來聽她演奏，那實在是太傷感了。我不曉得她那時是否清楚自己已經不行了。這場演奏太動人了，她完完全全地與音樂融合在一起了。」
她的確清楚自己已經不行了，相同的症狀又出現了，不過她把這次的症狀歸咎於重返工作上所承受的壓力，而且極力相信它不久之後行將消失。然而，事實上並不然，病情甚至因為她的憂慮而更加惡化了。以往，生命中不變的是她對自我天份的信心，而如今，她再也不能倚靠這種信心了。她的病情時好時壞；以往覺得悠遊自在的舞台，如今步步都充滿了危機。
1973年的第一個星期中，她在克里夫蘭勉力完成了兩場成功的演奏會，演奏了拉羅的《大提琴協奏曲》。一個星期之後，她又在多倫多的梅西廳演奏了同一闕曲子。雖然全場觀眾爆滿，可是有一位樂評人卻這麼評她的演奏：
這似乎變成另一場音樂會，我不是說這場演奏有多差，可是確實已不如她以往遠甚。只有在中間樂段結尾時等極少數的地方，她才稍微表現出了往日的活力和火花。其餘的時間裡，她的聲音都太小；音色固然美妙，但素來崇拜她的聽眾，此時也只能遙想她當年的精湛演奏。這場演奏，就音樂性和技巧性來講，皆不失為傑出的演奏，只是，
那已經不再是偉大的杜普蕾了。
1月25日，在紐約的愛樂廳，杜普蕾和巴倫波yin同台演出了她此生最後一場公開演奏會。《紐約時報》樂評人聽完了這場演奏之後，既迷惘又失望，寫了如下的樂評：
一開始的布拉姆斯《第一號》、德布西和蕭邦的奏鳴曲，杜普蕾小姐拉出了好些個刺耳哭吼的聲音；穾然蹦出一些音來或遺漏了音符。而在撥奏樂段中的狂野顫音中，她的表現就好像是拉橡皮筋一樣。
杜普蕾小姐的演奏也並非就毫無可圈可點之處，即使有，他們似乎也不致於陷入一種邏輯性和一致性的模式之中。每一首曲子都是由一種即興的能量所推動，發出了一種沒有思想，也沒有意義的興奮感。
儘管她在技巧上頗多失誤，在詮釋上又脫離了正軌，觀眾卻仍然感覺到她是位才華非凡的音樂家與多才多藝的才女。
也許，杜普蕾小姐該多花時間想一想音符裡的涵義，以及曲子的走向。
杜普蕾從來也不需要樂評家來評斷她的演奏，演奏得好壞她心裡有數；現在更不用別人來告訴她自己有多差。
她懷著悸動而又慌亂的心，回到了倫敦，接受她所信賴和敬愛的約菲醫生的治療，她又對自己即將在2月份於節日廳的演奏重拾信心。這場演奏進行得順利，聽眾都報以熱烈的掌聲。《守望者報》的樂評人Neville Cardus 12年以前曾為她的首次登台寫過一篇生動的樂評，現在她又為她的演藝事業寫下了一闕精采的頌文：
昨天晚上杜普蕾重返到皇家節日廳，演奏了艾爾加的《大提琴協奏曲》。雖然時光的流逝以及身體的衰弱，使得她的技巧不像往昔那般游刃有餘；不過，她還是以她成熟的領悟力和高度內涵的思想克了這些困難，成功地演奏了艾爾加最隱晦的一首作品……。
這首協奏曲一向都是杜普蕾演奏得最美的曲子，但也經常帶著一位巨匠對樂器的喜愛，以致於驅散了應該有的內省。
這一次，杜普蕾直探整首作品的核心。她這麼年輕，卻能在操弓撥弦時運用出如此不凡的專注，別人絲毫不會發覺音樂中宣告了我們這個國家裡，一個輝煌的時代即將結束，白晝將盡，黑夜已至。艾爾加在曲子結尾時使用了一個慢板的樂章重述了此闕品的一個主題；
那最後的裝飾奏甚至道出了他的顧影自憐。從賈桂琳．杜普蕾的演奏裡，你可以聞到從艾爾加尚未癒合的傷口所滲出的血水味。
整首曲子在她那敏感顫抖的指間流瀉出來……，既含著辛辣、又不乏這首協奏曲中所蘊含的仁愛。
幾天之後，杜普蕾飛到了紐約。她日夜焦慮恐懼的夢魘終究還是到來了。她原本要在愛樂廳和祖克曼及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指揮紐約愛樂演奏布拉姆斯的《雙提琴協奏曲》。當她到達了愛樂廳參加排演時，她甚至連打開琴盒的力氣都沒有，需要別人幫她。排練時，她連琴弦都感覺不出來，更別說按著她自己的意思運指了；而開頭那一段艱難的裝飾奏，就更是慘不忍聞了。此時她自覺害怕、有罪、羞恥，於是便對伯恩斯說自己實在是無力為繼了。可是伯恩斯坦相信這只是因為緊張所引起的過渡症狀，便勸她繼續排練下去。
當晚，杜普蕾步上了舞台之時，心中感覺自己就像是上了斷頭台一樣。她的手臂下垂無力，手指麻木不仁；腦子裡一片空白，不知自己到底會拉出什麼樣的聲音，甚至如何在琴格上找出正確的音符來。她了解，自己唯一的希望就是睜大了雙眼，盯著雙手，再估算出從一個音符到另一個音符，手指必需移動多少距離。這場演奏真是漫長無比，似乎永遠都走不到盡頭。好不容易終於結束了，她比誰都清楚：觀眾失望了。
演奏會過後，伯恩斯坦帶她去看了大夫。這位大夫照樣說她的病是壓力所引起的。第二天，她取消了在美國的所有演奏，飛回了英國。沒有任何人（包括杜普蕾在內）會比《紐約時報》更了解她的病情，報導說：
她得了異常的病症，也就是說，她那隻拉弓的手神經失調。就這個樣子，經過了七個月，她終於明白，
那出賣她的，是她的身體，而不是她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