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盜書賊

古書展裡的歹念
文章日期：2010年12月15日
【明報專訊】參觀國際古書展，規模不大，精品卻多，入場費五十元港幣，等於一場電影的票價，但所能獲得的視覺和心靈享受遠勝看了一百部戲——然而所承受的心靈折騰亦是超重的。

怎可能不超重？只能看，不能買，只因買不起。所以看得心裡極難受。

像這本有馬克思簽名的《資本論》，硬皮精裝，只印了一千冊，售價大約港幣四百卅萬，讓我看得流口水，既然買不起，真想找個錘子把玻璃敲碎，然後抱書跑路，亡命天涯，像馬克思一樣做個outlaw的革命者。

其他令我心生歹念的書尚多，Allen Ginsberg的、James Joyce的、D.H. Lawrence的、John Lennon的、J.R.R. Tolkien的、T.S. Eliot的……統統有簽名或題贈，而售價當然都是一幢或半幢豪宅的鈔票了，除非我把老妻趕回台灣，把自住物業賣了，或乾脆把她謀殺，拿了她的人壽保險金，否則註定只能用眼睛過乾癮，別想全部擁有。

倒有一本書我是很想很想一咬牙將之買下：有羅琳親筆簽名的《哈利波特》第一集，精裝版A售價港幣兩萬七千元。買下來當然是想送給家裡的大女孩，她快要十八歲生日了，送給她作為禮物，紀念她跟哈利波特的相識一場，這本書和這個故事影響了她的成長路途和日後路子，意義非比尋常。

猶豫未決，於是索性打電話回家問問大女孩。送一份禮物給你好不好？但很貴啊，所以同時是聖誕禮物和生日禮物，一物兩送，不能貪心。豈料大女孩遠比我想像中的不貪心，或許只是因為她在感冒病中，沒力氣去貪，總之她在電話那頭的回答是，不要了，太貴了，看看就好，擁有不見得好。

原來她已經長大到了可以倒過來教訓老爸了。如同從翻開第一頁《哈利波特》起算，她已經長大了十一年，時間在書頁裡流逝，也在書頁裡萌芽，時間走了也沒有走，看見書本，想起童年，那是書本的另一種無形價值。

好吧，不要就不要，拉倒。我什麼也沒買，瀟灑地離開書展會場，心裡想著，說不定百年之後我的簽名書也能賣個好價錢呢。袁世凱瞧不起兒子袁克文沉溺古玩文物，他說，「文物有啥意思？我死了之後，我用過的東西就是文物！」；我也應該有此志氣，所以，不買了，統統不買。

所以也不必謀殺或趕走老妻了。真好。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陳芳明的文學救贖

恨未解 痛難紓

文章日期：2010年10月27日
【明報專訊】台灣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陳芳明來港出席「張愛玲誕辰九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期間接受《世紀版》專訪，暢談兩岸文學新景象，抒發人生的幸福與缺憾，還有心中那些解得開與解不開的結。

觀察兩岸文壇

作為文學研究者，陳芳明時刻都在「尋寶」，探尋新文類、新題材。這位談吐溫和的學者脫下西裝外套，坐在花圃邊，迎秋風，滔滔不絕地描繪台灣文學新景象：新移民第二代的書寫是其中一個大趨勢。台灣自1990年代有外勞入駐，經過二十年的文化融合，來自印尼、泰國、越南的外籍新娘與台灣父親的第二代已開始寫作，書寫東南亞的記憶。「最大特點是，東南亞新娘的第二代通常具備台灣和東南亞兩個身份認同，目前中文水平還在起步階段，但這樣的作品將會愈來愈好，愈來愈多。」

陳芳明說，本土作家開始書寫外勞故事是十年來台灣文壇另一個趨勢。以報道文學或小說來關注外勞在台境、工傷及不公平待遇，為他們發聲。「這是台灣公民社會成熟的表現，知識分子維護正義、追求公平。」他預計這幾個趨勢在未來十年將更加突出。他舉例說，新銳作家張耀仁的小說《親愛練習》，觸及外傭情欲、受虐等議題；而顧玉玲的報道文學《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記錄幾名菲律賓移工在台灣的故事，得獎連連。

「原住民寫作早在1980年代就已大量崛起，近年更出現了原住民女作家文學。文壇冒出卑南族、泰雅族的女作家，女性聲音愈來愈響亮。」這是台灣文壇的又一個新特點。

懷「喜悅」之情觀察台灣文學新氣象，陳芳明認為台灣的新世代作家一直在湧現。呷了口茶，他欣喜地繼續介紹「後鄉土」、「新鄉土」文學的蓬勃。他稱讚童偉格、甘耀明、王聰威、陳淑等新生代作家關注人與人之疏離，揉合鄉野傳奇。「相比台灣七十年代鄉土文學重要作家如黃春明、王禎和等關注自己的鄉村，用當地的語言，新一代的作品滲入國語、台語、英文各種語言，他們對二十一世紀的鄉村改造有鄉愁，對弱者有同情。」

反觀對岸文壇，陳芳明不免扼腕：「我很懷疑新的語言、新的聲音在哪裏？」在他看來，賈平凹、莫言、王安憶等一批大陸作家的故事和語言運用皆到了登峰造極的階段，已經沒有突破。

他微皺眉說：「在台灣，張愛玲的文學滋養了大批作家，但在大陸，她那種挖掘內心孤絕的語言並未出現在教科書裏，張愛玲研究亦屬非主流，一味將她納入中國民族傳統裏來詮釋。改革開放以後，大陸年輕人沒有歷史記憶，停留在魯迅語言的教育，這樣的文學觀、審美觀怎麼可能讓年輕人有充分想像呢？」

相比之下，陳芳明十分認可加拿大華裔女作家張翎，「她離開中國很久，未受到中國文壇風氣影響，文字太好了，太厲害了，看了嚇一跳啊！」他稱，這位「晚熟」作家寫出《餘震》、《金山》這樣的好作品，她所開闢的語言是大陸作家所不能及的，「這將是未來好文學的指標，創造出獨特的現代都會語言」。

政治與學術試煉 文學救贖

「我是理想主義者、浪漫主義者，年輕時是政治危權時代的受害者。」聽到「叛逆」二字，陳芳明笑得響亮：「說得太好了！我就是看不起權威！」年少時抗議父親的管束，到美國念書以閱讀來抗議國民黨，拚命讀台灣禁忌的魯迅、毛澤東作品；求學時攻讀歷史的他，不認同單一觀點看岳飛的歷史地位，為秦檜辯護以抗議民族主義教育。「文化是多元的，人格是複雜多面的，為何只有一種選擇？」

他曾對政治有過深情的憧憬，為了擁有更大的思想和言論自由，他在青春年華高舉「革命」火把，歸於灰燼也在所不惜。

「政治使人分裂，文學使人和諧。」在政治與學術之間穿梭試煉近二十年之久，因政治運動被迫流亡海外十多年，一九八九年返台，懷對改變現實的期待，陳芳明做過民進黨文宣部主任，最後又懷幻滅離開，並以學術作為終身的事業。「政黨選舉只管輸贏，人生為何一直要活在輸贏裏不能超越？政治裏看不到人的真正價值。我不離開政治，就會被掉。」當年放棄當不分區立委，四十八歲才開始在私立大學當講師，陳芳明義無反顧重新起步，「地球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把我自己撐起來」。

「世界之大，宇宙之廣，收容你的，就是文學而已。」年輕時從學院縱身躍入政治洪流，歷經淒風苦雨後終於回到學界，在政治權力角逐的壓迫感中回歸學術的空曠感，他甘於離群索居，「六親不認」，終日沉醉在閱讀中，希冀在文學中找到救贖。陳芳明心滿意足地說：「現在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階段。人生的幸福是你想做什麼，就能做什麼，並且敢做什麼。」對他來說，此時的幸福就是潛心梳理文學史，為台灣文學史存檔。

「年輕時要依靠靈感，如今寫作靠意志，要寫什麼已了然於胸。」陳芳明自稱對文字愈來愈迷正是一種「張愛玲後遺症」。他習慣手寫，嫌打字太慢，恍若手寫更能讓手和腦直接「連線」，追趕思考時甚至會發抖，他笑稱「這就是下筆如有神。」他說，從不認為會「沒時間讀書」，搭捷運或各種等待中，無時無刻都可以擠出時間來。他最近正執筆寫台灣現代詩論，明年將出版名為《殉美詩札》的散文式讀詩筆記，談現代最重要的詩人。問及何以書名感覺有為美而死的壯烈，他笑答：「嘿，我讀詩耗費了多少生命阿！」

「希望有一天，你會看到台灣出現一個小說新人。」作為作家身分的陳芳明，以詩、詩論及散文稱著。記者問他會否嘗試寫小說，他露出神秘而靦腆一笑，並首次對外「曝光」自己的小說創作計劃：「我正在寫一個故事，是講父女之情的小故事，講父親如何看待女兒不被容許的愛情——成為年長男人的外遇。這不是我女兒的故事，但如果她真遇到，我會祝福她。」一直談笑風生的他，此時語氣溫沉。

兩個心結

陳芳明有兩個久埋的心結。一個是國民黨在威權統治時代迫使飽經他離鄉背井的浮盪，「人類的進步是很慢的，國民黨走到今天不容易，這個曾經龐大的怪獸現在要看人民的選票。沒有選票就要鞠躬下台，這是一種風度」。他說，如果國民黨對民主有貢獻，他會「解恨」，淡忘傷痕。而另一個心結，是父女之間難以癒合的感情裂痕。

解禁後返台初期，陳芳明還在黑名單中，每三個月要出境重新簽證，在前程未卜的飄搖中度過了三年。他因此將一對兒女留在美國，錯過陪伴孩子成長的重要時光，當時他們分別是十五歲與十三歲。女兒一直不理解陳芳明在她最需要父愛的時候缺席了。雖然後來關係和解，但一直比較疏離。他說，女兒從不對他撒嬌。「女兒的世界我不能進去了。這是我心中永遠的痛！」

陳芳明曾在散文《霧是我的女兒》中寫道：「霧是我的女兒，徘徊在窗外，在街口，在路燈下。霧是我的女兒，深邃、神祕而難解。不知道這場霧遊蕩有多久，瀰漫有多遠；我只知道在霧裏深處的什麼地方，一定有我女兒的蹤。」因語言隔閤，他曾翻譯成英文給女兒讀。她讀後感動落淚，知道父親疼愛她，當年並不是要拋棄她。

「我寫這種題材的小說，好像是在填補作為父親心裏的缺憾。」陳芳明希望十二月之前完成這部中篇小說新作，以寫作自療。

■info

台灣知名學者、作家陳芳明一九四七年生於高雄，曾任教於靜宜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現為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著有散文集《掌中地圖》，詩評集《詩和現實》，文學評論集《鞭傷之島》、《典範的追求》、《危樓夜讀》、《深山夜讀》、《孤夜獨書》，學術研究《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及《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傳記《謝雪紅評傳》等。他在1990年代以前流亡海外多年，曾經是美國台灣獨立運動的重要寫手。

[文／陳伊敏 編輯／曾祥泰]

a link：阅读时光《石油枯竭的后天》

梁文道：楊照的倫理寓言

文章日期：2010年9月5日
【明報專訊】我假借這個區分，用來聯想《如何做一個正直的人》的性質，把它界定為一部教人在這個政治秩序及社會環境急速變動的時代裡，應當如何把握方向、如何沉靜思考以及如何穩定心性的「倫理故事集」。
一
《如何做一個正直的人》，這個書名嚇人一跳，因為它似乎太過煞有介事，道德說教的意味太濃，保守、傳統而且古老，幾乎不像是任何一個現代評論家會喜歡取用的名字，尤其不像楊照著作的書名。畢竟，他是一個生活在當代社會裡的知識分子，而且受過完整的高等學術訓練，他應該深知任何想要教化人心的努力在這個時代都會遭到無情的懷疑甚至嘲諷；他也應該曉得我們已經不再相信有誰能夠宣稱自己掌握了真理──特別是道德上的真理，從而大膽指導別人立身處世的道理。
既然如此，何以楊照還敢寫下這一大堆文字去告訴我們，如何做一個正直的人呢？雖然他曾經有一部叫做《理性的人》的評論集，名字一樣宏大而駭人；可是這一回不同的地方在於他還用上了「如何」二字，使得這本書活似一部指南。
沒錯，一部指南。假如《理性的人》是在正面析介「理性人」究竟是種什麼樣的人，述說他的構成條件與周遭環境；那麼《如何做一個正直的人》就是來到更具體的實踐層面，宣講一種應該怎樣做人的道理了。勉強地區分，前者屬於「實然」的論說，後者則屬「應然」的探討。
二
這讓我聯想起近代哲學史中一度存在過的一對極其相關但又明顯不同的概念區分，那就是「道德哲學」（Moral Philosophy）和「倫理學」（Ethics）了。表面上看，這兩種關於人類實踐生活的哲學探究是沒有多大差異的，反正它們講的都是倫理道德，所以現代大學的哲學課也經常混用這兩個名詞。同樣的理論，一會兒說是「倫理學」，一會兒又說它是「道德哲學」。
可是對於許多先哲而言，這兩個名詞卻有著微妙的差別。粗糙並簡單地講，「道德哲學」關心的是更一般更抽象的原理問題，比方說「什麼是『善』？」，「道德律則應當如何證成？」以及「假如自由意志是虛幻的，人類還可以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嗎？」。至於「倫理學」，它的對象範圍就比較微觀比較具體了，例如十八世紀德國哲學家鮑姆嘉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的《哲學倫理學》（Ethica Philosophica），裡面談到的幾乎全是「如何控制我們的低級慾望」、「如何敬拜上帝」和「怎樣對付沉悶」等非常實際細碎的課題，和我們今天熟悉的倫理學很不一樣。
我假借這個區分，用來聯想《如何做一個正直的人》的性質，把它界定為一部教人在這個政治秩序及社會環境急速變動的時代裡，應當如何把握方向、如何沉靜思考以及如何穩定心性的「倫理故事集」。
說到這裡，我不得不再多說兩句有關政治與道德之關係的問題。首先，我們知道學術界曾經把道德排除在政治之外，純以實證的科學態度去研究人類的政治生活，並以之為政治學正宗。根據這種主張，我們不應該研究一個政黨的路線轉變算不算背叛，因為這是個無法得出客觀結論的價值問題；同樣地，我們也不必追問一個社會的政治秩序是否正常，因為它是個價值問題，不能用事實的調查與數據的分析去說明。根據這種主張，我們應該研究的是一個政黨的路線轉向的抉擇是否理性，它和其他政黨在下一盤怎麼樣的策略棋局；根據這種主張，我們不用比較君主制與代議民主制的良窳，只要去描述它們的特色，分析它們如何成形如何衰亡便好。
一般認為，這個戰後以來的主流主張是要到了上個世紀的七○年代才開始轉變。在那十年，以羅爾斯（John Rawls）為代表的政治哲學家把政治帶回到了哲學裡面，也把哲學──尤其是道德哲學──帶回到了政治研究。於是大家重新開始質問一個怎麼樣的社會才算得上是正義的社會，一個怎麼樣的制度才能叫做正當的制度。
三
然而，身為一個評論家，楊照的主要關懷不在於這些政治哲學上的大哉問，起碼不是在這本書裡去談這些問題；他試圖在另一個層面上將價值注入到政治機器之中，使運轉得過於流暢乃至於太過油滑的政治遊戲稍微頓滯，讓充滿算計因而變得太過冷酷的頭腦稍微溫潤。
台灣是全球華人社會之中第一個真正成功轉型為現代代議民主制度的地方，所以它才會讓我們這些住在其他地區的華人如此關注，以之為參照，視之為樣本。可是在觀察它的過程裡頭，我們卻又發現了許多令人困惑不解的現象：台灣不是已經擁有很充分的言論自由了嗎？為什麼它的言論自由沒有催生出健康的公共言談，反而惡質化為一場又一場的名嘴口水仗？台灣不是已經擁有很獨立的司法體制了嗎？為什麼它的司法問題還會搞得這麼嚴重，弄出一次又一次的爭議甚至醜聞？
於是有些人就開始把台灣這個模範生打成壞榜樣了，他們說：「你看，這就是民主的後果！」「你看，這就是開放的代價！」「看你們還有誰敢說要學台灣」。然後又有人出來幫台灣說話，告訴我們台灣其實不是這樣的，其實它很好，其實我們都只是被媒體誤導了……。
閱讀楊照評論多年，我發現他的目的不是懷疑，更不是從根本上否定，台灣政治社會轉型的大方向，進而讚賞甚至肯定其他的代替方案，比方說近年甚囂塵上的「中國模式」；更不是為台灣辯護，以動人的言詞述說「台灣真好」的小故事，這不是一個台灣評論者該做的事。
四
楊照不是一個「道德哲學」意義上的思考者，潛心探究自由的價值與證成民主之必要；因為他實在沒有這個需要，這早已經是台灣整個社會的共識了。在肯定這些共識的前提底下，他想令我們了解的是光有這些共識還不夠，光有這些大方向還不行；我們需要的是使得這些共識得以落實，使得一艘輪船得以朝向既定目標順利航行的實際條件。
換句話說，言論自由和媒體開放是對的，但是你不能在這些理想和名嘴肆虐的現實之間劃上單純的因果連線，這中間還要補上其他零件。尊重也是對的，但是這並不表示法條可以毫無中介不經詮釋地擴大到這個社會上去，形成法律的暴力。更直接地講，楊照是希望在台灣社會轉型的理想與實況之間尋回那失落的鏈條，在政治遊戲和種種社會機制裡頭添補那少掉了的零件。
那些鏈條與零件便是我在前面所說的「倫理學」了。相比起宏大，高遠而抽象的理念和原理，它更注意實現理念與原理的方式。它是一連串具體規範，就和鮑姆嘉登所探究的那些問題一樣具體；比方說「結社如何孕育創意？」、「議題為什麼是選舉的核心？」、「政治人物應該怎麼迎接下台？」……。
楊照之所以持續不懈地執著於這些問題，是因為他掌握到了，在我看來今日台灣以至於其他華人社會最最要緊的關鍵了：不是沒有正確的理念，而是沒有使之具體成形的方法與策略。這裡所講的方法與策略，絕非冰冷功利殘酷的權謀計算，而是蘊含價值的踐行性規範。
楊照不把目光朝上，他的話不是說給當權者聽的。他就像一個在民間晃蕩的吟遊詩人，又像一個上古時代荒原部落的預言者，他用接連不斷的傳聞和故事代替精密的論述，對著他的同胞，說明世間種種的運行法則。儘管他總會在這些故事之後給出聯繫到當下處境的「故事教訓」。然而，他說故事的技巧及語調卻足以使聽眾明瞭那句古訓：「單是故事，便已包含一切」。
[文／梁文道 編輯 方曉盈 電郵 mpcentury@mingpao.com]

韩寒出现在香港书展

韓寒現象﹕韓寒：粵語很有趣
誠實的既得利益者
文章日期：2010年7月28日
【明報專訊】“現時在廣州的粵語保衛運動風風火火。

韓寒坦言喜歡聽粵語，還會唱粵語歌……在他看來，粵語是有趣的語種。看電視、電影有時會感覺普通話「作為台詞很差」，感染力沒有粵語強，也沒有粵語自然。”

記者：如果你是記者，我是韓寒，你會想問韓寒什麼問題？

韓寒：我會想問他，你結婚了嗎？（大笑）

眼前的韓寒戴黑框眼鏡，身著素淨白色襯衣。言談自在，有幽默感又不失真誠，既無架勢也不隱晦。

香港書展有青年作家、賽車手韓寒到此一遊，的確熱鬧了很多。

「一個出過那麼多好電影的城市，一定不是一個沒有文化的城市，而且它對文化那麼的寬容。事實上我感謝這座城市，它保護和庇護了很多華人，尤其來自內地的文化人或者作家。」此番對香港文化的肯定得到現場熱烈的掌聲。

盛名下的韓寒很自省，知道領袖可以「一朝春風得意，一朝身敗名裂」 。以為他因不滿現狀想移民他國，但他「更希望留在上海市金山區亭林鎮亭東村十三組」。以為他喜歡「翻牆」、四處看，但他更願意留在「牆內」靜觀社會千奇百怪。被冠以「公共知識分子」、「青年意見領袖」、「當代魯迅」等各種封號的韓寒，首先是個文藝青年。他說：「我很討厭政治，但我很熱愛文藝。只是我更不喜歡我所熱愛的文藝被我所討厭的政治所妨礙。」

不妄自稱作家

韓寒在書展兩次現身都儼然明星登場。他一躍跳上桌子，甩甩頭髮，自然面對長槍短炮，表現很強的舞台感。記者會上，女記者坦言是忠誠粉絲，誇他帥，甚至失魂丟了採訪筆記本；讀者見面會，女聽眾遞紙條留電話示愛。「本來我就喜歡帥哥，何是才子。」粉絲見他內心如小鹿亂撞。但有多少粉絲讀讀過他的文學作品？

韓寒深知讀者和粉絲的區別。閒談間，他說，「粉絲是比較盲從、沒腦子的概念，但我相信我的讀者是聰明的。起碼我進場的時候聽到的聲音是『哦！』而不是『啊﹗﹗』」這時他做出一個尖叫狀，笑得很樂。

2000年，韓寒出版第一本長篇小說《三重門》，銷量已達三百萬冊，十年間出版不少銷量過百萬的小說和文集，最新主編的《獨唱團》八十六萬冊被搶購一空。港版雜文集《飄移中國》、小說《他的國》在今年書展面世。他說，很少稱自己是作家，多以「作者」自居。作家二字，在他心中一直很「神聖」。「我不會輕易稱自己是個作家，作家的門檻，對我來說是很高的。」他調侃道，在內地，作家這個名稱已不那麼神聖。「作家被豢養了六十年以後，本身應該是藏獒，結果被變成了金毛，這是不能接受的事。」重翻《三重門》，他認為「挺傻」，但又立即辯解說「畢竟是十六歲寫的，可以容忍。」

文藝青年韓寒，首先是誠實的青年。他說，「作為一個能盡量說真話的既得利益者，我也很高興。」有些敏感政治問題他不便回答，會告訴你，他害怕回不了家，或者講故事來隱喻。他倒一點不忌諱對女色之愛好，大談喜歡台妹，甚至可將他簡化為——性別：男；愛好：女。

韓寒因敢於針砭時弊而大受歡迎。但在言論自由的香港，他稱反而「沒有什麼話好說」，因為「事實上就像男性的一種欲望，就是有些人比如說半推半就的時候你反而覺得更想上人家，人家如果真的一捋頭『來吧！』，可能就沒有那麼的衝動了。但事還是要辦的。」

韓寒的博客點擊總量全球最高，累積超過四億瀏覽量。博客上分享的歌曲有近半是香港粵語歌曲——許冠傑、張國榮 、楊千嬅、李克勤的歌。韓寒坦言喜歡聽粵語，還會去唱粵語歌，「但有廣東人在的時候，從來不唱。」 他目光輕掃了下四周，又笑起來。

Beyond、林夕、黃耀明

韓寒還記得上初一時開始接觸流行音樂。當時跑步破了校紀錄，老師獎勵二十元，「怕同學揮霍驕縱」，所以讓班長買了兩盤磁帶——張信哲、范曉萱，一盤九塊八，只剩下四毛錢。「很自然往前聽一段，往後聽一段。」而最初聽的香港粵語歌曲是從樂隊Beyond開始，因為聽不懂粵語，只是「有一搭沒一搭地聽」。後來，陳百強、黃耀明、張國榮，以及四大天王等歌聲漸漸從香江傳到了黃浦江。他強調，對歌詞要求很高，林夕是他欣賞的詞人。雖說「林夕水準飄忽」，但因印象非常深，一見好詞，第一時間就會想到是否林夕寫的。

在韓寒看來，粵語是有趣的語種。看電視、電影有時會感覺普通話「作為台詞很差」，感染力沒有粵語強，也沒有粵語自然。「我不會說粵語，也不會聽粵語，不是因為在廣東就說粵語的好話。」他舉例並演繹道：「比如台詞說『相信我』，英語說trust me ，用粵語說也沒問題。換成普通話『相信我』時都顯得奇怪。」此時他變換了幾種語調，示範普通話版的「相信我」。

文藝青年離不開電影。「某些在內地永世不會有正版碟的電影」，他只好「被迫」去買盜版。但絕不會在網絡上看，「假設片子拍得很好，在視頻網站上看，覺得吃虧了。」雖說喜歡香港電影，但他不願羅列，認為「太多了，若說漏了，是對沒被說到的不公平」。他更欣賞早期的港產片——香港在「自己玩」的時候水準明顯比現在跟內地合作以後要高一些。

聽說韓寒過兩三個月又再來了，「因重要私事」 。在各媒體的文化版、娛樂版、中國版等留下一堆金句和燦爛笑容後，他來去如風，「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文／陳伊敏 攝／Chaucer K.C Wong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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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Response﹕作家說……
文章日期：2010年7月28日
【明報專訊】著名作家、文化人馬家輝稱韓寒為「二十一世紀新形態人氣作家」，將他作為「現象」來解讀。他說，韓寒身上匯聚各種流行元素——衣著打扮清新年輕、文字直率有趣，「內地有不少重火力批判社會的作家，但很少那麼詼諧有趣的。」同時，他善用傳統媒體和新媒體作為發布平台，而且還是賽車手。馬家輝與韓寒交談時，感覺他說話的內容和語氣談吐都有超於年齡的穩重和成熟。

下「黑色暴雨」的夜晚，近兩千人湧進了韓寒的讀者交流會。觀眾中出現了知名作家和文化人：小思老師、廖偉棠、潘國靈……連向來深居簡出的旅港台灣作家黃寶蓮，亦冒傾盆大雨趕來，邊聽邊作筆記。

黃寶蓮：他沒有大中華心態

黃寶蓮坦言，不是韓寒粉絲，亦不大了解韓寒背景，只是想知道新一代內地年輕人的怎麼想。聽罷，她說，韓寒有自覺、獨立而清醒的思想，超越於政治意識、教條之外，是一個沒有受到環境污染的健康明朗的心靈，這是讓人非常欣喜。「知道內地一定不會只有一個韓寒，那就是中國的希望。」

「他對不同文化具有包容、理解與欣賞的態度，不像一些人以中國大陸正統自居，把香港台灣當地方邊陲」，她說，當韓寒被問到移民問題時，他說自己不會移民，因為戀自己的故土，「我喜歡他用故土，一個人生長的土地家園，而非愛國、愛民族那種空洞的字眼，政治性的說辭」。

廖偉棠：和魯迅並論不確切

廖偉棠認為韓寒 「很聰明，拿很到位，沒有過分張揚和嘩眾取寵，沉得住住氣」。現場所見，韓寒讀者不乏香港八十後、九十後，也許是被韓寒那種不願跟主流意見同謀的姿態所吸引。

他將韓寒看作「現象」，認為他善於用年輕人的邏輯去跟他們對話，保持讀者的尊嚴，不是單純前輩式的意見領袖型。 「他的博客相當好，保持與主流不合作的立場。文章常常呼喚理性與反思，但一些追隨他的人卻缺乏理性。」他說，博客大量的留言都是「坐沙發」，以露一面為榮。

很多人將韓寒與魯迅相提並論，廖偉棠認為是不確切的說法，若以文學的角度去期待韓寒，則 「評價不是很高」，好多年前看過他的小說，比較膚淺。」 目前，他對韓寒仍持「觀望」態度。

潘國靈：舊酒新瓶的幽默感

潘國靈對韓寒這次言談很「收貨」，從中看出他是一位幽默青年偶像，是站在舞台上收放自如、懂得面對觀眾的作家。但他指出，Q&A 形式局限了內容，並沒有什麼火花，「我主要是看他的應對，帶有黑色幽默的風采。」

「韓寒能認識到香港拯救了很多破碎的文化，不僅是產生流行文化，還保護了文人」，潘國靈認為，這雖也不是新觀點，但出自韓寒之口，確實有一定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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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止兩種人
文章日期：2010年7月28日
【明報專訊】「得罪韓寒是很嚴重的事。」來書展開講的台灣名嘴陳文茜評價韓寒：「他是可愛的孩子，又是賽車選手，充滿了傳奇，但是我不喜歡他講『上海世博是用錢堆出來的』，這顯示出他的膚淺。這話被西方媒體拿來討論世博會。」她認為「世博有很多韓寒賽車選手先生不了解的地方」 。

她勸告韓寒說：「他敢講，他是很多人眼中的英雄，所以他要珍惜他的話語權，他不再是一個憑快感衝刺的人，影響力這麼大，應該珍惜中國網民對他的崇拜。」此話當時在記者聽來只是無惡意的忠告，怎料一語激起千層浪，陳文茜瞬間淹沒在「挺韓」的炮轟中。韓寒後來輕鬆一笑：「不和女生爭辯。」

著名博客周筱贇發表《是韓寒無知，還是陳文茜無知？》在網絡上廣為流傳。文中指出，上海本地的所有媒體，對於世博會，全部都是正面宣傳。媒體的天職之一，應當是反映民生疾苦，遏制行政權力的擴張。上海的媒體沒有這樣做，韓寒這樣做了，陳文茜有什麼好說的呢？

不過，也有人回應說：人生選擇又何止韓寒和陳文茜兩種呢？

陳伊敏访麥家

一部小說賺了七千萬？
茅盾文學獎得主麥家的風聲風語
文章日期：2010年7月23日

【明報專訊】「香港書展的特色是把書展辦成了地方節日，各路人粉墨登場，各種娛樂活動雲集，講《三字經》者有之，穿『三點式 』者有之。說好聽點是雅俗同堂，說難聽點，有點不倫不類，四不像。」中國文壇最高獎項茅盾文學獎得主麥家來港推介新書，這是去年書展給他留下的印象。

模舞台不在書展

「都說香港是文化沙漠，言下之意，這裏讀書人少。但是書展上人之多，情狀之熙攘，令人不可思議，簡直比北京奧運會還鬧熱。」麥家來港前接受記者專訪時說，去年他來書展演講，幾日都在琢磨港人為何熱捧書展？後來他更問不下五十個路人——多數人來書展不是為買書，而是見人，看明星，觀「模」。

去年的書展被模「綁架」了，媒體關於書展的8000篇報道中，近半是報道關於模。今年書展主辦單位禁止模在會場舉辦簽名會（雖然仍有模踩場，場面一度混亂），麥家說，書展終於回歸到讀書人的事情上了。他認為，「她們應該有自己的舞台，但不應在書展這個舞台」。

麥家指出，香港書展辦成這樣是「迫不得已」。內地這些年的書展雖一定程度地保持了書展的本色，但失去了人流，有的地方為避免門庭冷落，只好組織人去參加。而去年香港書展不惜冒「書展垃圾化」之虞推出模展台，或許是有點兒「雙無」精神了——無奈與無賴。

今年書展，麥家推出新作《風語》。很多香港讀者對麥家的認識，源於他的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風聲》。《風聲》之前，麥家的小說《暗算》已於2008年獲茅盾文學獎，也得過國家圖書獎、《人民文學》最佳長篇小說獎等榮譽。

解碼專家炙手可熱

《風語》講述了密電破譯專家陳家鵠的故事。這位天才數學家在國共兩黨聯合抗日之際毅然攜眷回國，國共兩黨都看中了他破解密碼的本領而爭相招攬他，日本方面卻是除之而後快。戰爭的殘酷讓他一步一步地走向更大的困境，絕境就在前面……

「香港是間諜自由港，他從香港登陸是自然且唯一的選擇。」作品中提到陳家鵠從香港維多利亞港灣上了岸。麥家說，南京大屠殺後，大半個中國已經落入日軍手中，不可能從上海登陸。而包括杜月笙在內的上海大佬們都已南遷香港，可見當時香港之臥虎藏龍。「世界各國間諜最多應該就是香港了，香港的地位是如此特別，如此重要，當時中國政府鞭長莫及，日本人吞入口中卻如鯁在喉。香港空氣相對更加自由或是外向，是間諜、特務轉圜的好地方。」他說。

麥家告訴記者，這次《風語》的創作是一次瘋狂經歷，他需每天早晨跑三公里，晚上跑五公里來鍛煉身體以保持抗爭狀態。但小說加上劇本一共兩百多萬字，長期伏案引發他腰傷加劇，「累得都想抽自己耳光」。

10年前，麥家寫《解密》、《暗算》皆被退稿；10年後，一部尚未完成的《風語》賣出500萬元的版稅。江湖傳聞，包括版稅和影視改編權利金，一本《風語》為麥家帶來了七千萬元收入。「這是中國出版界的平庸和弱智」。麥加說，出版界追名人稿子，急功近利，不願意去發現，可能也沒有能力去發現。他們總是相信名氣，不相信實力，這是一種無能的表現。「我是個作家，又不是明星，我希望你重視我的作品，而不是我的名聲。」

諜戰過後轉攻愛情

近年，麥家同名小說《暗算》改編的電視劇動熒幕「諜戰熱」，電影《風聲》票房大熱，由他小說改編的《風語》、《風聲》、《刀尖上的行走》三部電視劇接連開機。但他卻認為「不管電影拍得如何成功，都無法完全表達小說的意蘊和駁雜的東西。把一部長篇小說改編為電影，就好像把一片滾滾麥浪做成一盒餅乾，餅乾雖然好吃，但怎可能有滾滾麥浪的風景和大地的姿態」？

在麥家看來，諜戰劇不可能持續火下去了。首當其衝的原因是內地此類劇質量並不高，不少都是粗製濫造，破綻百出，看上去熱鬧，想起來寡淡。原因之二則是「火得不正常」。他曾一天接到九家影視公司電話，說的都是一個內容，命題作文﹕寫諜戰特情劇。「我覺得這很恐怖，嚇得我一時都不敢再寫了。可以想見，大家這一窩蜂去追捧一個東西時，這個東西的壽數就注定不會長久了。」下一步，他將結束特情、諜戰小說寫作，開始攻佔愛情小說。

[文 / 陳伊敏]

a link：经典3.0

陪公子“读诗”

《宣州谢眺楼饯别校叔书云》
唐·李白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
行路难
李白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暗天。
闲来垂钓坐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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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阅读期待：顧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

許子東談文學邊陲顛覆處
文章日期：2010年3月17日

【明報專訊】許子東爽朗的笑聲和幽默感，應是他魅力的一大來源。作為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主任和中國文學研究學者，許子東卻連聲向攝影師自貶不上鏡，謙虛得很。

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將於三月最後一天舉辦「現代中國文學研究在海外」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將聚集世界各地研究現代中國文學的專家，當中有華人也有外國人，百花齊放，如美國來的劉再復、德國的顧彬、日本的刈間文俊、韓國的許庚寅等等。

趁此會議舉行前夕，許子東先跟讀者分享對海外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的看法，並表達了他對香港文學發展的見解。

自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海外學者對於現代中國文學研究可謂貢獻良多，夏志清和捷克漢學之父普實克便是首批發起人，往後影響許許多多的人，如李歐梵和王德威。今年的會議題目定為此，乃因為現任德國波昂大學東方語言學系教授兼系主任顧彬（Wolfgang Kubin）偕其他德國漢學家花逾十年時間剛寫成一共十卷的《中國文學史》，其中第七卷《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中譯本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於08年末出版：許子東認為這刻非常歷史性，值得大家坐下來討論海外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的情與影響，並梳理海外學者對於現代中國文學發展的功勞。

改寫歷史：海外的厚度

「北京也有幾部《中國文學史》，一般只有三卷；顧彬等用德語寫成的這部叢書可算是目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外文寫作的中國文學史，裏面更包括顧彬主寫的《中國古典詩歌史》，也有《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學問從古到今。」許子東表示，從前主流的海外中國文學研究均以古典文學為主；雖然海外現代中國文學研究只有一個甲子的歷史，卻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一九四九年以後，海外現代中國文學研究才真正成為一種意識形態、一門學問，「從那時起，內地什麼都以政治為先，一點討論的自由和空間也沒有，而海外學者的研究便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並對現代中國文學有直接深遠的影響。」許子東便舉了劉再復、高行健、北島等作家詩人作例，「若沒有這些海外研究，誰會去發掘這些人？我們哪能認識這些典範？」

五年前，王德威曾經寫過一篇關於海外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的論文，刊於《哈佛大學亞洲季刊》內，其中，他認為海外現代中國文學研究其中一個作用為「改寫歷史」。許子東大表認同，並解釋道：「在內地，很多文學作家的地位排名是由官方來安排的；在海外，沒有政治的壓力，此排名可能完全相反，這還不是改寫歷史嗎？」而且，許子東認為，文學家有顛覆「歷史」的能力，「內地作家莫言在《紅高粱》一書中描寫土匪打日本人，雖然國內的歷史書均指打退日本仔的功勞全屬共產黨；而在其獲獎作品《生死疲勞》中批判土改政策，把中國農村的道路發展都顛覆了。」

近幾年，中國作家協會經常爆出醜聞，足見作家被官方控制的惡果，更顯得海外研究十分重要。許子東指出，官方通常有兩個對待作家的方法，「第一，政府給予作家地位金錢，像派誰誰誰當人大代表，受人錢財作家們便不能自由創作了；第二，政府不允許文學作品拍成電影電視劇，文學作品老百姓看不懂，影響力有限，若拍成電視劇，人人都看，那就不行了。作家的個人地位受官方保護，影響力卻受到限制。」這個時候，海外學者既沒有受保護，也沒有被限制，便敢於作出批判。

「現時，中國的情與五四時候太不一樣。五四時，作家們不但精通外語，直接閱讀不少外國文學，更與不少外國文豪交好朋友，如魯迅與日本作家稔熟，徐志摩和泰戈爾肖伯納也是好友；現在交通網絡雖然發達，中國作家懂外文的不多，看外國作品多要靠翻譯，也較少和外國大作家直接交往，出外訪問都要由外辦安排。」許子東坦言，中國政府對文學的控制帶來消極的影響，他更強調，五四時代中國作家站在世界當中，現時他們卻離世界很遠，海外現代中國文學研究便擔當重要的橋樑角色。

「現代中國文學研究在海外」這個會議主要有三個目的，「我們希望檢討不同地方的研究對中國的影響，並討論各地研究有什麼不同，最後，便是看看內地、香港和台灣對海外研究的反應。」香港和台灣文學在國內不被看重，許子東打了個比喻，港台文學的重要性就好比在內地開會，一百票裏頭可能只有五票分給香港和台灣，而五票當中，香港只獲一票，對此，他甚不以為然。「中國文學猶如一條大河，河水一直洶湧的向前流，一九四九年之時遇到一塊大石頭，便成了三家分流，香港這條支流可能比較小，可是還是其特色和存在的價值呀。」雖然並非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許子東仍心繫香港文學。許子東個人研究的其中一個領域便是香港文學，他不但編了多年《香港短篇小說選》，更代表香港與王德威、王安憶一起編了《輸水管森林：三城記小說系列》。

我們需要現實主義

「一直以來，文藝小說在香港都被邊緣化，從來不是一種意識形態，從不曾改造或影響社會。一九九七年前，香港文學卻有一個很大的突破，八十年代開始，因中英談判、社會前景不明朗，香港的本土意識大大增強，文藝小說營造不少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如西西的《我城》、黃碧雲等。」可是，香港回歸之後，政治情卻沒有預料中緊張，本土意識減弱，許子東帶有遺憾的指出，香港文學的發展有點停滯不前。

近年，香港文學發展特色有二，許子東覺得香港作家的寫作技巧其實玩得很不錯，文字上都下過不少功夫，情慾更成為年輕作家探索的題材，他尤其對《字花》雜誌、謝曉虹和葉愛蓮表示欣賞。雖然如此，許子東仍為香港文學的前景感到擔憂，「為什麼沒有人去寫一些最基本、現實主義的東西呢？寫高鐵寫地產不是很好嗎？像余華的《兄弟》便揭示了大陸的社會變遷，香港社會的變化也很大，最基本的東西不能被略過。」他又認為，作家不能一直寫香港的本土性，「寫來寫去Hong Kong is yours, but so what？」停了一停，他繼續說：「香港作家要有追求，要有用文學手段寫大作品的追求。在武俠世界裏，金庸便是個有追求的人。」

也是現實？「文學地產聯手吧！」

許子東一邊搖頭，一邊表示對香港文學並不樂觀，轉頭卻笑說：「香港文學一直自生自滅，從來不需要別人感到樂觀。」這樣說，他忽發奇想，表示香港的地產商應該每三年把一個單位送給文學獎得主，並把暫時賣不出的單位以低價或免費租給作家和藝術家，以作鼓勵，「這樣何樂而不為呢？此舉既能顯示地產商風雅，又能提升作家的地位。深圳也有名樓盤免費給藝術家作藝術村。」香港社會一向不重視文化藝術的發展，許子東常常告訴學生，金錢固然重要，房、車都要有，可是應該還有別的東西去追求，「難道商人不看書嗎？不看《紅樓夢》哪算是完整的人啊？大家應該各盡其力，建設香港！」

高大的他站起來，數手指說，「香港有兩強，一是地產，二是文學，兩強應該聯手，對不對？」說罷，笑了起來。

世紀．Info

香港嶺南大學將於2010年3月31日（星期三）舉辦「現代中國文學研究在海外」國際學術研討會Overseas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Studies。這次會議設兩場圓桌論壇。出席講者包括顧彬、刈間文俊、許庚寅、夏中義等。地點為康樂樓三樓林秀樑會議中心。垂詢請致電（2616-7880）或電郵：joanlai@ln.edu.hk與中文系秘書Joanna Lai聯繫。

[文．岑倩衡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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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守傳統


文章日期：2010年3月17日





【明報專訊】許子東出生於上海，自小受文學薰陶，獲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文學碩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東亞語言文化系文學碩士、香港大學中文學系哲學博士。現居於香港，擔任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並於2008年起出任系主任一職，任教香港文學、中國當代文學、現代文學批評等科目。

香港有四間大專院校設有常規的中文系，包括中文大學、嶺南大學、浸會大學和教育學院。許子東認為，中文系最根本要守本分，不追求時髦，這亦是嶺南大學中文系的定位，「首先，中文系一定要對得住傳統，基本的東西要有，如古典文學課程，這是中文系的支柱。」他指出，現時內地大學的中文系加入很多非文學的課程，如電影、表演藝術等，而台灣文學則為政治所用，香港的中文系更要「安守本分」。嶺南大學中文系第二個目標便是要加強劉紹銘、陳炳良、梁秉鈞等教授開創的現代文學方面的優勢，並與各地全世界的中文系交流，作良性競爭，「香港只有四、五個中文系，我們不能只停留在香港，做香港最好。」

許子東表示，他們目前遇到的最大困難是UGC給的研究生名額太少，要根據研究能力擴大名額，才能媲美北大、波士頓等大學。

葛兆光给台湾大学研究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课程文献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研究文献

——葛兆光给台湾大学研究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课程文献

编者按：在朋友处看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葛兆光教授开列的下列文献，觉得很有公布的价值，并可以引起进一步的思考。大学改革愈演愈烈，大学细节也许更加值得关注。本报希望能够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引言：近年来中国内地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些新变化

【建议阅读文献】

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若干初步考察》，张永堂译，载《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76。

丸山真男《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载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区建英译，学林出版社，上海，1992。

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载余英时《历史与思想》，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76，1992。

李弘祺《试论思想史的历史研究》，载韦政通编《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大林出版社，台北，1981。

黄俊杰《思想史方法论的两个侧面》，载黄俊杰编《史学方法论丛》，学生书局，台北，1987。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册《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2002。

第一讲：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

【建议阅读文献】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吕思勉《史籍与史学》，收于《吕著史学与史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王汛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的证据》、《新史学》第8卷第2期，台北，1997。

葛兆光《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开放时代》2003年第4期。

第二讲：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与思想史研究

【建议阅读文献】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5。

裘锡圭《中国出土简帛古籍在文献学上的重要意义》，载《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集刊》第一辑，燕山出版社，北京，1999。

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北京，2000。

葛兆光《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文物》2000年第1期。

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第三讲：关于图像的思想史研究

【建议阅读文献】

Wu Hung（巫鸿）：The Wu Liang Shrine：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邢义田《武氏祠研究的一些问题——巫著〈武梁祠——中国古代图像艺术的意识形态〉和蒋、吴著〈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读记》，《新史学》八卷四期，台北，1997。

赵化成《汉墓壁画的布局与内容——兼论先秦两汉死后世界信仰观念的变化》，载许倬云、张忠培主编：《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下册），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

孟嗣徽《炽盛光佛变相图图像研究》，《敦煌吐鲁蕃研究》第二卷，101－14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栗山茂久《身体观与身体感——道教图解和中国医学的目光》，《古今论衡》第三辑，147－154页，台北，1999。

景安宁《元代壁画——神仙赴会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王尔敏《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传播之图说形式》，载其《明清社会文化生态》，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

陈平原、夏晓虹《图像晚清》，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李孝悌《上海近代城市文化中的传统与现代——1880至1930年代》，载李孝悌《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与生活》，一方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02。

葛兆光《思想史视野中的图像》，《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第四讲：作为思想史资料的古中国舆图

【建议阅读文献】

《中国古代地图集》三册，文物出版社，1997。

菲利普·艾伦（Phillip Allen）的《古地图集精选》，猫头鹰出版，台北，2001。

周明敏主编《地图中国》，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2003。

姜道章《二十世纪欧美学者对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的回顾》，《汉学研究通讯》总66期，169－177页，台北，1998年5月。

海野一隆《地图的文化史》，中译本，香港中华书局，2002。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2，book．2：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J．B．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Edit，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织田武雄《地图の历史——世界篇》，讲谈社，1994。

葛兆光《天下、中国与四夷──古代中国世界地图中的思想史》，载《学术集林》第十六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葛兆光《古地图与思想史》，载《二十一世纪》2000年10月号，总六十一期，香港中文大学。

船越昭生《坤舆万国全图と锁国日本——世界的视图の成立》，《东方学报》四十一册，684－685页，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0。

第五讲：文化史与文明史：以宋代为例

【建议阅读文献】

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Ⅰ《西方国家世俗上层行为的变化》，王佩莉译，《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Ⅱ《社会变迁文明论纲》，袁志英译，三联书店，1998，1999。

阴法鲁、许树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三卷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三节《国家与士绅双重支持下的文明扩张：宋代中国生活伦理同一性的确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第六讲：知识史与思想史：以西洋天学进入中国及其对传统思想的影响为例

【建议阅读文献】

方豪《方豪文录》，北平上智编译局，1948。

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黄一农《通书——中国传统天文与社会的交融》，《汉学研究》14卷2期，台北，1996。

艾尔曼（Benjamin Elman）《晚明儒学科举策问中的“自然之学”》，雷颐中译文，载《中国文化》第十三期，中国文化杂志社，北京，1996。

冯锦荣《明末清初士大夫对〈崇祯历书〉之研究》，载《明清史集刊》第三卷，香港大学中文系编，1997。

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三编第一节《天崩地裂（上）：当中国古代宇宙秩序遭遇西洋天学》、第二节《天崩地裂（下）：古代中国所绘世界地图中的“天下”、“中国”和“四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第七讲：法律史、社会史与思想史：以传统社会中白天与黑夜的时间分配为例

【建议阅读文献】

杨联《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载《国史探微》，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91。

陈熙远《中国不眠夜——明清时代的元宵、夜禁与狂欢》，“中国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2002，见http://www.ihp.sinica.edu.tw

第八讲：如何研究观念史？

——以“心同理同”这一普遍主义观念的历史变迁为例

【建议阅读文献】

诺夫乔伊（Arthur O．Lovejoy）《存在巨链》第一章《导论：观念史的研究》，张传有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中国宗教思想1》，《岩波讲座：东洋思想》第十三卷，岩波书店，1990。

第九讲：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的“视域”转换——

以“唐宋”、“宋明”两个不同研究范式为例

【建议阅读文献】

Patricia Buckley Ebrey（伊佩霞）：Neo－Confucianism and the Chinese Shih－Ta－Fu，American Asian Review，Vol．4，no．1（1986）。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允晨出版事业公司，台北，2003。

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赵冬梅译，柳立言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包弼德（Peter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This Culture of Ours：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中国学术》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00。

田浩《从宋代思想论到近代经济发展》，《中国学术》总第十辑，2002年3期，商务印书馆。

朱瑞熙等编《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萧启庆《元代史新探》，新文丰出版公司，台北，1983。

王明荪《元代的士人与政治》，学生书局，1992。

《剑桥中国明代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Timothy Brook（卜正民）：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岸本美绪《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

井上彻《中国の宗族と国家の礼制：宗法主义の视点からの分析》，研文出版，东京，2000。

王尔敏《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岳麓书社，长沙，2002。

第十讲：思想史研究中的加法与减法

【建议阅读文献】

葛兆光《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读书》2003年第1期。

李璜《葛兰言与社会学方法》，载李璜《法国汉学论集》，珠海书院，香港，1975。

杨《葛兰言研究导论》，载李璜《法国汉学论集》，珠海书院，香港，1975。

杨联的《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补论》，载《杨联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桑原骘藏《支那人间における食人肉の风习》，原载《东洋学报》十四卷一号，收入《桑原骘藏全集》第二卷，岩波书店，东京，1968。

第十一讲：关于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以及它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启示

———以丸山真男的日本思想史研究为例

【建议阅读文献】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本，三联书店，2000。

丸山真男《原型、古层、执拗低音——日本思想史方法论につぃての私の步み》，《丸山真男全集》第十二卷，岩波书店，1996。

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区建英译，学林出版社，1992。

朱谦之《日本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2。

童长义《日本文化思想研究的主体性》，载《东亚近代思想与社会》，月旦出版社，台北，1999。

日本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二、三卷，马采、李民等、那庚辰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1991，1992。

子安宣邦《作为事件的徂徕学：思想史方法的再思考》，朱秋而中译本，载《台大历史学报》29期，2002。

渡边浩《东アジアの王权と思想》，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

葛兆光《想象的还是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与中国的亚洲主义言说》，载《台大历史学报》第三十期，2002。

【附：建议阅读的一般书目】：

一、《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田汝康、金重远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二、《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张文杰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三、《历史的观念》，科林伍德著，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

四、《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五、《马克思主义和史学方法论》，麦克伦南著，孙庆武等译，华夏出版社，北京，1991。

六、《历史学家的技艺》，布洛赫著，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七、《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蔡少卿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八、《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九、《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彼得·伯克著，姚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十、《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王辛慧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中华读书报 2004年4月14日

阅读时光：黎戈的《私語書》和汪涵的《有味》

微物之喜
文章日期：2010年2月19日
【明報專訊】年關將至，又是綜藝節目熱火朝天的好日子。打開電視，港台各路名、特、優主持人都有移師內地的象——東方衛視、浙江衛視、湖南衛視、安徽衛視——在不同的規劃區域內小露身手。內地本地主持也各顯神通，譬如佔內地電視娛樂界第一把交椅的湖南衛視「芒果台」（身為上海人也不得不承認東方衛視實在是做得既不專業又不夠娛樂精神，定位尷尬兩頭不靠只好將第一把交椅拱手相讓），數得出字型大小來的名嘴就有汪涵、何炅、謝娜……都是十多年的元老級人物，給觀的印象也是放得下身段，娛樂至死，像著名電影研究學者、超級港產片迷大衛·博爾（David Bordwell）對香港電影的評價：「盡皆癲狂，儘是過火」。

但是且慢蓋棺定論，就算踏得上月球，也未必看得清月亮背面。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是新年的初三，剛剛讀完黎戈的《私語書》和汪涵的《有味》。因為是純粹享福的春節，所以雄韜偉略暫放一邊，財經時緯年後再說，養身裁體且顧不上，美食佳肴桌上就有，不需要訴諸於書來湊熱鬧，順手就撈了這兩本儲藏了半個多月的閒章來看——微物之喜，正是佐酒佳品。

原以為黎戈一介水鄉南京小女子，下筆細膩適可潤物，枕頭、扇子、大白菜、氣味皆可入文，非但入得文，還相當好看。不曾想湖南的尖椒也能將汪涵大哥哺育出江南水鄉一般的氣質——卻原來他的出生地倒和我的祖籍一樣，都是蘇州。這就難怪，《有味》裏四處瀰漫「三生花草夢蘇州」（龔自珍詩）的朦朧氣氛，放在白天，就是寧靜的水鄉，悠長的有溫煦陽光的下午，「時間開始明亮起來」；放在夜晚，就是蒙薄霧的寒夜，年關將近，「光線愈來愈稀薄，只有幾隻零散的雞在巷子散步」，蘆葦杆子在土裏劈啪作響。

而其實，他只是專心寫了十種中國傳統的小手工藝。靖港香乾、粑、木桶、油布傘、箭、琴、雞毛撣子……除了故事和氣氛，還配有詳細的製作方法和他親自捉刀製作的插圖。汪涵說：「如果我有兩條命，我一定拿一條做一個快樂的木匠。」據說，寫作多是來自童年的記憶。也許正因為從小廝混於水鄉街巷，接觸到不少淳樸的手工藝人，在田頭作坊裏從事一項古老的手工業，一做就是一生，才讓今天的汪涵有機會停下來，回看自己珍視的人事。

「我明白木盆就是我童年的奧德賽，因為木盆，我的漫遊沒有任何界限。我經常忘掉時間，在太陽燒到山坡的那一頭之後，空氣開始潮濕起來時，我吐掉甘草根，從山坡上跑下來，渾身髒兮兮，穿過窄巷回到家裏，等待我的是母親溫柔的呵斥……」

有人評價他的書有「張中行、董橋等老一輩作家的文風」，我雖覺得尚不及後者的沉靜，但也頗為神似沈復的《浮生六記》，從微物中見出歡喜。像黎戈所說，她寫作的時候，「是喜歡設想一個自己非常依賴和私密的愛人，坐在我對面，支頤微笑，聽我說貼心話，可以大方地把自己潑出去，是一個私語境的傾訴習慣」。微物、貼心話兩全，就像多置辦了年貨，教這舊曆年多添了幾分滋味。

[文：不小可]

一起老

老公獅
文章日期：2010年1月29日
【明報專訊】朱文心新作寫老男人老女人之間的關係變易，亦即老男人老女人自身的生命變易，調子是哀沉而傷感的，至少看在同樣是老男人老女人的讀者眼裡。可也因寫得太深刻太貼近，老男人老女人讀來常覺如在照鏡，忽地裡，在毫無準備的心理狀態下像照鏡般窺見自己的醜態與窘態，既是難過，亦難免失笑。
所以在閱讀《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過程裡，笑了好多回，坐在沙發上，大女孩在看她的十九世紀航海電影，我則邊讀書邊發笑，她已經看也沒看我半眼，見慣了，知道老豆又發神經病，懶得理了。
醜態與窘態之處可多呢。有些行徑雖尚未現形，但可以想見，會的，總有一天會的，很快便會的，等著吧，就在前頭。像這一段吧﹕
「當然你也看過那仍依戀女人的，再要比你們現在老個十歲、職場退休了幾年的老公獅，錯覺老母獅是媽媽，跟前跟後著她裙角唯恐走失，吃東西要媽媽照顧，出了廁所要媽媽看過（通常是褲拉鍊忘了拉好）才放心，媽媽是與這世界的唯一連繫了，臍帶一樣，所以在那眠夢中仍緊緊抱著母獸的，是幼仔的索乳而非任何一絲情慾了。」
而更藍調的尚在下面﹕
「或許，該靜靜的讓他老，別吵他……老去的你們，口袋滿滿回憶滿滿，要做什麼皆合法合體制合道德，唯缺愛情和慾望……現下的你們有閒錢、有假期、飛到異國城市住所費不貲的旅館、不須考慮盤算的愛吃哪家餐館哪家咖啡皆可，就如眼前，但你們只能如兩尊岩像的不交集。你不願相信並接受人生就這樣進入石化期，一種與死亡無差的狀態。」
沒法不說一句老套的話言﹕發笑的次數愈頻密便愈覺得憂傷在翻頁的過程裡。儘管朱天心不會有興趣把小說主題只鎖定於老男人老女人的衰敗窘境，她更感焦慮的毋寧是時間的可逆與不可逆、生命的出路與死路，但於開展故事之際小說家的描述技藝很難不令讀者在場景與場景之間唏噓喟歎。羅蘭巴特說的，我們閱讀如在河流暢泳，最強烈的感受來自克服了河水的壓力 ，想游到哪就游到哪；快樂地，或哀傷地。（上）
老後
文章日期：2010年1月30日
【明報專訊】「老後」這一兩年是台灣出版界的顯眼主題，許多書，不管是創作的或從日本翻譯過來的，皆圍繞這項關注打轉，有一本《一個人的老後》的書，暢銷十幾萬冊，這是散文亦是論文，引導女讀者認識中老年階段的財務、健康、感情、法律等等瑣碎但關鍵的事情。許多女人都說，看得哭了。
為什麼哭呢？
我猜可能是被「我也會老、我終於老了」這項沒法迴避的事實觸動了；也當然，「一個人」的孤獨感亦易把一個人推進哀傷氣氛。當你想到有朝一日，別說躺在醫院床上，僅是獨自坐在家中客廳，燈光暗淡，氣溫低寒，你用一條頸巾圍住自己，你伸手像撫摸情人般輕掃圍巾布料，這已是你眼前能夠擁有的唯一親密觸感了，其他一切已經跟你絕緣，或如同朱天心在書內所喟歎，「啊，走不動了，吃不動了，做不動了」，你的眼淚遂流下來。
可是，「老後」令人感動是一回事，「老後暢銷現象」又是另一回事。故我又猜，或因台灣那群以朱家姊妹為首的女小說家已經紛紛步入「後中年期」，而被其文字滋養了多年的女讀者們，亦是；寫的人與讀的人遂心連心，一起從文學和現實的角度察看老後問題。台灣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是「文學盛世」，文學閱讀人口眾多，文學作者百花齊放，廿年了，大家分享了文學花園的眩目錦繡，亦有幸於廿年之後共同老去，把眼睛焦點調校回眼前實景，大家都老了或很快便老了，大家都「走不動了，吃不動了，做不動了」，於是大家一起思索老後的快樂與哀愁。老後的書頁裡，大家仍然有大家。
另一所幸是老了不見得全糟。老有老的好呀，若以老後本身作為坐標而不處處跟年輕比較，箇中自可營建細微的生活樂趣。或如朱偉誠在雜誌裡向朱天心提問，「你拿過往年輕時候的認真來檢證年老的現實，這種檢證可能有些讀者會覺得荒謬，我的意思是說用年輕來檢證現在，不管什麼樣的人其結果都必然是不堪的」。
老後自有風景。朱天心呀，站在橋上的老夫妻或許不是喟歎而是享受。享受不必再去走再去吃再去做了。
（下）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a link：《文化超现代》改版后下载不了了

a link：梁文道访问陈冠中：盛世冷眼

閱讀時光：陳冠中《盛世：中國，2013年》

後極權時代《1984》的寫法
文章日期：2009年12月19日
【明報專訊】陳冠中滿可以把自己的新小說命名為《2013》，藉以向那本偉大的政治幻想小說表示敬意。這種借構想未來政治與社會體制下小人物掙扎抗爭的故事來澆自家塊壘的筆法討巧而又迷人；我們簡直要禁不住詫異，何以整整半個世紀，竟然少有仿效喬治·奧威爾的傑出作品產生出來。

至少從表面上看，《盛世：中國，2013年》與《1984》有頗多相似之處。自不待言，兩者都在構想威權體制未來某時刻的走向，亦都對此一體制禍及社會與人心的統治原則表示批判；即便在細節上，讀《盛世》的時候我們也不斷被喚起對其前輩的回憶。《盛世》裏有自己的溫斯頓·史密斯，那是不斷尋找「丟失的二月」的方草地；有自己的裘莉亞，那是不甘沉默孤獨作戰的韋希紅；甚至在那位政治局高官何東生的身上，也找得到奧勃良的影子（更不必說小說後半段何東生對中共「盛世」政策的解釋，與奧勃良在拷問溫斯頓時的誇誇其談所具有的結構上的相似）。盛世之下民的滿足感，簡直是「兩分鐘仇恨」的後現代拷貝；那「丟失的二月」裏報刊資料的缺失，讓人想到真理部裏充滿嘲諷意味的「忘卻洞」；還有，連小希那個頗具恐怖主義「左憤」色彩的兒子，也很有點《1984》當中派遜斯的孩子拿手紙加蜂窩當軍號的味道呢。

浪漫頑抗Vs. 末世「嗨賴賴」

然而兩者的相似便到此為止。須知《盛世》是充滿後現代末世氛圍的環境下產生的作品，而絕不似《1984》那種極具浪漫主義與自由主義傾向的風格，故而我們絕不可把這兩者，混為同一類小說。遙想《1984》產生的時代，正是自由和極權絞殺在一起的辰光；在極權體制下，人們追求自由的鬥爭是壯烈的、悲劇性的，宛如一齣齣《沙家》《紅燈記》在上演；概言之，這是鮮血與屠戮交織在一起的慘烈戰爭，反映的是極權時代當局與民浪漫主義的緊張關係。到了後極權時代，這種浪漫主義的對抗已經褪色。就統治者而言，他們已經不存在對於舊日信仰的狂熱忠誠，其嘴裏道出的信仰不過是掩蓋其瘋狂追求私利本質的花言巧語；因之對於民，他們也不似自己的前代先祖那樣，必欲格殺所有潛在的敵對因素而後快。於是他們往往表現得疲軟鬆懈、漫不經心，恐怖和對抗變成了他們的變態而非常態，成為其牟求私利不得已而為之的一種手段。相應地，統治者的這種行為方式，令到民失去了敵對的物件。凡是敵對，總歸需要雙方的存在才可以進行下去；這樣，統治者暴力手段的缺失，使得民亦放棄了浪漫主義的對抗，用《盛世》裏的話講，開始變得「嗨賴賴」了——而且根本不需要政府在飲用水裏加什MDMA，他們自行就會忘記。

（何東生說）我想跟你們說的是，沒錯，中央主管宣傳的部門是做了些工作，但這也不過是順水推舟，如果不先是老百姓自己想忘記，我們也不可能強迫大家忘記，是中國老百姓自己主動給自己吃了健忘藥。（259頁）

官民共譜後極權內核

這實在是《盛世》一書最為深刻的地方。作者竟然如此舉重若輕地窺見了後極權時代政府和民關係的實質，那便是雙方在攜手共同建設後極權體制的根本內核。何東生將其概括為「天佑我黨」，此言得之。

統治的實質既然改變，則統治的形式勢必發生變化。後極權體制下，當局通常不會使用橡皮棍和電刑對付民，也毋須勞神建什「101房間」——說到底，人們的101房間都在他們的心裏，便是自己的蠅頭私利。因此很具諷刺意味的是，小說中具有對抗意味的人，多半是我們今天常說的「憤青」——右憤如小希，或者左憤如韋國。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小希那樣的右憤，最終是在何東生的慷慨陳詞面前敗下陣來；對當局真正具有威脅的倒是韋國那樣的左憤，唯有他們才因自己的恐怖活動而遭到鎮壓。至於其他人，充其量會像小說最後寫的：

走出門外，老陳對小希說：「我在雲南邊境那邊有朋友，他們都沒有嗨賴賴的感覺，你願意跟我一起過去嗎？」（261頁）

於是便來到了小說結尾那充滿寓意的一句：

東方既白，兩人半遮自己的眼睛，迎刺目的晨光，走。（261頁）

「盛世計劃」：逃避主義的誕生

這便是《盛世》之於《1984》最大的區別所在。在《1984》的結尾，溫斯頓和裘莉亞對黨的鬥爭失敗了；他們的靈魂已經被消滅，正在等待肉體的消滅。然而即便是他們的失敗亦是悲壯的戰歌，亦能夠激勵讀者向極權體制發動新一輪浪漫主義的進攻。而《盛世》的結尾是低迴的，抑鬱的，主題是逃避主義和無可奈何。我們甚至可以感受到作者對於所謂「盛世計劃」的矛盾心態：既因其扼殺人性的根本取向而嫌惡之，又因其幫助中國度過世界經濟「冰火期」和阻止極端勢力上台而嚮往之。這種矛盾、無奈和逃避，正是後極權時代人們的慣常心態；所有這些，都沒有逃過作者敏銳的觀察。

因此，《盛世》一書算得上對後極權時代統治關係與社會心理的絕佳描摹。欲尋找後極權時代政治幻想小說寫作的活標本，此書當之無愧。

[文／張曉輝 北京「萬聖書園」經理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關于手跡與梁文道

K,
2008年香港書展，鍾曉陽之后那一場演講，就是梁文道。主題大約是書的樣式，談及未來的書會長啥樣？甚至，還會有書麼？很積極地在談論著一個感傷的話題。

他和搭檔，拿出了蠻多創意給大家分享，包括志在“誘惑”讀書者的香港中央圖書館的書墻。
那會兒，小女子因了清早在梅窩長裙、赤腳，那場狼狽的無厘頭趕船奔跑，和用盡了精力聽了上一場演講。已經累得不得了。
可是，文道總還是要見到的，既然已經咫尺天涯。
於是，小女子顧不得儀態，讓及踝長裙做下下掩飾，赤了腳盤腿坐上一張折椅。這回是可以看清彼此的第二排，當然還是邊座。
事先并未有知會文道，只當自己也是個粉絲吧@@這家伙和搭檔進場，立刻關注在主題演講上，自然也不會注意，現場出現這么一個曾被他哂笑過的傻女@@
但是，隨著講題的展開，小女子越來越郁悶。一心以為“書事”天長地久。如今，怎么會開始談論起他的生死呢？莫非自己實在是太癡迷，太遲鈍？
終於，小女子忍不住舉手“提問”了。其實，是有話要說吖。不可避免的，文道也發現了“曉觀”。
“我不覺得，隨著互聯網閱讀的‘霸道’”，書真的會消失。書也同人一樣，如果你喜愛他，就會想和他親近的。網絡書可以讀，可是‘不親’。”
“來港前，我剛剛在海南看了一場中國文學館的手跡展覽，有魯迅、有巴金、有冰心，看著才子才女當年在紙上的掙扎，那些曾經閱讀過的文字，才真的打動了我。你說，會不會，‘手跡書’，會是今后的一個可以保留下來的書種呢？如我這樣的人，是會喜歡的。”
最后，我問：文道，你是不是還在手寫文稿呢？
他答：是的。
哈，松了一口氣。畢竟，這世間，有些東西還是會不變的。是被捍衛的。

書會后，找文道簽書，是《讀者》（梁文道書話2），上書局2008年7月版。
文道已然被一群小粉絲包圍了，急急的問：“曉觀，你啥時來？啥時走？”
我指指載滿新書的箱子：“來了三天了。前一晚聽了你和哈金的對話啦。聽完這一場，我就回。要去云南待一段時間，去那兒聯系我。”
“啊？好吧。我去云南的機會，真的比去海南多點兒。網上見！”
“好的，網上見。”

這以后，又陸續在南京、上海、香港，買到的文道的新書，《我執》、《常識》、《對話》等等，如果問我有啥建議，那就是：今后出書，請將手跡也影印兩張吧，其實，文道纖細整潔的如女子的手跡，是很討人喜歡的。或許，會提高銷售率麼！@@@

沒想到，同樣的問題，之后在上海季風、甚至此次新加坡國家圖書館，都會與人起爭拗。書，怎么可以是摸不到的吶？原本已經是文字游戲一場空，再不能將那些個手感攬入懷中，索性連文字也不要算了。
夏博直言：小關，你是上個世紀的人了。
我憨憨笑：是啊，應該是三、四十年代的吧。老是恨生不逢時呢。
總在上海轉悠的夏老師呵呵一笑：那樣，或許我們會多個可以回味的女作家？
嗬嗬嗬。

其實，這幾天俺可是都在寫好硬好硬的報告呢！不知道，柔軟的盼望，用了很硬的字，還有人讀得懂不？

手稿
文章日期：2009年12月10日
【明報專訊】賜官（劉天賜）說張愛玲一封七十五字的親筆信拍賣，底價是千五元，第一口價已叫至一萬，最後以四萬元成交。

七十五個字值四萬元，即每字價錢高達五百三十三元。

賜官立即致電王天林，問他可有收藏起以前張愛玲的劇本，如果有，肯定發達，天林叔說﹕「都丟了！」

以前劇本用手寫，沒影印，如果字潦草，會找人抄過。

看過七十年代邵氏的劇本，是有專人抄在蠟紙上油印的，到八十年代仍有。油印劇本會釘成一本，有漆紅的戲名寫在封面，八六年的《英雄本色》也印過。

以前交專欄稿也是交親筆版本的，作者連副本也沒有，聽說是有人上門收稿，也有作者是郵寄的。

有了傳真機之後，所有作者都可以保留自己的真，報館收到的，都是感熱紙或噴墨機印出來的複本。

進入電腦時代，連手稿也不需要，無論劇本或專欄文章，都毋須再手寫，不用紙和筆，全部電子處理，本來無一物。

寫稿用電腦，再沒有真與複本之分，數碼化的厲害之處是原裝與複製全無分別。

未來的作者恐怕已不會有手稿，如果還有印刷書出售的話，讀者仍可以找作者親筆簽名，讓作者的字保留在書內。

有作者簽名的書，原來是沒有寫上給誰的較值錢，除非是寫給一位名人。

未來是沒有手寫的年代，電子書最終也會代替印刷書。

不會再有擠擁的書展，也許只有擠塞的寬頻。

[阿寬 ahhfoon@yahoo.com]

關于《常識》的常識

常識思考
文章日期：2009年12月7日
【明報專訊】梁文道《常識》入選中國年度十大好書，記憶中，這是第一本香港人著作獲此殊榮，內地讀書人對此叫好，在普羅讀者之中則更叫座，一本書在半年之間賣了廿多萬冊，發揮了無比的影響力。
是的，一本書如果只能賣兩三萬冊，或許只是市場概念上的「暢銷」，但假如賣上二三十萬冊，便是一個值得關注和理解的「現象」了，因為它竟然能讓這麼多人選擇用鈔票投票，並在閱讀之後爭相討論，背後一定有著某種切合集體情緒的獨特魅力，也必對此情緒火上加油，進一步推動它的爆發。
《常識》推動了什麼？先不談作者的細緻文字功力和博雜的知識學問，僅就閱讀效果而言，這書的最大啟蒙作用之一可能是讓中國讀者知道，時事評論原來可以寫得如此不刻薄不憤慨不誇張但卻又能夠如此深刻如此開闊如此趣味滿滿。換個角度說，這書令中國讀者讀到了很不中國的中國評論，它教導了中國讀者什麼叫做「精準評論」，在下筆時，由於評論家懂得「自我 設限」，故能引領讀者直接對問題核心，在該有的坐標裡看事情，不會迷途，不會失向。
別誤會，這裡說的「自我設限」並非一般理解的「傳媒自律」。我想說的是，《常識》作者不會像一般的中國評論員般動輒站在道德高地放言高論，先罵三句市民無知，再罵五句高官無能，最後感嘆兩句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之類便收筆了事。相反，作者通常先把討論話題牢牢抓住，透過一些古今中外的例子幫助讀者了解問題的類同性和特殊性，再在制度層次上思考它的困限和出路，如此進出兩三回合，便像把一個橘子剝盡了皮，讀者自可嗅到看到嚐到橘子的甜酸滋味。
當作者以《常識》作為書名，我猜，他腦海的「常識」定義，指的並非書內所指的問題或他帶給我們的結論，而是他在引導讀者掌握這些問題和結論過程裡所展現的思考方法；回歸常識思考，你或可以得出極為寶貴的結論。箇中有禪意，頗符合梁文道近年的學佛精神。佛在文中，文浮佛意，這叫做表裡合一。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伯明翰學派的多元与市井

伯明翰學派再臨殺源危機？
文章日期：2009年12月6日
【明報專訊】多謝周秀娜，令港聞娛樂版也要講文化研究；感激楊家誠，讓香港人記得英超有隊升班馬叫伯明翰。將兩件風馬牛不相及的事寫在一起，因為伯明翰是一手豎立文化研究這門新學科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CCCS）的根據地，也因為CCCS在改組、關閉和重開過後，今秋再臨殺系危機。

奠定「文化研究」新學科

稍有涉獵文化研究的，大概都曾聽過「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和「伯明翰學派」（Birmingham School），前者因二戰流亡美國，對商業化的美式普及文化看不過眼，後者則認同普羅生活，積極打破「高雅」和「低俗」的對立。雖然觀點不同，但兩者同樣積極改良馬克思理論，將研究貼近生活，例如把電影、電視、城市生活和傳媒拿來研究，開創了文化研究這門新學科。

伯明翰學派比法蘭克福學派遲起步。1964年，已在英國文學評論界嶄露頭角的理查得．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從企鵝出版社（Penguin）的創辦人Sir Allen Lane手上拿過捐助，在伯明翰大學創辦CCCS。他從一開始便立下戰書，批評當時的英國文學評論範圍狹窄，希望以文本分析為理論基礎就普羅大眾的生活進行研究。

霍加特百足多爪，逗留在CCCS的時間不足兩年，真正將「伯明翰學派」發揚光大的是Stuart Hall，例如他的理論改變了傳媒和普及文化研究的方向、提出的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亦領先相關的討論。在他的主持下，CCCS可謂人才輩出，John Rex和Paul Gilroy提出新的種族關係理論、Stanley Cohen證明傳媒製造的道德危機、Tony Jefferson分析次文化，創新理論和研究方法，更不用說Paul Willis的那本Learning to Labour仍是民族誌（ethnographic study）的最佳示範。據說，當年中心內的研究生都不太關心畢業時間，更不緊張日後如何找工作還貸款，而是專心鑽研理論、琢磨研究方法，因為他們的論文都可能是傑作，像高錕研究光纖時一樣，心知這將會是厲害的東西。

邊緣城市中的邊緣學科

來到伯明翰，就明白為何這裏能孕育出英式文化研究。

伯明翰附近的黑鄉（Black Country）是產煤重地，加上鄰近倫敦，在工業革命後成為工業、交通和貿易重鎮。因此，不難想像工業沒落帶來的衝擊：工人文化衰落，同時見證青年次文化和普及文化的影響力，令英國這階級社會產生重大變化，傳統的階級理論不再有力，都為CCCS的成員提供豐富題目。另一邊廂，二戰後英國從殖民地大量輸入人口重建國家（當中不少落戶伯明翰），可惜失敗的種族政策令衝突頻生。在這種地方出產的文化研究不可能推崇高雅文化，工人階級往往是分析的眼點；同時，伯明翰學派並不滿足於理論空談，而是貼近市井生活、講求多元尊重，以研究結果推翻偏見。

然而，強於工科的伯明翰大學卻似乎稍欠人文精神，行政部門始終對CCCS甚有意見。一直以來，伯明翰學派堅守左派立場（例如Stuart Hall便是《新左評論》的重要寫手），推崇馬克思主義、反建制、為工人階級發聲、提供抗爭的理論基礎，據說在戴卓爾年代令大學受到點壓力。霍加特志在打破學科隔閡，但學系山頭林立，每次架構重組都是政治鬥爭，跨學科、跨領域的文化研究又怎不會是攻擊對象？現已享負盛名的霍加特在2000年被提名榮譽博士遭否決，就是校方從不欣賞CCCS的最佳證明——縱使不少人記得伯明翰大學只因Birmingham School！

CCCS幾經人事變遷，在1991年變為文化研究及社會學系（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Sociology），雖已人面全非，但仍奮力保持多元，例如不少教員來自非英語國家，並進行跨國研究，以擴闊討論的可能性。可是，在2002年6月，校方未經公開諮詢便突然關閉學系，當大家還來不及憤怒，便在暑假將教員遣散或調職、將學生安置到其他學系。

當時的系主任Frank Webster認為，學系在高等教育研究評鑑（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RAE）得分「過低」是殺系主因。RAE是英國國內所有學系的研究質素的評分，每五年進行一次，當年學系的得分是「3a」（最高為5分），並不比其他院校的差，但校方不滿成績低於校內平均數，遂關閉學系，並未考慮文化研究的性質可能令評審有所偏差。事件引起國內外校友和學者的反響，強烈批評校方的做法。學系在壓力下於2004年重組，但名稱是Department of Sociology，伯明翰的「文化研究」被抹掉了。

這，就是我今天就讀的社會學系。今天的教育是一門賺錢的產業、海外留學生是龐大收入，政府資助的英國就業與技能委員會（UK Commission for Employment and Skills）最近就發表報告，建議所有高等院校課程都必須被排名，而評核準則主要以退學率、畢業後的工資和學生對課程的滿意度等而定，可以想像「職業先修」和「顧客服務」主導的「教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看到不少年輕講師為教學、行政工作和撰寫期刊論文生死疲勞，似乎一輩子也不可能專心教學和進行研究，哪有讀書的動力？我有位剛遞交論文的博士同學已訣別學術，另一位常質疑自己的研究有何價值，而我，也開始告誡朋友入行前請三思。CCCS那質素先行的研究風氣？俱往矣。

社會學系「不夠社會學」

苟延殘喘的社會學系現時尚算保留了一點Birmingham School的血脈，文化研究和傳媒研究仍是主打課程，不少教員亦進行普及文化、殖民主義、性別和傳媒研究。但今年3月，突然傳出學系將進行全面檢討的消息，最壞——我們預計是最可能發生——的情是關閉學系。剛好新上場的系主任突然離任（原因至今眾說紛紜），大家都大為緊張，沒有人希望「CCCS」再被宰割。在研究生的壓力下，院長和代系主任終首肯與我們見面。他們宣讀官方口徑：學系成立5年，因此要成主委員會進行檢討，暫無預設結果，但不排除殺系的可能性——理據竟然是要以此令各人認真對待之。

席間，兩人從沒否認RAE表現和入不敷支才是誘因，院長更說漏了嘴，批評本系「不夠社會學」（not sociology enough），「理據」是以數字為主的定量研究（quantitative study）比例過少，足以反映這位出身政治學系的行政人員對社會學和文化研究的無知與輕視。委任學生代表加入檢討委員會的要求被拒絕，會議不歡而散、所謂的諮詢亦不了了之。更甚的是，校方一直將檢討保密，阻撓我們公開消息。新學年開始後，副校長終於用電郵通知系內所有學生檢討事宜，有位被蒙在鼓裏的本科生得知檢討報告將在今年秋季完成、而諮詢竟在9月才開始後，忍不住回應了句「what the hell is it going on？」，副校長唯有沉默。

坦白說，我對這個學系感情不深，但極為不滿校方的處理手法。至於文化研究，我其實只接觸過皮毛，討厭胡亂推砌的理論和術語，有時跟周秀娜一樣覺得evasive pleasure和intensive moments很深奧。然而，我始終認同文化研究的理念，要以活生生的普羅大眾生活為本，毋須拘泥於學科分類，只要善用理論和創新的研究方法，就能見微知著。可惜在教育變為純粹的產業的時代，本應用以研究的心神都浪費在這種不必要的行政工作和鬥爭中。

[文 黃培烽 編輯 黃靜 電郵 mpcentury@mingpao.com]

英倫的水石書屋（Waterstone）

水石書屋
文章日期：2009年12月3日
【明報專訊】英倫文化根基深厚，令人嚮往，尤其是出版事業，更是翹楚，書店遍佈大街小巷，每次路過倫敦，必定逛遊一翻，瘋狂掃貨，流連忘返，其中大型連鎖分銷網絡水石書屋（Waterstone）更是聞名遐邇。

設於倫敦市中心比卡迪里廣場（Piccadilly Circus）的分店，樓高八層，全歐最大，公認為水石書屋的旗艦，前身為詹遜百貨公司，展銷書本超過15萬種之多，排列於書架之上，長達8英里。其中一層闢為咖啡室，供書迷休息及消閒之用，站得累了，顧客可以入內繼續閱讀，那裡空間寬廣，經常舉行演講及簽名會，穿梭其中，隨時會碰上名人，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披頭四成員保羅麥卡尼、足球名星碧咸及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等等亦曾為座上客。

水石書屋在1982年創業，共有300所分店，遍佈全英各地，運作以人為本，各具特色，銷售書目各有不同，全部由前線員工親自揀選，號稱沒有兩間店舖發售相同貨品，就算是最普通的銷售點，書種數量亦甚為可觀，平均高達三萬以上，絕非聊備一格。

我最常到的一所水石書屋位於倫敦高爾街（Gower Street）內的五層大樓，屬於一級保護文物，踏上木製的梯級，吱吱地響，古色古香。那裡是全歐洲最大的學術書店，銷售書本超過16萬種，政經名人及諾獎得主如前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前南非大主教圖圖、美國生物學家古爾德等名人也曾到此一遊。值得一提的還有倫敦經濟學院的水石書屋，又稱為經濟學人書店（Economists' Bookshop），位於葡萄牙街（Portugal Street）一角，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集中銷售最新的學術著作，當前學界熱點，應有盡有。
[陳耀華 cyiuwah@alumni.cuh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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