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7/2010

阅读期待:顧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

許子東談文學邊陲顛覆處
文章日期:2010年3月17日

【明報專訊】許子東爽朗的笑聲和幽默感,應是他魅力的一大來源。作為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主任和中國文學研究學者,許子東卻連聲向攝影師自貶不上鏡,謙虛得很。

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將於三月最後一天舉辦「現代中國文學研究在海外」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將聚集世界各地研究現代中國文學的專家,當中有華人也有外國人,百花齊放,如美國來的劉再復、德國的顧彬、日本的刈間文俊、韓國的許庚寅等等。

趁此會議舉行前夕,許子東先跟讀者分享對海外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的看法,並表達了他對香港文學發展的見解。

自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海外學者對於現代中國文學研究可謂貢獻良多,夏志清和捷克漢學之父普實克便是首批發起人,往後影響許許多多的人,如李歐梵和王德威。今年的會議題目定為此,乃因為現任德國波昂大學東方語言學系教授兼系主任顧彬(Wolfgang Kubin)偕其他德國漢學家花逾十年時間剛寫成一共十卷的《中國文學史》,其中第七卷《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中譯本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於08年末出版:許子東認為這刻非常歷史性,值得大家坐下來討論海外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的情與影響,並梳理海外學者對於現代中國文學發展的功勞。

改寫歷史:海外的厚度

「北京也有幾部《中國文學史》,一般只有三卷;顧彬等用德語寫成的這部叢書可算是目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外文寫作的中國文學史,裏面更包括顧彬主寫的《中國古典詩歌史》,也有《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學問從古到今。」許子東表示,從前主流的海外中國文學研究均以古典文學為主;雖然海外現代中國文學研究只有一個甲子的歷史,卻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一九四九年以後,海外現代中國文學研究才真正成為一種意識形態、一門學問,「從那時起,內地什麼都以政治為先,一點討論的自由和空間也沒有,而海外學者的研究便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並對現代中國文學有直接深遠的影響。」許子東便舉了劉再復、高行健、北島等作家詩人作例,「若沒有這些海外研究,誰會去發掘這些人?我們哪能認識這些典範?」

五年前,王德威曾經寫過一篇關於海外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的論文,刊於《哈佛大學亞洲季刊》內,其中,他認為海外現代中國文學研究其中一個作用為「改寫歷史」。許子東大表認同,並解釋道:「在內地,很多文學作家的地位排名是由官方來安排的;在海外,沒有政治的壓力,此排名可能完全相反,這還不是改寫歷史嗎?」而且,許子東認為,文學家有顛覆「歷史」的能力,「內地作家莫言在《紅高粱》一書中描寫土匪打日本人,雖然國內的歷史書均指打退日本仔的功勞全屬共產黨;而在其獲獎作品《生死疲勞》中批判土改政策,把中國農村的道路發展都顛覆了。」

近幾年,中國作家協會經常爆出醜聞,足見作家被官方控制的惡果,更顯得海外研究十分重要。許子東指出,官方通常有兩個對待作家的方法,「第一,政府給予作家地位金錢,像派誰誰誰當人大代表,受人錢財作家們便不能自由創作了;第二,政府不允許文學作品拍成電影電視劇,文學作品老百姓看不懂,影響力有限,若拍成電視劇,人人都看,那就不行了。作家的個人地位受官方保護,影響力卻受到限制。」這個時候,海外學者既沒有受保護,也沒有被限制,便敢於作出批判。

「現時,中國的情與五四時候太不一樣。五四時,作家們不但精通外語,直接閱讀不少外國文學,更與不少外國文豪交好朋友,如魯迅與日本作家稔熟,徐志摩和泰戈爾肖伯納也是好友;現在交通網絡雖然發達,中國作家懂外文的不多,看外國作品多要靠翻譯,也較少和外國大作家直接交往,出外訪問都要由外辦安排。」許子東坦言,中國政府對文學的控制帶來消極的影響,他更強調,五四時代中國作家站在世界當中,現時他們卻離世界很遠,海外現代中國文學研究便擔當重要的橋樑角色。

「現代中國文學研究在海外」這個會議主要有三個目的,「我們希望檢討不同地方的研究對中國的影響,並討論各地研究有什麼不同,最後,便是看看內地、香港和台灣對海外研究的反應。」香港和台灣文學在國內不被看重,許子東打了個比喻,港台文學的重要性就好比在內地開會,一百票裏頭可能只有五票分給香港和台灣,而五票當中,香港只獲一票,對此,他甚不以為然。「中國文學猶如一條大河,河水一直洶湧的向前流,一九四九年之時遇到一塊大石頭,便成了三家分流,香港這條支流可能比較小,可是還是其特色和存在的價值呀。」雖然並非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許子東仍心繫香港文學。許子東個人研究的其中一個領域便是香港文學,他不但編了多年《香港短篇小說選》,更代表香港與王德威、王安憶一起編了《輸水管森林:三城記小說系列》。

我們需要現實主義

「一直以來,文藝小說在香港都被邊緣化,從來不是一種意識形態,從不曾改造或影響社會。一九九七年前,香港文學卻有一個很大的突破,八十年代開始,因中英談判、社會前景不明朗,香港的本土意識大大增強,文藝小說營造不少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如西西的《我城》、黃碧雲等。」可是,香港回歸之後,政治情卻沒有預料中緊張,本土意識減弱,許子東帶有遺憾的指出,香港文學的發展有點停滯不前。

近年,香港文學發展特色有二,許子東覺得香港作家的寫作技巧其實玩得很不錯,文字上都下過不少功夫,情慾更成為年輕作家探索的題材,他尤其對《字花》雜誌、謝曉虹和葉愛蓮表示欣賞。雖然如此,許子東仍為香港文學的前景感到擔憂,「為什麼沒有人去寫一些最基本、現實主義的東西呢?寫高鐵寫地產不是很好嗎?像余華的《兄弟》便揭示了大陸的社會變遷,香港社會的變化也很大,最基本的東西不能被略過。」他又認為,作家不能一直寫香港的本土性,「寫來寫去Hong Kong is yours, but so what?」停了一停,他繼續說:「香港作家要有追求,要有用文學手段寫大作品的追求。在武俠世界裏,金庸便是個有追求的人。」

也是現實?「文學地產聯手吧!」

許子東一邊搖頭,一邊表示對香港文學並不樂觀,轉頭卻笑說:「香港文學一直自生自滅,從來不需要別人感到樂觀。」這樣說,他忽發奇想,表示香港的地產商應該每三年把一個單位送給文學獎得主,並把暫時賣不出的單位以低價或免費租給作家和藝術家,以作鼓勵,「這樣何樂而不為呢?此舉既能顯示地產商風雅,又能提升作家的地位。深圳也有名樓盤免費給藝術家作藝術村。」香港社會一向不重視文化藝術的發展,許子東常常告訴學生,金錢固然重要,房、車都要有,可是應該還有別的東西去追求,「難道商人不看書嗎?不看《紅樓夢》哪算是完整的人啊?大家應該各盡其力,建設香港!」

高大的他站起來,數手指說,「香港有兩強,一是地產,二是文學,兩強應該聯手,對不對?」說罷,笑了起來。

世紀.Info

香港嶺南大學將於2010年3月31日(星期三)舉辦「現代中國文學研究在海外」國際學術研討會Overseas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Studies。這次會議設兩場圓桌論壇。出席講者包括顧彬、刈間文俊、許庚寅、夏中義等。地點為康樂樓三樓林秀樑會議中心。垂詢請致電(2616-7880)或電郵:joanlai@ln.edu.hk與中文系秘書Joanna Lai聯繫。

[文.岑倩衡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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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守傳統


文章日期:2010年3月17日





【明報專訊】許子東出生於上海,自小受文學薰陶,獲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文學碩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東亞語言文化系文學碩士、香港大學中文學系哲學博士。現居於香港,擔任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並於2008年起出任系主任一職,任教香港文學、中國當代文學、現代文學批評等科目。

香港有四間大專院校設有常規的中文系,包括中文大學、嶺南大學、浸會大學和教育學院。許子東認為,中文系最根本要守本分,不追求時髦,這亦是嶺南大學中文系的定位,「首先,中文系一定要對得住傳統,基本的東西要有,如古典文學課程,這是中文系的支柱。」他指出,現時內地大學的中文系加入很多非文學的課程,如電影、表演藝術等,而台灣文學則為政治所用,香港的中文系更要「安守本分」。嶺南大學中文系第二個目標便是要加強劉紹銘、陳炳良、梁秉鈞等教授開創的現代文學方面的優勢,並與各地全世界的中文系交流,作良性競爭,「香港只有四、五個中文系,我們不能只停留在香港,做香港最好。」

許子東表示,他們目前遇到的最大困難是UGC給的研究生名額太少,要根據研究能力擴大名額,才能媲美北大、波士頓等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