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來家國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日
【明報專訊】(一)
2009年元旦在即。回首2008年的大事,真可謂「罄竹難書」;展望2009年的去路,頗有些「忐忑不安」。今天適逢耶誕節前夕,我坐在女兒紐約州家中的書齋裏,眼望窗外的皚皚白雪,不禁浮想聯翩,讓時光倒流整整40年。
(二)
1968年12月24日傍晚,寒風刺骨,雪花紛飛,我與妻子駕我們那輛半新不舊的汽車來往穿梭於芝加哥北部郊區密西根湖濱的幾個小鎮之間。商家多數仍然開門,等待那些最後一分鐘才買聖誕禮物的人們;我們雖然不是買禮物,卻也是趕最後一分鐘。
1968年對我個人的事業是一個分界點;1968年對全世界也有深遠的影響。
從這一年的農曆春節開始,美國在越南的戰局逐漸失利;國內的反戰民意也日益強烈,迫使一手主導越戰的詹森總統宣布不再競選連任。4月底,我參加一位美國同學的婚禮,婚禮前兩小時傳來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牧師遭暗殺的消息,新郎因此罕有地提議大家在禮儀開始前默哀一分鐘。6月,競選民主黨總統提名的羅伯特甘迺迪參議員竟與他的兄長約翰甘迺迪總統遭遇同樣命運,被刺身亡。這時,黑人組織 「黑豹黨」與激進的學生組織「SDS」(「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試圖用綁票、炸彈等暴力方式推翻美國的社會制度。
8月間,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在芝加哥舉行,連日有各種組織的群眾在不同地點示威遊行。一個晚上,我和兩位美國同學到市中心的希爾頓飯店門前看熱鬧,見到大群人手執蠟燭遊行,為麥加錫參議員助選。不久街上情開始混亂;就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國民衛隊正在毆打一批示威群眾,並逮捕了後來世界聞名的「芝加哥七人」。
十月裏,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墨西哥城舉行,好幾位美國黑人金牌得主在領獎時帶黑手套高舉右臂表示支持「黑權」(Black Power),並低下頭不看正在升起的美國國旗。
在中國,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在軍人的管制下繼續進行「打擊階級敵人」 和「觸及人們靈魂深處」的「鬥私批修」。
在西歐,法國的大學生革命豪情高漲,反對當時的教育制度;一部分人甚至試圖推翻資本主義社會,重建一百年前的「巴黎公社」。
在東歐,捷克的知識分子在部分共產黨領導人默許甚至支援下,發動了「布拉格之春」,企圖改變政體,因而引出了「蘇聯有權干預任何社會主義國家」的「勃列日涅夫教條」和蘇聯坦克部隊的大舉入侵。
如果當時有人提出,40年之後,美國會選出一個黑人總統,中國會成為美國的最大債權國,蘇聯會消亡,捷克、波蘭、德國和法國將會使用同一種貨幣,這人決不會被大家尊為先知,而會被嘲笑為嘩眾取寵。
(三)
當時的世界雖然很不安寧,卻還容得下我在密西根湖畔的一張平靜書桌。
「芝加哥七人」被捕的高潮過後,我的博士論文也基本完成。我決定接受布法羅(Buffalo)紐約州立大學的聘書,並應承1969年1月6日春季學期開學之前到任。
本來以為12月初可以完成論文,結果拖到真正最後的「死線」。如果我要依約在1969年1月6日之前到達布法羅,1月4日就必須離開芝加哥,也就是說我的論文答辯最晚也要在1月4日上午舉行。按照大學的規定,論文必須在答辯前10天(也就是12月24日)呈交研究生院並送給論文委員會的各教授審閱。
我的論文在12月24日下午終於開始複印。4時50分第一冊裝訂完成,我同實驗室的一位好友以百米競賽的速度把它送往研究生院;另外5冊則由我們自己開車分送5位教授家中。由於天氣太冷,在送完4家之後,汽車左後輪的車胎居然扁了。等我一顛一簸地找到一家加油站,由站內技工加上一個內胎,重新充滿氣時,已是晚上9點鐘了。我硬頭皮去按漢彌爾頓教授家的門鈴,心想交出論文之後轉身就跑。哪知開門的是教授夫人,她立即就示意要我們進去。接教授出來說,我們在等你們共度聖誕夜。來!快先喝一杯熱蘋果汁暖一暖身!
1969年1月4日上午,我在少數捧場的朋友們的「寡」目睽睽之下,坐在5位教授對面的位子上,進行了一個半小時的答辯。當他們開完閉門會把我再叫進去,稱呼我為「張博士」時,我感覺一片茫然。
喝了一杯朋友們預先準備的香檳之後,我們回家把全部家當(主要是書籍和衣服)塞滿汽車前座之外的所有空間。下午5點鐘,天色已黑,風雪大作,兩個無知無畏的戰士踏上了人生征途的另一段路程。
1月5日中午抵達布法羅;下午到大學報到;1月6日我開始講授基礎流體力學。
1月20日尼克森就任美國第37任總統。他的總統生涯遠比我的教書生涯要不順利。
但是我在紐約州立大學的開始也不平靜。不少教員與學生三天兩頭就放棄上課而舉行「教入(Teach-In)」;我參加實驗工作的深海生理實驗室還曾被人放置過一個土炸彈。儘管美國人對越戰的看法很不一致,但是1969年夏天,太空人阿姆斯壯登上月球,邁出了他「個人的一小步」和「人類的一大步」,卻得到了舉國一致的歡呼。
(四)
在個人生命中,有因就有果;對國家社會來說,也是有果必有因。
互聯網、數碼照相、衛星遙感技術、無線通訊、基因工程、幹細胞、納米技術等等,雖然不是40年前就可以預測得到的,但都其來也有自: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對科研創新的重視和對外國科研人才的吸收就是這些新技術全部都出自美國的原因。
蘇聯解體、歐盟成立、中國崛起、伊斯蘭主義抬頭、美國成為恐怖主義的首要目標,這些也都是40年前所無法預見的,但卻又不是無可尋。今天的地球暖化、能源危機、恐怖主義、全球性傳染病,以及最近爆發出來的金融海嘯,都各有其源頭和脈絡。
40年後,人們會生活在怎麼樣的世界中,我無從預料。我能預言的是,40年後,中國和美國將是世界上最具經濟活力,綜合國力最強的兩個國家。我的論據很簡單。
中國有任何國家所不能比擬的豐沛而有素質的人力資源;中國人民想要國家現代化和社會進步的意願十分強烈;中國社會的文化凝聚力非常堅固;中國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的大趨勢不可阻擋,將會是經濟發展巨大而長期的推動力。只要不爆發戰爭,中國的振興是絕對可期的。
美國的自然條件十分優越;美國的經濟實力和文化影響力舉世無雙;美國社會的自我調適能力極為強大;美國社會對創造力的鼓勵是世界上任何國家都難以與之相比的。即使這次金融海嘯可能會令美國的國勢下滑,「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何這匹「駱駝」只是生了場病?
我相信,未來的世界既不是單極的,也不會是雙極的。世界很可能會分成幾個大區域性的經濟圈。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加上南美洲已經是一個大經濟圈。中國,日本,韓國,加上東盟國家,可能還包括澳大利亞會形成另外一個的強大的經濟圈。歐盟當然是一個經濟圈。俄羅斯和一部分獨聯體國家很可能形成一個經濟圈;但是由於它的總人口不夠多,所以俄羅斯也有可能像彼得大帝所設想的那樣,加入歐洲。
目前還看不清楚的是伊斯蘭世界和印度將會發展到什麼程度,以及會以何種身分參加21世紀的「大遊戲」。(19世紀的「大遊戲」是英國和俄羅斯在中亞的角逐。)
印度在四十年後將會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它是由使用15種文字,大約85%的屬於不同種姓(castes)的印度教人口和大約15%的穆斯林人口所組成。作為一個強國,它需要加強內部凝聚力;作為一個單獨的經濟圈,它將會受到資源的制約。雖然它和鄰近的孟加拉、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和波斯灣諸國都有歷史淵源,但又有宗教隔閡,所以很難真正形成一個區域性的經濟圈。
伊斯蘭世界是當今國際政治中最大的不確定因素。今天地球上約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即13億人,是穆斯林;他們在近50個國家佔人口的一半以上。伊斯蘭世界的人口重心在南亞和東南亞;但它的文化重心和地緣政治中心卻毫無疑問地在西亞、東北非和中亞,也就是目前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所在的地區以及以色列和主要阿拉伯國家所在的地區。歷史上,全部伊斯蘭世界都曾受到歐洲基督教徒的侵略與壓迫。從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看,全體伊斯蘭國家都在做現代化的努力,但都舉步維艱;到目前為止,除了土耳其,還沒有一個伊斯蘭國家實現了工業化。從現實政治看,伊斯蘭世界不是一個統一體,正如基督教徒為主的國家不是一個統一體。但是,伊斯蘭教的特質之一便是所有穆斯林都屬於同一社區(Umma)的號召力以及他們對外教人的態度的一致性。很明顯,在今後的世界格局中,幾個大經濟圈都會尋求與伊斯蘭世界的合作以及對它的影響。然而,非化石能源的逐漸發展將會減低西亞與中亞的戰略重要性;伊斯蘭世界的未來發展也就更多了一種不確定因素。
(五)
40年前,我完全不可能預見我的教學生涯會把我從布法羅帶到加拿大的蒙特利爾,再到洛杉磯;之後來香港,折回匹茲堡,再回到香港工作到退休。當然,我更不可能知道,退休後我還會到北京給清華大學的本科生講授《游走於文明之間》的課程,和向北京大學的研究生講歐亞各國的歷史文化對當今國際態勢的影響。
我對未來既有相當信心又有些憂慮。為了我的子孫,也為了這個世界,我希望中、美兩個國家的人民會有足夠的智慧,增加了解,彼此尊重,合作互利,而不是在未來的「大遊戲」中惡性競爭,一損俱損。
這就是為什麼在我開始教學生涯40周年之際,我樂意地接受我外孫女小學的邀請,向她和她的同學們講解中國文化中「和而不同」的哲理。
張信剛--香港城市大學前校長及榮休教授,北京大學名譽教授,清華大學名譽教授
[文/張信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