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依依寫侯孝賢

侯孝賢@浸大講堂
文章日期：2007年11月10日
【明報專訊】台灣導演侯孝賢下周一（12日）將獲浸會大學頒發榮譽文學博士位，於此之先，他早一個星期專程趕赴浸大電影電視系，一連三天為學生主講早上緊接下午七場「大師班」。
「我們很遺……很……榮幸，請得侯孝賢導演來主講……」許是能親炙台灣著名導演侯孝賢而太緊張之故，主持開幕儀式的同學說錯了，一臉的傻笑，開始了侯孝賢大師班。
研討會對外開放，早在開幕前一周，一千多個名額已登記爆滿，演講室內坐滿師生，沒有座位的同學沿牆而立，即使演講長達兩三小時在所不計，靜聽侯導說拍戲廿多年來的歷程、以至前溯童年往事的啟發，勤做筆記。
雖然後悔，還是來了
而侯導整個行程，更只為浸大授課而來──他和電影電視系主任卓伯棠早相識，一天在台灣，「在一個電視人開的餐館裏，我們一起喝酒，問我能不能來（香港），我總是人來瘋，說好呀好呀，通常都後悔，屢試不爽。」
可是既然來了他便專心致志，甚至不接受傳媒專訪，提到計劃中的武俠片《聶隱娘》也按下不表。不過，他強調電影是做出來而非說的，是如何看世界的目光的呈現，細節地描寫從小養成他世界觀的童年生活，或會透露在鄉下玩伴打架中長大的他，將如何處理他的江湖。
如今這有獷悍之氣的人文導演，憶記小時在台中城隍廟附近長大，這歌仔戲、布袋戲、皮影戲的賽場，每次比賽總接連二月以上，總是有人分成一派派的打架，內部打、跟外打，「初三那年，大家一大批的，有的叫『二十四南音』，我們就叫『城隍廟』，很土。一人帶一刀，自造武士刀，也帶槍，卻遇到橋底的埋伏。夜裏天黑，刀子相碰，嗖嗖聲起，碰出火花。」侯導嘴裏追憶，便是一聲影俱全的電影。
「我們在街上扔磚頭，受傷的常有，出人命的不多，卻很刺激」，少年侯孝賢甚至因為打架，打到「從人家眼中看到尊重」，同學被欺負，還找他幫忙，「可是他們說報我的名沒用，還是被打。」(關關：肥仔看到這兒，甩甩頭發：噢-，報他的名字沒用。小女子問：你呢，報你的名字有用？肥仔：初二吧，遠了還不行。小女子笑：您，謙虛了。呵呵。這是午后的一段對話。然后，肥仔賞我，陪我去打了場羽毛球。不過，小女子鬧打球，多半是虛張聲勢，只是一會會，就累了，打不動。肥仔笑著說：把我的球癮吊起來了，你又玩不動了。回家，鬧醒MAYBOY:下周，約你一起去打球，帶我熱熱身。不知道，侯大導演，青春年少的生活，媽有份分享么？那一代男子，成長中有關于媽的記憶么？我么，對媽的記憶不深，對爸的記憶很真切。)
打架打出世界觀
雖然自覺要脫離這種街頭械鬥生活而服兵役、進而考上學校念電影，在電影圈還是會遇上挑釁的人與事，「一次撞了車，另一輛車的司機走過來，打開門就要揍上來，卻看到車上的人手臂上短褲下都是刺青，便退回去」；而電影行中人也有非我善類，也會打架，而且都是群體架，侯孝賢第一年當導演時，他的製片便跟人打起來，「我不自覺便也要跟打，打到一半，『一想不可，我是導演，還是你下。』」
「這是跟人相處的重要階段，可以觀察出人際關係。」打架的精力，加上偷摘城隍廟芒果樹時練就的敏銳觸覺，便是侯導架構光影世界的初要樑柱。
[文／鄭依依]
香港電影界說侯孝賢
文章日期：2007年11月10日
【明報專訊】張婉婷：「《悲情城市》至今仍是我最喜歡的電影，他拍出了一個城市的悲哀，那一個擺定的鏡頭直拍至一場之末的手法，影響了一代台灣導演。可是這個拍法需要身體語言也很好的演員，劇情戲劇性也要高，像《悲情城市》的生離死別，充滿張力。可是當放到淡如水的電影去，沒有好演員，便會很悶。學大師就有如此危險性。而香港有自己的文化和電影語言，不一定也受到同樣程度的影響。」
林超榮：「侯導之於香港年輕電影人，意義就是目睹當代大師的誕生。相較安東尼奧尼、費里尼，他們早已是大師了，我們跟他就不是同步成長的，但侯孝賢是一直帶你看電影，從《風櫃來的人》、《戀戀風塵》、《冬冬的假期》、到《悲情城市》，呯的一聲，它的音樂與影像，一個大師誕生了，在我生命中立了一塊碑。影響所及，也追看他讀的書，如他說「電影不是來自電影，要看文學」，在《邊城》中，翠翠有天醒來，見「江上一片煙」，也就懂得自己的創作要看更多書，在影像上有文學境界的追尋與提升。」(關關：沈從文的翠翠，眼睛總是“光光的”。所謂心靈手巧的女子，大約都是上帝賞給人間的恩物吧，就是不知他喜歡把她“放”在哪兒吶。如，湘西的，翠翠。)
張同祖：「本土電影重的是導演對於他生長的地方的感覺。侯導很早期的本土電影，像《悲情城市》、《戀戀風塵》，很寫實的風格，將一個時代的氣氛、人民生活這些很值得記載下來的歷史，刻劃出來，讓即使對此段歷史感受不如此深刻的人，也可以透過電影去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