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恩惠：落跑

落跑
文/ 羅恩惠

2009年1月14日世紀版
【明报专讯】去年十二月初在工作了六年半的無線《星期日檔案》落跑，亞視旋即又發生「宮廷十二天」的鬧劇，世紀版編輯邀稿，約談九七前後在兩間商營電視台的工作感受，令我十分為難。裁員潮席捲全城，個人觀察和經歷怎麼說都是微觀的，更何況曾經共同奮鬥的同事們還在崗位上，說白了可能對他們造成不便，三思決定擱下。但離場後重讀前輩陸鏗和劉賓雁的回憶錄，記者的核心價值如雷貫耳。元旦日台北三千民眾為了公共電視的新聞及節目自主，冒著寒風走上街頭；想到香港電台爭取公共廣播多時，市民的反應平淡。而自己九七前後在兩個商營台的工作經歷對比強烈，故寫下來，以立此存照。
朋友們都說我是「工作狂」，拍了廿年紀錄片，總是寓工作於娛樂，即使休假，也習慣碰上有趣的人、事、物就層層問下去，有時「偶遇」會變成感人故事，長期在工作和生活分不開的思維下被辭退，並無心理準備。
拍紀錄片細節甚多，近兩年人手緊絀，能停下來的時間甚少。休息時喜歡看書，離職前正在看胡適《四十自述》、文存、演說和雜文。在風聲鶴唳，公司事先張揚要大裁員的周末，正在廢寢忘食看大先生的文章，腦袋想的是他出身寒微，曲折的經歷和嚴謹的治學精神。

「我自己現在回看我這十年來作的文章，覺得我總算不曾作過一篇潦草不用氣力的文章，總算不曾說過一句我自己不深信的話。只有這兩點可以減少我良心上的慚愧。」 《胡適文存》第一集序

○八年十二月一日是無的大日子，同時離職的同事們很快就瀟灑地走了。我卻為幾年來堆積著的文檔發愁，不少珍貴資料和沒法拍的檔案散落數處，該如何整理？丟掉太可惜，都帶走又太重。事實上，從小就愛書如命，讀新聞時更變本加厲，學校附近的二樓書店有大量文史哲好書，買不起常常在那裏打書釘。八四年中英草簽聯合聲明，香港人心惶惶，在台灣背景的珠海書院新聞系讀書，老師多是信仰三民主義的南來學者，他們的經歷都很特殊，但對尋找「中國人身分」的自己並不滿足。學校放長假了，背著行囊就往內地的大城小鎮走，在大學旁聽、在農村蹲點，為的是了解還沒有真正開放的中國。

九七前亞視：遇上有骨頭決策者
九○至九五在亞視新聞部《時事追擊》當記者，是工作生涯最美好的時光。新聞總監無論「高佬詹」詹瑞慶或包雲龍都是尊重事實、信任同事，有骨頭的決策者。
六四事件以後，《時事追擊》每年都做民運回顧，入職後每年都參與。九三年專輯鎖定的人物是內地美學家高爾泰，他是異見分子，六四後因言入罪，坐過牢、家人受逼害。五月經水路進入香港，港英政府以人道理由收容，短暫逗留期間透過線人找到他。高爾泰能畫，我請他用畫說故事。拍攝在五月中進行，支聯會六四前為他搞個展，而高就在紀念日前獲美國收容離港。節目從策劃、拍攝至定稿，監製李玉蓮一不過問細節，二不要求定調。節目播出後，總監詹瑞慶只帶過一句： 「新華社要找我喝茶，沒關係，你們繼續做事。」九四年六月，新聞部為堅持播放西班牙電視台拍攝， 六四當夜最後離開天安門的片段， 不滿管理層干預， 六名主管集體辭職，就是當年的「六君子事件」。九五年後移民加拿大，在溫哥華新時代電視當助理新聞總監，專管公共事務部；編採之餘也兼顧行政策劃，層層面面的認知多了。

九七後無線：「大記者」的「大限制」
回流後○二年開始在無的《星期日檔案》任職首席編輯，無論攝影、導播、剪接、工程、混音及各組技術人員都是最優秀的，大家常為如何做好爭論不休；組內同事也以縝密嚴謹態度做好”每一項採訪。但時代巨輪是向前的，自從《蘋果日報》創刊後，港聞娛樂化、娛樂新聞化已變成主旋律，《星期日檔案》的人道關懷從事實出發，不譁眾取寵也不喧嘩，但商營台的取向常以收視定勝負，即使恆常擁有八九成收視也「不能」、「不敢」放開手腳做。商業考量以外，還有政治正確與否。
傳媒企業和其他企業不同，它應該有更高的社會承擔，但這幾年的體會，無線新聞部無論在「新聞自律」、「政治正確」和「管理作風一言堂」幾方面，都是工作過的機構裏最嚴重的。下面試舉三個例子說明看法：
1. ○五年初到內地拍煤礦故事，抵北京正準備前往目的地，線人「告知行蹤敗露，再等消息」。和攝影師在北京計劃短暫停留兩天後再定行止，逗留期間認識保護北京胡同最力的華新民，也剛遇上胡同民宅被強行拆卸場面，作為記者本能就先拍胡同故事了。馬上找到《城記》作者，長期研究胡同歷史的新華社記者王軍；也聯上了梁思成後人梁從誡，正採訪之際，被上司以「沒有事先申報」為理由勒令馬上回港。後來雖然提交詳細規劃書，也被禁示繼續採訪。
2. 台灣資深電視制作人陳君天，花上十二年耗盡家財，親訪七百多名經歷抗戰的官兵，完成四十集抗日戰爭歷史紀錄片。在「去中國化」最熾烈時，到處找播出平台，最後由同系的台灣TVBS 放在黃金時段播。陳君天曾任張艾嘉、鄧麗君等紅星的製作人，為了填補歷史空白鍥而不捨，本身也是活的歷史。○七年底的採訪提案，上司一句「不代表歷史全貌」告終。
3. 黑蝙蝠和黑貓中隊是冷戰時期美國維繫台海安全的武器，戰機和資源來自美國，空軍都是台灣最優秀的飛行員。國共對峙，黑蝙蝠深夜出征，從五八至七四年間，共執行任務二百二十次，二十七名隊員中十人殉職。前期調研先後八個月，尋訪到黑蝙蝠將士（包括機長、上校）、遺屬、兩岸軍史學者、有關解放軍將領及大量歷史文檔及物件。去年四月兩岸氣氛寬鬆時提交採訪計劃，也被上司以「不代表歷史全貌」作結。
翻看公司發給同事對紀錄片的指引如下： 「紀錄片是指以根據事實及提供資料的手法，表達政治、社會或歷史事件或情的節目，內容經常包含旁白及╱或戲劇重演的真實新聞影片，但不包括風光旅遊紀錄片及時事節目。」
曾在九七前的亞視及九七年後的無線工作過，給我兩種截然不同的領悟。
雖然每個平台有不同限制，但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在回歸十一年後，是什麼讓電視新聞的生態造成巨大落差呢？極端變化究竟是電視台政策還是個別人的因素使然？

「一般人談大記者、小記者，很容易從記者所代表的媒體規模來談。譬如記者所代表的媒體規模很大，經營得很成功，他就成了大記者；另一個媒體比較不重要，記者也成了小記者。」 ——陸鏗《大記者三章》
陸鏗外號「大聲」，四十年代從戰地記者始，一生以當記者為樂。坐過國共兩黨文字獄凡廿二年，兩袖清風，年前去世，以最大熱誠貫徹他的志業。我過去六年半在「大機構」工作，不曾以「大記者」自居，也沒有做過幾件大事。反觀兩岸近年愈來愈多獨立紀錄片導演以最低的生存成本、最堅強的韌力、用簡陋的器材記錄周邊而成最素樸、最生動的歷史檔案。每一段歷史被重整，每一個人物被記錄，都是一塊塊重新拼湊、和時間追逐的拼圖。工作的規模很小，但在歷史的長河裏卻是大的。

"在回歸十一年後，是什麼讓電視新聞的生態造成巨大落差呢？極端變化究竟是電視台政策還是個別人的因素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