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伊敏:上海美術館的前世今生

「外灘遺民」
上海美術館的前世今生
文章日期：2010年5月27日
【明報專訊】「時隔二十年，回想當年工廠、圖書館樓上的居住狀態其實是畸形的。那時人被迫到一個沒有選擇的境地的時候，就只有接受，否則就是面臨沒有安身之地。」五月，上海外灘美術館開館。上海女孩吳彥望二十多年前蝸居之所已搖身變成現代美術館如是感嘆。

上海外灘美術館坐落於上海黃浦江與蘇州河交匯之處的外灘源片區，曾是中國最早的博物館之一——亞洲文會大樓舊址。生於八十年代的吳彥一歲到十歲與父母住在這棟大樓頂層。

抵達外灘美術館前，吳彥還能在紙上清晰地畫出當時她家及鄰居佈局的平面圖，但當真正踏進已成為美術館展廳的六樓，她在這個陌生的空間裏踱步，要奮力從在二十年前的時空中拽回一些記憶來。「當時在我家視窗是看不到外灘的，只有一棟挨得很近的樓，如今那樓已經不見了。」從窗外景致到室內空間都難以找到當年的蛛絲馬了。

「我以前就住在這裏。這裏是我家。」

片刻後，她興奮得手舞足蹈：「對了對了，這個位置就是我家！這個位置就是我家！」接，她邊走邊用手在空中比劃出了門、閣樓、一個一個房間……「第三家、第四家、然後這裏是第九家……這裏以前是個樓梯入口，而這裏是九戶人家共同的廁所，居然還在！」這番動靜引起了美術館的工作人員的注意，吳彥強調：「我以前就住在這裏。這裏是我家。」聽得工作人員一臉茫然。此時的吳彥樂得像個孩子，好像回到了十歲的時候。

「當時九家人公用一個廁所，我家是離廁所最遠的。基本上家家戶戶都有痰盂，洗澡要去蘇州河橋邊的公共浴室……」吳彥說，起初是三個人睡一張，後來家裏自己搭了閣樓，她就睡在閣樓下的沙發。她還記得爸爸在閣樓坐起來頭會頂住天花版，但年幼的她卻樂得又蹦又跳。許多年後，媽媽仍笑她：居然能在這麼小的屋子奔跑。住戶需從特定的樓梯進出，而那條必經的狹窄陰暗的小巷時時有野貓出沒，把她嚇得心驚膽顫。隨後來生活不斷改善，習慣了良好居住環境的吳彥如今回望，這種種不便利像是「天方夜譚」。

吳彥的父親七十年代曾在圖書館工作，當時亞洲文會大樓一樓是印刷廠，二樓有個放映廳，作內部使用，三樓至五樓是藏書庫，六樓便是員工宿舍。她說，當時是沒有錢造新的員工住宅樓，只能把手上現有的可供使用的空間畸形式的使用，以應急。如今回訪這個童年住所，吳彥認為當時的建築功能是錯位、混雜的，因為沒有選擇才不得不接受住樓周圍有大量工廠，並蝸居在此。

雖然一家三口擠在十平方米的小空間，但吳彥的童年是快樂的。她很懷念鄰里之間在那樣一個公共空間的相處狀態。三四歲的吳彥，每個星期上幼稚園之前都挨家挨戶跟鄰居告別，告訴大家：她要住校一個星期了。而住在朝北不見陽光的房裏，她記憶裏的冬天總是特別冷，「毛巾都冰凍起來了」。夏天特別熱，家戶人家都一起睡到公共的大曬台上。但邊上工廠都有煙囪，早上起來，大家的鼻子都是黑乎乎的。「十分幽默好玩，right？」

流離與重構

上海在解放前已經確立了遠東金融和商貿中心的地位，因此城市中大部分遺留下的建築都是根據城市當時的這個功能特點設計建造的。解放以後大力提倡第一第二產業的發展，在市內大建工廠，由於沒有資金新建廠房，部分廠房就發生在與建築自身功能毫不相干的空間裏。直到改革開放，產業結構調整，恢復上海金融商貿中心地位，並大力推行第三產業，商業活動漸多，曾經佔據市中心位置的工廠或倒閉、或被遷至市郊，工人們也隨之遷徙。

吳彥家搬遷的故事卻和當年產業結構調整的大背景關係不大。她父親後來重回大學，其工作領域因而改變。她說，她家算是在當時九家住戶較為幸運的，搬出來以後就此住進了上海最優良的區域，但有些住戶就因為這個產業結構調整而造成的人口遷移搬去了城市中的偏遠地區，無論從消費能力上還是行動便捷上來說，就此和這些建築還原出來的時尚和繁華關係疏離。但她認為，好在對奢侈生活的「盲目推崇症」在向可持續的生活觀念慢慢推進，因此開發商也通過建立美術館來稍稍紓緩一下純商業的浮躁。

「作為一個曾經生活在那裏的居民，試圖將記憶裏那些苦中作樂的內容重新植回它原本的發生地，卻發現雖然建築依舊存在，但曾經承載我記憶的那個部分已經被置換，面目全非了。這個變化是有點哀傷的。」吳彥說。她心裏還「糾結」一些鄉愁和期待。她希望這個美術館能夠在表面化的文化資本或者是資本宣傳機器的基礎上，更多地扮演外灘源和周圍社區間溝通人與人的角色，更加「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那時候的外灘，是每一個人的外灘。」

「那時候的外灘，是每一個人的外灘。現在打造出來的外灘源，雖然說是對外開放，但是那麼奢華的存在，無形中讓基層的普通人卻步。」在吳彥看來，外灘源的誕生是一個時代變遷的產物，撇開它可能給開發商所帶來的商業價值不談，它的社會價值在於保護歷史建築的風貌和回歸並合理化利用建築設計時的原始功能。從這點上來說，它的存在是良性的。但正因為它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它在今天的風貌又同時折射出了今天社會裏主流推崇的價值觀，通過奢侈來實現身分。

與大多數的上海人對上海的眷戀和自豪不同，在加拿大留學並生活十年的吳彥說自己如今每次回到上海卻感到「難受和尷尬」。經過「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的上海對她來說已沒有歸屬，像是來工作一趟。吳彥將之理解為自己內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價值觀、思維方式、做事方式都徹底「西化」了。她已習慣隨意發出各種大驚小叫的「怪」聲音，為此感到很自在。「我開心的時候會笑得很狂放，暢快。別人說笑得像男人。」然而在上海卻會感覺那麼多的「行為規範」， 被「另眼相看」。她打算很快又將回到加拿大，亦計劃日後可能到香港、台灣看一看，尋找更為自由的舞台。

[文／攝 陳伊敏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
老樓：歷史起伏文化地
文章日期：2010年5月27日
【明報專訊】上海外灘美術館所在的亞洲文會大樓舊址，坐落上海黃浦江與蘇州河交匯之處的外灘源片區，從19世紀中期以來即是上海的公共文化和學術交流中心。讓我們回溯這棟老樓的歷史：

1874年，在租界政府的支援下，英國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募集社會資金，在上圓明園路（今虎丘路）20號建成永久性會址，內設圖書館、博物院和演講廳。其中，博物院也稱為「上海博物院」，是中國最早成立的博物館之一，也曾經是遠東地區中國標本和文物收藏最富、影響最大、功能最全的社會教育和文化交流機構。

1929年會所房屋發現白蟻，被迫募款改建。1933年，今日所見的亞洲文會大樓在原址重建開放，由英商公和洋行設計，大樓的外觀主要是歐洲裝飾主義建築風格，同時糅進了一些中國傳統的裝飾元素。在陳列佈置上，參照當時歐美博物館的陳列手法，把展品陳設於大玻璃櫃中，配以天然景物，改名「上海博物院」向社會開放。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北華支會已將圖書館及博物院所藏部分標本、文物轉移出中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文會大樓被日軍強佔，大批的藏書、文物被劫到東京。日本投降後追回了一些，但有一些遺失，大樓仍由北華支會使用。

1952年，這個中國最早的博物館停辦，藏品由新組建的上海博物館、上海自然博物館、上海圖書館分類接受。接管後樓房先後作為上海歷史與建設博物館籌備處、上海自然博物館籌備處等。後由上海圖書館使用，當作書庫。20世紀90年代初，原大樓底層的唐家住房連同二樓的「伍連德講堂」則成為證券公司的營業大廳。

2005年，上海洛克菲勒集團外灘源綜合開發有限公司獲得美術館所在街區的開發權，決定修繕亞洲文會大樓。2007年，英籍建築設計師大衛．奇普菲爾德受邀擔任美術館建築改造的設計任務。最大的變動就是將最上部的三層空間連通起來。上海外灘美術館將於2010年5月正式對外開放。開館首展為《蔡國強：農民達芬奇》。

王安忆：我的熱眼 她的冷眼

我的熱眼 她的冷眼
文章日期：2009年12月27日
【明報專訊】或者說是命運，我經常會被問到和張愛玲的關係，受張愛玲甚麼影響？遇到這樣的問題我通常是拒絕的態度，因為張愛玲似乎變成了一個陰影，尤其是我們同在上海的女作家，似乎沒有一個人可以說我不喜歡張愛玲，我對她沒感覺。幾乎是不可以的，有誰能逃離開張愛玲的籠罩，另有天地？這對我們造成一個壓力，而且是巨大的壓力。所以當有人提問這樣的問題時，我總是斷然地否定。

我有很多否定的理由，第一個理由是我和她的世界觀不一樣，張愛玲是冷眼看世界，我是熱眼看世界。這次《金鎖記》香港上演，海報上有句話是從張愛玲的某篇散文裏截取出來的，叫做「最壞的時代做最壞的事情」，我看的時候不由地心驚，我覺得這句話選得很好，是能代表張愛玲對世界的看法，但我肯定不是這樣看世界的。首先我不像張愛玲對時代那麼絕望，我比她命好一點。她正好是生活在一個末世，時代轉換的一個，不只一個，甚至幾個關頭。

我有時候也在想其實我也經歷了很多歷史的轉換關頭，為甚麼我沒有像她那樣感覺受傷，難以適應呢？可能是我們比較皮實，或者是我們缺乏根基深厚的文化教養，所以我們轉換輕鬆，這讓我們變成一種沒有背景的動物。我們能夠適應各種轉換，不像那個時代的人，像張愛玲，她所認同的時代社會都有唯一性，也是因為那時代與社會還具備一定的連貫性，她才能將根子植得很深，很堅固，於是，便很難拔出來，轉換變得非常艱難。

我的時代不那麼壞

我們則生活在一個節奏已經打亂的歷史過程中，或者說是一個新時代，土壤還沒有積澱到一定厚度，植被也比較瘠薄，拔起來，再栽下去，不那麼痛苦，所以我就不認為我們的時代是多麼壞。在文革中當然是境遇不好，不能受教育，離鄉背井，前途茫茫，可是那時有青春頂在那，年輕，甚麼都不怕，所以也不覺得那時候多麼壞。到了現在青春渡過了，不過好像還有點成績，也頂在那。也可能是性格的緣故，我比較容易妥協吧，總是能在不好的情形下看到好的東西，我是比較樂觀主義的，也可以說是犬儒主義，所以首先我並不認為這個時代有多麼不好，對於我來說還算可以——而且我想每個人注定要在某個現實裏生活，在某個時代生活，所有的藝術家對所有的時代都是不感興趣的，可你必須在某個時代生活，我就順從，在哪裏就在哪裏好了。我會順應我所在的環境，我比張愛玲好商量。張愛玲是一種不太能變通的性格，而我比她好商量。我對我的時代沒有那麼不滿意，沒有那麼多意見。雖然我也有意見，但我的意見是在任何時代都會有的，我對我的時代還有一定的滿意。

其次，我也不認為時代可以讓人做最壞的事情。是時代總是能看出很多毛病來，越來越多的人聚集在一起生活，這個社會根據一個你我都看不見的規律在行走，這個過程中一定是在傷害很多事情，傷害很多感情，可是在受傷害的同時我們不是也在得到一些東西，得到一些補償嘛？補償給我們的人也許是我們根本就不認識的人，所以大家也不都是在做最壞的事情。有時候朋友在一起聊天，談到這個時代的不好，又是貪污腐敗，又是環境惡劣，又是恐怖分子，很多人都在做壞事情，那我就說至少我沒有做壞事情，你也沒有，他也沒有，那就不能說每個人都在做。

我的世界並不絕望

我和張愛玲在意識形態上是不一樣的，她是絕望的，而我總是能看到一些縫隙，可以喘口氣。也許正是這一點說明我和她還是有差距。張愛玲她勇敢，她敢於往最最虛無看，而我比較軟弱，我不願意把事情推到那麼極端的地步，我希望自己能處身得舒服一些。比如說我很喜歡香港，這個城市對我有一種治療的作用，一到香港會變得很有物欲，我本人不是一個很有物欲的人，完全沒有物欲是不好的，很容易走到虛無主義。我有時候會覺得人生也蠻渺茫的，可是到香港一看，那麼多的商品，那麼多的人，那麼多人在積極生活，你想沉淪都沉淪不下去。你會生出物欲，這正好可以治療我們的虛無主義。像張愛玲她永遠是往絕路上看的，我覺得她真的很不容易，是蘇青還是張愛玲曾說過生活在人家的時代就好像寄人籬下，這就是她和時代的關係吧。張愛玲就是這樣尖銳地看待她與周遭一切的關係，人和背景，人和環境，人和人，性別之間，長幼之間，權利者和弱者之間，關係都非常緊張。我不是那麼尖銳的性格，所以日子比她好過一些。但從藝術創造力來說也許會損失思想的銳度吧。當然我對她還是有些不滿，我覺得張愛玲的虛無有些簡單。她總是一句話就概括了，她說「人生總是在走向下坡路」。我覺得這太簡單，因為你至少要告訴我們些理由，當然，她的故事都有邏輯上的合理性，但都是個別的小邏輯，在這些情節背後的大邏輯，她便以「人生總是在走下坡路」來作了總結。而魯迅就不同了。魯迅的虛無世界裏有更大的邏輯、更大的理由，比如民族性、國家、制度、理想、信仰，聽起來似乎是大而無當，但其實是要對「走下坡路」的人生負責，張愛玲則推諉了責任。魯迅是一定要找到虛無的理由，而且是要給大家解釋，證明給大家看的，雖然這些解釋不能作答案。

魯迅看到民族的衰亡，看到不公平、不平等，看到民眾的不覺醒，他覺得這都是虛無的理由，也可能當這一切都解決了的以後，又拓開一個虛無天地，虛無就像一個宇宙黑洞，但魯迅還是比張愛玲走得遠。我不以為張愛玲走到魯迅這一步。他們都是不同程度的虛無，都有勇氣抵達思想的黑暗處，但遠和近是不一樣的，是深刻和膚淺的差別。而我們這些人都比較軟弱，一旦發現面臨空虛就馬上用物欲來拯救自己了，不讓自己掉到黑暗的深淵裏去。這是我和她世界觀的不同，我確實要比她樂觀，對這個世界不那麼失望吧。其實對世界不失望也是為了拯救自己，不想讓自己心情那麼壞。

我寫我的 她寫她的

再有一點區別就是我和張愛玲畢竟在不同的背景下生活。人們把我和她放在一起，我想有可能是我的《長恨歌》第一卷裏寫了上海的四十年代，這一時期在我的《長恨歌》裏本來是個引子，為後來的故事做一個鋪墊。我對四十年代沒有感性的認識，都是從書本上或者是通過一些訪談得來的材料，這一卷應該講是很不感性的，不夠生動。但很奇怪恰恰是這一卷喚起人們的好感，引起人們的興趣，因為它正好和人們對三十四十年代的上海想像聯繫到一起了，女孩子總是漂亮的，漂亮的她總是有幻想的，幻想做一個明星，做不了明星做封面女郎也可以，做了封面女郎總是要被金屋藏嬌，養她的男人總是要死於非命，這些情節其實都是想當然的。上海有個小說家叫陳村，很可惜他現在不太寫了，他曾經寫過非常好的小說，他很懂小說，他和我說你第一卷寫得最差，在你第一卷裏都是想當然的事情，沒有一點意料之外，到了第二、第三卷才好起來。他這個看法是很讓我服氣的，很尖銳。也正是因為這一卷的故事，我臆想出來的上海的故事，把我和張愛玲聯繫到一起。人們以為我和張愛玲面對同樣的題材，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對我來講那是個虛擬的時間段，對張愛玲卻有切膚的痛處。如果非要如此聯繫的話，那麼我想應該是我與張愛玲是相繼面對這一題材，是以先後順序為關係。就是說，我寫的正好是張愛玲離開之後的上海，張愛玲離開了，似乎我在做一個續寫。但我還是想說我和她所寫不是一類。

本文標題由編者所取。原文長一萬七千字，收錄於《零度看張》書內。

[文/王安憶 編輯 楊晴 電郵 mpcentury@mingpao.com]
*********
既貼近亦保持距離
《零度看張》
文章日期：2009年12月27日
【明報專訊】張愛玲在海內外持續燃燒，關於她的專論不斷推陳出新，這部《零度看張——重構張愛玲》，由張愛玲的研究者沈雙主編，十篇專論、一場對談，有必然的張迷，也有讓人意想不到的作家讀者，包括王安憶、韓麗珠、也斯、黃子平、孫甘露、黃淑嫺、黃心村、止庵、盧應初，以及編者與梁文道的一場對談，從不同的起點出發，例如韓麗珠看到張無論是喜是悲皆指向幻滅的本質、黃子平看到華麗邊緣的污穢、也斯看到張有如踩著鋼線般的深入刻劃人性……等等等等，誠如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所言，這部建構和解構張愛玲現象，從不同起點與角度、參差對照的、創作性的「看張」。

這是作者們不斷回到自身的觀照張愛玲方式，既貼身、亦保持一種「零度」的距離，「試圖回應張作為一個不和諧的音符給我們提出的不斷的挑戰，試圖從她的文字中發掘出被遮蔽了的世界和風景」。

鄭依依訪侯瀚如談博物館策展

「頂級」策展人：西九，要「再發明」
文章日期：2009年1月7日

【明報專訊】世界上有許多新建築裏的舊博物館，這並就不是有力量的地標。」被媒體譽為全球頂級策展人，法籍華裔藝術家侯瀚如早前來港，在設計營商周的西九文化區論壇上，演說當代文化與展覽場地的關係。「標誌式建築的潛力全關於它的內涵，有潛質去激發人們對未來新藝術種類的想像。」

文化場所 不複製 要流動

「文化場所應是創意的文化（culture of creativity）而非複製現有處境的文化，不是為現在的藝術群體舒服地服務的，這是正當化的危險引誘。」1963年生於廣州，侯瀚如1988年於中央美術學院碩士畢業，兩年後移居巴黎，現為阿姆斯特丹皇家美術學院教授，以及美國、歐亞多個藝術基金會的委員和評委，訪問時以流麗的英語侃侃而談，他說「世界上沒有不好的展覽，只有差勁的展覽。」展示出策展人因地施材的雄心和巧思。

90年代，當侯瀚如初到巴黎時，美術館、博物館、畫廊之外的地方皆少辦展覽。侯當時想在市場、官方機構之外的私人而非常規的空間裏搞藝術，便在他公寓家的過道、一個5米乘1米的狹小空間開始試驗，在斜斜的通道裏，每個月請一位不同的藝術家，來重新定義這空間，持續了13個月，漸漸做出名堂，每個月有幾百人到來參觀。

他不相信有一種「理想的展覽場地」。「歐洲、日本都有不少很好的文化場地，應該有視野與志向去了解與容容這些不同模式的發展，然而作為參考可以，不應直接複製過來。沒有哪一個比哪一個好，只有哪一種模式比較接近、可依賴作相關考量，而不是可用同一方式來施行。」

他提出，即使是場館，亦需要有流動的藝術觀念：「留意實驗性藝術、日常社群與藝術評論人之間拉扯的關係，這很重要。然後根據最相關的、當下的新都市主義、經濟、民主與科技的討論，重新創造（re-invent）自己。文化是要先鋒前衛的（avant-garde）。」

「香港要走入第二度身分生產」

從狹小而寬廣，近十多年中，侯瀚如以獨立策展人身分，策劃過芬蘭的「從中心出走」、英國倫敦的「巴黎人」展覽，還有南非的「約翰尼斯堡雙年展」、墨西哥「國際攝影雙年展」等等，在全球忙碌奔波，特別關注全球中每個城市的定位。

他為香港寄語：「香港並不是只有高樓大廈，還有活潑的街道生活，其實可以在設計上展示出來。」生在與香港接壤的廣東，分享同一嶺南文化與語言，他指香港文化曾經影響中國與鄰近國家，現在正面對關鍵時間，應該有足夠信心去生產第二段定義自己身分的時代，「香港曾經是中國文化的實驗室，在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吸收中國以外的養分，做出反抗同質的東西。當然同時也因為文化成熟，反過來可能造成限制。」

他珍視的是香港民間文化的活躍，在演講中引用大量生前在街頭電箱畫滿塗鴉的九龍皇帝曾灶財的作品。「香港有許多藝術的多樣性。西九龍可否為這些多樣性提供空間，讓藝術家去展示、去交談彼此的作品？當然，藝術家並不一定會將曾灶財當成『正式的藝術』（official art），但我們今天是不是還有將自己規限在『正式的藝術』這種觀念裏邊？」

所謂正式與否，關乎視野有否探進社會被遮蔽的角落，以及觀點。侯瀚如視香港為「全球的城市」（global city），也是「轉折的城市」（city of transition），「八成上一代或這一代人口是移民，從中國、紐約、歐洲、非洲各地而來，還有本地的印度社群，用的是中國護照，但保留了自己的風俗文化，他們在哪裏，可以從文化上表達自己？」

「這是複雜的問題。香港的獨特地位是作為國際城市，但國際城市並不應該只是全球性的同化，而應該有全球性的多元（globally diverse,not global），這才會成為全球裏的獨有（globally unique）。」

[文．鄭依依]

楊絳：剩下的這個我

楊絳的往事
文章日期：2009年1月5日
【明報專訊】吳學昭著《聽楊絳談往事》並不是寫得很好，但很值得看，因為它把楊絳的時代和家庭社會背景清簡而整體地說出來，對於認識楊絳其人和她的作品十分重要。楊絳生於一九一一年北京一個異常文明的家庭，一九三五年下嫁來自異常守舊人家的錢鍾書。她所經歷的九十多年，是中國歷史上翻天覆地的九十多年。她走過中國最重要的城市，也走到了英國和歐洲，她的一生，也反映了近一世紀的歷史政治與社會的變遷。
為什麼由旁人說出這些事實與背景是這麼重要？因為楊絳的文字恬淡平和，喜歡說平常人的日常生活，只有明白到時代的巨變，才能領略到她那種平淡人文的偉大。一個人寧靜安詳地在風和日麗的綠茵芳徑上走，跟寧靜安詳地穿過槍林彈雨的殺戮戰場，意義當然完全不同。從楊絳的文字之中未即時看到她的勇敢與堅毅，看《聽楊絳談往事》，就即時直接看到，令人驚歎又肅然起敬了。
《聽楊絳談往事》中的不少「往事」，都是楊絳的讀者已從她的《幹校六記》、《我們仨》等著作知悉的，而且吳學昭的覆述，文筆當然遠不及楊絳的自述，《我們仨》的深情繾綣與悽惶，真是人間絕響。「現在我們三個失散了……剩下的這個我，再也找不到他們了……」教人腸斷。哀悼，不可能有更絕的文字了。然而楊絳講述自己，自己在他們仨的世界，總是充滿愛與溫馨的，她的一支筆，一顆愛心，擋住了人間的風雨霜雪，要看《聽楊絳談往事》，從聽者的眼中看及覆述出來，才看到那擋住了的風霜何其淒勁，因而看到那令溫馨留得住的震撼性的堅強。
我不喜歡錢鍾書那種中國才子，不喜歡《圍城》的賣弄學問；若不是楊絳，我很樂意忘記這位學貫中西的大文豪。楊絳是大小姐，是愛妻，是慈母，是鄰家的婆婆，她不為外物所遷的溫潤晶瑩，才是真正的偉大。
[吳靄儀]

閱讀期待：鄭依依訪戴晴

書名：《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
著者：戴晴
出版：中文大學／香港


1995年，戴晴在墨爾本遇到張東蓀孫子張鶴慈
人間熱淚已無多
戴晴談四九後民主派的消聲
文章日期：2008年12月23日
【明報專訊】1949年9月30日，中國共產黨建國前夕。
集合中共黨內黨外人士、包括諸如中國民主同盟成員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576名代表，在這天選舉新政府主席。毛澤東以575票當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這次不記名投票中，唯一只有一票沒有投予他的，據寫作「歷史調查新聞」的北京異議記者戴晴依僅有的考據，是時任燕京大學教授的張東蓀——唯有他一人，這位在該年初才居中共與國民黨中間談判，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民主人士，在「新中國」成立前的熱鬧至狂歡中，冷靜地投下自己由衷的一票。
這一票相對往後中共在民主派中間開展的「肅清」「反右」運動，頗像嘲諷的預警，告誡正熱切等在新政權中分官封侯者、親友叛離的肅殺時光，將不遠矣。
戴晴在近作《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發掘一段當今青年少知的中國民主派在新中國的經歷。
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國民黨將令傅作義率25萬北平守軍全部向人民解放軍投降，遷移城外接受改編之前，此時，樂見中共從革命黨將順利變成執政黨的民主派人士4位，包括張東蓀、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雷潔瓊，與她同為中國民主促進會創始人的丈夫嚴景耀，以及清華大學知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去到中共當時位於河北省平山縣的總部，與毛澤東商談民主派參與到未來政府之事。
這時這些民主派被邀前去，既是準國家政權的首長為得到全國、特別是知識分子，希望攏絡他們認可新政權，亦是對他們的禮待與重視。
無可否認，這是民主派與中共的蜜月期；對於大多數民主人士而言，這甚至一再延續，直到1950年代中的反右運動裏，與共產黨的關係，能否順應或取悅中共，仍然是許多民主人士行事言論的主要考慮。
而在1949年投票選舉中央政府的關鍵之時，從貪腐的國民政府統治、外族進侵國土的抗日戰爭走來，而又相信寄望每日口中提清廉的共產黨之民主人士，更是熱誠地投以信賴的一票，人數正如上文所引。
自身工具化的「兩頭真」
「目前大陸流行一個詞，叫『兩頭真』，是像《炎黃春秋》、李銳等人，他們自言在年輕初接觸共產思想時，被大潮捲入革命事業，當時的確很真誠；到中間，自己完全是共產黨的工具，無數時候明明是捂住良心，覺得不對但也做了；到了老了又重新看世界，也退休了沒有負擔，比如說不再想『還能在這個位子上坐下去嗎』，便變成真的心靈。」戴晴說，變成「兩頭真」得看人生晚年是否能忠於自己地說話，不再仰共產黨鼻息，這是後話了；但在投票選舉毛主席的一刻，許多民主派已經開始為中共工具化了自己。
在毛澤東知道選票中少一張的時候，雖然在中共裏早有估計是誰投的反對票，戴晴指出，雖然「毛口中說『不選就不選吧』，令大家後來都以為他忘了，但其實他清楚記住」。而對於追求絕對權威的他，開始了政治戰場的轉向，「他說過政軍事上的勝利已經沒問題了，該轉到『未來統治國家時我要高高興興的統治』，哪能給你這些民主個人主義者一天到晚都有自己的意見」，也是戴晴用「整本書來看看他記住之後他周遭的人怎麼做，整個國家系統怎麼做」來肅清異己。
其一是以策賞功臣方式收賣人心。像讓民盟的柳亞子自以為協助建政有功，親暱地向毛澤東要求：「潤之，你把頤和園賞給我吧！」戴晴將其時民主派對與新建政的中共關係的微妙心理關係，舉例描述，令人歎為觀止。
「香雲紗」換上列寧裝
譬如，後來被打成「頭號右派」的民盟副主席章伯鈞，在新中國之初，曾經一度官交通部長等高位，出入有鴻儒，當時為年尚小的章詒和，幾年前就在《往事並不如煙》中，寫過她童年在家裏所見的這些民主派，包括時任司法部部長的史良，寫她「長得美、又愛美、懂得美」，毛巾最多只用兩星期「不能用到發硬」、又會以被視為國民黨特務才穿著的「香雲紗」做連衣裙「布拉吉」的嬌媚女子。
不過，「史良一到1949年，剛開始，就換上一身列寧裝，還戴上帽子！不倫不類呀！」戴晴放聲笑說，「黃炎培帽子還不會戴呢！他原來西裝，1949年，就趕緊換上幹部服，帽子歪戴，哈哈！」教育學家黃炎培在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裏都曾被許予官職，他都一一辭拒，在新中國剛成立後以74歲高齡當了國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據傳他是民主派人士中第一個提出「毛主席萬歲」口號的。
雷潔瓊曾經因為堅定地參與抗日救亡，被認為是著名的民主鬥士，「可是整個政局、共產黨政治倫理改造人的力量」，戴晴形容變得只會說八股官話的她「就像一張白紙，單薄、蒼白、完全沒有生命力，是個牽線木偶，人家要她怎麼動就怎麼動」，常常沒有自己什麼不同的見解，「或者她有但不敢說，毛澤東最喜歡這樣的人。這使她地位一天天高，地位愈高愈沒有自我。」
這些民主左派在早年便因為原來就認可共產理念輕易得到中共的倚重，對比之下，並不認同共產專政的民主右派，便以分封不同官位的差別，誘發他們改變思想，「像最想跟左派爭官位的是羅隆基，他成了當時右派小集團的頭目，葉篤義後來記述得很清楚，寫他急『咱們哥們也得商量商量呀，幹嘛你們不爭取，看人家多爭取呀』。」
甚至於煽動起民主派裏的勾心鬥角，誘發當中的「派系鬥爭」：「你說是路線不同也可以，你說是妒忌也可以」，離間他們。像張東蓀，毛澤東公開稱讚他是「北平和平解放第一人」，使張東蓀心裏煞是不安，跟毛說：「不要這麼說，這樣我會得罪很多人的」，毛澤東回：「得罪人是我得罪，沒你的事。」不能打掃掉的張東蓀
「為什麼毛要這樣說呢？他是謀略家，這是他的謀略之一。」戴晴以「遊刃於儒、法、道、術，經千年提煉而成就的『人精兒』」來形容毛澤東，「他打出每張牌、每一套權術，都是一定要思想的殲滅，以保持絕對權威」，對於開國初年民主派要求的多元聲音，他視為是「鑽到牛魔王的肚子裏搗亂」，「不知道我要先打掃好房子才能請客」，要使這些「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們……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弔』」。
可是就是有不能打掃掉的異議者，不怕發出孤清的獨立聲音：像一生是長袍、免襠褲的張東蓀，雖然得到毛的禮待，卻投下反對毛當國家主席的一票，委予雙重官職，情願讓出一個職銜，只待在學院教書。甚至在後來知識分子「洗澡」的運動裏，拒絕以批評自我思想來作檢討，而真的與過去爭取民主的同行人形如陌路。
1960年，張東蓀好友史學大師鄧文如去世，孤伶伶沒人弔唁，張東蓀想起1949年初居中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協調後，多元民主聲音在新中國的逐步零落，今昔相較，寫下七言律詩追悼至友，並言感慨，「人間熱淚已無多」。
在一面倒順從毛澤東的1949年選舉會議以後，不為賞賜而折腰的知識分子風骨失落；在共和國強大的國家機械消聲運動下，真誠的異議聲音，從此也就無多。
[文／鄭依依、攝／秦偉]
Xtra Info﹕誰是張東蓀？
文章日期：2008年12月23日
【明報專訊】張東蓀，1886年生，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後參與政治活動、也是力倡言論與報紙開放的政論家與報人，辦過《時事新報》、《解放與改造》等報紙雜誌。1951年由毛澤東親自判為叛國罪、1978年當幾乎所有人都被平反但鄧小平親自決定不予平反的政治學者。
「他平生最恨兩件事，一是侵略，所以他抗日；二是專制，所以蔣介石那麼優待他，將他奉為座上客，他也不賣帳」，在抗日戰爭期間便已主張國共合作，同時與中共地下黨接觸，也介紹燕京大學學生到中共抗日根據地，更在1949年充當中間人，協調北平國民黨棄守北平。
「所以當他察覺到毛澤東的專制，即投以反對票，不信任他可作為自己祖國的領袖。」1949年以後他不再發表文章，1968年1月文革 之中被「逮捕」，被關在北京特種監獄秦城，1973年死在獄中。1995年，戴晴在墨爾本遇到張東蓀孫子張鶴慈。他帶同歷次抄家遺下的少量詩詞、文件，戴晴好奇於這位被國民黨和共產黨同時忽視的歷史人物的一生，開始展開對他的冤案和生平的調查，以8年寫成《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

閱讀時光：朱天文《記胡蘭成八書》

1一九七一年张爱玲连写两封信给朱西宁，说明他的先生赖雅。
“Ferfinand Reyher不是画家，是文人……他是粗线条的人，爱交朋友，不像我，但是我们很接近，一句话还没说完已经觉得多余。”

“我结婚本来不是为了生活，也不是为了寂寞，不过是单纯的喜欢他这人。”

2：“缺席也是一种悼念呢。”理由仍然是，悼念是来真的吗？那么，我仍然缺乏勇气。

3：张爱玲的晚期，天心和我交换过意见，按我们目前存活的状态，假如不是有家人同住在一起的话，大约也是就走往类似她那样的大生活方式，因为那时最自在的了。

3.此时父亲读到胡兰成一篇《评张爱玲》，觉得这人的才情纵横得令人生妒。

4.那个夏天傍晚，胡张两人在阳台上眺望上海，红尘蔼蔼，胡对张说时局要翻，来日大难，张听了很震动。因语出乐府、“来日大难，口燥唇干”，张爱玲说：“这口燥唇干好像是你对他们说了又说，他们总还不懂，教我真是心疼你。”
5.尽管诧笑，也随它去。

6.：“以后你冷清了。”

7. 我乃想起胡老师说，太初是女人发明了文明，男子向之受教，所以观世音菩萨是七佛之师。果然，这些和张爱玲交手过的男子，全部斗不过她。
8.“英雄美人并不想著自己要做英雄美人的，他甚至是要去迎合世俗──只是迎合不上。”

9.他说你不要此身要何身？不生今世生何世？你倒是要跟大家一样，一起的。

10.《大知度论》云,佛世难值，如优云波罗树华，时时一有，其人不见。所谓佛世，黄金的盟誓年代吗？

又云，人身难得，直信难有，大心难发，经法难闻，如来难逢。难难，都是难。 但咱们《诗经》，这里也是既见君子，那里也是邂逅相见，张爱玲好高兴说，“怎么这样容易就见著了！”

是啊，怎么这样容易就见着了。

11.天心喊胡爷，我有一些踌躇，还是把自己归到喊胡老师那边，因为喊胡爷就喊定了，再无别的可能了。诗三百篇，思无邪，但我是思有邪。
12.花开到下半场怎么收的，永远不记得，第二天唯见板凳椅子一片狼藉，谢了的昙花一颗颗低垂着大头好像宿醉未醒。

13.还有那棵大玉兰树，冷香沉沉，一股一股的像涨潮。

14.当时我就想《今生今世》里写，张爱玲要他选择，小周，或她。胡不肯，因说世景荒荒，他与小周有没有再见之日都不可知，你不间也罢了。
张说：“不，我相信你有这样的本领。”相片中人，凉帽，夏衫夏裤一身白，果然是，劫毁余真，转趟来又是半生，他有这样的本领。

15.胡老师像一般男生看这些是女孩玩意儿的不屑神气，很快翻完，笑还给我。我也像一般女生的必要从对方口中听见赞美这些收藏的话语，胡老师指几张说：“以前的人比较有个浪漫。”

16.又说：“最好的老师是无师，无师自通。”

17.《史记》写项羽，会着墨项羽的一匹马、一美人。而刘邦得了天下，至武帝拓疆开边盛极，新朝的万般事物都是挞亮，一时代人对眼前景、眼前人的感激好奇发出了颂叹，这是汉赋.

18.乐是发动，礼是完成。文明的背景是乐，乐求同.

19.胡读《色．戒》写说，“张实在是文章之精，此篇写人生短暂的不确定的真实，而使人思念无穷. 写易先生（丁默村）有其风度品格，此自是平剧演坏人的传统，不失忠厚，亦逼肖丁本人。结构回复照应，皆虚皆实，叙事干净之极，在今时当推独步，然亦稍稍过严矣。又抗战期间中国人皆有一种茫然的爱国真情，如时而忽然云开，现出了黄辉辉的江山如梦，色戒写学生似乎还可以点出几笔. ”

20.死是新生命的必须。

21.我想起耶稣，要给年轻人系鞋带。

22.信心假如是信了就一劳永逸，不要也罢。

23.“也许我不能与你在一起反为于我好，若与你 在一起，种种有你帮助，我可以不用这样苦，那也可以有成功，但不如今日的好。”

24.佛去了也，唯有你在。而你在亦即是佛的意思在了，以后大事要靠你呢。你若是芙蕖，你就在红泪清露里盛开吧！

25.“昨夜梦见初日一轮，阳光里一带楼台人家与迤逦江水，醒来以为稀奇，因为我能记忆的梦中从来都是阴天与泥泞跋涉。我因想著做梦之前半夜曾醒来枕上看了王寿明牧师的讲台一篇，但我不以为与之有关系. 还是因为想著三三，如婴孩临睡前嘴里有奶糕的味道，所以梦中那样柔和的笑了。 三三使我欢喜。”

26.世事亦不因人的意志和作为而扭转，倒是人在时间里老去。
——朱天文《黃金盟誓之書》之《記胡蘭成八書》

林青霞為汪曼玲寫序

這次，我來寫你
文章日期：2008年7月26日
【明報專訊】「喂！請問你是林青霞嗎？我是《星報》記者汪曼玲，可以跟你聊一聊嗎？」
高中剛畢業，生性害羞又不善言辭的我，正不知所措，想找個理由掛電話，對方已經跟我聊上了。你一言，我一語，不知不覺說了好長一段時間。不記得在電話裏跟她說了些什麼，感覺就是很輕鬆、很自在、很高興。
第一通記者電話
那是一九七三年的夏天，第一次離開家門，第一次坐飛機由台灣來香港，宣傳我的第一部電影《窗外》。這通電話也是我生平接到的第一通記者電話，卻像是兩個朋友在聊天。
阿汪就是有這個本事。
到港的第二天，我們被安排到虎豹別墅拍照，一大堆男記者群中夾兩位年輕漂亮的女記者，一位叫李小珍，另一位就是汪曼玲，他們的年齡比我大不了多少，汪曼玲小小的個兒，兩隻水汪汪的大眼睛，可愛又美麗。那些粗黑高大的男記者們常常拿她們開玩笑，吃她們豆腐，她小圓臉上浮現小酒渦，一點也不介意。因為有前一晚的交談，見了她特別有親切感。這一次的香港五日遊，我感覺所有香港記者都對我很友善，臨別很是依依不捨。但是讓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這名女記者。
《窗外》在香港的票房紀錄是六十五萬元港幣，當時是相當賣座的台灣文藝愛情片，我也因此而一夜成名。
回到台灣拍了劉家昌導演的《雲飄飄》，票房新台幣四百萬，也破了票房紀錄，從此我就忙得不可開交，也不記得什麼香港女記者了。
一九七八年，港台 組織一個團體到泰國義演，那一次聲勢浩大，有剛上過《醉拳》當時得令的成龍，有徐楓、秦漢、秦祥林、林伊娃。汪曼玲是隨團記者，一路上說說笑笑很是開心。有一天我們整團到芭堤雅海灘玩，我裏面穿著紅色比堅尼，外面套大紅襯衫配大紅短褲，只因為怕她拍照不肯脫下襯衫和短褲，我穿著衣服騎水上電單車，上空中氣球，一個人被吊在高高的天空上一點也不怕。那時候膽子真大。記得成龍由氣球上掉了下來，大家很緊張，因為他不會游泳，很多人搶去救他。我自以為是游泳健將，也準備脫了襯衫跟去湊熱鬧。我跟阿汪說：「我要脫襯衫了，你不要拍我啊！」阿汪穿著小短褲，手裏拿小照相機，小胖手指我：「只要你脫，我就一定拍。」我只好作罷。
回到台灣又繼續我昏天黑地的拍戲生涯，那時候台灣電影圈黑社會當道。一九八四年導演林嶺東找我來港拍《君子好逑》，我就乘機接拍香港電影。從此就結束了台灣的電影事業。
我們的緣分也上了岸。
來到香港之後，在許多的記者招待會、電影開鏡典禮、殺青酒，都會見到她，在記者行業多年，她變得更精靈更洗練更實際，幾乎成了記者頭兒，印象裏大多數有記者在的場合，她總是站在最中間的位置，也經常負責發問。還是那雙水汪汪的大眼睛，卻變得更成熟，更銳利，透過近視眼鏡的玻璃鏡片，就像是兩顆小探照燈似的到處掃射，若它停留在你的身上，你應該高興，那表示你有價值。她也從不掩飾她那實際的一面，表裏合一正是她可愛之處。我是個很保護自己的人，很難交到知心朋友，尤其是記者，但是我喜歡她的真而爽。在這段香港拍片的日子，我們成了朋友，閒時經常相約吃飯聊天，有時她也到我的小公寓，一聊就是半夜。
一九九二年《東方不敗》上演以後，我的片酬很高，片約不斷。一心想愛惜羽毛，選好戲接。她比較識實務，她說以我三十八歲高齡，賺多少是多少，賺夠了就可以上岸。於是我聽她勸告，那年就賺進了數千萬上岸金。
那兩年非常辛苦，部部都是古裝武俠片，戴假髮，拉高眉眼，穿上一層層的古裝戲服，打打殺殺，夏天熱得要命，冬天冷得要死。她幫我接戲、推戲、排期，兩人忙得不亦樂乎，最後終於上岸了。我們倆的緣分也上了岸。
十四年後，交稿
十四年沒跟她坐在一起，再次見到她，她愈加沉穩幹練了。
在《明報周刊》的汪曼玲訪談錄，看到許多她訪問的人物，幾乎每一個人都能突顯出自己的個性，很喜歡看她寫劉曉慶，相信也只有她有這本事，讓劉說出自己出入監獄的心路歷程，以及在人生中大起大跌的感想，和在監獄裏悟出的道理。她寫出了劉家昌的隨性、任性和蠻不在乎。劉家昌也沒把她當外人看。她在凌波、金漢互道長短的言談間，寫出她們鰜鰈情深的一面，她也道出沈澱霞和女兒鄭欣宜動人的母女情。
她謙虛的說：「我只不過是把他們所說的話寫出來罷了。」我想她必定是把談話內容先消化了之後再組織起來呈獻給讀者，文章平實易讀。讀者彷彿是在分享朋友的生活點滴，和對人生的體驗。能做到這點也是多年來記者生涯所累積的功力。
二○○八年六月
「喂！青霞，肯不肯接受我的訪問？」
「阿汪！寫了這麼多年你還寫我啊？讓我來寫寫你吧！」
「那好！月底交稿！」
關於汪曼玲
香港30年資深記者。
看盡星光璀璨，星沉影寂。
娛樂圈，猶如人生戲中戲。
別人的故事，一切盡付笑談中。
關於此書
○五年九月，汪曼玲在《明報周刊》開始撰寫專欄，三年內共訪問藝人名人約一百五十人，今次結集出書，選取了其中的二十篇，包括白雪仙、呂奇、李連杰、何琍琍、劉曉慶、倪匡、朱孝天、沈殿霞及鄭欣宜等。
書名：《汪曼玲訪談錄》
作者：汪曼玲
出版：明報／香港
[文／林青霞]

吳小莉訪張藝謀

這是「祖國利益」，非我個人榮辱
訪北京奧運會開閉式總導演張藝謀
文章日期：2007年10月29日
【明報專訊】已不是第一次訪張藝謀，以往他都是以電影導演身分受訪，這次他有了新職銜：北京奧運會開閉式總導演。現在的他每天要到奧運村鳥巢附近的一棟小樓裏上班。小樓前掛：開閉幕式運營中心。那裏保安嚴密，閒雜人等勿近。他和他的創作小組工作的區域被稱為「核心區」，有一道道封閉式的大門，沒有通行證的工作人員都進不了。工作人員笑說因為那裏正藏中國現在最大的秘密：北京奧運會開閉幕式的方案。

張藝謀就是從核心區走入我們的訪談間。我們討論的第一個話題，是運營中心牆上一個特殊的標語：「祖國的利益，高於一切。」

張：張藝謀 吳：吳小莉

張：祖國利益高於一切，這是我們主要的標語之一。

吳：每天看看標語上班壓力大不大？

張：沒問題，標語是標語，我們自己還有自己的一個藝術創作。

吳：你告訴我們現在進入什麼樣的階段？

張：現在可以說創意基本上完成了，現在轉入實際操作、排練階段，應該這麼說，因為我們的創意差不多從去年三月開始吧，到現在已經一年多的時間，終於完成了基本創意。應該說是大圍的創意。當然在排練和實施的過程中，還有很多很多細節，需要微調，但是總的創意不可以更改，因為它有很多技術上的、先期製作的東西都已經開始投入了。

吳：你的創意在投入前我們就向全世界去徵集，後來有十三個方案，變成五個方案，又是四個方案。這個創意是從四個五個方案中融合起來的，還是重新來過的一個創意？

張：融合又重新來過，再融合再重新來過，再推翻再重新來。大約反覆了不知道多少次。

只許成功的單程路

吳：我知道現在已經在進行大量的綵排，是幾千人的綵排嗎？

張：沒有那麼大，但是由小看大，因為都耗費資金嘛，也不要浪費，所以所有的大場面，都由小看大，先打小樣，先看小樣的質量，從小樣上去磨合音樂動作和舞美裝置的配合。

吳：我記得你接受一個外國媒體的採訪，你說這個是只能成功的，如果失敗的話只有死路一條，那時候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張：也不是，其實我是開玩笑，他們把這個弄大而已。也不是死路一條，但是這麼重要的事情，放在任何一個人來做這個工作，在我這個位置上，都是只能成功的。你只有這次機會，不像你說拍電影，我可以拍三部垃圾，那也無非就是一個人被而已，而且也可能第四部不錯，以說明我好像功力還在。這個不行，因為這代表中國人，代表全體中華民族。也許這還是唯一的一次機會。至少在現階段，我們不知道下一次什麼時候再次舉辦奧運會。很難嘛，所以我們常常講百年圓夢。這個時候你承擔的任務就是無論你怎麼想，它也是只能成功吧。

吳：我記得你獲選總導演的時候，你的團隊也提出了一個方案，而且奧組委覺得不錯，所以才選你做總導演的，那時候你的方案主題構想是什麼？

張：現在還是不能透露那些應徵方案啊，但是也不是僅僅只是我們的方案不錯，才選擇我來做導演，我覺得還是一個方方面面的綜合考量，至於最後怎麼拍板，我也不知道。到現在也不知道，我也不去想，只是覺得能夠任命我做總導演，是我非常大的榮幸，也是在我的創作生涯中最難得的一次機會。所以從接受這個任命開始，我就一秒鐘都沒敢鬆懈。腦子總是在想，應該怎麼做，怎麼做得好，怎麼做得好……這個好的標準當然因人而異，但還是包括一定的創新，有一定的獨特，一定吸引人的東西，這些基本的東西一定要有。

沒空間中的創意空間

吳：可不可以描述一下奧運開閉式的流程？

張：從倒計時開始，如果還包括前邊我們稱之為儀式前表演的話，大約還會超過三個半小時，儀式前表演，倒計時，接是開幕，接就是文藝表演，升國旗，文藝表演，下來就是會旗，然後就是運動員入場，等等一系列的流程。可能先讓運動員入場，接會旗，接傳火炬，點火等等。所有的導演要是製作奧運活動的時候，都必須遵循這個嚴格的程序、流程，我們叫規定動作，任何局部的調整，都需要徵求國際奧委會的意見，他們是對方案作最後首肯的人。

吳：現在能夠發揮最多創意的部分是開幕儀式還是文藝表演的部分？還是在運動員進場時也可以發揮創意？

張：都有，所有部分你都可以有創意，國際奧委會都鼓勵你有新的創意，但所有的部分你又必須按照他們所要求的東西去展示，不可以隨便，比如說運動員入場式吧，大家現在覺得這段時間都偏長，佔去一兩個小時，兩百零五個國家和地區，那你實在不能亂來創意啊，讓大伙停下來跳舞唱歌，時間一下就長了。另外也未必得到允許，所以很多東西你可以去想，但是他們也有限定。

氾濫晚會文化中的格調尋求

吳：不到一年後的那一天，大家會看到一個什麼樣的開幕式？

張：我覺得從內容上來說，就是我剛才講的這些，總的口號、「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文明和諧、我們的歷史、我們的今天，和包括我們人類的世界，大方向都是這樣子，還有奧林匹克精神，實際上在所有的細節，我們都追求它的獨特性，都追求它的視覺吸引力，都追求它的感情共鳴，這些都是我們要做的功課。所以這個只是從倒計時開始，我們希望當天晚上一步一步把觀帶入一個讓他們覺得非常非常好看、有意思的夜晚。獨特的、很有魅力的夜晚。我們都想這樣子。

吳：是不是會集聚聲光效果、燄火效果，加上鳥巢那個造型這樣一個特殊的展現？

張：所有的吧，國家體育館、國家體育場、鳥巢，我們可去過很多很多次了，鳥巢很獨特，造型很獨特。在這個地方舉行大型活動是一定要有很獨特的感覺，尤其這是第一次，所以所有東西，剛才講的所有東西，都是需要我們考慮的。你知道最難的就是創新，我們常常說中國是晚會最多的國家，一個中國的普通導演，可能一年的晚會製作量，是外國導演的十倍；我可以這麼說，由於我們的晚會幾乎氾濫，所以導致中國老百姓對晚會的某種常規性，某種因循守舊，一成不變的東西很感厭惡、反感，所以這就構成一個很高的品位要求，就是你如何讓老百姓覺得它不是一個俗極了的晚會。我們老開玩笑，這是一個很精緻的晚會，老百姓也是不會滿意的，他們在氾濫的晚會的審美教育中，提高了他們的審美趣味和審美意識，這對任何導演來說都是一張很難的答卷。但我們現在就是要知難而上，還要擔當這個工作。

吳：聽說為了配合開幕式的表演，鳥巢還作了一些設計上的改變？

張：其實從另外一個意義來講，我們這個團隊介入都晚了一步，這是我的看法。要是最科學地介入，應該是在鳥巢剛開始施工的時候，我們就已經完善了我們的創意。若在那時候跟施工一塊去做，出來的效果就會特別的好，當然因為各種原因，這是不可能的。鳥巢基本上已經蓋起來了，快蓋成了，我們的創意才完成。我們團隊進入晚，創意完成之後，才對鳥巢提出很大的要求，他們還要必須再加做一些我們要求的東西，這樣子工期啊，時間啊等各方面就很緊，但是我們還是得到鳥巢建設者們最大的支持。他們知道他們一定要保證這個運動會的成功。後來有一些我們叫他們做的工程，其實是基礎工程，來配合表演。他們又加進去了，加班加點地做，沒法子，這是一定要做的，你不能讓那個表演就在平地上進行，滿場跑就跑完，那樣子肯定缺少神奇性嘛。

後語

【明報專訊】雖然在保密協定下，張很多時候只能說個「不可以說」，但他還是透露了一些創作中的閃光點。面對中國人對開幕式強烈的期待，他笑說：「我這個人很怪，壓力愈大，愈有勁頭。」「作為領軍者，如果我都忐忑不安，其他人怎麼工作？」對於外界的褒貶，他已榮辱不驚。他說開幕式方案已定，也得到北京奧組委和國際奧委會通過，在綵排後只會進行微調。至於國際奧委會滿意嗎？他語帶玄機地說：「滿意！」「而且是非常滿意。」他意猶未盡地轉身強調。

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會帶來什麼驚喜？值得期待。


■Info

此文摘錄自鳳凰衛視《小莉看世界》張藝謀專訪，此專訪於今晚9時50分至10時30分播出。

[文／吳小莉]

子非魚

整理手機，發現那日肥仔竟然為小女子和MAYBOY，拍下了如此溫馨的畫面。分享啊，分享。這是，我們未來的Bedroom,seascape!!
K,
Why?如此傷感。
人啊，不過是萬物之一；萬物，未嘗不在欣賞人類的曼妙。
焦躁奔波也好，高貴佇立也好，其實不過是人類這個物種自我的糾纏吧，他物他種眼中，不過是一種小玩鬧吧。
如人類看蜘蛛結網，看蝴蝶翩躚，看蜜蜂飛舞，看魚翔潛底……
不過，人還是繞不開自我糾纏，這是事實。
《莊子》中，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也？” 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
那顆心，那顆心，你怎知他(她)只是痛苦，而不是快樂？你怎知，他渴望重新放回原來的位置？且，原來的位置，真的存在麼？
小女子啊，總覺得，不同的應對生活的法子，決定了人的生存狀態。如果，選擇，一路背負著痛苦，生活會越來重，越來越苦不堪言；如果，選擇，一路撿拾著快樂，生活會越來越輕快，越來越羽化登仙。
都，看你，最在乎什么？物質，抑或靈魂。
八0年代，老師指引我們，在“出世”與“入世”間費思量，不就是希望我們找到安頓自己的法子？這個世界，我們，曾經，有備而來。別忘了。

談大屋，E那日在信中寫道：那麼重要的一頁 好重 又那麼輕 輕飄飄的 像羽毛 好溫暖：)
所以，小女子啊，感謝MAYBOY.

分擔吧，痛苦；分享吧，快樂。

水族箱裏的浮泳
文章日期：2007年10月18日
【明報專訊】這一天，我陪人到海洋公園去玩。十一黃金周，人多風又大，注定會是一場災難。在人潮中，我心情煩燥、在三級強風下，我狼狽不堪。宛如在巿集裏待宰拋售的牛羊，祈求快快結束這樣的折騰。
直至我進了海洋館和水母館，心才安靜下來。那大大小小的水族箱，在水裏的海洋生物，有似貴婦的海馬、透明見骨魚、暗裏發光夜光魚、莊嚴如山的灰色巨鯨。牠們在水中那優雅姿態的行進，深海底下沒有任何的波瀾，一切都以靜音的方式在龐大的水底做無聲的演化。於是時間也隨之靜止。除了Davy Jones，那海底水怪的一顆心，它被拿了下來，放置在一上了鎖了的盒內，那一顆心，碰碰碰的跳，發出巨大的噪音。要等到傷了他的女人把那顆心重新放回到他原來的位置。那顆心，才能安息。那好似極光的逆差，對比了最躁動與最安靜、最暴烈與最安詳的世界，並存，偷渡兩樣景觀而並不互相妨害。
我每站在一格水族箱中，我都讚歎那與我同樣對望的此時此地海中生物。曼妙的微型的身軀，在幾萬千呎的水下，好似一個外太空的異形，是人類想像力之外的空間，造物者給予我們的驚奇，叫我們敬畏自然。那比恐龍還要早就已經生存在地球上的水母族類，是海洋裏的煙花，化幻的奇顏異色，以柔若無骨的舞姿獨自表演，隨水的波動，永不停止。我才了解，原來那令我感動的，是牠們那兀自起舞的姿勢。不睬不理這世界有多少的口號紛爭，他們一沙一世界。誰都是孤島，誰都可以自得其樂。那假象，給了我一種在我面對一個水族箱時可以暫時獲取的平靜。
佔了地球面積百分之七十一的海洋。對許多人是像那船頭塑立的女海神，有一股魅惑的吸引力。海洋文學如《白鯨記》、如《黑暗的心》、如《怒海雄心》都是對那無日無夜不可預期的海洋之震動而感到目眩神迷。太多有關海洋的故事。傷心的故事。神話童話傳說，那些潛游者不顧安危到這看似寧靜卻處處暗伏致命的水底。追求的是自然難以言說的尚未被描繪征服的處女之地。
雖則，那只是我的投射，海界並不如我想像中的那麼平等與自由。但自然就有那麼一股力量，像電影《英女皇》那隻鹿，沒做什麼只是高貴的佇立在原野之上，就已經叫人震動。
卡森Rachel Carson在她那本著名的《寂靜的春天》裏，道出她的擔心，或許有一日，因為人類過度使用化學物劑，而我們連在那靜好的春日，朝早聽聞吱吱喳喳鳥叫的好日子，也會消失。而海洋的水藻、珊瑚群、魚類也會漸漸的偷偷的如被竊取的古墓之物，流失。
我回到現實，感到那渺小無力的個人，到底要分配多少給那如浪水湧入的種種政治、社會、經濟的問題，故我每每寫下文字，都心虛，那是多麼微觀的無用之物，差可比擬那些巨大的口號：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大時代。大時代，虛構的大時代。新香港人，虛構的新香港人。我們都是阿瑞克妮，編織自以為最好的未來。而不知敬畏。而水族箱的魚，會比海洋公園我們這群遊客更接近現實。
[張家瑜 希望自己非常之溫柔和善。骨子裏卻有股反對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