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在台北国际书展开记者会

文学和政治
2011-02-27 旺报 【本报讯】
　「文学与政治很难分开，生活中也处处避不了政治。」余华在台北国际书展开展记者会上，直接将文学和政治「挂勾」，在充满文艺气味的场合中，这位唯一一位来自中国的贵宾犀利地划破了艺文的蒙雾：那种布尔乔亚阶级、抽离政治、洁癖且与现实产生的距离。

　不过，这不是余华独有的行止，当我问及他为何在记者会上大谈「书展的自由」，他笑说自己是最后一个发言的，限时四分钟，因而事前并未做准备，「别人说话时，我开始思考该说些什么，这个时候，我看到了台下的法国贵宾......。」轮到余华发言时，他便以2004参加巴黎书展的经验，嘲讽了大陆政治。当年他看到一个女作家和总统席哈克握手完后，马上冲去洗手，「因为政治人物的手太髒」。余华说，因为政治人物为了选票会不停和民众握手，越多选票的人握的手越多：「不过和大陆政治家握手时无须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不需要竞选。」

　「以色列总统佩雷思的手就很软。」余华回忆去年五月参加耶路撒冷文学节时，和以色列政治人物握手的经验，「我一握佩雷思的手就知道，他没有劳动过。」面对我的疑惑，余华以一种神算的表情说自己也没有劳动，不过手也没有佩雷思这么软，「可能我还有敲键盘，佩雷思连键盘都不用敲。」他说完哈哈大笑后接回正题说，当时知名美国犹太作家保罗奥斯特在文学节会场抨击以色列政府破坏中东和平，获得在场其它欧美作家大力支持和声援，他身为「唯一一个非白种人」的来宾，看得目瞪口呆。这个批评引起媒体兴趣，经过大肆报导后，原本还算冷清的文学节，门票竟瞬间售罄。文学节主席对他们表示，虽然批评政府做得有些过分，但也引起媒体兴趣，而人们也都想买票进来听听作家想说的话。

　余华认为，一个城市举办书展，就应该是自由的，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每每参加书展都能让他留下深刻的记忆，他也期待来台北书展能有些美好的记忆，但访问当天因他才刚到台湾两天，还没有留下太多印象，倒是对于台湾的新闻和政论节目相当有兴趣。当我们踏进房间时，他才拿起遥控器关掉电视说：「我刚刚在看电视，台湾新闻真好看。」

　「不过，没有我1998年第一次来台时好看。」余华数著这几天他看到的菲律宾遣返新闻、陆客观光争吵事件、陆生来台争论等等，兴奋说好好玩，但这些都不及1998年台湾选举时的「花俏」。那一年，马英九和陈水扁争夺著台北市长宝座，这些选举新闻让余华看得眼花撩乱，「那时还有陈水扁到底有没去澳门的争论，连自杀的赌注都出来了。」他几乎跳起来地说，「吴淑珍竟然还说，他自杀我奉陪。」这些对余华来说简直太有趣了，当时他和苏童两个人在一天疲累赶场的行程下来，就算很晚了，仍想开电视看看，就算牺牲睡眠也不惜，「有时候明明已经很想睡，想关电视，但又会出现一个精采的新闻让我们继续看下去。」余华摇摇头说，大陆电视太无聊了，只有社会档案能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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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死亡 余华凝视伤痕
2011-02-27 旺报 【黄奕潆（本报系记者）】

　▲由余华著作改编的中国电影《活著》，大受欢迎。（本报资料照片）

　大陆知名作家余华日前受邀来台参加国际书展，以犀利言语展现他的直率风格，而这样的风格也反映在他至今唯一一本散文集《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中，在这本书中，余华以「人民」、「领袖」、「革命」、「阅读」等词汇来解读当代经济发展中的中国，然而，几乎每个词汇里说著的故事都离不开「文化大革命」，余华也坦言他这一代作家的创作和人生都与文革分不开，因为都在一种「集体性」里。

　以《活著》闻名的作家余华，出生于1960年，初知人世便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因此十年文革几乎成为他成长过程全部的记忆，而他的创作也绕不开文革，早期作品更是充满暴力。中国评论家洪治纲在2005年出版的《余华评传》里，列举出1986年到1989年创作的八部短篇小说中，有高达29个非自然死亡的人物。

　「我的写作在血腥和暴力里难以自拔。白天只要写作，就会有人物在杀人，就会有人物血淋淋地死去。到了晚上我睡著以后，常常梦见自己正在被别人追杀......。」余华在《十个词汇里的中国》这么形容，在一次「经历自己的完蛋」漫长的梦后，他了解到这是文革时暴力血腥的记忆困住了他，他也因此决定终结这样的「因果报应」，再也不写血腥暴力的作品。

　于是，文革经验以黑色悲喜剧样式出现在他的创作中，从《活著》到《兄弟》，中国历史的动荡苦难浓缩在这些转折且荒诞的小人物故事中。这些故事的元素和人物的原型，透过余华在《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中描述的经历，得到更立体且真实的现形。

　医院长大 文革旁观者

　例如，《兄弟》中的宋凡平，就是从他同学和其父亲一起在黄昏中行走的温馨情景「走出来的一个人物」。余华的小学同学虽是共产党体制中的小官员，却难以逃脱走资派的罪名，而这个原本亲切微笑的长辈被打倒后，受尽了精神和肉体折磨，总是鼻青脸肿的。最后，这个父亲投井自杀了，自杀前一个傍晚，余华在大街上看到这对父子，父亲额头流著血，走路的样子有点瘸，和儿子一起走过来，在夕阳余晖中，他的右手搂著儿子弱小的肩膀，一副轻松愉快的样子，微笑著和儿子说话。

　《兄弟》开头就是一个父亲投井自杀的场景，余华描述的相当细节且血腥，而这些故事场景的真实正因他离不开经历过的现实。「我的父亲是医生，我和家人都没被文革伤害，我充其量只是文革的旁观者。」余华诚实地说，即使这样旁观的角色，都让这些经验深刻到他的书写里，让他一个字一个字写下去。

　避谈文革 忧患将至

　「成长经历能决定一生的方向。」余华表示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刚好遇到文革，因而文革对他产生决定性影响，对每一代大陆作家来说这些影响都是必然的，「我不可能在作品中摆脱文革，」余华说，这是他熟悉的生活，写起来相对有自信一般，若要写其它的题材，或许可以大量收集资料阅读研究来补足知识经验不足，但总觉得没信心。

　在新书前言中，余华写著：「中国社会三十多年的飞速变化，呈现给我们的，就是因果关系颠倒的发展历程。我们差不多每天都生活在蜂拥而至的结果里，却很少去追寻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于是三十多年来杂草丛生般涌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被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乐观情绪所掩饰。我此刻的工作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从今天看上去辉煌的结果出发，去寻找那些可能是令人不安的原因。在我追根溯源的旅途上，荷马所说的不幸与孟子所说的忧患将会迎面而来。」余华说的就是当代中国过去的历史，他认为不能单看今日的经济中国，必须回顾过往，才能理解中国现况。

　「讨论当代中国必须要循源到文革，」余华指出，讨论一个时代必须要关照和上个时代的连续性，现在却反过来强调两个时代的不同处，却不管其内在相似之处，「这两个时代的联系比我们想象得更紧密，现在很多事都是文革习气的延续。」余华认为，若时代的演进是阶梯式般逐步递进，那么其中的关连性会比「翻天覆地」来得松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