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定康﹕糟老頭

彭定康﹕糟老頭
文章日期：2009年10月31日
【明報專訊】已經到了退休年齡的我，有足夠的資格成為一個糟老頭。我應該會讓我的孩子們以及由本人擔任校監的牛津大學的學子們感到厭煩，因為糟老頭對一切都看不順眼，總有些人心不古之類的抱怨。但我本人可不是這樣看待這個世界的。
我是在1962年上大學的，而且在第一個學期就碰上了古巴導彈危機。當時整個世界似乎就在一場核災難的懸崖邊緣走鋼線。在那些日子裏，支撐全球和平的只有一個眾所周知的概念——「互相保證滅」（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亦稱共同滅原則）。那麼在世人把核問題的焦點集中在防止核擴散，並把上一代人的核不擴散條約進一步加強完善的今天，難道不能說從前的世界比當今世界更糟糕，更危險嗎？
當我在牛津讀書的最後一年，我以學生身分訪問美國並到了南部的阿拉巴馬州。在此你可以回想一下尼克遜出席非洲國家加納的獨立慶典時發生的小插曲。當時在典禮接待處尼克遜把一位（黑人）嘉賓誤認為加納本地人，還走過去問他對能夠投票並享受法治之下的自由感覺如何。那人回答：「我可不知道，我是阿拉巴馬人。」
目前最大挑戰：全球變暖和氣候變化
在我成年之後，美國經歷了從刺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到選出一名黑人總統的過程。這很好，沒什麼好抱怨的。但在世界其他角落，一些當前最重大的問題則帶有某種黑格爾哲學的意味——它們都是從前為解決某些問題或者某些成功事件所導致的結果。比如說我們目前所面對的最大且足以被定義為事關生死存亡的挑戰：全球變暖和氣候變化。
上世紀，這個世界的腰包鼓了起來，人口增加了4倍，城市人口也增加了13倍，而我們對所有物質的消費都有增無減。我們多用了9倍的水資源和13倍的能源，工業生產也比世紀初躍升了40倍。
但與此同時，真正的麻煩來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增加了17倍，這就是我們面對的最嚴峻問題，也是逐漸增加的經濟活動以及繁榮所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
縱觀即將在12月召開、旨在撮合一個應對氣候變化之新全球協定的哥本哈根峰會的準備工作，我沒什麼好抱怨的。那些大國終於開始認真對待這個問題。美國不再持否定態度，奧巴馬 總統和他的顧問都沒有對證明全人類遭遇的科學證據予以否定。在中國，領導人似乎也誠心要在其失控的國內經濟中減少碳的比重。
當中存在幾個重大問題，包括探討各國如何為過去排放到大氣中的碳負責，還有如何在國家總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間取得平衡（中國在總排放量方面佔的比重很大，而美國，澳洲和加拿大則在人均排放量成為了不好的榜樣），以及如何實現由發達國家向新興及貧窮國家的技術轉讓。如果我們不盡快解決這些問題，將來可就有足夠多的東西要抱怨的了。
必須探討增長的內在質量問題
而這就是老人們在政治上顯得不合時宜的地方。容我解釋一下，在老一輩人的一生中，成功地定義就是不斷增長的GDP，更多的人能賺到更多的錢，更多的資源來資助公共項目，還有更多的工作機會。而上述這幾點是不能用來衡量未來的成功的。我們必須更多地就增長的內在質量問題進行探討。法國總統薩爾科齊提出了這個問題，而他無疑是明智的。
聽到這裏可能有些貧困階層會感到不高興，但我並不是說增長就是不好的，而是應該提倡一種正確的增長方式，一種不至於以犧牲我們的未來作為代價的增長方式。我們必須用一種具有吸引力的方式來向市民解釋可持續發展的定義。現在的情是人們一面對可持續發展大加讚賞，一面卻對相關的實際政策投反對票。
當我們提議要限制那些大型名貴汽車對環境的破壞時，德國選民退縮了，而在抗議汽油漲價，尤其是反對執行更高能源稅的遊行中，卡車司機的背後都是英國選民的身影。徵收碳排放稅的理念更在全球範圍內遭到了抵抗。
我有5個不足4歲的孫子輩。當他們到了退休年齡並有資格去發牢騷的時候，大概已經是2070至80年了。這個世界還是充滿希望的！只是不知到時他們將有多少的牢騷，是由我們今天的所作所為引起的呢？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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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香港最後一任總督，前歐盟對外關係專員，
現任牛津大學校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