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定康﹕生活在歷史中
文章日期:2008年12月5日
【明報專訊】最近我與澳洲前總理基廷參加了一次公開辯論。他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人,一個真正的智者卻受困於他的心魔。他嚴厲批評那些沒有對他在澳洲政治中發揮轉型作用給予足夠讚譽的人,同時又揭露在他看來是胡扯和虛構的事情。
這常常使他陷入自相矛盾中,但是這可以讓我們懂得許多事情。比如,最近他譴責那種認為一戰期間澳洲在1916年加利波利戰役中的犧牲在某種程度上造就和贖回了他的國家的觀點。在他看來,澳洲的誕生是在多年以後,在科科達,通常被稱為澳洲的溫泉關戰役,當時一小群年輕士兵阻止了日本陸軍的幾個師試圖佔領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莫爾斯比港進而威脅澳洲大陸的進軍。基廷認為在科科達的戰鬥代表了一個獨立的澳洲真正誕生的痛苦,而不是英國為了它在遠東的帝國利益而建立的某個殖民附屬國。
我不敢對澳洲人在關於他們自己歷史的敏感問題上提出挑戰。我太愛他們的國家了,因此絕對不會那樣做。但是基廷的話提出了一個每個社會都會碰到的涉及到認同感的核心問題。
大多數國家都至少編造了它們歷史的某些部分,或者對那些不符合它們自己英雄觀念的事情加以掩飾。比如我自己的國家在英國意味什麼的問題上編造了很多事情,以便將18世紀的蘇格蘭說成是在英格蘭的統治下,以及勸說整個聯合王國不應反對受到日耳曼國王的統治。
歷史為英國書寫一個不同角色
在我的整個成年時代,英國對它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看法,大部分來自邱吉爾在二戰中的領導以及他對戰爭結束後我們在世界上的角色的觀點。他和其他政治領導人對於一個聯合的歐洲充滿熱情。但是這是針對其他國家而言的。英國將不會成為其中的一部分。歷史為我們書寫了一個不同的角色,主權、獨立、遠離歐洲大陸的紛爭,以及如果地位不是與美國平等的話,至少是它的一個主要的、忠誠的助手。
如果我們對英國在戰後世界上真正的分量目光稍微敏銳一點並且誠實一些的話,英國本該在歐洲事務中扮演一個更核心的角色,使形成中的歐盟更符合我們國家的利益。所以,如果你誤讀了歷史,就會使你自己的戰略選擇產生偏差。但是,更糟糕的是,對於過去真正發生的事情視而不見,將扭曲你的社會的發展。總有一天,最健康的社會將敢於面對它們的過去,不管是好還是壞,從而體面並且自信地成長。
德國在這方面的做法令人尊敬。過去兩年,我看了兩部痛苦但卻誠實的德國影片:一部是關於希特勒最後日子的《Downfall》(帝國的滅),另一部是關於前東德秘密警察(Stasi)所作所為的《The Lives of Others》(其他人的生命)。自從那些黑暗的歲月以來,德國發展成了一個健康並且充滿活力的民主國家。
還有一些國家依然糾纏於它們自己的歷史問題。俄羅斯對於斯大林以及他的罪惡遺產吞吞吐吐;中國迴避重新評價毛澤東以及誠實地透露1989年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事情;一些日本人依然希望杜撰或相信關於他們在戰前和戰爭期間的歷史的謊言,這使日本試圖與中國達成相互信任並且永久和解的努力變得極其艱難。
相比之下,我們應該看一看法國和德國言歸於好並且學會和平並且相互信任地共存的做法。正是這種特殊、歷史性的行動使過去半個世紀歐洲的重建和成功發展成為可能。
歷史也教給你今天的事情
從一位曾經是大學歷史系學生的這些思索中至少可以獲得三個教益。第一,歷史在教給你昨天的同時也教給你今天的事情。英國作家G.K. Chesterton(切斯特頓)曾經寫道:「The disadvantage of men not knowing the past is that they do not know the present.(不了解過去的人的缺點是他們不了解現在)」
第二,為了懂得如何應對困擾我們的問題包括從恐怖主義到核擴散,重要的是要了解它們是如何以及在何時出現的。為什麼我們今天會面臨世界性的經濟危機?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與1929年的金融危機以及隨後產生的經濟衰退有什麼相似之處?歷史告訴我們對這些問題採取保守主義的做法會帶來什麼後果?
最後,儘管國家依然是國際事務中的基本成分,並且忠於你的國家也就是愛國主義是一件好事,但是生硬的民族主義是極具破壞性的。「我的國家是對還是錯」是許多仇恨的根源。對歷史進行深入的探究可以使我們不致對我們是誰以及我們能做什麼惘然不解。對於歷史的爭論是一個健康社會的標誌。所以我們應該為基廷大聲喝彩,不管他是對還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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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任歐洲委員會外交關係專員、英國保守黨領袖、末代港督。目前是牛津大學校監及英國上議院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