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在香港播下一把“公民文化”種子

二００六年十一月﹐正在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中心擔任講座教授的龍應台﹐完成了兩個心願﹕

　　一﹐她的新書《龍應台的香港筆記@沙灣徑２５號》正式出版﹐全書完整集結了三年來她為香港所寫的文章。這本書在香港首發，且是全球唯一版本﹐龍視其為向香港交出的一份“作業”﹕“這下﹐我覺得對香港有所交代了。”

　　二﹐她在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中心開設的、 歷時九周的“文化政策與傳媒素質”課程結課。報讀課程的八十多位學員﹐有香港政府部門的公務員 、此間各大傳媒的編輯記者及專欄撰稿人、畫家 、作家 、律師、建築師﹐甚至會計師﹐還有正在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中心學習的碩士 、博士﹐也有每週專程赴港聽課的內地報紙編輯記者。在結課演講中﹐龍對著這群“超級學員”說﹕“夥伴們﹐我希望﹐我們已共同播下一把公民文化的種子。”

　　播下一把“公民文化”的種子

　　十月七日﹐在香港大學研究生堂嘉年華餐廳﹐龍在“文化政策與傳媒素質”學員的一次晚餐會上首次披露﹕三年來﹐她對香港文化生態的觀察﹐經歷了三段心路歷程﹐出版《香港筆記》和是堂“傳媒素質課”﹐正是她關懷香港文化的第三階段－─“播種”。

　　此前，香港《明報》曾以《龍應台香港開課金針授人》為題，介紹這個課程。記者在隨後九周的觀察中，體察到龍持續不斷在“公民社會文化政策制訂的民主程序”這個主題上，磨礪學員的思維之劍。

　　課程從“文化是什麼”、“文化為什麼”、“文化政策影響什麼”、“文化政策制訂的國際比較”入手，進而引導學員們在港進行一系列“田野調查”，進一步思索“香港的文化政策制訂缺失了怎樣的民主程序”、“香港的歷史文化傳統對這個後殖民地城市意味著什麼”、“公民社會之公民對城市的歷史與未來肩負怎樣的責任”等問題。

　　“或許已太晚，但這是公民社會?公民應負的責任”，面對近來此間越來越多關於傳統保護與建設發展“非此即彼”的爭拗，龍果斷地要求學員們用“思維之劍”直挑一系列“正在發生著的歷史”。如：西九龍計畫之審視及建議，啟德機場舊址規劃之實地參與，對灣仔市區重建的看法，香港古跡保存的問題，香港海岸線規劃之審視，香港文化公民權的檢驗等。

　　龍如同一個文化的“啟蒙者”，要在尚將“文化”僅僅看做是表演、展覽、博物館、圖書館的“文化蒙昧”香港，播下一把“公民文化”的種子。

　　十月八日﹐龍在向學員們發去一封信中寫道﹕“親愛的夥伴們﹐香港、澳門、廣州、深圳，都是在開發和文化保存的岔路上徘徊的城市。這些城市，需要認真、投入、成熟的公民去關心，持續地關心。”

　　“因此，在面對我們課程很快就要‘結束’的時刻，應台希望創造一個可能，一個不‘結束’的可能：同學們是否願意思考，在課程結束之後，組成一個‘文化關懷行動小組’。Culture Concern Group? 應台相信，香港需要我們。”

　　十一月十一日，伴隨著“文化政策與傳媒素質”課程結束，一個“白玉蘭文化關懷小組(暫名)”宣告成立﹐其第一個行動即是關注當晚進行“告別航”的中環天星碼頭。這個有四十九年歷史、 凝聚港人“集體記憶”的碼頭﹐因新一輪填海運動被搬遷，當日十五萬港人前往告別。

　　“補上”華人學者不可缺的“香港課”

　　在“江湖”行走多年的龍應台，在臺北刮起“龍旋風”之後，為何會選擇香港，作為文化關懷之地？相信這是許多人都好奇的問題。

　　一九九九年，旅居歐洲十三年“閉門讀書”的龍應台，被馬英九延攬進入臺北市府團隊，出任臺北市首任文化局長。她在八○年代曾經點燃“野火”的臺北，又刮起一股“文化強勢”的“龍旋風”。二○○三年，龍離開馬團隊，回歸“山林”。

　　龍告訴記者：“當我為臺北市的文化發展擘畫﹐‘粉身碎骨’投入了三年三個月又三天後，感到必須抽離了。一方面，我會不停地比較，看我離開政府之後，文化政策的制訂與運作又如何；一方面，如果不離開，傳媒們會不停追問我的意見，那麼我的下一任會很難做。”

　　“選擇香港的原因，是因為始終對華人城市有興趣。香港與臺北地理、歷史軌跡接近，可是作為一個華人知識份子，自己對香港很無知，是不可以原諒的。”

　　於是，二○○三年初，龍應香港城市大學邀請，在中文系擔任了一年客座教授。

　　讀董橋先生寫于二○○四年十月四十八日的《龍應台看海的日子》，方知道原來董與龍是臺灣成功大學的師兄妹，龍之所以選擇“歸隱”香港，董的建議相當重要。董在文章中寫到：“香港從來不懂得講究中文，可是我倒勸了龍應台這幾年不住臺灣住香港。上星期我還勸她不要辜負她那座望海樓臺，潛心多寫文章，跟我分用報上的篇幅。她想了好幾天。”

　　“終於，我師妹決定寫一個《沙灣徑25號》的專欄，每星期先寫一篇，寫慣了會寫兩篇：思考中的獨白，山道上的啟示，藍海邊的頓悟，講堂?的叮嚀，都寫。”。

　　驚覺香港乃經濟巨人文化矮子

　　在一次聊天中，龍笑言：“作客香港的第一年，我可是很是守作客‘本份’的，觀察但未有發表任何批評及意見，可視為我關懷香港文化的第一階段。”

　　“在臺北做文化局長時，我曾將華語區的新加坡、香港、北京作為臺北的文化‘假想敵’，研究設計怎樣的策略，可以令到臺北從文化上，在這些華語城市中凸顯出來。”

　　“原本以為九七之後，香港在文化政策上會經歷一個調整階段。可是，來港觀察後發現，外界對香港的印象與實際反差太大了，許多在文化方面必須做的事情，香港其實從來沒有作過。”

　　龍分析說，“一方面，香港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優勢超過臺北好幾倍，且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有錢的程度，實在令臺北望塵莫及。另一方面，香港的文化思維與文化政策卻幾乎為零，這比起臺北又實在是遠遠落後。”

　　“如今，當了四年納稅人，也瞭解了香港這個國際城市的包容性，我才敢於講出來”，龍笑言，“如果拿臺北和香港作個比喻，那麼臺北是頭腦大而手腳萎縮，香港則是沒有頭腦但手腳特別發達，都算不得‘健全人’。”

　　克制不住想要世界變得更好的衝動

　　“我的實在克制不住想要世界變得更好的‘衝動’，在二○○三年十一月終於‘發作’”，今年立冬日的午後，在香港大學一間幽靜的會客室，一襲黑衣的龍，習慣地斜睨著天空，悠悠地回憶著。

　　那年，香港政府推出了西九龍計畫進行商業招標，計畫在維多利亞港灣畔、四十公頃的璀璨海景地、投資二百五十億港幣，建設一個由開發商投資並運營的西九龍文娛區。計畫建三個表演區，四個博物館，加上廣場，酒店，住宅，餐廳和商店以及各種娛樂設施的大型文化娛樂區，還有一個涵蓋整個區域的大天棚。預定在二0一二年完成。

　　“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這都是一件重大建設。有許多疑慮圍繞在幾個具體問題上：商業目的是否會淩駕于文化內涵，國際觀光取向是否忽視本土藝術的栽培，未來的經營會否成為財政包袱”，龍應台說，“太多的不明確了。觀察這件事，我的感覺是香港的政府怎麼這麼大，香港民間的聲音怎麼這麼弱？”

　　於是，龍應台開筆，進入了對香港文化關懷的第二個階段。二○○三年十一月一日一篇《思索西九龍》在《明報》見報。“當時﹐奇怪極了，拋出去的磚，如石沉大海，一點反應也沒有”。

　　不過﹐時隔一年，即二00四年十一月九日﹐龍應台在香港大學的一個題為《香港﹐你往哪里去﹖──香港文化政策與公民社會一點偏頗的觀察》﹐從一個外來的知識分子的視角﹐禮貌而深刻地頻頻追問後殖民時代香港文化的定位﹐就在城中瞬時“激起了千堆雪”。

　 “國際上所看見的，以及香港人自己所樂於呈現的，就是這樣一個香港﹕建築氣勢凌人、店舖華麗光彩、英語流利、領口雪白的中產階級在中環的大樓與大樓之間快步穿梭。也就是說，中環代表了香港，‘中環價值’壟斷了、代表了香港價值﹕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追求個人財富、講究商業競爭，以‘經濟’、‘致富’、‘效率’‘發展’、‘全球化’作為社會進步的指標。”

　　“外面的人守在尖沙嘴海濱星光大道上等候驚天動地的煙火表演，不會想到，香港近七百萬人中有一百四十五萬人活在貧窮線下，有很多很多的獨居老人像雞鴨一樣長年住在籠子?﹔不會想到，這個‘亞洲的國際都會’在貧富不均的指標上高居世界第五，與智利、墨西哥、哥斯達尼加、烏拉圭同流。外面的人不會想到，姿態矜持而華貴的中環其實只是香港眾多面貌中的一個而已。”

　　“香港?面的人，也有許多人看不見中環以外的香港，也把‘中環價值’當作唯一的價值在堅持。”

　　“如果僅只在這些大商廈?行走，你會得到一個印象﹕香港什麼都有，唯一沒有的是個性。大樓的反光，很冷﹔飛鳥誤以為那是天空，撞上去，就死。”

　　“城市發展的另一種可能是﹕老街上有老店，老店前有老樹，老樹下有老人，老人心?有這個城市特有的記憶，他的記憶使得店舖有任何人都模仿不來的氛圍、氣味和色彩。如果不是老店，那麼什麼都不怕的年輕人開起新店，店?每一根柱子，柱子上哪怕是一根釘子，都是他性格和品味的表達。離了婚的女人開起咖啡館，每一隻杯子、每一張桌布、每一瓶花草都是她個人美學的宣示。老婆婆的雜貨店賣的酸菜還泡在一個你從小就看過的陶缸?，成為你日後浪跡天涯時懷鄉的最溫暖的符號。”

　　她痛陳﹕“我所目睹的二十一世紀初的香港，已經脫離殖民七年了，政府是一個香港人的政府，但是我發現，政府機器的運作思維，仍舊是殖民時代的思維。”

　　“殖民思維有幾個特點﹕它一不重視本土文化和歷史，二不重視草根人民，三不重視永續發展。”

　　“於是所謂‘脫離殖民’，最重大的意義之一就是，人們回頭去把自己被扭曲、被改寫、被漠視被輕視的歷史挖出來﹔把被殖民者丟到垃圾堆?的祖母的日記找回來，擦乾淨，重新，一字一句地辨認，一字一句地讀，從脆弱泛黃的紙張和蒼白的字句?，重新發現自己是誰。”

　　“‘脫離殖民’﹐意味著把殖民者所灌輸的美學品味、價值偏重和歷史觀點——不見得推翻，但是徹底重新反省，開始以自己的眼光了解自己，開始用自己的詞彙定義自己﹔後殖民的政府會把本土的文化歷史古蹟、老街老巷老記憶，即使不美麗不堂皇不甚體面，一點一滴都當作最珍貴的寶貝來保護珍愛。”

　　“‘脫離殖民’，意味著後殖民政府回頭去挑戰殖民者的開發至上哲學，把殖民者所忽視的價值翻轉過來放在首位思考﹕對貧民和弱勢的照顧、對文學和語言的重視、對文化和歷史的強調、對綠色土地的鍾愛、對下一代人文教育的長程投資等等，一種‘厚植本土、文化優先’的思想，在被殖民者自己當家作主之後會取代‘唯利是圖’的功利思維，變成新的主流哲學。也就是說，在後殖民政府?頭，文化理應成為首席局。”

　　此後，龍應台關懷香港文化生態的文字，交替出現在此間兩家主要媒體上，且每一篇文字發表之後，都會成為幾日內各大媒體談論的話題之一，可謂一紙風行。

　　記者尤記得，已經在此間兩家閱讀人群迥異的有影響報紙﹐刊登了一系列香港文化觀察文章的龍應台﹐今年七月在她的另一本新書的發佈會上，詢問此間一家電臺的‘名嘴’：“我的文字到底是哪些人在看呢？究竟碰觸了香港人哪種人的心思呢﹖”

　　她在一次演講中說﹕“不管是民間還是政府內部：保護海灣的運動，灣仔區議會對灣仔老區的關懷行動，四年前文化委員會成員的點滴心血，牛棚書院、Project Hong Kong 和種種社運團體的努力、媒體文化版的持續討論，專欄作家的日日呼籲，甚至民政局所主導的種種文化論壇……在在都顯示，香港的公民能量和人文反思有如活火山地殼下的熱氣，在噗噗蠢動。但是，原有的中環價值和殖民思維堅固巨大如鐵山，鬆動的，是那麼地少……”

　　“直到今年六月二日，《誰的添馬艦??我看香港文化的主體性》發表，但無助於影響‘文化缺席’狀況下政府的決策，我才痛感以文化人之力傳播‘公民文化精神’，在香港這個文化政策意識尚未‘開蒙’之地，實在太難。恰在此時，我預備在港大開一堂課，於是‘文化政策與傳媒素質’這個課名自然產生了。我沒見過更認真、更投入、更成熟的學生……當課程結束時，我對自己說：對香港，我有交待了。”

　　將內心發生的變化稱為“南洋意識”

　　“在香港生活的這幾年，誘發我觀察華語區文化的視角，正在發生重大的變化，我稱之為‘南洋意識’”，就在十一月的那個午後，龍以特有的婉轉語氣，配合龍式嚴密邏輯，闡述道：“中港臺的知識份子，一貫以從北往南的視角，即新舊首都北京、南京的‘中原視角’，觀察華語區的文化現象。普遍對‘南洋意識’下的反哺文化潮，幾乎沒有瞭解。”

　　她分析說：“所謂‘南洋意識’，就是掉轉看問題的視角，從華語區的南洋世界反觀中原。其實，歷史上閩、粵、海南的下南洋潮，是華語區人口的主要流動方向，他們將客家、閩南、海南文化，帶到了新、馬、印尼、菲律賓等‘南洋國家’，近百多年來從南洋‘逃’回香港的華人，又將帶往南洋的華語文化帶回來。這些南洋回港的華人，多較為集中聚居此地的一些區域，並保持著甚至幾百年未有變化的華語族群文化傳統。我感到，從這樣的角度深入觀察香港，有不少難以解釋的問題，反倒迎刃而解了。”

　　結束了“傳媒素質”課，次日龍就飛回了臺北，儘管還要在世界各地去演講，她內心最為關注的還是“她的島”。

　　據悉，龍與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中心的簽約到二00七年七月，龍說：“或許我會就此告別香港一段吧。”(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