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從此沒有港人會忘記十一月十一日。
因為﹐那是十幾萬人涌到維多利亞港﹐為一個名為“中環天星”的碼頭送別的日子。
這樣的情景﹐在香港也是頭一遭﹐注定要成為這個城市的一個“集體記憶”。
怎樣看這件看起來猝然發生﹐實質也是必然發生的“天星碼頭事件”﹖
此間文化人馬家輝在《讓抗爭也成為集體回憶》的評論文章中寫道﹕這畫面難免令人聯想到猶太裔德國哲學家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於廿世紀初所曾感嘆的一句名言: 現代人的感動, 與其說在於“一見鐘情”(love at first sight), 不如說在於“最後鐘情”(love at last sight)。
他寫道﹕本雅明的感嘆本意當然不止於嘲諷。他當時旅居巴黎, 目睹“資本主義盛世”(high capitalism) 如一列火車轟轟烈烈地往前奔馳, 在不停滾動的車輪下, 多少建築、幾許文物慘遭拆卸, 由此在人們心底勾動了非常曖昧的情緒: 一方面, 在所謂現代化的大潮下, 汰舊換新似是天經地義的硬道理, 舊的不去, 新的不來, 新舊之間彷彿勢成對立; 然而, 另方面, 時代的變化速度愈是激烈不居, 愈易驅使人們汲汲從昔日的歲月裡尋找安定的心理依歸, 在這意義上,“發展”和“懷舊”有如一對怪異的雙生子, 一個把腳步向前, 一個把眼睛望後, 資本主義的貪婪替自己播下了抗爭的種子, 它, 製造了自己的敵人。
撰寫《我這一代香港人》的作家陳冠中﹐當日在港出席亞洲文化論壇﹐他在會議上快人快語﹕拆遷天星碼頭是一個“愚蠢得令人不敢置信”的決定。他說, 如果這個決定是在卅年前所作, 尚可理解, 昔時香港落後, 民智未開, 殖民狂暴, 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發生, 可是到了廿一世紀的二00六年, 政府仍然作出決定, 簡直笨拙得令人無法思議。
事實上﹐保護天星碼頭的行動仍在繼續﹐據說一個“天星大鐘關注組”已經成立﹔此間媒體也不惜版面﹐幾乎日日均有刊登與天星碼頭有關的文章。
這幾天﹐一封致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的信﹐正通過因特網在香港流傳﹐征集市民簽名。信中稱﹕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是令香港驕傲的歷史文化遺產﹐它們是深深地根植人們心目中的重要公共空間﹐見証了香港走向現代化、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歷史。這樣的本土文化地標﹐是香港市民身分認同的根基。拆除這樣的文化遺產﹐將市民失去對城市的歸屬感﹐還會令香港的國際形象受損。
其實﹐維多利亞港中環的填海計划的可行性研究﹐早在一九八九年已經完成﹐填海工程的第一、二期分別在九七、九八年完成﹐新天星碼頭的建設﹐與舊天星碼頭的拆遷﹐是這個填海計划的第三期。為什么﹐民間對于拆遷天星碼頭的抗議﹐到了今年下半年才姍姍來遲地“爆發”﹐以至于到了最後一日的悲壯﹖生活在資本主義商業社會的港人﹐為何會如此後知後覺﹖
在香港進行文化觀察三年多的華人知識分子龍應台﹐其實早在二00四年十一月﹐在香港大學一個題為《香港你往哪里去﹖》的演講中﹐對後殖民時代的香港傳統文化保護與發展建設“非此即彼”之亂象﹐就有過這樣的闡述﹕
“我所目睹的二十一世紀初的香港，已經脫離殖民七年了，政府是一個香港人的政府，但是我發現，政府機器的運作思維，仍舊是殖民時代的思維。”
“殖民思維有幾個特點﹕它一不重視本土文化和歷史，二不重視草根人民，三不重視永續發展。”
……
“‘脫離殖民’，意味著後殖民政府回頭去挑戰殖民者的開發至上哲學，把殖民者所忽視的價值翻轉過來放在首位思考﹕對貧民和弱勢的照顧、對文學和語言的重視、對文化和歷史的強調、對綠色土地的鍾愛、對下一代人文教育的長程投資等等，一種‘厚植本土、文化優先’的思想，在被殖民者自己當家作主之後會取代‘唯利是圖’的功利思維，變成新的主流哲學。”
原計划﹐十二月中環天星碼頭拆遷﹐鳴響了四十九年的大鐘拆卸後進入香港歷史博物館。如今面對這樣的民情﹐特區政府面該怎樣走出下一步﹖真的是非常的考驗。(完)
因為﹐那是十幾萬人涌到維多利亞港﹐為一個名為“中環天星”的碼頭送別的日子。
這樣的情景﹐在香港也是頭一遭﹐注定要成為這個城市的一個“集體記憶”。
怎樣看這件看起來猝然發生﹐實質也是必然發生的“天星碼頭事件”﹖
此間文化人馬家輝在《讓抗爭也成為集體回憶》的評論文章中寫道﹕這畫面難免令人聯想到猶太裔德國哲學家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於廿世紀初所曾感嘆的一句名言: 現代人的感動, 與其說在於“一見鐘情”(love at first sight), 不如說在於“最後鐘情”(love at last sight)。
他寫道﹕本雅明的感嘆本意當然不止於嘲諷。他當時旅居巴黎, 目睹“資本主義盛世”(high capitalism) 如一列火車轟轟烈烈地往前奔馳, 在不停滾動的車輪下, 多少建築、幾許文物慘遭拆卸, 由此在人們心底勾動了非常曖昧的情緒: 一方面, 在所謂現代化的大潮下, 汰舊換新似是天經地義的硬道理, 舊的不去, 新的不來, 新舊之間彷彿勢成對立; 然而, 另方面, 時代的變化速度愈是激烈不居, 愈易驅使人們汲汲從昔日的歲月裡尋找安定的心理依歸, 在這意義上,“發展”和“懷舊”有如一對怪異的雙生子, 一個把腳步向前, 一個把眼睛望後, 資本主義的貪婪替自己播下了抗爭的種子, 它, 製造了自己的敵人。
撰寫《我這一代香港人》的作家陳冠中﹐當日在港出席亞洲文化論壇﹐他在會議上快人快語﹕拆遷天星碼頭是一個“愚蠢得令人不敢置信”的決定。他說, 如果這個決定是在卅年前所作, 尚可理解, 昔時香港落後, 民智未開, 殖民狂暴, 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發生, 可是到了廿一世紀的二00六年, 政府仍然作出決定, 簡直笨拙得令人無法思議。
事實上﹐保護天星碼頭的行動仍在繼續﹐據說一個“天星大鐘關注組”已經成立﹔此間媒體也不惜版面﹐幾乎日日均有刊登與天星碼頭有關的文章。
這幾天﹐一封致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的信﹐正通過因特網在香港流傳﹐征集市民簽名。信中稱﹕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是令香港驕傲的歷史文化遺產﹐它們是深深地根植人們心目中的重要公共空間﹐見証了香港走向現代化、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歷史。這樣的本土文化地標﹐是香港市民身分認同的根基。拆除這樣的文化遺產﹐將市民失去對城市的歸屬感﹐還會令香港的國際形象受損。
其實﹐維多利亞港中環的填海計划的可行性研究﹐早在一九八九年已經完成﹐填海工程的第一、二期分別在九七、九八年完成﹐新天星碼頭的建設﹐與舊天星碼頭的拆遷﹐是這個填海計划的第三期。為什么﹐民間對于拆遷天星碼頭的抗議﹐到了今年下半年才姍姍來遲地“爆發”﹐以至于到了最後一日的悲壯﹖生活在資本主義商業社會的港人﹐為何會如此後知後覺﹖
在香港進行文化觀察三年多的華人知識分子龍應台﹐其實早在二00四年十一月﹐在香港大學一個題為《香港你往哪里去﹖》的演講中﹐對後殖民時代的香港傳統文化保護與發展建設“非此即彼”之亂象﹐就有過這樣的闡述﹕
“我所目睹的二十一世紀初的香港，已經脫離殖民七年了，政府是一個香港人的政府，但是我發現，政府機器的運作思維，仍舊是殖民時代的思維。”
“殖民思維有幾個特點﹕它一不重視本土文化和歷史，二不重視草根人民，三不重視永續發展。”
……
“‘脫離殖民’，意味著後殖民政府回頭去挑戰殖民者的開發至上哲學，把殖民者所忽視的價值翻轉過來放在首位思考﹕對貧民和弱勢的照顧、對文學和語言的重視、對文化和歷史的強調、對綠色土地的鍾愛、對下一代人文教育的長程投資等等，一種‘厚植本土、文化優先’的思想，在被殖民者自己當家作主之後會取代‘唯利是圖’的功利思維，變成新的主流哲學。”
原計划﹐十二月中環天星碼頭拆遷﹐鳴響了四十九年的大鐘拆卸後進入香港歷史博物館。如今面對這樣的民情﹐特區政府面該怎樣走出下一步﹖真的是非常的考驗。(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