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2007

家明雜感。英瑪褒曼。安東尼奧尼。

家明雜感﹕兩位大師,你們一路好走……
文章日期:2007年8月5日
【明報專訊】2007年7月30日,英瑪褒曼(Ingmar Bergman)及安東尼奧尼(Michaelangelo Antonioni)兩位電影巨匠竟然一同離世。褒曼享年89歲,安東尼奧尼94歲,加上早前59歲英年早逝的楊德昌,成為回歸十年三則令影迷惘然的消息。
我不想翻褒曼及安東尼奧尼的流水帳,網絡年代名人的生平及作品年表都是彈指間的事,記憶總比不上Wikipedia。我倒想談談褒曼及安東尼奧尼與我們有什麼關係,以及我對他們的印象是怎樣過來的。
首先,英瑪褒曼及安東尼奧尼兩個名字,學校的書本讀不到。無論電影史學家或影評人把他們說得如何重要,都跟中小學教育沒半點關係。我們透過師長知道曹雪芹、畢加索、貝多芬或莎士比亞,但他們不會跟我們分享誰是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或費穆,更犯不解釋《大國民》(Citizen Kane)或《小城之春》有什麼可貴。我們小時候都聽過愛恩斯坦,但不知道有個一字之差的俄國導演「愛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恩」及「森」甚至是同韻呢。我們也許聽說過英格烈.褒曼(Ingrid Bergman),知道她是個大美人,但未必一定知道她祖籍的瑞典,原來有個劇場及電影導演叫「英瑪褒曼」,同姓幾乎同名。
藝術教育獨欠電影
我們的教育體制實在欠缺電影這板塊。也許電影給人的印象太娛樂,也許電影素材要面對太多審查及版權的挑戰,教育圈子未必應付得來。若論藝術教育,學校有繪畫、文學、戲劇、舞蹈、音樂甚至錄像(工具性的校園電視)……偏偏沒有電影。電影像流行音樂一樣,並沒有進入普及教育的「典律」(有沒有課程向同學介紹Pink Floyd或Beatles)。電影的歷史、經典不在我們的常識層面及日常詞彙中(《羅生門》或是個例外)。
所以認識電影,只能自學,知識來自坊間而不是教學場所。六十七十年代的影迷憑影會如「第一映室」及「火鳥」等結盟,八十九十年代我們有《電影雙周刊》等兼負傳道者的角色。有段時間,除了香港國際電影節,藝術中心也是另一個看art house的主要渠道。九十年代初我讀大學時,藝術中心就搞了一個英瑪褒曼的回顧展。由最經典的《第七封印》(The Seventh Seal,1957)到很形式化的《假面》(Persona,1966),都座無虛席。
台灣進口盜版影帶
我們也透過台灣進口的材料認識藝術電影。因為香港及台灣慣譯不同,人名及片名少不免要掛勾對譯。台灣人叫「英格瑪.柏格曼」而不是褒曼;「安東尼奧尼」雖然台港叫法一致,不過他作品的名稱卻五花八門:我們叫《春光乍洩》(Blow Up,1966),台灣是《放大》;我們叫《慾海含羞花》(L'eclisse,1962),台灣直譯《蝕》。常覺得中港台三地各自一套的用語,無論是文化、經濟還是政治,根本就是一座兩岸三地的「巴別塔」。遠的不說,看看中港足球迷溝通之別扭,就是最佳例子。
當時我們也透過台灣進口的盜版錄影帶看褒曼及安東尼奧尼。台灣曾經流行的MTV熱,給顧客租房看電影。其中最大規模的MTV店「太陽系」,蘊藏了大量日本及美國冷門電影的Laser Disc。這些影碟給加上馬虎的中文字幕,翻製成錄影帶在台北一些書店出售,可說是今天盜版數碼化的前身。我第一次有機會看到《慾海含羞花》及褒曼的《處女之泉》(The Virgin Spring,1960),都源自這些影帶。
挑戰一:知性的要求
觀看安東尼奧尼及褒曼作品的體驗,帶來不少認識電影的挑戰。第一是知性的要求,兩個導演代表了二次大戰後歐洲電影發展的新氣象。六十年代因為社會需求及反文化,電影顯得更個人化,探討更複雜的議題。瑞典的英瑪褒曼從劇場出身,以冷峻的北歐姿態,在電影中討論死亡及屬靈的生活,並質疑上帝的存在。意大利的安東尼奧尼則以知識分子的身影,先繼承新寫實主義的風格,再引入現代性的討論及現代人生活異化,疏離的批評。
以作品為例,英瑪褒曼1961年的《對鏡猜謎》(Through a Glass Darkly)曾贏取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影片的女主角Karin剛從精神病院出來,與家人寄住在荒島上。她總覺得上帝快要顯靈,直至影片最後,在一間花斑斑的房間,她看見窗外一道強光射進來,以為上帝降臨了,怎料竟然是接她回去精神病院的直升機。安東尼奧尼1964年的《紅色沙漠》(The Red Desert),也講女主角與環境的割離。有趣的是,《紅》是安東尼奧尼第一部彩色影片,不過電影呈現的顏色調子,卻比他任何一部黑白片還要慘白。影片經常出現廢墟的工廠、煙囪冒煙的鏡頭,安東尼奧尼對工業文明與人際關係疏離的影射不言而喻。
挑戰二:評論的考驗
另一個挑戰是,因為這些作品的主題及技法比較曖昧,帶來不少評論的考驗。到底是珍珠抑或糟粕,雖說見仁見智,但影評人及理論家有沒有「過度詮釋」的問題,就很值得商榷。最經典的例子是安東尼奧尼的《春光乍洩》。這部影片以一宗屍體發現案為題,是導演最受歡迎的作品(以英語拍攝是受歡近的原因之一)。電影的虛無及陌生化,被不少人頌揚,卻也招來很多批評——已故的Pauline Kael就曾感歎安氏電影主題為「無法溝通」,但連角色都貌合神離,令觀眾泄氣。1999年一位名叫Ronan O'Casey的演員,曾公開聲明觀眾都誤解了《春光乍洩》,因為那根本是一個沒及完成的劣品。Ronan飾演電影中的屍體,因為當時製作逾期嚴重超支,所以他及好幾個角色被大幅削減戲分。於是影片的敘事變得特別含糊、「藝術」,Ronan覺得,那只是一場美麗的誤會。
兩位大師擅用美人
英瑪褒曼及安東尼奧尼都擅用美人,這為我等影迷提供了硬嚥藝術電影的更大動力。無論是安東尼奧尼早期的Lucia Bose,後來的Monica Vitti,還有憑《春光乍洩》謠傳露毛半秒而竄紅的Jane Birkin;褒曼的Harriet Andersson、Bibi Andersson及Ingrid Thulin都美艷不可方物。上文曾提及英格烈.褒曼,在1978年英瑪及英格烈這兩個來自瑞典的電影名人,終憑《秋日奏鳴曲》(Autumn Sonata)一嘗合作滋味,不過當時的英格烈已是57歲的婦人。
8月3日
記於北京
文﹕家明
編輯:梁詠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