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明雜感。英瑪褒曼。安東尼奧尼。

家明雜感﹕兩位大師，你們一路好走……
文章日期：2007年8月5日
【明報專訊】2007年7月30日，英瑪褒曼（Ingmar Bergman）及安東尼奧尼（Michaelangelo Antonioni）兩位電影巨匠竟然一同離世。褒曼享年89歲，安東尼奧尼94歲，加上早前59歲英年早逝的楊德昌，成為回歸十年三則令影迷惘然的消息。
我不想翻褒曼及安東尼奧尼的流水帳，網絡年代名人的生平及作品年表都是彈指間的事，記憶總比不上Wikipedia。我倒想談談褒曼及安東尼奧尼與我們有什麼關係，以及我對他們的印象是怎樣過來的。
首先，英瑪褒曼及安東尼奧尼兩個名字，學校的書本讀不到。無論電影史學家或影評人把他們說得如何重要，都跟中小學教育沒半點關係。我們透過師長知道曹雪芹、畢加索、貝多芬或莎士比亞，但他們不會跟我們分享誰是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或費穆，更犯不解釋《大國民》（Citizen Kane）或《小城之春》有什麼可貴。我們小時候都聽過愛恩斯坦，但不知道有個一字之差的俄國導演「愛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恩」及「森」甚至是同韻呢。我們也許聽說過英格烈．褒曼（Ingrid Bergman），知道她是個大美人，但未必一定知道她祖籍的瑞典，原來有個劇場及電影導演叫「英瑪褒曼」，同姓幾乎同名。
藝術教育獨欠電影
我們的教育體制實在欠缺電影這板塊。也許電影給人的印象太娛樂，也許電影素材要面對太多審查及版權的挑戰，教育圈子未必應付得來。若論藝術教育，學校有繪畫、文學、戲劇、舞蹈、音樂甚至錄像（工具性的校園電視）……偏偏沒有電影。電影像流行音樂一樣，並沒有進入普及教育的「典律」（有沒有課程向同學介紹Pink Floyd或Beatles）。電影的歷史、經典不在我們的常識層面及日常詞彙中（《羅生門》或是個例外）。
所以認識電影，只能自學，知識來自坊間而不是教學場所。六十七十年代的影迷憑影會如「第一映室」及「火鳥」等結盟，八十九十年代我們有《電影雙周刊》等兼負傳道者的角色。有段時間，除了香港國際電影節，藝術中心也是另一個看art house的主要渠道。九十年代初我讀大學時，藝術中心就搞了一個英瑪褒曼的回顧展。由最經典的《第七封印》（The Seventh Seal，1957）到很形式化的《假面》（Persona，1966），都座無虛席。
台灣進口盜版影帶
我們也透過台灣進口的材料認識藝術電影。因為香港及台灣慣譯不同，人名及片名少不免要掛勾對譯。台灣人叫「英格瑪．柏格曼」而不是褒曼；「安東尼奧尼」雖然台港叫法一致，不過他作品的名稱卻五花八門：我們叫《春光乍洩》（Blow Up，1966），台灣是《放大》；我們叫《慾海含羞花》（L'eclisse，1962），台灣直譯《蝕》。常覺得中港台三地各自一套的用語，無論是文化、經濟還是政治，根本就是一座兩岸三地的「巴別塔」。遠的不說，看看中港足球迷溝通之別扭，就是最佳例子。
當時我們也透過台灣進口的盜版錄影帶看褒曼及安東尼奧尼。台灣曾經流行的MTV熱，給顧客租房看電影。其中最大規模的MTV店「太陽系」，蘊藏了大量日本及美國冷門電影的Laser Disc。這些影碟給加上馬虎的中文字幕，翻製成錄影帶在台北一些書店出售，可說是今天盜版數碼化的前身。我第一次有機會看到《慾海含羞花》及褒曼的《處女之泉》（The Virgin Spring，1960），都源自這些影帶。
挑戰一：知性的要求
觀看安東尼奧尼及褒曼作品的體驗，帶來不少認識電影的挑戰。第一是知性的要求，兩個導演代表了二次大戰後歐洲電影發展的新氣象。六十年代因為社會需求及反文化，電影顯得更個人化，探討更複雜的議題。瑞典的英瑪褒曼從劇場出身，以冷峻的北歐姿態，在電影中討論死亡及屬靈的生活，並質疑上帝的存在。意大利的安東尼奧尼則以知識分子的身影，先繼承新寫實主義的風格，再引入現代性的討論及現代人生活異化，疏離的批評。
以作品為例，英瑪褒曼1961年的《對鏡猜謎》（Through a Glass Darkly）曾贏取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影片的女主角Karin剛從精神病院出來，與家人寄住在荒島上。她總覺得上帝快要顯靈，直至影片最後，在一間花斑斑的房間，她看見窗外一道強光射進來，以為上帝降臨了，怎料竟然是接她回去精神病院的直升機。安東尼奧尼1964年的《紅色沙漠》（The Red Desert），也講女主角與環境的割離。有趣的是，《紅》是安東尼奧尼第一部彩色影片，不過電影呈現的顏色調子，卻比他任何一部黑白片還要慘白。影片經常出現廢墟的工廠、煙囪冒煙的鏡頭，安東尼奧尼對工業文明與人際關係疏離的影射不言而喻。
挑戰二：評論的考驗
另一個挑戰是，因為這些作品的主題及技法比較曖昧，帶來不少評論的考驗。到底是珍珠抑或糟粕，雖說見仁見智，但影評人及理論家有沒有「過度詮釋」的問題，就很值得商榷。最經典的例子是安東尼奧尼的《春光乍洩》。這部影片以一宗屍體發現案為題，是導演最受歡迎的作品（以英語拍攝是受歡近的原因之一）。電影的虛無及陌生化，被不少人頌揚，卻也招來很多批評——已故的Pauline Kael就曾感歎安氏電影主題為「無法溝通」，但連角色都貌合神離，令觀眾泄氣。1999年一位名叫Ronan O'Casey的演員，曾公開聲明觀眾都誤解了《春光乍洩》，因為那根本是一個沒及完成的劣品。Ronan飾演電影中的屍體，因為當時製作逾期嚴重超支，所以他及好幾個角色被大幅削減戲分。於是影片的敘事變得特別含糊、「藝術」，Ronan覺得，那只是一場美麗的誤會。
兩位大師擅用美人
英瑪褒曼及安東尼奧尼都擅用美人，這為我等影迷提供了硬嚥藝術電影的更大動力。無論是安東尼奧尼早期的Lucia Bose，後來的Monica Vitti，還有憑《春光乍洩》謠傳露毛半秒而竄紅的Jane Birkin；褒曼的Harriet Andersson、Bibi Andersson及Ingrid Thulin都美艷不可方物。上文曾提及英格烈．褒曼，在1978年英瑪及英格烈這兩個來自瑞典的電影名人，終憑《秋日奏鳴曲》（Autumn Sonata）一嘗合作滋味，不過當時的英格烈已是57歲的婦人。
8月3日
記於北京
文﹕家明
編輯：梁詠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