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放棄這樣一個人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2日
【明報專訊】在12月24日，即劉曉波 將被宣判的頭天晚上，首先想到與一些八十年代的「老人」談談劉曉波。基本想法是大家都是八十年代過來的人，很多想法在當年都是分享的。曉波不同在於他沿八十年代的思路繼續往前走。在某種意義上，曉波所努力的方向，是所有這些人過去的目標，至少與人們的過去有關。
崔衛平廣泛訪問知識分子同行對劉曉波被判重刑的看法，她在twitter公開內容：http://twitter.com/cuiweiping。
另，關注內地維權之團體cochina作了一個整理過的版本：http://isaac.dabbledb.com
起碼曉波這個人與人們的過去有關吧。比如童慶炳先生，他是劉曉波念博士時的導師之一；王富仁先生，他念博士的時候曉波念碩士，兩人屬於青年才俊，互相之間的學術交談非常多；唐曉渡先生和芒克先生，他們與曉波經常在一起聊天喝酒，用芒克的話來說，「在一起總是挺愉快的」。錢理群先生是八十年代的重量級學者，所有當時重要的學術討論，都在他的視野之內。
「過去的人們」有話說
這些人當中沒有人拒絕我。他們都表達了自己對於曉波的看法，哪怕是不同意見。我及時將它們放到了twitter上面。其實我也是剛剛運用twitter不久，菜鳥級別的，還好不是最笨的。沒有想到這個東西如此好用。
我在twitter上也釋放了自己對於曉波案件的看法。我始終認為「《零八憲章 》是在現有憲法框架之內，是在鄧小平 先生政治改革的框架之內」。後來自然想到，為什麼不問問大家，將他們的看法也放在上面。比如我知道秦暉、徐友漁這樣的朋友，他們不會光顧twitter。還有一些朋友，正如他們後來告訴我的，他們都有自己專業方面的事情要做，不可能寫一篇關於劉曉波的文章，也沒有地方發表。但是他們的確有話要說。
既然採訪平時觀點比較一致的朋友，那麼為什麼不去採訪平時觀點有分歧的人們？於是想到了汪暉先生，想到了黃紀蘇先生，他們都在當天晚上及時做了回覆。我非常感謝他們。對於其他一些平時意見不同的人們，也做了採訪，同樣也感謝他們的回覆。老實說，採訪不同觀點的人們對我更有吸引力，我喜歡更有張力的事情。後來有一位很熟識的朋友打電話來，他的語氣中有點抱怨我為什麼沒有更早問問他。
其實這件事情進行得並不像看上去那麼順利。因為人們平時不習慣談這種「敏感」話題。不僅是我引起了別人的尷尬，實際上最為尷尬的是我自己。我曾經是一個消極自由的主張者，在傳播消極自由方面，我是有一點貢獻的，1999年我寫文章批評余杰抹殺昆德拉的思想意義，批評他對於錢鍾書和王小波的曲解。2002年在香港見余杰當面質問龍應台「你為什麼不批評大陸」，又繼續寫文章表示反對——人們只能就一個人已經做過的事情進行評論，而不能指摘他沒有做過什麼。
「日常生活的中斷」× 十一年
而且我還是一個日常生活的主張者，在這方面也有過許多表述。在個人成長經歷中，對於缺少安寧的日常生活有痛楚的經驗，小時候我還沒有長大能夠離家出走，我的父親母親他們經常離家出走，丟下我們小孩子沒人管。而且我也牢不可破地相信，一個人的思想和事業，是在一種比較安靜的環境下才能夠進行，需要一種日常生活框架所保證的連續性。因此，我要求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日常生活的光線和視野中進行，不要太突兀了。有人說，這是一個美學的立場。
打電話詢問別人對於劉曉波事情的看法，是一個日常生活框架的中斷，是一個平日軌道的斷裂。但是抓捕和判決劉曉波，不也是日常生活的中斷麼？這件事情不是太大了麼？原本是在生活中可以遇到的人如曉波，即使二十年不見面，但是如果想見面，也是可以找得到的，但目前僅僅因為表達了一些不同觀點，僅僅是字面上的事情，就要限制人身自由11年？
而知識分子同行們不也是處在同樣言論環境當中麼？不是享有同樣的言論空間麼？那牽制劉曉波的力量，不是也牽制每一個人麼？那砸在劉曉波腳面上的石頭，不也是同樣砸在其他人腳面上麼？有誰能夠說他的手腳是鐐銬鎖不住的？又有誰說他的腦袋是子彈射不穿的？
既然知識分子在同樣的言論空間裏工作，他們就需要為建設這個空間做出一點點貢獻，換句話說，你要存點進去，才能夠取出來。我不是說，知識分子是一些特殊材料做成的，他們應該如何如何，而是說，你就在這個行當裏面，你要為自己的行業和行規的形成貢獻一點力量。
當然這樣說也不過分——作為讀書人，知識分子需要有一些遠見，需要對於共同體承擔多一些的責任。因此，我尤其贊同宗教學者何光滬先生所說：「正如富裕不能帶來人生意義，經濟增長也不能給社會生活帶來意義。在一個義人無罪受難而不能救援的社會裏，生活還叫人的生活嗎？那些造成這種局面的人，應該思考一下這一切對於我們民族的道德影響。」何先生所說的「道德影響」，就是對於我們民族未來負責的一個長遠眼光。
我也要注意不要因為自己「消極自由」與「日常生活」出身，就覺得自己天生擁有某種免疫力，在接近別人內心真實方面擁有某些特權，完全不是這樣的。恰恰相反，我會始終記住，如此接近別人的真實想法，是有「原罪」的，我應當背負起這個「原罪」，時時提醒自己不要越過了界限。實際上我公布的，只是整個工作的很小一部分。
作者為江蘇鹽城人，1984年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文藝學碩士，現為北京電影學院教授。主要作品有《帶傷的黎明》、《看不見的聲音》、《積極生活》、《正義之前》；譯著有：《布拉格精神》、《哈維爾文集》、《通往公民社會》（合譯）。
[文／崔衛平 編輯／黃靜]
×××××
劉曉波和我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3日
【明報專訊】劉曉波 是我的老師。
前幾年，某天，幾個朋友約了劉曉波吃飯，門外自然少不了警察相陪。席間，曉波對我說，外面陪著我的那個是你同學。出去找那警察，一聊，果然，也是同為北京師範大學1990屆畢業生，同屆不同系而已。警察羞赧地說，實在不好意思，我在監視自己的老師，沒辦法，我的工作。我假裝大度地說，理解，理解。還跟他要了一個好久沒聯繫過的和他同班的一個朋友的電話號碼。
關於「理解」，我是這麼想的，我當然理解在這個國家，一個不錯的飯碗對一個家庭意味著什麼，而做國保，顯然是這樣一個飯碗——說「不錯」，也就是收入不錯而已。實際上，做國保的，看上去根本沒什麼油水可撈，而且要經常被我這種人冷嘲熱諷，就沒那麼可觀了。所以，我所不理解的，就是為什麼還真有人愛做這個，並且監視到自己的老師也只是稍微羞澀一下，並無其他表現。
沙坑裏唯一的老師
有點走題，說回劉曉波，我認識他是在1986年，我上大學的第一年。當時，劉曉波並不擔任我所在班級的課程，但很多同學都有共識，劉曉波是唯一學問既好，又能跟同學玩到一起的人，他經常到學生宿舍跟大家閒聊，甚至到操場沙坑一起和大家摔交角力，而其他大家也喜歡的老師，比如王富仁、任洪淵、藍棣之等，也常請大家吃酒言歡，但操場是不會去的。
曉波身體本來極好，摔交也是一把好手，後來，他的生活要麼在監獄裏，要麼在通往監獄的道路上，身體情況大不如前。好在他的樂觀精神一直沒變，氣色大部分時候還看得過去。
20年前的曉波就有一種盲目的樂觀勁頭，1989年5月，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時候，曉波一直和我們在一起，絕食進行到第二天，他說，大家放心，按照國際慣例，絕食到72個小時，任何政府都會站出來和絕食者對話。大家聽了，開始盼望72個小時的到來。
終於，72個小時到了，政府方面毫無動靜，曉波開始鬱悶，說：連南非這樣的國家也不至於這樣啊。——要知道，當時的南非和現在不同，那個時候，曼德拉還在監獄裏。又過了兩天，曉波又樂觀起來，說，北京上百萬人站出來了，遊行聲援，這會政府該出來了吧，不然也太說不過去了。
後來發生的事情粉碎了他孩子氣的樂觀，但這種勁頭一直留在他身上，從來沒變過。他所做的事情，用一個朋友的話說，就是踏踏實實地做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
我愛吾師，更愛真理
我愛劉曉波，覺得這麼優秀的一個老師，要是沒有一個學生和他志同道合，也太說不過去，所以樂於參與他發起的很多行動。曉波不這麼想，比如他和一些朋友去參加包遵信先生的葬禮等事，有人要通知我同去，就被他攔住了，說，小山歲數也不小了，找個工作不容易，和咱們這些沒工作的人不一樣，出事被開除就麻煩了。這些話是當時要通知我的朋友後來告訴我的，聽了後，心裏五味雜陳，不知道說什麼才好。——我很願意參加在我看來有意義的事情，但當然也覺得我的工作很重要，畢竟經濟條件不太好，人總得活著吧。其實，這麼一想，我和那位監視曉波的同學本質上沒什麼區別，都是為了一份工作而主動放棄改變的機會，如果一定說有區別，也是程度上的區別而已。在這一點上，我和那位同學，和劉曉波比起來，都該羞愧。
去年6月8號，被警察24小時緊盯幾天後，我在博客裏寫了幾句話：「本質上我是個怯懦的人，膽小鬼，89年六四前10天我就跑回老家了。去年08縣長（《零八憲章 》）雖然第一批簽了名，也只是出於對老師的信任，簽的時候甚至沒怎麼看，也沒想到鬧這麼大——後來認真看了，基本（99%）同意，自己願意簽的，沒人逼我，現在給我我還會簽。我愛吾師，我更愛真理，目前看來，我師離真理不遠，愛他。他還在被監視居住中，到今天，剛好6個月，再不放，對方就違法了，不過我想他們也不在乎……我不是個行動派，最多算口頭派，吹牛逼派，樂於請右派喝酒或者被當做右派被請喝酒，然後到處牛逼，啊，那誰我認識，挺高興的，有點見證歷史的感覺。」
這國家什麼笑話都有
關於曉波被「監視居住」，有個笑話可供一哂，之前，國保談話時，問，你對劉曉波的事情怎麼看？我說，你們要麼判，要麼放人，這麼下去算什？而且明明是秘密關押，偏說是 「監視居住」，有這麼把人帶到別的地方「監視居住」的嗎？國保說，他平時住的也不是自己的房子，所以在哪居住都算「監視居住」。——這幾乎是我一年裏聽到最大的笑話了。
關於博客裏寫到的「見證歷史」，我確實這麼想的，很多朋友佩服劉曉波，是他鍥而不捨的精神，一直留在內地，做該做的事。身邊很多明白了的朋友已經或者正在做移民打算，我想這是一個好的想法，我偶爾也想想，但大部分時候還是放棄了這種想法，還是留在內地好一點（不排除今後考慮這種可能性），可以見證更多，這個國家什麼笑話都有，任何可能都會發生，作為一個作家，離開實在可惜。
不過我很希望曉波哪天從監獄裏出來以後，能夠做移民選擇，這樣，他過的不會這麼辛苦，他的太太劉霞，也能過上踏踏實實，不用每天提心吊膽的日子。
[文／王小山 編輯／楊晴]
1/12/2010
11/17/2009
鄭依依訪關愚謙
關愚謙：政治問題 別來問我
文章日期：2009年11月17日
【明報專訊】21世紀中國崛起，國際經過政治、經濟的較勁，正逢「文化軟實力論」出現。中國「文化走出國門」之策，在上月作為最重要的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主賓國，也許正是最高峰的體現。
若如長居德國的學者關愚謙形容中國為「巨艦」，關愚謙站在浪頭上，既為大船找到文化的新航向而高興，卻亦為大洋中種種足為阻撓的暗礁而擔憂——而他縱是評論者，出言指點航道，也小心慎言。
旅居德國已40年的關愚謙，如今退休，任德中文化交流協會會長，每兩年在所居地漢堡舉辦一個「中國文化月」，與德國裔妻合著了10多本書，介紹中國文化藝術風俗、出版中國文化指南，活動頻繁，年近80的老人疲累而興致足沛。
他自豪的說，德國讀者買書時會尋「Kuan寫作」的書。
中國這樣、中國那樣
而剛過去的法蘭克福書展，「我從到尾都有參與」，在引起爭議的前哨書展中，他更是某半場論壇的主持，面對此起彼落的舉手發言，他坦言要當保持中立的主持人並不容易，但事後回顧，他撰文指國內問題如麻，評論的介入「對國家領導人敲起警鐘，非常重要」，但卻絕不認同抗議者「架起『機關槍』，利用書展這個平台，向中國進攻」，認為是成為了「西方媒體攻擊中國的工具」而不自知，甚至聯想至抗日戰爭時的「漢奸」，「幫日本人害中國，typical Chinese！」關愚謙激動地拳擊手掌而言。
他稱爭議為書展的雜音，是德國媒體對中國打問號，而往往是不理解中國歷史與現代情、不曾踏足中國的年輕記者，對中國的評論；他眼中的書展，卻是滿有成績：「法輪功、藏獨、疆獨、人權組織，要利用書展和中國唱對台戲，德國政府與警察不讓，抗議只可以一人示威，眾數出現警察立時解散；要發言可以，講台下最多20人聽，平台小，聲音有限；中國過去了數百家出版社，據說一共簽訂了2000份合約與意向書；有100個作家在接受訪問，整個城巿，到處是中國人的臉，報章頭條總是中國這樣、中國那樣， 正反形象壓在人們腦袋中，得有時間去消化……」似乎大國的人海戰術，這去國數十年的老人亦深諳其道；倒是微弱小眾，他似乎未及留意。
關愚謙經常將中國形容為又大、又老、又舊的大船，船上拖載龐大艱巨的社會難題，外國社會不能想像的：「中國的人口13億，這是什麼概念？美國、俄羅斯、歐洲、日本所有人口加在一起，也還不到13億。」
他為中國說項，指不應用西方社會的標準要求只開放了30年的中國，他往往用一句話將提問的媒體駁回：「為什麼中國富強？這與人權有何關係？ 」
「中國要民主，中共必須改革內部，但需要慢慢來，太快會翻船。中國假如出現內戰，幾千萬人會跑到歐洲——小小的越南跑出幾十萬人，歐洲已經受不了，何中國？」記者聽來，如像恫嚇。
他也向中國建言：當務之先，中國要建立新理念，「不是文化大革命 時、不是『摸石頭過河』論，而是需要大家討論、研究，以民主方式辯論，甚至在電視上、報紙上共商『中國向何去』，集腋成裘」。他指要從三方面總結：中國文化傳統的好壞如何棄留、歐洲文化如何接受或排拒、60年共產中國的經驗如何評說：「中國不是共產黨的中國，不是政府，是5000年文化、96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他稱即使討論5年到20年都沒有答案，但仍得討論。
風物宜長放眼量？
而在這遙遙無期的討論中，他持謹慎的態度：「很多人將共產和中國畫上等號，這是錯誤！」他既否定中共所行之政，但「說到人的時候，要有證據。六四至今，我還不知道是誰指示開槍的，鄧小平 說他沒有，李鵬說他沒有，楊尚昆也說他沒有。誰都說沒有。這責任太大了」。
對事不對人是他評論的原則，「唯一對人是對毛澤東 和鄧小平，因為他們死了，蓋棺定論。」
關愚謙不否認國事很難看清，誠如外國對中國的評議，即使難以公允，甚至有所「抹黑」，中國應有「泱泱大國」的風度——他叮囑記者寫下：「中國你怕什麼？你讓他們去說、去罵、去批評。只要以後走在正常的路上就可以了。就像我當年離開中國，說我叛國、反革命，台灣稱為雙重間諜，提高警惕廿多年，至今才認同我是文化人。」——那中國常因達賴訪歐等原因，動輒與法國、德國等國關係欠佳，可是領導人有害怕的心理？「這政治問題，你要去問他們，哈哈……」
訪問將結，關愚謙以美國比喻中國：「二戰時偷襲珍珠港事件，最近才明朗，是他們美國讓日本來炸珍珠港：美國政府一直想參加世界大戰，但老百姓不同意，政府於是把珍珠港很多重要軍艦撤走，留下老的舊的，犧牲2000多人，利用這機會參戰。這事件，50 年以後才打開這個檔案……也許六四死傷檔案，也得50年後才解封。」
老前輩教訓「年輕的記者」說：「除了問『為什麼』，還要用第三隻眼睛去觀察。不要太主觀，try to be objective。」從逃亡到回國
關愚謙當下正在北京、上海巡旅訪問。
關愚謙系出世家，曾祖父為清代名將領關天培的侄子，父親與周恩來為同學，他自己在北京外語大學俄語專業畢業後，曾為鄧小平、陳雲等領導人任俄文翻譯。但一九五七年「反右」風潮驟起，關愚謙因傳抄帶有「右派」言論的大字報而受批，繼而下放青海五年，多方營救後才得以回京，被調入有政府背景的民間組織「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負責接待外賓，文革初期毛澤東首次接待五十萬紅衛兵，關愚謙便陪同登上天安門城樓。
然而隨運動的深入，紅衛兵要揭發清算「摘帽右派」，流放邊疆的孤絕重襲，關愚謙冒死偷換外賓護照逃出中國，前往埃及，卻在開羅被關在牢中長達一年，成了中埃美蘇多個國家中都想利用的棋子。後國際紅十字會營救下定居德國，於一九七七年獲博士學位，任教漢堡大學，及為德語報章撰文介紹中國情，亦為香港《信報》、新加坡《聯合早報》、馬來西亞《星洲日報》等撰述歐洲事務專欄，剛於香港三聯出版介紹歐洲多個文化的《歐風歐雨》。「雖然我是逃出來，但絕不會利用任何第三個人來罵自己的國家，中國人是我同胞、中國是我祖國，這是我的堅持。」去國家亡，母親離世不復再見，中國卻仍是心上一片繫念。
[文：鄭依依 圖：陳智良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文章日期：2009年11月17日
【明報專訊】21世紀中國崛起，國際經過政治、經濟的較勁，正逢「文化軟實力論」出現。中國「文化走出國門」之策，在上月作為最重要的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主賓國，也許正是最高峰的體現。
若如長居德國的學者關愚謙形容中國為「巨艦」，關愚謙站在浪頭上，既為大船找到文化的新航向而高興，卻亦為大洋中種種足為阻撓的暗礁而擔憂——而他縱是評論者，出言指點航道，也小心慎言。
旅居德國已40年的關愚謙，如今退休，任德中文化交流協會會長，每兩年在所居地漢堡舉辦一個「中國文化月」，與德國裔妻合著了10多本書，介紹中國文化藝術風俗、出版中國文化指南，活動頻繁，年近80的老人疲累而興致足沛。
他自豪的說，德國讀者買書時會尋「Kuan寫作」的書。
中國這樣、中國那樣
而剛過去的法蘭克福書展，「我從到尾都有參與」，在引起爭議的前哨書展中，他更是某半場論壇的主持，面對此起彼落的舉手發言，他坦言要當保持中立的主持人並不容易，但事後回顧，他撰文指國內問題如麻，評論的介入「對國家領導人敲起警鐘，非常重要」，但卻絕不認同抗議者「架起『機關槍』，利用書展這個平台，向中國進攻」，認為是成為了「西方媒體攻擊中國的工具」而不自知，甚至聯想至抗日戰爭時的「漢奸」，「幫日本人害中國，typical Chinese！」關愚謙激動地拳擊手掌而言。
他稱爭議為書展的雜音，是德國媒體對中國打問號，而往往是不理解中國歷史與現代情、不曾踏足中國的年輕記者，對中國的評論；他眼中的書展，卻是滿有成績：「法輪功、藏獨、疆獨、人權組織，要利用書展和中國唱對台戲，德國政府與警察不讓，抗議只可以一人示威，眾數出現警察立時解散；要發言可以，講台下最多20人聽，平台小，聲音有限；中國過去了數百家出版社，據說一共簽訂了2000份合約與意向書；有100個作家在接受訪問，整個城巿，到處是中國人的臉，報章頭條總是中國這樣、中國那樣， 正反形象壓在人們腦袋中，得有時間去消化……」似乎大國的人海戰術，這去國數十年的老人亦深諳其道；倒是微弱小眾，他似乎未及留意。
關愚謙經常將中國形容為又大、又老、又舊的大船，船上拖載龐大艱巨的社會難題，外國社會不能想像的：「中國的人口13億，這是什麼概念？美國、俄羅斯、歐洲、日本所有人口加在一起，也還不到13億。」
他為中國說項，指不應用西方社會的標準要求只開放了30年的中國，他往往用一句話將提問的媒體駁回：「為什麼中國富強？這與人權有何關係？ 」
「中國要民主，中共必須改革內部，但需要慢慢來，太快會翻船。中國假如出現內戰，幾千萬人會跑到歐洲——小小的越南跑出幾十萬人，歐洲已經受不了，何中國？」記者聽來，如像恫嚇。
他也向中國建言：當務之先，中國要建立新理念，「不是文化大革命 時、不是『摸石頭過河』論，而是需要大家討論、研究，以民主方式辯論，甚至在電視上、報紙上共商『中國向何去』，集腋成裘」。他指要從三方面總結：中國文化傳統的好壞如何棄留、歐洲文化如何接受或排拒、60年共產中國的經驗如何評說：「中國不是共產黨的中國，不是政府，是5000年文化、96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他稱即使討論5年到20年都沒有答案，但仍得討論。
風物宜長放眼量？
而在這遙遙無期的討論中，他持謹慎的態度：「很多人將共產和中國畫上等號，這是錯誤！」他既否定中共所行之政，但「說到人的時候，要有證據。六四至今，我還不知道是誰指示開槍的，鄧小平 說他沒有，李鵬說他沒有，楊尚昆也說他沒有。誰都說沒有。這責任太大了」。
對事不對人是他評論的原則，「唯一對人是對毛澤東 和鄧小平，因為他們死了，蓋棺定論。」
關愚謙不否認國事很難看清，誠如外國對中國的評議，即使難以公允，甚至有所「抹黑」，中國應有「泱泱大國」的風度——他叮囑記者寫下：「中國你怕什麼？你讓他們去說、去罵、去批評。只要以後走在正常的路上就可以了。就像我當年離開中國，說我叛國、反革命，台灣稱為雙重間諜，提高警惕廿多年，至今才認同我是文化人。」——那中國常因達賴訪歐等原因，動輒與法國、德國等國關係欠佳，可是領導人有害怕的心理？「這政治問題，你要去問他們，哈哈……」
訪問將結，關愚謙以美國比喻中國：「二戰時偷襲珍珠港事件，最近才明朗，是他們美國讓日本來炸珍珠港：美國政府一直想參加世界大戰，但老百姓不同意，政府於是把珍珠港很多重要軍艦撤走，留下老的舊的，犧牲2000多人，利用這機會參戰。這事件，50 年以後才打開這個檔案……也許六四死傷檔案，也得50年後才解封。」
老前輩教訓「年輕的記者」說：「除了問『為什麼』，還要用第三隻眼睛去觀察。不要太主觀，try to be objective。」從逃亡到回國
關愚謙當下正在北京、上海巡旅訪問。
關愚謙系出世家，曾祖父為清代名將領關天培的侄子，父親與周恩來為同學，他自己在北京外語大學俄語專業畢業後，曾為鄧小平、陳雲等領導人任俄文翻譯。但一九五七年「反右」風潮驟起，關愚謙因傳抄帶有「右派」言論的大字報而受批，繼而下放青海五年，多方營救後才得以回京，被調入有政府背景的民間組織「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負責接待外賓，文革初期毛澤東首次接待五十萬紅衛兵，關愚謙便陪同登上天安門城樓。
然而隨運動的深入，紅衛兵要揭發清算「摘帽右派」，流放邊疆的孤絕重襲，關愚謙冒死偷換外賓護照逃出中國，前往埃及，卻在開羅被關在牢中長達一年，成了中埃美蘇多個國家中都想利用的棋子。後國際紅十字會營救下定居德國，於一九七七年獲博士學位，任教漢堡大學，及為德語報章撰文介紹中國情，亦為香港《信報》、新加坡《聯合早報》、馬來西亞《星洲日報》等撰述歐洲事務專欄，剛於香港三聯出版介紹歐洲多個文化的《歐風歐雨》。「雖然我是逃出來，但絕不會利用任何第三個人來罵自己的國家，中國人是我同胞、中國是我祖國，這是我的堅持。」去國家亡，母親離世不復再見，中國卻仍是心上一片繫念。
[文：鄭依依 圖：陳智良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11/12/2009
a link：阅读时光：张爱玲：《忆胡适之》
张爱玲：《忆胡适之》（节选）
炎樱有认识的人住过一个职业女宿舍，我也就搬了去住 。
是救世军办的，救世军是出名救济贫民的，谁听见了都 会骇笑，就连住在那里的女孩子们提起来也都讪讪的嗤笑着 。唯有年龄限制，也有几位胖太太，大概与教会有关系的， 似乎打算在此终老的了。管事的老姑娘都称中尉、少校。餐 厅里代斟咖啡的是醉倒在鲍艾里（Ｔｈｅ Ｂｏｗｅｒｙ） 的流浪汉，她们暂时收容的，都是酒鬼，有个小老头子，蓝 眼睛白镑镑的，有气无力靠在咖啡炉上站着。
有一天胡适先生来看我，请他到客厅去坐，里面黑洞洞 的，足有个学校礼堂那么大，还有个讲台，台上有钢琴，台 下空空落落放着些旧沙发。没什么人，干事们鼓励大家每天 去喝下午茶，谁也不肯去。我也是第一次进去，看着只好无 可奈何的笑。但是适之先生直赞这地方很好。我心里想，还 是我们中国人有涵养。坐了一会出来，他一路四面看着，仍 旧满口说好，不像是敷衍话。也许是觉得我没有虚荣心。我 当时也没有琢磨出来，只马上想起他写的他在美国的学生时 代，有一天晚上去参加复兴会教派篝火晚会的情形。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 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镑的 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 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 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 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 是偶像都有“粘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 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 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 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 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
我二月里搬到纽英伦去，几年不通消息。一九五八年， 我申请到南加州亨享屯·哈特福基金会去住半年，那是Ａ Ｐ超级市场后裔办的一个艺文作场，是海边山谷里一个魅丽 的地方，前年关了门，报上说蚀掉五十万。我写信请适之先 生作保，他答应了，顺便把我三四年前送他的那本《秧歌》 寄还给我，经他通篇圈点过，又在扉页上题字。我看了实在 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写都无法写。
写了封短信去道谢后，不记得什么时候读到胡适返台消 息。又隔了好些时，看到噩耗，只惘惘的。是因为本来已经 是历史上的人物？我当时不过想着，在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 世，也就是从前所谓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以他的为人， 也是应当的。
直到去年我想译《海上花》，早几年不但可以请适之先 生帮忙介绍，而且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的，这才真正觉得适之 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 来。
要不是现在有机会译这本书，根本也不会写这篇东西， 因为那种怆惶与恐怖太大了，想都不愿意朝上面想。
炎樱有认识的人住过一个职业女宿舍，我也就搬了去住 。
是救世军办的，救世军是出名救济贫民的，谁听见了都 会骇笑，就连住在那里的女孩子们提起来也都讪讪的嗤笑着 。唯有年龄限制，也有几位胖太太，大概与教会有关系的， 似乎打算在此终老的了。管事的老姑娘都称中尉、少校。餐 厅里代斟咖啡的是醉倒在鲍艾里（Ｔｈｅ Ｂｏｗｅｒｙ） 的流浪汉，她们暂时收容的，都是酒鬼，有个小老头子，蓝 眼睛白镑镑的，有气无力靠在咖啡炉上站着。
有一天胡适先生来看我，请他到客厅去坐，里面黑洞洞 的，足有个学校礼堂那么大，还有个讲台，台上有钢琴，台 下空空落落放着些旧沙发。没什么人，干事们鼓励大家每天 去喝下午茶，谁也不肯去。我也是第一次进去，看着只好无 可奈何的笑。但是适之先生直赞这地方很好。我心里想，还 是我们中国人有涵养。坐了一会出来，他一路四面看着，仍 旧满口说好，不像是敷衍话。也许是觉得我没有虚荣心。我 当时也没有琢磨出来，只马上想起他写的他在美国的学生时 代，有一天晚上去参加复兴会教派篝火晚会的情形。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 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镑的 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 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 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 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 是偶像都有“粘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 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 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 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 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
我二月里搬到纽英伦去，几年不通消息。一九五八年， 我申请到南加州亨享屯·哈特福基金会去住半年，那是Ａ Ｐ超级市场后裔办的一个艺文作场，是海边山谷里一个魅丽 的地方，前年关了门，报上说蚀掉五十万。我写信请适之先 生作保，他答应了，顺便把我三四年前送他的那本《秧歌》 寄还给我，经他通篇圈点过，又在扉页上题字。我看了实在 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写都无法写。
写了封短信去道谢后，不记得什么时候读到胡适返台消 息。又隔了好些时，看到噩耗，只惘惘的。是因为本来已经 是历史上的人物？我当时不过想着，在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 世，也就是从前所谓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以他的为人， 也是应当的。
直到去年我想译《海上花》，早几年不但可以请适之先 生帮忙介绍，而且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的，这才真正觉得适之 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 来。
要不是现在有机会译这本书，根本也不会写这篇东西， 因为那种怆惶与恐怖太大了，想都不愿意朝上面想。
6/11/2009
章詒和：野夫《塵世•輓歌》序
山川何處走豪傑 弦管誰家奏太平
——野夫《塵世•輓歌》序
文章日期：2009年6月11日【明報專訊】編按：野夫，內地作家、詩人，成就了一個生命不可能的跨度和闊度。土家人的他自小就得面對歷史身分認同和歸宿的詰問，他的精英生活與八九民運正面交鋒，得勢於政商間後棄之為正義浪遊，代價是入獄或貧窮——「在野夫的身上，入自在境與濟危救世結合一體，安然、不忍、曠達、凝重交融輝映。 」著名作家章詒和自讀上他的文章不能自已，為其著作書序，本版特此刊載。
2008的年初，一個從事出版業的朋友向我推薦一本書。我們相約在建國門友誼商店裏的星巴克咖啡店碰面。寒暄幾句，她便從手提袋裏拿出了野夫的《塵世•輓歌》。
白皮書
接過一看：無出版社，無書號，無定價，白封面，白封底。我說：「這不是白皮書嗎？」
我們會心一笑。彼此心裏清楚，所謂的白皮書，即官府取締的「掃黃打非」中的「非」類讀物。嚴厲打擊的，就是「非」類。
朋友說：「愚姐，建議你看看。這是散文集，看幾篇就行。你肯定喜歡。」
我們各自喝完飲料，聊了幾句，隨即分手。
翌日下午，我打去電話。說：「你推薦的書，讓我一夜無睡，讓我痛哭流涕……我要認識那個叫野夫的人。」
5月中旬，發生四川大地震。下旬，我在北京見到了野夫。他個子中等，歲數中年，相貌中平，舉止介乎文人、工人之間。不顧在座的其他朋友，我一把將拉他到自己身邊，高聲道：「我是你的粉絲！」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
見茶几上擺放四川受災的圖片，我問：「你去四川抗震救災了？」
答：「是的。我這次到北京是為募集救災款。」
原來這年春天，野夫去四川德陽市羅江縣的農村搞社會調查，恰遇地震。見損失慘重，決定留下來參與救災。圖片是他拍的，圖片上的文字是他寫的。從幾句簡單的介紹裏，我知道了他的辛苦和能力，仁慈與悲憫。野夫不同於我，他是不僅是寫者，他還是行者。
果然，他主持了一個幾百人的演講會，介紹災區的真實景。之後，為羅江募集了近200萬現金，成立了一個羅江縣精神重建基金會。再後，組織災區農民開展精神重建活動，搞基層民主建設實驗。野夫還培訓當地農民自編、自演、自導電視短劇。片子完成，拿到縣電視台播出，百姓們高興；拿到外面，即在（2008杭州）國際傳媒大會上獲得抗震救災紀實片一等獎。最近，他告訴我：自己之所以去農村深入調研，做些實際工作，是準備寫一部書《大地生民——中國基層政權運作現狀的觀察與憂思》。他一直想弄清楚我們這個後極權政府的穩定秘密，而要弄清楚這個問題，就只有從基層政府入手，發現並研究其內部運作方式及內幕。他又說，這是一部社會學意義上的田野調查報告，而非報告文學之類的玩意兒。野夫不同於我，他不僅是行者，他還是思想者。能做他的粉絲，我很得意。
匍匐底層的寫者／行者／思想者
野夫，土家人，重感情，硬漢子。九個字的概括，注定其人生艱辛且曲折。16歲年紀，給女同學寫情書被告發，天天檢查，學校罰站，父母責打，野夫以死相拚。自殺未遂，醒來後寫下血書：不考上武大（武漢大學）此生誓不為人。他是鄂西土生土長，視武漢大學為教育聖地。1986年，因「地下寫作」的名分，令武大中文系系主任青眼相加。大學畢業後，野夫來到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政治處工作。本可以科員、科長、副處地拾階而上，過好日子。偏偏他明大理、重大義。於是，人生拐點發生在了1989年。「六四」當夜，得悉北京血腥鎮壓的情，血性的野夫聽從良心的召喚，當即寫下抗議和辭職報告。辭職報告裏說：絕不做獨裁政府的鷹犬和劊子手。在給公安局局長的信函裏講：這個內心善良清醒的人已經去世，謹此哀悼。次日上午到局裏留下報告和警用配置，離開海南，千里單騎，向北漂泊。大追捕中，為營救掩護舊日兄弟出海逃亡，他自己成為了追捕物件，也開始了逃亡。1990年落入圈套，脫下警服的人穿上了囚衣，以「反革命泄密罪」判處6年徒刑。1995年出獄。服刑期間，父親癌症去世；出獄之後，母親投江自殺。1996年正月，野夫獨自來到北京打工。這十餘年間，給別人編書無數，而只有《塵世•輓歌》是屬於他的。
在20年，那場帶血的風波對一些人是心結，對更多的人是淡忘。開槍的軍隊與無辜的學生，於記憶中是一樣的模糊。下開槍令的鄧小平 和走下舞台的趙紫陽 ，在心目中是等量的偉人。偶爾小聚，談及「八九」，自己都覺得是個白頭宮女。現在已無人為重大的歷史挫折而焦憂，眼下最揪心的事是掙錢，買房，就業，就醫，留學。這能怪誰呢？我們一起浮躁，一起世故，一起健忘，一起實用。這個民族已然入睡，誰來喚醒？政府嗎？就是它唯恐大不愚不蠢。富人嗎？與權勢合謀撈錢唯恐不多不快。那麼，知識分子呢？請問，我們還有知識分子嗎？當年「八九」風雲人物，也幾乎百分百地自我 淘汰了。去年有一封公開信流傳深廣，信裏說：我們在等候，等候中國出個葉利欽；出不了的話，時代會製造一個葉利欽來！這話，我不信。因為中國專制文化的長久與全面，已徹底泯滅了中國人的靈魂，徹底泯滅了中華民族之精神。
「山川何處走豪傑，弦管誰家奏太平。」（摘自野夫詩〈89無題三章〉）我是很悲觀的！所幸在悲觀中我認識了野夫，所幸還有像野夫這樣的人，在社會底層默默做事，苦苦尋覓。他這樣的人也許象徵未來，寄託希望。
獨立的「魔鬼」
今天，當我們的文人藝術家都爭作「聖潔天使」的時候，野夫的文字卻來扮演魔鬼，發出凌厲的聲和另類的光。這是當今塵世中的輓歌。我不覺得他是在寫作，他在跟我說話，也是獨自沉吟。筆下那些砍斷骨頭連筋的血親，是怎樣被一節一寸地攪碎榨乾；那些美妙溫軟的情感，是怎樣被一陣一陣的風雨光颳淨——我讀到的是他的心，看到的是他的淚。那獨立之姿，清正之氣，令我心生莊嚴。
如果說詩歌是面對天空的話，那麼散文就是面對大地了。野夫的作品正是由哭泣的大地孕育出來的。微風漾水，淡靄淒林，有很豐富的人生意味。他的寫法，很傳統。我說的傳統是指他的胸襟，意緒，文思以及相對應的句式，布局和節奏。每一篇，都像塊狀物那般結實。情感濃烈，但有控制。文字樸素，又帶優雅。對人的描寫採用線性白描法，對事物的思考也是東方式的，圍繞主脈一路探究、追述下去。作品是簡單裏有複雜；文字是平實中有華采。中國文學傳統深厚，而非落後。能繼承下來，真是要下些工夫的！
我以為：作品達到什麼檔次，就要看作者心靈是個啥檔次了。因為心靈就在文字的後面！野夫的心靈就在文字的後面。
社會禁錮，思想箝制，要靠個人堅持！堅持了，你就可以免於庸常，免於沉沒。
關於野夫
土家人野夫出生於湖北利川，父族和母族為現代中國革命的兩大革命黨裹挾，命運無能自主而顛沛造次。少年樵夫離村赴讀武漢大學文學系，畢業後任國家幹部。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後，二十來歲的他為救助志士友人辭去公職，並因此被陷入獄。出獄後赴北京當上書商，曾編輯具前瞻性系列叢書。商場上小有所成後再次遁走，至今為一名「浪子遊俠」及「行吟者」。身為詩人、作家的他終在去年自刊結集《塵世•輓歌》，今年由台灣南方家園文化出版。5月獲得2009年當代漢語貢獻獎。
[文／章詒和 編輯：黃靜]
——野夫《塵世•輓歌》序
文章日期：2009年6月11日【明報專訊】編按：野夫，內地作家、詩人，成就了一個生命不可能的跨度和闊度。土家人的他自小就得面對歷史身分認同和歸宿的詰問，他的精英生活與八九民運正面交鋒，得勢於政商間後棄之為正義浪遊，代價是入獄或貧窮——「在野夫的身上，入自在境與濟危救世結合一體，安然、不忍、曠達、凝重交融輝映。 」著名作家章詒和自讀上他的文章不能自已，為其著作書序，本版特此刊載。
2008的年初，一個從事出版業的朋友向我推薦一本書。我們相約在建國門友誼商店裏的星巴克咖啡店碰面。寒暄幾句，她便從手提袋裏拿出了野夫的《塵世•輓歌》。
白皮書
接過一看：無出版社，無書號，無定價，白封面，白封底。我說：「這不是白皮書嗎？」
我們會心一笑。彼此心裏清楚，所謂的白皮書，即官府取締的「掃黃打非」中的「非」類讀物。嚴厲打擊的，就是「非」類。
朋友說：「愚姐，建議你看看。這是散文集，看幾篇就行。你肯定喜歡。」
我們各自喝完飲料，聊了幾句，隨即分手。
翌日下午，我打去電話。說：「你推薦的書，讓我一夜無睡，讓我痛哭流涕……我要認識那個叫野夫的人。」
5月中旬，發生四川大地震。下旬，我在北京見到了野夫。他個子中等，歲數中年，相貌中平，舉止介乎文人、工人之間。不顧在座的其他朋友，我一把將拉他到自己身邊，高聲道：「我是你的粉絲！」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
見茶几上擺放四川受災的圖片，我問：「你去四川抗震救災了？」
答：「是的。我這次到北京是為募集救災款。」
原來這年春天，野夫去四川德陽市羅江縣的農村搞社會調查，恰遇地震。見損失慘重，決定留下來參與救災。圖片是他拍的，圖片上的文字是他寫的。從幾句簡單的介紹裏，我知道了他的辛苦和能力，仁慈與悲憫。野夫不同於我，他是不僅是寫者，他還是行者。
果然，他主持了一個幾百人的演講會，介紹災區的真實景。之後，為羅江募集了近200萬現金，成立了一個羅江縣精神重建基金會。再後，組織災區農民開展精神重建活動，搞基層民主建設實驗。野夫還培訓當地農民自編、自演、自導電視短劇。片子完成，拿到縣電視台播出，百姓們高興；拿到外面，即在（2008杭州）國際傳媒大會上獲得抗震救災紀實片一等獎。最近，他告訴我：自己之所以去農村深入調研，做些實際工作，是準備寫一部書《大地生民——中國基層政權運作現狀的觀察與憂思》。他一直想弄清楚我們這個後極權政府的穩定秘密，而要弄清楚這個問題，就只有從基層政府入手，發現並研究其內部運作方式及內幕。他又說，這是一部社會學意義上的田野調查報告，而非報告文學之類的玩意兒。野夫不同於我，他不僅是行者，他還是思想者。能做他的粉絲，我很得意。
匍匐底層的寫者／行者／思想者
野夫，土家人，重感情，硬漢子。九個字的概括，注定其人生艱辛且曲折。16歲年紀，給女同學寫情書被告發，天天檢查，學校罰站，父母責打，野夫以死相拚。自殺未遂，醒來後寫下血書：不考上武大（武漢大學）此生誓不為人。他是鄂西土生土長，視武漢大學為教育聖地。1986年，因「地下寫作」的名分，令武大中文系系主任青眼相加。大學畢業後，野夫來到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政治處工作。本可以科員、科長、副處地拾階而上，過好日子。偏偏他明大理、重大義。於是，人生拐點發生在了1989年。「六四」當夜，得悉北京血腥鎮壓的情，血性的野夫聽從良心的召喚，當即寫下抗議和辭職報告。辭職報告裏說：絕不做獨裁政府的鷹犬和劊子手。在給公安局局長的信函裏講：這個內心善良清醒的人已經去世，謹此哀悼。次日上午到局裏留下報告和警用配置，離開海南，千里單騎，向北漂泊。大追捕中，為營救掩護舊日兄弟出海逃亡，他自己成為了追捕物件，也開始了逃亡。1990年落入圈套，脫下警服的人穿上了囚衣，以「反革命泄密罪」判處6年徒刑。1995年出獄。服刑期間，父親癌症去世；出獄之後，母親投江自殺。1996年正月，野夫獨自來到北京打工。這十餘年間，給別人編書無數，而只有《塵世•輓歌》是屬於他的。
在20年，那場帶血的風波對一些人是心結，對更多的人是淡忘。開槍的軍隊與無辜的學生，於記憶中是一樣的模糊。下開槍令的鄧小平 和走下舞台的趙紫陽 ，在心目中是等量的偉人。偶爾小聚，談及「八九」，自己都覺得是個白頭宮女。現在已無人為重大的歷史挫折而焦憂，眼下最揪心的事是掙錢，買房，就業，就醫，留學。這能怪誰呢？我們一起浮躁，一起世故，一起健忘，一起實用。這個民族已然入睡，誰來喚醒？政府嗎？就是它唯恐大不愚不蠢。富人嗎？與權勢合謀撈錢唯恐不多不快。那麼，知識分子呢？請問，我們還有知識分子嗎？當年「八九」風雲人物，也幾乎百分百地自我 淘汰了。去年有一封公開信流傳深廣，信裏說：我們在等候，等候中國出個葉利欽；出不了的話，時代會製造一個葉利欽來！這話，我不信。因為中國專制文化的長久與全面，已徹底泯滅了中國人的靈魂，徹底泯滅了中華民族之精神。
「山川何處走豪傑，弦管誰家奏太平。」（摘自野夫詩〈89無題三章〉）我是很悲觀的！所幸在悲觀中我認識了野夫，所幸還有像野夫這樣的人，在社會底層默默做事，苦苦尋覓。他這樣的人也許象徵未來，寄託希望。
獨立的「魔鬼」
今天，當我們的文人藝術家都爭作「聖潔天使」的時候，野夫的文字卻來扮演魔鬼，發出凌厲的聲和另類的光。這是當今塵世中的輓歌。我不覺得他是在寫作，他在跟我說話，也是獨自沉吟。筆下那些砍斷骨頭連筋的血親，是怎樣被一節一寸地攪碎榨乾；那些美妙溫軟的情感，是怎樣被一陣一陣的風雨光颳淨——我讀到的是他的心，看到的是他的淚。那獨立之姿，清正之氣，令我心生莊嚴。
如果說詩歌是面對天空的話，那麼散文就是面對大地了。野夫的作品正是由哭泣的大地孕育出來的。微風漾水，淡靄淒林，有很豐富的人生意味。他的寫法，很傳統。我說的傳統是指他的胸襟，意緒，文思以及相對應的句式，布局和節奏。每一篇，都像塊狀物那般結實。情感濃烈，但有控制。文字樸素，又帶優雅。對人的描寫採用線性白描法，對事物的思考也是東方式的，圍繞主脈一路探究、追述下去。作品是簡單裏有複雜；文字是平實中有華采。中國文學傳統深厚，而非落後。能繼承下來，真是要下些工夫的！
我以為：作品達到什麼檔次，就要看作者心靈是個啥檔次了。因為心靈就在文字的後面！野夫的心靈就在文字的後面。
社會禁錮，思想箝制，要靠個人堅持！堅持了，你就可以免於庸常，免於沉沒。
關於野夫
土家人野夫出生於湖北利川，父族和母族為現代中國革命的兩大革命黨裹挾，命運無能自主而顛沛造次。少年樵夫離村赴讀武漢大學文學系，畢業後任國家幹部。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後，二十來歲的他為救助志士友人辭去公職，並因此被陷入獄。出獄後赴北京當上書商，曾編輯具前瞻性系列叢書。商場上小有所成後再次遁走，至今為一名「浪子遊俠」及「行吟者」。身為詩人、作家的他終在去年自刊結集《塵世•輓歌》，今年由台灣南方家園文化出版。5月獲得2009年當代漢語貢獻獎。
[文／章詒和 編輯：黃靜]
3/10/2009
造物主派來的信差
還須記
文章日期：2009年3月10日
【明報專訊】收拾書房，找出了一封給弟弟的信。那時他仍在生。做完化療，頭髮掉光了，再長出來的比原來的更好看，既軟且亮，而且直髮變了曲髮。後悔當時沒把一綹剪下來，好漂亮啊。
阿Ｄ 2003.1.25
今夜去紅館看了張學友的演唱會，他唱了他最流行的國語歌《吻別》，然後他說﹕「廣東歌呢，能與《吻別》同樣受人喜歡的便是這首了——《每天愛你多一些》。」我聽了十分欣慰，每個我弟弟替他們填過詞的名歌手，總有一首「招牌歌」是我弟弟填的。學友在台上唱得十分高興，雷公劈都不想下台，還說﹕「多謝各位給我一個愉快的晚上。」忘了給我們觀眾一個愉快的晚上的是他。
我坐在台下想，其實寫作也是表演事業，總之給大眾看的便是表演事業，並非只有露臉的才是表演事業。
我們都是造物主派來的信差，把一些讓人快樂、發泄、共鳴的信派下了便挺不錯了，名字只不過是信差的代號而已。
我的電腦說自己生病了，把它拿去修理啦，故此目前只好用傳真，看那傢伙幾時願意回家。
代候Taco。喂，我想摸一下你的鬈毛呀！
Love家姊
最怕人家叫我﹕「別想了！」他們不曉得在想念的一刻，能把很多溫馨帶回來。能夠面對思念，是健康的。不能夠面對思念才有問題。
弟妹們是我的、我的，為什麼不能想？如果你失去了至親至愛，要想便想吧，那他們有如與你同在，為什麼要在生死當中畫下一條分界線呢？
阿Ｄ常入我夢，妹妹和小弟反而少。只記得在阿Ｄ未逝時，有一個晚上，我夢見妹妹穿著一件粉藍色的長袖睡袍，在樓梯口站等，她離我十英尺吧。靜靜的，沒有說話沒有動。她最愛哥哥，哥哥也最疼她。那時我知道阿Ｄ已藥石無靈，夢見妹妹那樣子站，我想，也好，至少，終於，妹妹等到哥哥了。
[林燕妮 http://hk.myblog.yahoo.com/eunicelam-123]
文章日期：2009年3月10日
【明報專訊】收拾書房，找出了一封給弟弟的信。那時他仍在生。做完化療，頭髮掉光了，再長出來的比原來的更好看，既軟且亮，而且直髮變了曲髮。後悔當時沒把一綹剪下來，好漂亮啊。
阿Ｄ 2003.1.25
今夜去紅館看了張學友的演唱會，他唱了他最流行的國語歌《吻別》，然後他說﹕「廣東歌呢，能與《吻別》同樣受人喜歡的便是這首了——《每天愛你多一些》。」我聽了十分欣慰，每個我弟弟替他們填過詞的名歌手，總有一首「招牌歌」是我弟弟填的。學友在台上唱得十分高興，雷公劈都不想下台，還說﹕「多謝各位給我一個愉快的晚上。」忘了給我們觀眾一個愉快的晚上的是他。
我坐在台下想，其實寫作也是表演事業，總之給大眾看的便是表演事業，並非只有露臉的才是表演事業。
我們都是造物主派來的信差，把一些讓人快樂、發泄、共鳴的信派下了便挺不錯了，名字只不過是信差的代號而已。
我的電腦說自己生病了，把它拿去修理啦，故此目前只好用傳真，看那傢伙幾時願意回家。
代候Taco。喂，我想摸一下你的鬈毛呀！
Love家姊
最怕人家叫我﹕「別想了！」他們不曉得在想念的一刻，能把很多溫馨帶回來。能夠面對思念，是健康的。不能夠面對思念才有問題。
弟妹們是我的、我的，為什麼不能想？如果你失去了至親至愛，要想便想吧，那他們有如與你同在，為什麼要在生死當中畫下一條分界線呢？
阿Ｄ常入我夢，妹妹和小弟反而少。只記得在阿Ｄ未逝時，有一個晚上，我夢見妹妹穿著一件粉藍色的長袖睡袍，在樓梯口站等，她離我十英尺吧。靜靜的，沒有說話沒有動。她最愛哥哥，哥哥也最疼她。那時我知道阿Ｄ已藥石無靈，夢見妹妹那樣子站，我想，也好，至少，終於，妹妹等到哥哥了。
[林燕妮 http://hk.myblog.yahoo.com/eunicelam-123]
4/25/2008
Jeffrey Archer.講故事。第二強項。
K,
哈，人生第二強項。真棒！
小女子的第二強項是什么？看見故事?玩味故事？還是，耍賴？：））
暢銷作家的第二強項
Jeffrey Archer談寫作
文章日期：2008年4月24日
【明報專訊】原本深陷在沙發裏的Archer爵士，挺直了身子，背脊逐漸離開椅背，隨洪鐘聲線，逼近記者。
記者愚鈍，一直糾纏作家如何化現實為虛擬，追問被《洛杉磯時報》譽為「世上十大講故事能手之一」的Jeffrey Archer，故事源頭從哪裏來？怎樣為書中人物設計曲折的命運？出書14種，翻譯成32種文字，全球賣出逾1.25億冊的暢銷作家，如何寫出令讀者不能釋卷的情節？
「那是上天的禮物，我很難告訴你怎樣講故事。」
記者偏不死心，死死追問。
67歲的作家想說明故事的技藝，手舞足蹈的，在沙發愈坐愈外移。終按捺不住，咆哮曰：「就像有人會拉小提琴，有人會攝影，我就會講故事！」他瞪記者，握拳說。這時，只餘屁股稍稍挨沙發邊緣。
訪問完結時，作家Jeffrey Archer指身後的置地文華酒店落地大窗，豪邁地部署一樁「意外」﹕「他們問了好久，把他們擲出窗外吧。」訪港作家怒殺記者？突然領悟，小說的點子原來是這樣煉成的。
3月初，英國暢銷作家Jeffrey Archer推出他的第十三本小說A Prisoner of Birth，隨出版社Pan Macmillan往澳洲巡迴打書前途經香港，稍稍勾留兩天，成為亞洲唯一一站。
A Prisoner of Birth取名之意是，眾生皆生而為囚，不能選擇出身，也無可逆轉命運。
可是，Archer不甘命運播弄，即使遇上窘境，也總掙脫局限──在書店舉行簽名活動，他嫌位置太靠書店深處，親自指揮書店員工把桌子挪近門口，好讓更多讀者看到，毫無一般英國紳士的狷介與扭。
也許環境因素是困逆的，但說不定，進取可以扭轉局面，一如小說峰迴路轉的情節。
下獄經驗融入情節
小說從一車房小子Danny與太子女Beth的訂婚夜說起，他倆與Beth的哥哥Bernie一起到倫敦西區的酒吧慶祝，卻遇上律師Craig、肥皂劇明星Davenport、地產商人Payne和吸毒者Mortimer調戲Beth。眾男子糾纏之下，Bernie被殺，而Danny在眾人口供下成了兇手，送進倫敦最嚴密的監獄Belmarsh，判刑22年。那裏，他遇上與他相貌相似、剛繼承大筆遺產的Nick，與粗獷的Big Al成為好友。Danny在Nick指導下考取學歷，後來更借他的身分出獄，展開報復大計，將仇人送進監牢。
小說才剛出版兩三天，便上了倫敦書榜榜首，在《星期日電訊報》連載，並第四度加印。故事在每頁都有令人意想不到的開展，人物恩仇之間的起伏緊湊明快，《華盛頓郵報》讚譽﹕「說故事者一如大仲馬之層次。」
的確，復仇情節似曾相識，網上讀者亦將之跟《基度山恩仇記》等同。記者小心翼翼地提起，恐被他以為在諷刺他抄襲之嫌，誰料作者卻很快的接上﹕「我好高興。事實上，我在書中也提《基度山恩仇記》，我的致意實在是很明顯的，毫不隱瞞。」記者反成小人之心了。
事實上，Archer有身陷牢獄的親身體會——本是政客出身的Archer，2001年因作偽證而被判入罪，這一經歷為他的小說添上一筆創作的資歷。
Jeffrey Archer就讀牛津大學，在慈善籌款的工作上做出名堂，29歲時代表保守黨被選為國會成員，為當時最年輕的成員之一，後來卻在一項加拿大清潔公司的投資中錯誤判斷，不但險些破產，並得離開國會。他將經歷寫成第一本小說Not a Penny More, Not a Penny Less，小說的收入為他還清債項，亦使他一舉成名，讓他的政治生命回春，1985年戴卓爾夫人並邀他擔任保守黨副主席。
翌年，報章指他與妓女Monica Coghlan以2000英鎊作性交易，Archer憤而在1987年指控《每日星報》將慈善舉措污名，並贏了官司，獲報館50萬英鎊賠償。可是多年後，當他參選倫敦市長時，友人Ted Francis和一名前私人助理卻以一份Archer的活動日誌，指他在87年的官司中提供假證供，他被迫退出選舉及保守黨，2001年，因作偽證及妨礙司法公正而判監4年。
Archer在Belmarsh監獄只待了兩個月，其後被送往別的監牢服刑。然而鐵窗生涯卻教他看到過去不曾接觸的世界。
講古寫作 截然不同
在A Prisoner of Birth扉頁，他向「Billy Little, BX7974, HMP Whitemoor, LVCM（Hons）,BSc（Hons）,Soc Sci（Open）, Dip SP&C（Open）」致意——那是他在Belmarsh認識的被判22年徒刑的謀殺犯。Billy在獄中念博士，成為研究BBC的媒體專家，聰明才氣一如小說中的Nick，而勤奮上進有如Danny。Billy原來是格拉斯哥市的流氓，得Archer鼓勵﹕「聰敏如你，假如得到正式的教育，實在可以進牛津或劍橋的。」之後，他便開始在獄中進修，一如Nick對Danny的激勵。如果Danny和Nick是對鏡裏鏡外的對照人像，那亦是糅合了Archer與Billy而塑造出來的吧。
Archer曾在一套3冊的《監獄日記》中形容Belmarsh為「地獄」，但化作小說，又是另一種寫作﹕在A Prisoner of Birth，也許因為Nick與Big Al的友誼，Belmarsh的形象遠未至於「地獄」。記者問怎會有此差別，Archer沉吟﹕「唔，有趣。原來你如此看。」可是他指出，Danny是無辜入獄的，縱使在獄中他在修養上經歷了從近於文盲至紳士的蛻變，但他的處境也是絕不容易的。
獄中的經歷，如Archer所言「中產悶蛋所恐懼與不會明白的」，因此他極力營造真實感。
只是，從現實到小說，哪些部分來自真實經驗，他說寫在兩年前的小說，已經忘了。
然而，從講故事到寫作，Archer又是截然不同的體會。
最擅長並非寫作
對於「講故事的天賦」，他是很自豪的，不惜即場拿攝影師表演示範﹕「假如你是個作者，你會描述他的髮型、他的眼鏡、他蹺腳而坐、他身前的相機，甚至他聽我們談話時的鬱悶神情；然而，講故事的人，他會描寫他的鬱悶何來，他的工作怎樣，若工作丟了怎辦，家人和子女呢……這就是作者與講故事的人的分別了。」他自小喜歡公開演講、四處與人講故事，彷彿腦袋中隨時長出段子來，口一張開，便流出渾然天成的故事。「這些點子，不可能在店子裏買的！」
但若要下筆，將滿腦子的故事織成字字句句，他卻說甚是艱難。A Prisoner of Birth他寫16個初稿，至第17稿才定下來，從125,000字，至終稿的175,000字，無時無刻，小說都在生長，從情節的構思到細節的描寫，都不斷豐富中。
從Not a Penny More, Not a Penny Less起，Archer並不是一開始便想到要寫作的，「普魯斯特說，每個人最終只發揮他第二個強項」。在沒有說書人的年代，Archer說，寫作終不是他最擅長的，可仍為他帶來無比財富與名氣，他的臉上自然是傲氣朗朗的。[文／鄭依依、圖／麥兆豐]
4/10/2008
鄭依依寫韓少功
K,
呵，韓主席去了浸會大學做住校作家。
最后一次見他，是在今年兩會，衛頭去他的組聽會。白發的韓，好像比前些年發福了，沒有言語，一直淺笑。
在島上，其實是見不到韓的。他，已經把海南“放鴿子”了，還有他的搭檔蔣子丹。作協主席，今日今時，這頭銜還是有點荒謬。我想，韓也是這樣直面的。
韓少功 誠實主義
文章日期：2008年4月10日
【明報專訊】到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擔任駐校作家之前，中國著名作家韓少功正手一部關於文革 的小說。是牽念了七八年的要寫的題材，可是一直沒下決心，直到如今有所累積，也從手段上重新思考，開手動筆。
文革，正是他那一代作家的生活資源。讓韓少功不以為然的是，許多文革書寫非黑即白善惡分明的觀念，遮閉了深刻的反思。
「誠實主義」，是韓少功最近提出的「最大的主義」，叫人直面灰暗角落中的善惡拉扯，當中，包括自我的位置。
關於這部「孩子還未出生的」文革小說，韓少功原是不想多談的——經過多年思考，他依然覺得還未把握成熟，「像買了菜，可是要紅燒？或清蒸？還未想透」。可見他深思之認真。
不過親厚的作家，願意談到他在文革的真切體會。
典型迫害 非典型批判
韓少功的父親是知識分子，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中都曾幾進幾出，當過官、經過商，文革時為免害了家人，投水自盡。韓少功後來將此事寫成《鞋癖》。
在那政治上有階級的年頭，人們被分成可依靠的、可團結的、可爭取的、要排斥的、要打擊的階層等，靠攏分化，向來是統戰的階段性策略。
「我家是典型的文革被迫害致死。」開首韓父沒成為第一批的迫害目標，「可能第五批就是他了」，此中間，人在求取自身安全利益的最大化，心理行為慢慢扭曲，至終，真心認為自己是罪人。韓少功思索的，是各方面促使如此想法慢慢凝煉而成的過程。
那是關乎政治利益的爭奪，文化革命往往只是花俏的口號，真正的原因往往擺不上面。韓少功還記得當時一基層單位的幹部，在小鄉鎮當最高的官，造反浪潮一到，他即吃了大虧；後來被調到北京大部門上當小官，目標即不再集中於他身上，情大有逆轉。由是，把文革中受迫害者或逼害者神化或妖魔化，也都妨礙了解文革。
「妖化或神化，都不是人間的東西，不能了解特定環境下人的行為。作為兒子，我可以把父親塑造成完美的受害者，受難的耶穌，可是，我也知道父親早期也批判別人，調門也很高。其實人在環境，會自然進入角色的。」對於文革書寫只一面倒的批判，韓少功認為只是繞開了難點，應該坦誠地面對當中可能的人性之惡，「讓讀者嚇一跳，『我可能也成為那種人！』」才是真正深入的批判。
文革巨浪把人性逼而出，也實際改變了一代人的生活，韓少功的轉變在湖南羅汨縣插隊六年的知青歲月開始。八年前，韓少功開始半年在海南城市、半年在湖南鄉下的生活方式，當在城市裏的人際交往繁囂至煩時，他就搬回羅汨，過一點寧靜而孤獨的生活。兩年前的長篇散文《山南水北》記錄的便是「開門見山，跨步踏進雲中」的歲月體會。書也獲得了魯迅文學獎，而作家則成為第五屆「華語文學傳媒盛典」的年度傑出作家。
走進山鄉，是因為韓少功在愈趨同質化的城市裏發現，即使文化人的生活也益發相似了，可是在交通燈和霓虹燈的掩蓋下，人們為工資是否增加了一千元而犧牲生命中最基本的「陽光、空氣、水」等元素，面對準確時間表的巨大精神壓力 。韓少功認為，即使無力扭轉這城市的生活形式，身為作家本質便應質疑甚至挑戰其合理性，於是在湖南的一個水庫下置了房子，遺世隱居，看書寫作下田，享受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並舉。串門子的鄰里少了，偶爾還會懷念起與人打交道的美好時光。
而久作了城裏人、原是科學主義者的他，也在與農民交往的文化雜交的優勢，豐富了思想。
農村裏還保留山神的觀念。農民進山前要燒香祭神，三天不說粗話，甚至不能跟妻子歡好，種種人們以為已經消失的對山的禁忌習俗，源於對環境的敬畏，叫韓少功思索傳統文化於人的心理作用。尤其在他身歷其中，體會更深。
山鄉體驗：性相近而習相遠
一天下雨，韓少功家窗外突然眼前一亮，腳下一麻，屋子裏漸漸瀰漫起焦灼的氣味，電腦屏幕黑掉，傳真機冒煙，電話失聲，電視機沒了圖像，電熱水爐開不動，家裏五件電器報銷。原來，打雷打到他家了，門牆帶電，雷也抽擊了窗前的他一雙赤腳！
他才領會到鄉下人對「雷公」的恐懼與信仰。漸漸他想安裝避雷針，才發現其價之高昂，「農村人之『不科學』，是因為他們享受不了科學。」一步一步經歷農民的生活難處，韓少功體會對「農村落後愚昧」的價值判斷，並不必然，而在特定環境下自有其合理性。
「即如西藏的宗教觀念之強大興盛，究其環境，往往幾百公里不見人，牛、羊、人病倒了，怎麼辦？藏人故需要有『神』來支撐自己。」
而在宗教力量較薄弱的漢族地區，至今仍崇尚巫醫結合，醫者治理病者身體，巫為病人調節心理，其實更為彼此促進的雙管治療，「就像老師在考試前讓學生大喊三聲『我會考滿分』，不只是吹牛皮，而是鼓勵學生的心理暗示。」對於多元的文化現象，韓少功總寄以了解與同情。
「在印度，有一次我翻譯孔子的『性相近而習相遠』為：People are similar in nature, but different in culture。Nature就是人性，Culture 為文化，這兩個坐標：縱橫交錯，構成每個人的定位，使彼此既相遠又相近。」
不過，在全球趨同的擔憂下，韓少功對於多元文化的前途，還是樂觀的。「麥當勞曾經一度成為內地老少俱愛的速食店，最近卻關掉不少，人們都覺得還是從前的食物比較好吃。不要以為文化會輕易消失。譬如民謠，農村裏平常都沒人唱了，可是特別事件，譬如喪禮，又會響起一片民歌之聲。」親身投入農村的生活，韓少功體會到文化溫軟強韌的生命力，不卑不亢地說。
About作家.....
韓少功出生於湖南長沙，1968年初中畢業後在汨羅縣插隊，1974年調汨羅縣文化館工作，1982年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中文系。1988年調到海南省，任《海南紀實》雜誌主編。1995年任《天涯》雜誌社長。1996年任海南省作家協會主席。
主要小說作品：
《馬橋詞典》（1996年，作家出版社）
《暗示》（200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
《爸爸爸》（2005年，台灣正中出版社）
應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之邀，韓少功於港任駐校作家，並將參與兩項公開講座，包括：
（一）「尋根、歷史和文學」
主持：鍾玲 主講：韓少功
時間︰4月19日（星期六）下午3:30至5:00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二）「小說，非小說」
主持：黃子平 主講：韓少功
時間︰4月22日（星期二）下午4:30至6:00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邵逸夫 大樓9樓RRS 905室
[文／鄭依依、攝／秦偉]
呵，韓主席去了浸會大學做住校作家。
最后一次見他，是在今年兩會，衛頭去他的組聽會。白發的韓，好像比前些年發福了，沒有言語，一直淺笑。
在島上，其實是見不到韓的。他，已經把海南“放鴿子”了，還有他的搭檔蔣子丹。作協主席，今日今時，這頭銜還是有點荒謬。我想，韓也是這樣直面的。
韓少功 誠實主義
文章日期：2008年4月10日
【明報專訊】到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擔任駐校作家之前，中國著名作家韓少功正手一部關於文革 的小說。是牽念了七八年的要寫的題材，可是一直沒下決心，直到如今有所累積，也從手段上重新思考，開手動筆。
文革，正是他那一代作家的生活資源。讓韓少功不以為然的是，許多文革書寫非黑即白善惡分明的觀念，遮閉了深刻的反思。
「誠實主義」，是韓少功最近提出的「最大的主義」，叫人直面灰暗角落中的善惡拉扯，當中，包括自我的位置。
關於這部「孩子還未出生的」文革小說，韓少功原是不想多談的——經過多年思考，他依然覺得還未把握成熟，「像買了菜，可是要紅燒？或清蒸？還未想透」。可見他深思之認真。
不過親厚的作家，願意談到他在文革的真切體會。
典型迫害 非典型批判
韓少功的父親是知識分子，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中都曾幾進幾出，當過官、經過商，文革時為免害了家人，投水自盡。韓少功後來將此事寫成《鞋癖》。
在那政治上有階級的年頭，人們被分成可依靠的、可團結的、可爭取的、要排斥的、要打擊的階層等，靠攏分化，向來是統戰的階段性策略。
「我家是典型的文革被迫害致死。」開首韓父沒成為第一批的迫害目標，「可能第五批就是他了」，此中間，人在求取自身安全利益的最大化，心理行為慢慢扭曲，至終，真心認為自己是罪人。韓少功思索的，是各方面促使如此想法慢慢凝煉而成的過程。
那是關乎政治利益的爭奪，文化革命往往只是花俏的口號，真正的原因往往擺不上面。韓少功還記得當時一基層單位的幹部，在小鄉鎮當最高的官，造反浪潮一到，他即吃了大虧；後來被調到北京大部門上當小官，目標即不再集中於他身上，情大有逆轉。由是，把文革中受迫害者或逼害者神化或妖魔化，也都妨礙了解文革。
「妖化或神化，都不是人間的東西，不能了解特定環境下人的行為。作為兒子，我可以把父親塑造成完美的受害者，受難的耶穌，可是，我也知道父親早期也批判別人，調門也很高。其實人在環境，會自然進入角色的。」對於文革書寫只一面倒的批判，韓少功認為只是繞開了難點，應該坦誠地面對當中可能的人性之惡，「讓讀者嚇一跳，『我可能也成為那種人！』」才是真正深入的批判。
文革巨浪把人性逼而出，也實際改變了一代人的生活，韓少功的轉變在湖南羅汨縣插隊六年的知青歲月開始。八年前，韓少功開始半年在海南城市、半年在湖南鄉下的生活方式，當在城市裏的人際交往繁囂至煩時，他就搬回羅汨，過一點寧靜而孤獨的生活。兩年前的長篇散文《山南水北》記錄的便是「開門見山，跨步踏進雲中」的歲月體會。書也獲得了魯迅文學獎，而作家則成為第五屆「華語文學傳媒盛典」的年度傑出作家。
走進山鄉，是因為韓少功在愈趨同質化的城市裏發現，即使文化人的生活也益發相似了，可是在交通燈和霓虹燈的掩蓋下，人們為工資是否增加了一千元而犧牲生命中最基本的「陽光、空氣、水」等元素，面對準確時間表的巨大精神壓力 。韓少功認為，即使無力扭轉這城市的生活形式，身為作家本質便應質疑甚至挑戰其合理性，於是在湖南的一個水庫下置了房子，遺世隱居，看書寫作下田，享受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並舉。串門子的鄰里少了，偶爾還會懷念起與人打交道的美好時光。
而久作了城裏人、原是科學主義者的他，也在與農民交往的文化雜交的優勢，豐富了思想。
農村裏還保留山神的觀念。農民進山前要燒香祭神，三天不說粗話，甚至不能跟妻子歡好，種種人們以為已經消失的對山的禁忌習俗，源於對環境的敬畏，叫韓少功思索傳統文化於人的心理作用。尤其在他身歷其中，體會更深。
山鄉體驗：性相近而習相遠
一天下雨，韓少功家窗外突然眼前一亮，腳下一麻，屋子裏漸漸瀰漫起焦灼的氣味，電腦屏幕黑掉，傳真機冒煙，電話失聲，電視機沒了圖像，電熱水爐開不動，家裏五件電器報銷。原來，打雷打到他家了，門牆帶電，雷也抽擊了窗前的他一雙赤腳！
他才領會到鄉下人對「雷公」的恐懼與信仰。漸漸他想安裝避雷針，才發現其價之高昂，「農村人之『不科學』，是因為他們享受不了科學。」一步一步經歷農民的生活難處，韓少功體會對「農村落後愚昧」的價值判斷，並不必然，而在特定環境下自有其合理性。
「即如西藏的宗教觀念之強大興盛，究其環境，往往幾百公里不見人，牛、羊、人病倒了，怎麼辦？藏人故需要有『神』來支撐自己。」
而在宗教力量較薄弱的漢族地區，至今仍崇尚巫醫結合，醫者治理病者身體，巫為病人調節心理，其實更為彼此促進的雙管治療，「就像老師在考試前讓學生大喊三聲『我會考滿分』，不只是吹牛皮，而是鼓勵學生的心理暗示。」對於多元的文化現象，韓少功總寄以了解與同情。
「在印度，有一次我翻譯孔子的『性相近而習相遠』為：People are similar in nature, but different in culture。Nature就是人性，Culture 為文化，這兩個坐標：縱橫交錯，構成每個人的定位，使彼此既相遠又相近。」
不過，在全球趨同的擔憂下，韓少功對於多元文化的前途，還是樂觀的。「麥當勞曾經一度成為內地老少俱愛的速食店，最近卻關掉不少，人們都覺得還是從前的食物比較好吃。不要以為文化會輕易消失。譬如民謠，農村裏平常都沒人唱了，可是特別事件，譬如喪禮，又會響起一片民歌之聲。」親身投入農村的生活，韓少功體會到文化溫軟強韌的生命力，不卑不亢地說。
About作家.....
韓少功出生於湖南長沙，1968年初中畢業後在汨羅縣插隊，1974年調汨羅縣文化館工作，1982年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中文系。1988年調到海南省，任《海南紀實》雜誌主編。1995年任《天涯》雜誌社長。1996年任海南省作家協會主席。
主要小說作品：
《馬橋詞典》（1996年，作家出版社）
《暗示》（200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
《爸爸爸》（2005年，台灣正中出版社）
應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之邀，韓少功於港任駐校作家，並將參與兩項公開講座，包括：
（一）「尋根、歷史和文學」
主持：鍾玲 主講：韓少功
時間︰4月19日（星期六）下午3:30至5:00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二）「小說，非小說」
主持：黃子平 主講：韓少功
時間︰4月22日（星期二）下午4:30至6:00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邵逸夫 大樓9樓RRS 905室
[文／鄭依依、攝／秦偉]
12/11/2007
11/12/2007
鄭依依訪阿城。黃河胃在H.K.
阿‧城在嶺大扮演今之古人
文章日期：2007年11月12日【明報專訊】阿城先生又來香港！這次他應嶺南大學之邀，來擔任維時一個月的駐校作家，給中文系的同學講授創作之道。
聽課者乖乖受教，叫原來覺得香港學生功利得很的阿城，大有改觀：「給學生講，講多了他會問：『這個考嗎？』說不考，他會不耐煩聽，『不考那你講來幹嘛？』」可嶺南同學聽他講「無中生有」的寫作原則，專心致志。
阿城挺好奇的：「可能與嶺南大學比較特殊有關——它重文，文很難從一時一事看出它有用沒用。」他尋思道，追蹤嶺大博雅的根源。
總是一層一層往事情的傳統上推敲，這是阿城的思考法，從而想出來一個現象的所以然。
像這次重訪於他，在時間的軸上，他理出一條關於香港社會的線索、一個中華飲食的脈絡——而他總記得過去的美好，參照古今，那條標準的線總是劃在過去。像個今之古人。
按1949年上半年出生的阿城自己話來說，他是「舊社會過來的人」，可這個「舊社會」，讓他追溯、探問的，可能遠至清朝，甚或更早。
以「清朝」作香港名字
特別是香港，與他的文化背景有所呼應的，是那份縈迴的清朝的記憶。
他以「清朝」來形容香港這在1840年便已割讓予英國的殖民地，由於沒有經歷過1911和1949兩場變天，故香港延續了一些清朝的文化傳統：不但在公文樣式上、也在政制上。
譬如九龍城：「一百多年來，因為租約沒有簽到，英國人就沒有進去，這一點在大陸就難以想像卻應該學習的——為什麼不可進？規矩上不讓侵入的，就不要侵入。」
其實才一百年前的清代，還是與此相通的：所謂「王權不下縣」，王帝的指令只到縣官一級，下面的王帝管不到。「否則，王權過大，民間沒有自由度，這個社會便完蛋了。」
阿城講起故事來：春秋時，公子重耳流亡，餓了向人要飯，當地人給了他一抔土，他氣憤：這是什麼意思？侮辱嗎？他的手下卻了解這抔土的深意：「那是說你有了土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土地都是你的；可是你沒有治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說明了百姓認同重耳的所有權，可實際治權不是。」
雖然封建制帝裏王權最大，可實際治權應歸諸侯，為免地方諸侯在一代一代的繼承中，勢力坐大，顛覆中央，漢景帝時的晁錯提出諸侯不可像王帝一般由長子承繼屬地，而應該平均分，雖招來「誅晁錯，清君側」的殺身之禍，王室成員繼承和王帝有別的制度卻保存下來了，從地方和中央的關係上看來，不啻是最早的「一國兩制」。
「文明和野蠻的分野，原就不是時間性的，而是看事情的處理。」言談裏常有發思古之幽情的阿城說。
「我的胃是很黃河流域的。」
就像素來令國人自負的廣博多樣的中國飲食文化，「源遠流長」。
只是，阿城的飲食原則，甚是簡單：「我的胃是很黃河流域的。」那即是，重節氣，看新鮮的時令。「像油菜，黃河流域的生長期，可能只有二十來天，能從的吃到老的；嶺南或有兩個月，現在甚至要求它永遠不老，可是菜味卻慢慢沒有那麼強了，」還是新不如舊。
談起吃來，阿城愈發輕鬆，交疊的腿輕輕抖。
能寫出以吃的哲學為中心的《棋王》，怎可能不是侃吃的高手？
細說從頭，黃河流域的飲食，北齊的《齊民要術》一書，說得很精楚：中國原來沒有炒，都蒸煮法。
「蒸，是四大發明以外，沒有放進去的：是中國人最早借助蒸氣的，瓦特是很晚的事情了。」
以蒸作烹煮，「那是利用高壓，一蓋蓋子兒，裏邊的氣壓比外面大，食物就很快熟了。」他說，中國很早就有蒸鍋了，在文字出現以前的原始部落時代便有。
那蒸器叫什麼？「可以查一下，是怪字。」阿城的嘴以最微的角度翹起輕笑，像給記者佈置功課。
查一下資料：信史前的商朝有青銅器「甗」，而「甑」更是蒸器的陶製老祖宗，新石器時代已有。
水蒸氣的故事凝在中土，更是劃分儒文化與否地區的界線：「出了儒文化，那就是烤。像饅頭和麵包其實是一樣，儒文化蒸了發酵的粉團當為饅頭，不是儒文化的像中東、西方，烤之就是麵包了。」
同蒸一個系統裏的，還有燉，都是定居的老祖宗就有的，「其實不好吃。」可是勝在「歷史悠久」：「嶺南地區像廣東、香港，保留一個『粥』字，這是燉品，沒有這個文化的地方，都叫『稀飯』，證明這個地方的文化不太久。」
至於煎炒，現在大多數的烹飪法，卻是從北方遊牧民旅而來，「生活流動，到了哪就馬上『快餐』，架一塊鐵板，找一些乾草來燒一下，就把肉炒熟了。」
而他最喜歡的食物，河粉，正是蒸燉的慢火一系，和煎炒的快火一系，兩者通融可使的食材——先是把米粉糊蒸熟再切成條狀後，即可下湯煮或下鍋炒，兩大系統皆可逢源也。
可是，河粉不過是尋常百姓之食，何以成阿城先生所好，一餐裏寧願吃兩大碗，而不多點佐食的菜？
其一，是他習慣吃麵條，不愛米飯，而河粉是唯一用米來做的麵條，「我所有吃麵條的技巧都用得上」；其二是、「蒸這程序，比較能保存食材的原來鮮味，像清蒸魚，米粉蒸了便有糧食的鮮味」，看看味覺鈍感的記者愣愣的表情，他笑話說：「你不覺得河粉鮮嗎？其實河粉用醬油拌一下，就很好吃了。」自詡能吃出食物好處的阿城說。
而且，他的懂吃是儉樸的，吃得好而簡單就行，「不喜歡一桌子的菜，這叫『沒有主題』。」評論叫人莞爾。
「從前只有商人做生意，講排場，才會擺得滿桌子雞呀肉呀魚呀，大吃大喝的都是商人，讀書人一般是看不起的。」
「清朝的公職人員得廉潔，一頓飯不能超『四菜一湯』，只要一個主菜配三個配菜，就完了——這是《大清律例》規定的。」連《大清律例》也能搬來佐證飲食的理論，這叫旁人，如何招架？(關關：難怪人說不敢去中原吃請，敢情吃的都是“古文”啊。不過，小女子特贊同阿城先生的“原味說”。好的廚子，就是讓人能夠吃的食物的原味，青菜是青菜，豆腐是豆腐。呵呵。有點班門弄斧之嫌，不過小女子也是關公的后代吶。)
公開講座：「文化不是味精」
主講：鍾阿城
時間：11月16日（周五）下午5:00至6:30
地點：嶺南大學主樓李應林演講廳MB-G07室
主辦：嶺南大學中文系
查詢：2616 7880
[文／鄭依依 攝／陳淑安]
文章日期：2007年11月12日【明報專訊】阿城先生又來香港！這次他應嶺南大學之邀，來擔任維時一個月的駐校作家，給中文系的同學講授創作之道。
聽課者乖乖受教，叫原來覺得香港學生功利得很的阿城，大有改觀：「給學生講，講多了他會問：『這個考嗎？』說不考，他會不耐煩聽，『不考那你講來幹嘛？』」可嶺南同學聽他講「無中生有」的寫作原則，專心致志。
阿城挺好奇的：「可能與嶺南大學比較特殊有關——它重文，文很難從一時一事看出它有用沒用。」他尋思道，追蹤嶺大博雅的根源。
總是一層一層往事情的傳統上推敲，這是阿城的思考法，從而想出來一個現象的所以然。
像這次重訪於他，在時間的軸上，他理出一條關於香港社會的線索、一個中華飲食的脈絡——而他總記得過去的美好，參照古今，那條標準的線總是劃在過去。像個今之古人。
按1949年上半年出生的阿城自己話來說，他是「舊社會過來的人」，可這個「舊社會」，讓他追溯、探問的，可能遠至清朝，甚或更早。
以「清朝」作香港名字
特別是香港，與他的文化背景有所呼應的，是那份縈迴的清朝的記憶。
他以「清朝」來形容香港這在1840年便已割讓予英國的殖民地，由於沒有經歷過1911和1949兩場變天，故香港延續了一些清朝的文化傳統：不但在公文樣式上、也在政制上。
譬如九龍城：「一百多年來，因為租約沒有簽到，英國人就沒有進去，這一點在大陸就難以想像卻應該學習的——為什麼不可進？規矩上不讓侵入的，就不要侵入。」
其實才一百年前的清代，還是與此相通的：所謂「王權不下縣」，王帝的指令只到縣官一級，下面的王帝管不到。「否則，王權過大，民間沒有自由度，這個社會便完蛋了。」
阿城講起故事來：春秋時，公子重耳流亡，餓了向人要飯，當地人給了他一抔土，他氣憤：這是什麼意思？侮辱嗎？他的手下卻了解這抔土的深意：「那是說你有了土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土地都是你的；可是你沒有治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說明了百姓認同重耳的所有權，可實際治權不是。」
雖然封建制帝裏王權最大，可實際治權應歸諸侯，為免地方諸侯在一代一代的繼承中，勢力坐大，顛覆中央，漢景帝時的晁錯提出諸侯不可像王帝一般由長子承繼屬地，而應該平均分，雖招來「誅晁錯，清君側」的殺身之禍，王室成員繼承和王帝有別的制度卻保存下來了，從地方和中央的關係上看來，不啻是最早的「一國兩制」。
「文明和野蠻的分野，原就不是時間性的，而是看事情的處理。」言談裏常有發思古之幽情的阿城說。
「我的胃是很黃河流域的。」
就像素來令國人自負的廣博多樣的中國飲食文化，「源遠流長」。
只是，阿城的飲食原則，甚是簡單：「我的胃是很黃河流域的。」那即是，重節氣，看新鮮的時令。「像油菜，黃河流域的生長期，可能只有二十來天，能從的吃到老的；嶺南或有兩個月，現在甚至要求它永遠不老，可是菜味卻慢慢沒有那麼強了，」還是新不如舊。
談起吃來，阿城愈發輕鬆，交疊的腿輕輕抖。
能寫出以吃的哲學為中心的《棋王》，怎可能不是侃吃的高手？
細說從頭，黃河流域的飲食，北齊的《齊民要術》一書，說得很精楚：中國原來沒有炒，都蒸煮法。
「蒸，是四大發明以外，沒有放進去的：是中國人最早借助蒸氣的，瓦特是很晚的事情了。」
以蒸作烹煮，「那是利用高壓，一蓋蓋子兒，裏邊的氣壓比外面大，食物就很快熟了。」他說，中國很早就有蒸鍋了，在文字出現以前的原始部落時代便有。
那蒸器叫什麼？「可以查一下，是怪字。」阿城的嘴以最微的角度翹起輕笑，像給記者佈置功課。
查一下資料：信史前的商朝有青銅器「甗」，而「甑」更是蒸器的陶製老祖宗，新石器時代已有。
水蒸氣的故事凝在中土，更是劃分儒文化與否地區的界線：「出了儒文化，那就是烤。像饅頭和麵包其實是一樣，儒文化蒸了發酵的粉團當為饅頭，不是儒文化的像中東、西方，烤之就是麵包了。」
同蒸一個系統裏的，還有燉，都是定居的老祖宗就有的，「其實不好吃。」可是勝在「歷史悠久」：「嶺南地區像廣東、香港，保留一個『粥』字，這是燉品，沒有這個文化的地方，都叫『稀飯』，證明這個地方的文化不太久。」
至於煎炒，現在大多數的烹飪法，卻是從北方遊牧民旅而來，「生活流動，到了哪就馬上『快餐』，架一塊鐵板，找一些乾草來燒一下，就把肉炒熟了。」
而他最喜歡的食物，河粉，正是蒸燉的慢火一系，和煎炒的快火一系，兩者通融可使的食材——先是把米粉糊蒸熟再切成條狀後，即可下湯煮或下鍋炒，兩大系統皆可逢源也。
可是，河粉不過是尋常百姓之食，何以成阿城先生所好，一餐裏寧願吃兩大碗，而不多點佐食的菜？
其一，是他習慣吃麵條，不愛米飯，而河粉是唯一用米來做的麵條，「我所有吃麵條的技巧都用得上」；其二是、「蒸這程序，比較能保存食材的原來鮮味，像清蒸魚，米粉蒸了便有糧食的鮮味」，看看味覺鈍感的記者愣愣的表情，他笑話說：「你不覺得河粉鮮嗎？其實河粉用醬油拌一下，就很好吃了。」自詡能吃出食物好處的阿城說。
而且，他的懂吃是儉樸的，吃得好而簡單就行，「不喜歡一桌子的菜，這叫『沒有主題』。」評論叫人莞爾。
「從前只有商人做生意，講排場，才會擺得滿桌子雞呀肉呀魚呀，大吃大喝的都是商人，讀書人一般是看不起的。」
「清朝的公職人員得廉潔，一頓飯不能超『四菜一湯』，只要一個主菜配三個配菜，就完了——這是《大清律例》規定的。」連《大清律例》也能搬來佐證飲食的理論，這叫旁人，如何招架？(關關：難怪人說不敢去中原吃請，敢情吃的都是“古文”啊。不過，小女子特贊同阿城先生的“原味說”。好的廚子，就是讓人能夠吃的食物的原味，青菜是青菜，豆腐是豆腐。呵呵。有點班門弄斧之嫌，不過小女子也是關公的后代吶。)
公開講座：「文化不是味精」
主講：鍾阿城
時間：11月16日（周五）下午5:00至6:30
地點：嶺南大學主樓李應林演講廳MB-G07室
主辦：嶺南大學中文系
查詢：2616 7880
[文／鄭依依 攝／陳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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