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訪張隆溪教授

張隆溪：走出文化對立線
訪於獲瑞典院士榮銜以後

文章日期：2009年3月20日

【明報專訊】2009年2月3日，香港城市大學比較文學及翻譯講座教授張隆溪教授，獲瑞典皇家文學、歷史及考古學院外籍院士榮銜，表彰他對促進東西方文化的理解和分析所作的卓越貢獻，張隆溪是迄今第二位獲此殊榮的華人學者。這位生於四川成都，曾經下鄉及在工廠工作的知青，一直堅持勤奮自學，在文革 後的1978年，以總分第一名成績考入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英國文學專業，並獲朱光潛、錢鍾書指點。畢業後留校任教，後得哈佛燕京學社資助，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並成為加州大學比較文學教授。1998年，張隆溪教授從美國到香港城市大學任教，至今已在香港工作十年。
張隆溪教授研究興趣在於中國古典文學、英國文學、東西方文學與文化比較研究等，他認為東西方衝突基於文化的誤解，他希望以其學術研究，促進東西方文化間的溝通和理解。
張隆溪教授學貫中西，同時又著作等身，例如英語評論集《道與邏各斯》（Tao and Logos, 1992）、Mighty Opposites: From Dichotomies to Difference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1998）、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2005）、《同工異曲﹕跨文化閱讀的啟示》（Un expected Affinities，2007)，還有去年出版的《比較文學研究入門》和作品選集《五色韻母》等。
訪問張隆溪教授當天，我們在他的寓所詳談，在窗明几淨的客廳中，牆上是中外文學作品及19世紀法國畫家杜米埃所繪有關中國人的諷刺畫。張教授跟我縱談中西歷史與文化，以及對中西方共通及相異之處的看法，從文學經典到意識形態，他枚舉出許多例子，視野恢宏，張隆溪教授對於中西文化的熟悉程度，讓我深深折服，正因為有如此淵博學問，才能就東西方比較文化，作出其卓然、獨特的見解。
由語言割開的二分？
訪談以前，筆者曾閱讀張隆溪教授的〈道與邏各斯〉，那是他早年的一篇學術論文，論文以中、西方文字為基礎，探討西方對中國文化的誤解問題。眾所周知，西方運用拼音文字，而中國則是非拼音文字，哲學家黑格爾就認為漢語是一種與西方殊異的語言。德里達雖說西方哲學文化存在拼音文字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式偏見，但他始終認為中國語言不能產生可予討論的哲學文本，所以〈道與邏各斯〉就西方哲學對中國文字所產生的文化誤解，進行批判。
由西方學者翻譯的中國古典文學及他們對作品的解釋，往往存在許多誤讀，這些誤讀影響西方人對中國的理解，必須對中國文學進行正確的詮釋，才能促進雙方的溝通。東、西方之間並非沒有溝通，13世紀馬可孛羅的遊歷就是一次東、西方之間的溝通。面對傳統上西方人對中國的誤解，張隆溪教授的Mighty Opposites就力圖證明，其實東、西方之間在許多事情上並非「絕對的對立」，只是彼此在不同方面有「程度上的差異」而已，其副標題「From Dichotomies（二分對立）to Differences（差異）」就表達了這種意思。張隆溪教授的學術研究，就為了證明「道」與「邏各斯」可以溝通。
張教授說，16世紀末來華的傳教士利瑪竇，發現中國有很深厚的歷史和文化，而且繁榮發達，所以不可能從高高在上的角度看待中國，而是將之視為一個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明代中國的文明發展程度相當高，和西方有許多相通的地方，後來雖亡於清，但文化上仍然不是存有很大差異。
但在利瑪竇之後，西方教會就改變了想法。他們認為利瑪竇對中國文化讓步太多，應該用強硬態度對待中國文化，於是有了「禮儀之爭」，認為祭孔、祭祖是偶像崇拜。另一方面，羅馬教庭認為中國文字不能表達基督教信仰的真義，所以禁止在中國傳教使用諸如天主、上帝、神等中文詞匯。這種把中西方對立的看法在西方造成很大影響。後來西方經歷工業革命、殖民擴張，到了西方國家進行一系列帝國主義侵略，東西方就更加對立。
由文學詮釋所窺見……
張教授在Mighty Opposites中談到，在19世紀的時候，西方把自己看成進步的、理性的，而東方尤其是中國，則是落後的、野蠻的，西方學者所討論的東方（包括中國）的時候，不是把中國視為理想國家，就將之視為封閉、停滯的文明，這就是薩依德在《東方主義》中批判的觀念。事實上，東、西方之間當然存在一些差異，但東方並非停滯，這20、30年間中國大陸的發展，證明了西方這種視角的錯誤，例如現代中國人愈來愈懂得守時，重視科教，都是中國進步的確據。
2005年，張隆溪獲多倫多大學邀請，作一系列亞歷山大講座（Alexander Lectures），這是一個很大的榮譽，因為他是第一位獲邀的非西方學者，在他以前還有Julia Kristeva、Terry Eagleton等著名學者。Unexpected Affinities就是這次講座的講稿，書中以跨文化角度，透過文本的闡釋，解釋東西方許多共通之處。第一講是對東西方對立的批判，其後三講則是具體的文本闡釋。
張隆溪教授在《道與邏各斯》中，使用了文學詮釋學方法，更明白中、西方各自詮釋的局限。他在著作Allegoresis（諷寓解釋）中指出，東西方對於經典的詮釋，都有歷史的影響，他以舊約《聖經》的《雅歌》和《詩經》的《國風》來作文本，審視各自文本詮釋的轉變。這些本來是男女之情的表達，在中、西經典評注的傳統解釋中，都變成了政治及宗教的諷寓，跟原文字面的本義毫無關係。張教授看出彼此對文學經典的詮釋史，有許多相似甚至相同的地方。
他解釋道﹕從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詩經》就有了政治的涵義。漢代解釋《詩經》的主要是經學家，由於漢代政權要實施政治控制，所以對《詩經》也從歷史意義作解釋，變成了歌頌文王、周公，講后妃之德，或對統治者的諷諫。唐代的孔穎達，又對這些解釋作了進一步的補充。
至於西方，張教授則指出，在中世紀時期，聖經以拉丁文寫成，一般人不懂得閱讀，像《雅歌》這些聖經典籍也靠教會的神父，基於奧古斯汀、阿奎那等權威學者的注釋基礎來解釋，所以從古代猶太人到中世紀西方社會，人們都將《雅歌》視為上帝對以色列、或基督對教會的愛。在15、16世紀，為了擺脫教會的影響，馬丁‧路德認為人人應該能讀《聖經》，就把《聖經》譯成德語。張教授認為，馬丁‧路德與朱熹有點相似，因為朱熹也認為經典的意義自明，應該擺脫傳統評注的牽強附會，《詩經》是平凡百姓寫的詩歌，應該從一般人的角度出發去理解。
張教授的結論是，東西方各自有詮釋的傳統（hermeneutical tradition），即「諷寓解釋」，但這些「解釋」絕不能過分脫離原文，否則就會變成「過度詮釋」。
宗教政經：誰更包容
中國文化的本質，並不是「邏各斯中心主義」，那為什麼中國可以不斷改變教育制度，去因應外界而來的挑戰呢﹖張教授告訴我，在中國文化裏，沒有唯一排他性的宗教，而西方的基督教和阿拉伯的伊斯蘭教，卻有強烈的排他性。所以歐洲有殘酷的宗教戰爭，法國的聖巴托羅繆之夜，一夜間屠殺幾千人，而中國人卻從未為宗教而動干戈。
而這也可以從經典去解釋，孔子說「子不語怪力亂神」、「未知生焉知死」，莊子說﹕「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中國人對宗教的態度是兼容的，所以能做到「三教合一」，這是因為中國人認為最高政權不是宗教，人才是最高的政治主體。所以當猶太人在西方世界受到迫害時，在中國卻能安居樂業，在明代能夠重建宋代興建的猶太清真寺。後來中國猶太人「消失」，是因為他們也像中國人般參加科舉考試，並和其他人通婚的緣故。回眸西方，要經歷宗教改 革、啟蒙時代才做到政教分離，原來中國人的宗教包容性，比西方人更大。
張教授對中國的理解，也許還應該結合他的成長背景。那是文革的年代，由於極端的意識形態鬥爭，當時中國反傳統（封）、反西方（資）、反蘇聯（修），結果令中國喪失文化發展的根基，比世界落後足足20、30年，比如60年代初中國電子工業技術曾領先日本，現在則要從後趕上。「上山下鄉運動」也令許多知識青年不能進大學，張教授就是其中一分子。
居港十年，張教授終於達成東西方文化研究的學術夢想。他對香港保存許多中國傳統，兼備西方法治的優良傳統，深表讚許，但他也認為香港在文化上沒有做到商業、經濟那樣的成就，指出社會和政府對文化的重視不夠。其實，香港與西方關係密切，回歸後也加強與中國的聯繫，本應擁有豐富的文化資源，但香港社會重視商業高於一切，而且從窮到富的過程，又令香港僅僅重視科教興國，但單靠科技是不夠的，香港政府及民間都應該重視文化發展。
[文／彭礪青、攝／秦偉、編輯：黃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