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的文化脉络 2010-01-08 作者：沈小风
——读《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
■沈小风
《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 周承人 李以庄著 北京世纪文景公司出版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很多历史著作都充满了“大”字:大视野、大气魄、大格局……在“大”历史观下，本来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或人物却被挤压成抽象的符号，这样的历史读起来也就有些索然无味了。或许是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或许是因为电影艺术本身的魅力，这本《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显得并不那么抽象和空洞，其中的很多人物和事件也并不那么不枯燥，原来那些只是象征着某个时代的一个个名字，在这本书中也鲜活了起来:罗明佑创业期的爱国情怀和鼎盛期的刚愎自用，汤晓丹面对日本人时的民族气节和虎口脱险时的冷静机智，邵醉翁对待雇员时的吝啬与开拓市场时的野心，夏衍香港出逃途中的沉着与勇敢，紫罗莲的少不经事……如此等等，在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因此，这本史书读起来会给人一种久违了的温馨感觉。
让人觉得温馨的，还有作者对于香港电影一些历史人物的态度。翻遍有关香港电影史的著作，都说《庄子试妻》是香港最早的电影，影片的导演黎民伟是香港电影第一人，这似乎是一个没有任何争议的问题。然而，这部电影史的作者在经过一系列考证之后，却认为《庄子试妻》的导演是当时共同参与拍摄的黎北海。于是，那个早年热心于电影，后来还是因为电影在港、穗、沪三地辗转奔波，但最终时运不济，解放后在广州街头靠卖凉茶了却余生的老头黎北海，终于浮出了历史的水面。关于黎民伟和黎北海到底谁是香港电影的第一人，以及他们对香港电影的贡献这些问题，也许还需要更新、更翔实的史料继续讨论下去，但作者的态度却让我们看到，历史不应该只是成功者的历史，历史也有可能是由那些历史中的消失者创造的。所以，这也就不难理解，作者为什么要给黎北海这位在电影史中长期销声匿迹的人以更多的笔墨和更浓厚的情感了。
和那些“大”写的历史相比，这本生动活泼、充满情感的早期香港电影史只能算是“小”写的历史。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大”写的历史还是“小”写的历史，现在关于香港电影史的著作都不多见。这往往也是让人们觉得比较奇怪的地方，被称为东方好莱坞的香港，有着悠久的电影传统和丰富的电影作品，但研究香港电影史的人却少之又少。偶尔内地学者有涉及香港电影史的著述，又往往被香港研究者所诟病。尤其是内地学者对于香港早期粤语片不太重视的态度，被认为是充满了“大中原心态”。要知道，1932年在粤剧名伶薛觉先主演粤语电影《白金龙》之前，只有国产片，没有“港产片”，而在《白金龙》之后，粤语片就开始盛行于港澳、两广、东南亚，以及美洲等地，再也没有消失过。甚至连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的禁粤语电影运动，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对于影响力如此之大的一个片种，如果持视而不见的态度，的确有些说不过去。不过也应该看到，生活在一种文化氛围中的研究者，由于语言、地域等各方面的因素，有时候很难对浸润着另外一种文化的影片作出中肯的评价。而渗透着岭南文化、中原文化和殖民文化的香港电影，状况就更为复杂。好就好在，这本书的作者长期生活在广州，经常游走于粤港两地，可能对香港电影没有什么文化上的隔阂，对粤语片也更没什么偏见了。所以在这本书中，作者对薛觉先、马师曾等这些早期粤语片的明星和他们的贡献也都一一作了评价，这恐怕是在内地学者的著述中很难看到的。
由于香港和内地的文化背景不同，香港电影并不需要和内地电影一样承担“启蒙”的任务，很多粤语片只是为了纯粹地娱乐。但是，在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时刻，香港和内地的电影人却又走到了一起，共同发出了“救亡”的呼声。“七七事变”之后，在港的电影人前所未有地精诚团结，共同拍摄国防电影；1941年香港沦陷之后，在港的电影人也前所未有地态度一致，拒绝为日本人拍电影。所谓历史自有公论，这本香港电影史虽然是“小”写的历史，却也能够做到微言大义，让我们更全面地看到香港电影的文化脉络。
——读《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
■沈小风
《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 周承人 李以庄著 北京世纪文景公司出版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很多历史著作都充满了“大”字:大视野、大气魄、大格局……在“大”历史观下，本来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或人物却被挤压成抽象的符号，这样的历史读起来也就有些索然无味了。或许是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或许是因为电影艺术本身的魅力，这本《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显得并不那么抽象和空洞，其中的很多人物和事件也并不那么不枯燥，原来那些只是象征着某个时代的一个个名字，在这本书中也鲜活了起来:罗明佑创业期的爱国情怀和鼎盛期的刚愎自用，汤晓丹面对日本人时的民族气节和虎口脱险时的冷静机智，邵醉翁对待雇员时的吝啬与开拓市场时的野心，夏衍香港出逃途中的沉着与勇敢，紫罗莲的少不经事……如此等等，在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因此，这本史书读起来会给人一种久违了的温馨感觉。
让人觉得温馨的，还有作者对于香港电影一些历史人物的态度。翻遍有关香港电影史的著作，都说《庄子试妻》是香港最早的电影，影片的导演黎民伟是香港电影第一人，这似乎是一个没有任何争议的问题。然而，这部电影史的作者在经过一系列考证之后，却认为《庄子试妻》的导演是当时共同参与拍摄的黎北海。于是，那个早年热心于电影，后来还是因为电影在港、穗、沪三地辗转奔波，但最终时运不济，解放后在广州街头靠卖凉茶了却余生的老头黎北海，终于浮出了历史的水面。关于黎民伟和黎北海到底谁是香港电影的第一人，以及他们对香港电影的贡献这些问题，也许还需要更新、更翔实的史料继续讨论下去，但作者的态度却让我们看到，历史不应该只是成功者的历史，历史也有可能是由那些历史中的消失者创造的。所以，这也就不难理解，作者为什么要给黎北海这位在电影史中长期销声匿迹的人以更多的笔墨和更浓厚的情感了。
和那些“大”写的历史相比，这本生动活泼、充满情感的早期香港电影史只能算是“小”写的历史。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大”写的历史还是“小”写的历史，现在关于香港电影史的著作都不多见。这往往也是让人们觉得比较奇怪的地方，被称为东方好莱坞的香港，有着悠久的电影传统和丰富的电影作品，但研究香港电影史的人却少之又少。偶尔内地学者有涉及香港电影史的著述，又往往被香港研究者所诟病。尤其是内地学者对于香港早期粤语片不太重视的态度，被认为是充满了“大中原心态”。要知道，1932年在粤剧名伶薛觉先主演粤语电影《白金龙》之前，只有国产片，没有“港产片”，而在《白金龙》之后，粤语片就开始盛行于港澳、两广、东南亚，以及美洲等地，再也没有消失过。甚至连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的禁粤语电影运动，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对于影响力如此之大的一个片种，如果持视而不见的态度，的确有些说不过去。不过也应该看到，生活在一种文化氛围中的研究者，由于语言、地域等各方面的因素，有时候很难对浸润着另外一种文化的影片作出中肯的评价。而渗透着岭南文化、中原文化和殖民文化的香港电影，状况就更为复杂。好就好在，这本书的作者长期生活在广州，经常游走于粤港两地，可能对香港电影没有什么文化上的隔阂，对粤语片也更没什么偏见了。所以在这本书中，作者对薛觉先、马师曾等这些早期粤语片的明星和他们的贡献也都一一作了评价，这恐怕是在内地学者的著述中很难看到的。
由于香港和内地的文化背景不同，香港电影并不需要和内地电影一样承担“启蒙”的任务，很多粤语片只是为了纯粹地娱乐。但是，在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时刻，香港和内地的电影人却又走到了一起，共同发出了“救亡”的呼声。“七七事变”之后，在港的电影人前所未有地精诚团结，共同拍摄国防电影；1941年香港沦陷之后，在港的电影人也前所未有地态度一致，拒绝为日本人拍电影。所谓历史自有公论，这本香港电影史虽然是“小”写的历史，却也能够做到微言大义，让我们更全面地看到香港电影的文化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