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2/2008

王元化谈马恩列毛鲁

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記 /文.關仁
文章日期:2008年6月1日
【明報專訊】是日也,林毓生與王元化談馬克思,深刻。
王元化教授,博學深思,走過漫漫人生路,親歷中國歷史的時代轉折,在專制與自由之間出入,在學術與政治之間領悟,其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前途之觀察,不可能不深入透徹。這樣的一位學問家,對思考,其觀點,最適合在「六四」來臨以前細讀深思。稍後,世紀版將另刊載他與林毓生教授有關魯迅的對談,敬請留意。
大約四年前,關仁有幸,曾經拉衫尾跟住學界前輩到上海拜候了王元化教授。當時是《九州學林》的簡體字版出刊盛會,這份學術季刊由香港城市大學和上海復旦大學合作籌劃,繁簡兩版,創辦於五年前,早已成為漢學研究的重要刊物。那次,王教授擔任主禮嘉賓,來到會場亦即係上海市圖書館,坐下,跟數十位徒子徒孫侃侃談了個多小時。
王教授那時候已經患病,好似係心臟出了問題,做了手術,不知何故,身體不斷流汗,怕熱到把圖書館冷氣開到max亦沒法止濕,故只好不斷用一條小毛巾抹汗,毛巾濕透了,由坐在旁邊的照料人員立即另換一條。在此狀下,本來王教授應該躺在家裏上好好休息,但他偏偏久留不走,因為,話題跟學術有關,也跟中國前途有關,他便不止唔肯走,仲愈講愈奮興,扯大喉嚨講話,甚至用手裏的拐杖敲地助陣,十足孔子當年,要對看不順眼的人事物「鳴鼓而攻」。
老人家如此勞氣,只因心中有火,只因仍對中國有愛。
關仁睇過王教授若干學術著作,因自己根底差,唔係睇得好明,但有一本《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記》就睇得非常過癮,書內記錄了王教授在中國開放改革過程中的觀察心得,極有啟發,而其中,也談及港人港事,對某些所謂文化雜誌和文化人極為不屑,點名罵之,睇到關仁笑騎騎。
做學問家,就要做這樣有話直說的學問家。王元化,偶像也,吾敬之!
[文.關仁]
敬悼王元化(一九二○——二○○八)
文章日期:2008年6月1日
【明報專訊】王元化先生的逝世,我的內心感到極為悲痛。十七年前我們初次見面,發現彼此性格,十分類似;因此,一見如故;很快成為摯友
他待我至厚,邀我到上海時,務必和他見面。我和我的夫人,祖錦,每次有機會來上海,一定去看望他,並曾兩度同遊杭州,這是我們最為溫馨的回憶。今年年初,我到香港講學,行裝甫卸,即來上海瑞金醫院,看望在病中的王元化先生。當時,一位熱心的朋友教他的助理放一個小小的答錄機在王元化先生的頭,我們和往常一樣自由地交談,並不覺得有任何拘束。後來,根據錄音紀錄,我們分別對於自己的談話內容做了文字上的潤飾,表達的思想並無更動。本來我和祖錦已經安排行程,預定要在6月12日再來上海看望他。沒想到那次會面卻成了我們最後的聚談,留下來的那份紀錄,彌足珍貴。
王元化先生的一生努力與奮鬥的意義,正如他的最後談話紀錄所顯示的那樣,是根據理性所蘊涵的自由與責任來探討中國的新生所應走的道路。這也是上海地下黨文委其他成員,孫冶方、顧准,所指出的道路。中國現代史的狂潮,恰恰與這樣的主張相駁逆,這是中國現代史的坎坷與他們生命中的坎坷的主因。
面對未來,我們的責任則是在先賢所指出的道路上,繼續奮鬥下去!
對談整理/林毓生
毛反馬克思,例如:人道、人性
王元化:我的《人物小記》也有一篇談到毛澤東的。呵呵。這是我剛才講的。毛澤東認為,思想改造最關鍵的就是把屁股移過來。毛澤東沒有讀過馬克思,他完全是列寧的那一套。林毓生:史華慈先生在他談毛澤東的專著中,也有同樣的看法。關於列寧,大概八九年前,我下過一點工夫。中國的問題,如果從世界史的觀點來看,還是可以更深入一些。列寧是個大天才,他不是思想天才,他是政治手腕、政治組織、政治宣傳的天才。他可以把黑的講成白的,把白的講成黑的,使很多人相信。這是一個很大的本領。其實,列寧基本上顛覆了馬克思主義。
王元化:我也這麼認為。
林毓生:但是他一輩子說自己是馬克思信徒,從來沒有說他和馬克思不一樣。馬克思的思想本身有許多矛盾。馬克思還是歐洲傳統底下的人。
王元化:他受到蒙思想家的影響。
林毓生:馬克思有很多矛盾。思想也不是那麼單一,相當複雜,也有些厚度。這厚度是歐洲文明在他身上的表現。列寧是俄羅斯傳統,跟歐洲非常不一樣。激烈得不得了。為了激烈的目的,什麼都可以做。換句話說,非常野蠻。但是馬克思和列寧合在一起,才有政治意義。因為沒有列寧,馬克思主義很難有政治意義,是列寧把它變成了政治行動。
王元化:我認為,列寧跟馬克思差異很大。毛未讀過馬恩什麼重要著作,可是奇怪,他有很多反馬恩的觀點。這些在文件中可以看到。
林毓生:因為馬克思界定無產階級是產業革命後城市中工廠裏的工人,其他低層裏的人,雖然也被壓迫,卻還沒有資格成為無產階級。
王元化:列寧的觀點很多都與他(馬克思)相反的。列寧對蒙思想沒有任何觀念。列寧和史達林(都是)。但是我覺得更厲害的是毛澤東。全球的政治家再怎麼反動、暴戾、兇悍、蠻橫、自以為是,沒有一個敢說,我是反對人道、反對人性、反對人情的。毛澤東在1942年延安整風時,在整風文件中把這些作為意識形態的一條原則(等於法律,可以依此判人的罪行),公然說反對人性,要堅決批判。
林毓生:因為毛澤東底下有很強無政府主義思想,他虛無得很。虛無以後有兩個可能,一個什麼都完了,他自己也完了,另一個就是只剩下自己。
王元化:他相信韓非子的人性論。但我以為他的性格也發生了一定作用。
林毓生:對、對。基本上在政治層次上就是玩弄人,他得意嘛。
王元化:魯迅是個很特別的人。他說,我是不惜從最壞方面去看別人的。(「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出自《記念劉和珍君》。)這在中國也是很少有的。他也承認他贊成韓非,他在《墳》的後記裏面講到:韓非的峻急,莊周的隨便。
林毓生:有這一面啊,有這一面。
毛「傳承」魯迅之恨
王元化:他這些東西,和毛澤東(很接近)。他說:我活不是為了愛我的人,是為了恨我的人,我跟他們鬥。這和毛澤東的「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有什麼兩樣?這個沒有人很好的研究。當然,他們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確實有許多相同的東西。林毓生:這個您看得很深。這一點,就是魯迅與毛澤東思想的傳承關係。
王元化:他們兩個有點「英雄惜英雄,好漢惜好漢」。(兩人)有一定聯繫。
林毓生:是這樣的。但是魯迅自己有矛盾,矛盾很厲害,很深。毛澤東不是。
王元化:你想,魯迅受過文藝復興的影響,受西方的各種蒙思想影響。所以,他的思想很混雜的。他還喜歡尼采。
林毓生:他又喜歡托爾斯泰。他有人道主義,他走極端嘛,所以人道主義到極端,大愛什麼的。矛盾。他有很多矛盾啦,魯迅的抑鬱其實反映了時代的矛盾。時代的矛盾在他身上反映得很強烈也很激烈。
王元化:魯迅到臨死的時候,他就說——他是用哲人的態度來對待人生的——西方的規則,人快要死了,他原諒仇人,原諒他恨過的人,原諒恨他的人。但是,魯迅到臨死的時候,一個也不寬恕。(「……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魯迅卻說: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出自《且介亭雜文附集•死》。)這個假設不弄清楚的話,就覺得很特別。你的那些仇人,當然有真正蔑視自由、正義的敵人,可自己的敵人無非就是梁實秋什麼的那些個人。我有一個很錯誤的觀點,這是中國的自己的觀點。紹興人的心胸非常的偏狹,器量狹窄得很。我有幾個紹興的朋友,我都很害怕他們,器量非常狹窄。這也許是我很錯誤的觀點,但是事實是這樣子的,我也沒辦法。
林毓生:紹興人可能是有這個。
王元化:你一句很無謂的話,沒有意識傷害他的話,或者你多少有點不夠尊重的話,他們能恨你一輩子。
林毓生:那是來自師爺傳統,自卑感很強。自卑感強的人就不寬容。師爺傳統就是永遠服侍人嘛,在人家底下伺候人。
王元化:我覺得,馬克思是無論如何有人道這些東西在裏頭。而列寧是非常喜歡暴力的。林毓生:馬克思最主要的(觀點)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被列寧)變成了政治上的意義。(而事實上,)無產階級是沒辦法變成政治意義的。無產階級本來是由經濟意義上界定的。無產階級變成政治意義就是列寧顛覆了(馬克思主義)之後產生的意義。根據馬克思的理論,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異化的極端,他運用黑格爾的辯證法,認為無產階級因此可以產生「真正的意識」。這種突破的條件是,你必須先是無產階級才能獲得這種突破。不是自認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政治人物,就會變成啊。階級本身是一個經濟方面的觀念,從這個觀點來講,你不是無產階級,怎麼會有無產階級意識呢?列寧說,我是無產階級先鋒隊,那我就是無產階級,我比你無產階級還更無產階級,同時我還是無產階級的領導,你無產階級需要聽我的。然而,無產階級先鋒隊組成分子大部分並非來自城市工人(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先鋒隊,事實上,是職業性的革命政治人物組成,並沒有同一的階級成分。
王元化:列寧最主要觀點在他的《國家與革命》裏。那裏面,他改馬克思改得很明顯。馬克思的暴力的意味,在那裏面忽然被加得非常濃烈了。
林毓生:對、對。但是看您從哪個觀點看,不這樣搞的話,就不能革命嘛。革命又不是口號,要革命就革,革怎麼革,革不出來,就要這樣革。結果成功了。
毛摘去「小」,知識分子都成資產階級
王元化:毛澤東,你曉得,他曾經有一個(說法),不知你曾經聽說過沒有。他說,不是按照經濟來劃階級成分的,應該可以按思想來劃階級成分。所以那時候,他說,中國那麼大,沒有一個資產階級了。那怎麼弄呢,他就是精神資產階級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是資產階級了。這個事情人家都不注意,我注意到了。1954年,他把所有的「小」資產階級的「小」字都去掉了。他說沒有什麼小資產階級。像我們這種人,從前他是歸結為小資產階級的,這樣一下子就上去了。那農民他不也是小資產階級嘛,(這時)農民一下子就變得比工人還革命了。「向貧下中農再學習」嘛,像文革 的時候,要求工人也要「向貧下中農再學習」。所以從這裏面(看出),毛的這個混亂更厲害。
林毓生:可是馬克思對農民很有偏見。馬克思認為,農民是很落後的。他這是歐洲傳統上的一個偏見。因為歐洲文明基本上不是從農民來的,是從城市來的。(毛澤東的說法),就是全部都亂掉了。但是,我有權力,你只能聽我講,其實是用權力來(推行)這些講法。要是公平辯論的話,他是很弱的。
王元化:中國很奇怪。54年,毛澤東把小資產階級的「小」字去掉了,所以知識分子都變成資產階級。到了61年、62年,一個是周恩來在紫光閣舉行會議,(另一個是)陳毅在廣州舉行會議,宣布給知識分子脫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帽)。中國的知識分子的糊塗也真是糊塗得可以,你的帽子什麼時候戴上去你知道嘛,沒有戴帽子幹嘛要脫帽呢?沒有人考證過這個,我考證出來,就是1954年它戴上了帽子。中國有這種極左的思想的人,很厲害,有些是跟傳統相結合的。你比如說,劉師培,那是厲害得很哪。
林毓生:中國確有這種極端分子。
.關於王元化
中國文藝理論家、思想家王元化五月九日因肺癌於上海辭世,終年八十八歲。王元化以獨立思想、仗義敢言而稱著,廿二歲的他已投身中共地下的文委工作。同年毛澤東宣讀《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王元化卻在黨內會議上表示不同意毛澤東。
一九四五年,王元化認識了左翼文人胡風,當時黨內批評胡風有嚴重政治問題,王元化認為缺乏證據。五五年,王因而遭隔離幽禁,使王元化戴上「胡風反革命分子」帽子,至一九七九年才獲平反。八三至八五年,王元化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退休後,王的學術事業到達高峰。九三年提出「多一些有學術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學術」,受到學界的歡迎與贊同;九七年發表《關於五四的思考》,提出「獨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實是五四的一個重要特徵。
.關於林毓生
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哲學博士,哈佛大學博士後研究。1934年生於中國瀋陽。1970年開始執教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歷史學系,主講中國思想史,於2004年退休,改任該系榮譽教授。94年當選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02年榮任中國美術學院名譽教授;著有《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思想與人物》、《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合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