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时光：赵一凡《西方文论、变通之法》

各位,
Z老师的书，写得实在有趣，特想与同道分享，进而商量如何向老师“发难”。好想，在网上出现当年的读书小组啊。
于是，忍不住给Z老师去信：有朋友看到我在BLOG上写到您的新书，想让放点出来读读。请师傅恩准我放序和跋，好么？
就算是给您新书做推广：））
静候回音。
唉，怎么才能有笔力写写赵一凡呢？苦恼中￥%……&*

今儿，获Z老师恩准：下卷的代序《西方文论、变通之法》，课后提示《钱钟书的通学方法》，可以放出去。
别苦恼，先把感冒治好了，再说其它。

呵呵，这是俺这写着玩儿的BLOG，第一次荣幸“放”尚未出版的才子书之序跋“出去”。

我啊，其实调皮，因为读Z老师的书，弄得很困扰，好像从未读过书一般——太多的书没读过了。不知所措。倒想看看，有谁能无障碍把这哈佛才子的“讲稿”通读下来。

其实，那天在北京北郊昌平西湖新村Z老师的跃层书斋里，看那一架架西方文论，小女子就对Z老师说：俺认识的年轻朋友里，大概只有梁文道能够和您谈谈书了。我啊，就挑点小闲书翻翻吧。
肥仔可不管，照样在一堆堆文论中，玩掷飞镖：这老头，爱玩儿这个：）

Lectures On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
西方文论讲稿
从卢卡奇到萨义德

赵一凡
2008年 北京

谨以此书题献

美国哈佛大学丹尼尔·艾伦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故研究员 钱钟书先生

This book is dedicated both to Professor Daniel Aaron

of Harvard University，and Mr. Qian Zhongshu,

late Research Fellow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西方文论与变通之法
（代序）
提要： 本文讨论读者普遍关心的西方文论，话题涉及研究文论的必要性、它的跨学科难度、及其应用与创新关系。文章中王指王松林，江西师大外院教授、华中师大博士生。赵指本书作者赵一凡。2006年4月赵途经南昌讲学，与王作随意谈。赵肯定20年来治理西方文论的成绩，也指出国内学科专业的严重局限。赵称：我国人文学术的创新发展，离不开西方文论研究，特别是它的跨学科视野、比较方法、批判精神。访谈内容由王录音整理，经赵修订，保留对话时的风格。

关键词：变通 西方文论 制度化 跨学科

王：赵老师，《外国文学》连载您的《现象学轶闻》，许多师生都在读。我读到第三篇，渐渐若有所悟。我想问：你从哲学开始，慢慢进入语言和艺术，这是怎样一种思路？

赵：这组文章讲述西方文论在20世纪初的痛苦萌发，主要线索是胡塞尔发起的西洋哲学改造失败，他的弟子海德格尔被迫转向语言艺术，最后选择诗思方向，作战略突围。

王：原是一段动态学术史！难怪我感觉其中有一股东奔西突的思想潮流。

赵：对喽。我是想借现象学，重温钱钟书有关做学问的两个道理。第一是变，即天下学问，时刻在变。一旦你把学问固定下来，看它是铁饭碗，那么无论多了不起的学问，很快就完了。对此钱先生有言在先：“回顾一下思想史罢，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总体上都垮塌了。然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可资利用。”

王：听起来，这好像是对德国现象学运动的总结。

赵：岂止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每一路西方文论都在说明变的道理，或提出应变方案。变通变通，唯变是通。第二条便是通与不通。天下学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假如你对自己的专业顶礼膜拜，把它仅仅看成是一门英语，或是什么世代不变的伟大传统，那你可就画地为牢了。为了打破专业观念，钱先生早已指明：“人文学科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穿不同学科”。他还告诫我们：“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酷局限，我们只能把专科学问分得愈来愈细。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之事，在客观上却是不得已”。

王：钱先生说的可是大实话呀！他的这番话让我陡然明白，为什么我越是读书越有一种紧迫感，感觉总是被逼着，要去读以往不曾读的书。

赵：心存此念便好。回想钱先生，他是外语科班出身，可他明白专业局限。所以他一生提倡觑巧通变、打通齐观。我们知道：专业切割造成了种种不通，这是普遍现象。而我们渴望的“通”，更是一大国际难题。从现象学开始，西方学界百年离乱、备受其苦。我们研究文论，就是要研究洋人的不通之苦、贯通之喜、及其各式转圜之法。

王：人们都说，20世纪是批评世纪，也是一个知识交叉的世纪。现在西方文论突破了文学范畴，涵盖广泛，内容庞杂。这给我们提出了巨大挑战。据我所知，你在多种场合提倡跨学科。但就西方文论而言，跨越比较仍是一桩十分艰难的事。

赵：是的。西方文论受诸多思潮影响，比如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还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些思潮既有冲突隔阂，也有渗透交叉。所以要辨明文论走向、梳理内在逻辑，委实大难。因为这项工作，从一开始就意味着从文学向其它学科的跨越与打通。

王：但我知道，跨学科比较研究在我国传统深厚，钱钟书就是典范。

赵：此事当从1925年讲起。那一年清华设立国学研究院，开创中国现代学术研究体制。准确说，是吴宓先生从哈佛大学白璧德处，带回了语言文化比较方法。此法到了钱钟书手中，实现了现代化与本土化。我知道三句格言，分别出自陈寅恪、吴宓、钱钟书。陈先生说文言：“中体西用资循诱”。这话说得老派，意思是以中国文化为本，吸纳外国新知。吴先生半文半白，说是“择善而从，比较出新”。他是说，我们中国知识传统啊，非常博大，并不因洋人一时强盛，我们就心浮气躁。钱钟书则以一句白话，概括了清华治学原则，进而提出我国人文学术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打通”。他的打通包括三层含义：即打通中西、打通古今、打通人文各学科。

王：难怪你在《现象学轶闻》中反复提到钱钟书，还把他当作我们研究现象学的经典示范。原来我们跟你读现象学、你却踩着钱先生的路子走。

赵：我怕一个人讲不清，所以把钱先生请到文章里，让他领着我们上Seminar。这五节研讨课的目的，是想告诉同学：我们人文各学科的学术方向，仍是“打通”二字。这是中国学人世代相传、不可推诿的使命。

王：我明白。可我的苦恼是：国内批评话语越来越西方化，而在嫁接、运用、创新方面，我们又明显不及前人。老一辈能把西方新知消化了，再用自己的话说出来。现在许多批评话语，简直是硬译洋文，不知所云。所以有人呼吁本土化。你觉得怎样才能本土化？

赵：此说反映一种焦灼心情，也是表示抗议：你们这些学洋文的家伙，难道不会说中国话？还害得我们跟着失语？其实没那么可怕。中国人七嘴八舌、吵着闹着，就能把洋人鬼话，渐渐说成自家话，四川话也可以说么（笑）。这是中国文明最了不起的本领。只不过它需要耐性、需要对话、需要用比较的方法来回说、打通了说。

王：是的，川大曹顺庆教授，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就此展开过激烈讨论。

赵：引进西方文论，最先由钱钟书倡导。1981年钱先生指导张隆溪在《读书》发表《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那时我已去哈佛读书。后来隆溪到哈佛，我才得知此事。我回国后，也在《读书》写专栏。《欧美新学赏析》便是研究文论的初步尝试。但我写得不好，达不到“化”的标准。按照钱先生的翻译原则，化即本土化，化得不够，则为讹。或者说，化是目标，讹不可免。我们一开口便错，所以“化”字加上“言”旁，就变成讹。对比美国解构学派的误读理论，钱先生仅用两个古汉字，就把这几层道理说透了。

王：化讹说出自钱先生的那一本书？你为何要把文论叫做“新学”呢？

赵：钱氏《七辍集》有两篇讨论翻译，我以为是引进文论、研究新学的纲领性文字。所谓新学（Western New Learnings），也是钱先生的典雅说法。我想他是顾及西学创新趋势，及其学科交叉性质。如此西洋新学，实为一种交叉混合体。我们若是因循守旧，依照单一学科的路子去治理它，势必造成不通、势必引起焦虑、势必导致误读误解。90年代大家一哄而上、约定俗成，把新学说成是文论，那也是没法子的事。总之新学传播、文论引进，迄今已逾20年。现状如何？自然是泥沙俱下、悲喜交加、哭笑不得。一方面，我们主动引进新学，这是好事。另一方面，它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呀。

王：我想知道，比较深层的问题是什么？

赵：有个社会学问题，那就是1954年中国高校院系调整。那次改造废弃了以清华为代表的欧美学科交叉制。同时套用苏联模式，即高度细化的专业切割。

王：分割确实限制学术视野。赵老师，如今专业界限一片模糊，文学该怎么办？

赵：毋须悲观。中国老话说祸福相依、不破不立。文学陷入危机不假，可坏事也能变好事嘛。让我们换一种眼光看：西洋学科制度肇始于启蒙，此前并无理性化的学科切分。随着劳动分工深化，学者就从一个个特定专业里培养出来。很少有人知道：英文系1850年前后才在英国创立。可它一旦制度化，就变成一个封闭机构：它有自己的专业要求、学术规范。在其支配下，你必须谨小慎微、亦步亦趋，否则拿不到学位、或者丢饭碗。

王：文学概念也是这么演变过来的。据我所知，18世纪前Literature是个含混字眼。它可以是文献，也可以是神父布道词。

赵：那时的文学包容广泛。现在英语系的老师，动辄说你是做文学的，我是做语言的。早先哪有语言学？那叫文字学（Philology），它不是现在讲的Linguistics。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索绪尔，他用科学家的眼光去分析语言。所以说，我们该用一种历史的、社会学的批判眼光，去看待学科分割。它既不神圣、也不永恒，更不值得我们誓死效忠，不敢越雷池一步（笑）。说到底，文学只是应运而生：英国资产阶级掌权后，阶级斗争很激烈啊。统治集团要以文学来教化民众、粉饰太平。所以荷马史诗、贵族审美、清教伦理，一下子都变得甜美和谐了，非逼着老百姓去读。其实英伦三岛的穷人，懂啥子古希腊么？还不是听阿诺德几个人在那儿忽悠。

王：是啊，阿诺德主张文学的道德功能。他说文学是The best that has been thought and said in the world。但他宣扬的甜美文学与道德批评，后来受到了挑战。

赵：二战后，老海宣告哲学终结，人文学术中心塌陷。或者说，由于哲学放弃领导，我们可怜的文学专业，从此失掉了理想与规范。而文学所谓的本质、功能、形式，统统出了麻烦。这是因为：与精密先进的自然科学相比，文学太落后、太小儿科。有人发动科学革命，想让文学具备严格的研究范式（Paradigm）、统一的学科原则（Discipline）。可惜它做不到啊。自打哲学终结，文学开始沦为人文学术主战场：各种学派理论，都在这里打成一团。如今的文学啊，我形容它是面目全非、左右不是人。同时，它又被迫开疆拓土，试行综合文化研究，甚至负担起人文学术的一部分领导与维系功能。

王：那么，文学立足点何在？或者说，文学还有没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我说的是“人”，虚构与现实中的人。西方文论和文化研究，似乎不怎么讨论文学性了。

赵：文学性问题，早就被解构、被扩展了。但它还保留几项基本人文关注。首先是你讲的人，其次是与人密切相关的文化历史研究，还有语言与阐释方法。20世纪科学革命，原想从语言上实现突破。但革命流产了。于是文学经历了革命与涣散。涣散之际，也有聚合与融通。我们是否从此不要基础了呢？我想还是要。第一是抓紧语言训练，第二要加强跨学科理论修养，第三坚持打通比较。语言是基础。在此基础上，你才能谈学科交叉。

王：我听出你的意思是：现代化也是个专业化过程。古希腊很少学科分类。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政治家，又是修辞学家、伦理学家。现在西方文论好像也在走向整合。

赵：古希腊哲学两大问题，第一是合，就是万物归一。这是柏拉图学说。哲学上叫同一性（Identity）或总体性（Totality）。第二是分。就是由一分出无数多，强调分歧差异。中国思想史同样。我们老庄讲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任何事物发展都有分和合。有人说笛卡尔是哲学家，我说他是科学家、逻辑学家。

王：牛顿是科学家，也是哲学家。达·芬奇是个艺术家，他还是个科学家呢。

赵：所以说不好分。18世纪欧洲大学都是神学院当家。哈佛到19世纪才有文理学院，然后分出许多新学院，诸如法学院、医学院、工学院，后者因二战需要，独立为麻省理工。但是到了二战后，人文学科变得一塌糊涂。什么原因？因为战争给理性带来毁灭性冲击。哲学家纷纷开始反思批判。哲学一垮，文学何以安身立命？高科技那么发达，文学变得很孱弱、很自卑。所以它要变革。变革是一痛苦过程，其中有分也有合，还有一大段混沌时期。我们中国人在苏联制度限制下，出路何在？我以为应变之道，就是提倡交叉整合。否则就不能迎接挑战，就要患上失语症。

王：可我们在读现代西方文论时，还是茫无头绪、困难多多。

赵：洋人也焦虑、也失语。美国批评家萨义德，对此看得清楚。他说资本主义把我们变成了专家型知识份子（Specific Intellectual）。这种人目光短浅、狭隘琐碎，一辈子蜗居大学，只关心鼻子底下那一点儿研究对象。这是一种全球化趋势，即“学者们从总体世界大举撤退”。结果是无人考虑跨学科的现实问题。所以他呼吁学者打破专业格局、努力再现真实世界，做普遍性知识分子（General Intellectual）。

王：这里面确有一个交叉整合的要求。原来同钱钟书一样，萨义德也号召打通。回到人的话题。对于哲学和文学，人都是核心命题。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海德格尔说人是语言动物。我目前的课题涉及伦理道德、政治意义上的人。不知赵老师怎样看？

赵：我赞同马克思，他最全面，也最具批判精神。启蒙对人期望过高。当时所谓人的定义，是资产阶级白种欧洲人，而且是男人。他们把这个理想人的地位抬高，使之与上帝等同。尼采为何说上帝死了？就因为欧洲人成了上帝。这个人很糟糕，他自以为是，疯狂求知，他蔑视东方民族。所以黑格尔警告说：主人要变白痴。白痴本性在20世纪充分暴露。英美文学经典中，从《鲁宾逊漂流记》到《印度之行》，从《远大前程》到《第22条军规》，讲的都是白种主人的衰变经历。回到马克思，他对人下了三重定义，第一是自然人，就是说他是动物，虽说很高级，但还是一种生物，不是神。马克思在此迎头痛斥那个理想化的启蒙人。第二，人是他人。就是说任何人都涉及自我和他人的辩证统一。你不可能一个人关起门来自吹自擂。你是人，哦，人家就不是人？笛卡尔说我思则我在，太张狂。海德格尔将它颠倒过来，说我在则我思。巴赫金进一步修正：我对话则我在，这比较符合马克思原义。拉康说我欲望则我在，也有几分道理。

王：马克思还说人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存在。

赵：他是说“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总结。按照历史唯物论，这一条把人看成历史人、经济人、政治人。马克思的人就是现实中人，而不是抽象自由人、虚伪道德人。你不懂资本主义经济、不懂现代社会话语交流，那么你谈人、谈文学，还不是瞎谈？关于人，钱先生也说过一句话：人如鸟之双翼、剪之双刃。就是说，我的存在包容了你，二者缺一不可。我们同外国人、外国文化理论的关系，莫不如此。所以要打通。

王：讲得好。我近来读莎士比亚也发现这个问题。过去以为《哈姆雷特》是命运悲剧。其实未必。我细读后觉得它是理性悲剧。《麦克白》有句台词：Here is a tale / Told by an idiot, full of sound and fury. / Signifying nothing. 这让我想到黑格尔：人一不小心就会变白痴。启蒙以来，西方人崇尚理性。尼采说上帝死了，这是对理性的警告。福柯扬言人死了，这是人本主义批判。利奥塔说知识分子死了，这表明他对精英思想的反思。罗兰·巴特说作家死了，这是驳斥作家主体论。有人大为惊恐：难道文学也死了？其实是没听懂其中的批判含义。这涉及人文学术总体上的观念变化。

赵：关键是要学会用一种变通与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人、看待西方文学。文论启示何在？我以为，它并非追捧西洋传统，而是质疑批判、温故知新。当然西方文论良莠不齐，我们不可盲目追风，而要鉴别取舍。但一味抵制，更是大错特错。与这两种错误态度不同，我们要在研究过程中，领会其批判精神，学习其综合方法，目的是更新我们的人文学术，这才是引进关键。如果你仅仅因为读不懂文论，就反感新概念、排斥新思想，那你可就上了大当。外国人可不在乎。你不读新书、不愿对话，结果就变白痴，就落后挨打。

王：赵老师，西方文艺复兴就有了人的概念，而我们有关现代人的认识观念大大滞后，这可是个问题呀。

赵：五·四运动是第一波引进。当时欢迎德先生和塞先生，即民主与科学。这是现代性或理性的两个分支。第三支是文艺理性，我叫它波先生（Bohemia），它代表资产阶级革命第三大诉求。西洋人当时看不清楚，但已发现矛盾。现代派文学就是围绕波先生展开的，从马拉美、波德莱尔开始。总之，除了民主科学，启蒙还要求文化思想上的反思批判、自由表达。很可惜，五·四是个未完成的现代性工程。刚引进一半，就被外国侵略打断了。中国的现代性很悲壮，因为我们面临被西洋列强灭亡的危险。

王 然而五·四的学术气氛很好，胡适和鲁迅他们提倡解放，各种思潮都得以流行。

赵：第二波引进始于80年代。严格讲是1978年招考研究生，一大批老教授重新执教。

王：从此开始了与改革同步的第二波引进，90年代是高潮。

赵：是的。引进到今天，思想仍然混乱。关键是学科细分、观念制约。比如我们对西方文论的长期介绍，基本上各自为战、支离破碎。因为我们每个专业只能截取人家一块。而欧美各路文论，却是在剧烈分合中发展起来的。这就造成我们大量的肢解，以及一种脱离外国历史语境的误读。前后两波对比：第一波学者视野宽阔，受过良好的中外文综合训练，结果出了一代大师，深刻改变中国学术思想。第二波引进花费的时间长，效果却不如前。我想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一代学者视野狭隘，尽是一些分门别类的专家。

王：赵老师，我们英文专业是第二轮引进的主力军。但在译介方面，还是出了不少讹错。你觉得我们的弱项在那里？

赵：第一知识结构简单，第二学术观念老化，第三理论意识淡薄。我们这些学英文的人啊，长期忽视欧陆思想。从哲学上讲，英美学术长期受实证主义、实用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支配，所以严重缺乏德法哲学的辨证与批判精神。我想提醒英文师生，此乃一大局限。要让研究生知道欧陆方法的重要性，否则就很偏狭、很小资、很贵族。永远只会做一些传统文字学的爬梳考订，一些低层次的文本细读，即词义辨析 + 道德说教。

王：同美英学派相比，欧陆思想显然是有本质差别。譬如俄国的巴赫金。但在这方面我发现：西方左派学者思想跨度大、批判力度强，比如詹姆逊，他的学术话语无所不包。

赵：是的。英国学者安德森长期研究西马思想史。他得出结论说：自法国大革命起，英国人就蔑视欧陆哲学。这种保守心态一直持续到1965年新左派运动。

王：赵老师，詹姆逊多次来中国讲学，但我感觉他很难读。你怎么看？

赵：接着安德森的看法谈。他梳理的西马思想脉络，我基本认可：即英美保守传统根深蒂固。詹姆逊读博士时，正值麦卡锡反共。他精神上受压抑，便开始研究萨特，因为他仰慕欧陆哲学，敬佩左翼思想。你知道詹姆逊的导师是谁？就是那位写Mimesis的老教授。

王：《论模仿》，经典文论。作者是谁呀？一下想不起来了。

赵： 陈永国答辩时，我也提出这个问题，他答出来了。（王：德国人。）对，一流犹太学者。希特勒上台后，他出逃土耳其，凭记忆写出了《论模仿》。老先生名叫埃里希·奥尔巴赫。詹姆逊有这样的一个人做老师，你想想看，他的世界大不一样哦。眼下英美学界，但凡学术上创新领先之人，都能读德语法语。所以读到博士班，德法语就成了理论语言。詹姆逊难读，因为他的知识结构多半是欧陆的。我们读《镜与灯》，可以读得蛮舒服。老詹姆逊就让我们痛苦，让我们震撼。因为他精通马克思、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还有尼采、福柯、德里达。他写文章时总会记住这些欧洲人，而英美专业对此一头雾水。詹姆逊通融百家，另一位左派学者萨义德，也是思路开阔、高屋建瓴。他不但能做精湛文本分析，还有强烈的批评意识。他和詹姆逊一道成为英美批判楷模、文化研究旗帜。不要忘记，詹姆逊出身耶鲁，萨义德出身哈佛，他俩都是英美传统训练出来的。但人家善于从欧陆引入新思想、新方法，结果可就大不一样啰。

王：2002年我在剑桥访学，正逢英文系邀请萨义德演讲。他连讲四场，都与Humanism有关。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人文主义是种批判态度，A Critical Attitude。赵老师，最近我的研究涉及文学中的政治，例如9·11之后西方人定义的恐怖主义。其实，早在20世纪初，康拉德的小说《特务》就涉及到这个问题。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赵：9·11之后美国人提出恐怖主义。中国政府支持反恐，但不赞成单纯军事解决，而是主张谈判、强调阿拉伯民族自主权。从宏观历史讲，我们必须正视资本主义全球化逻辑。詹姆逊说它是一种彻底殖民：即不单掠夺资源、扩展市场，还要实现精神文化上的全面征服、彻底同化。回到柏拉图同一性，全球化就是万物归一，就是用资产阶级的权力意志、生产逻辑，最终把所有落后民族、包括阿拉伯文明，都给它铲平了，并且在那里建立起美式民主、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恐怖主义就是这种混账逻辑造成的恶果。对此，唯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才能做出批判性解读。返回哲学，也就是主体与他人的辩证关系：阿拉伯民族深受压迫，他们不断恳求、抱怨、抗议，但美国从不理睬。怎么办？本·拉登有他的对话方式 —— 我炸掉你的世贸大厦。这是很悲惨的事，它引发文明冲突。

王：亨廷顿的说法。文明原来可以对话，但资本主义造成了文明对抗。

赵： 美国有那么发达的教育科研，却很少有人真懂阿拉伯文明和伊斯兰教。他们不尊重别人，自己也成了白痴。直到大兵压境，美军才发现缺少阿拉伯语翻译，于是全球招募。（王：这是典型的文化帝国主义。）对，萨义德说是Cultural Imperialism。我们不妨把恐怖主义看成一种文化畸变，即西方压迫东方的后果。这也是美国人咎由自取。要狠狠批评他们：像小布什这样乱打下去，恐怖主义无法根除。最后回到政治经济学。美国为何要打伊拉克？还要把约旦、伊朗逼到这个份上？因为石油，这是它的战略资源。

王：马克思的道理很管用。政治也好、文化也罢，都离不开经济基础。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生产，实为帝国主义利益驱使的结果。

赵：所有政治的根基都是经济。研究西方的文学文化，一定不能脱离资本主义发展逻辑。

王：我正想了解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比如文化工业、复制、再生产。

赵：对于我们文学专业中人，最大的脑筋急转弯，莫过于文艺现代性。它就是那个一直受人欺负、不断惨遭扭曲的波先生。文学也随之陷入一堆麻烦中。我们知道，西方现代性三位一体。刚才讲到德先生、赛先生。赛先生是科技理性，但它蜕变成了工具理性：它唯利是图，只讲效益。它蔑视并排斥一切非计算性思维，包括伦理、情感和想象。

王：这种工具理性导致精神奴役、文化衰变，它同波先生是对头。

赵：对。再看德先生：它让老百姓参与政治，即用资产阶级民主，解决社会矛盾。用列宁的话讲，就是拿虚假民主，加上海外剩余价值，收买国内市民社会。同时它拼命发展商品文化、制造虚假意识形态，这就压制了文艺现代性，剥夺了波先生的表达与批判功能。于是启蒙理性开始走向它的反面 —— 这是西马和福柯高度关注的话题。如今美国一面在全世界横行霸道、打打杀杀，一面到处推销它的商品和民主。

王：就是这套文化帝国主义逻辑，或者说暴力加蒙骗。晚期过后，还有一个什么期？

赵：列宁称它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詹姆逊补充一个晚期资本主义论。他将政治经济学概念，推至文化领域，这就有了资本主义早、中、晚三阶段。对应文化史，恰好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后现代阶段，出现了高科技、市场化的文化再生产。我们知道，从古希腊开始，哲学、语言和文艺的基本功能，就是再现真善美。但柏拉图看不起诗人和文艺家，他认为那只是拙劣模仿（Mimesis），远不及哲学对真理的抽象再现。实际上文艺也能再现，只不过形式不同：它不迷信抽象理念，而喜欢象征比喻。请注意：所谓“文学性”分裂瓦解，早在柏拉图那里就埋下了祸根。若想讨论文学性，请你返回古希腊，但是大家要注意：别把它神秘化了。

王：俄国形式主义提出“陌生化”理论，试图解答文学“魔力何在”的问题。此说提出了一些形式层面的新见解，但它似乎未摆脱神秘性、主观性。

赵：在什克洛夫斯基看来：文学性是大作家刻意制造陌生、激活诗意的神奇笔法。此说局限于形式技巧、作家中心。所以它流行一阵，就遭到表征危机的强大冲击。西方学者逐渐认识到：20世纪的机器复制、商品文化，深刻改变了传统文学的本质论、神秘论。例如本雅明提出机器复制说，法兰克福学派将它拓展为文化工业与再生产。这就导致文艺再现大讨论。简单说，从再现（Representation）到再生产（Reproduction），标志后现代文化与早、中期文化的历史断裂：如今文艺不再关心真理再现、现实批判了，它进入一个大批复制的商品时代。消费社会和大众娱乐，日益成为文艺主导。超凡脱俗的文学，也要面向大众、提供商品。请注意，文学的社会职能与创作动机，日益受到再生产逻辑的支配，它不再看重真理再现了。如此乱局之下，我们还能把文学性看成是清高独立、神秘莫测的东西吗？必须承认：它突破了传统模仿论，从古代祭祀、文字阐释、叙事修辞、阅读接受，一路扩散至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各领域。一句话，文学性被五马分尸了。当然，它还需要讨论，但首先要祛魅，然后再扩展开来，加以综合考虑。

王：如今的文学，似乎越来越多地同电子传媒、信息网络、商品传销、社会心理、以及高科技发展趋势相关。

赵：对，这是一个巨大的、不断更新的文化再生产领域，包括我们时常看到的韩剧、美国大片、日本动画、电子游戏等，都是法兰克福学派定义的文化工业。

王：我发现，国内学者在这一块做的比较庞杂，许多术语不一致。所以我觉得，你新近组织的《西方文论关键词》，对我们大有帮助。

赵：这本书召集国内外60位专家，老中青三代人合作四年。目的是对文论关键词进行一次集中梳理，再加上我们自己的研究与考评，也能算是一种本土化努力吧。

王：它借鉴国外词典的优点，同时尊重国情、方便读者。每一个词条后面，还列有基本参考书目。我希望它再版时，能够更全面、更加系列化。赵老师，我还读到你在上海《文景》发表的《后结构传奇》系列文章。它也涉及西方文论，你是否在写这方面的书？

赵：我在写一本《西方文论讲稿》，全书30讲。它的历史跨度，是从尼采到福柯，贯穿20世纪西方学术百年动乱。全书分五编，依序是《后现代史话》、《现象学轶闻》、《后结构传奇》、《西马英雄传》、《后学面面观》。每编大概有5到7讲的样子。

王：何时出书？我们很想早日见到《西方文论讲稿》。

赵：自1998年起，我花4年时间写出初稿。接着拿去高校试讲。这叫做结合国情、量身定做（笑）。目的是了解同学们的知识结构，考虑他们的专业方向、学习进度。一句话，我想让大家比较顺利地接近西方文论，学会打通之法。这样不断修改，又花去4年。我将于2007年出版《讲稿》上册，2008年下册也可面世。

王：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今天交谈令我受益匪浅。赵老师，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