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2/2008

北島自傳第一章

K,
因為他是北島,小女子不敢出聲了。
在我們成長的年代,北島、舒婷、顧城,這些,這些,是偶像,如大石,矗立在道路的最前方。我們,只有期盼的份兒,期盼幾位朦朧詩人,再出新作,一本,又一本。或許,是文革毛指示星夜傳達留下的心理陰影,如果,沒有能第一時間讀到他們的新詩,如錯過偶像撒下的雨露,很難過的。
漸長,然后就是年過了四十。再讀,哎呀,他們不過是寫了你我的“天心”。讀懂了,人也已不詩意了。
不過,對那一班人,還是仰慕的。

記得0六年十一月八號,龍老師新書會第二天,小女子約了錢鋼老師、新新社長,以及專程來港的臺灣《天下》肖錦綿大姐,在UNCLE那兒喝酒。錢和章總是在說七十年代成長的故事,小女子聽急了:就欺負我晚生十年,沒有趕上你們那些自由自在、熱熱鬧鬧的“好時光”。這話兒,也和田惠總嘀咕過。
這回,讀北島,這感覺又撲面而來。不過,他和曹一凡不錯,周游世界愿意帶著樓里的女孩們,“洗衣煮飯”!!呵呵,昨兒對MAYBOY說,要是早十年,小女子肯定報名,報名,非纏著讓帶上不可:)
然后,兩人相視一笑:可不是,當年拐了個“女同學”,來海南“洗衣煮飯”!
一高興,趁著天轉晴,洗了好大一堆,把陽臺的竹竿們壓彎腰:)

三不老胡同一號
北島
文章日期:2008年3月17日
【明報專訊】編按:中國作家北島自一九八九年後在歐美「流放」多年,去年底,來了香港,定居香港,也在香港動筆撰寫他的文學自傳,細述平生,尋根溯源,娓娓憶述如何走上這條文學長路。
北島,一九四九年出生於北京,原名趙振開,中國詩人,為「朦朧詩」代表人物之一,亦寫小說、散文、評論,著有小說《波動》、詩集《在天涯》、散文《藍房子》、《青燈》、評論《時間的玫瑰》等,作品至今已有卅多種語言譯本,曾獲多項國際文學獎榮譽,包括摩洛哥阿格那國際詩歌節詩歌獎、古根海姆獎、瑞典筆會圖霍夫斯基獎,及德國讓內特‧斯考肯文學獎等,又曾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北島文學自傳第一章,七千五百字,今天起,於本版連載。
《一》
1957年一個冬天的早上,母親帶我穿過雪後泥濘的胡同,來到剛建成的紅磚樓房前。這土路丈餘寬,坑窪不平,一小窩棚橫在路中,冒出濃煙,帶一股烤白薯的糊味。當醫生的母親不斷提醒我:髒,走這邊。
那烤白薯的糊味,讓我像狗一樣記住了新家三不老胡同1號。由此出發,我走了很多年,穿過童年的幻影穿過青春的迷惘穿過愛情穿過個人與歷史記憶……
那個冬天的早上,我抬頭望去,沿排水管沿窗戶陽台向上,直到屋檐後北京的天空。這裏原是鄭和的宅邸,雕欄玉砌今何在,唯有假山,如瞎眼證人。而這仿俄式建築,彷彿是鄭和經現代化改裝的大船,生火待發。
鄭和本姓馬,小名三保,明成祖朱棣賜姓鄭,三保老爹胡同因此得名,到了晚清,大概被囫圇吞棗的北京話,外加噎人的西北風篡改成了諧音,倒也吉利。說起鄭和周游世界至今還是個謎,既不為了炫耀武力,又非貿易經商,動機何在?還有個尋找失蹤的建文帝的說法,就更離譜了。最近看到許倬雲先生的另一種解釋:為了防禦蒙古人,朱棣派鄭和通過親善外交,以水路包抄敵人後方。
調到民主促進會(簡稱「民進」)以前,父親在保險總公司工作,我們住阜外保險公司宿舍(如今二環路邊),推窗就是田野。我在阜外小學正背《九九歌》:「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搬家轉到弘善寺小學,接茬背,正好與時俱進:「五九六九河邊看柳,七九河開八九燕來」;待家安頓,春天也到了:「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搬家對孩子來說,興奮多於戀舊。我們原來在一層,與另一家合住,共用廚房廁所;而新家在四層,獨門獨戶。淡淡的油漆味、玻璃的反光、院墻和假山,特別是陽台。從這兒望去,四合院青灰色瓦頂層層疊疊,有如排浪,涌向北京城低低的天際;鴿群閃爍而過,哨音反襯出天空的寂寥;棗樹招來八面來風,青棗漸紅,讓路過的孩子不禁踮起腳。
我結識了曹一凡,他家住三層,正在我們下。一凡只比我大一個月,卻早熟得多:我還停留在小人書階段,人家早躲進被窩用手電筒讀《紅樓夢》了;他發育也早,比我高半頭,中學時就敢冒充另一同學的舅舅。我們在不同的小學就讀,初中同校不同班,考上四中才成了同班同學。若無文化革命,他鐵定是我的入團介紹人。
《二》
搬家前不久,同公寓另一戶人家的男主人跳樓自殺了。那天中午聽到這消息,我懵了,好像是個猜不出的燈謎。他身後留下寡婦,還有個小我幾歲的男孩,叫俞梅蓀。那留在歷史深處的哭聲,除了在黑暗中支起耳朵的我,又有誰能聽見?多年後得知俞梅蓀為民請命的故事,看來比他父親有出息。
誰承想鄭和這大船自重建之日起,就注定要穿過一場大風暴,搭船的人灰頭土臉,惶惶不可終日。可孩子們乘的是另一隻船,夢想之船,與現實世界基本無關。
那天晚上我已上,發現父親表情陰鬱,抽煙在屋裏踱步,忽然衝出去,敲隔壁鄭叔叔的門。只聽見父親的嗓門愈來愈高,我為他感到羞愧。他半夜才歸來,跟母親在臥室竊竊私語。一連幾個晚上如此,我被噩夢魘住。在樓道碰見鄭叔叔,他縮脖怪笑,目光朝上,好像悟出人生真諦。我從父母的隻言片語拼湊出意義:他犯了嚴重錯誤,父親代表組織找他談話。多年後,父親告訴我,若工作調令早幾個月,肯定犯錯誤在先,說不定正好與鄭叔叔對換角色。
1958年那一年,我們大院可熱鬧了,每天都像過節。先是在大院辦起了食堂,我家保母錢阿姨改去食堂上班,我們兄妹仨跟入伙。在8號樓前的空場搭起小高爐,父親跟叔叔們從早忙到晚,煙熏火燎,鏡片閃閃。最後煉出一堆爐渣般的鐵疙瘩,敲鑼打鼓——讓我好生羨慕:人家大人就是比我們會玩。
要說打麻雀才是那一年的高潮:全北京都瘋了,三天三夜,鼓號齊鳴,喊聲震天。我在陽台敲打空餅乾筒,胳膊痠疼,嗓子嘶啞。對孩子來說,這是最偉大的狂歡。多年後,我才從舊紀錄片上看到當年的戰果:麻雀紛紛墮地而死。據統計,僅在北京地區就殲滅了40多萬隻麻雀。
隨後流年不利,是先從陽台上那堆白薯變質開始的。我坐小板啃爛白薯,正趕上收音機不斷播放《春節序曲》。這樂曲在記憶中扎了根。再聽那曲子,我嘴裏就有股爛白薯味。
爛白薯味很快轉換成一個詞兒:浮腫。大人見面改了問候語,先問浮腫了沒有,再互比浮腫程度,按按,用硬幣按進小腿肚不掉者,即三級浮腫,好像是特殊榮譽。母親把口糧省給我們,達標三級,人嘖嘖稱奇。
最令人傷心的是,假山拆走了。只見太湖石被吊起,裝上卡車,一冒煙就消失了。那可是我們捉迷藏的好去處。這鄭和家的最後證人,據說成了軍事博物館(北京十大建築之一)的戰利品。推土機忙活了好幾天,夷為平地,再種上一排排小楊樹,生長速度驚人,沒幾年工夫即可與樓比肩。
我和一凡常出門遠足,用腳丈量北京。赤貧與行走相結合的好處是,讓想像無邊無際。他大講《80天環游地球》,我們堅信有一天會走遍世界。對,還要把樓裏幾個女孩子也帶上,洗衣做飯。
出德勝門到齊家豁子,眼前是大片菜地。此行是為了逮蛐蛐,但饑腸轆轆,比蛐蛐叫得還歡。於是鑽進菜地,剛摘了幾個青辣椒,就被鄉下孩子發現,石頭土塊飛瀉過來,我們抱頭鼠竄。
我跟弟弟在陽台養兔子。父親把舊木箱改成兔舍,分隔成上下層,有樓梯相連。兔子食量大,我們到處打草挖野菜,供不應求。一天下午,我和同伴翻遍全樓的垃圾箱,撿到146個白菜頭,平分後帶回家餵兔子。父母大喜,認為在食物鏈中人在先。清煮白菜頭蘸醬油,乃人間美味。
母兔生下5隻小兔崽。我們忍不住用手去摸,此後母兔拒絕餵奶。只好把它們放進墊好棉花的紙盒,用吸管餵牛奶。當夜一隻只死去。第二窩的小兔崽,尚未睜眼就出籠覓食,結果從圍堵陽台的磚頭之間鑽出去,摔死了。
有一天,父親要殺兔果腹,抗議無效,我和弟弟很難過,在外蹓躂了大半天,回家後宣布絕食。(四之一.明續)
[文/北島]
三不老胡同1號(II)

《三》
三不老胡同1號由兩棟樓組成,大門居中,傳達室帶有過渡時期的典型特徵——慵懶嗜睡。看大門的伍大爺也傳呼電話。電話鈴響,他擱下飯碗,幾步竄到當街,用手攏成喇叭形高喊:「443電話——」
443是我家門牌號碼。4號樓緊挨大門,共4層每層4單元。本樓基本是民進的住戶,僅少數例外。
先從左鄰右舍說起。441由單身的鄭芳龍叔叔與寡居的田阿姨合住。鄭叔叔摘了右派帽子後成家,搬到8號樓去了。田阿姨鬱鬱寡歡,而上大學的兒子愛唱歌,給沉悶的生活帶來亮色。我們私下叫他「百靈鳥」。他每天上下樓高歌一曲,樓道的共鳴,大概能解他高音區的問題。
442伍家。伍禪伯伯是廣東海豐人,早年留日,後來成為馬來西亞愛國僑領,回國後加入致公黨,榮升副主席。致公黨由歸僑組成,是八個民主黨派中的小兄弟。在我看來,伍禪就是該黨的化身——寡言含笑,與祖國分享富強的秘密。他有兩個文靜的女兒。奇怪的是,從未隔牆聽見有人高聲說話。輪到我收水電費,得以窺視其生活一角,可看了也白看。
441張家。張家奶奶和藹可親,總用上海話喚我「大少爺」。為躲避這稱呼,我踮腳上樓,可她從樓道拐角悄然轉出來,深鞠一躬:「大少爺回來了。」張守平叔叔人如其名,夫人在外國使館當保母,有兒女各二。小女兒和我上同一小學,比我低一級。我四年級時對她產生過愛慕之情。有一天在上學路上,她轉身跟我打招呼。幸福如電流灌頂,我勇敢地迎上去,才發現她打招呼的不是我,而是我背後的女生。這是個殷實和睦的家庭,用客套與外人保持距離,用沉默抵抗風暴——一個暴虐時代的生存之道。
433曹家。一凡的父親曹葆章伯伯,內心急躁但表面隨和,有相貌為證:從耳鼻眉梢長出濃毛,有如憤怒升起。他40年代在四川做過縣長及國大代表,49年後自然不得煙抽。除了一凡與我,小妹一平和珊珊也同歲。兩家的孩子來往頻繁,推門就進。一凡上有兩個異母同父的姐姐,她們發育早,特別是少遮攔的夏天,讓我暈眩。
434龐家。龐安民伯伯原是武漢交通銀行經理,有一種見過錢的鎮定;夫人在義利食品廠當會計,等於掌管天堂的鑰匙(特別是困難時期),要不他家孩子個個人高馬大。大哥邦本是畫家,57年右派,留在勞改汽車廠搞外形設計。他設計的卡車有如未來世界的戰車。大嫂當年可是大美人。她因病長年臥,善於密談,指點路徑,成了我們這幫憤青的人生導師。而居委會則不以為然,認為她是「青少年教唆犯」(我另闢章節寫她)。二姐邦選是師大女附中高才生,心高氣傲,不屑與我們為伍,直到插隊時才屈就,跟我們混混。小弟邦殿內心瘋狂,後成數學家,看來數學有安神定心之功效。
從三層再往下,記憶變得模糊,如墮霧中。
241馬家。馬德成大夫是孫中山侍衛官馬湘之子。據說孫中山臨終前囑孫夫人:「馬湘一生追隨我,必須保障他的生活費用,把他的子女都培養成才。」想當年,馬湘幾乎每年都來小住,散步時腰板挺直,一派軍人氣概。他兩個孫子大胖二胖後來都成了名醫,未辱沒國父的期盼。
243劉家。劉鶚業叔叔為人敦厚,苦心躲過歷次運動,提早謝頂。他夫人是中學老師,家有二女。我們兩家交情深厚,說來話長:由於緊急分娩,他家的小女兒是我母親在家接生的。
244葛家。葛志成是民進秘書長,乃本樓最高行政長官,有專車接送。他原是上海小學教員,地下工作出身,49年後進京城在教育部當官。他平日深居簡出,神秘莫測,好像在繼續從事地下工作。他夫人華錦是八中黨支部書記。獨子與我們初識時百問不答,得名「葛不說」。
141沐家。沐三握伯伯的名字取自「一沐三握發」,指周公勤政,連洗澡都不踏實。沐伯伯大概既無朝政可理又無洗澡的條件,故脾氣很壞。記憶中他已是個老先生了,常臥不起,很早過世。而方阿姨年輕得多,溫和內斂,獨自把兩個兒子養大。小京與我交情甚深,尤其七十年代初。是他把池小寧和趙一凡介紹給我。與他們相識,乃一生中大事也,特別是後者,既為摯友,又兼任我由沉睡到醒悟的人生嚮導之一。
《四》
要想標明三不老胡同1號在北京社會版圖中的位置,就得從「大院」與「胡同」說起。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一般說來,「大院」是居廟堂之高的外來戶,「胡同」是處江湖之遠的原住民;「大院」代表權力,「胡同」貫穿歷史。兩者間的對抗與消長,構成1949年後北京階級鬥爭的新動向。
當然問題沒那麼簡單,真正的高官寧可在胡同深居簡出。比如,我們大院的住戶就多是中下層幹部,而民主黨派的大佬們則跟執政黨隱身胡同,相濡以沫,即使削官革職,照樣好吃好喝,難怪其後代自稱「最後的貴族」。
「大院」分三六九等,往往與國家機器的零部件有關。雖說民主黨派在個別歷史時期地位有所提升,但基本屬於殘次品,故三不老1號的人貴有自知之明。這種等級意識體現在發聲學上,特別在文革 期間,人家自報家門時中氣十足:「中直的!」「計委的!」「海軍大院的!」。輪到我們,就像含大棗似的:「三不老的。」
那時候市內樓少,三不老胡同1號在當地是標誌性建築,方圓三五裏抬頭便是。我在弘善寺小學讀書,同學多來自底層。到同學家去玩,家長問及住處,同學搶先回答:「人家三不老大樓的。」家長翻白眼打量我,好像我是權力中心的使者。對國家機器的零部件及殘次品,平民百姓並無鑑別力。
胡同構築的迷宮、雨後的水坑、初夏槐花的香味和昏暗的街燈,讓我這個在樓裏長大的孩子心嚮往之。與樓房的刻板結構相比,那有一種平民的野性與自由。夏天,公用水龍頭旁,半裸的男女插科打諢,孩子追逐嬉戲。沿牆角拐進小院,房屋歪斜,角落堆滿碎磚破瓦。那有另一種生活:祖孫三代擠在一起,罵罵咧咧,可粗礪的外表下是深深的依戀;還有左鄰右舍那份真心的關切……從胡同深處回望,我竟會對大樓產生隱隱的敵意。這無疑和青春期的反抗有關:大樓代表父權和秩序。
大院的孩子深入胡同是要冒風險的,弄不好會遭辱甚至暴打,除非你有幾個真正的胡同朋友。
關鐵林是我小學同學,一度與我來往甚密。他住在附近一條死胡同的小院裏,大樓遮蔽了其中的陽光。他母親因病早逝;父親是救火隊員,三班倒,很少在家。不知為什,在我記憶中印象最深的是他家的舊銅臉盆,坑坑疤疤,就象一件傳家寶。下了課,他點火生爐子,把燒好熱水倒進銅盆,用手指試試水溫,慢慢把雙手浸泡進去,愜意地閉上眼。也許那就是他所失去的母愛。
有一次我跟他吹牛,說我父親的字寫得多麼棒。他吃驚地看我。關於他父親呢?他沉默了。至少在現實層次,寫字與救火是不對等的——在大火中爬高等於玩命。他不能再失去父親了。
另一個胡同朋友的名字我忘了。他是我小學的同班同學,家住後海河沿。他父親是街頭小販,擺攤賣糖果針線兼營小型賭博業。那是個分格木盒,糊上窗戶紙,繳兩分錢用手指捅進小格,或空空如也,或糖果玻璃球之類的獎品。我每次志在必得,道理也簡單:他兒子把秘密先透露給我。(四之二.明續)
[文/北島]
三不老胡同1號

文章日期:2008年3月19日
【明報專訊】

文化革命爆發那年我17歲。我就讀的北京四中處於風暴的中心。6月中旬,《人民日報》發表了我校和女一中部分高三同學寫給黨中央的信,要求停課鬧革命並自願放棄高考。那正是我數理化告急的關坎,而期末考試在即。
學校突然宣布全面停課,我歡呼雀躍,為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徹底失敗,也為自己跨越數理化的全面勝利。文化革命於我,最初是一場青春的狂歡節。
每天醒來,我都感到不踏實,擔心毛主席又改了主意。他老人家最終下定決心,永遠關上學校大門。
狂歡節很快轉成血腥的悲劇。三不老胡同1號這條大船首先發出求救信號。誰也沒料到,本樓首席行政長官葛誌成的家首當其衝:他夫人、八中黨支部書記華錦被關在學校,因忍受不了拷打,8月22日凌晨自縊。緊接,一凡的家被北航紅衛兵抄了,他父親曹葆章被遣返回四川原籍(幾年後鬱鬱而死)。
我們大院幾乎成了北京抄家的首選目標,雞犬不寧。3號樓的趙君邁,這位遼瀋戰役被俘的國民黨長春市市長,每天早上在院裏舞劍,飄飄然,好像在練習升天。那天紅衛兵抄家時,他試圖反抗,差點兒被當場打死。看來他已做好升天的準備。
各樓門口帖出告示,宣稱全體居民都是反革命,訂於某日某時全部抄家,無一倖免;並勒令先繳出「四舊」,否則格殺勿論。於是我們先自行抄家,把涉嫌「四舊」的書籍物品送到居委會,包括一副象牙麻將,多年後父親提起來還心疼。大限到了,揚言抄家的紅衛兵卻無影無蹤。一場虛驚。
那年夏末某日,輪到我到傳達室值夜班。看大門的伍大爺被掃地出門——據說是逃亡富農而遣返回鄉。至今我還記得他模樣:黧黑瘦高、禿頭、背微駝,身著白粗布褂黑緬襠褲,如同收進布袋裏的弓。他帶河北口音的嗓門特大,後來幾個看門的用擴音器都遠不可及。
這昏睡的傳達室終於醒來,見證了暴力和苦難。就在那天深夜,一個住2號樓的少女向我哭訴。天一亮,她和家人就要被押上火車,永遠不准再回北京。
在昏暗的燈下,她嚶嚶哭泣,目光充滿了乞求,好像我是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血雨腥風的時刻過去了,生活照舊。而文革 終於給民主黨派帶來實踐民主的機會。民進中央連同司機勤雜總共二十來號人,按民主的遊戲規則分成兩撥。
父親忙寫大字報,打筆仗,樂此不疲。成人世界勢不兩立,而孩子們照常來往。
與國家大事進行曲的主旋律相平行的,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變奏:收集紀念章、打雞血、甩手療法、養熱帶魚……由於大聯合,民主實踐告一段落。急流勇退,父親迷上了攢半導體。
那時主要燃料是蜂窩煤。每月最後那個星期日的上午,由煤舖工人蹬平板三輪,挨家挨戶送貨上門。趕上文革,工人造反了,不再為資產階級服務,一筐筐蜂窩煤卸在樓門口。一筐蜂窩煤六七十斤,無壯勞力的人家傻了眼,那陣子招女婿,估摸先得過搬蜂窩煤這一關。
趁文革之亂,一家廢品收購站連同破爛,悄麼悄地侵佔了大院東頭的籃球場,後來證明是極有遠見的:六十年代末的全民大遷徙帶來無限商機。而在我們同學中正興讀書熱,我和一凡去廢品收購站反收購,攔截顧客,篩選當廢紙賣掉的舊書;甚至用介紹信蒙混過關,直接鑽進廢紙堆淘寶。
在全民大遷徙的同時,北京開始挖防空洞。我們大院再次大興土木。首先遭殃的是那些楊樹。十年工夫,它們竄得可真高,而轉眼間全部砍伐,如風帆垂落。(四之三,明續)
[文/北島]
三不老胡同1號

文章日期:2008年3月20日
【明報專訊】六
1969年春,我被分配到北京第六建築公司,前往河北蔚縣開山放炮。一年後,轉到北京房山的工地,每兩周大休回家一次。
那時父母弟妹都在外地,我家成了聚會的中心。拉上厚重的粗布窗簾,三五好友,讀書、寫作、飲酒、聽音樂,當然還有愛情。那些出沒的女人,構成沙龍運轉的神秘動力。
而我們的行蹤,早在大樓居委會的監視中。一天夜裏,一凡在家洗照片,紅燈和放像機的閃光被當成發信號,小腳偵緝隊立即報告西城公安局,警察破門而入,一無所獲,最後沒收了我借給一凡的一摞古典音樂唱片。轉眼間人去樓空,三不老胡同1號門可羅雀。廢品收購站也隨之生意蕭條,一度洪水般氾濫的破爛,變戲法般縮進幾個籮筐中。
我們把地下男高音康健請到我家。他頭大如斗,臉色紅潤,像一輪夜裏的太陽,照亮我家的小屋和客人。他笑起來都帶共鳴,震得玻璃嘩嘩響。待他高歌《伏爾加船夫曲》,滿堂失色,三里開外都能聽見那警世洪鐘:「踏開世界的不平路……」
1973年初,父母從湖北幹校搬回北京,沙龍不得不轉移陣地。通過父親,我結識了1號樓的翻譯家馮亦代伯伯;再通過馮伯伯,我結識了更多的書和人。我常到他家小坐。馮伯伯像他的煙斗般鎮定,思路和煙縷一起上升。穿圍裙戴袖套的馮媽媽,奔忙於爐灶與字典之間。她幾乎失明,從厚厚眼鏡片上迷惘地看我,或手持放大鏡幫馮伯伯鎖定某個詞的含義。
1976年10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帶來四人幫垮台的好消息,當時馮伯伯正在廚房用毛巾擦拭後背。於是他和歷史一起轉身。
1975年夏,我們家買來一台紅燈牌9吋黑白電視。這可是全樓的大事,此前僅葛志成家有。每天晚飯後,左鄰右舍自帶小板凳湧進我家,歡聲笑語。那台電視供放在五斗櫥正中,被團團圍住,等於大家共看一本小人書。關鍵時刻出現信號干擾,父親連忙轉動天線,待畫面恢復正常,得,敵人已被擊斃。
隨技術更新,9吋電視前又加上放大器,畫面變形,坐得愈偏變得愈厲害,影響對正面人物的理解。好在那年頭人不挑剔,有聲有影足矣。一個物質匱乏的時代的好處是,欲望不多不少,就像自己的衣服那麼貼身。
1978年底,我和朋友創辦了《今天》雜誌。部分裝訂工作是在我家進行的,一摞摞油印紙頁從鋪到地上,散發一股油墨味。門庭若市,我手忙腳亂,居委會跟加班加點。客人中有幾位新朋友,後來成了《今天》的中堅。
1980年秋天我結了婚,從三不老胡同1號搬走。

2001年年底,因父親病重,我回到闊別13年的北京。
一凡開車帶我回三不老胡同1號。這夢魂縈繞的家,如今難以辨認:樓房低矮,窗戶狹小,外牆剛粉刷過,仍難掩衰敗之象。據說它已到了建築年限,是該拆掉的時候了。
我們拜訪了老鄰居們,首先是434龐家。邦本大哥開門迎候,他頭髮花白,挺拔如舊。他已再婚,是啊,大嫂去世好幾年了。他告訴我,她死前唯有我的詩集放在枕邊,讓人黯然神傷。邦選現在是一家投資公司董事長,衣著舉止,都表明社會進步的大方向。是啊,人家只在插隊時,才與我們這些草寇為伍。大哥張羅要搞一次聚會,把全樓的孩子都請來。是啊,家已租了出去,這正合我意,免得觸動記憶中的那個角落。
與鄰居們告辭,暮色四起。在原防空洞的位置,蓋起標準化樓房。往前推32年,那些楊樹,正等被砍伐的命運;往前推42年,那些太湖石,正被吊進卡車,運往興建中的軍事博物館;再往前推六百年,鄭和憑欄眺望後花園的假山,暮色中掌燈,鳥歸巢,萬物歸於沉寂。
(四之四.完)
[文/北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