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來，我的勒克萊齊奧
Jean-Marie Gustave Le Clzio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22日
【明報專訊】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名字，很多報紙都寫錯了。Le Clzio，根據法語姓名翻譯規則，應該寫作「勒克萊齊奧」，法語姓氏前面的Le應該和姓氏翻譯成一體，中間不用加連接線或者中圓點，他的全名應該是讓·馬利·古斯塔夫-勒克萊齊奧（Jean-Marie Gustave Le Clzio）。
而勒克萊齊奧，正是15年前，我進入法國小說的引路人之一。1993年夏天，高考過後漫長的暑假，我清楚地記得讀了兩本書：一本是《現代漢語大詞典》，另一本就是勒克萊齊奧的《夢多及其他故事》（Mondo Et Autres Histoires）——當時灕江出版社給它起了一個俗氣的中文名《少年心事》。1992年，我沉迷於中學圖書館裏奇怪地豐盛的日本現代小說，佐藤春夫、三島由紀夫，然後是太宰治、安部公房，我嚮往他們小說中那些熱中幻想、遊蕩頹廢的「無賴漢」形象。在離開中學圖書館的這個百無聊賴的暑假，我偶爾翻開這本《少年心事》，赫然發現裏面全都是這些流浪的「無賴」。
流浪的無賴：「永遠 熱愛」
Mondo，譯成「夢多」真是譯者金龍格的神來之筆。他流浪於巴黎街頭，髒兮兮卻頭髮「在不同的光線下變幻出不同的色彩」，不認識字卻像詩人一樣思考和說話。他是勒克萊齊奧之前和之後所有流浪者的少年時代，他們在文明的邊緣生活卻知道世界的秘密。《少年心事》裏還有許多這些少年時代的流浪者、偷渡客或者部落的反叛者，他們屬於一個獨立的世界，和現實世界格格不入，但是他們挑戰這個現實世界，和它作不可能的搏鬥，因此這些故事都籠罩一點悲傷的色彩，因為它們也記錄了現實世界是怎樣戕害那個獨立、純真的世界的。
《少年心事》讀完後借給一個畫畫的同學，最終遺失了，成了我的終身遺憾。後來，我在互聯網上找到了《夢多》的一些片段，例如「大堤盡頭一帶有塊水泥板。夢多最熟悉它了……它微微傾斜，表面被磨得溜光平滑。夢多盤腿坐在上面，輕聲地跟它談心。向它問候。有時，他還講故事給它聽，讓它高興高興，因為它天長日久、一動不動地呆在那兒，也許有點百無聊賴了。這時，夢多就跟它談起旅行、輪船和大海，還有漂游於地球兩極間的巨鯨。水泥板默然不語，一動不動，然而，想必它非常喜歡夢多講的故事，否則的話，它怎麼會那麼平滑、溫柔？」這種童話一般的詩意至今仍令人入迷，當然我現在知道這是勒克萊齊奧的一大主題：人與物齊。和世界萬物說話，不就是詩人的一個天賦嗎？就像李白說的「東風動百物，草木盡欲言」，詩人要傾聽它們又和它們說話，然後成為它們的翻譯者。
仍然記得《夢多》的結尾：找尋失蹤的夢多的蒂琴，找到了一塊夢多留下的石塊，「石塊上歪歪斜斜地刻幾個字：永遠 熱愛」。這是夢多認識的不多的幾個字，可以說，也刻在了我的心裏。這句話和10年後我讀到的另一個流浪漢：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達摩流浪者》中的一句話遙相呼應：「永遠年輕，永遠熱淚盈眶」，令人魂飛魄蕩、心嚮往之的兩句話，早已成為我的一種信仰。
半年後，1994年春，我讀到了勒克萊齊奧的成名作《訴訟筆錄》（Le Procs-verbal）。那是23歲的勒克萊齊奧寫的一個29歲的流浪者亞當·波洛的所思所行、他的「在蟻群中遇難之訴訟筆錄」。亞當·波洛是一個軍隊的逃兵，也是拒絕服所謂文明社會之「役」的逃兵，他獨自生活在海邊的一間廢屋裏，以觀察和挑釁不遠處這個碌碌塵世為樂，終於有一天他「瘋」了，就像「狂泉之國」裏那個唯一的清醒者，向世上所有那些真正的瘋子演說真理，卻被投進精神病院。我如此喜愛亞當·波洛以至於在書的扉頁上繪畫了我想像中的他。
其實，亞當·波洛是一個原初意義上的犬儒主義者——犬儒主義本意是指人應當摒棄一切世俗的事物，提倡對道德的無限追求，同時過極簡單而非物質的生活；現在，「犬儒主義」一詞通常用來描述那些為了保護自我利益、達到自我目的而向惡妥協的懦弱卑劣之人，前後之意恰恰相反，而後者正是亞當·波洛、勒克萊齊奧和我所痛恨的人。
因為日後勒克萊齊奧的每一部小說都在向文明世界宣戰。國內陸續出版了《戰爭》（1994）、《流浪的星星》（1998）、《金魚》（2000），台灣出版的印數極少的《他方：勒克萊齊奧訪談錄》（1997）我都第一時間讀了，甚至在舊書店裏買到了勒克萊齊奧的第一本中譯本《沙漠的女兒》（1983）。另一個主題在這些著作中出現：第三世界、殖民地人民及其文化與殖民者文化的對抗，也許都以現實的失敗告終，但在心靈意義上，前者永遠是勝利者。正如勒克萊齊奧在《沙漠的女兒》前面「寄語中國讀者」所寫：「它描寫了一位老人在信仰的激勵下，在人民力量的支持下，與殖民主義滅絕人性的侵略進行了雙方實力不相等的鬥爭，同時也描寫了一位年輕姑娘在當今西方世界與不公正和貧困所進行的力量懸殊的孤立鬥爭。他們的鬥爭絕不會是無益的。」這些在八十年代的中國出版物上顯得陳詞濫調的話，出自勒克萊齊奧這麼一個西方叛逆者的口中，配以這本文筆堅硬且詩意淋漓的小說，卻如此令人信服。沙漠的女兒拉拉最終離開巴黎時尚圈回到北非的故鄉，像她媽媽一樣獨自在海邊的無花果樹下生下自己的孩子，我們知道，他象徵世界更新的希望。
早年的調侃、挖苦至今天的大聲疾呼
這個主題的延續和豐滿直發展到今年出版的《烏拉尼亞》，這是勒克萊齊奧2006年寫的長篇小說。以前孤身奮戰的西方文明對抗者，由一個人發展到這裏的一群人，他們是建立自己烏托邦的「坎波斯」人，他們的使者拉法埃爾與來自法國的地理學者達尼埃爾在墨西哥的山谷小鎮中相遇，後者發現自己所認同的大地和星空的價值在坎波斯仍然被珍惜，雖然最後坎波斯被於墨西哥貪婪的開發商手下，但它的子民像蒲公英一樣在世界上遊蕩。這部小說最為突出的是，勒克萊齊奧表露了更強烈的現實批判立場，矛頭直指全球化貿易分配下第三世界人民的悲慘處境，原本豐饒的河谷被分配了草莓生產地的職能，地理學者憤怒地「說到冷凍廠的名字，河谷有一半居民都在那裏工作，從摘草莓的孩子們到那些負責用塑膠袋進行包裝的老婦。這些工廠的名字在朗波里奧的院子裏迴盪，變成一種單調的控訴，它們代替了那些我不能說出的名字，土地所有者和商務代表的名字，他們的錢是從黑土地裏，從孩子被草莓腐蝕到流血，腐蝕到指甲脫落的幼小的手指的疼痛中榨取的」！勒克萊齊奧的批判已經從早年的調侃、挖苦發展到大聲疾呼。
這讓我想起幾年前的諾貝爾獲獎者戲劇家品特（Harold Pinter），他在獲獎感言裏引用了聶魯達的詩《解釋一些事情》：「你們會問：你詩裏的紫丁香哪兒去了？……你們會問：為什麼在我的詩裏／不再訴說夢、樹葉／和我的國土上的巨大的火山？／你們看／鮮血滿街流／你們來看一看吧／滿街是血啊！」我們世界的所謂文明發展到現在，詩人的良心已經難容自己去歌唱紫丁香，因為這意味對世界殘酷的另一面視而不見。
得獎者都是強烈的批判者
那些指摘諾貝爾文學獎又頒發給歐洲作家是西方中心主義的東方吃醋者，他們錯了，其實從耶利內克到品特到萊辛到勒克萊齊奧，無一不是西方價值觀的強烈批判者，萊辛1999年的長篇《瑪拉與丹恩歷險記》和勒克萊齊奧的後期小說非常相似，都是來自非洲的孩子在舊世界的廢墟上尋找新世界的寓言，勒克萊齊奧更是用他全部的故事來講述這一信念。這個信念，在資本主義文明實用主義的信賴者眼中也許只是歷史進步觀的反動和虛無，然而它卻符合了諾貝爾文學獎最初的規定：「授予最出色的理想主義傾向的文學作品」，勒克萊齊奧的放浪、反逆和憤怒，背後實則是一種執著的理想主義精神。
15年前，我們讀到《訴訟筆錄》最後一段說：「如果等到將來的一天，倘若對亞當或對他身上的另一個什麼人沒有什麼好議論的話，那才叫真怪了。」現在，好議論陸續來了，雖然是針對作家勒克萊齊奧而還離流浪漢亞當很遠，但仍值得我們這些達摩流浪者舉酒瓶子慶賀，為了這幾個字：「永遠 熱愛」！
[文／廖偉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