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海峡，烟如幕；
往事飞，不知处。
念念海梦，如影相随。
旧情不语，今缘永续。
9/13/2011
8/23/2011
林青霞，回娘家了
文章日期：2011年8月23日
【明報專訊】上周離開北京時在首都機場的書店遠遠看見一本紅彤彤的書，封面是一位女子，絕色女子，走近看看，原來是林青霞的第一本散文集《窗裡窗外》。
心裡納悶，咦，內地版本不是還未出版嗎？我知道內地版簽了給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總編輯劉某是何等厲害的女人，厲害到可以在攝氏卅五度高溫下戴著一條大圍巾在市區內到處走動，何其能屈能伸，她從某人嘴裡得悉林青霞尚未簽定書約，二話不說，立馬飛來香港約她見面，好話說盡後，成功了，取得版權，可喜可賀。劉小姐的出版功力，有眼共睹，不必由我這外行人評論，林青霞作品此回找得「好歸宿」，聲勢和銷售皆必驚人。
可是，內地版明明要待九月才會現身，怎麼突然出現於機場大堂？走近一看，才發現是台灣版，由「時報文化」所出，設計跟香港的「天地」版本有九成相似，但紙質不一樣，字體也較細，白底黑字，不同於港版的紅底白字，終究比較適合我這類「資深讀者」仔細捧讀；港版較似設計產品，而台版，則較像一本完整的書籍。
說到台版書，不能不談林青霞在台灣的演講會。七月底，港版書出現時，她在香港書展辦了一場演講，因受舞台條件限制，沒有播放任何影片，而在台灣，地點是台北市的「新舞台」，是一流的演出場地，故，想播什麼就播什麼，還有她當年十七歲時所拍的《窗外》電影試鏡錄像，黑白的，無聲的，流金歲月，艷光照人，整整照了三、四十年。
林青霞演講當然是大新聞了。台灣媒體的處理，非常溫情，她是兩岸三地的大明星，但畢竟源生於台灣，所以幾份報紙不約而同地說，這番活動的象徵意義是，「林青霞，回娘家了」。現場氣氛亦跟香港很不一樣，香港的觀眾席裡有一半是內地遊客，看見她，都尖叫和拍掌，但在台灣，除了叫聲和掌聲，還有淚水，據主辦單位的朋友相告，演講於晚上七點開始，中午十二點已有數百人在門外排隊，而於演講時，有不少女粉絲是邊聽邊流淚；演講後簽名，亦是排隊數小時，亦是許多人一邊排一邊哭，有一位老太太，坐輪椅而來，把書送到林青霞面前，嚎啕大哭，好像看見自己的失散女兒一樣，情景動人。
林青霞，是的，回娘家了。她的感受肯定比在香港演講時加倍高興。
香港演講和台灣演講的另一不同之處是，主持人不一樣。台灣的主持人比較胖和老和穿著隨便，是賴聲川；香港的，比較瘦和高與西裝筆挺，就是，哈，區區小弟在下我。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明報專訊】上周離開北京時在首都機場的書店遠遠看見一本紅彤彤的書，封面是一位女子，絕色女子，走近看看，原來是林青霞的第一本散文集《窗裡窗外》。
心裡納悶，咦，內地版本不是還未出版嗎？我知道內地版簽了給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總編輯劉某是何等厲害的女人，厲害到可以在攝氏卅五度高溫下戴著一條大圍巾在市區內到處走動，何其能屈能伸，她從某人嘴裡得悉林青霞尚未簽定書約，二話不說，立馬飛來香港約她見面，好話說盡後，成功了，取得版權，可喜可賀。劉小姐的出版功力，有眼共睹，不必由我這外行人評論，林青霞作品此回找得「好歸宿」，聲勢和銷售皆必驚人。
可是，內地版明明要待九月才會現身，怎麼突然出現於機場大堂？走近一看，才發現是台灣版，由「時報文化」所出，設計跟香港的「天地」版本有九成相似，但紙質不一樣，字體也較細，白底黑字，不同於港版的紅底白字，終究比較適合我這類「資深讀者」仔細捧讀；港版較似設計產品，而台版，則較像一本完整的書籍。
說到台版書，不能不談林青霞在台灣的演講會。七月底，港版書出現時，她在香港書展辦了一場演講，因受舞台條件限制，沒有播放任何影片，而在台灣，地點是台北市的「新舞台」，是一流的演出場地，故，想播什麼就播什麼，還有她當年十七歲時所拍的《窗外》電影試鏡錄像，黑白的，無聲的，流金歲月，艷光照人，整整照了三、四十年。
林青霞演講當然是大新聞了。台灣媒體的處理，非常溫情，她是兩岸三地的大明星，但畢竟源生於台灣，所以幾份報紙不約而同地說，這番活動的象徵意義是，「林青霞，回娘家了」。現場氣氛亦跟香港很不一樣，香港的觀眾席裡有一半是內地遊客，看見她，都尖叫和拍掌，但在台灣，除了叫聲和掌聲，還有淚水，據主辦單位的朋友相告，演講於晚上七點開始，中午十二點已有數百人在門外排隊，而於演講時，有不少女粉絲是邊聽邊流淚；演講後簽名，亦是排隊數小時，亦是許多人一邊排一邊哭，有一位老太太，坐輪椅而來，把書送到林青霞面前，嚎啕大哭，好像看見自己的失散女兒一樣，情景動人。
林青霞，是的，回娘家了。她的感受肯定比在香港演講時加倍高興。
香港演講和台灣演講的另一不同之處是，主持人不一樣。台灣的主持人比較胖和老和穿著隨便，是賴聲川；香港的，比較瘦和高與西裝筆挺，就是，哈，區區小弟在下我。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6/19/2011
世事如常
我又少了一位讀者
文章日期：2011年6月19日
【明報專訊】出版社朋友約吃午飯談事，找了一間美式餐廳，燈光昏暗，剛好又坐在角落卡座，身子隱藏在高高的椅背後，乍看，如果不是斷背情人約會，便似兩個密探在交換情報。
剛從台北返港，隨身袋內放了一本新鮮出爐的《中年廢物》，簽了名，打算送給他的父親。他說過，父親乃《明報》多年擁躉，每天不看便不自在，看後還常跟他論及哪位作家今天寫過什麼文字，或因知道他跟我有公務往來，故特別喜歡對他分析我的專欄文章，有時候稱讚幾句，但更多的時候是不以為然，嚴詞駁斥，彷彿期待他把話傳回給我，讓我有以改進。
朋友很體貼，每回見面，總帶我的書，請我簽名，帶回家，送給父親。我當然照辦，心裏暗暗慶幸有這樣一位認真的老讀者，他七十多歲了，仍願每天花眼力看我胡說八道，我感激。所以這回，我自備新書，主動託請朋友帶回送贈，代我向前輩致意，而為了順應書名，預先在扉頁題字﹕廢物中年獻書，精進老年笑納。
可是，新書送不出了。精進老年原來不在了。
已是半年前的事情，朋友說，父親生病，送院醫療，一病不起，十二月底離世。我邊聽邊點頭，伸手輕拍一下椅上的隨身袋子，隔袋摸摸《中年廢物》，是無意識的動作吧，有七分像對朋友說，有兩分像對自己說，有一分像對書本說，生命無常，節哀順變。
說來容易，做起來，可必需要一些時間。
沉默了兩分鐘，朋友續道，沒想過，要適應父親之不在，比想像中困難很多。當初在醫院看他插喉受苦，心裏想，別再折騰了，過去了，便一了百了，對老人家好，對家人也好；其後父親去了，忽然眼前沒有他老人家，朋友覺得一切是那麼不習慣，其實父子之間昔日也沒有太多溝通，有時候還衝突對立，但當一切煙消雲散，朋友的哀傷，久久未可平服。
我也沉默了，想起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散文集《別樣的顏色》裏有一篇〈談父親〉，他回憶搭的士趕往醫院看望彌留中的爸爸，看他去世，之後，搭的士離開，坐在車內，望車窗外大雨滂沱，雨水嘩啦啦地拍打玻璃，他突然心驚，突然，嚎啕大哭，哭得像個孩子，把陌生的司機嚇了一跳。帕慕克說，少年時，曾經發誓不要像父親，然而年紀愈大才愈覺得，在表情、談吐、思想等等方面，原來自己跟父親是何其相似，對男人來說，自己的死亡路，在父親去世之日開始。
午飯吃完，該聊的事情聊完，跟朋友告別，我帶沒送出的《中年廢物》離開餐廳。
在世上，我又少了一位讀者。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父親節可以取消
文章日期：2011年6月19日
【明報專訊】只要是父親都知道父親節不是個好節日，完全不介意把它刪除。
與母親節不同，父親不需要子女送花。男人不喜歡子女以鮮花相贈，身故後拜祭另作別論。
父親節年年沒母親節那麼哄動，報紙有關專題也較少，原因是大家認為母親比父親偉大。
偉大的父親不是沒有，只是與母親的衡量方式不同，至少不如母親般感性。
慶祝父親節，那一餐多是父親埋單，由母親簽卡，月尾信用卡賬單還是送到父親手中。
子女出錢，做父親也很體諒，不忍心讓他們花費太多。
送禮物給母親，容易過送給父親。他喜歡的東西，從來是自己付錢買的，也不覺得他欠缺什麼。
給他最佳的禮物，不是一餐飯、一件東西，是子女的快樂人生。
子女成長過程中，父親從來不會是日夜咿哦的那位，他的管教不重細節，比較宏觀。
父親是傾向思想教育的，行為多由母親負責。看到某些人思想出了問題，價值觀有錯，那是父親教得不好，不關母親的事。
嚴父可能出孝子，一個壞爸爸不一定教出壞孩子。
做父親有正面作用，有時也可以是反面教材。一個拋妻棄子的父親，可能令兒子長大後特別重視家庭。
父親不注重父親節，通常會說他不拘泥於形式，孝順可以天天做，不在乎某一天。
做子女的應想深一層，他說孝順可以天天做，父親節也是其中一天，怎能唯獨這天不做？
沒有父親節，有一個好處，至少讓父親們少一個有可能被忽略的期望。
[阿寬 ahhfoon@yahoo.com]
文章日期：2011年6月19日
【明報專訊】出版社朋友約吃午飯談事，找了一間美式餐廳，燈光昏暗，剛好又坐在角落卡座，身子隱藏在高高的椅背後，乍看，如果不是斷背情人約會，便似兩個密探在交換情報。
剛從台北返港，隨身袋內放了一本新鮮出爐的《中年廢物》，簽了名，打算送給他的父親。他說過，父親乃《明報》多年擁躉，每天不看便不自在，看後還常跟他論及哪位作家今天寫過什麼文字，或因知道他跟我有公務往來，故特別喜歡對他分析我的專欄文章，有時候稱讚幾句，但更多的時候是不以為然，嚴詞駁斥，彷彿期待他把話傳回給我，讓我有以改進。
朋友很體貼，每回見面，總帶我的書，請我簽名，帶回家，送給父親。我當然照辦，心裏暗暗慶幸有這樣一位認真的老讀者，他七十多歲了，仍願每天花眼力看我胡說八道，我感激。所以這回，我自備新書，主動託請朋友帶回送贈，代我向前輩致意，而為了順應書名，預先在扉頁題字﹕廢物中年獻書，精進老年笑納。
可是，新書送不出了。精進老年原來不在了。
已是半年前的事情，朋友說，父親生病，送院醫療，一病不起，十二月底離世。我邊聽邊點頭，伸手輕拍一下椅上的隨身袋子，隔袋摸摸《中年廢物》，是無意識的動作吧，有七分像對朋友說，有兩分像對自己說，有一分像對書本說，生命無常，節哀順變。
說來容易，做起來，可必需要一些時間。
沉默了兩分鐘，朋友續道，沒想過，要適應父親之不在，比想像中困難很多。當初在醫院看他插喉受苦，心裏想，別再折騰了，過去了，便一了百了，對老人家好，對家人也好；其後父親去了，忽然眼前沒有他老人家，朋友覺得一切是那麼不習慣，其實父子之間昔日也沒有太多溝通，有時候還衝突對立，但當一切煙消雲散，朋友的哀傷，久久未可平服。
我也沉默了，想起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散文集《別樣的顏色》裏有一篇〈談父親〉，他回憶搭的士趕往醫院看望彌留中的爸爸，看他去世，之後，搭的士離開，坐在車內，望車窗外大雨滂沱，雨水嘩啦啦地拍打玻璃，他突然心驚，突然，嚎啕大哭，哭得像個孩子，把陌生的司機嚇了一跳。帕慕克說，少年時，曾經發誓不要像父親，然而年紀愈大才愈覺得，在表情、談吐、思想等等方面，原來自己跟父親是何其相似，對男人來說，自己的死亡路，在父親去世之日開始。
午飯吃完，該聊的事情聊完，跟朋友告別，我帶沒送出的《中年廢物》離開餐廳。
在世上，我又少了一位讀者。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父親節可以取消
文章日期：2011年6月19日
【明報專訊】只要是父親都知道父親節不是個好節日，完全不介意把它刪除。
與母親節不同，父親不需要子女送花。男人不喜歡子女以鮮花相贈，身故後拜祭另作別論。
父親節年年沒母親節那麼哄動，報紙有關專題也較少，原因是大家認為母親比父親偉大。
偉大的父親不是沒有，只是與母親的衡量方式不同，至少不如母親般感性。
慶祝父親節，那一餐多是父親埋單，由母親簽卡，月尾信用卡賬單還是送到父親手中。
子女出錢，做父親也很體諒，不忍心讓他們花費太多。
送禮物給母親，容易過送給父親。他喜歡的東西，從來是自己付錢買的，也不覺得他欠缺什麼。
給他最佳的禮物，不是一餐飯、一件東西，是子女的快樂人生。
子女成長過程中，父親從來不會是日夜咿哦的那位，他的管教不重細節，比較宏觀。
父親是傾向思想教育的，行為多由母親負責。看到某些人思想出了問題，價值觀有錯，那是父親教得不好，不關母親的事。
嚴父可能出孝子，一個壞爸爸不一定教出壞孩子。
做父親有正面作用，有時也可以是反面教材。一個拋妻棄子的父親，可能令兒子長大後特別重視家庭。
父親不注重父親節，通常會說他不拘泥於形式，孝順可以天天做，不在乎某一天。
做子女的應想深一層，他說孝順可以天天做，父親節也是其中一天，怎能唯獨這天不做？
沒有父親節，有一個好處，至少讓父親們少一個有可能被忽略的期望。
[阿寬 ahhfoon@yahoo.com]
父亲节的话
快樂﹕生於憂患的孩子，我想跟你說……
文章日期：2011年6月19日
編按：三聚氰胺、塑化劑、紅歌翻叮、國民教育……「我們的時代甚至比魯迅的時代更加不如」，為父的怎麼辦？唯有寄語孩子，讓下一代檢視今天的傷口，看看社會傷痕如何形成，看看我們的未來、他們的當下，父親曾在怎麼樣的社會經歷什麼，在這個孩子向父親感恩的節日裏，父親有話想說——
守在報社的父親說
王開嶺（北京，央視《看見》節目主編）：兒子出生，我們的憂愁卻成倍增加。因為這個時代為新生命埋伏了太多的險境和障礙。天下父母給孩子的大愛是什麼？不是房產存款，而是一個被健康的制度、法律、道德和信用所扶正的社會！否則，你能保證他接手的房子不被強拆嗎？能保證他的錢袋不被稅費、通脹、黑市和特權洗劫嗎？你以為他躲得過貧困即能躲過毒大米、毒豆芽、毒牛奶、毒空氣嗎？你能保證他不會在某個拐角撞上藥加鑫、李剛 兒子甚至直接成為他們嗎？
石劍峰（上海，《東方早報》首席記者）：兒子石裏克7歲，即將上小學：學習不用最好，女朋友一定要有。同學關係要相處好，老師馬屁要拍好。不要再尿床，要一個人睡。少看電視多翻書。
胡洪俠（深圳，《晶報》總編輯）：兒子大了，好像想不起該給他說什麼話了。就不說了。現在對他們，做父親的作用越來越小，說的話也未必管用。讓他們自己闖吧。對他們喜歡的這個時代而言，父輩都成了「移民」了。
張宇宜（杭州，《今日早報》新聞中心主任）：圓圓，我該怎麼向你描述這個世界。這個問題帶給我莫大的困擾。我最擔心的就是——你慢慢發現，這個世界不好玩，不值得你每天用好奇的眼神去打量。想到你總會開始失望，而我卻無能為力的時候。沮喪不已。
康偉（北京，《中國藝術報》副總編）：兒子，所謂不可知的未來故事，都已在過去和現在一一上演，但我依然盼望你是這世上的新鮮人：做最好的自己，你就是你。如果有人再用「這個世界會好嗎」問我，因為你，我會毫不猶豫地給出肯定的答案：是的，會好。因為你就是這「好」的一部分，你就是讓世界變好的原因。
李建中（上海，《新聞晨報》星期日版主任）：兒子，人生有時候就好像夜裏行船。我們，無論強悍或弱小，都是茫茫大海裏孤獨的船。不知來處，不明去向，也沒有什麼明星照耀前路。所以，我不預備做你的人生導師，或者期望你成為什麼樣的人物。我只希望盡我所能，給你所需要的愛，當你能夠獨自行船的時候，記住在黑夜裏，我們相伴。
在學校任教的父親說
蔡朝陽（紹興，中學語文教師）：很抱歉，我一定曾讓你吃過塑化劑、三聚氰胺，這是我當初不想讓你到來的重要原因。紹興老同鄉魯迅說，在一個奴隸之邦，增加一個小孩，無非多一個奴隸。你瞧，我們的時代甚至比魯迅的時代更加不如。但無論怎樣的人生，都將是屬於你的人生；悲歡離合，都是生命的滋味，你將如我一樣，去體驗，去感受。
許子東（香港，嶺南大學 中文系主任）：Dorothy，世界縱有千般不是，仍然要追求美好。人生總有百種無奈，還是須構築夢幻（注：在女拔萃時最喜歡美工，現在哈佛GSD，不應後悔）。
活在紙上的父親說
魏英傑（杭州，《南方週末》時事評論員）：面對這樣的時代，我對孩子感到愧疚卻又深覺無力。一個父親的職責是保護孩子，讓孩子健康成長。但是做到這一點既要靠作為父親的努力，也有賴於整個社會重視兒童的氛圍。一個人阻擋不了三聚氰胺，也難以清洗外界對兒童心靈的污染。讓孩子生於這樣的時代，真是一種不幸，所以只能更加努力地追求和呼籲社會正義。
嚴力（美國，詩人）：孩子們：世界有一個共同的慈祥父親，總想為下一代創建更好的家庭與社會條件。同時他也是一個急於求成、不擇手段、貪戀權力的父親，仔細想想吧，孩子們！三聚氰胺、塑化劑、唱紅歌、互聯網、全球變暖、教育衰敗……你們以為這些是外星人幹出來的嗎？其實全是人類所為，而這些人類啊，大多數不是父親就是母親。
范泓（南京，歷史作家）：你在歐洲已有多年。不必把自己始終當成是中國人，因為你還是世界的一分子。只有在尊重人權的國度，普世價值才是你作為一個人的先決條件。而這一點，在你的祖國，個人的權利想要能夠得到保障，可能還需要很多年。所以，請你在歐洲再呆上幾年。
董啟章（香港，小說家）：我常常想：我是不是一個合格的父親呢？但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又要問：我是不是一個合格的人呢？合格其實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人生是否合格，是沒有分數打的，也沒有簡單的標準可循。不是不作奸犯科，就叫做合格的。合格的「格」，不是外在的規則或法律，而是對自我 的要求。所以才有所謂人格。所謂合格，就是合乎人格吧。而人格的唯一尺規，是良知。現在的世界，有很多外在的標準，比如學歷、金錢、社會地位、權力之類的，但最重要的還是要合乎良知。做不到這一點，就為之失格。作為父親，我希望能和孩子一起，努力做一個合格的人。
在江湖的父親說
韓志（北京，磨鐵出版公司市場部副總經理）：經常看到兒子的時候，我會想起父親。想到未來的他也將是一位父親。從而更明白自己是父親這個事實。這句話說起來糾結，其實是一種很微妙的情結，是一種極其深刻的生命體悟，在沒有孩子之前是無法得到的。為此我對眼前的這個小生命充滿感激，是你補全了我生命的意義。未來你的人生必將經歷喜悅、悲傷、幸運、迷茫、蛻變、磨礪……當你終有一日成為父親，也會在某一刻想起你的父親，生出同樣的感慨。
李小牧（日本，華裔歌舞伎廳內人）：愛兒一龍（3歲）君，老爸47歲生日那天，你呱呱墜地。巧合？或你我的絕妙緣分？你的到來是老爸從生到死最開心的事。期盼你20歲成人時與老爸對酒當歌、盡情盡興，老爸爸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健康並風流倜儻地活。雖經濟上沒辦法讓你做富二代，但老爸最期望你成為一個精神上的富二代。多讀書，多看看世界，多接觸五湖四海的人。這樣，即使我等不到你成人的那一天，老爸我也必當笑傲九泉。
[整理／許驥 編輯：袁兆昌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文章日期：2011年6月19日
編按：三聚氰胺、塑化劑、紅歌翻叮、國民教育……「我們的時代甚至比魯迅的時代更加不如」，為父的怎麼辦？唯有寄語孩子，讓下一代檢視今天的傷口，看看社會傷痕如何形成，看看我們的未來、他們的當下，父親曾在怎麼樣的社會經歷什麼，在這個孩子向父親感恩的節日裏，父親有話想說——
守在報社的父親說
王開嶺（北京，央視《看見》節目主編）：兒子出生，我們的憂愁卻成倍增加。因為這個時代為新生命埋伏了太多的險境和障礙。天下父母給孩子的大愛是什麼？不是房產存款，而是一個被健康的制度、法律、道德和信用所扶正的社會！否則，你能保證他接手的房子不被強拆嗎？能保證他的錢袋不被稅費、通脹、黑市和特權洗劫嗎？你以為他躲得過貧困即能躲過毒大米、毒豆芽、毒牛奶、毒空氣嗎？你能保證他不會在某個拐角撞上藥加鑫、李剛 兒子甚至直接成為他們嗎？
石劍峰（上海，《東方早報》首席記者）：兒子石裏克7歲，即將上小學：學習不用最好，女朋友一定要有。同學關係要相處好，老師馬屁要拍好。不要再尿床，要一個人睡。少看電視多翻書。
胡洪俠（深圳，《晶報》總編輯）：兒子大了，好像想不起該給他說什麼話了。就不說了。現在對他們，做父親的作用越來越小，說的話也未必管用。讓他們自己闖吧。對他們喜歡的這個時代而言，父輩都成了「移民」了。
張宇宜（杭州，《今日早報》新聞中心主任）：圓圓，我該怎麼向你描述這個世界。這個問題帶給我莫大的困擾。我最擔心的就是——你慢慢發現，這個世界不好玩，不值得你每天用好奇的眼神去打量。想到你總會開始失望，而我卻無能為力的時候。沮喪不已。
康偉（北京，《中國藝術報》副總編）：兒子，所謂不可知的未來故事，都已在過去和現在一一上演，但我依然盼望你是這世上的新鮮人：做最好的自己，你就是你。如果有人再用「這個世界會好嗎」問我，因為你，我會毫不猶豫地給出肯定的答案：是的，會好。因為你就是這「好」的一部分，你就是讓世界變好的原因。
李建中（上海，《新聞晨報》星期日版主任）：兒子，人生有時候就好像夜裏行船。我們，無論強悍或弱小，都是茫茫大海裏孤獨的船。不知來處，不明去向，也沒有什麼明星照耀前路。所以，我不預備做你的人生導師，或者期望你成為什麼樣的人物。我只希望盡我所能，給你所需要的愛，當你能夠獨自行船的時候，記住在黑夜裏，我們相伴。
在學校任教的父親說
蔡朝陽（紹興，中學語文教師）：很抱歉，我一定曾讓你吃過塑化劑、三聚氰胺，這是我當初不想讓你到來的重要原因。紹興老同鄉魯迅說，在一個奴隸之邦，增加一個小孩，無非多一個奴隸。你瞧，我們的時代甚至比魯迅的時代更加不如。但無論怎樣的人生，都將是屬於你的人生；悲歡離合，都是生命的滋味，你將如我一樣，去體驗，去感受。
許子東（香港，嶺南大學 中文系主任）：Dorothy，世界縱有千般不是，仍然要追求美好。人生總有百種無奈，還是須構築夢幻（注：在女拔萃時最喜歡美工，現在哈佛GSD，不應後悔）。
活在紙上的父親說
魏英傑（杭州，《南方週末》時事評論員）：面對這樣的時代，我對孩子感到愧疚卻又深覺無力。一個父親的職責是保護孩子，讓孩子健康成長。但是做到這一點既要靠作為父親的努力，也有賴於整個社會重視兒童的氛圍。一個人阻擋不了三聚氰胺，也難以清洗外界對兒童心靈的污染。讓孩子生於這樣的時代，真是一種不幸，所以只能更加努力地追求和呼籲社會正義。
嚴力（美國，詩人）：孩子們：世界有一個共同的慈祥父親，總想為下一代創建更好的家庭與社會條件。同時他也是一個急於求成、不擇手段、貪戀權力的父親，仔細想想吧，孩子們！三聚氰胺、塑化劑、唱紅歌、互聯網、全球變暖、教育衰敗……你們以為這些是外星人幹出來的嗎？其實全是人類所為，而這些人類啊，大多數不是父親就是母親。
范泓（南京，歷史作家）：你在歐洲已有多年。不必把自己始終當成是中國人，因為你還是世界的一分子。只有在尊重人權的國度，普世價值才是你作為一個人的先決條件。而這一點，在你的祖國，個人的權利想要能夠得到保障，可能還需要很多年。所以，請你在歐洲再呆上幾年。
董啟章（香港，小說家）：我常常想：我是不是一個合格的父親呢？但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又要問：我是不是一個合格的人呢？合格其實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人生是否合格，是沒有分數打的，也沒有簡單的標準可循。不是不作奸犯科，就叫做合格的。合格的「格」，不是外在的規則或法律，而是對自我 的要求。所以才有所謂人格。所謂合格，就是合乎人格吧。而人格的唯一尺規，是良知。現在的世界，有很多外在的標準，比如學歷、金錢、社會地位、權力之類的，但最重要的還是要合乎良知。做不到這一點，就為之失格。作為父親，我希望能和孩子一起，努力做一個合格的人。
在江湖的父親說
韓志（北京，磨鐵出版公司市場部副總經理）：經常看到兒子的時候，我會想起父親。想到未來的他也將是一位父親。從而更明白自己是父親這個事實。這句話說起來糾結，其實是一種很微妙的情結，是一種極其深刻的生命體悟，在沒有孩子之前是無法得到的。為此我對眼前的這個小生命充滿感激，是你補全了我生命的意義。未來你的人生必將經歷喜悅、悲傷、幸運、迷茫、蛻變、磨礪……當你終有一日成為父親，也會在某一刻想起你的父親，生出同樣的感慨。
李小牧（日本，華裔歌舞伎廳內人）：愛兒一龍（3歲）君，老爸47歲生日那天，你呱呱墜地。巧合？或你我的絕妙緣分？你的到來是老爸從生到死最開心的事。期盼你20歲成人時與老爸對酒當歌、盡情盡興，老爸爸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健康並風流倜儻地活。雖經濟上沒辦法讓你做富二代，但老爸最期望你成為一個精神上的富二代。多讀書，多看看世界，多接觸五湖四海的人。這樣，即使我等不到你成人的那一天，老爸我也必當笑傲九泉。
[整理／許驥 編輯：袁兆昌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6/05/2011
台湾诗人批海南东坡书院“塑胶泡沫碑”事件
祖籍海南文昌铺前的台湾诗人罗门，携夫人蓉子来琼参加“两岸诗歌高端论坛”，2日在参观儋州东坡书院时，被苏东坡讲学、会友旧址“载酒堂”内外数十块塑胶、泡沫草就的诗文仿制碑“惹火”，批其“格调低俗, 是对文化的不尊敬。”
“苏东坡的诗文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已经是活生生的文化生命体，是从大自然里成长出来的中华文化因子。”罗门说：“这样的文化要有和他相配合的艺术形式才能对话。塑胶泡沫这些出现在婚礼等临时场景中的材质，完全无法在时间空间与东坡的诗文对话！我为东坡叫屈！我为美叫屈！”
“1993年我第一次踏进书院，当时古朴的环境颇能引发思古之情。这次听说书院加进新的元素，兴致好高的赶来，没料到这一连串低俗的东西把‘东坡书院’的古朴文化气息完全破坏掉了。要把它全部拿掉，代之以绘画、木质碑或者石碑，总之一定要用美的形式‘疼爱’东坡。”
记者现场所见，在“载酒堂”及两侧展示厅内外，密密麻麻排列了数十个塑胶为碑面、泡沫为碑体，焊接在粗燥的铁架上的苏东坡各个时期诗文的拓片灯箱。有些灯箱不仅拓片字体走形，甚至“碑体”已经变型甚至破损，被随意地排放在展览室的地面。
台湾诗人管管对记者说：“东坡书院”硬件已经有了，古屋、古树保护不错。仿制东坡诗文拓片也是个不错的主意，但塑胶泡沫碑确实煞风景。希望海南岛有关单位投资做好书院开发软件，让“东坡书院”不仅代表儋州文化，也代表海南文化，代表中国文化。他建议书院用好东坡文化遗产，出版一批或精装或普及版的“原汁原味”东坡诗文线装书，“即使一时不卖钱，也能传播中华文化，提高百姓文化修养。这是让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强壮起来的功德之事。”
苏东坡1097年被放逐海南儋州，他曾为当地百姓讲学布道之处被后人称“东坡书院”，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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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塑胶泡沫碑”批评 海南儋州拟组“东坡文化园”专家顾问团
海南儋州市副市长张华，4日上午携该市旅游局负责人金艳萍来到海口寰岛泰德大酒店，赶在台湾诗人罗门、管管登机返台前，对他们批评儋州东坡书院“塑胶泡沫碑”格调不高表示感谢，并听取他们对筹建中的“东坡文化园”的建议。
6月2日，前来参加“两岸诗歌高端论坛”的诗人们参访儋州东坡书院。罗门、管管两位台湾老诗人不满东坡讲学旧址“载酒堂”及两侧展示厅内外，排列着数十个塑胶为碑面、泡沫为碑体，连接在铁架上的苏东坡各个时期诗文的拓片灯箱。认为“塑胶泡沫这些出现在临时场合中的材质，完全无法在时间空间与东坡的诗文对话！是对文化的不尊敬！”
张华对记者说，由于历史原因，现有的“东坡书院”管理水平的确和时代发展有差距。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战略获批后，儋州拟在“东坡书院”的基础上筹建“东坡文化园”，并被列入海南省重点旅游景区景点发展项目。
他说，苏东坡是中国文化巨匠，他一生走过十个府州，唯有在海南留下“东坡书院”，这个文化遗产非常珍贵，儋州有条件成为全国推广“东坡文化”的重镇。中国文化人许多都心仪东坡，“东坡文化”不仅是儋州的精神财富，更是海南文化的高地，也是中华传统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何规划建设好“东坡文化园”，使之与东坡文化丰富的内涵相吻合，需要在筹建阶段得到海内外东坡爱好者、东坡研究专家共同出谋划策鼎立支持，“为此计划组建 ‘东坡文化园’专家顾问团，请专家、艺术家们在概念规划时即参与进来，提出专业意见，，待建成后更将邀请他们来研讨、讲学、吟诗、作画。”
正在编制概念规划的“东坡文化园”，将以“东坡书院”及它所在的有2000年历史的中和古镇为依托，策划将以东坡所走过的州府为串联，将东坡一生诗词、歌赋、散文、生活艺术进行一个全景展示。并且不仅推广文化，也能有效经营。
台湾诗人罗门，建议“东坡文化园”一定要有美的形式，要有精神的高度，切切不能流俗，要与东坡文化相吻合。
台湾诗人管管，建议将东坡文化元素进行系列的深度开发，可以将其诗文、书法、绘画做成各种规格的函匣纪念品、拓碑字帖，也可以制作印上东坡诗文的文具；将书院内东坡铜像、东坡吟诵过的狗仔花，做成旅游文化纪念品；聘请有修为的主持，主理书院内东坡纪念道观，为信奉东坡文化的人提供精神寄托；开发系列东坡美食；聘请驻院艺术家提升知名度；进行系列东坡文化讲座；举办海内外知名的东坡艺术节等。“总之，要有系列推广软件，让大家想来，来了有收获。”
留法台湾诗人方明建议，如同想到巴黎就想到埃菲尔铁塔一样，“东坡文化园”要聘请一流的设计师进行外观设计，并将其物化为logo，使之在所有相关的纪念品上出现。“这是现代文化传播手段中，一个非常有用的经验。”（完）
两岸诗人海南“飙诗” 冀望更多了解 更多理解
罗门、蓉子、管管、焦桐、阎志、杨克等十数位海峡两岸诗人，参加首次举办的“两岸诗歌高端论坛”，2日晚在海南大学一所简朴的礼堂“飙诗”，两岸诗情在海南岛夜的上空缠绵。
海南省文联副主席、诗人李少君主持当晚的诗歌朗诵会，他说：《富春山居图》刚在台北合璧，两岸诗人今又在海南聚首，人画两团圆。再过两天就是端午节，端午节也是诗人节，这个时刻这个聚首别有意味。
八十多岁的罗门、蓉子，是台湾著名的诗人伉俪，罗门有着“一日一诗追蓉子”的故事。他说，美是我人生最高的追求，诗美要有与你接近的心灵去理解。当年遇到贤淑、善良、美丽的容子，我的诗心终于有所寄托，每日都会将“美的发现”寄情诗文，“急急切切要告诉她”。是晚朗诵蓉子的 “紫色向晚 向夕阳的天窗”（《一朵青莲》），罗门的“随便抓一把雪 一把银发 一把相视的目光 都是流回四月的河水 都是寄回四月的诗”（《诗的岁月——给蓉子》），他俩携手近一个甲子的爱情教人动容。
台湾“创世纪”诗群的代表诗人管管，出生于1928年，对于家乡青岛的记忆，停留在21岁端午节前三天，在麦地里与3位伙伴被“拉夫”的那一天。“我是独子，这一去再也没有能给爸妈写过一封信，死活两不知。爸妈后来过继了一个叔伯侄子做养子，当我1984年终于回到老家时，弟弟告诉我：每到除夕，爸妈煮好饺子，都要打开院子天井的门，妈妈敲着碗唤着俺的小名儿……”。这晚，管管朗诵了1965年的诗作《春歌》：“也不知是两个风筝放着两个孩子也不知是两个孩子放着哪个风筝 而另一个在仰脖看着看着呀那风筝就他妈妈的放了满满一天空 还有一批狗子在咬着满麦地满麦地那个风筝”。管管流着泪告诉记者：“那年头两岸不能通讯，这满天的风筝就是我们母子间的信！我多么希望这满天的风筝能飘过海峡，落在妈妈的麦地里。可后来才知道，我写下这诗的时候，爸妈已经故去好几年！”
当晚朗诵的，有两岸老中青几代诗人的诗作。
“六0后”台南女诗人颜艾琳，不少诗歌被翻译成英、法、韩、日语，并选人各国语文教材。她朗诵《宅女的房间》：“我在计算机前的沉思 有一个远方 ……我虽然常常窝在家里 但我是我房间的灵魂 ……”。“六0后”江南诗人潘维朗诵《梅花酒》：“从诗经的故乡，夫人，我带来了一瓶梅花酒，他取自马王堆1号汉墓帛画的案几中央，据说，酿制它的那位画工因此耗尽了魔力，连姓名也遗失在雪里，融化了。”
海南诗人也登台朗诵，有江非的《妈妈》、远岸的《做一个有关鱼的梦》。苏东坡最后流放地儋州的诗人陈海波，一首《儋州风华》还被谱曲吟唱。
“两岸诗歌高端论坛”是今年国台办两岸文化交流重点项目之一，由海南省台办、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海南省文联主办，来自两岸的近40位诗人就两岸诗歌研讨两日。2日上午，来自台湾的9位诗人，已去儋州东坡书院采风，今日的“高端论坛”将发表一份《海南纪要：我们关于当前汉语诗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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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冀望两岸诗歌：更多了解更多理解
管管、焦桐、方明、紫鹃、颜艾琳等一众台湾诗人，4日从海口登机飞回台北。为期三日的首届“两岸诗歌高端论坛”结束，两岸诗人期望两岸诗歌相互间更多了解、更多理解。
生于上海的杨小滨，是美国耶鲁大学文学博士，在两岸间执教，并从事文化传媒工作。他提出，台湾现当代诗歌是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诗歌的延续，是在大陆上世纪五0—七0年代诗歌传统缺失情况下的空间位移。台湾诗歌是中国诗歌大传统下的小传统，在中华诗歌文化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杨小滨说，“两岸诗歌上个世纪一起走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一九四九，此后出现了数十年的隔断，这期间台湾的诗歌传承了中国现代诗风，并走出一条特有的道路；大陆诗歌在迷失18年之后，八0年代起西风渐进，古风渐归，新旧体诗歌都登上新的高度。”
台湾诗人紫鹃提出，“两岸诗歌相互间阅读太少，因为缺少了解，所以缺少理解。”大陆对台湾诗人的认知，大部分停留在痖弦、余光中、罗门、郑愁予等七、八十岁的老诗人。中生代一些常在两岸游走的诗人，如白灵、萧萧、焦桐，以及女诗人夏宇、颜艾琳，大陆略有所知。而年轻一代的网络诗人如方群、夏夏、然灵等的作品，就几乎不被大陆了解。台湾诗歌则过于沉溺在个人泥淖中，尽管吸收大陆资讯的渠道畅通，但是读诗者有些慵懒，对大陆当代诗歌了解不多。
紫鹃感慨系之：“走到今日，两岸诗风已很不同，台湾诗歌强调细节与意象，大陆诗歌常以大格局出发强调中心思想。不过，大陆近年发展出以个人为主轴的‘城市书写’，与台湾诗人目前的书写方向又有些相同之处了。”
海南70后诗人蒋浩想了解两岸诗歌为何同根同源却发展出不同的谱系，带着现代诗歌传统到对岸的台湾诗歌，为何突然发生了不一样的变化。“相距的不只是诗的差距，已是文化的差距，两岸需要更多的相互了解。”
大陆《中国诗歌》主编阎志提出，台湾文学没有真正成为大陆文学研究的一个门类，大陆对港台及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也不够系统、精准，“两岸诗歌高端论坛”给文学研究界提出了新命题。
为期三天的“两岸诗歌高端论坛”由海南省台办、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海南省文联主办，来自两岸的近40位诗人参加。论坛发表了《海南纪要：创造中国新诗的现代性》，提出中国诗歌应回归“中国”，建立自己的现代性，重建“既有历史渊源又包容并蓄”的传统意识。（完）
5/28/2011
HK的迷你「文藝復興」
文章日期：2011年5月28日
【明報專訊】駱以軍要回台灣了，總是當朋友要離開香港時才訝然發現對方已經來了一段日子，三個月了，在浸會大學演講和授課，風靡了許多香港文藝青年，搶著去聽去學，連中學老師甄拔濤都把小說《西夏旅館》改編為舞台劇，可見特區文學氣氛之濃，唉，西九 龍怎麼還不開設「香港文學館」？
曾有人說香港這幾年出現了所謂迷你型的「文藝復興」，若真有其事，功勞肯定不會來自藝術發展局。 沒錯，藝發局資助了很精彩的《字花》，但其後又竟忽略了這份刊物的精彩而縮減資助，可見當初的成功批核只是錯有錯著，絕不是藝發局文學組主事老先生的眼光獨到。
我認為，「文藝復興」有幾個關鍵源頭，一是互聯網，年輕人在網上找到氣味相投的文學同道，在網上發現原來閱讀絕非冷僻或變態行為，不，不是的，原來香港仍有許許多多年輕人在讀在寫，without apology，不必迴避，理直氣壯，大家都做「文化人」，高高興興，虛擬交流，多好玩。
其二，是浸會大學的鍾玲教授，她主持國際作家工作坊之類活動近十年，邀請兩岸三地華文作家前來助陣，作家類型有異、風格不同，如劉克襄寫生態，如陳雪寫情慾，如陳玉慧寫都市，如駱以軍寫傳奇，如李銳寫鄉土……他們除了在學院牆內面對學生，亦有任務在中央圖書館跟大眾對話，年輕人遂有機會開拓了眼光視野，不再錯認文學類別只有武俠和幻科和言情。鍾玲目前是浸會大學的副校長了，她可能是香港有史以來最文學的大學副校長。其三呢，是中國大陸出版市場的膨脹開放，香港作家們先後「筆伐北伐」，或為了文藝，或為了搵食，但都有為「香港製造」打響了招牌的好效果，替新生代在內地寫作疏通了新的出路；同時，內地各式刊物報紙紛紛殺入香港的二樓書店，特區文化人能在中國大陸文化圈找到共鳴，或閱讀，或參與，皆被挑逗了創作雄心，長遠來看，在視野上，在格局上，必將漸漸由「香港文化人」變成「中國香港文化人」。
三路匯流，八方雲起，現在才剛剛開始；日後回看，這股「文藝復興」風潮，必另有一番複雜的歷史可說。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明報專訊】駱以軍要回台灣了，總是當朋友要離開香港時才訝然發現對方已經來了一段日子，三個月了，在浸會大學演講和授課，風靡了許多香港文藝青年，搶著去聽去學，連中學老師甄拔濤都把小說《西夏旅館》改編為舞台劇，可見特區文學氣氛之濃，唉，西九 龍怎麼還不開設「香港文學館」？
曾有人說香港這幾年出現了所謂迷你型的「文藝復興」，若真有其事，功勞肯定不會來自藝術發展局。 沒錯，藝發局資助了很精彩的《字花》，但其後又竟忽略了這份刊物的精彩而縮減資助，可見當初的成功批核只是錯有錯著，絕不是藝發局文學組主事老先生的眼光獨到。
我認為，「文藝復興」有幾個關鍵源頭，一是互聯網，年輕人在網上找到氣味相投的文學同道，在網上發現原來閱讀絕非冷僻或變態行為，不，不是的，原來香港仍有許許多多年輕人在讀在寫，without apology，不必迴避，理直氣壯，大家都做「文化人」，高高興興，虛擬交流，多好玩。
其二，是浸會大學的鍾玲教授，她主持國際作家工作坊之類活動近十年，邀請兩岸三地華文作家前來助陣，作家類型有異、風格不同，如劉克襄寫生態，如陳雪寫情慾，如陳玉慧寫都市，如駱以軍寫傳奇，如李銳寫鄉土……他們除了在學院牆內面對學生，亦有任務在中央圖書館跟大眾對話，年輕人遂有機會開拓了眼光視野，不再錯認文學類別只有武俠和幻科和言情。鍾玲目前是浸會大學的副校長了，她可能是香港有史以來最文學的大學副校長。其三呢，是中國大陸出版市場的膨脹開放，香港作家們先後「筆伐北伐」，或為了文藝，或為了搵食，但都有為「香港製造」打響了招牌的好效果，替新生代在內地寫作疏通了新的出路；同時，內地各式刊物報紙紛紛殺入香港的二樓書店，特區文化人能在中國大陸文化圈找到共鳴，或閱讀，或參與，皆被挑逗了創作雄心，長遠來看，在視野上，在格局上，必將漸漸由「香港文化人」變成「中國香港文化人」。
三路匯流，八方雲起，現在才剛剛開始；日後回看，這股「文藝復興」風潮，必另有一番複雜的歷史可說。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5/06/2011
5/05/2011
辛亥．100﹕章太炎在哪裏？
辛亥革命百年展的遺漏人物
文章日期：2011年5月5日
【明報專訊】最近的一個周末，筆者抽空去參觀了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辦的「辛亥革命百周年紀念展」。是日館內人頭簇擁，參觀者甚眾，委實讓筆者意外。更意外的，是參觀者的構成。看上去參觀者幾乎都是港人。許是周末的緣故，三十來歲的年輕人似乎居多，且大多是伉儷結伴而來；還有兩三個小學生參觀團，在孩子們面前，講解員講得尤其用心，語言淺白易懂，孩子們仰臉傾聽。此情此景，頗令筆者感動。香港似乎是一個與「革命」無緣的城市，一個熱切地想像國族建構但卻似乎只能旁觀的前殖民地，但這一類的印象相信會因為這一展覽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變。
但是，這一展覽的主題畢竟在於突顯武昌起義，以及香港與辛亥革命的關聯，自然不可能面面俱到，拙文希望略微有所補充。
革命的語言力量
首先，武昌起義固然是決定性的，但這是結果，更為根本的語言的力量，展覽卻似乎未予充分提及。辛亥革命由主張君主立憲制之戊戌變法運動演變而來，由改良而革命，其間語言的力量實不亞於千軍萬馬。語言並非僅是現實、事物的表徵或代表，它可以產生、創造新的現實或事物。辛亥革命亦可證之。其次，強調語言的力量，也是為了觀察不同的城市在革命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革命的幾個基地中，大致說來，香港是早期的宣傳地和後方之一，廣州（含惠潮兩州）和武昌則是行動的實施地，上海租界也算是一個宣傳基地，而革命的總部和宣傳總基地，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實際上卻是在東京（含橫濱）。因主題的偏重，這次展覽涉及東京的部分也不算多。再次，強調語言的力量，尤其是因為筆者覺得這一展覽對辛亥革命最大的宣傳家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號太炎）墨過少，只寥寥兩行。章太炎是辛亥革命最有影響的思想家、理論家和宣傳家。儘管如此，無論在大陸還是台灣，在國共兩黨的黨派中心尤其是五四中心的近代史敘述中，章太炎卻是長期有意無意地被忽視。這次展覽對章太炎的作用和意義墨不多，也就不足為奇了。
章太炎與孫中山、黃興並稱「革命三尊」，以辛亥革命最銳利的宣傳家而為人稱道。學問上，章太炎為清朝考據學（樸學）的集大成者。考據學是漢學在清代的發展形態，主張從語言文獻中求經史義理之歸依，乃是從語言角度綜合經學、小學、史學、禮制之學、諸子學的學問體系。漢學和考據學的稱謂有與宋學（朱子學或理學）和陽明學的稱謂相對之意。太炎也被目為國學之象徵人物，但事實上他在哲學上卻是糅合中西，他對西方哲學之看法今日仍不失其獨到之處。政治上，他先贊同康有為的變法改良派，但後來轉而投身反清革命運動，成為康氏最難對付的學術、政治論敵。1903年5月，自日本歸來的鄒容作《革命軍》，適逢前一年5月康有為撰文《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而不能行革命書》，反對革命，力主改良。章太炎騰書《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並與鄒容《革命軍》同時刊出，「不及一月，數千冊銷行殆盡」（蔣維喬文章，《制言》雜誌第二十五期），「此案之風潮影響青年思想，至巨至速」（馮自由《革命逸史》「浙江之文字獄」）。章太炎文中譏光緒帝為「載湉小丑，未辨菽麥」。同年6月29日《蘇報》轉載此文，文章發表次日章太炎即被捕，羈繫上海租界。章太炎在《太炎自定年譜》中曰：「時五月上旬也。清廷求各國領事引渡，不許；願以滬寧鐵路權易之，亦不許。余駁康書亦無效，而清政府至遣律師代表，與吾輩對質，震動全國，革命黨生氣大盛矣。」章太炎於1903年6月至1906年6月於上海租界身陷囹圄，同時入獄的鄒容期間死於獄中。這就是著名的「蘇報案」。由是觀之，上海能成為章太炎與鄒容挑戰清廷的舞台，正是因為上海有租界。因此，也就不難想像香港早期何以成為辛亥革命的早期的基地了。東京能長期成為辛亥革命的基地，更是因為在外國。清廷甘願拱手將滬寧鐵路權讓給洋人，以換取章、鄒，亦足於證明清廷對語言力量的恐懼了。
「有學問的革命家」
章太炎出獄後，旋即被孫文派人接往辛亥革命的海外基地東京。1906年7月15日，在日留學生超過兩千人盛會歡迎章太炎（同上馮著《章太炎事略》），亦由此可知太炎文章和實踐對青年學子和革命志士影響甚巨。章太炎後為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主筆，《民報》於1905年11月於東京創刊，自第六期起，直至1908年11月第二十四期被日本政府查禁為止，都由章太炎主編。章氏犀利的筆鋒，加之博大精深的學養，從思想理論方面提升了反清陣營的實力。革命成功後所擬國號「中華民國」，即出自他發表於《民報》第十五號（1907年7月）上的「中華民國解」一文，深受章氏影響的魯迅譽之為「巨大的紀念」(《太炎先生二三事》）。這期間，太炎還參與發起以皖浙志士為主的光復會，但因與孫文不和，遂於1910年重組光復會，並出任會長。辛亥革命後，他力主聯邦制，參與制定省級憲法。在北洋軍閥與辛亥革命的革命派短暫的合作時期，他亦曾出任大總統袁世凱治下的東三省籌邊史，但因反對袁世凱復辟帝政，自1913年8月至1916年6月遭軟禁。1917年袁世凱猝逝，他再度與孫文合作，出任廣州大元帥府秘書長。孫文去世後，隨蔣介石逐漸掌握實權，章氏亦淡出政治，轉而專治學術。魯迅謂其曰：「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模。（中略）戰鬥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同前）
魯迅稱他為「有學問的革命家」（同前），誠哉斯言！竊以為，百年中國，若舉三位學問最博大精深者，太炎先生當居其一；若舉最有學問之特立獨行的革命者，太炎先生則是絕無僅有。太炎先生仍是我們回望、反思「共和」的原點不可或缺的人物，也是吾輩相對化現有的大寫的歷史敘述，並重審思想史與學術史的一個最重要的存在。
[文／林少陽 編輯：方曉盈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文章日期：2011年5月5日
【明報專訊】最近的一個周末，筆者抽空去參觀了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辦的「辛亥革命百周年紀念展」。是日館內人頭簇擁，參觀者甚眾，委實讓筆者意外。更意外的，是參觀者的構成。看上去參觀者幾乎都是港人。許是周末的緣故，三十來歲的年輕人似乎居多，且大多是伉儷結伴而來；還有兩三個小學生參觀團，在孩子們面前，講解員講得尤其用心，語言淺白易懂，孩子們仰臉傾聽。此情此景，頗令筆者感動。香港似乎是一個與「革命」無緣的城市，一個熱切地想像國族建構但卻似乎只能旁觀的前殖民地，但這一類的印象相信會因為這一展覽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變。
但是，這一展覽的主題畢竟在於突顯武昌起義，以及香港與辛亥革命的關聯，自然不可能面面俱到，拙文希望略微有所補充。
革命的語言力量
首先，武昌起義固然是決定性的，但這是結果，更為根本的語言的力量，展覽卻似乎未予充分提及。辛亥革命由主張君主立憲制之戊戌變法運動演變而來，由改良而革命，其間語言的力量實不亞於千軍萬馬。語言並非僅是現實、事物的表徵或代表，它可以產生、創造新的現實或事物。辛亥革命亦可證之。其次，強調語言的力量，也是為了觀察不同的城市在革命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革命的幾個基地中，大致說來，香港是早期的宣傳地和後方之一，廣州（含惠潮兩州）和武昌則是行動的實施地，上海租界也算是一個宣傳基地，而革命的總部和宣傳總基地，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實際上卻是在東京（含橫濱）。因主題的偏重，這次展覽涉及東京的部分也不算多。再次，強調語言的力量，尤其是因為筆者覺得這一展覽對辛亥革命最大的宣傳家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號太炎）墨過少，只寥寥兩行。章太炎是辛亥革命最有影響的思想家、理論家和宣傳家。儘管如此，無論在大陸還是台灣，在國共兩黨的黨派中心尤其是五四中心的近代史敘述中，章太炎卻是長期有意無意地被忽視。這次展覽對章太炎的作用和意義墨不多，也就不足為奇了。
章太炎與孫中山、黃興並稱「革命三尊」，以辛亥革命最銳利的宣傳家而為人稱道。學問上，章太炎為清朝考據學（樸學）的集大成者。考據學是漢學在清代的發展形態，主張從語言文獻中求經史義理之歸依，乃是從語言角度綜合經學、小學、史學、禮制之學、諸子學的學問體系。漢學和考據學的稱謂有與宋學（朱子學或理學）和陽明學的稱謂相對之意。太炎也被目為國學之象徵人物，但事實上他在哲學上卻是糅合中西，他對西方哲學之看法今日仍不失其獨到之處。政治上，他先贊同康有為的變法改良派，但後來轉而投身反清革命運動，成為康氏最難對付的學術、政治論敵。1903年5月，自日本歸來的鄒容作《革命軍》，適逢前一年5月康有為撰文《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而不能行革命書》，反對革命，力主改良。章太炎騰書《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並與鄒容《革命軍》同時刊出，「不及一月，數千冊銷行殆盡」（蔣維喬文章，《制言》雜誌第二十五期），「此案之風潮影響青年思想，至巨至速」（馮自由《革命逸史》「浙江之文字獄」）。章太炎文中譏光緒帝為「載湉小丑，未辨菽麥」。同年6月29日《蘇報》轉載此文，文章發表次日章太炎即被捕，羈繫上海租界。章太炎在《太炎自定年譜》中曰：「時五月上旬也。清廷求各國領事引渡，不許；願以滬寧鐵路權易之，亦不許。余駁康書亦無效，而清政府至遣律師代表，與吾輩對質，震動全國，革命黨生氣大盛矣。」章太炎於1903年6月至1906年6月於上海租界身陷囹圄，同時入獄的鄒容期間死於獄中。這就是著名的「蘇報案」。由是觀之，上海能成為章太炎與鄒容挑戰清廷的舞台，正是因為上海有租界。因此，也就不難想像香港早期何以成為辛亥革命的早期的基地了。東京能長期成為辛亥革命的基地，更是因為在外國。清廷甘願拱手將滬寧鐵路權讓給洋人，以換取章、鄒，亦足於證明清廷對語言力量的恐懼了。
「有學問的革命家」
章太炎出獄後，旋即被孫文派人接往辛亥革命的海外基地東京。1906年7月15日，在日留學生超過兩千人盛會歡迎章太炎（同上馮著《章太炎事略》），亦由此可知太炎文章和實踐對青年學子和革命志士影響甚巨。章太炎後為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主筆，《民報》於1905年11月於東京創刊，自第六期起，直至1908年11月第二十四期被日本政府查禁為止，都由章太炎主編。章氏犀利的筆鋒，加之博大精深的學養，從思想理論方面提升了反清陣營的實力。革命成功後所擬國號「中華民國」，即出自他發表於《民報》第十五號（1907年7月）上的「中華民國解」一文，深受章氏影響的魯迅譽之為「巨大的紀念」(《太炎先生二三事》）。這期間，太炎還參與發起以皖浙志士為主的光復會，但因與孫文不和，遂於1910年重組光復會，並出任會長。辛亥革命後，他力主聯邦制，參與制定省級憲法。在北洋軍閥與辛亥革命的革命派短暫的合作時期，他亦曾出任大總統袁世凱治下的東三省籌邊史，但因反對袁世凱復辟帝政，自1913年8月至1916年6月遭軟禁。1917年袁世凱猝逝，他再度與孫文合作，出任廣州大元帥府秘書長。孫文去世後，隨蔣介石逐漸掌握實權，章氏亦淡出政治，轉而專治學術。魯迅謂其曰：「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模。（中略）戰鬥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同前）
魯迅稱他為「有學問的革命家」（同前），誠哉斯言！竊以為，百年中國，若舉三位學問最博大精深者，太炎先生當居其一；若舉最有學問之特立獨行的革命者，太炎先生則是絕無僅有。太炎先生仍是我們回望、反思「共和」的原點不可或缺的人物，也是吾輩相對化現有的大寫的歷史敘述，並重審思想史與學術史的一個最重要的存在。
[文／林少陽 編輯：方曉盈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高人範兒
文章日期：2011年5月5日
【明報專訊】台灣作家張大春常寫博客，在《中國時報》的網站上，每天評事論人，寫盡天下風雲；三天前，他發了這樣的一段文字，提醒我們，曾有一位人物，逝世已經兩年。
「2009年5月5日晚間9點24分，高信疆先生病逝於台北和信醫院，享年六十五歲。 在高公生前，我們共同的好友馬家輝給過我一封電郵，容我在此公布，是為故人身後兩年整的一份追思。
高信疆先生來了香港兩天，陪他到處見朋友，喝咖啡。九七年，他打電話到台北把我找回香港，晚上接了電話，翌晨我便攜著行李回來，開展我的編輯生涯。受台灣的文化氛圍滋養的我，拒絕不了高先生的誘惑，回想當夜，如果接不到那通電話，今天的我可能已在台灣某間大學擔任副教授之類。
高先生讓我看見什麼是大氣魄。
他離開報社時，我故作輕鬆地說『打工而已，沒什麼大不了』，他很不以為然地回答，『家輝，不是打工，我是覺得能夠做到一些有意義的事情才投入工作。性格不決定命運，理想才決定命運。』
他目前住在北京，每天幾次長途電話陪在台北的太太唸聖經。他說，你愛這個人，便要讓她高興。更何況她陪你吃了這麼多苦。」
跟高先生聊天是很好玩的事情，他懂得多，知識面廣，心胸也闊，妙語連珠，百無禁忌卻又從不逾軌，後輩在他面前，心情放鬆，能夠暢所欲言，不覺絲毫壓力。他是見過場面的人，在社交應酬上，進退應對，禮數周到，從座位次序安排到菜餚酒水喚點，從客人的搭配到話題的取捨，皆有要求，總能令主賓盡歡，跟在他身邊，真是開了眼界，明白什麼叫做「範兒」。年輕一輩的從台灣來港的傳媒人或文化人，極難再有如斯功力，除了光華新聞文化中心的羅智成，說來，許多年前他亦曾在《中國時報》跟高信疆工作，是「高門弟子」，怪不得。
高人遠去，我的筆記本上其實尚寫了不少高先生的妙語趣言，希望有一天能夠出版一本《高信疆語錄》，讓大家有以啟悟。他走了，但留下範兒，所以其實，仍在。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明報專訊】台灣作家張大春常寫博客，在《中國時報》的網站上，每天評事論人，寫盡天下風雲；三天前，他發了這樣的一段文字，提醒我們，曾有一位人物，逝世已經兩年。
「2009年5月5日晚間9點24分，高信疆先生病逝於台北和信醫院，享年六十五歲。 在高公生前，我們共同的好友馬家輝給過我一封電郵，容我在此公布，是為故人身後兩年整的一份追思。
高信疆先生來了香港兩天，陪他到處見朋友，喝咖啡。九七年，他打電話到台北把我找回香港，晚上接了電話，翌晨我便攜著行李回來，開展我的編輯生涯。受台灣的文化氛圍滋養的我，拒絕不了高先生的誘惑，回想當夜，如果接不到那通電話，今天的我可能已在台灣某間大學擔任副教授之類。
高先生讓我看見什麼是大氣魄。
他離開報社時，我故作輕鬆地說『打工而已，沒什麼大不了』，他很不以為然地回答，『家輝，不是打工，我是覺得能夠做到一些有意義的事情才投入工作。性格不決定命運，理想才決定命運。』
他目前住在北京，每天幾次長途電話陪在台北的太太唸聖經。他說，你愛這個人，便要讓她高興。更何況她陪你吃了這麼多苦。」
跟高先生聊天是很好玩的事情，他懂得多，知識面廣，心胸也闊，妙語連珠，百無禁忌卻又從不逾軌，後輩在他面前，心情放鬆，能夠暢所欲言，不覺絲毫壓力。他是見過場面的人，在社交應酬上，進退應對，禮數周到，從座位次序安排到菜餚酒水喚點，從客人的搭配到話題的取捨，皆有要求，總能令主賓盡歡，跟在他身邊，真是開了眼界，明白什麼叫做「範兒」。年輕一輩的從台灣來港的傳媒人或文化人，極難再有如斯功力，除了光華新聞文化中心的羅智成，說來，許多年前他亦曾在《中國時報》跟高信疆工作，是「高門弟子」，怪不得。
高人遠去，我的筆記本上其實尚寫了不少高先生的妙語趣言，希望有一天能夠出版一本《高信疆語錄》，讓大家有以啟悟。他走了，但留下範兒，所以其實，仍在。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4/29/2011
转发：揭東電收買專家黑幕
隱瞞核危的共犯
揭東電收買專家黑幕
文章日期：2011年4月29日
【明報專訊】在日本每一個大學都會為有名的公司開一個講座由公司出錢的，在中國這個行為是被稱為冠名，而在日本是稱為寄付，但是這個所謂的給付裏有很大的文章，我今天就要向大家講講東京電力如何出錢收買大學與研究機構的內幕。本來沒有機會接觸到這個內幕資料，正好在跟蹤東京電力的隱瞞事故的事情，一位與我熟悉的老前輩知道以後就告訴了我有這內幕素材，經過跟蹤調查基本上水落石出了。
一般開講座的話如果是客座教授一次最多2萬至5萬日圓，就算高級教授一次最多10萬日圓（約7000人民幣）這樣一年40次講座就是400萬日圓，而一般企業的捐贈最多1000萬日圓，因為不是所有的講座都是請高級教授，有時也不是同一位教授，所以實際費用並不高。但是東京電力卻向一個不是東京地區的大學捐贈了5億元作為講座費用。這又是為什麼呢？原來這所大學就是著名的長崎大學醫學部，在日本根據學校、按學科可以分為名校，如經濟學部的話，大阪大學、慶應大學等大學都是這方面的頭塊牌子，而長崎大學醫學部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國立6所醫科大 學之一。突然有一天東京電力向長崎大學發函，要求向長崎大學醫學部捐贈9000萬日圓（約710萬人民幣），要求就是開一個講座題目是——低線量放射線對人體的影響。在理由書中就是通過這個講座推進原子能發電事業。當時的長崎大學校長池田高良（是放射性損傷科教授）想稍稍改動理由書就把這筆錢收下來，這個舉動遭到校內師生一致反對，在當年夏季的校長選舉中成為引人注意的話題。正好同時，東京電力隱瞞福島核電站3號機組反應堆的爐壁有裂縫之事，在1997年強行更換反應爐，令2000多位員工在不知情的情下受到嚴重核輻射。之後還是繼續隱瞞事實，直到最近才被發現，這也是當初為何東京電力要向長崎大學捐贈金錢開設講座的原因了。長崎大學在當年夏天的校長選舉中，齋藤寬（公害學教授）被選為校長，他馬上就召開臨時教授會議，決定退還東京電力已經轉來的錢，不再接受東京電力的捐贈。
企業收買研究機構頻生
其實在日本企業收買大學或者研究機構來欺騙民眾的事屢屢發生，早在1956年熊本縣當地發現一種奇怪的病，後來知道是水俁病。當地熊本大學立刻調查，結果是水銀排放造成的，即刻通知這家公司停止排放污水。但是之後日本化學工業協會馬上就拉東京大學的專家一起開了水俁病的座談會，也就是後來所講的田宮委員會。這些專家大概吃過了腐爛的魚原因，他們都閉眼睛瞎說在熊本海岸的怪味是魚腐爛所致。當時的輿論都被這些專家的權威所忽悠，之後水俁病的危害進一步擴大。
現在同樣的錯誤仍是繼續，據東京電力內部透露經過幾次大的爆炸，2號、3號機組內的核燃料棒已大規模受損。但是東京電力還在說只是1號機組的70%燃料棒受損。這個詭辯現在已經很少人會相信，如只有小的損傷為何福島電站周圍的放射量一直有增無減，離開福島核電站40公里的核放射量是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安全標準2倍。據我調查東京電力在最近1年向東京大學捐贈了5億日圓的資金，同時還向東京工業大學等捐有重金，在這些大學的社會捐贈名單中也是名列前茅，天下沒有白食可以吃，捐贈目的就是要在這些大學培養為東京電力講話的所謂的專家。俗話云，吃人家嘴軟，拿人家壽短。看到日本電視台上那些講解核危機的專家我想講：如果要我相信你，你把吃進去的全部吐出來。媒體的使命就是公正、中立、客觀地報道事件，那些參與在媒體的專家也應該持有相同理念，如果不能保證，只有請雙方專家才能保證這個公平的要求。
「不會馬上影響人體」
從3月11日至今，日本的各個核專家都成為電視或者紙質媒體的青睞對象，其中包括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下屬原子能安全委員會以及原子能委員會的專家，還有就是那些著名大學東京大學、東京工業大學、築波大學、大阪大學、京都大學的理學專家輪番上場講解那些看似深奧的核電的指示。
但不管是原子能安全保安院的記者招待會以及電視上專門解釋的內容都覺得不對味，因為他們都有一句共同的用語：不會馬上對人體產生影響。同時從福島核電站現場傳來的消息都是令人沮喪的，到最後從核事故等級3開始，一路上調到最高級7級，終於與著名的切爾諾貝爾核電站事故看起了。但是這段期間，那些專家的講解內容令人起疑，東京大學工學系教授關村直人說：「我想是燃料棒的一部分溶解漏出，反應堆已經停止，已經冷下來，大家要冷靜對應爐心熔融是不可能，冷卻水不可能泄漏。」
在各大媒體頻頻露臉的京都大學原子能實驗所教授中島健，不管什麼媒體詢問，他的回答都是沒有問題。被問到的泄漏時，他很輕描淡寫地說：「很重飛不遠所以很安全。」但之後的事實對他們的言論是一記響亮的耳光，但是他們為何會睜眼睛說瞎話，他們都是日本核電堅定的支持者與推進者組織原子能村的成員。關村教授是日本經濟產業省的原子能安全小委員會委員，與日本經濟產業省的關係很深。同時關村教授所在的東京大學工學院與東京電力的關係很深，東京電力從10年前開始以冠名講座的名義向東京大學支付了約5億日圓（約共4000萬人民幣），這個東京電力是東京大學的財神爺。而中島教授與關村教授一樣都是核燃料回收安全委員會的委員，同時是文部省原子能安全技術顧問。
原子能研究3大勢力
在日本的原子能研究有3股勢力：東京大學工學部、東京工業大學原子能工學研究所、京都原子能反應堆實驗所的科學家等。在京都大學雖然有講核能危險的科學家，但是在京都大學內他們的待遇升級都遭到冷遇，一般電視媒體也不會叫他們去談。如果不是核能推進派的人士國家不會撥款給他們，東京電力也不會撥款支持他們。結果公眾看到的專家都是說：「可以放心的。」
所謂原子能村的組織，這是一個由產業、官方、學術等組成的共同體。能夠上電視的都是這個組織的成員。他們相互之間緊密聯繫，其中組織的中心就是東京大學工學系研究科原子能研究的成員。這裏面有一般的初出茅廬的小伙子，如果成績好，比較聽教授的人才會留校；其次是進入日本原子能研究所等政府的原子能研究機構；第三是去東芝、三菱等原子反應堆的製造公司；第四是去電力公司，最後是到經濟產業省或者文部省成為官僚。
大家可曾記得小澤一郎 在10多年前的發言，日本能夠在一周內製造出原子彈，他說的不是大話，日本的原子能技術是有目共睹，而這個成就的核心力量就是原子能村的成員，他們都是以日本有製造原子彈能力而自負，自己的核技術是世界最先進的，所以從大學開始就教育年輕人，找到有相同思想的人，把他們送進原子能村裏。
這在日本原子能研究機構的人員出身就可以知道，如原子能委員會委員長近藤俊介是東京大學工學系研究科原子能研究肄業的東京大學名譽教授。而政府間監視原子能安全的原子能安全委員會委員長班目春樹也是東京大學工學系研究科原子能研究肄業，在擔任東京大學以後，才擔任這個職務。不管是支持發展原子能以及監視管理原子能的都在相同的地方出身畢業，所以他們會高叫原子能是安全，對於原子能的危險卻是輕描淡寫。
日本政府的經濟產業省原來就是貫徹日本政府在國內大力推核能的國家方針，每年一次召集全國各電力公司開座談會，要求他們下大力研究開發核能，而電力公司在會上說明自己公司的核能推進計劃。但是經濟產業省下的原子能安全與保安院是監視與管理的機構，經濟產業省這樣做不是人格分離嗎？
而且原子能安全與保安院是經濟產業省官僚的養老過渡之地，如每天在電視上出現的原子能安全與保安院的發言人西山英彥審議官，就不是原子能專門出身，在核危機之前還是管減免稅協定的官員，因為他以前擔任過處理某種品牌害死人的事件，大家都講他是救火隊員。不止一個西山，在原子能安全與保安院裏的一半以上的檢查官就是從原來核能製造企業招聘的，一時間招不到人這也是救急的辦法，這些人都有核能的知識與經驗，但是不要忘記他們與原來公司關係很深，也不會認真檢查。
比如保安院的檢查官如果在核電站發生問題時進入現場檢查的基準書都是核電站的原來核能製造企業出身人員製作的，他們自己設計反應堆，到哪裏檢查會引起電力公司的反感心理很清楚。結果就是檢查那些安全的部分，那些在第一線擔當檢查的工作的技術人員，在現場聽到是電力公司人員的報告：「你指出的地方是安全，請放心。」之後就到接待室吃完高價招待套餐結束檢查。
除了原子能安全與保安院外，還有一個日本政府管理核能的機構，這就是原子能安全委員會，裏面的所有組成除了我在之前提到的班目委員長，還有久木田豐、小山田修，3人出身於東京大學大學院工學系研究科，同時久木田豐還是日本原子能研究所，小山田修還是日本核能反應堆製造廠商日立製作所的前員工。據內部消息班目委員長對於原子能的危機意識很低，在2007年中部電力濱岡核電站被當地民眾起訴時，當時是東京大學教授的班目作為被告方證人出庭，當被問及所有電源喪失，冷卻系統停止的情下怎麼辦時，他的回答：「如果要想到這個情就不要建核電站。」這樣的人最後做到了日本原子能安全委員的最高職位。還有一個內幕消息：在地震之後，班目被菅直人 首相叫到官邸，隨後問他：「核電站不會爆炸吧。」班目信誓旦旦地回答：「沒有問題，有點氫氣不會爆炸。」菅直人發火地說：「有氫氣就要爆炸啊，這是常識。」
大學東電官僚關係緊密
除了原子能村這個推進日本原子能的組織，還有很多專門靠核能吃飯的日本官方外圍組織：這些組織就是日本的水軍，為日本的原子能推進搖旗吶喊，所以這些組織的頭頭都是經產業大臣的顧問機構——綜合資源能源調查會的原子能分部成員。而且這個壞傳統都有歷史傳承，在原子能安全委員會的前會長，就是班目的學長東京大學名譽教授鈴木，在2010年擔任了日本原子能研究機構的理事長，這個機構就是1995年泄漏出銫的高速增殖反應堆的管理者，換句話說從原來管理核能的官方機構第一把手，換位到推進原子能的第一把手。結論就是東京電力等電力公司與學術研究以及官僚機構的關係之緊密。
為何講東京電力與這些官僚等關係密切，因為東京電力的相關公司有256個，就在這些公司裏隨便安排一個位子都可以為政府部門的官僚找一個位置。我曾撰文說過，日本退休以後馬上拿不了退休工資，要兩年以後才拿得到，這段時間很多退休官僚都會找一個地方撈外快。而核能的批准沒有政府部門允許是不行的，所有部門要打點，包括政府的資源能源廳長官在內。這些人、機構、學者、專家都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他們都是在吸取電力金錢的蛀蟲，為了保護這個利益，原先應該用科學來保護民眾安全的科學家，都在為東京電力隱瞞核電危機的實際危機。他們還在高唱：「安全，對身體沒有影響」。如果是這樣我要把這些專家押送到福島核電站現場，讓他們親眼看看，這些睜眼說瞎話的人。
橋本隆則--作者為日本華人，博士學歷，現居日本大阪。主攻國際關係，《聯合早報》撰稿人，日本《朝日放送》特約評論員。
[文 橋本隆則 編輯：蔡曉彤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揭東電收買專家黑幕
文章日期：2011年4月29日
【明報專訊】在日本每一個大學都會為有名的公司開一個講座由公司出錢的，在中國這個行為是被稱為冠名，而在日本是稱為寄付，但是這個所謂的給付裏有很大的文章，我今天就要向大家講講東京電力如何出錢收買大學與研究機構的內幕。本來沒有機會接觸到這個內幕資料，正好在跟蹤東京電力的隱瞞事故的事情，一位與我熟悉的老前輩知道以後就告訴了我有這內幕素材，經過跟蹤調查基本上水落石出了。
一般開講座的話如果是客座教授一次最多2萬至5萬日圓，就算高級教授一次最多10萬日圓（約7000人民幣）這樣一年40次講座就是400萬日圓，而一般企業的捐贈最多1000萬日圓，因為不是所有的講座都是請高級教授，有時也不是同一位教授，所以實際費用並不高。但是東京電力卻向一個不是東京地區的大學捐贈了5億元作為講座費用。這又是為什麼呢？原來這所大學就是著名的長崎大學醫學部，在日本根據學校、按學科可以分為名校，如經濟學部的話，大阪大學、慶應大學等大學都是這方面的頭塊牌子，而長崎大學醫學部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國立6所醫科大 學之一。突然有一天東京電力向長崎大學發函，要求向長崎大學醫學部捐贈9000萬日圓（約710萬人民幣），要求就是開一個講座題目是——低線量放射線對人體的影響。在理由書中就是通過這個講座推進原子能發電事業。當時的長崎大學校長池田高良（是放射性損傷科教授）想稍稍改動理由書就把這筆錢收下來，這個舉動遭到校內師生一致反對，在當年夏季的校長選舉中成為引人注意的話題。正好同時，東京電力隱瞞福島核電站3號機組反應堆的爐壁有裂縫之事，在1997年強行更換反應爐，令2000多位員工在不知情的情下受到嚴重核輻射。之後還是繼續隱瞞事實，直到最近才被發現，這也是當初為何東京電力要向長崎大學捐贈金錢開設講座的原因了。長崎大學在當年夏天的校長選舉中，齋藤寬（公害學教授）被選為校長，他馬上就召開臨時教授會議，決定退還東京電力已經轉來的錢，不再接受東京電力的捐贈。
企業收買研究機構頻生
其實在日本企業收買大學或者研究機構來欺騙民眾的事屢屢發生，早在1956年熊本縣當地發現一種奇怪的病，後來知道是水俁病。當地熊本大學立刻調查，結果是水銀排放造成的，即刻通知這家公司停止排放污水。但是之後日本化學工業協會馬上就拉東京大學的專家一起開了水俁病的座談會，也就是後來所講的田宮委員會。這些專家大概吃過了腐爛的魚原因，他們都閉眼睛瞎說在熊本海岸的怪味是魚腐爛所致。當時的輿論都被這些專家的權威所忽悠，之後水俁病的危害進一步擴大。
現在同樣的錯誤仍是繼續，據東京電力內部透露經過幾次大的爆炸，2號、3號機組內的核燃料棒已大規模受損。但是東京電力還在說只是1號機組的70%燃料棒受損。這個詭辯現在已經很少人會相信，如只有小的損傷為何福島電站周圍的放射量一直有增無減，離開福島核電站40公里的核放射量是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安全標準2倍。據我調查東京電力在最近1年向東京大學捐贈了5億日圓的資金，同時還向東京工業大學等捐有重金，在這些大學的社會捐贈名單中也是名列前茅，天下沒有白食可以吃，捐贈目的就是要在這些大學培養為東京電力講話的所謂的專家。俗話云，吃人家嘴軟，拿人家壽短。看到日本電視台上那些講解核危機的專家我想講：如果要我相信你，你把吃進去的全部吐出來。媒體的使命就是公正、中立、客觀地報道事件，那些參與在媒體的專家也應該持有相同理念，如果不能保證，只有請雙方專家才能保證這個公平的要求。
「不會馬上影響人體」
從3月11日至今，日本的各個核專家都成為電視或者紙質媒體的青睞對象，其中包括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下屬原子能安全委員會以及原子能委員會的專家，還有就是那些著名大學東京大學、東京工業大學、築波大學、大阪大學、京都大學的理學專家輪番上場講解那些看似深奧的核電的指示。
但不管是原子能安全保安院的記者招待會以及電視上專門解釋的內容都覺得不對味，因為他們都有一句共同的用語：不會馬上對人體產生影響。同時從福島核電站現場傳來的消息都是令人沮喪的，到最後從核事故等級3開始，一路上調到最高級7級，終於與著名的切爾諾貝爾核電站事故看起了。但是這段期間，那些專家的講解內容令人起疑，東京大學工學系教授關村直人說：「我想是燃料棒的一部分溶解漏出，反應堆已經停止，已經冷下來，大家要冷靜對應爐心熔融是不可能，冷卻水不可能泄漏。」
在各大媒體頻頻露臉的京都大學原子能實驗所教授中島健，不管什麼媒體詢問，他的回答都是沒有問題。被問到的泄漏時，他很輕描淡寫地說：「很重飛不遠所以很安全。」但之後的事實對他們的言論是一記響亮的耳光，但是他們為何會睜眼睛說瞎話，他們都是日本核電堅定的支持者與推進者組織原子能村的成員。關村教授是日本經濟產業省的原子能安全小委員會委員，與日本經濟產業省的關係很深。同時關村教授所在的東京大學工學院與東京電力的關係很深，東京電力從10年前開始以冠名講座的名義向東京大學支付了約5億日圓（約共4000萬人民幣），這個東京電力是東京大學的財神爺。而中島教授與關村教授一樣都是核燃料回收安全委員會的委員，同時是文部省原子能安全技術顧問。
原子能研究3大勢力
在日本的原子能研究有3股勢力：東京大學工學部、東京工業大學原子能工學研究所、京都原子能反應堆實驗所的科學家等。在京都大學雖然有講核能危險的科學家，但是在京都大學內他們的待遇升級都遭到冷遇，一般電視媒體也不會叫他們去談。如果不是核能推進派的人士國家不會撥款給他們，東京電力也不會撥款支持他們。結果公眾看到的專家都是說：「可以放心的。」
所謂原子能村的組織，這是一個由產業、官方、學術等組成的共同體。能夠上電視的都是這個組織的成員。他們相互之間緊密聯繫，其中組織的中心就是東京大學工學系研究科原子能研究的成員。這裏面有一般的初出茅廬的小伙子，如果成績好，比較聽教授的人才會留校；其次是進入日本原子能研究所等政府的原子能研究機構；第三是去東芝、三菱等原子反應堆的製造公司；第四是去電力公司，最後是到經濟產業省或者文部省成為官僚。
大家可曾記得小澤一郎 在10多年前的發言，日本能夠在一周內製造出原子彈，他說的不是大話，日本的原子能技術是有目共睹，而這個成就的核心力量就是原子能村的成員，他們都是以日本有製造原子彈能力而自負，自己的核技術是世界最先進的，所以從大學開始就教育年輕人，找到有相同思想的人，把他們送進原子能村裏。
這在日本原子能研究機構的人員出身就可以知道，如原子能委員會委員長近藤俊介是東京大學工學系研究科原子能研究肄業的東京大學名譽教授。而政府間監視原子能安全的原子能安全委員會委員長班目春樹也是東京大學工學系研究科原子能研究肄業，在擔任東京大學以後，才擔任這個職務。不管是支持發展原子能以及監視管理原子能的都在相同的地方出身畢業，所以他們會高叫原子能是安全，對於原子能的危險卻是輕描淡寫。
日本政府的經濟產業省原來就是貫徹日本政府在國內大力推核能的國家方針，每年一次召集全國各電力公司開座談會，要求他們下大力研究開發核能，而電力公司在會上說明自己公司的核能推進計劃。但是經濟產業省下的原子能安全與保安院是監視與管理的機構，經濟產業省這樣做不是人格分離嗎？
而且原子能安全與保安院是經濟產業省官僚的養老過渡之地，如每天在電視上出現的原子能安全與保安院的發言人西山英彥審議官，就不是原子能專門出身，在核危機之前還是管減免稅協定的官員，因為他以前擔任過處理某種品牌害死人的事件，大家都講他是救火隊員。不止一個西山，在原子能安全與保安院裏的一半以上的檢查官就是從原來核能製造企業招聘的，一時間招不到人這也是救急的辦法，這些人都有核能的知識與經驗，但是不要忘記他們與原來公司關係很深，也不會認真檢查。
比如保安院的檢查官如果在核電站發生問題時進入現場檢查的基準書都是核電站的原來核能製造企業出身人員製作的，他們自己設計反應堆，到哪裏檢查會引起電力公司的反感心理很清楚。結果就是檢查那些安全的部分，那些在第一線擔當檢查的工作的技術人員，在現場聽到是電力公司人員的報告：「你指出的地方是安全，請放心。」之後就到接待室吃完高價招待套餐結束檢查。
除了原子能安全與保安院外，還有一個日本政府管理核能的機構，這就是原子能安全委員會，裏面的所有組成除了我在之前提到的班目委員長，還有久木田豐、小山田修，3人出身於東京大學大學院工學系研究科，同時久木田豐還是日本原子能研究所，小山田修還是日本核能反應堆製造廠商日立製作所的前員工。據內部消息班目委員長對於原子能的危機意識很低，在2007年中部電力濱岡核電站被當地民眾起訴時，當時是東京大學教授的班目作為被告方證人出庭，當被問及所有電源喪失，冷卻系統停止的情下怎麼辦時，他的回答：「如果要想到這個情就不要建核電站。」這樣的人最後做到了日本原子能安全委員的最高職位。還有一個內幕消息：在地震之後，班目被菅直人 首相叫到官邸，隨後問他：「核電站不會爆炸吧。」班目信誓旦旦地回答：「沒有問題，有點氫氣不會爆炸。」菅直人發火地說：「有氫氣就要爆炸啊，這是常識。」
大學東電官僚關係緊密
除了原子能村這個推進日本原子能的組織，還有很多專門靠核能吃飯的日本官方外圍組織：這些組織就是日本的水軍，為日本的原子能推進搖旗吶喊，所以這些組織的頭頭都是經產業大臣的顧問機構——綜合資源能源調查會的原子能分部成員。而且這個壞傳統都有歷史傳承，在原子能安全委員會的前會長，就是班目的學長東京大學名譽教授鈴木，在2010年擔任了日本原子能研究機構的理事長，這個機構就是1995年泄漏出銫的高速增殖反應堆的管理者，換句話說從原來管理核能的官方機構第一把手，換位到推進原子能的第一把手。結論就是東京電力等電力公司與學術研究以及官僚機構的關係之緊密。
為何講東京電力與這些官僚等關係密切，因為東京電力的相關公司有256個，就在這些公司裏隨便安排一個位子都可以為政府部門的官僚找一個位置。我曾撰文說過，日本退休以後馬上拿不了退休工資，要兩年以後才拿得到，這段時間很多退休官僚都會找一個地方撈外快。而核能的批准沒有政府部門允許是不行的，所有部門要打點，包括政府的資源能源廳長官在內。這些人、機構、學者、專家都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他們都是在吸取電力金錢的蛀蟲，為了保護這個利益，原先應該用科學來保護民眾安全的科學家，都在為東京電力隱瞞核電危機的實際危機。他們還在高唱：「安全，對身體沒有影響」。如果是這樣我要把這些專家押送到福島核電站現場，讓他們親眼看看，這些睜眼說瞎話的人。
橋本隆則--作者為日本華人，博士學歷，現居日本大阪。主攻國際關係，《聯合早報》撰稿人，日本《朝日放送》特約評論員。
[文 橋本隆則 編輯：蔡曉彤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世紀情書
文章日期：2011年4月29日
【明報專訊】若論辛亥革命最悲壯的情書，自然是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
少年初讀《與妻訣別書》，感動與震撼至今難忘。那時，不知情為何物，不懂生死相許，開讀「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時，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為陰間一鬼。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不能竟書而欲擱筆！」便情不自禁讀下去，終生難忘。
世上情書常能感動愛人，但情書變成為國犧牲的絕筆，當能感動天下。林覺民的情書，寫於起義之前，及後便以死殉國。夜闌人靜，想起懷孕的妻子，想到獻身的中國，就在手巾寫下這情書，字字泣血，天亮時交給朋友，說：我死，幸為轉達。最後，情書成為絕筆，林覺民雖死猶生。
情書永垂，皆因刻骨銘心；絕筆不朽，皆因從容就義。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兩者兼備，有人統計過，信中呼喚妻子49次，最後仍選擇復興中華的大愛，他說：「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羶，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為念……」
林覺民畢業於慶應大學，在日本已加入同盟會，參與的正是黃花崗起義。天明，他隨黃興攻入總督衙門，中途受傷，力盡被俘，審訊時毫無懼色，判刑後面不改容，連差點被革命軍刺殺的兩廣總督張鳴岐也暗歎：「面貌如玉，肝腸如鐵，心地光明如雪，真算得奇男子。」
林覺民死後，遺書輾轉送到家中，意映悲痛欲絕，曾有自殺之念，經林覺民雙親跪求，念子年幼，放棄自殺。一年後，意映思念過度，終於抑鬱而死，讓悲劇再添新愁。辛亥革命受黃花崗起義的感召，像回應林覺民《與妻訣別書》的遺願：「國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終於成功推翻滿清。
一百年來，人們多從男性的角度，讀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一百年後，台灣女歌手齊豫，以女性的感覺，代意映寫歌給林覺民說：我留守著數不完的夜和載沉載浮的凌遲，誰給你選擇的權利，讓你就這樣的離去？誰把我無止盡的付出都化成紙上的一個名字？
百年辛亥，世紀情書，愛與夢仍然使人心痛。
[張文光]
【明報專訊】若論辛亥革命最悲壯的情書，自然是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
少年初讀《與妻訣別書》，感動與震撼至今難忘。那時，不知情為何物，不懂生死相許，開讀「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時，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為陰間一鬼。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不能竟書而欲擱筆！」便情不自禁讀下去，終生難忘。
世上情書常能感動愛人，但情書變成為國犧牲的絕筆，當能感動天下。林覺民的情書，寫於起義之前，及後便以死殉國。夜闌人靜，想起懷孕的妻子，想到獻身的中國，就在手巾寫下這情書，字字泣血，天亮時交給朋友，說：我死，幸為轉達。最後，情書成為絕筆，林覺民雖死猶生。
情書永垂，皆因刻骨銘心；絕筆不朽，皆因從容就義。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兩者兼備，有人統計過，信中呼喚妻子49次，最後仍選擇復興中華的大愛，他說：「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羶，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為念……」
林覺民畢業於慶應大學，在日本已加入同盟會，參與的正是黃花崗起義。天明，他隨黃興攻入總督衙門，中途受傷，力盡被俘，審訊時毫無懼色，判刑後面不改容，連差點被革命軍刺殺的兩廣總督張鳴岐也暗歎：「面貌如玉，肝腸如鐵，心地光明如雪，真算得奇男子。」
林覺民死後，遺書輾轉送到家中，意映悲痛欲絕，曾有自殺之念，經林覺民雙親跪求，念子年幼，放棄自殺。一年後，意映思念過度，終於抑鬱而死，讓悲劇再添新愁。辛亥革命受黃花崗起義的感召，像回應林覺民《與妻訣別書》的遺願：「國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終於成功推翻滿清。
一百年來，人們多從男性的角度，讀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一百年後，台灣女歌手齊豫，以女性的感覺，代意映寫歌給林覺民說：我留守著數不完的夜和載沉載浮的凌遲，誰給你選擇的權利，讓你就這樣的離去？誰把我無止盡的付出都化成紙上的一個名字？
百年辛亥，世紀情書，愛與夢仍然使人心痛。
[張文光]
4/24/2011
雲南至星洲高鐵明動工
雲南至星洲高鐵明動工
10小時到新加坡 泛亞高鐵2020年建成
文章日期：2011年4月24日
【明報專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將於本周出訪馬來西亞和印尼，而泛亞高速鐵路中國段將於明日（25日）開工建設。這條由雲南昆明至老撾首都萬象的高鐵，是泛亞高鐵東南亞中線（昆明至新加坡）的一部分，整條線路將在2020年建成通車，未來坐火車從昆明到新加坡僅需10小時左右。中國目前擬定3條高鐵建設路線，分別穿越中亞、俄羅斯及東南亞，計劃正與相關國家談判。
東中西三方案分段開建
中廣網報道，按照《亞洲鐵路網政府間協定》，中國至萬象的高鐵，還將延伸到泰國曼谷，然後經馬來西亞吉隆坡，終至新加坡，全長3900公里。屆時可由昆明直達新加坡。有關協議初步確定了泛亞鐵路的路線，分東、中、西線三個方案，各線將分段開建，整個鐵路網有望在2020年完成。
作為泛亞鐵路網最南端的路線，從吉隆坡通往新加坡的高鐵也已被提上議事日程，有關承包工程和細節已進入最後階段。中投顧問高級研究員黎雪榮表示，這個項目的投標中國公司勝算很大。「由於此項工程是中國在東南亞最大的基建工程，需要進行更充分的商討與論證，且勢必會上升為國家層面，有可能在領導人國事訪問中進行公布。」黎雪榮說。
溫家寶訪問期間或公布投標
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夢恕表示，目前與中國在商談建設高鐵的亞洲國家還有緬甸、柬埔寨、越南、印度等。他透露，緬甸境內路段勘測工作已結束，但離動工還需要一段時間。由於地形複雜，中國通往緬甸的鐵路只能達到每小時170公里的速度，與高鐵的速度還有一定距離。
「中國在談判中承諾提供高鐵技術、設備及最高時速達350公里的中國高速列車，並且承擔那些願意向中國運輸天然氣或鋰等自然資源的國家建設高鐵的費用。」王夢恕表示，中國計劃將在國內建設的高鐵網延伸到俄羅斯、中亞以及東亞17個國家。中國制定了中亞和俄羅斯大陸橫斷鐵路、東南亞鐵路等3條高鐵網建設計劃，正在與相關國家進行談判，以期能在2025年內完工。
總理溫家寶將於本月27至30日訪問馬來西亞和印尼，據外交部透露，溫家寶27日至28日訪問馬來西亞，將與大馬簽署電訊及基建協議；而在29日至30日訪問印尼期間，將會簽署包括銀行合作、建設投資、棕櫚油生產及火力發電廠等多項協議。
××××××××××
中國強化經貿戰略 影響力將達印度洋
文章日期：2011年4月24日
【明報專訊】北京大力推動泛亞鐵路，不僅能打破來自中東及非洲的石油運輸只能經馬六甲海峽的現狀，使中國的能源供應得到更多保障，還可強化中國與東盟一體化，並擴大和南亞的經貿關係，更可在地緣戰略上有所突破，令中國的影響力可直達印度洋。
中廣網引述雲南社科院東南亞研究所研究員陳鐵軍表示，隨東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東盟的戰略地位日益重要，中國與東盟已實現自由貿易區，解決了人為的貿易壁壘問題，但雙方之間天然的「自然壁壘」還須通過泛亞鐵路來解決。
解決能源「馬六甲困局」
雲南大學東盟商務研究中心主任郭建軍表示，泛亞高鐵可緩解中國能源進口過度依賴馬六甲海峽。據中國海關數據，去年中國原油總進口量為23.931萬噸，從中東、非洲經馬六甲海峽輸入的原油佔了80%。
此一地緣戰略上的突破，除可解決中國進口能源面臨的「馬六甲困局」外，中國的政經影響力更將直達印度洋。高鐵網也可為日韓兩國服務，運送其所需能源及貨物，使之成為具「全球意義的通道」。
10小時到新加坡 泛亞高鐵2020年建成
文章日期：2011年4月24日
【明報專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將於本周出訪馬來西亞和印尼，而泛亞高速鐵路中國段將於明日（25日）開工建設。這條由雲南昆明至老撾首都萬象的高鐵，是泛亞高鐵東南亞中線（昆明至新加坡）的一部分，整條線路將在2020年建成通車，未來坐火車從昆明到新加坡僅需10小時左右。中國目前擬定3條高鐵建設路線，分別穿越中亞、俄羅斯及東南亞，計劃正與相關國家談判。
東中西三方案分段開建
中廣網報道，按照《亞洲鐵路網政府間協定》，中國至萬象的高鐵，還將延伸到泰國曼谷，然後經馬來西亞吉隆坡，終至新加坡，全長3900公里。屆時可由昆明直達新加坡。有關協議初步確定了泛亞鐵路的路線，分東、中、西線三個方案，各線將分段開建，整個鐵路網有望在2020年完成。
作為泛亞鐵路網最南端的路線，從吉隆坡通往新加坡的高鐵也已被提上議事日程，有關承包工程和細節已進入最後階段。中投顧問高級研究員黎雪榮表示，這個項目的投標中國公司勝算很大。「由於此項工程是中國在東南亞最大的基建工程，需要進行更充分的商討與論證，且勢必會上升為國家層面，有可能在領導人國事訪問中進行公布。」黎雪榮說。
溫家寶訪問期間或公布投標
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夢恕表示，目前與中國在商談建設高鐵的亞洲國家還有緬甸、柬埔寨、越南、印度等。他透露，緬甸境內路段勘測工作已結束，但離動工還需要一段時間。由於地形複雜，中國通往緬甸的鐵路只能達到每小時170公里的速度，與高鐵的速度還有一定距離。
「中國在談判中承諾提供高鐵技術、設備及最高時速達350公里的中國高速列車，並且承擔那些願意向中國運輸天然氣或鋰等自然資源的國家建設高鐵的費用。」王夢恕表示，中國計劃將在國內建設的高鐵網延伸到俄羅斯、中亞以及東亞17個國家。中國制定了中亞和俄羅斯大陸橫斷鐵路、東南亞鐵路等3條高鐵網建設計劃，正在與相關國家進行談判，以期能在2025年內完工。
總理溫家寶將於本月27至30日訪問馬來西亞和印尼，據外交部透露，溫家寶27日至28日訪問馬來西亞，將與大馬簽署電訊及基建協議；而在29日至30日訪問印尼期間，將會簽署包括銀行合作、建設投資、棕櫚油生產及火力發電廠等多項協議。
××××××××××
中國強化經貿戰略 影響力將達印度洋
文章日期：2011年4月24日
【明報專訊】北京大力推動泛亞鐵路，不僅能打破來自中東及非洲的石油運輸只能經馬六甲海峽的現狀，使中國的能源供應得到更多保障，還可強化中國與東盟一體化，並擴大和南亞的經貿關係，更可在地緣戰略上有所突破，令中國的影響力可直達印度洋。
中廣網引述雲南社科院東南亞研究所研究員陳鐵軍表示，隨東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東盟的戰略地位日益重要，中國與東盟已實現自由貿易區，解決了人為的貿易壁壘問題，但雙方之間天然的「自然壁壘」還須通過泛亞鐵路來解決。
解決能源「馬六甲困局」
雲南大學東盟商務研究中心主任郭建軍表示，泛亞高鐵可緩解中國能源進口過度依賴馬六甲海峽。據中國海關數據，去年中國原油總進口量為23.931萬噸，從中東、非洲經馬六甲海峽輸入的原油佔了80%。
此一地緣戰略上的突破，除可解決中國進口能源面臨的「馬六甲困局」外，中國的政經影響力更將直達印度洋。高鐵網也可為日韓兩國服務，運送其所需能源及貨物，使之成為具「全球意義的通道」。
世界閱讀焦慮日
文章日期：2011年4月24日
【明報專訊】昨天是「世界閱讀日」，官方名稱是World Book and Copyright Day，直譯應為「世界圖書與版權日」，但在華文領域裡，這活動的名字被閹割了，只剩書本，沒有「版權」，充分反映了copyright這碼子事兒根本不受重視。任何有意義的活動來到此城此國，似乎無不變調，不是被腰斬就是遭扭曲，甚難保持原貌。
「世界圖書與版權日」聽來格局寬宏，但其實非常年輕，僅有16年歷史，自1995年開始，每年4月23日，各國各城各政府皆或誠懇萬分或例行公式地舉行活動以推廣讀書風氣，至於活動過後，讀書是否真能成「風」成「氣」，倒似乎沒有任何政府會去認真評估。
或許閱讀就是這麼矛盾的一回事﹕推廣容易收成難，一旦把推廣成效期待得太高太急，便易氣餒放棄，反而，你愈假設社會上的閱讀風氣很低落很敗壞，你便愈有動機有理由去推去廣。因此千萬別企圖去做什麼計算評估，千萬別理會那些什麼數字指標什麼統計調查，你只需繼續對社會大眾發出「危機警告」，提醒他們，下一代愈來愈不愛讀書了，下一代愈來愈不懂讀書了，我們必須共同努力提升閱讀風氣，否則，文明低落，大難將至，諸如此類，諸如此類。
也因此每年的「世界閱讀日」其實等於「世界閱讀焦慮日」，地球上所有政府和傳媒都以如此或如彼的方式恐嚇然後催促大家，多讀書啊要讀書，不可不讀書；每年一次，地球人對閱讀匱乏感到惶恐萬分。
在我成長的年代，當然沒有什麼閱讀推廣什麼全民閱讀，殖民政府才懶得管你讀不讀書，甚至很有可能根本不願意看見老百姓讀書思考；在那年頭，讀書純粹是一種「自強活動」，你只能依靠自己，或，只能依靠一間值得依靠的書店；在那年頭，書店便是推廣閱讀的火車頭，一間好書店往往就是一個宇宙和一個世界，唯有踏進書店，始可逃離狹窄的現實空間。
感激曾經出現的一些好書店，例如波文，例如青文，例如文星，例如藍天，在「世界圖書與版權日」前後，出生於六○年代之輩如我，有責對它們感恩致敬，為了書本，為了啟蒙，為了已逝的那個知識渴求年代。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明報專訊】昨天是「世界閱讀日」，官方名稱是World Book and Copyright Day，直譯應為「世界圖書與版權日」，但在華文領域裡，這活動的名字被閹割了，只剩書本，沒有「版權」，充分反映了copyright這碼子事兒根本不受重視。任何有意義的活動來到此城此國，似乎無不變調，不是被腰斬就是遭扭曲，甚難保持原貌。
「世界圖書與版權日」聽來格局寬宏，但其實非常年輕，僅有16年歷史，自1995年開始，每年4月23日，各國各城各政府皆或誠懇萬分或例行公式地舉行活動以推廣讀書風氣，至於活動過後，讀書是否真能成「風」成「氣」，倒似乎沒有任何政府會去認真評估。
或許閱讀就是這麼矛盾的一回事﹕推廣容易收成難，一旦把推廣成效期待得太高太急，便易氣餒放棄，反而，你愈假設社會上的閱讀風氣很低落很敗壞，你便愈有動機有理由去推去廣。因此千萬別企圖去做什麼計算評估，千萬別理會那些什麼數字指標什麼統計調查，你只需繼續對社會大眾發出「危機警告」，提醒他們，下一代愈來愈不愛讀書了，下一代愈來愈不懂讀書了，我們必須共同努力提升閱讀風氣，否則，文明低落，大難將至，諸如此類，諸如此類。
也因此每年的「世界閱讀日」其實等於「世界閱讀焦慮日」，地球上所有政府和傳媒都以如此或如彼的方式恐嚇然後催促大家，多讀書啊要讀書，不可不讀書；每年一次，地球人對閱讀匱乏感到惶恐萬分。
在我成長的年代，當然沒有什麼閱讀推廣什麼全民閱讀，殖民政府才懶得管你讀不讀書，甚至很有可能根本不願意看見老百姓讀書思考；在那年頭，讀書純粹是一種「自強活動」，你只能依靠自己，或，只能依靠一間值得依靠的書店；在那年頭，書店便是推廣閱讀的火車頭，一間好書店往往就是一個宇宙和一個世界，唯有踏進書店，始可逃離狹窄的現實空間。
感激曾經出現的一些好書店，例如波文，例如青文，例如文星，例如藍天，在「世界圖書與版權日」前後，出生於六○年代之輩如我，有責對它們感恩致敬，為了書本，為了啟蒙，為了已逝的那個知識渴求年代。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4/22/2011
4/19/2011
顧文豪：在民國
在民國﹕國叔陳少白
文章日期：2011年4月15日
【明報專訊】梁家輝在《十月圍城》中飾演孫中山的革命助手陳少白。單就此片而言，似乎陳只是一介投身革命的書生，動動筆還行，真到了大場面就慌作一團。其實不然。歷史上的陳少白可算得上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大人物。
陳原名夔石，後改名白，字少白，廣東新會人，廣州格致書院（即今嶺南大學 ）的第一屆學生。少負奇氣，迥異流俗，其三叔陳麥南常攜多種西文譯本給讀，漸漸大開眼界，日後他常與人說：「革命思想，多得於季父。」後經人介紹與孫中山結識，一見如故。每於學課餘暇，與孫中山、尤列、楊鶴齡等三人高談造反革命，被清廷稱為「四大寇」。孫還與陳結為兄弟，孫年長三歲，稱呼陳為弟。孫中山畢生對革命同志以兄弟相稱的，唯陳一人。因此民國成立後，孫中山被尊為「國父」，民間則尊稱陳為「國叔」。
陳豐姿俊美，才思敏捷，辭章亦佳。興中會成立早期，革命黨人中文士較少，故章程、文告多出自其筆下。陳口才極好，行事劍及履及，加之學識廣博，不純為行動派，還是理論家、宣傳家。在他看來，革命可以一時無兵，但不可一時無報。於是在1899年底創辦了《中國日報》，該報每天出版，版面四開一張半，不久改至四開兩張。從前各地中文報紙排印皆為直行長行，獨獨《中國日報》仿日本報式改作橫行短行，節省讀者目力。這一小小的報式革命也是革命，革命不見得就是槍炮轟鳴，有時小小改變反倒能激起更長久的變化。
1901年1月，謝瓚泰、李紀堂等在廣州發動以會黨為主要力量的「大明順天國」反清起義。起義失敗後，保皇派把持的《嶺海報》發文，指斥反清起義擾亂社會治安、大逆不道。陳領導的《中國日報》旗幟鮮明地與《嶺海報》展開筆戰，對保皇派的誣衊攻擊痛加駁斥。《嶺海報》發行量大跌，只得偃旗息鼓。這是革命派與保皇派在輿論上的第一次交鋒。翌年2月至7月，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文章，將清朝腐敗昏庸歸結為人民愚昧。同年9月，康有為也在《新民叢報》等保皇派報紙發表《辯革命書》等文章，攻擊革命派，指革命派「一談革命，就開口攻擊清朝，是一件不可解的事。清朝在中國已有兩百多年，現在無端引用法國人、美國人的理論在國內搞內訌，對中國來說是一種禍患」。孫中山寫了《駁保皇報書》、《敬告同鄉書》等文章，對保皇派「名為保皇，實則革命」的言論進行駁斥，指出「保皇便是保皇，革命便是革命，不容混淆」。陳亦發表大量評論，以為呼應，對康梁等鼓吹保皇立憲、反對民主革命的言論迎頭痛擊，指出革命者「志在倒滿興漢」，保皇者志在「扶滿而臣清」，兩者背道而馳，「保皇黨」是空頭愛國家。
可以說，陳少白是革命黨中最有頭腦的理論宣傳家。他深知，革命若要成功先要驚動四方，喚醒民眾。攻佔一地政權是短暫的，攻佔一人人心才是長久的。辛亥革命日後成功就在於人心所向，所謂得道多助。晚年陳少白親眼目睹民國創建後即退居鄉裏，辭去一切官職，在外海辦實事、興學修路。據其後人說，陳少白給陳家定了一條家訓「不做官，要做實事」，日後陳家亦無一人投身政治。或許這位槍林彈雨闖過來的革命家比誰都清楚政治的險惡，也比誰都清楚革命與政治不是一件事吧。
[文／顧文豪]
世紀‧在民國﹕十四歲的革命黨
文章日期：2011年4月19日
【明報專訊】興中會成立後約一周，一天，孫中山、陳少白等人在興中會橫濱分會會長馮鏡如家裏吃飯，同座的還有馮十四歲的兒子馮自由。席間閒聊，孫問及少年馮自由平日喜讀何書。馮答，好讀小說。孫又問，好讀哪部小說呢？答，好讀《三國演義》。孫中山顯然不是敷衍小孩子，又問他，最喜歡《三國演義》哪個人物？馮說：諸葛亮。孫中山聽後，笑說：你知道喜歡諸葛亮，就是明白古今順逆的道理。我們興中會就是漢朝的劉備、諸葛亮。今天的滿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馬懿。我們起兵驅逐滿洲，好比諸葛亮六出祁山。孫又對馮父言道，令郎能熟讀《三國演義》，何不叫他入會呢？就是這麼一次簡單的對話，興中會多了一個年齡最小的革命黨，日後他自稱是「馬前一小童」。
馮自由本不名自由，原名懋龍。1899年秋，他在東京梁啟超任校長的高等大同學校求學。開張眼界，聞知西說，尤對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盧梭民約論等西方革命思想感興趣。當時流亡在外的有兩支勢力，一為孫中山率領的革命黨，一為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保皇派。雖同為流亡之人，但礙於政見不同，兩派始終多有嫌隙。尤其當康有為聞知梁啟超欲與孫中山商談合作，康大為震怒，嚴令梁速速離開日本到檀香山。梁走後，大同學校和《清議報》都交由他人主持。康遙控指揮，不准報紙出現「自由」、「獨立」等字眼。向來渴慕革命，嚮往西方自由人權學說的馮自由對此極為不滿，認為康之行徑不啻奴隸作為。他公然在黑板上大書「馮懋隆即日改名自由」，贏得一陣叫好。
改名自由尚屬小事。十七歲自題小像詩云「大同大器十七歲，中國中興第一人」，氣度迥異流俗。事實亦確實如此，在馮十八到二十歲的短短兩年間，就幹了好幾件大事——與鄭貫一等創辦《開智錄》，與秦力山等合辦《國民報》，與王寵惠等組織廣東獨立協會，與章太炎、秦力山等發起召集了影響頗大的支那亡國242年紀念會等。他左手辦報寫文，右手集會結社，頗得孫中山賞識，真真是革命的可畏後生。年紀雖小，資歷在黨內卻屬元老。1905年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他是首批會員；「三民主義」這一眾所周知的簡稱也是他最早提出的；擔任同盟會香港分會會長，主持南方各省的黨務、軍務，直接指揮了1907年的潮州黃崗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武昌起義爆發後，旅美致公堂及同盟會洪門籌餉局等團體公推馮為美洲革命黨總代表，回國共商國是。革命成功後，出任孫中山機要秘書。
按說，馮自由此後本該在國民黨內青雲直上。可實情不然。1924年，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制訂「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馮公開反對國共合作，並在會議上對孫中山說：「總理，我名自由，我想自由發言，希望總理尊重我的自由！」孫訓斥其：「反對中國共產黨即是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即是反對本黨民生主義，便即是破壞紀律，照黨章應當革除黨籍及槍斃。」翌年，孫中山去世，5月間，馮組織國民黨同志俱樂部，發表宣言稱：「吾黨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絕不相侔」，為多數國民黨人反對，俱樂部被強令解散，馮亦被開除出黨。
因為政治立場不同，馮不見容於晚年孫中山。雖然日後蔣介石恢復其黨籍，但馮與蔣亦不合，自題書齋名為《不自由齋》，牢騷滿腹頗可想見。正是在這種落拓受排擠的情下，馮自由試圖以寫史的方式來寓託其革命的心志與未遂的抱負，於是有皇皇大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革命逸史》二書問世。
[文／顧文豪]
文章日期：2011年4月15日
【明報專訊】梁家輝在《十月圍城》中飾演孫中山的革命助手陳少白。單就此片而言，似乎陳只是一介投身革命的書生，動動筆還行，真到了大場面就慌作一團。其實不然。歷史上的陳少白可算得上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大人物。
陳原名夔石，後改名白，字少白，廣東新會人，廣州格致書院（即今嶺南大學 ）的第一屆學生。少負奇氣，迥異流俗，其三叔陳麥南常攜多種西文譯本給讀，漸漸大開眼界，日後他常與人說：「革命思想，多得於季父。」後經人介紹與孫中山結識，一見如故。每於學課餘暇，與孫中山、尤列、楊鶴齡等三人高談造反革命，被清廷稱為「四大寇」。孫還與陳結為兄弟，孫年長三歲，稱呼陳為弟。孫中山畢生對革命同志以兄弟相稱的，唯陳一人。因此民國成立後，孫中山被尊為「國父」，民間則尊稱陳為「國叔」。
陳豐姿俊美，才思敏捷，辭章亦佳。興中會成立早期，革命黨人中文士較少，故章程、文告多出自其筆下。陳口才極好，行事劍及履及，加之學識廣博，不純為行動派，還是理論家、宣傳家。在他看來，革命可以一時無兵，但不可一時無報。於是在1899年底創辦了《中國日報》，該報每天出版，版面四開一張半，不久改至四開兩張。從前各地中文報紙排印皆為直行長行，獨獨《中國日報》仿日本報式改作橫行短行，節省讀者目力。這一小小的報式革命也是革命，革命不見得就是槍炮轟鳴，有時小小改變反倒能激起更長久的變化。
1901年1月，謝瓚泰、李紀堂等在廣州發動以會黨為主要力量的「大明順天國」反清起義。起義失敗後，保皇派把持的《嶺海報》發文，指斥反清起義擾亂社會治安、大逆不道。陳領導的《中國日報》旗幟鮮明地與《嶺海報》展開筆戰，對保皇派的誣衊攻擊痛加駁斥。《嶺海報》發行量大跌，只得偃旗息鼓。這是革命派與保皇派在輿論上的第一次交鋒。翌年2月至7月，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文章，將清朝腐敗昏庸歸結為人民愚昧。同年9月，康有為也在《新民叢報》等保皇派報紙發表《辯革命書》等文章，攻擊革命派，指革命派「一談革命，就開口攻擊清朝，是一件不可解的事。清朝在中國已有兩百多年，現在無端引用法國人、美國人的理論在國內搞內訌，對中國來說是一種禍患」。孫中山寫了《駁保皇報書》、《敬告同鄉書》等文章，對保皇派「名為保皇，實則革命」的言論進行駁斥，指出「保皇便是保皇，革命便是革命，不容混淆」。陳亦發表大量評論，以為呼應，對康梁等鼓吹保皇立憲、反對民主革命的言論迎頭痛擊，指出革命者「志在倒滿興漢」，保皇者志在「扶滿而臣清」，兩者背道而馳，「保皇黨」是空頭愛國家。
可以說，陳少白是革命黨中最有頭腦的理論宣傳家。他深知，革命若要成功先要驚動四方，喚醒民眾。攻佔一地政權是短暫的，攻佔一人人心才是長久的。辛亥革命日後成功就在於人心所向，所謂得道多助。晚年陳少白親眼目睹民國創建後即退居鄉裏，辭去一切官職，在外海辦實事、興學修路。據其後人說，陳少白給陳家定了一條家訓「不做官，要做實事」，日後陳家亦無一人投身政治。或許這位槍林彈雨闖過來的革命家比誰都清楚政治的險惡，也比誰都清楚革命與政治不是一件事吧。
[文／顧文豪]
世紀‧在民國﹕十四歲的革命黨
文章日期：2011年4月19日
【明報專訊】興中會成立後約一周，一天，孫中山、陳少白等人在興中會橫濱分會會長馮鏡如家裏吃飯，同座的還有馮十四歲的兒子馮自由。席間閒聊，孫問及少年馮自由平日喜讀何書。馮答，好讀小說。孫又問，好讀哪部小說呢？答，好讀《三國演義》。孫中山顯然不是敷衍小孩子，又問他，最喜歡《三國演義》哪個人物？馮說：諸葛亮。孫中山聽後，笑說：你知道喜歡諸葛亮，就是明白古今順逆的道理。我們興中會就是漢朝的劉備、諸葛亮。今天的滿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馬懿。我們起兵驅逐滿洲，好比諸葛亮六出祁山。孫又對馮父言道，令郎能熟讀《三國演義》，何不叫他入會呢？就是這麼一次簡單的對話，興中會多了一個年齡最小的革命黨，日後他自稱是「馬前一小童」。
馮自由本不名自由，原名懋龍。1899年秋，他在東京梁啟超任校長的高等大同學校求學。開張眼界，聞知西說，尤對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盧梭民約論等西方革命思想感興趣。當時流亡在外的有兩支勢力，一為孫中山率領的革命黨，一為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保皇派。雖同為流亡之人，但礙於政見不同，兩派始終多有嫌隙。尤其當康有為聞知梁啟超欲與孫中山商談合作，康大為震怒，嚴令梁速速離開日本到檀香山。梁走後，大同學校和《清議報》都交由他人主持。康遙控指揮，不准報紙出現「自由」、「獨立」等字眼。向來渴慕革命，嚮往西方自由人權學說的馮自由對此極為不滿，認為康之行徑不啻奴隸作為。他公然在黑板上大書「馮懋隆即日改名自由」，贏得一陣叫好。
改名自由尚屬小事。十七歲自題小像詩云「大同大器十七歲，中國中興第一人」，氣度迥異流俗。事實亦確實如此，在馮十八到二十歲的短短兩年間，就幹了好幾件大事——與鄭貫一等創辦《開智錄》，與秦力山等合辦《國民報》，與王寵惠等組織廣東獨立協會，與章太炎、秦力山等發起召集了影響頗大的支那亡國242年紀念會等。他左手辦報寫文，右手集會結社，頗得孫中山賞識，真真是革命的可畏後生。年紀雖小，資歷在黨內卻屬元老。1905年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他是首批會員；「三民主義」這一眾所周知的簡稱也是他最早提出的；擔任同盟會香港分會會長，主持南方各省的黨務、軍務，直接指揮了1907年的潮州黃崗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武昌起義爆發後，旅美致公堂及同盟會洪門籌餉局等團體公推馮為美洲革命黨總代表，回國共商國是。革命成功後，出任孫中山機要秘書。
按說，馮自由此後本該在國民黨內青雲直上。可實情不然。1924年，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制訂「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馮公開反對國共合作，並在會議上對孫中山說：「總理，我名自由，我想自由發言，希望總理尊重我的自由！」孫訓斥其：「反對中國共產黨即是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即是反對本黨民生主義，便即是破壞紀律，照黨章應當革除黨籍及槍斃。」翌年，孫中山去世，5月間，馮組織國民黨同志俱樂部，發表宣言稱：「吾黨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絕不相侔」，為多數國民黨人反對，俱樂部被強令解散，馮亦被開除出黨。
因為政治立場不同，馮不見容於晚年孫中山。雖然日後蔣介石恢復其黨籍，但馮與蔣亦不合，自題書齋名為《不自由齋》，牢騷滿腹頗可想見。正是在這種落拓受排擠的情下，馮自由試圖以寫史的方式來寓託其革命的心志與未遂的抱負，於是有皇皇大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革命逸史》二書問世。
[文／顧文豪]
4/17/2011
民國的歌聲
文章日期：2011年4月17日
【明報專訊】創建於1911年的中華民國，標誌兩個世紀，兩類政制，以至兩種不同文化的嬗遞。在這樣一個西風東漸、新舊交替的時代，中國的歌樂文化在思想覺悟的知識分子的倡導下走上了一條與傳統仳離的道路。
民國正式成立時，遜清已經於前數年「廢科舉、立學堂」，由於梁啟超、沈心工、王光祈等知識分子鼓吹利用學校歌樂活動來啟蒙國人的思想，改善國人的品質，新學堂的課程包括了「樂歌」課。就在此際，一種專屬於民國這個歷史時期的歌聲開始從各個學堂飄蕩出來，蔓延全國，如同香水、皮鞋、香煙和洋火一般，成了當時社會上的一種新時尚。
這種新時代的歌聲傳唱一類後來被稱為「學堂樂歌」的歌曲，就是一些舶來自歐洲、美國或日本，而被配上中文歌詞的外國名歌，例如《蘇格蘭藍鐘花》、《憶兒時》、《何日醒》等。歌曲的歌詞，除少數按照原文翻譯，大部分都是由填詞人自由創作而成的。這些中詞洋曲的學堂樂歌，為數起碼有數百首之多，其思想內容包括了富國強兵，抵禦外侮，破除迷信，解放婦女，學習「賽先生」（科學）和「德先生」（民主）等等，在在反映了清末民初國家處於多事之秋的國情。其中的主要填詞人，包括李叔同、沈心工和曾志忞等中國音樂教育先驅。在民國初年長大的一輩人，都似乎永遠忘不了這些在簡陋的學堂內用風琴伴唱的朗朗歌聲。在江南石門的小學堂裏唱王引才填詞的《揚子江》，成了豐子愷黃金時代的印記；在北平城南的小學堂裏唱李叔同填詞的《送別》，是為林海音緬懷故都的憑藉。
學堂樂歌之變奏
在幾百首學堂樂歌當中，仍有一小部分歌曲是取曲自傳統中國曲調的。大眾所熟悉的民間小調《茉莉花》、《鳳陽花鼓》、《梳妝》和《馬隊喇叭調》都曾被改編為學堂樂歌。出身書香門第，少年時走馬章台、流連歌榭的李叔同，敢情最熟悉傳統中國曲調不過了。他將民間樂曲《老六板》填上激昂的歌詞，改編為《祖國歌》，受到當時群眾的廣泛歡迎。少年時代的豐子愷就是和同學們敲銅鑼、吹喇叭、唱《祖國歌》，在浙江石門鎮的大街上宣傳抵制洋貨，勸用國貨的。我認為，在大量西式學堂樂歌當中，夾帶少數中式學堂樂歌，正正反映了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既急於擁抱新學，同時又難於忘懷舊學的矛盾心情。
這些在教室內詠唱的外國歌曲，卻造成了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將中國音樂此後的發展，引領往一個嶄新的方向。這些源自歐美或日本的歌曲，都是以西洋音樂的七聲大調（或小調）調式作為調性基礎而創作的，其調性感覺有別於中國傳統音樂的五聲性調性。對當時的人來說，它們的旋律，在和聲的襯托下，聽起來，比諸中國的傳統歌曲如民歌、曲藝或戲曲什麼的，都似乎清新得多，明朗得多。當激動時，它們都顯得十分雄渾、壯闊，不像中國音樂那樣，總是充滿了抑鬱和悲憤。在那個國難當前、國事堪嗟的年代裏，一時間，國人彷彿從這些舶來的西洋音樂中聽到了光明和希望。就在這樣的情下，學堂樂歌改變了中國人的聽覺習慣和口味，同時將西洋音樂的語彙、曲式和風格灌輸進中國人的腦袋裏。
傳統中國音樂製作旋律的方法，就是在一個五聲調式的基礎上，按照曲詞的聲調高低進行吟唱，藉此求取曲調，稱為「問字求腔」。民國的音樂工作者開始另闢蹊徑，用西方的作曲手法，在七聲大調（或小調）調式的基礎上，藉I、IV及V7和弦的進行來衍生旋律。於是，一些連曲帶詞都由中國人原創的西式學堂樂歌就這樣產生了，包括朱雲望作曲的《美哉中華》、沈心工作曲的《黃河》和李叔同作曲的《春遊》等。這些先行者們的實驗性作品，雖然都只是些簡樸的西式曲調，卻造就了一副巨人的肩膀，讓後來者能夠站於其上，看到了遠方的前景。
到了五四運動前後，追隨學堂樂歌的步履，中國出現了兩類堪稱為民國文化經典的歌種——「中國藝術歌曲」及「時代曲」。可以說，這兩類歌曲都是受到學堂樂歌的啟蒙而發展起來的。它們的作曲者都從前輩們的探索中見識到西方的作曲方法，同時，亦繼承了前輩們中西兩式曲調並用的傳統。
中國藝術歌曲的興起
當五四運動，繼洋務運動之後，在中國第二次掀起學習西方文化的熱潮時，青主、蕭友梅、趙元任及黃自等作曲家便起來效法歐洲十九世紀的浪漫派作曲家，從事藝術歌曲的創作。他們仿效德國的藝術歌曲——以詩歌為曲詞，用鋼琴作伴奏，藉和弦的進行來衍生旋律，兼且一般都講求曲中轉調——像黃自的《思鄉》、李惟寧的《偶然》和蕭友梅的《問》都是如此典型的西式曲調。另一方面，他們並沒有忘記為中國的藝術歌曲建立個性。例如趙元任在《教我如何不想他》中，將中國五聲調性，西洋大調調性和西洋小調調性三者加以糅合和對比，使該曲的調性色彩顯得豐富而多樣。例如黃友棣在《問鶯燕》中利用一個副屬七和弦來入侵其中式五聲旋律，使該曲的旋律產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變化。例如在趙元任的《聽雨》、劉雪庵的《紅豆詞》和黃友棣的《問鶯燕》中，中式的五聲旋律，都配上了西方的柱型七聲和聲作為伴奏。篳路藍縷的作曲家們，配合劉半農、徐志摩、韋瀚章及許建吾等人的詩作，致力為中國藝術歌曲灌注一種中西結合的風格效果，使這個新誕生的曲種能具有專屬於自己的特殊價值。
基本上，這類歌曲的風格和情趣，都是十分布爾喬亞的，強調一種優雅、高尚、不膚淺、不庸俗的氣質。它們的功能，彷彿是為了要撫慰當時書齋裏的知識分子，讓他們能在國是日非的氛圍中，找到一張暫時平靜的書桌。它們的這種專屬於小資產階級的情調，在以下這首《踏雪尋梅》（黃自曲、劉雪庵詞）的歌詞中，便可見一斑：
雪霽天晴朗，蠟梅處處香，
騎驢壩橋過，鈴兒響叮噹。
響叮噹、響叮噹、響叮噹……
好花採得瓶供養，伴我書聲琴韻，共渡好時光。
在中國大陸更換政權、國民政府播遷台灣後，中國藝術歌曲在內地曾一度成為大毒草，銷聲匿。尚幸，在過去數十年來，香港的黃友棣、林聲翕和梁明等作曲家在自由的空氣中續其餘緒，努力經營，亦頗多佳作。
比較接近社會大眾的一種民國歌曲，就是透過唱片，廣播電台和夜總會等當時新興的事業而得以流行於全國各地的「時代曲」。時代曲產生於1928年，當時，黎錦暉創作的歌曲《毛毛雨》由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出版，並迅速流行全國，家喻戶曉，從而樹立了一種易唱、易記、軟綿綿、甜膩膩的樂風，是為中國流行音樂的濫觴。時人咸稱同類的歌曲為「時代曲」。
時代曲之降臨
時代曲於三四十年代在上海生產，復於五六十年代在香港製作。這個曲種的興起和衰落，在滬港兩地完成，是一個雙城故事。它印證了戰後內地文化人攜先進文化南來香江的歷史。上海時期的時代曲作曲家以黎錦光、陳歌辛、嚴折西、姚敏、李厚襄和梁樂音為代表。香港時期的時代曲作曲家則以姚敏、李厚襄、梁樂音、綦湘棠、王福齡和顧嘉煇為代表。這些作曲家當中，每一位都能寫出十分優美的中式和西式旋律，致使時代曲經典作品輩出，數量極多，有如天上的繁星。現就同一作曲家寫的中西兩式時代曲隨便舉些例子吧：屬於中國五聲調性的，如《拷紅》（黎錦光）、《莫負青春》（陳歌辛）、《斷腸紅》（嚴折西）、《待嫁女兒》（姚敏）、《賣貨郎》（王福齡）等；屬於西洋七聲調性的，如《香格里拉》（黎錦光）、《玫瑰玫瑰我愛你》（陳歌辛）、《如果沒有你》（嚴折西）、《我愛恰恰》（姚敏）、《問白雲》（王福齡）等。我想，恐怕只有在民國這樣一個時代出身的創作人，才會具備如此的文化積澱，如此的音樂才華，可以用音符來表達兩種不同文化的審美，又表達得如許出色。他們的眾多華麗的作品，不但為港、台的流行音樂工業奠下基石，同時締造了一座令後輩作曲家們感到難以攀越的高峰。
時代曲的主要填詞人：李雋青、陳蝶衣、陶秦、易文等，都是在民國時期從舊社會裏走過來的，都具有深厚的舊文學底蘊。所以，他們創作的時代曲曲詞，既文言、又白話，既典雅、又新穎。這裏不妨列舉一些較為文學性的例子。當易文要描寫一個空中小姐的夢想，他說：「太陽是我小燈，月亮是我化妝鏡，彩虹拿來作項鏈，摘下一顆星星掛在胸前。」當易文要描寫一群青春兒女的遊樂，他說：「楊柳輕舞，春風蕩漾，池塘翠綠，田野金黃。那白雲是帳幕，把草地作眠，到了天黑，還有螢火光，我們還有螢火光。」然而，當我們以為陶秦要描寫白雲的時候，他描寫的卻不是白雲，他說：「問白雲，你有多少深？問白雲，你有多少層？故鄉望不見，知己常離分，遮住了歡笑，蓋住了恨。」你說，陶秦寫這樣的歌詞，是不是要描寫我們在1949年逃難到香港來的父母輩對民國的懷念？
美國流行音樂研究專家詹姆斯T.馬爾（ James T. Maher）曾經指出，美國流行歌曲的誕生是由於兩個原因造成的：（一）美國流行歌曲形成了某些屬於自己的地域性特點，（二）一撮傑出的作曲家將這個新出現的曲種持續地發展下去。受到源自西方的學堂樂歌的啟迪，中國藝術歌曲及時代曲也各自形成了屬於自己的風格和特點，也各自在一撮傑出的作曲家和填詞人的努力灌溉下開花結果。學堂樂歌，中國藝術歌曲及時代曲造成了專屬於民國時期的中國歌樂文化，反映了一代人的審美生活。這三個歌種的互動，引領近代中國音樂的發展，走上了西化的道路。它們同時標誌一種擺脫傳統、力求革新的民國精神。
[文／劉偉唐 編輯：蔡曉彤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明報專訊】創建於1911年的中華民國，標誌兩個世紀，兩類政制，以至兩種不同文化的嬗遞。在這樣一個西風東漸、新舊交替的時代，中國的歌樂文化在思想覺悟的知識分子的倡導下走上了一條與傳統仳離的道路。
民國正式成立時，遜清已經於前數年「廢科舉、立學堂」，由於梁啟超、沈心工、王光祈等知識分子鼓吹利用學校歌樂活動來啟蒙國人的思想，改善國人的品質，新學堂的課程包括了「樂歌」課。就在此際，一種專屬於民國這個歷史時期的歌聲開始從各個學堂飄蕩出來，蔓延全國，如同香水、皮鞋、香煙和洋火一般，成了當時社會上的一種新時尚。
這種新時代的歌聲傳唱一類後來被稱為「學堂樂歌」的歌曲，就是一些舶來自歐洲、美國或日本，而被配上中文歌詞的外國名歌，例如《蘇格蘭藍鐘花》、《憶兒時》、《何日醒》等。歌曲的歌詞，除少數按照原文翻譯，大部分都是由填詞人自由創作而成的。這些中詞洋曲的學堂樂歌，為數起碼有數百首之多，其思想內容包括了富國強兵，抵禦外侮，破除迷信，解放婦女，學習「賽先生」（科學）和「德先生」（民主）等等，在在反映了清末民初國家處於多事之秋的國情。其中的主要填詞人，包括李叔同、沈心工和曾志忞等中國音樂教育先驅。在民國初年長大的一輩人，都似乎永遠忘不了這些在簡陋的學堂內用風琴伴唱的朗朗歌聲。在江南石門的小學堂裏唱王引才填詞的《揚子江》，成了豐子愷黃金時代的印記；在北平城南的小學堂裏唱李叔同填詞的《送別》，是為林海音緬懷故都的憑藉。
學堂樂歌之變奏
在幾百首學堂樂歌當中，仍有一小部分歌曲是取曲自傳統中國曲調的。大眾所熟悉的民間小調《茉莉花》、《鳳陽花鼓》、《梳妝》和《馬隊喇叭調》都曾被改編為學堂樂歌。出身書香門第，少年時走馬章台、流連歌榭的李叔同，敢情最熟悉傳統中國曲調不過了。他將民間樂曲《老六板》填上激昂的歌詞，改編為《祖國歌》，受到當時群眾的廣泛歡迎。少年時代的豐子愷就是和同學們敲銅鑼、吹喇叭、唱《祖國歌》，在浙江石門鎮的大街上宣傳抵制洋貨，勸用國貨的。我認為，在大量西式學堂樂歌當中，夾帶少數中式學堂樂歌，正正反映了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既急於擁抱新學，同時又難於忘懷舊學的矛盾心情。
這些在教室內詠唱的外國歌曲，卻造成了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將中國音樂此後的發展，引領往一個嶄新的方向。這些源自歐美或日本的歌曲，都是以西洋音樂的七聲大調（或小調）調式作為調性基礎而創作的，其調性感覺有別於中國傳統音樂的五聲性調性。對當時的人來說，它們的旋律，在和聲的襯托下，聽起來，比諸中國的傳統歌曲如民歌、曲藝或戲曲什麼的，都似乎清新得多，明朗得多。當激動時，它們都顯得十分雄渾、壯闊，不像中國音樂那樣，總是充滿了抑鬱和悲憤。在那個國難當前、國事堪嗟的年代裏，一時間，國人彷彿從這些舶來的西洋音樂中聽到了光明和希望。就在這樣的情下，學堂樂歌改變了中國人的聽覺習慣和口味，同時將西洋音樂的語彙、曲式和風格灌輸進中國人的腦袋裏。
傳統中國音樂製作旋律的方法，就是在一個五聲調式的基礎上，按照曲詞的聲調高低進行吟唱，藉此求取曲調，稱為「問字求腔」。民國的音樂工作者開始另闢蹊徑，用西方的作曲手法，在七聲大調（或小調）調式的基礎上，藉I、IV及V7和弦的進行來衍生旋律。於是，一些連曲帶詞都由中國人原創的西式學堂樂歌就這樣產生了，包括朱雲望作曲的《美哉中華》、沈心工作曲的《黃河》和李叔同作曲的《春遊》等。這些先行者們的實驗性作品，雖然都只是些簡樸的西式曲調，卻造就了一副巨人的肩膀，讓後來者能夠站於其上，看到了遠方的前景。
到了五四運動前後，追隨學堂樂歌的步履，中國出現了兩類堪稱為民國文化經典的歌種——「中國藝術歌曲」及「時代曲」。可以說，這兩類歌曲都是受到學堂樂歌的啟蒙而發展起來的。它們的作曲者都從前輩們的探索中見識到西方的作曲方法，同時，亦繼承了前輩們中西兩式曲調並用的傳統。
中國藝術歌曲的興起
當五四運動，繼洋務運動之後，在中國第二次掀起學習西方文化的熱潮時，青主、蕭友梅、趙元任及黃自等作曲家便起來效法歐洲十九世紀的浪漫派作曲家，從事藝術歌曲的創作。他們仿效德國的藝術歌曲——以詩歌為曲詞，用鋼琴作伴奏，藉和弦的進行來衍生旋律，兼且一般都講求曲中轉調——像黃自的《思鄉》、李惟寧的《偶然》和蕭友梅的《問》都是如此典型的西式曲調。另一方面，他們並沒有忘記為中國的藝術歌曲建立個性。例如趙元任在《教我如何不想他》中，將中國五聲調性，西洋大調調性和西洋小調調性三者加以糅合和對比，使該曲的調性色彩顯得豐富而多樣。例如黃友棣在《問鶯燕》中利用一個副屬七和弦來入侵其中式五聲旋律，使該曲的旋律產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變化。例如在趙元任的《聽雨》、劉雪庵的《紅豆詞》和黃友棣的《問鶯燕》中，中式的五聲旋律，都配上了西方的柱型七聲和聲作為伴奏。篳路藍縷的作曲家們，配合劉半農、徐志摩、韋瀚章及許建吾等人的詩作，致力為中國藝術歌曲灌注一種中西結合的風格效果，使這個新誕生的曲種能具有專屬於自己的特殊價值。
基本上，這類歌曲的風格和情趣，都是十分布爾喬亞的，強調一種優雅、高尚、不膚淺、不庸俗的氣質。它們的功能，彷彿是為了要撫慰當時書齋裏的知識分子，讓他們能在國是日非的氛圍中，找到一張暫時平靜的書桌。它們的這種專屬於小資產階級的情調，在以下這首《踏雪尋梅》（黃自曲、劉雪庵詞）的歌詞中，便可見一斑：
雪霽天晴朗，蠟梅處處香，
騎驢壩橋過，鈴兒響叮噹。
響叮噹、響叮噹、響叮噹……
好花採得瓶供養，伴我書聲琴韻，共渡好時光。
在中國大陸更換政權、國民政府播遷台灣後，中國藝術歌曲在內地曾一度成為大毒草，銷聲匿。尚幸，在過去數十年來，香港的黃友棣、林聲翕和梁明等作曲家在自由的空氣中續其餘緒，努力經營，亦頗多佳作。
比較接近社會大眾的一種民國歌曲，就是透過唱片，廣播電台和夜總會等當時新興的事業而得以流行於全國各地的「時代曲」。時代曲產生於1928年，當時，黎錦暉創作的歌曲《毛毛雨》由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出版，並迅速流行全國，家喻戶曉，從而樹立了一種易唱、易記、軟綿綿、甜膩膩的樂風，是為中國流行音樂的濫觴。時人咸稱同類的歌曲為「時代曲」。
時代曲之降臨
時代曲於三四十年代在上海生產，復於五六十年代在香港製作。這個曲種的興起和衰落，在滬港兩地完成，是一個雙城故事。它印證了戰後內地文化人攜先進文化南來香江的歷史。上海時期的時代曲作曲家以黎錦光、陳歌辛、嚴折西、姚敏、李厚襄和梁樂音為代表。香港時期的時代曲作曲家則以姚敏、李厚襄、梁樂音、綦湘棠、王福齡和顧嘉煇為代表。這些作曲家當中，每一位都能寫出十分優美的中式和西式旋律，致使時代曲經典作品輩出，數量極多，有如天上的繁星。現就同一作曲家寫的中西兩式時代曲隨便舉些例子吧：屬於中國五聲調性的，如《拷紅》（黎錦光）、《莫負青春》（陳歌辛）、《斷腸紅》（嚴折西）、《待嫁女兒》（姚敏）、《賣貨郎》（王福齡）等；屬於西洋七聲調性的，如《香格里拉》（黎錦光）、《玫瑰玫瑰我愛你》（陳歌辛）、《如果沒有你》（嚴折西）、《我愛恰恰》（姚敏）、《問白雲》（王福齡）等。我想，恐怕只有在民國這樣一個時代出身的創作人，才會具備如此的文化積澱，如此的音樂才華，可以用音符來表達兩種不同文化的審美，又表達得如許出色。他們的眾多華麗的作品，不但為港、台的流行音樂工業奠下基石，同時締造了一座令後輩作曲家們感到難以攀越的高峰。
時代曲的主要填詞人：李雋青、陳蝶衣、陶秦、易文等，都是在民國時期從舊社會裏走過來的，都具有深厚的舊文學底蘊。所以，他們創作的時代曲曲詞，既文言、又白話，既典雅、又新穎。這裏不妨列舉一些較為文學性的例子。當易文要描寫一個空中小姐的夢想，他說：「太陽是我小燈，月亮是我化妝鏡，彩虹拿來作項鏈，摘下一顆星星掛在胸前。」當易文要描寫一群青春兒女的遊樂，他說：「楊柳輕舞，春風蕩漾，池塘翠綠，田野金黃。那白雲是帳幕，把草地作眠，到了天黑，還有螢火光，我們還有螢火光。」然而，當我們以為陶秦要描寫白雲的時候，他描寫的卻不是白雲，他說：「問白雲，你有多少深？問白雲，你有多少層？故鄉望不見，知己常離分，遮住了歡笑，蓋住了恨。」你說，陶秦寫這樣的歌詞，是不是要描寫我們在1949年逃難到香港來的父母輩對民國的懷念？
美國流行音樂研究專家詹姆斯T.馬爾（ James T. Maher）曾經指出，美國流行歌曲的誕生是由於兩個原因造成的：（一）美國流行歌曲形成了某些屬於自己的地域性特點，（二）一撮傑出的作曲家將這個新出現的曲種持續地發展下去。受到源自西方的學堂樂歌的啟迪，中國藝術歌曲及時代曲也各自形成了屬於自己的風格和特點，也各自在一撮傑出的作曲家和填詞人的努力灌溉下開花結果。學堂樂歌，中國藝術歌曲及時代曲造成了專屬於民國時期的中國歌樂文化，反映了一代人的審美生活。這三個歌種的互動，引領近代中國音樂的發展，走上了西化的道路。它們同時標誌一種擺脫傳統、力求革新的民國精神。
[文／劉偉唐 編輯：蔡曉彤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4/10/2011
陳丹青:想像魯迅
Intellectual﹕想像魯迅
中國現代文化與魯迅
文章日期：2011年4月10日
【明報專訊】編者按：2011年3月19日，著名畫家、文藝批評家陳丹青作客上海圖書館講演中國現代文化與魯迅之關係。言辭犀利，析論精到，當中關於中國現代文化現狀之批評尤為開人心眼。本報第一時間摘其菁華刊出，以饗讀者。
大家好。
今年是魯迅誕辰130周年，換在早先，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凡是魯迅紀念日，絕對國家大事，舉辦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台上的魯迅像，和毛澤東 像一樣大小，朱德周恩來等國家首腦，茅盾周揚等文藝高官坐在台上，聽眾又哪裏輪得到諸位市民，必是大小黨官。
從九十年代初到現在，中共中央，各級省市，不再舉辦魯迅紀念了。諸位記得哪位中央官員，哪份政府文本，再來鄭重其事提魯迅嗎？不提了。很好，魯迅話題總算回到民間，至少，回到一小撮書生那裏，魯迅的政治化，終於收場了。這幾年，魯迅的文章也從中學課本裏拿掉了，我想，教育部中宣部，想必知情的，默認的：其中有一層意思不好明說，就是，希望此後的小孩子，頂好忘掉魯迅，別學魯迅。
這次的命題，是《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化》。題目太大了，任何現代中國的大人物，很難單獨對應。中國式「現代文化」，更是意涵龐雜：是指中華民國還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指國家轉型還是暴力革命？是指成功的專制還是失敗的憲政？……若是將話題改成《中國現代文化與魯迅》，再把「現代文化」縮小到人文領域，焦距或許準一點，但和被孤立被神化的魯迅，也會發生對應的困難。
譬如，五四前後中國文化大轉型的重要命題，是打倒孔家店、改造國民性、白話文運動、推行大眾語、開辦新學、介紹西洋思想和文藝、創作現代小說……等等等等。今天，中國現代化的龐大實踐不論是否奏其全功，也不論有多大的問題，莫不受到以上實踐的決定性影響。如果這些影響果然構建了現代中國，魯迅不會自居首功，如果給現代中國帶來後患，魯迅不該負其全責。一百多年來，是好幾代不同主張不同派別的文人和黨人，共同熔鑄了所謂中國現代文化，魯迅是其中之一，當然，是絕頂重要的一位。
幾代人的誤解
魯迅被孤立，造成幾代人的誤解，以為這些事情都是魯迅一人在擔當，其他歷史人物不過是反派或陪襯。如今史料告訴我們，攻擊儒學，改造國民性，是五四激進文人的群體意識；白話文的緣起則早在十九世紀末，主事者是清末傳教士和本土文人，白話文運動，則是1915年左右胡適梅光迪等留美學生在校園內的書生論爭，1916年才由陳獨秀等點燃語言的革命，日後推行大眾語，是這場革命的題中之議和極端延伸。至於開辦新學，介紹西洋知識，也都起於清末，清廷廢除科舉，北洋政府禁止文言文，都是國家明令，同期的啟蒙人物，則是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蔡元培等等，白話文運動攻擊的林紓等人，早就翻譯一百多種西洋著作，傳播歐洲啟蒙思想，影響了包括少年魯迅在內的一整代晚清知識分子。在時代新潮中，周家兄弟是第二代動手譯介西洋小說的文人。
所以魯迅頂重要的貢獻，是開手創作現代小說的第一人。同期與後起的作家，不論服不服，大致公推魯迅是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文學的開山者，後來的文學雖有拓展，論到開創性、前衛性、深刻度、影響力，沒有哪一位人物超越魯迅。
評價魯迅的難點，在文學之外，涉及遠為複雜的歷史情景和政治立場。
在那份魯迅身後的時間遺產裏，被劫持的魯迅成為「黨文化」的一部分——大家知道，雖然我們的時代抹形形色色的偽文化塗料，惟「黨文化」，才是所謂「中國現代文化」的核心。除了各種各樣西洋事物西洋思想的假借、別稱、變種、冒牌，我看不出什麼是貨真價值的「中國現代文化」。它和歐洲、日本、美國的現代文化，都不一樣——和蘇聯的現代文化自然相似，但我沒聽說斯大林曾借用托爾斯泰的片言隻語致人死命，或者，禁絕舊俄文學，命令所有蘇聯人只讀普希金——在座青年不知道，也很難想像，在這份中國現代文化中，魯迅直接代表權力，絕對不可觸犯。
很抱歉，我對「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化」的理解，可能完全錯了。如果「中國現代文化」指的是國家地位與經濟成就，不必請出魯迅。我看不出魯迅和這種文化是什麼關係，如果有，只能確認一點：魯迅是個失敗者。不單他，他的前輩如梁啟超或蔡元培，他的同輩如胡適之或陳獨秀，他的論敵如陳源或梁實秋，都是失敗者——眼下的中國，真的是清末民初那代人孜孜矻矻為之啟蒙，為之奔走的中國嗎？
從來有一種風涼話，說：魯迅就知道罵人，沒給國家民族提出建設性意見。這類黨文化的變調、幫腔，不值一顧。倒有另一位失敗到毫無利用價值的歷史人物，胡蘭成，這樣評價魯迅——「魯迅一生的功績在他的否定，而不在他的肯定」。魯迅的真價值，「在於他是叛徒，而不是其他。」
何為「否定」？何為「叛徒」？在我們的時代，這兩個詞語就是嚴重的否定——今天絕大部分書生，頂頂忌諱說出否定的話語，頂頂害怕當個社會的叛徒——魯迅神話給幾代人的龐大錯覺：他絕對正確，亦即，他是「肯定」的化身。
但胡蘭成的評價，是對的。我惟願將「叛徒」改成「異端」，因為叛徒一詞被意識形態用壞了，民國初年，「叛徒」意指「異端」，魯迅就有一條短語，說是中國有幾種人十分稀少，其一，就是「撫哭叛徒的吊客。」此話有深意。誰是中國文化的叛徒呢？可以開一份名單；誰是吊客呢？難說。胡蘭成這個人，既是叛徒，也是吊客，在座哪位願意聽聽他的意思嗎？我願聽，因為他沒有歷史的名分，因為他不正確，因為他是徹底的失敗者——在歷來與當今的成功者那裏，我從來不期待聽到對於魯迅的公正的評價。
近年有論者說，魯迅沒有主義、信仰，疏於現代國家的知識架構，不及英美派如胡適傅斯年等擁有整套民主自由等等現代理念。我同情這種說法，我也同意，魯迅在好幾次政治事件中，尤在蘇聯問題上，不及他的論敵看得清醒。但我從未在魯迅那裏期待英美式的憲政常識，魯迅之為魯迅，不在這一路。在民國言論的眾聲喧嘩中，他總是成功地給大家一瓢冷水，一個掃興，幾句煞風景的話：因為他給出的不是政見，而是洞察。
譬如秋瑾就義，他卻來寫一篇《藥》，以為死也白死；譬如辛亥舉事，他不過看成換了旗幟，唯一的讚揚，只是剪了辮子；北伐統一成功，他一字不提，卻震驚於清黨的血腥；他晚年對紅軍抱有好感，可是私下對延安方面的小黨員說：你們成功了，進城了，我就要去掃大街，簡直早就夢見了文化大革命 ……清末之際的西洋進化論最為時髦，他懷疑且諷刺，今天，中國人的整體人格整體素質，果然進化了嗎？北洋時期的憲政鬧劇，他也懷疑而且諷刺，且看如今年年兩會的舉手和圖章，百年憲政的命運，昭然若揭；魯迅或深或淺介入過當時大大小小名目不一的是非，仔細留意，魯迅，都不是某一話題、某一主張的確信者與肯定者，要麼審慎質疑，要麼一句說破，要麼反撥話頭，要麼娓娓辯難……不要以為當年大家都在傾聽並認同魯迅，除了當權者，在民國各種輿論中，英美海歸的自由主義陣營，第三勢力的老少徒眾，滿嘴新詞的左翼小子，都比他勢力大，都沒停止過對他的批判和嘲罵，魯迅的本錢，只一支筆，魯迅的優勢，只是很有名。
我們很難在一個不變的立場上，觀察魯迅。他的難纏，他的醒豁，是在複雜感，並公開展示自己的衝突與矛盾，注意，不是見解的前後矛盾，而是精彩往來於事物的各個面向、各種可能。在幾乎所有論題中，他的省思和意見在在出乎於各派觀點之外，他的雜文總在曲折提醒道：事情並非如此，一切，比你們知道的還要複雜。
前面說，魯迅神話起於被政黨的孤立；前面又說，魯迅的真價值，是在異端。偉大的人物，十九異端，真的異端，總是孤立——請注意：不是「被孤立」——而偉大的孤立者，不幸，會使多數人不安，以至討厭，以至規避：我看見，魯迅是這樣的命，也是這樣的人。
不容叛徒的時代
魯迅自己說，他是夜行的鳥，發出惡聲：這是文學的修辭，也是大實話。在一個相對正常的國家，在相對完整而豐實的文明和歷史中，魯迅那樣的惡鳥，不會獲得他在現代中國這種嚇人的地位，不該被膜拜，不該被恐懼，而是被尊敬，同時，被冷落。然而，魯迅，卻被俗世膜拜了半個多世紀——雖然這龐大無邊的俗世也和魯迅一樣，被政黨全數劫持——退回四十年代，晚輩如胡蘭成之流始得看清魯迅的真價值：不是導師、不是指路的人，而是一個叛徒，一個否定的人。到五十年代，不可能了：一切否定都被否定，全中國進入絕對肯定，不容叛徒的時代，這時代一路進步到今天，從未學得放鬆一點、放心一點，還比以往更經不起否定，受不了哪怕輕微的叛變。可是這樣一種「現代文化」曾留下極度乖張的一筆，居然將一個超級的異端，奉為聖人。
近年，胡適的文本大致出版了，論現代國家的遠大設想，現代文化的正當確立，以胡適而替代魯迅的位置，其實倒是合宜，胡適和魯迅同有耿介不讓的一面，但胡適是個樂觀的人。胡適的系統，是正面而肯定的系統，他終生容忍異見，與各種叛徒有私誼，但他的天性與實踐絕對不是叛徒，而是一位紳士，近於現代的國師。現代中國的大學教育，先有蔡元培，後有胡適之，是大可尊敬、應當紀念的兩位開明人士，可是今天的北大根本不想，也絕對不敢豎一尊老校長胡適的小雕像——這樣的「中國現代文化」怎麼好意思說是「現代」，好意思說是「文化」。
但我樂意肯定今日中國莫名其妙的文化，畢竟，擅於權謀和機變的老文化，多少起作用，以至暴富的黨文化也還審時度勢，釋放魯迅，默認胡適及一大群反動派，回到陽世，填補破碎的歷史。在眼下的經濟豐年與文化荒原之間，我們仍在紀念文化叛徒周樹人，多少有點超現實。
容我再說一遍：這就是我大肆誤解的「中國現代文化」。接下來，我願為這份光芒萬丈的文化光榮榜，唱一道名單——首先，是歷屆黨國元首，其次，是千千萬萬共和國烈士，再其次，當然，應該是錢學森楊振寧他們；再再其次，絕對必須列入上海的姚明和劉翔 ，兼帶所有奧運金牌銀牌的獲得者，末尾一排，是五彩繽紛的CCTV春晚舞台大陣容，主持人兩端，站我們的趙本山與小沈陽。
最後，請諸位說說看，魯迅先生該不該列入中國現代文化的這份光榮榜？
[文‧陳丹青 編輯：蔡曉彤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中國現代文化與魯迅
文章日期：2011年4月10日
【明報專訊】編者按：2011年3月19日，著名畫家、文藝批評家陳丹青作客上海圖書館講演中國現代文化與魯迅之關係。言辭犀利，析論精到，當中關於中國現代文化現狀之批評尤為開人心眼。本報第一時間摘其菁華刊出，以饗讀者。
大家好。
今年是魯迅誕辰130周年，換在早先，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凡是魯迅紀念日，絕對國家大事，舉辦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台上的魯迅像，和毛澤東 像一樣大小，朱德周恩來等國家首腦，茅盾周揚等文藝高官坐在台上，聽眾又哪裏輪得到諸位市民，必是大小黨官。
從九十年代初到現在，中共中央，各級省市，不再舉辦魯迅紀念了。諸位記得哪位中央官員，哪份政府文本，再來鄭重其事提魯迅嗎？不提了。很好，魯迅話題總算回到民間，至少，回到一小撮書生那裏，魯迅的政治化，終於收場了。這幾年，魯迅的文章也從中學課本裏拿掉了，我想，教育部中宣部，想必知情的，默認的：其中有一層意思不好明說，就是，希望此後的小孩子，頂好忘掉魯迅，別學魯迅。
這次的命題，是《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化》。題目太大了，任何現代中國的大人物，很難單獨對應。中國式「現代文化」，更是意涵龐雜：是指中華民國還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指國家轉型還是暴力革命？是指成功的專制還是失敗的憲政？……若是將話題改成《中國現代文化與魯迅》，再把「現代文化」縮小到人文領域，焦距或許準一點，但和被孤立被神化的魯迅，也會發生對應的困難。
譬如，五四前後中國文化大轉型的重要命題，是打倒孔家店、改造國民性、白話文運動、推行大眾語、開辦新學、介紹西洋思想和文藝、創作現代小說……等等等等。今天，中國現代化的龐大實踐不論是否奏其全功，也不論有多大的問題，莫不受到以上實踐的決定性影響。如果這些影響果然構建了現代中國，魯迅不會自居首功，如果給現代中國帶來後患，魯迅不該負其全責。一百多年來，是好幾代不同主張不同派別的文人和黨人，共同熔鑄了所謂中國現代文化，魯迅是其中之一，當然，是絕頂重要的一位。
幾代人的誤解
魯迅被孤立，造成幾代人的誤解，以為這些事情都是魯迅一人在擔當，其他歷史人物不過是反派或陪襯。如今史料告訴我們，攻擊儒學，改造國民性，是五四激進文人的群體意識；白話文的緣起則早在十九世紀末，主事者是清末傳教士和本土文人，白話文運動，則是1915年左右胡適梅光迪等留美學生在校園內的書生論爭，1916年才由陳獨秀等點燃語言的革命，日後推行大眾語，是這場革命的題中之議和極端延伸。至於開辦新學，介紹西洋知識，也都起於清末，清廷廢除科舉，北洋政府禁止文言文，都是國家明令，同期的啟蒙人物，則是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蔡元培等等，白話文運動攻擊的林紓等人，早就翻譯一百多種西洋著作，傳播歐洲啟蒙思想，影響了包括少年魯迅在內的一整代晚清知識分子。在時代新潮中，周家兄弟是第二代動手譯介西洋小說的文人。
所以魯迅頂重要的貢獻，是開手創作現代小說的第一人。同期與後起的作家，不論服不服，大致公推魯迅是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文學的開山者，後來的文學雖有拓展，論到開創性、前衛性、深刻度、影響力，沒有哪一位人物超越魯迅。
評價魯迅的難點，在文學之外，涉及遠為複雜的歷史情景和政治立場。
在那份魯迅身後的時間遺產裏，被劫持的魯迅成為「黨文化」的一部分——大家知道，雖然我們的時代抹形形色色的偽文化塗料，惟「黨文化」，才是所謂「中國現代文化」的核心。除了各種各樣西洋事物西洋思想的假借、別稱、變種、冒牌，我看不出什麼是貨真價值的「中國現代文化」。它和歐洲、日本、美國的現代文化，都不一樣——和蘇聯的現代文化自然相似，但我沒聽說斯大林曾借用托爾斯泰的片言隻語致人死命，或者，禁絕舊俄文學，命令所有蘇聯人只讀普希金——在座青年不知道，也很難想像，在這份中國現代文化中，魯迅直接代表權力，絕對不可觸犯。
很抱歉，我對「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化」的理解，可能完全錯了。如果「中國現代文化」指的是國家地位與經濟成就，不必請出魯迅。我看不出魯迅和這種文化是什麼關係，如果有，只能確認一點：魯迅是個失敗者。不單他，他的前輩如梁啟超或蔡元培，他的同輩如胡適之或陳獨秀，他的論敵如陳源或梁實秋，都是失敗者——眼下的中國，真的是清末民初那代人孜孜矻矻為之啟蒙，為之奔走的中國嗎？
從來有一種風涼話，說：魯迅就知道罵人，沒給國家民族提出建設性意見。這類黨文化的變調、幫腔，不值一顧。倒有另一位失敗到毫無利用價值的歷史人物，胡蘭成，這樣評價魯迅——「魯迅一生的功績在他的否定，而不在他的肯定」。魯迅的真價值，「在於他是叛徒，而不是其他。」
何為「否定」？何為「叛徒」？在我們的時代，這兩個詞語就是嚴重的否定——今天絕大部分書生，頂頂忌諱說出否定的話語，頂頂害怕當個社會的叛徒——魯迅神話給幾代人的龐大錯覺：他絕對正確，亦即，他是「肯定」的化身。
但胡蘭成的評價，是對的。我惟願將「叛徒」改成「異端」，因為叛徒一詞被意識形態用壞了，民國初年，「叛徒」意指「異端」，魯迅就有一條短語，說是中國有幾種人十分稀少，其一，就是「撫哭叛徒的吊客。」此話有深意。誰是中國文化的叛徒呢？可以開一份名單；誰是吊客呢？難說。胡蘭成這個人，既是叛徒，也是吊客，在座哪位願意聽聽他的意思嗎？我願聽，因為他沒有歷史的名分，因為他不正確，因為他是徹底的失敗者——在歷來與當今的成功者那裏，我從來不期待聽到對於魯迅的公正的評價。
近年有論者說，魯迅沒有主義、信仰，疏於現代國家的知識架構，不及英美派如胡適傅斯年等擁有整套民主自由等等現代理念。我同情這種說法，我也同意，魯迅在好幾次政治事件中，尤在蘇聯問題上，不及他的論敵看得清醒。但我從未在魯迅那裏期待英美式的憲政常識，魯迅之為魯迅，不在這一路。在民國言論的眾聲喧嘩中，他總是成功地給大家一瓢冷水，一個掃興，幾句煞風景的話：因為他給出的不是政見，而是洞察。
譬如秋瑾就義，他卻來寫一篇《藥》，以為死也白死；譬如辛亥舉事，他不過看成換了旗幟，唯一的讚揚，只是剪了辮子；北伐統一成功，他一字不提，卻震驚於清黨的血腥；他晚年對紅軍抱有好感，可是私下對延安方面的小黨員說：你們成功了，進城了，我就要去掃大街，簡直早就夢見了文化大革命 ……清末之際的西洋進化論最為時髦，他懷疑且諷刺，今天，中國人的整體人格整體素質，果然進化了嗎？北洋時期的憲政鬧劇，他也懷疑而且諷刺，且看如今年年兩會的舉手和圖章，百年憲政的命運，昭然若揭；魯迅或深或淺介入過當時大大小小名目不一的是非，仔細留意，魯迅，都不是某一話題、某一主張的確信者與肯定者，要麼審慎質疑，要麼一句說破，要麼反撥話頭，要麼娓娓辯難……不要以為當年大家都在傾聽並認同魯迅，除了當權者，在民國各種輿論中，英美海歸的自由主義陣營，第三勢力的老少徒眾，滿嘴新詞的左翼小子，都比他勢力大，都沒停止過對他的批判和嘲罵，魯迅的本錢，只一支筆，魯迅的優勢，只是很有名。
我們很難在一個不變的立場上，觀察魯迅。他的難纏，他的醒豁，是在複雜感，並公開展示自己的衝突與矛盾，注意，不是見解的前後矛盾，而是精彩往來於事物的各個面向、各種可能。在幾乎所有論題中，他的省思和意見在在出乎於各派觀點之外，他的雜文總在曲折提醒道：事情並非如此，一切，比你們知道的還要複雜。
前面說，魯迅神話起於被政黨的孤立；前面又說，魯迅的真價值，是在異端。偉大的人物，十九異端，真的異端，總是孤立——請注意：不是「被孤立」——而偉大的孤立者，不幸，會使多數人不安，以至討厭，以至規避：我看見，魯迅是這樣的命，也是這樣的人。
不容叛徒的時代
魯迅自己說，他是夜行的鳥，發出惡聲：這是文學的修辭，也是大實話。在一個相對正常的國家，在相對完整而豐實的文明和歷史中，魯迅那樣的惡鳥，不會獲得他在現代中國這種嚇人的地位，不該被膜拜，不該被恐懼，而是被尊敬，同時，被冷落。然而，魯迅，卻被俗世膜拜了半個多世紀——雖然這龐大無邊的俗世也和魯迅一樣，被政黨全數劫持——退回四十年代，晚輩如胡蘭成之流始得看清魯迅的真價值：不是導師、不是指路的人，而是一個叛徒，一個否定的人。到五十年代，不可能了：一切否定都被否定，全中國進入絕對肯定，不容叛徒的時代，這時代一路進步到今天，從未學得放鬆一點、放心一點，還比以往更經不起否定，受不了哪怕輕微的叛變。可是這樣一種「現代文化」曾留下極度乖張的一筆，居然將一個超級的異端，奉為聖人。
近年，胡適的文本大致出版了，論現代國家的遠大設想，現代文化的正當確立，以胡適而替代魯迅的位置，其實倒是合宜，胡適和魯迅同有耿介不讓的一面，但胡適是個樂觀的人。胡適的系統，是正面而肯定的系統，他終生容忍異見，與各種叛徒有私誼，但他的天性與實踐絕對不是叛徒，而是一位紳士，近於現代的國師。現代中國的大學教育，先有蔡元培，後有胡適之，是大可尊敬、應當紀念的兩位開明人士，可是今天的北大根本不想，也絕對不敢豎一尊老校長胡適的小雕像——這樣的「中國現代文化」怎麼好意思說是「現代」，好意思說是「文化」。
但我樂意肯定今日中國莫名其妙的文化，畢竟，擅於權謀和機變的老文化，多少起作用，以至暴富的黨文化也還審時度勢，釋放魯迅，默認胡適及一大群反動派，回到陽世，填補破碎的歷史。在眼下的經濟豐年與文化荒原之間，我們仍在紀念文化叛徒周樹人，多少有點超現實。
容我再說一遍：這就是我大肆誤解的「中國現代文化」。接下來，我願為這份光芒萬丈的文化光榮榜，唱一道名單——首先，是歷屆黨國元首，其次，是千千萬萬共和國烈士，再其次，當然，應該是錢學森楊振寧他們；再再其次，絕對必須列入上海的姚明和劉翔 ，兼帶所有奧運金牌銀牌的獲得者，末尾一排，是五彩繽紛的CCTV春晚舞台大陣容，主持人兩端，站我們的趙本山與小沈陽。
最後，請諸位說說看，魯迅先生該不該列入中國現代文化的這份光榮榜？
[文‧陳丹青 編輯：蔡曉彤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4/03/2011
張國榮脆弱的心
文章日期：2011年4月3日
【明報專訊】四月一日，我們都會想起張國榮。工作，他很認真，很堅強；但其他的事情，他也有脆弱的一面。
間中我們會在半島酒店喫下午茶，到「留園雅聚」吃江南菜。有一回在半島下午茶時分，他告訴我﹕「他說他一生最愛的人便是你。」滿高興的像個把好消息送來的信差。我即刻條件反射的轟了他一句﹕「是你才會相信他的鬼話！」弄得他訕訕無癮。
之後返回辦公室，才知道自己說錯了話。這句話對誰都可以說，就是不可以對張國榮說，他是個善心的人，但心靈卻像雞蛋似的脆弱，我方才那麼的一轟，把蛋殼給扑裂了。他不會怪我，但我怪自己。
有些事情他很在意的，我無端說了一句﹕「你都沒上過我家。」他說﹕「你從來沒邀請過我。」我真的大意了，沒覺察他是很講禮貌那種人，你不請他，他不會白撞上來。其實白撞上來的人太多了，一個半認識的搭上兩個不認識的弄了一屋子人，完全不知道誰是誰。張國榮斯文得多，需要邀請的。
八年前我已經猜到什麼事情是他墮樓的引發劑。一天，又是在半島喫下午茶，他興致勃勃地告訴我他的新方向是當導演兼當男主角。他把誰做編劇誰做美指整張餐牌似的念出來，外景會是青島。青島是很漂亮的，德佔時期把青島建立得像個歐洲小城，他快要去看外景了。
過了一些日子，又約他在半島茶，只見他不再神采飛揚了，一定出事了。試探問他﹕「青島美麗嗎？」「不美麗。」他臉有慍色，有如青島開罪了他似的。再問﹕「劇本呢？」「不好。」他回答。總之什麼都不好，我亦不好意思問他集資拍片的問題，如今拍片，老早不是電影公司制，而是找不同的投資者集夠成本便可以拍了。那是不容易的事，你說過故事人家便個個給你幾千萬啊？誰都知道是困難的了。
之後他便不再提起該片了，在百事可樂主辦的紅館演唱會中，他穿了套帥氣的棕色絲絨西裝，盡忠職守地走上台說﹕「我是百事可樂的第一代代言人，今夜我不唱了，讓新的代言人唱吧，我會坐欣賞。」
那便是他踏上紅館舞台的最後一次了。籌劃新路程出師不利，那嚴重傷害了他的自尊心，對已有憂鬱症的他來說，這一擊便把脆弱的蛋殼打碎了。
[林燕妮 http://hk.myblog.yahoo.com/eunicelam2011]
【明報專訊】四月一日，我們都會想起張國榮。工作，他很認真，很堅強；但其他的事情，他也有脆弱的一面。
間中我們會在半島酒店喫下午茶，到「留園雅聚」吃江南菜。有一回在半島下午茶時分，他告訴我﹕「他說他一生最愛的人便是你。」滿高興的像個把好消息送來的信差。我即刻條件反射的轟了他一句﹕「是你才會相信他的鬼話！」弄得他訕訕無癮。
之後返回辦公室，才知道自己說錯了話。這句話對誰都可以說，就是不可以對張國榮說，他是個善心的人，但心靈卻像雞蛋似的脆弱，我方才那麼的一轟，把蛋殼給扑裂了。他不會怪我，但我怪自己。
有些事情他很在意的，我無端說了一句﹕「你都沒上過我家。」他說﹕「你從來沒邀請過我。」我真的大意了，沒覺察他是很講禮貌那種人，你不請他，他不會白撞上來。其實白撞上來的人太多了，一個半認識的搭上兩個不認識的弄了一屋子人，完全不知道誰是誰。張國榮斯文得多，需要邀請的。
八年前我已經猜到什麼事情是他墮樓的引發劑。一天，又是在半島喫下午茶，他興致勃勃地告訴我他的新方向是當導演兼當男主角。他把誰做編劇誰做美指整張餐牌似的念出來，外景會是青島。青島是很漂亮的，德佔時期把青島建立得像個歐洲小城，他快要去看外景了。
過了一些日子，又約他在半島茶，只見他不再神采飛揚了，一定出事了。試探問他﹕「青島美麗嗎？」「不美麗。」他臉有慍色，有如青島開罪了他似的。再問﹕「劇本呢？」「不好。」他回答。總之什麼都不好，我亦不好意思問他集資拍片的問題，如今拍片，老早不是電影公司制，而是找不同的投資者集夠成本便可以拍了。那是不容易的事，你說過故事人家便個個給你幾千萬啊？誰都知道是困難的了。
之後他便不再提起該片了，在百事可樂主辦的紅館演唱會中，他穿了套帥氣的棕色絲絨西裝，盡忠職守地走上台說﹕「我是百事可樂的第一代代言人，今夜我不唱了，讓新的代言人唱吧，我會坐欣賞。」
那便是他踏上紅館舞台的最後一次了。籌劃新路程出師不利，那嚴重傷害了他的自尊心，對已有憂鬱症的他來說，這一擊便把脆弱的蛋殼打碎了。
[林燕妮 http://hk.myblog.yahoo.com/eunicelam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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