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再寬 盡皆此
台北專訪朱天文
文章日期：2008年7月22日
【明報專訊】在台北一家飯店的小酒吧跟朱天文相約會面，她一身深藍色的連身裙子，長髮往後束，背向落地窗戶靜坐；室外的光影打在她臉上，加上周邊風景，彷彿電影裏的某個場景。她態度親切，說話慷慨，對於所有問題，都不徐不疾地娓娓道來，像跟老朋友聊天；談到寫作時，她立即眼神閃亮，但從容和善的笑態又像個小女生。
朱天文很少出門，更不常來港，上一次踏足此城是2000年出席嶺南大學中文系主辦的「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距今已經8年。新作《巫言》裏描述香港消費狂的狀，則源自1995年出席香港書展活動的印象。她坦言也喜歡看櫥窗，看設計，特別是生活用品，把它當作現代博物館，賞心悅目。她說，看，是女性的本能。
香港印象．讀者印象
十三年前的書展教朱天文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於座談會中認真提問的一位讀者，她記得，他叫董啟章，也就是今日香港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他現在一本一本寫的這麼厚，這很不得了。」所以，她自感對香港認識不深，西西和黃碧雲的作品，她都有看，只是較熟悉的還是從前一起辦過《三三集刊》的作家鍾曉陽，天地圖書最近也將她的《停車暫借問》再版發行。
朱天文是台灣以至華文世界舉足輕重的作家，但她對自己的文學名聲卻一貫淡薄，對讀者的想像和預期，更爽直說「不」，乾脆俐落，她只專心經營她的作品。「寫電影劇本、雜文等，我非常清楚我有一個溝通的對象，尤其是電影劇本，我是寫給工作人員看。因為基本上我合作的導演就是侯孝賢，大部分時間就是一個長期的討論過程，我就扮演一個回應者，在導演思考過程裏的一個回音，他發球出來有人接這個球，有時候我也會發球然後他接，不過這一定要在同一個頻率上才能發生。有時候這個討論會長達一年，在這個長期的討論過程裏，導演已經非常清楚要幹什麼和拍什麼；所以討論結束後，導演就會將他的筆記扔給我，有時候是五本，有時候是六本，於是我就把它們整理成一個文字的工作本，包括分場和一兩句對白等等，是給工作人員看的，讓大家有一個共同的依據，一個施工的藍圖，然後工作人員就根據這個執行。」不過部分劇本如《海上花》，因要變成上海話，所以對白就要寫得很清楚；至於近期剛上映的《紅氣球》則完全沒有對白，因為工作人員的溝通是法語，她只大概寫下每一場做什麼，然後完全是現場導演跟演員之間的互動，包括茱麗葉‧畢諾許。
至於小說，她坦言完全沒有讀者對象，不做任何溝通，「其實你寫的時候，你只能面對一個你觀察的課題，這個課題很像老子說的『惚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它好像是一個被禁錮住的課題，看不清楚，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裏頭的像或物叫出來，然後賦予它一個造型，一個名字。」
長篇寫作對作家的精神與體能都有一定挑戰。在這一段她形容為「坐牢」一樣的寫作日子，她每天會固定寫四五小時，然後看報紙，東玩西玩、到房子附近餵飼流浪貓。第二天，她會把前一天寫的草稿從頭到尾看一遍，把不好的地方一面修改，一面騰稿，騰到一個進度之後，她又會繼續寫下去。這時，她又會把另一個東西叫出來，又給他一個名字。到最後又重頭到尾看一遍，又再騰。
寫作《巫言》，是從卡夫卡的一句說話出發：「一個小說家是拆他生命的房子，用這磚塊蓋他小說的房子。」一個懺情的獨白體。原先她想寫的是「巫」跟「言」，「巫」是使用文字的人，也是所有創作者，可這個巫卻跟生活格格不入，他進退兩難、不合時宜，種種都像是在拆他生命的房子，小說家的房子，這是卡夫卡那句話的前半段。至於「言」，是文字，文字原先是有神聖性的，它可以通鬼神，是理解宇宙和人生的符號、鑰匙，也是權力、權柄，只是後來文字卻一直被貶值到現在完全沒有價值。小說家在這種狀態下寫出來的小說，就是那些磚塊一片一片的蓋起來的房子，也是卡夫卡所說的後半段。當兩條線並列對照，就看到中間的關聯和參照。
「新天使」：我只能記得
只是一路寫下來，整部小說寫完以後，她卻發現卡夫卡變成了班雅明筆下的「新天使」，是表現主義畫家保羅克利（Paul Klee 1879-1940）的一幅小畫Angelus Novus。「新天使」是這樣的：眼睛注視，嘴巴張開，翅膀伸展，他的頭看向未來，他的臉朝向過去，看到過去像一場一場災難，在他面前摔碎，災難的殘骸一個壓一個堆起來，愈積愈高，高入雲霄。新天使好想停下來，把碎片、死者喚醒，變成一個整體，但風暴從天上刮下，這風暴名為「進步」，所以他的臉是看過去，而他的背則對未來。「過去就是記憶，你基本上就是用記憶抵抗時間。有時間就有生老病死，是沒法抵抗的，也是人最大的悲哀，就是你一定會死；但是我每一件都記得，我就是沒法打贏你，也能打個平手。新天使就是這樣，他臉看向過去，表示『我記得』。」所以，《巫言》最後變成是新天使的圖像，他用「言」，就是他的「咒語」、文字，把原本禁錮的萬物，叫出來、釋放出來。
其實，《巫言》更像一個博物志，充滿了細節，不厭其煩。朱天文認為現代已經沒有什麼神聖的東西，但一切「巫物」，如最沒有人性的塑膠，卻因為人的注目、人的紀念，變為神，卻都是「巫神」。「像波赫士的《歧路花園》（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到每一個歧路都是一個花園，你在裏頭都會忘記你的來路，對所有細節都有一種高度喜悅，流連忘返，使得「巫物」都是神。」
寫《荒人手記》的時候，朱天文一直上天下地還到冥界去問「生老病死」的問題，可經過八年的歷煉與整理，到《巫言》的時候，已不再問了。「我把它變成像中國畫裏的留白，是最大的悲哀跟惆悵，變成作品的底色；可在《歧路花園》裏頭，我可以不斷的離題。我就是喜歡細節，在細節裏頭我感覺到此時此刻我活，所以我就專注寫此時此刻所看到的，留白就變成是我所有細節的背景。」專注，也令她的作品充滿了高度的凝視，凝視當下，跟當代作出對話。
唐諾曾表示朱天文對自己的小說有種輕視之心，彷彿隨時可以喊停，然後一生擱筆不寫。不過，完成《巫言》後，她已決心要再寫二十年，要寫到七十歲。她注意到許多同輩作家到中年以後不再寫作，但她倒希望自己能變成「職業選手」。「我高中已經開始寫作，到了現在人過五十，你的寫作年齡已差不多三十幾年，人生已經過一半了，其實還有很多想法，人也夠成熟，卻還沒有寫。所以現在最大的問題不是有沒有靈感，而是要養成自律，以及鍛練體能，以前那有體能的問題！」
自律是要養成每天固定的寫作時間，「像打職業賽，要維持手感，做筆記，像抄經一樣。」她指一位已去世的京戲打鼓佬，即使到了九十歲，每天早上起來就是打鼓，不是為練習，是為了維持那種狀態，要「上場即中」，沒有暖身的，這就是職業。至於體能，則要夠好才能集中精神喚出心裏面的東西，否則難以面對想要說的課題，情就像潛水一樣。所以，她每天都會盡量維持運動。
聆聽菩薩低眉
今年香港書展，朱天文將主持講座，與讀者會面，題目是「站在左邊——我寫《巫言》」。左邊，指的是非社會化，在同一光譜的右邊是社會化，而「巫」就是站在最「左邊」的邊界，越過了，就會變瘋子，無法對話，無可言說；站在「巫」的那邊看社會化，看當代，很多習以為常的事情，卻覺得格格不入。結束書展活動後，她將回到她的書桌前，繼續寫作。她想要寫一些關於「時間差」這個磁場裏的短篇小說。這一次，她定言，不要讀者再等八年了。
事實上，朱天文一直很少出席公開活動，尤其是讀者活動，她說是因為自己的「弱點」。「像《巫言》裏講的『菩薩為什麼低眉』，因為當他的眼睛跟他（別人）對上的時候，我就是要負責了。」她指從前辦《三三集刊》時，她會大方的把家裏的地址電話等等都告訴讀者，也招待讀者到家裏坐，但長期下去根本負荷不了，難以全部照顧，覺得有點兒「始亂終棄」，所以她特別覺得要「慎始」，「因為當你一開始，你就要負責的。人的情感是有限的，我在這有限之下更不能亂發，像天使跟魔鬼，如果你不分的話，當一天真正的天使來的時候，就沒有什麼可以給他了。」同樣的話，她的妹妹朱天心也曾向好客的父母親朱西甯與劉慕沙提過。「只要你保持廣泛的閱讀，對世界的好奇，就不會妨礙你寫作的視野。」
「人一生的時間有限，能力有限，年輕時也許覺得自己可以做很多事，可是結果是發現你只做一件事。然後你做這件事做得非常好，一直做一直做，做到底，做到沒有人能代替你的獨特性，我覺得這是人生的責任。你有這天賦，你把它充分發揮了，我覺得這是寫小說對我的意義。」
小說的意義。生命的意義。朱天文娓娓細述。今年，在香港，我們終於可以親耳聆聽。
[文／潘詩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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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ra．朱天文@HK
「站在左邊——我寫《巫言》」
文章日期：2008年7月22日
【明報專訊】時間：7月24日（星期四） 下午2:30至4:00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會議室406 -407
主講：朱天文
主持：馬家輝
登記：http://hkbookfair.hktdc.com/chi/evt_schdt/event.htm
書名：《巫言》
作者：朱天文
出版：印刻／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