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美丽1938年摄于上海霞飞路家中
1995年，绡红和66载未晤的项美丽在纽约曼哈顿重逢。
我所知道的项美丽
2008-06-27 作者： ■绡红
（文汇读书周报20080627）1995年，我和六十六载未晤的项美丽在纽约曼哈顿重逢，她从一只蒙尘的小抽屉里翻出一叠泛黄的照片。中山陵的台阶上站着她和姐姐爱伦，两个穿中式长袍的男子里，我一眼就认出爸爸邵洵美，还有一个像是他的“大哥”谢寿康(他们和张道藩、徐悲鸿同在法国结拜兄弟)。那堆照片里居然有我和姐姐小玉幼年的相片。那时我大约五六岁，这次跟她再见面我已经年过花甲。是她邀我去参加她九十大寿的生日派对的。她年迈了，胖了，但我依稀能找到她当年的影子。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此前我们已经隔洋通信六七年了，而且他夫妇四年前访日时也曾和我儿子见过面。
这位美国女作家艾米莉·哈恩(Emily Hahn)是我爸爸的朋友。1935年她作为《纽约客》杂志社的中国海岸通信记者，踏进处于革命与日本侵略双重因素导致的政局动荡的中国。当时她浑然不觉战争的气息。她是和姐姐爱伦一起从日本来的。起初只准备作短暂的逗留，没想到一住就是五年。那时候像她那样的洋人在上海过着高过华人一等的生活，他们有自己的圈子。项美丽在他们当中颇为出众，周旋于外国银行老板、大班、掮客、政客、外交家和他们的夫人以及外国来的记者作家们中间。她凭写稿从美国汇来的稿费，在那时物价低廉的上海滩生活得足足有余悠哉游哉。他们中有位爱好文学艺术的茀立茨夫人，她的沙龙很少有中国人能涉足。
我爸爸邵洵美那时是个拥有七份刊物的出版家，自己又是诗人、作家。他结交朋友众多，包括一些外国友人。项美丽在弗立茨夫人组织的万国艺术剧院演讲室里认识了这位英语流利的中国同行。她是个对一切新奇事物都有兴致去追究的人。通过邵洵美，她和许多能说英语的中国学者作家为友，如钱钟书、全增嘏、吴经熊、林语堂等；很多邵洵美的友人，如沈从文、陈福愉、顾苍生、张光宇等都与她相熟。也是因邵洵美，她逐渐了解了中国的风俗人情，对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来上海不久，她便和邵洵美合作编辑出版了一份中英文双语的《声色》画报。办《声色》意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项美丽是个作家，但没有办刊经验；邵洵美则希望能让洋人了解真正的中国，而不是从表面上了解。这本画报图文并茂，文字诙谐中别有新意。后来她和邵洵美合作翻译了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刊在上海出版的一份英文学术性杂志《天下》。《天下》杂志几乎每期都有她的书评。两人还曾合作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Steps of the Sun(《孙郎心路》)，1940年邵洵美看了刚出的版本甚为不满，他认为这本书稿被出版社糟蹋了:它原本含有哲学理念，有真正深度的，但出版社使之降为“低级”作品，仅仅成了一个美国女郎和她中国情人的一段恋情，一个西方女郎在东方的冒险故事而已。
1937年“八·一三”，我们从战火首先燃起的上海东北角杨树浦逃到法租界，仓皇中只带出一些细软。项美丽假借杨树浦的印刷厂和家都是她的，勇敢地只身带领十名工人越过日军把守的外白渡桥，用大卡车跑了五个来回，帮我们搬出留在那儿的全套影写版印刷设备和一部分书籍、衣物。孤岛时期，她和爸爸合作写了几十篇短文寄到美国发表在《纽约客》上，后来集成Mr.Pan(《潘先生》)，这些短文以邵洵美的生活遭遇为素材，文笔轻松幽默。
次年，这位同情中国人民的美国作家挺身支持邵洵美，在他创办的抗日杂志《自由谭》的封面上印上自己的名字，作为刊物的编辑者和出版者。当时日伪势力已经渗入上海，此举并非只因友谊，实是见义勇为。同时，她在邵洵美的协助下，自己还编辑出版了《自由谭》英文姐妹版Candid Comment(《直言评论》)，其中也有较大篇幅的抗日文章和图画照片。尤为感人的是她让中共地下党员杨刚借住她家，为她创造一个安全的写作场所。杨刚因此得以把毛泽东刚刚在延安发表的《论持久战》以最快的速度译出。接着项美丽又和邵洵美帮着润色，刊在她的《直言评论》，并印为单行本秘密发行，把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传递给国际友人。《直言评论》后因客观原因停刊，而中文版则是在日本特务的威胁下终止。项美丽也曾让邵洵美的朋友、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抗日地下工作者数人住进她的寓所，任由他们以她家为秘密据点，进行谍报工作。
邵洵美对项美丽的事也尽力协助，为她撰写《宋氏姐妹》(The Soong Sisters)创造条件:引见宋霭龄，收集宋氏姐妹的资料，并译成英文，供她写作之用。这本传记实际上是她的成名作。1939年项美丽离开上海去日夜遭轰炸的重庆，在宋氏姐妹身边搜罗第一手资料，直到完成这部巨作。她再也没有回过上海。 日军侵入香港的1941年，项美丽刚生下查尔斯·鲍克瑟(Charles Boxer)的女儿。因为鲍克瑟是英国驻港的一名官员，必须关进集中营。项美丽是美国人，珍珠港事件后也得进去。她为保护新生婴儿，也为帮助在集中营挨饿受难的爱人和朋友，拿出一张邵洵美的照片，假借自己是邵洵美的妻子，是中国人，幸免于难。她是1943年作为交换战俘带着孩子返美的。战后，查尔斯才与前妻离婚，到美国来同她们团聚。
1944年她写了本《中国与我》(China To Me)，一本半自传性的以她在上海、重庆和香港的生活为题材的畅销小说。此后终其一生，她都在《纽约客》任专栏作家。《纽约客》是一份老牌的幽默杂志。项美丽是个风趣的人，文字清新妙笔生花。她为《纽约客》撰写的文章达二百多篇。
翻译《中国与我》的仓圣(顾苍生，邵洵美中学同学，也是他两人的好友)在“译者小言”中提到，他明了邵项两人之间的真正友谊的经过。“这一段文艺界的佳话，我常想来一次忠实的报道，也许可以矫正一般人的差误的看法。”他指出:“写文章的人，往往会有夸大的恶习，尤其对于私生活的描写，大多喜欢把自己抬高身价，而把别人尽量抑低，用造谣式的哄骗作为最好的资料，项美丽当然不能例外。别的我不敢说，关于洵美的部分，我敢说大都是‘瞎三话四’。我不是替洵美来辩护。洵美决不是被项美丽开玩笑的对象；正像她自己说的，他的确是使她文坛登龙的唯一帮手，因为她的成名作《宋氏姐妹》，没有洵美恐不能问世。而况她在十年前，如果停泊在上海准备换船到非洲去的时候，没有遇到洵美，她决不是本书中的项美丽了。”顾伯伯最后说:“我想读者都应该明白，文学的作品究竟非新闻报导，那又何必去顾虑它的真实性呢？”
我1995年去纽约，九十高龄的她依然头脑清晰，眼不花耳不背，还天天到《纽约客》杂志社二十楼的办公室上班。我在她寓所小住半月，畅叙别后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变幻。那时哥哥还不曾告诉我，爸爸之入狱，事出他写了一封她永远也收不到的信。她曾经跟随丈夫、历史学家鲍克瑟来中国讲学，但没有机会回到她时在念中的上海。去岁杨绛阿姨给我电话里讲到鲍克瑟夫妇曾到过她家，是鲍克瑟来访钱钟书伯伯的。
她1983年在北京得知我爸爸去世的消息，但是她说:“他什么时间离开人世，我知道。”她翻出一份我爸爸曾刊在《天下》的文章的抽印本，题目是《孔子论诗》(Confucius On Poetry)，封面上爸爸写了一行字:
都易兄正之洵美持赠三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上海
(我不知“都易”先生为何人，很遗憾当时没问她。这篇文章是1938年发表在第七卷上的。这“三十三年”是指1944年，而爸爸到纽约再见她是在1946年，这真是个谜团！)
其旁贴了一张我爸爸证件照。看上去较年轻，定是爸爸1939年赴港时拍的。大概就是这张照片让她逃脱了进集中营的苦难。
《天下》一班人他们熟。她和我谈及当年爸爸的旧识全增嘏，随口背出过去和他开玩笑编的打油诗:
“Whom do you seek，Eh？”(“啊，你在找谁？”)
“It is T.K.”(“我找T.K.”——T.K.是全增嘏的英文名缩写。
“Oh！ He's berried here？”(“哦，他埋在这儿？”)
“OK！”(“对啊！”)
1995年1月14日是她九十大寿，她在英国已做过寿，在纽约，同事们朋友们再为她过生日。祝寿的那天，她高兴极了，甚至还说起了上海话，博得大家惊讶的赞赏。朋友们问我为什么爸爸给我取的名字里有个“红”字？我一时答不出。直到五年后我才忆起，爸爸曾给我取过另一个名字，叫“诗红”。对啊！“红”是和“诗”有关联的:他的诗里有许多红色的字眼，如火、血、心、太阳、玫瑰、朱唇……
她和我谈起《论持久战》的翻译，说洵美英文好，常跟杨刚一起字斟句酌琢磨译稿，她只是在语法上提点意见，译后润色润色。那篇毛序是洵美译的。当时编辑《直言评论》只有洵美和她二人，还有个年轻人经叔平(我小叔叔的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常来帮忙校对和打字，他也译过几篇文章；需要插图有洵美的画家朋友帮忙，送印等事则由洵美书店里的助手和老关系解决。在华的外国友人当中也有能写能画的，但稿源远远不够，常常需要他们俩自己凑。洵美得从中文版的稿子里挑出好的译了给她，或是把英文版的译了放进自己的《自由谭》。中文版的抗日调子更浓，更明显，所以引起日本人的注意。
自从1988年我和妈妈与项美丽恢复了联系之后，她曾为我寄来三本作品，China to Me，Times and Places和Eve and the Apes。在纽约，她让女儿卡洛拉(Calora)特地把早已绝版的Mr.Pan(《潘先生》)复印好给我。她又翻出1963年出版的20th Centry Chinese Poetry——an Anthology(《二十世纪中国诗歌选》)赠我。这本书她珍藏多年，内有邵洵美作品介绍。她曾请她的朋友复印了为她收藏的Candid Comment一到七期寄到南京给我。没想到这次小聚握别之际，她忽然找出它的第八期拿给我看。可惜我临行匆匆，没想到复印下来，如今这期珍贵的刊物再也无处寻觅了。
我曾有意翻译她的《中国与我》，她也乐于促成。这也是我纽约之行的目的之一。每个下午在她的客厅里，我与她并排坐着，摊着那本书，瞅着机会就请她为我解答疑难。我英文程度不高，不少字句单凭词典无法弄懂，她非常耐心，答疑多数脱口而出，偶尔瞄一眼上下文，字小她不戴老花镜，真令我叹服。要知道，这本书可是她五十一年前出版的！我在她家盘桓了半月，后来我又从长岛姨妈家再次到第十六街访她。她欣然为我写了一段短文，以鼓励我努力完成这本书的翻译，要我将此作为作者序，登在译文前面:
事情就有如此奇巧，邵洵美的那个女儿小红，在我书中描写的年代，她还只是个蹒跚学步的小娃娃，现在却在翻译这本书。然而，这又何足为怪呢？中国永远是不断变化的国家，经历这么多岁月，我也确实不应该再感到什么惊讶了。
我是在离开中国返回纽约后的几个星期里以一种炽热的激情写成这本书的。那时候我的女儿正在学英语，(我得承认她学得不很用心。在这以前她早已习惯讲汉语，那时候她三岁……)而现在，她那两岁的外孙正牙牙学语。好吧，我祝福他成功；同时，也祝福这本将穿上新装的书能有好运。
项美丽我回到南京，她还来信，还寄来7月份发表在《纽约客》的文章，讲述她在非洲一个部落遇上的趣事。
没料到书译了四分之一，听到出版社的回音是:她的那篇祝福辞不能算作“译本免收版税的授权书”。我的心一下子冷下来，那叠译稿只得束之高阁。没料到这位风趣睿智的老人两年后一连跌了两跤，刚过九十二岁寿辰，于1997年2月18日撒手人寰，从报上获悉这个噩耗，我顿时感到莫名的悲哀……
项美丽一生佳作累累，有五十多本著作，其中关于中国的就有十本以上。自1987年她就是“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 and Letters”(美国文学艺术学会)的终身会员，获此荣誉者为数不多。她对猿猴的兴趣不减当年，著作里关于猿猴的就有四本，办公室的布告栏贴着好些猿猴的相片，家里的台子上柜子上陈列着好些猿猴的瓷器或金属的塑像。1971年出版的On the Side of the Apes(《站在猿的一边》)曾获APA奖。她是唯一的一位和先后四位《纽约客》主编同事过的作家，战后她一直在那里占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离世前几个礼拜她还天天去那儿。身后，同事们誉她为:“被遗忘了的美国文学瑰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