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宏艷。高橋融。為公義而戰。日本人。

日本有這麼一個正義左派
文章日期：2007年8月19日
【明報專訊】高橋融今年七十多歲，比很多中國人更關心中國人。

他頭髮灰白，方臉大眼。金絲眼鏡掩不住銳利目光，說話條理清晰，很少笑容。

一談到中國人在日本的索償官司，他如數家珍地告訴你二戰勞工的官司進度、南京大屠殺的詳情、慰安婦訴訟的進展、還有二戰毒氣彈襲擊的索償要求，甚至申訴人的名字也能一個一個叫出來。

作為中國人，他的俠氣豪情令我敬佩。

他與中國人的淵源，來自一個「雪山野人」。

雪山野人

一九五八年二月，北海道仍是大雪紛飛的冬天。

村民上山打獵，走走，聽到雪地上沙沙的有人跑過的聲音。趕去一看，積雪的山上發現一個雪洞，似是有人躲。翌日，警察、市政府人員，與發現人的村民一起上山搜索。

皚皚白雪中，他們回到這個雪洞。洞裏地下鋪樹葉，有一些米和食物，也有鐵鏟等用具。此外，還有一個身形瘦長的男人。男人一見他們，馬上逃走，警察上去與他扭在一起，糾纏滾了下山坑。

把他抓回警察局，查了好一會兒，才知道這野人一般的人，竟是十三年前逃跑的中國勞工。他被日軍從山東抓來，強行送到北海道的煤礦勞動，每天挖煤，工作條件惡劣，很多中國勞工命喪工地。一個夏天晚上，沒有星星沒有月亮，他趁警察不覺，從煤礦廁所的空道裏逃了出去，躲進山中。

這男人一九四五年逃走，就在他逃走後兩個月，日本戰敗投降，二戰結束。他沒有時間，失去方向，當然也不知道世界局勢的變化，繼續躲。山中十三年，人間已變天。

「雪山野人」名叫劉連仁，三十一歲被抓走，重見天日時已四十四歲。被日本政府送回家鄉。

劉連仁向日本政府正式提出索償，他的義務律師就是高橋融。

二戰勞工

「接了劉連仁的案子，是我首次接觸中國二戰勞工。」高橋說，那是一九九六年的事。

這時，高橋只覺劉連仁事件不可思議，恍似悲劇故事。他從此投入很多時間，研究二戰勞工問題。

二戰勞工的悲劇，是日本政府直接造成。

戰時，日本補給前線的採礦、土木工程、造船廠、港灣搬運都欠缺人手。年輕力壯的男人上了戰場，留下來的男人，不是太老就是太小，幹不了這些重活。隨戰爭擴大，前線人員既多，後方也要人手。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日本內閣決定，「隨戰爭進展，勞務需求迫切」，開始討論「華人勞務人員事宜」，試驗性質把華人「移入」日本，從事採礦等工作。效果好的話，則全面實施。

這些「華人勞務人員」，其實就是中國人民說的被日軍拉的「壯丁」，也就是二戰勞工。

壯丁從哪裏來？日軍在中國四處拉人，反正佔領了那裏，就在那裏拉人。根據二戰勞工口述的文件，有的日軍包圍一整條村子，見到男人全都抓走。有人只是上街買東西，不幸被日軍帶走。被抓的人如果家境富裕，傾家蕩產地給錢說不定能買回一條生路。家裏沒錢贖身的，一批一批運上船，像奴隸般運到日本，分發到工地。這些勞工最小的只有十一歲，最老的七十八歲。原本抓壯丁想拉四十歲以下精壯的男人，但中國的男人也都上了戰場，剩下的不是太老就是太小，所以只要順手，反正是男人，都逃不過被拉去做苦工的命運。

大約四萬名中國勞工，就這樣被「移入」日本，遍及一百三十多處地點。

勞工去的都是大型企業的勞動基地，名字響噹噹，如「日鐵」、「三菱」、「明治昭和礦業」、「東日本造船」、「港運」、「日冶」等。他們每天吃的是半袋粗麵，有時一天只有一碗稀粥。穿的是被抓那天的衣服，做苦工變得破破爛爛，衣不蔽體，更不可能抵受北海道的冬天。礦洞的安全沒有保障，全靠木棍子支的礦井隨時可能倒塌。勞工們吸入了煤灰，日以繼夜工作，煤灰就積聚在肺內，很多工人死於呼吸道問題。飢餓、疾病、還有日本監工的毒打，就像人間地獄。

無止境的苦工，工人有的命喪當地，有的終生殘廢，斷手缺腿的甚為普遍。即使終戰回國，已經家破人亡，有的一生只能行乞求存。

政治與司法

表面看，證據確鑿，日本政府與大企業絕對逃不掉賠償責任。但正如其他所有二戰索償的案件，像南京大屠殺、慰安婦、毒氣彈、軍票等，官司是開始了，訴訟是進行了，卻恍似無底泥沼般拖延下去。一年復一年，等得申訴人都去世，官司仍未了結。

劉連仁事件正是如此。

高橋身為劉連仁的義務律師團團長，出錢又出力，為官司不斷來回中日兩國，一路走來卻滿是挫折。這案子從開始提出至正式受理開庭，等了快四十年。正式開審後，又糾纏了十一年，長得令人窒息。

初審在東京地方法院，經過了五年訴訟，裁判官宣布，日本政府承認劉連仁在北海道非人遭遇是歷史事實，並承擔責任，賠償劉連仁一家二千萬日圓。

日本政府隨即上訴。二審時，法庭以案件已經超過了二十年的有效追溯期為理由，失去索償權，判劉連仁敗訴。

劉連仁一方向終審法院上訴。這天與高橋見面，仍等最後的終審判決。我問他，既然一早知道勝訴機會渺茫，當初為什麼幫中國勞工？

「我一向都替搞工會的工人打官司，想幫助被欺壓的人」，高橋說，「想不到，中國的二戰勞工更需要幫忙。」

你別看他講得輕鬆，其實高橋並非一般律師，在日本政治光譜中，他是「左派」。誇張些說，凡有受壓逼的人，就見到他的身影。勞資糾紛中，他總是幫勞工一方。被大老闆欺壓的員工找他幫忙，公司破產收不到工資，也找他幫忙。小商店被大企業欺負，大醫院裏的破產的小商戶東山再起，都要靠他。

習慣了與大財團周旋，高橋在劉連仁案中，仍感到整個政治環境的對抗。

「安倍晉三是整個政府裏最右的人，如果安倍認識歷史，有些話他說不出口。」他說，「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好好教導歷史。日本做過什麼，幾乎所有人都不知道。」
我問：「日本三權分立，安倍多麼不喜歡也好，政治能影響司法嗎？」

他馬上說：「表面上當然不能影響。但實際上真的沒影響嗎？那麼劉連仁案還等什麼？」

個人索償權

四月二十七日，劉連仁案有了終審結果。

案件被終審法院駁回，維持高等法院敗訴的決定。因為按照先例，中國二戰勞工沒有「個人索償權」，所以索償無效。

什麼是「個人索償權」？

中日兩國建交時，中國政府公開表示放棄向日本政府索償，在一九七二年的中日聯合聲明，那一條是這樣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

政府放棄賠償要求，等於人民也放棄嗎？

日本正是這種邏輯，認為中國政府「放棄賠償要求」，等同「放棄所有賠償要求」，並此作為憑證，既然政府放棄要求賠償，國民也無個人索償權。拖拖拉拉了這些年，就是為此作準備，最後由終審法院宣布出來。

劉連仁等不到這一天，他在二○○○年胃癌去世，終年八十七歲。他的兒子與高橋，一直奮鬥過來。

判決後，仍沒有機會與高橋再談談，卻想起他之前講過的話。

「勝算有多高？」我問。

「坦白說，機會不高。」他說，但臉上看不出失望。

「如果終審敗訴，還能怎辦？」我問，心想既然沒辦法，也只好放棄吧。

不料高橋毫不猶疑，斬釘截鐵說：「這不是法律之戰，這是公義之戰。我們會鬥到最後。」

他說的這句話，凜然正氣令我一直難忘。

身為中國人，我感到慚愧。那一刻，明白了為公義而戰的意思。

[文／張宏艷 http://lavendercheung.blogspo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