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的理想是﹕有意識地選擇成為意大利思想家葛蘭西口中的“有機的知識分子”－─卷入社會﹐同時不放棄書齋。
他的牛棚主辦的免費雜誌《E+E》﹐發刊詞即言說﹕希望香港人能夠不那么犬儒和SMART ASS(懶醒)﹐認真一點﹐深入一點看事物﹐好好的發展知識﹐推動社會進步﹐而不是單單利用知識去轉錢。
梁,馬兩大才子﹐當下在此城幾乎無處不在﹐算得是“風流人物”。
這是2006年8月﹐小女子在香港土瓜灣的牛棚﹐梁文道的書房里訪問大才子。
一個台風雨滴嗒的午後﹐四個小時的對談。
梁說﹕你看出了一個梁文道自身沒有看清的“梁文道”。
圖片再次鳴謝我的搭檔阿梁。從牛棚出來﹐二字頭的阿梁說﹕我是梁的FAN﹐如果他號召出街游行﹐我一定會去的﹐因為一定有充分的理由。
Dear all:
不知為何﹐昨夜BLOGGER系統出了故障﹐原本計划將馬,梁兩大才子﹐對是次天星,皇后﹐以及延伸開去的保護運動之分析﹐同一天放上來﹐便于對照了閱讀與思考。
故而﹐只好晚了一日才連文道兄﹐去年12月28日刊發的這篇文字﹐昨日馬先生的文章里﹐有引用是文的。
吸納不了的激進
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179553&group_id=104
梁文道
衛天星碼頭的運動搞得太「激」了，甚至替它取了一個「新激進主義」的綽號。可是什麼叫做「激」呢？按照香港傳媒的不成文傳統，但凡社會運動出現了肢體衝突，那就叫做「激」了。然而保衛天星一役?的動作場面並非來自於行動者的主動攻擊，卻是肇因於警方清場過程中的扯拉抬搶。假如因為行動者不願離開，給人硬拉出去就叫做「激」的話，那麼當年甘地率領的不合作運動就更「激」了，因為他們不只給人打得頭破血流，甚至還有人死在英軍槍下。
我們該怎麼去定義「激進」呢？在我看來，其實有許多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都是很「激」的。比如說，有些公務人員跑去欺瞞住在正待拆除的深水?舊區的老太太，告訴她「天台屋不能換取入住公屋的資格」。又例如另一批公務人員守在灣仔利東街，天天以眼神盯著不願遷離的居民，甚至偶爾入屋翻箱倒櫃說是要「估值」。這些行為難道不「激」嗎？再舉一個例子，原本綠意盎然的尖沙嘴舊水警總部的重建計劃即將竣工，發展商把其中一棵馳名的大樹連根挖起，再重新植進一個碩大的缸盆。這也是很「激」的，因為它把一株天然的樹木變成了可能是世界上最巨大的盆栽。當所有領教過這些激進行動滋味的市民聚集到了天星碼頭，卻發現政府不顧民意，悍然拆毀鐘樓。我想請問，兩者之間到底是誰更「激」？
社會運動在香港向來被認為是一種「表達意見」的方法，而意見的表達方式則有一套從軟到硬，由溫和至激進的光譜。最軟最溫和的那種就是配合政府設計的諮詢方案，在給定的時限?按給定的方式呈交建議。硬一點的，可能是發表公開聲明或者向官員遞交請願信。再強烈些，就是上街遊行了。因此所有的遊行都被看作一種「市民聲音的表達」；也因此每趟大型遊行之後，大家都要忙著數人頭，以便確定有多少市民表達了意見。如果政府不理這些意見，我們就說政府「聽不到市民的聲意」。最激進的，自然是「長毛」梁國雄那種和保安及警察的相互衝撞了。通常到了這一地步，我們就會說「表達意見很正常，但是大家千萬要和平理性，因為香港是個法治社會」。
這一套由溫和到激進的意見表達光譜，假設的是一切社運都想影響政府決策，它們是一種在這個決策過程的意見輸入方式。它們不直接干預政府的行為，相反地，它們承認整個政府存在的合理性，也承認政府決策過程的程序理性，儘管偶而會出現一些很「激」的場面，但大體是遵循遊戲規則的。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底下，保衛天星運動才是一場激進的社運，因為它不是（或者不只是）要表達意見，而是直接行動，直接介入政府的工作，阻止它的既定工程。所以嚴格來講，它的參與者不是慣見的「示威人士」，而是「行動者」。「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由來已久，但在上個世紀的90 年代以後更是蔚為風潮席捲全球。傳媒碰上這些行動，注意的往往是它外觀上的激進。別說香港，見慣風浪的英國傳媒當年初遇「奪回街道」（RTS, ReclaimThe Streets）在倫敦特拉法加廣場發動的大型運動，也是不知所以，只好把它描述為「非理性」和「暴力」。
本身是老牌社運搞手的加拿大社會學家理查． 戴（Richard J.F. Day），在其探討社運新方向的近著《葛蘭西死了》（Gramsci is Dead: Anarchist Currents inthe Newest Social Movements）?區分了上個世紀60年代開始的「新社會運動」，與近年隨?反全球化浪潮成長冒現的「當代激進行動」（Contemporary radicalactivism）。他認為前者的議題或許是新的（比方說關注性權、文化身分和環境保護），但仍不脫傳統社運那種想要影響甚至搶奪「宰制權」（hegemony），左右政府決策的路數。所以他們仍然有組織，還會組成政黨（例如「綠黨」）。可是「當代激進行動」則不以介入政府決策為目標，更多的是「路見不平，拔刀就上」。他們對於一個講究代表性和層級關係的組織也沒有興趣；相反地，他們鼓勵人民的D.I.Y.精神，互不統屬，人人自主。
保衛天星運動的性質相當類似這種「當代激進行動」，它不只是直接行動，也完全沒有組織，更沒有領導者可言。很多人以為這場運動是「獨立媒體」發動的，殊不知早在去年世貿部長級會議就非常活躍的「獨立媒體」根本不是什麼社運組織，它只不過是一個平台，讓行動者互通信息協調行動。至於被傳媒發掘的明星，如號稱「天星王丹」的朱凱迪，也絕對不是什麼領袖。衝突發生的那一天，不要說長毛和黃毓民無法叫行動者妥協讓步，就算朱凱迪肯聽話離開，其他人也不會跟隨他的腳步。因為他們的協同行動是個人行為的結果。
按照當前的政治形勢推演，本來政府的最佳劇本是先讓曾蔭權來幾封「香港家書」撫慰一下民情，日後再在施政報告甚至特首的競選政綱?宣布重新檢討與保育文物有關的政策和架構。大不了就重施殖民政府故技，委任一兩個意見領袖和組織頭目加入新架構，好「吸納」社會新生力量。不過，面對一群人數不能確定也沒有成形組織的行動者，這些招數恐怕都很難使得上力。
另一方面，對於其他政治人物來說，雖然這是個難得的好議題。可是從部分議員在衝突發生前的失敗斡旋看來，他們應當明白自己不是這批行動者的代表。即使日後政府願意與他們就保育政策達成一些共識，他們也無能阻止任何行動的發生。更何?這批行動者不只是要保存一兩個建築物，而是要保留像利東街這樣的整條街區。其中涉及的不只是文物保育政策，更是全盤的城市發展規劃。這?頭錯綜複雜的利益糾葛，不是任何派別的議員可以輕易拿去交易代換的。
所以天星保衛戰是激進的，不是因為行動者們闖入了工地，和保安與警察對峙，而是因為它不依循香港社運先表達意見再談判妥協，那種「又砌又傾」忽軟忽硬的既有模式。它挑戰了香港自殖民時期以來的吸納政治，成為任何現存政治力量都吞不下去的一塊滾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