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析“集體記憶的幌子”

Dear all:
梁文道在今日《明報.筆陣》撰文《集體記憶的幌子》﹐是為推盤﹐是為拆局。
且聽 ﹐且想﹐且行吧。
還記得龍老師所言﹕
社會進步與成熟﹐需要長時間的努力﹐一代代人要一撥撥接力賽。
最重要的﹐倒是要了解﹐成為一個真正的“公民”﹐需要具備的三個條件﹕
一是知識(Knowledge)﹐關于香港的知識﹐要知道做什么﹐和為什么去做﹔
二是技能(Skill),要知道如何去宣傳理念﹐如何去串聯志同道合的人士﹐以及如何與政府溝通﹔
三是要有組織，有計划去實施(committed step)。

小女子觀察﹐域多利一役﹐操盤手弄得不錯。溫和行動﹐卓有成效。
其實﹐改良主義﹐從民國初年陶行知、晏陽初﹐就一直是開明知識分子扛的旗﹐今日國內有茅于 ﹐溫鐵軍﹐香港則詡為公共知識分子罷了。

晏陽初﹐http://210.240.193.70/xency/Content.asp?ID=18111中國社會學家﹐教育家。又名興復﹐遇春﹐雲霖。1890年10月26日出生於四川巴中﹐1990年 1月17日病逝於美國紐約。1910年中學畢業於成都。1913年就讀於香港聖保羅書院(香港大學前身)﹐1916年秋轉至美國耶魯大學﹐主修政治學與經濟學﹐1918年夏畢業﹐獲學士學位。同年赴法國參加北美基督教青年會主持的為華工服務的工作﹐任青年會戰地服務幹事。1919年入普林斯頓大學研究院﹐攻歷史學﹐翌年夏獲碩士學位。1920年8 月回國後﹐在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智育部主持平民教育工作﹐1923年與陶行知?朱其慧?蔡元培等人在京發起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並任總幹事。1926年在河北定縣以翟城村為試點開展平民教育與鄉村改造實驗。30﹐40年代﹐先後開展了定縣實驗縣﹐衡山實驗縣﹐新都實驗縣和華西實驗區的平民教育工作。1940年﹐平教總會遷往四川重慶歇馬場﹐在此創辦了鄉村建設育才院(後改名“鄉村建設學院”)﹐晏任院長。1943年5月在美洲各國高等學術機關舉行的哥白尼逝世400周年紀念大會上﹐他被選為“世界上為社會貢獻最大﹐影響最廣的十大名人”之一。1944﹐1945年被美國錫拉丘茲﹐洛易斯維爾等三所大學授予博士學位。1950年移居美國。50年代以後﹐他協助菲律賓﹐泰國﹐危地馬拉﹐哥倫比亞及加納等國建立鄉村改造促進會﹐60年代在菲律賓創辦國際鄉村改造學院﹐任院長。

毛澤東﹐早年曾是該運動中下鄉的教員之一。不過﹐武者“勝為王”之後﹐“改良”先生便不再被允許返回故國。故﹐國內年輕知識界﹐對晏陽初其人﹐知之甚少。

以下鏈接梁文

集體記憶的幌子
文﹕梁文道
http://www.mingpaonews.com/20070111/msa.htm
2007年1月11日
【明報專訊】就在保衛天星碼頭示威者何來正式被警方起訴的同一天，政府召開記者會宣布在山頂又「發現」了一座新古蹟。如此一來，何來這批「天星勇士」的消息在今天報紙上所佔的位置就會被?淡不少，大家的視線難免給部分移轉到那些日益增加的出土古蹟之上了。好玩的是，山頂這座所謂的「新古蹟」其實早在多年前就已被民間人士鑑別出來，所以政府這趟「發現之旅」只不過是後知後覺的「再發現」罷了。

這個小動作是整個天星碼頭保衛戰中政府反應的縮影，其要旨就是轉移視線。首先，政府不出所料地推出了文物建築保護諮詢文件，把民間強調的「集體記憶」挪借過來，顯示政府和市民流的都是香港血，保有一份共同的記憶。其次，政府公布了一份歷史建築名單，?頭496座房子光是逐座查訪，就夠傳媒忙上好一陣子了。最後，政府又重組古物古蹟諮詢架構，委任了近年漸受重視的青年才俊如「Roundtable」的沈旭輝與「三十會」的李律仁，好讓大家感到政府致力跟上新時代新議題的誠意。

平心而論，這「文化三招」不只很合邏輯，而且打得十分漂亮。一方面，它成功地令部分人忘記天星鐘樓拆卸事件?政府的兇悍姿態，轉而爭論古蹟保存的技術問題(例如業主權益與文物價值的矛盾該如何協調)。另一方面，它不脫傳統吸納政治的本色，試圖分解反對者的聲音，使得因天星碼頭事件而起的爭論成為政府可以在現有政治遊戲規劃﹐加以處理的課題。

對政府而言，天星碼頭保衛戰一役的對手表面看來是一撮激進的行動者，其背後則是一大群高舉文化旗幟的新一代。這一代人質疑甚至反對發展蓋過一切，和商業效益為主的「中環價值」(龍應台語)。他們不只勇於行動，而且陸續進佔不同的媒體崗位，對當權的上一代人構成了挑戰。更可怕的是黎廣德和陳清僑等公民黨員和這一代人本來就有意識形態上的親緣關係，擁有相近的知識與願景。如今選戰在即，一不小心讓他們自動過戶到反對派陣營，使梁家傑成了新生代新價值的代言人，那就大事不妙了。

所以政府要把整套「集體記憶」的說法挪為己用，不讓對手獨佔專美。它更要吸納李律仁和沈旭輝等人，就算他們不是天星保衛戰的台面人物，至少也可起到分解甚至分化所謂新一代年輕勢力的效果，尤其不能把他們送給敵對陣營。

既然如此，為什麼我還要說政府是在轉移焦點呢？理由很簡單，保衛天星碼頭和鐘樓從來就不只是為了「集體記憶」而已，它牽涉的還是全盤城市規劃的問題。誠如陳景輝兄所言，從那批「天星勇士」的構成來看，里面有相當多的人一向關注灣仔和深水 的舊區重建過程。對他們而言，所謂集體記憶絕不單單繫於個別建築物，更是各區街坊和全體市民的生活主張與社區網絡。再明確地講，他們要的不是古物的存留，而是整個社區的持續發展。

以備受關注的灣仔「藍屋」為例，假如政府留下那幢房子，卻驅走了原來在該處起居生活的住民，你以為這批新一代就能夠接受嗎？建築物只是集體記憶論述的其中一個環節，其根本還在於社區的營造和整體空間規劃的價值轉換。如果政府把問題單純放在現有的古物古蹟保存機制里衡量，那麼像太原街這類不列表的傳統街市又該如何對待呢？難道它們就不是香港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嗎？難道政府可以趕走整條街上的所有攤販，再將它改造為一條商場街嗎？

回到天星碼頭的爭論，它讓我們思考的也不只是一座鐘樓有沒有保留的價值，還有填海等城市空間拓展手段是否合理，政府諮詢決策過程夠不夠細緻、公開和民主等多種問題。而這一切都不是一個民政事務局就對付得了的，更不是那「文化三招」可以完全解決的。

至於被委任進局的沈旭輝和李律仁，我認為反對派不該用太過陰謀的眼光去看待他們，反而應該把他們看成一個政府自己打開的缺口，透過他們注入嶄新的政策思考角度。而這幾位新面孔也應該自尊自重，一方面主動面向公眾收集意見，另一方面則把握機會促進變革。面對政府的吸納，你可以變成一塊鬆軟的海綿蛋糕，也可以是一塊難以消化的滾石。選擇永遠存在。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