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天地两书人——记黄裳、姜德明 2008-03-28 作者：
《直上三楼》(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徐城北是《大公报》著名记者子冈和徐盈的独子，从小生活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
近几年来，作者潜心回忆往昔之事，将自己对父母和亲身受教过的政府首长、文艺界著名学者和名伶的回忆写成本书。本文摘编自该书。
天地悠悠，书人何处？书人几多？倘仅有二，岂不天地太大、书人太少了么？我这里讲的，并非一般的“读书人”或“写书人”，而是指爱书成癖，并且倾尽一生精力收藏、钻研之人。这样，天地越大和书人越少，反倒相映得越发成趣了。
敲开黄裳家的门
不知您注意过上海黄裳先生的文章没有？他最得意也最拿手的，就是类如发表在《读书》杂志“书林一叶”的专栏文章。他可以从追寻某种善本书籍的由来始末，或考证，或抒怀，或评论，或比较，他的高见让你拍案叫绝。他年龄大约长我二十五岁以上，但他的学问恐怕要长我半个世纪。我深切感到，自己和黄裳先生的差距太大，并且大到无可挽救的地步。但是，我终于找到了两条可以和他对话的途径。一是他谈南明人物(如钱谦益、柳如是等)的文章，这些史料我研究过，并有写成京剧剧本的打算。二是他很能谈戏，建国初期他曾约请梅兰芳写《舞台生活四十年》，还曾追随过盖叫天一个时期；显然，这和我的所作所为很有类似之处。
后来，我受《团结报》之约，为他们主编了几期副刊。我采取的是旧时文人编副刊的办法——每期都由自己设计一个总体规划，然后分别约稿(同时限定字数)，等稿子来了，就划一个版面示意图，把稿子交给报社的责编——我的工作也就到此为止。这是当年沈从文、萧乾相继主编《大公报》副刊的一贯做法。我作为晚辈，很想一试。于是，我写信给黄裳，请他撰稿。他很快回了信，并如期写来了稿件。从此，我就获得了和他书信往还的机会。
他的字写得漂亮，连稿纸都是自备的——上有“我的稿纸”四字，据说是在香港印制的。见字思人，见稿纸同样思人。我盼望能见到他，能亲耳聆听他的高见，亲眼目睹他的风采。
后来去上海出差，我终于在约定的时间敲开他家的大门。那是一栋很古老的洋房，螺旋形的楼梯旋转上去，让我迷失了东西南北。他的房子很高，仿佛只是很大的一间，有双人床，有吃饭的桌子、椅子，临窗有一个小巧的书桌，有一般随处可见的家具，并且家具之间有一般家庭很难得见到的“空当儿”。然而很遗憾，我没有看见书架，只在大衣柜的顶端看到一捆一捆的线装书。我琢磨着，书摆得那么高，怎么往下拿？马上，我又想起了聂绀弩和金克木，家里都不怎么见书，但文章里的“书意”特强。原来，书都在他们的肚子里。想来，黄裳亦如是。
和黄谈话真难。我不发话，他就沉默。这一点，又让我想起北京作家冯亦代。我每每于此际感到了尴尬。而对长辈文人，总不能像和京剧伶人相处时那样吧——见面就熟，熟了就要高声儿，高声儿了就想唱，一唱就得站起来比画，一比画就嫌我们家地方小……文人和伶人，实在是不一样啊。
陪黄裳、姜德明在天津访书
从上海回到北京，没半个月就又去天津，“由头”是我的一篇散文在全国评比中获奖，到天津领奖。车到天津，一出火车站，忽然看见攒动人头之上，有一块纸牌子——上书“姜德明、徐城北”六个大字。忽然发现姜德明先生就在身边。姜在《人民日报》编了三十多年副刊。一问，原来他作为特邀专家，也赶来祝贺这一盛会。接站的同志把姜和我让进汽车，在车中告诉姜——此次也邀请了黄裳。知道您俩“好”，所以安排住在一屋……我听了由衷地高兴，知道他俩都是积攒、研究书的专家，共同语言必然很多。这一次，我一定要把握好机会，把他俩给“盯”紧了……午饭后，他俩决定去“逛”唐山道的“古玩旧物市场”，我立刻报名随行。姜是天津人，黄早年读中学在南开，可两人多年没来，认路的本事都赶不上我。姜说，北京的一些古董商常来此“趸货”，然后拿回北京高价卖给“老外”。后来“老外”得知，不甘受此盘剥，便直接来此进货。没想到这一来，便把这里的“行市”给抬高了……黄只是听，听得高兴时也只是笑。
事后我问姜，为什么总见不到黄侃侃而谈的场面。姜答，他不是你们梨园行的人，哪能整天眉飞色舞的？再说，他年纪毕竟是大了些……
后来，他俩抓空去参观古文化街中的旧书铺，我又报名随行。两人都嗜书如命，但又同中有异。黄钻研的是线装书，姜研究的是民国以来的铅印书。天津方面还派了一名“线人”作为向导。
车开到古文化街外边停下，我们四人一路行来，走进一个很旧很旧的楼里，一连进了几个办公室。主人找他的“熟人儿”，问谁谁摇头，被问的人无精打采、爱搭不理的。最后被逼得没有办法，主人只好当众“亮”出黄、姜大名，这才引起一时兴奋，于是有人带路去开库房大门。门一开，一股霉味儿扑面而来。开锁者先报告线装书的一般情况，说了半天，黄裳无动于衷，一再摇头。开锁者见“没戏”，便领姜向另一间屋子走去。同样是灰尘蛛网，不可触摸。开锁者夸了几种又拿出几种，姜翻阅着忽然眼睛亮了，指着其中两本问多少钱。开锁者狡猾地挤挤眼睛:“我们这行如今是惨透了，外边是另一个世界，里边的人想到外边去，领导不批准。可里边有什么？不就是这几本破书？谁认识它？谁懂得它？眼下，只有您二位了。俗话说——货卖行家，我们要是多跟您要钱，就太没一点职业道德了。这么着，这两本，您给三十五就行了。”姜惶惑了，但暗暗咬了咬牙，还是掏出钱来付了款。
在回去的道儿上，他一直没言语。我猜，他脑子里或许正在盘旋着“卫嘴子”这个名词，而偏偏又发生在他的故乡……我有点遗憾，心想这次又没能给他们二位显露个人最光彩性格的机遇。
京城访姜德明
之后，香港萧铜先生来京治病，顺便想走访文化界的一些朋友。他说想见一见姜，参观一下敌伪时期的藏书，并一再声明，他只是想看看、谈谈，绝对没有借的意思。我听了很高兴，因为在此之前，我虽多次去过姜的办公室，但聊天也仅限于京剧而已。
当我引见二人握手之后，萧铜如数家珍般报出一系列书名，姜则不断声地回答:“我有，我有，我有——”萧铜也一迭声地高呼:“了不起！了不起！”姜随即打开书柜，指着那一摞摞的纸色发黄的书籍和杂志，介绍着它们的名称和年代。萧铜沉醉了，疯狂了，他回述着自己昔日拥有它们又失去它们的惨痛经历。
姜也说，自己本来收藏会更多，但两度自我毁掉许多。第一次在1957年初春，报社一位领导不点名地批评了他:“有的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年纪只有二十几岁，偏偏对三十年代甚至更早的书本杂志，那么爱惜、那么留恋，这是一种什么感情？”姜觉得不无道理，为了“清洗”自己的癖好，便主动清理掉不少，拉了几平板车，运到废品站给卖了。第二次是“文革”爆发前夕，报社的气氛空前紧张，“摧枯拉朽”之火即将燃烧，姜于是又自己烧了不少……姜谈到自己的收藏的起因——五十年代报社在王府井，中午吃了饭没事儿，就往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遛弯儿。那儿总有一个柜台摆满刚刚收进来的旧书，价钱也不贵，许多渴望已久的书，往往不费吹灰之力便唾手可得。“淘书是一种乐趣，得自己投时间、投精力去找，最后找到了，也就会认真阅读。读后如果觉得不一定非要自己收藏，便又可以拿回书店，交给老板，去换其他自己需要的书。这样周而复始，只要自己投入一定的资金，这个淘书又换书的圈子就运转起来，自己就会不断有新收获。淘书、换书是一个世界，包括所有的书人，甚至也包括书店的老板……”
我听了不禁有所联想:今天也有不少书人，他们也注意收藏，但大多是要，是设法白拿。来得容易便也去得容易。是否认真看了呢？恐怕未必。他们也讨论，也研究，但议论的中心是书的“行情”——看哪些是“门面书”，看哪些是“赚钱书”。前者对上有“交代”，也供自己收藏；后者是专门供应少文化或没文化的读者的，只要上面抓不住把柄，只要能大把大把进钱，就算完成任务。显然，这是以生意人的眼光在打量图书世界。这和姜德明当年进入图书世界的起因是不一样的。姜当年在天津上中学，下午常常逃学逛天祥市场，那里二楼是个外人很少涉足的“死角”。但是，他从这里读到了鲁迅和新文学运动的全体作家，这无意中为他后来的一生定下了基调……
书人，和书应当同生死、共命运。一起萌生，一起成长，一起坎坷，一起经磨历劫，最后又一起分享创造后的光荣。书事的全部，大约也就在其中。
我为自己能够悟到此处而骄傲。但我也有遗憾，对于另一位书人黄裳，我怕是没有机会寻访了。不仅是地理上的遥远，更因为年龄上的差距，还有，是整个社会传媒实体变化太大——书，不再具有昔日的重要和惟一性。现代人传递思想、感情的方式很多，甚至连积淀、升华它的办法也多了起来。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往真正意义上的“书”，不会再那么多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书人和书事自然也就会濒临灭顶。对此，我实在不知该说什么，是悲哀呢？是欢迎呢？还是听之任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