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建築物的兩難

歷史建築物的兩難
——從《禁葬令》到《焚城令》
文章日期：2007年11月18日

【明報專訊】「地中海藝術節」演出希臘國家劇團的《普羅米修斯之縛》，引起本地文化界對悲劇意義的討論，觸及到現代人或香港人有否悲劇意識的問題。
歷史比悲劇更慘酷
無獨有偶，我跟天邊外劇團合作、11月中演出的《焚城令》，也是改編自希臘悲劇《安蒂崗妮》（Antigone，或譯《禁葬令》）。該劇圍繞一個兩難﹕發動內戰的叛亂者戰死了，他的屍體應否得到埋葬？還是暴屍荒野，任由野狗禿鷹撕噬，以儆效尤？劇中女主角安蒂崗妮之所以以死反抗禁葬令，跟古希臘人的宗教倫理有莫大關係﹕古希臘人認為好好埋葬死者是大事，而任由屍體於白天之下腐爛發臭，是對天神的大不敬。即使在戰爭的緊張時期，雙方都會協議休戰，焚化陣亡戰士的屍體，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就有大量相關的描述。
但經過兩千多年的暴力統治，為政治理由而褻瀆的屍體，已經成為家常便飯。人類歷史暴政纍纍，即使安蒂崗妮死100次也不夠。
就在《安蒂崗妮》首演之後大概400多年，東方的耶路撒冷有一個猶太人，因為自稱為王的罪名而被釘十字架。這種羅馬人的死刑殘忍的地方，不止在於受刑者手腳被釘子穿過、慢慢折磨而死，而是死後通常不允許埋葬，而且往往達數天之久，任由屍體腐爛或被野狗咬爛，慘不忍睹。最著名的集體釘十字架刑罰，就是斯巴達克斯奴隸戰爭（Spartacus，公元前120年至公元前70年）。叛亂被平息後，被俘虜的奴隸全部被釘十字架，6000多具屍體延綿懸掛在亞壁古道（Via Appia）旁 ，往後數年都不准埋葬，場面既震撼又壯觀。
暴君陰魂仍在建築物徘徊
在暴君輩出的中國，這種例子更是不勝枚舉。1905年，法國傳教士在北京目睹一次公開凌遲的經過，受刑者殺死一個滿人貴族。傳教士於是拍下行刑過程的照片，輾轉流傳。筆者有一次在展覽中不幸看到這些照片，好幾天都心緒不寧。中國人不是有天理天良的觀念嗎？為什麼如此殘忍、如此冒犯天良的刑罰，可以在昭昭蒼天、眾目睽睽下行刑？
答案原來很簡單﹕暴政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無所不用其極，往往凌駕於所謂的天良或宗教倫理之上，而真正的歷史，往往比悲劇更慘酷﹗
《安蒂崗妮》圍繞歷史遺留下來的兩難，劇中兩個主人翁，各自都有其行動的理由﹕一方面是國王克理昂，他為了維持國家穩定，阻嚇其他人發動叛亂，於是頒布禁葬令﹔另一方面是叛亂者的妹妹安蒂崗妮，自覺有責任不要讓哥哥暴屍。雙方各自都有理由，衝突和悲劇無可避免。這類宗教倫理跟政治需要的正面衝突，在21世紀的香港或亞洲，可能比較少遇到，但歷史造成的兩難卻比比皆是，而往往都跟獨裁者統治和代表他們的建築物有關。在台灣，在一片本土意識抬頭、去蔣化的浪潮中，有人認為台北的中正紀念堂是威權統治的象徵，應該改名，但也有人以法統和領袖的理由反對。可以想像，如果中國大陸有一天有民主和言論自由，關於毛澤東紀念堂的存廢，必然又會掀起一番爭論，而所勾起的種種複雜的回憶和歷史傷痕，必更加深。領袖/獨裁者/暴君，已經逝去，但他的陰魂，還在這些建築物裏面徘徊，而活人還要一段長時間活在他的陰影之下。
香港可幸未曾遭到暴政統治，但並不代表這種兩難不會出現，只不過形式不一樣而已。皇后碼頭 的存廢，表面上是「公共空間」與所謂「發展」之爭，但在辯論過程中，大家漸漸發現這建築物對自己的意義，以及自己的歷史，一層一層，像剝洋一樣，跟香港的殖民地歷史糾纏一起。贊成拆的人引用歷史，認為這是殖民主義的代表；反對拆的人卻又引用歷史，認為是本土反抗殖民統治的象徵；而常被引用的反殖英雄，卻又認為這碼頭「太殖民地」，應該拆掉。
在這紛紛擾擾之上，從悲劇的望遠鏡看去，我們的都是殖民歷史的產物，雖然殖民者走了，整個衝突，也是他的後遺症。就像奧林匹克山的諸神，看山下的人們互相鬥爭殘殺，卻是被諸神擺佈而不自知，只不過諸神換作歷史的幽靈而已。
旁觀或參與 後果自己承受
回頭再想，我們純粹是歷史的產物，還是可以改變歷史？我們行動的時候，知道自己的行動最終會帶來什麼結局嗎？
隨殖民者離開，香港人在近年幾次事件中首次感受到歷史抉擇的沉重感，七一、一二四、天星、皇后，我們發現歷史走向已經不再是受人主宰，而是可以自己參與改變，但是，無論是參與還是旁觀，我們是否已經準備好，承受自己行為的後果？
《安蒂崗妮》裏面有一段令人費解的歌詞，意思大概是這樣的﹕
「人是奇怪的東西,
他穿過大海，
征服汪洋，
馴服野獸，
發明語言，
他解決一切問題，
唯一逃不過的﹕就是死亡﹗」
這段歌詞，對照於安蒂崗妮的決定和命運，多少是反映出人的一種存在狀態﹕人類改變不了死亡，唯一可以選擇的，就是怎樣死，因為什麼理由而死。而面對暴政的壓迫，歷史的關鍵時刻，究竟是以死反抗，還是忍耐求存，是作出這類抉擇最典型的存在狀態。哈姆雷特著名的獨白「to be or not to be」，提到人生存的種種磨難，其中一種就是所謂「暴政的逼迫」（the oppressor's wrong）。暴政迫使我們抉擇，同時令人感受到存在的沉重。
悲劇如果有現代意義的話，就是把我們的存在狀態、我們每個抉擇隱含的矛盾，放在歷史的望遠鏡下放大、觀照、反省。我把《禁葬令》改編為《焚城令》，加上一個副題﹕「前朝留下的建築物，應該保留？還是焚？」原因可能就在這裏。
《焚城令》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日期﹕11月16至18日
天邊外劇場﹕http://www.theatrehorizon.com/news.html
[文／黃國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