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景輝：公共知識分子的政治

公共知識分子的政治
文章日期：2008年11月17日

【明報專訊】每次談到「公共知識分子」此一概念，我都會想起出版於1959年的《社會學想像》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米爾斯（C.Wright Mills）批評戰後美國社會學陷入純抽象理論和量化經驗研究的雙重危機，分別膜拜巨型晦澀的概念遊戲及膚淺迷途的實證方法，乖離了社會學知識的任務及使命。正是作者的思路告訴我們，雖然社會上流通各式各樣的知識文化產品，但知識的存在不等於知識分子履行了職責、完成了任務，其間的距離絕非無關痛癢，尤其在這個渴求文化資訊的媒體時代。
從最近有關公共知識分子的討論可見，不少論者抗拒這個身分，理由約略有二：一是這名稱暗示了叫人毛骨悚然的「高高在上」和「懶有理想」；其次是公共知識分子此一集體身分本身有冒犯作者的個體性之嫌，正如有論者反問：點解人人都要有個「身分」！

種種理由均反映了本地公共知識分子為何難產。無論社會怎樣傾向犬儒、少講理想都好，知識活動本身也絕非價值中立。我無法想像一個不批判、缺乏理想的知識分子是怎麼模樣，也無法接受知識生產漫不經心的隨意漂流。

重讀《社會學想像》有助於我們檢視其中的許多難題。他指出，現代學術知識有其原本服務的社會價值，而這種價值正是：自由和理性。就是說，通過學術知識的濾鏡，我們更能穿透表象認識社會真實的結構，獲得「理知的澄明」；而追求這種澄明，無非為擺脫蒙昧，擺脫它為人類帶來的不由自主，從而實現「自由」。

若以香港為參照，城市內生產出來的各種意識形態，諸如市區重建局是很以人為本、香港不能「太快」普選或政府不能干預自由市場等公關宣傳，都是權力集團強加的蒙昧。此情此境，不同領域的知識分子捍衛的是何種自由？知識分子撕破社會各種權力的介面在哪兒？米爾斯概稱此為真理的政治。

尚有一個更尷尬的問題：什麼是公共？公共是將知識活動拉進政治生活裏頭，不允許理論概念、知識工具雲遊太虛無所落，而這要求知識分子腳踏實地面向公眾。在此，面向公眾不止是學者行出書房門外，將遊思妄想「示眾」而已，而是更根本地指投入一種政治生活。所謂政治生活，不是叫讀書人進行政治宣傳，而是回歸阿里士多德的城邦「政治」：市民可以自由進出、共同參與的政治空間，其中的政治關係是平等的，通過言語爭論、連結，共同創造一種集體生活的理想。

阿里士多德所強調的政治平等、自由及創造一面，乃是區別於當時其他社團組織的家長式長幼秩序，也就是超越各種經濟營生、繁衍後代的「必然」要求。因此，政治是一個自由之內、「必然」之外的共同／集體領域——也就是塑造不再認命的香港。

至於集體身分問題，與其說它有損任何人的個體性，倒不如說這是前輩學人梁款所說的「港式公共知識分子風格」：自六十年代，摩登香港人開始少談國家。他們不喜歡在集體——一個比自我、身邊朋友、同事圈子更廣更寬的城市共同體——的名分下介入，更遑論一同投入、塑造此一共同領域的自由和理想。說實在的，港式知識分子不習慣談公共，就是我城公共生活頹敗的徵兆。

當然這裏不是北韓，路是自己選擇，共勉！

作者書毒太深。臉朝未竟之志，背對勝者的現狀。

[陳景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