籲字怎樣寫?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15日
【明報專訊】會打電話問朋友某個字怎麼寫的,朋友還不是幹寫作的呢。我說,英文字很少不記得,中文字天天寫反而會忘記。友說﹕「因為中文字比英文字難寫。」
那倒是的,英文字,查ABCD便行了,中文字,不識部首,給我一本《康熙大字典》也不會查。有些多層蛋糕式和左廳右房、左房右廳的,有時會錯了左右。中文字,要不是從幼稚園學起,實在沒法學寫。
呼籲的「籲」字怎樣寫?教小朋友﹕「問答那個『答』字你懂得寫了,那末就從那兒開始。答字多加兩個口,呼籲需要很多人張嘴大叫的,那便變成『(見附圖)』,呼籲要衝破柵欄,所以下面加個『冊』。至於右邊,有點像個頭字是不是?呼籲當然需要有人,那便把頭的『頁』邊加上去。」原來得那麼解拆,小朋友才記得牢的。
中文是象形文字嗎?不可能全部都是。實物有個形狀,可以象形,但只限於名詞。動詞則沒什麼形可象,比如說「疾走」,我們自小習慣了便知道是很快地走路的意思,跟外國人解釋便難了。「疾」不是病嗎?一邊病一邊走會走得快點?解釋不來了,其實解釋這兩個字為什麼這麼寫,我也不懂得解釋,不懂得那個「懂」字,亦不明白為什麼豎心旁,右邊頭上長了兩根草,下面加個「重」字便叫做「懂」。
外國人,怎麼教他寫挑釁的「釁」字?幾層樓砌成的一個字讓壓成正方形,每層都沒法解,也許只有最低那一層的「分」字可以解。那只好叫他死記。怎麼解?有點像你們的aggravate、agitate,激怒、令人動怒的意思吧。總之,解出個大頭佛。能寫中文的外國人真了不起。
「黛」字呢?容易,上面一個代替的代,下面一個黑色的黑便是了。黑墨墨的有什麼好啊?為什麼好的眉可以稱為黛眉,男子的眉卻不能叫做黛,忽然像法文一樣,死物都分男女性?那倒不會教了。「教」字為什麼是孝順的「孝」字加個「文」字邊,是老師你孝順學生還是學生孝順老師你?教不來,放下教鞭,叫外國學生﹕「死記吧!」
[林燕妮 hk.myblog.yahoo.com/eunicelam-123]
10/15/2008
a link:老夫子。爨文化。
關關:這幾天亂忙。認識了此間一位“老夫子”,開口即漢唐,很斯文的鄉間讀書人。
8:35 com: 我認識了我男朋友的共和黨爸爸,口開口即大選,很斯文的鄉土保守人
關關:呵呵。看來鄉土和保守很搭調啊,不論東西:)
關關:此間的文化曰“爨”,“東爨”,“西爨”,爨,念cuan.
原來,撫仙湖下沉的,不是大理國都,可能是“古滇國”國都,不過此間的研究人員對此都不確定。
com: 哎,文友。
要趕去上節目了。
要講。
要閃。
關關:哈,那我追著聽聽看:)
關關:哈,我聽到喇
http://www.am1430.net/blogger/viewarticle.aspx?CID=aubreyt&BID=490
是麼?
每周周三11:00 am
http://www.am1430.net/RadioPlay.aspx
K,
知否,這個所謂沉在水下的國都,就在我的窗外兩、三公里外的水底,據說有三、四十米深。
撫仙湖的周遭,可以看的地方,聽老夫子說,還有帽天山古生物化石群、金蓮山漢古墓群、梁王山……
呵呵,要開始玩玩了。
明天,此間幾位“古滇國”研究者有個座談會,交流最新的文稿。小女子獲邀了。
而老夫子呢,據說正主持玉溪市漢唐以來金石拓片集的選編、句讀……過幾天小女子會去開開眼。
有機會,也會請他來撫仙湖邊,和我新認識的朋友們聊聊云南,聊聊撫仙湖。
关于云南“爨文化”
诸葛亮平定南中后,为长期稳定蜀国后方,诸葛亮有意识地扶植南中大姓,收其俊杰(如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和孟获等)为官属,结果,经过诸葛亮的扶植,以爨姓为代表的“四姓”(其余三姓不详或诸说不一)等大姓豪族,成为南中颇有势力的统治集团,为后来爨氏最终取代其他三姓而独霸云南打下了基础。 一般认为,爨氏与南中其他大姓一样,本为中原移民。他们分别在庄跷人滇、秦开五尺道、汉武开滇、武侯定南中等不同时期,以戍军、屯垦、商贾、流民等方式进入南中,并通过变服从俗和与当地土著民族通婚等方式而在一定程度上“夷化”,成为南中的渠帅豪族和实际统治者。有关爨氏的最早记述,可追溯到春秋时期《战国策.魏策》中的爨襄,而史籍中关于南中爨氏活动的最早记录可能要算是三国时期的爨习了。诸葛亮南征时,擢用拥蜀派南中大姓,爨习因协助平叛而功授官属,爨氏成为南中有权势的大姓之一。西晋初年,南中大姓随都督霍弋降晋。泰始元年(256),霍弋率南中大姓从吴国手中夺取了交趾,表爨谷为太守。西晋末年,随着“八王之乱”和巴蜀李特、李雄踞地称王,晋王朝已无暇顾及南中,加之晋朝先后任命的南夷校尉李毅、王逊均因实行分化离间南中大姓以及“太过诛除”等暴政,引起南中大姓的反抗,以致在公元337年巴蜀李雄派李寿进攻宁州时,刺史尹奉和太守霍彪都投降了李雄。李氏封霍彪为宁州刺史,爨琛为交州刺史,加上建宁太守孟彦,霍、爨、孟氏族便成为南中势力最大的三大姓。公元339年,孟彦缚霍彪降晋,接着孟彦又被李雄所杀,霍、孟二氏火并而同归于尽,南中大姓仅存爨氏一家。随着东晋伐灭巴蜀李氏继而偏安江左无所作为,爨琛“遂王蛮夷”。此后,虽历经西晋、南北朝,中原王朝或“遥授刺史”实行名义上的统治,或官职任由爨氏自己任命,从西晋咸和八年(333)爨彪、爨琛任交州刺史起,直至唐天宝蒙诏灭爨,爨氏父子世袭相传,实际统治云南达400多年,成为研究云南地方史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俗称“两爨碑”)为代表的爨文化,也成为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云南独特文化现象的重要内容。
“爨宝子碑”,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立于东晋“大亨四年”(405),现存于曲靖一中。“爨龙颜碑”,全称“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侯爨使君之碑”,立于南朝宋大明二年(458),现存于陆良贞元堡小学旁。后人因其碑形大小,将爨宝子碑称为“小爨碑”,而把爨龙颜碑称为“大爨碑”。有人曾对两爨碑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小爨碑的碑刻文字较充分地体现了碑刻书法从隶向楷过渡的转折嬗变特点,所以爨宝子碑的碑刻书法艺术的研究价值较大。而大爨碑系统追溯了爨氏的族源及其迁徙路线,以及爨氏进入南中后从其始祖爨肃到爨龙颜九代世袭的历史,为后人提供了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云南历史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因此爨龙颜碑的历史研究价值要更大一些。从两爨碑中,人们不仅可以找到魏晋南北朝时爨氏统治云南的一些历史线索,而且还可以探寻出许多有价值的文化现象:
爨龙颜碑文中称其为颛顼、祝融氏和班彪、班固的后裔,因东汉末年班氏受封“采邑于爨”地(一说为今山西忻县定襄一带)而以爨为姓氏,并随着氏族的兴衰而不断南迁,先后经庸、蜀即今湖北、四川而进入云南,通过仿庄跷“变服从其俗”和通婚联姻等方式而与当地土著民族融为一体,成为中原移民中夷化了的南中大姓。爨氏称雄云南历经数百年,统治时间之长,乃至于魏晋后的史籍将云南土著民族统称为“爨蛮”,从而取代了过去一度流行的“夷”(如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的称谓。令人感兴趣的是,就在爨氏统治后期,当时的云南还真的出现了被称之为“东爨乌蛮”和“西爨白蛮”的民族现象。因为爨氏统治时间长,爨由姓氏而成为族称,这是一个值得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认真研究的课题。
尽管在爨龙颜碑中记载其身兼四种官职,但史籍中对其任的主要官职“刺史”却了无记载。究其原委,就是当时朝廷无力治理云南而“遥授刺史”,仅仅实行名义上的统治。“刺史”便成为爨氏自我封授的官职并祖孙世袭,是名副其实的“土官”。从诸葛亮扶植南中大姓收其俊杰为官属,发展到爨氏土官祖孙世袭,可视为后来元朝在云南实施土司制度之滥觞。研究云南土司制度,爨氏土宫祖孙世袭的这一历史现象,显然是不能忽视的。
在研究爨氏雄长云南的历史和由此而产生的爨文化时,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即:爨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联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爨氏重视文化。爨宝子、爨龙颜均在20余岁举秀才,并以文人仕,凭学识和文治武功登上政治舞台。可见爨氏雄长南中,除通过与当地诸夷通婚联姻加强氏族势力外,爨氏凭借自身与中原文化的渊源优势而取胜,当不会是无稽之谈。爨氏中原文化之雄厚功底,在两爨碑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两爨碑中,其碑刻集中地体现出东晋、南北朝时期汉字从隶向楷过渡的特点,并大量使用厂北魏碑文中流行的古体字和俗(异)字。此外,两爨碑为典型的汉碑风格,其碑文采取了前序后铭的汉碑格式,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原文化已深入到云南腹地,成为边疆主体文化之源。
爨氏始终接受中原王朝的统治.在两爨碑中,按其太守和刺史的官职身份不同,对碑主爨宝子和爨龙颜分别采用了“府君”和“使君”的称呼,这是与当时中原地区的官制称谓相吻合的。由于中原朝廷无力经营南中而导致爨氏雄长云南数百年,但爨氏十数代中,从未出现过割据称王或改元称号的现象。这样,就在中原纷乱的情况下和长达400余年的时期内,始终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多民族的团结。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两爨碑的重要文物价值。建安十年(205),曹操以“天下凋蔽”而下令禁立墓碑。咸宁四年(278)晋武帝司马炎下诏:“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甚于此,一禁断之”.南朝一仍旧制而禁碑甚严,故刻石寥寥,直至北魏后方才解除碑禁。故而在我国书法史上,出现了南(朝)碑少而帖多、北(朝)碑多而帖少的独特现象,然而,两爨碑,尤其是立于禁碑甚严的南朝刘宋时期的“爨龙颜碑”,便成为这一时期唯一现存的碑刻.惟其如此,后人将两爨碑称之为“南碑瑰宝”,这是恰如其分的。
×××××
那么,何謂“爨”呢?MAYBOY立刻快手查出來喇。
http://baike.baidu.com/view/129472.htm
mfamj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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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云南“爨文化”
诸葛亮平定南中后,为长期稳定蜀国后方,诸葛亮有意识地扶植南中大姓,收其俊杰(如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和孟获等)为官属,结果,经过诸葛亮的扶植,以爨姓为代表的“四姓”(其余三姓不详或诸说不一)等大姓豪族,成为南中颇有势力的统治集团,为后来爨氏最终取代其他三姓而独霸云南打下了基础。 一般认为,爨氏与南中其他大姓一样,本为中原移民。他们分别在庄跷人滇、秦开五尺道、汉武开滇、武侯定南中等不同时期,以戍军、屯垦、商贾、流民等方式进入南中,并通过变服从俗和与当地土著民族通婚等方式而在一定程度上“夷化”,成为南中的渠帅豪族和实际统治者。有关爨氏的最早记述,可追溯到春秋时期《战国策.魏策》中的爨襄,而史籍中关于南中爨氏活动的最早记录可能要算是三国时期的爨习了。诸葛亮南征时,擢用拥蜀派南中大姓,爨习因协助平叛而功授官属,爨氏成为南中有权势的大姓之一。西晋初年,南中大姓随都督霍弋降晋。泰始元年(256),霍弋率南中大姓从吴国手中夺取了交趾,表爨谷为太守。西晋末年,随着“八王之乱”和巴蜀李特、李雄踞地称王,晋王朝已无暇顾及南中,加之晋朝先后任命的南夷校尉李毅、王逊均因实行分化离间南中大姓以及“太过诛除”等暴政,引起南中大姓的反抗,以致在公元337年巴蜀李雄派李寿进攻宁州时,刺史尹奉和太守霍彪都投降了李雄。李氏封霍彪为宁州刺史,爨琛为交州刺史,加上建宁太守孟彦,霍、爨、孟氏族便成为南中势力最大的三大姓。公元339年,孟彦缚霍彪降晋,接着孟彦又被李雄所杀,霍、孟二氏火并而同归于尽,南中大姓仅存爨氏一家。随着东晋伐灭巴蜀李氏继而偏安江左无所作为,爨琛“遂王蛮夷”。此后,虽历经西晋、南北朝,中原王朝或“遥授刺史”实行名义上的统治,或官职任由爨氏自己任命,从西晋咸和八年(333)爨彪、爨琛任交州刺史起,直至唐天宝蒙诏灭爨,爨氏父子世袭相传,实际统治云南达400多年,成为研究云南地方史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俗称“两爨碑”)为代表的爨文化,也成为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云南独特文化现象的重要内容。
“爨宝子碑”,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立于东晋“大亨四年”(405),现存于曲靖一中。“爨龙颜碑”,全称“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侯爨使君之碑”,立于南朝宋大明二年(458),现存于陆良贞元堡小学旁。后人因其碑形大小,将爨宝子碑称为“小爨碑”,而把爨龙颜碑称为“大爨碑”。有人曾对两爨碑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小爨碑的碑刻文字较充分地体现了碑刻书法从隶向楷过渡的转折嬗变特点,所以爨宝子碑的碑刻书法艺术的研究价值较大。而大爨碑系统追溯了爨氏的族源及其迁徙路线,以及爨氏进入南中后从其始祖爨肃到爨龙颜九代世袭的历史,为后人提供了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云南历史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因此爨龙颜碑的历史研究价值要更大一些。从两爨碑中,人们不仅可以找到魏晋南北朝时爨氏统治云南的一些历史线索,而且还可以探寻出许多有价值的文化现象:
爨龙颜碑文中称其为颛顼、祝融氏和班彪、班固的后裔,因东汉末年班氏受封“采邑于爨”地(一说为今山西忻县定襄一带)而以爨为姓氏,并随着氏族的兴衰而不断南迁,先后经庸、蜀即今湖北、四川而进入云南,通过仿庄跷“变服从其俗”和通婚联姻等方式而与当地土著民族融为一体,成为中原移民中夷化了的南中大姓。爨氏称雄云南历经数百年,统治时间之长,乃至于魏晋后的史籍将云南土著民族统称为“爨蛮”,从而取代了过去一度流行的“夷”(如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的称谓。令人感兴趣的是,就在爨氏统治后期,当时的云南还真的出现了被称之为“东爨乌蛮”和“西爨白蛮”的民族现象。因为爨氏统治时间长,爨由姓氏而成为族称,这是一个值得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认真研究的课题。
尽管在爨龙颜碑中记载其身兼四种官职,但史籍中对其任的主要官职“刺史”却了无记载。究其原委,就是当时朝廷无力治理云南而“遥授刺史”,仅仅实行名义上的统治。“刺史”便成为爨氏自我封授的官职并祖孙世袭,是名副其实的“土官”。从诸葛亮扶植南中大姓收其俊杰为官属,发展到爨氏土官祖孙世袭,可视为后来元朝在云南实施土司制度之滥觞。研究云南土司制度,爨氏土宫祖孙世袭的这一历史现象,显然是不能忽视的。
在研究爨氏雄长云南的历史和由此而产生的爨文化时,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即:爨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联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爨氏重视文化。爨宝子、爨龙颜均在20余岁举秀才,并以文人仕,凭学识和文治武功登上政治舞台。可见爨氏雄长南中,除通过与当地诸夷通婚联姻加强氏族势力外,爨氏凭借自身与中原文化的渊源优势而取胜,当不会是无稽之谈。爨氏中原文化之雄厚功底,在两爨碑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两爨碑中,其碑刻集中地体现出东晋、南北朝时期汉字从隶向楷过渡的特点,并大量使用厂北魏碑文中流行的古体字和俗(异)字。此外,两爨碑为典型的汉碑风格,其碑文采取了前序后铭的汉碑格式,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原文化已深入到云南腹地,成为边疆主体文化之源。
爨氏始终接受中原王朝的统治.在两爨碑中,按其太守和刺史的官职身份不同,对碑主爨宝子和爨龙颜分别采用了“府君”和“使君”的称呼,这是与当时中原地区的官制称谓相吻合的。由于中原朝廷无力经营南中而导致爨氏雄长云南数百年,但爨氏十数代中,从未出现过割据称王或改元称号的现象。这样,就在中原纷乱的情况下和长达400余年的时期内,始终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多民族的团结。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两爨碑的重要文物价值。建安十年(205),曹操以“天下凋蔽”而下令禁立墓碑。咸宁四年(278)晋武帝司马炎下诏:“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甚于此,一禁断之”.南朝一仍旧制而禁碑甚严,故刻石寥寥,直至北魏后方才解除碑禁。故而在我国书法史上,出现了南(朝)碑少而帖多、北(朝)碑多而帖少的独特现象,然而,两爨碑,尤其是立于禁碑甚严的南朝刘宋时期的“爨龙颜碑”,便成为这一时期唯一现存的碑刻.惟其如此,后人将两爨碑称之为“南碑瑰宝”,这是恰如其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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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amjd
高尚全:「以人為本」原為「以民為本」
商品經濟富中國
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長高尚全﹕「以人為本」原為「以民為本」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15日
【明報專訊】79歲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原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長期從事政策研究工作,改革開放30年中曾參與了部分中央決策過程。他指出,哪個地方發展商品經濟,哪個地方就富。所以,他認為,原來的「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還要加上「只有商品經濟才能富中國」。
高尚全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說,中央作出關於經濟改革的3個重要決定的過程,他都參與了,這3個決定對於中國改革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1992年明示搞市場經濟
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後,高尚全參與了中共十四大報告起草工作。一次在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時,他曾代表起草小組作了一個主題發言。他提出,當年就業壓力 特別大,每年新增勞動人口有1000萬,加上大量國企員工要再就業,解決這些壓力靠什麼?靠政府分配肯定不行,只能透過市場調節來解決。當時,溫家寶是政治局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他的思想很敏銳,他對我的提法很讚賞。」
經過反覆的討論後,1992年中共十四大「不再兜圈,明確提出搞市場經濟」,提出了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
高尚全說,當年改革遇到阻力最大的就是股份制,國家的體改委早在1983年就極力主張推出股份制,但阻力很大,有人說「股份制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不能搞」。當時改革派也很急。由於印象當中,馬克思也講過股份制,於是改革派就找了一些人討論馬克思、恩格斯論股份制。最後,引經據典說,「老祖宗」馬克思恰恰講過股份制,怎麼就不能搞呢?
馬克思贊成股份制
對於內地近年高唱的「以人為本」口號,高尚全透露,中央內部對於「以人為本」還是「以民為本」曾有過激烈的討論。
高尚全表示,當時他是主張「以民為本」的,「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人民共和國,毛主席也提出為人民服務,江澤民主席提出『三個代表』其中之一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錦濤 主席提出『情為民所繫,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他們講的都是民,所以應以民為本。」
高尚全又稱讚溫家寶「很敏銳」,溫家寶主張採納孟子的說法,「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後來在討論中,被視為高層「文膽」的前中央黨校副校長鄭必堅提出,「以民為本帶有政治色彩,乾脆進一步擴大,擴大到以人為本。」才最終定案。明報記者 王建平
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長高尚全﹕「以人為本」原為「以民為本」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15日
【明報專訊】79歲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原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長期從事政策研究工作,改革開放30年中曾參與了部分中央決策過程。他指出,哪個地方發展商品經濟,哪個地方就富。所以,他認為,原來的「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還要加上「只有商品經濟才能富中國」。
高尚全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說,中央作出關於經濟改革的3個重要決定的過程,他都參與了,這3個決定對於中國改革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1992年明示搞市場經濟
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後,高尚全參與了中共十四大報告起草工作。一次在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時,他曾代表起草小組作了一個主題發言。他提出,當年就業壓力 特別大,每年新增勞動人口有1000萬,加上大量國企員工要再就業,解決這些壓力靠什麼?靠政府分配肯定不行,只能透過市場調節來解決。當時,溫家寶是政治局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他的思想很敏銳,他對我的提法很讚賞。」
經過反覆的討論後,1992年中共十四大「不再兜圈,明確提出搞市場經濟」,提出了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
高尚全說,當年改革遇到阻力最大的就是股份制,國家的體改委早在1983年就極力主張推出股份制,但阻力很大,有人說「股份制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不能搞」。當時改革派也很急。由於印象當中,馬克思也講過股份制,於是改革派就找了一些人討論馬克思、恩格斯論股份制。最後,引經據典說,「老祖宗」馬克思恰恰講過股份制,怎麼就不能搞呢?
馬克思贊成股份制
對於內地近年高唱的「以人為本」口號,高尚全透露,中央內部對於「以人為本」還是「以民為本」曾有過激烈的討論。
高尚全表示,當時他是主張「以民為本」的,「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人民共和國,毛主席也提出為人民服務,江澤民主席提出『三個代表』其中之一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錦濤 主席提出『情為民所繫,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他們講的都是民,所以應以民為本。」
高尚全又稱讚溫家寶「很敏銳」,溫家寶主張採納孟子的說法,「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後來在討論中,被視為高層「文膽」的前中央黨校副校長鄭必堅提出,「以民為本帶有政治色彩,乾脆進一步擴大,擴大到以人為本。」才最終定案。明報記者 王建平
10/14/2008
聽文道捭闔巴黎「莎士比亞書店」

叫 他 們 去 聞 自 己 的 穢 物
梁文道
聽 說 喬 治 . 惠 特 曼 ( George Whitman ) 先 生 仍 然 健 在 , 應 該 有 九 十 多 歲 了 吧 , 這 位 巴 黎 「 莎 士 比 亞 書 店 」 的 老 闆 。 前 兩 年 我 還 在 一 部 紀 錄 片 看 見 他 對 兩 個 女 孩 示 範 自 己 理 髮 的 方 法 : 點 燃 一 根 蠟 燭 , 然 後 把 它 湊 近 頭 頂 , 燒 一 陣 子 , 再 不 慌 不 忙 地 用 手 拍 熄 頭 髮 上 的 烈 焰 。
他 這 家 店 已 經 成 為 巴 黎 的 地 標 了 , 讀 書 人 去 了 巴 黎 可 以 不 逛 鐵 塔 , 但 不 能 不 去 一 趟 「 莎 士 比 亞 」 。 假 如 你 是 個 年 輕 而 貧 窮 的 作 家 , 覺 得 有 朝 一 日 必 成 大 器 , 還 可 以 去 他 那 短 住 , 就 睡 在 二 樓 的 書 架 旁 邊 搭 起 來 的 小 床 上 。 不 用 付 費 , 只 要 幫 他 打 雜 ( 同 時 忍 受 他 的 怪 脾 氣 ) 。 此 外 , 他 還 提 供 早 餐 , 你 則 必 須 留 下 照 片 和 作 品 ; 也 許 你 有 天 會 真 的 成 名 , 他 的 書 店 就 多 了 一 項 活 見 證 了 。
現 在 實 際 營 運 「 莎 士 比 亞 」 的 , 其 實 是 他 那 年 輕 迷 人 的 女 兒 畢 奇 ( Sylvia Beach Whitman ) 。 光 看 這 名 字 , 就 知 道 惠 特 曼 先 生 多 麼 崇 拜 上 一 代 的 畢 奇 , 又 是 多 麼 地 希 望 自 己 創 辦 的 這 家 書 店 能 夠 接 得 上 老 「 莎 士 比 亞 」 的 榮 光 。
那 當 然 , 早 在 一 九 四 一 年 結 業 的 那 一 家 「 莎 士 比 亞 」 根 本 就 不 是 個 賣 書 的 地 方 , 它 是 現 代 主 義 的 震 央 , 二 十 世 紀 西 方 文 學 的 產 房 。 且 看 看 當 年 那 位 老 闆 雪 維 兒 . 畢 奇 ( Sylvia Beach ) 的 顧 客 名 單 : 紀 德 、 莫 杭 、 龐 德 、 曼 . 雷 、 艾 略 特 、 梵 樂 希 、 拉 爾 博 、 海 明 威 、 阿 拉 貢 、 喬 伊 斯 、 安 塞 爾 、 葛 楚 斯 坦 、 費 茲 傑 羅 、 艾 森 斯 坦 … … 。 他 們 在 這 看 書 、 聊 天 、 抽 煙 、 朗 誦 、 辦 公 , 甚 至 在 無 聊 的 時 候 走 進 來 看 看 自 己 今 天 會 碰 到 誰 。 於 是 畢 奇 多 了 一 項 奇 特 的 新 業 務 , 就 是 幫 人 收 發 郵 件 和 電 報 , 因 為 許 多 寄 居 巴 黎 的 文 人 脆 把 「 劇 院 街 . 莎 士 比 亞 書 店 」 當 作 自 己 的 通 信 地 址 。
然 而 , 真 正 令 到 「 莎 士 比 亞 」 名 垂 千 古 的 還 是 出 版 。 畢 奇 推 卻 了 D.H 勞 倫 斯 的 《 查 泰 來 夫 人 的 情 人 》 , 把 亨 利 . 米 勒 的 《 北 回 歸 線 》 轉 介 給 人 ; 可 是 , 她 出 版 了 《 尤 利 西 斯 》 。 她 怎 樣 全 心 全 力 地 協 助 喬 伊 斯 , 怎 樣 讓 這 部 文 學 史 上 的 巨 塔 突 破 重 重 限 制 進 入 市 場 的 故 事 , 要 知 道 的 人 早 都 知 道 了 , 不 知 道 的 人 就 該 好 好 看 看 她 的 回 憶 錄 《 莎 士 比 亞 書 店 》 。
不 知 道 為 甚 麼 這 本 出 了 半 世 紀 的 老 書 要 等 到 今 天 才 有 中 文 版 , 難 道 是 頭 的 故 事 不 精 采 嗎 ?
看 看 達 達 主 義 大 詩 人 阿 拉 貢 , 他 和 其 他 人 一 樣 , 迷 上 了 畢 奇 美 麗 的 妹 妹 ; 但 是 他 上 一 個 愛 慕 的 對 象 是 埃 及 艷 后 的 木 乃 伊 。
這 本 回 憶 錄 最 有 意 思 的 還 不 是 一 大 堆 著 名 文 人 的 奇 聞 異 行 , 而 是 它 們 都 過 度 符 合 大 家 對 這 些 人 的 既 有 印 象 , 典 型 得 不 得 了 : 阿 拉 貢 果 然 是 這 麼 地 超 現 實 , 薩 提 果 然 是 這 麼 地 冷 靜 節 制 , 而 且 不 論 晴 天 雨 天 總 要 帶 一 把 傘 上 街 。 至 於 費 茲 傑 羅 , 就 和 傳 說 一 樣 地 揮 霍 。 「 總 是 把 錢 放 在 他 們 住 家 大 廳 的 盤 子 上 , 如 此 一 來 , 那 些 要 來 結 帳 或 者 要 小 費 的 人 就 可 以 自 己 動 手 拿 錢 」 。
葉 慈 一 如 既 往 地 扶 掖 後 進 , 他 是 最 早 為 《 尤 利 西 斯 》 下 訂 單 的 顧 客 之 一 。 他 的 愛 爾 蘭 同 鄉 蕭 伯 納 就 是 蕭 伯 納 , 當 大 家 都 以 為 一 向 支 持 言 論 自 由 的 他 必 定 也 會 贊 助 這 本 禁 書 時 , 他 卻 回 信 給 畢 奇 : 「 當 《 尤 利 西 斯 》 連 載 刊 登 出 來 的 時 候 , 我 就 讀 過 了 一 部 份 。 它 以 令 人 厭 惡 的 方 式 記 載 了 一 個 噁 心 的 文 明 階 段 , 不 過 面 寫 的 都 是 實 話 。 我 還 真 想 派 一 隊 人 馬 去 包 圍 都 柏 林 , 特 別 是 包 圍 城 面 十 五 到 三 十 歲 的 男 性 , 強 逼 他 們 看 這 本 充 斥 髒 話 以 及 胡 思 亂 想 的 嘲 笑 與 淫 穢 之 作 。 … … 我 在 二 十 歲 之 際 拋 開 這 一 切 逃 到 英 國 ; 四 十 年 後 的 今 天 , 我 透 過 喬 伊 斯 先 生 的 書 知 道 都 柏 林 還 是 老 樣 子 , 年 輕 人 還 是 跟 一 八 七 ○ 年 代 一 樣 , 滿 嘴 說 鄉 巴 佬 的 流 氓 混 話 」 。 「 在 愛 爾 蘭 , 人 們 把 貓 弄 淨 的 方 式 是 壓 牠 的 鼻 子 去 聞 牠 自 己 的 穢 物 。 我 想 喬 伊 斯 先 生 也 是 想 要 用 同 樣 的 方 式 把 人 弄 淨 吧 。 我 希 望 這 本 書 能 大 賣 」 。 可 他 自 己 就 敬 謝 不 敏 了 。 ( 莎 士 比 亞 書 店 二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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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家 書 店 被 海 明 威 解 放 了
《 莎 士 比 亞 書 店 》 不 是 雪 維 兒 . 畢 奇 的 自 傳 , 它 的 結 尾 也 是 莎 士 比 亞 書 店 的 尾 聲 。 可 是 就 算 到 了 末 日 , 它 仍 然 是 傳 奇 。
二 戰 爆 發 , 德 軍 入 城 , 畢 奇 那 些 說 英 語 的 朋 友 多 半 遊 回 老 家 , 而 說 法 語 的 那 幫 則 全 部 成 了 地 下 反 抗 軍 。 一 開 始 書 店 還 在 營 業 , 直 到 有 一 天 , 一 位 德 國 軍 官 走 進 來 指 名 要 買 喬 埃 斯 的 《 芬 尼 根 守 靈 記 》 ( 多 高 的 品 味 呀 , 就 和 我 們 印 象 中 的 納 粹 一 樣 , 就 算 滿 手 血 腥 照 樣 可 以 彈 一 手 漂 亮 的 貝 多 芬 ) 。 可 是 畢 奇 不 賣 , 她 說 店 只 剩 一 本 了 。 於 是 這 位 軍 官 火 了 , 聲 言 要 帶 人 來 充 公 整 家 店 的 東 西 。 最 後 畢 奇 進 了 集 中 營 。
一 九 四 四 年 八 月 尾 , 盟 軍 快 要 打 進 巴 黎 , 畢 奇 也 早 被 釋 放 , 那 陣 子 她 還 回 到 了 劇 院 街 。 二 十 六 號 那 天 , 一 輛 吉 普 車 停 在 書 店 門 口 , 畢 奇 「 聽 見 一 個 低 沉 的 聲 音 叫 喊 : 『 雪 維 兒 ─ ─ 』 那 聲 音 傳 遍 了 整 條 街 道 」 , 原 來 是 海 明 威 ﹗ 「 我 衝 下 樓 去 , 撞 上 了 迎 面 而 來 的 海 明 威 。 他 把 我 抱 起 來 轉 圈 圈 , 一 邊 親 吻 我 , 而 街 道 窗 邊 的 人 們 都 發 出 歡 呼 聲 」 。 然 後 海 明 威 問 她 還 有 什 麼 可 以 做 , 她 就 請 他 解 決 仍 在 劇 院 街 屋 頂 放 冷 槍 的 納 粹 狙 擊 手 。 一 生 以 好 鬥 的 男 子 氣 自 豪 的 海 明 威 二 話 不 說 , 招 呼 了 幾 個 同 行 的 大 兵 上 樓 , 「 接 傳 來 的 是 劇 院 街 最 後 一 次 槍 響 。 海 明 威 和 他 的 人 馬 下 來 後 又 開 吉 普 車 走 掉 了 ─ ─ 海 明 威 說 , 接 下 來 要 去 解 放 麗 池 ( Ritz ) 飯 店 的 酒 窖 」 。 這 一 天 , 史 稱 「 海 明 威 解 放 劇 院 街 的 那 一 天 」 。
就 是 這 樣 , 巴 黎 光 復 了 , 莎 士 比 亞 書 店 的 故 事 也 結 束 了 。 心 灰 意 冷 的 畢 奇 沒 有 再 把 店 子 辦 下 去 , 二 十 年 後 , 她 把 這 個 神 聖 的 名 字 交 託 給 喬 治 . 惠 特 曼 , 讓 他 延 續 一 家 巴 黎 英 文 書 店 的 血 脈 。 雖 然 後 者 也 是 群 賢 畢 至 , 聲 名 大 噪 , 但 始 終 及 不 上 第 一 代 的 光 采 。 書 店 憑 讀 者 留 名 , 畢 奇 的 莎 士 比 亞 以 紀 德 為 第 一 批 會 員 , 以 海 明 威 的 解 放 而 告 終 ; 一 般 書 店 往 來 無 白 丁 , 它 卻 是 往 來 盡 名 家 , 恐 怕 在 整 個 二 十 世 紀 西 方 書 業 史 上 都 找 不 到 第 二 家 了 。
這 到 底 是 什 麼 原 因 呢 ? 撇 開 店 子 辦 得 好 , 店 主 有 魅 力 這 些 難 以 深 究 的 理 由 不 談 , 我 想 主 要 還 是 時 代 使 然 。 有 時 候 回 想 二 戰 之 前 , 巴 黎 仍 是 全 球 文 化 首 都 , 英 語 世 界 有 點 志 氣 的 文 人 作 家 都 想 去 那 兒 混 一 陣 。 當 他 們 到 埠 之 後 , 這 家 罕 有 的 英 文 書 店 自 然 成 了 會 館 。 更 可 注 意 的 是 一 座 文 化 首 都 的 包 容 與 自 信 。 讀 《 莎 士 比 亞 書 店 》 , 你 會 發 現 許 多 法 國 本 土 精 英 居 然 都 是 它 的 常 客 , 他 們 不 像 最 近 妄 言 美 國 沒 文 學 的 那 位 諾 貝 爾 獎 評 審 那 麼 自 大 , 以 歐 陸 為 中 心 ; 相 反 地 , 他 們 對 愛 爾 蘭 人 和 正 在 崛 起 發 亮 的 美 國 文 學 充 滿 好 奇 心 。
那 種 好 奇 心 甚 至 熱 烈 到 了 明 明 不 懂 英 文 也 老 要 來 逛 的 地 步 。 例 如 詩 人 列 昂 ─ ─ 保 羅 . 法 格 , 他 來 書 店 不 是 看 書 , 而 是 為 了 碰 那 幫 包 括 英 語 作 家 在 內 的 「 好 傢 伙 」 。 其 中 一 個 住 在 樓 上 的 「 好 傢 伙 」 因 為 工 作 不 願 開 門 , 一 抬 頭 竟 發 現 法 格 從 窗 外 盯 他 瞧 ; 原 來 他 弄 來 了 一 道 梯 子 , 自 己 爬 到 人 家 窗 口 !
老 世 界 的 英 語 書 店 既 然 聚 一 群 新 世 界 的 新 銳 , 它 自 己 的 英 傑 也 就 自 然 跟 過 來 湊 熱 鬧 了 。 這 是 獨 一 無 二 的 歷 史 契 機 , 大 戰 一 過 , 歐 洲 盡 成 廢 墟 , 美 國 趁 勢 而 起 , 紐 約 漸 漸 取 代 巴 黎 , 曼 . 雷 等 人 也 都 到 了 大 洋 彼 岸 定 居 , 莎 士 比 亞 的 故 事 就 很 難 繼 續 說 下 去 。
一 個 老 外 開 書 局 , 我 們 當 然 會 聯 想 起 在 上 海 賣 日 文 書 的 內 山 書 店 。 雪 維 兒 . 畢 奇 替 喬 埃 斯 出 了 《 尤 力 西 斯 》 , 內 山 完 造 也 幫 魯 迅 出 版 了 不 少 東 西 ; 喬 埃 斯 把 莎 士 比 亞 書 店 當 辦 公 室 , 魯 迅 也 用 內 山 書 店 來 會 客 。 一 部 英 文 小 說 要 在 巴 黎 出 版 , 是 因 為 當 時 的 英 語 世 界 太 封 閉 ; 魯 迅 的 中 文 作 品 要 在 上 海 這 個 「 半 殖 民 地 」 面 世 , 而 且 得 靠 一 個 日 本 友 人 協 助 , 則 是 那 年 頭 中 國 政 治 情 勢 的 悲 劇 。 保 守 的 英 語 世 界 把 自 己 的 天 才 趕 到 了 巴 黎 ; 比 較 新 潮 的 日 本 卻 用 它 的 出 版 品 引 來 一 群 求 知 若 渴 的 中 國 知 識 份 子 。 如 果 有 人 把 這 兩 家 幾 乎 同 代 的 書 店 放 在 一 起 , 為 它 們 寫 一 個 既 平 行 又 相 異 的 故 事 , 那 該 有 多 好 看 呀 。 ( 莎 士 比 亞 書 店 二 之 二 )
a link:莫言談《生死疲勞》


http://book.sina.com.cn/author/subject/2006-03-15/1701198010.shtml
莫言谈《生死疲劳》聊天实录
http://book.sina.com.cn 2006年03月15日 17:01 新浪读书
莫言:如果说我的作品都是高密东北乡版图上的建筑,那《生死疲劳》应该是标志性的建筑。
聊天视频
莫言笑谈电脑让写作速度变慢
莫言谈主人公原型的人生经历
http://book.sina.com.cn/author/authorana/2006-03-15/1816198016.shtml
莫言谈《生死疲劳》回归传统
莫言谈书中六道轮回的真实意图
坦承新书是写作形式的一次探索
新书写作过程中有落泪也有欢笑
3月15日莫言做客新浪读书名人堂谈新作《生死疲劳》。这部小说通过土地改革时被枪毙的一个地主的眼睛,准确说,是各种动物的眼睛来观察和体味农村的变革,主人公认为自己虽有财富,并无罪恶,因此在阴间里他为自己喊冤,他不断地经历着六道轮回,一世为人、一世为马、一世为牛、一世为驴,每次转世为不同的动物,都未离开他的家族,离开这块土地……
以下为聊天实录 发表评论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准时光临我们每周三下午三点新浪读书名人堂,我是主持人术术,今天请来的嘉宾是作家莫言老师,大家除了通过电脑参与,您还可以通过手机访问新浪网,在移动中关注聊天全程,手机新浪网的网址是:3g.sina.com.cn,请莫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莫言:各位网友好,非常高兴能在这里跟大家对话。
主持人:莫言老师做客名人堂,是因为最近刚刚推出了一部56万字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这部小说出版以后,我看到媒体在报道,对它的评价都很高,你自己是怎么看待您这部作品的呢?
莫言:首先我纠正一下,这本小说没有56万字,就是在书上印的49万字,我写的时候在稿纸的字数是43万字。
主持人:怎么会误传成56万字呢?
莫言:我也不清楚,现在有一些媒体抢着发新闻,也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就发出去了,一片误传。
莫言笑称电脑让自己写作速度变慢了
主持人:所以我检索到的资料全部都是56万字。据说这部作品是在43天之间写完的,为什么会这么快?
莫言:这49万字,或者说是43万字是在43天的时间里写完的。我总结了一下原因,有几条,这是我用了电脑写作多年以后,第一次放弃了电脑,重新拿起笔面对稿纸的写作,这样的写作对我这样的写作者来说,感觉到如鱼得水,就跟当初面对电脑屏幕,面对陌生的拼音输入法,省去了不停选择词和字的这个过程。当你面对纸的时候,怎么样写字是不需要考虑的,当对着电脑的时候,怎么样选字是需要考虑的,这是重要的原因。
主持人:电脑会影响你写作的速度?
莫言:我自从用了电脑之后,写作的速度是大幅度的下降。
主持人:一般人刚好是提高,你是下降了。
莫言:我用电脑写作的时候,有一个不大好的习惯,每天开机后,总是要先上网转一圈,这一转一个小时就过去了,等找到稿子的时候,总是希望从头到尾看一遍,结果还没有看到昨天写到的那个地方,又该吃饭了或者说该休息了,所以我想网络还是耽误时间。
主持人:据我所知在之前您还有一部小说叫做《丰乳肥臀》,写的也非常快,这两部小说哪一部写的更快一些?
莫言:还是《生死疲劳》写的更快一些,《丰乳肥臀》大概有51万字左右,写了83天,这个写得确实是非常快。我知道在这个时代里,大家都在批评作家粗制滥造,沉不下心来,作家心态浮躁的时候,我自己一说我写了43天,无疑是自找难堪,但是我想事实如此,就是实事求是来说。
主持人:这两部写得快的作品,写作上有什么不同,因为间隔了这么多年?
莫言:之所以写的这么快,是准备的比较充分,考虑的比较成熟,写的时候自然没有太多的障碍,可以感受到一泻千里很畅快的感觉了。如果考虑的并不成熟,写的时候肯定是障碍很多,动作就会慢。
莫言谈《生死疲劳》与以往作品区别
主持人:莫言老师我记得以前您曾经告诉我说,如果想了解莫言就不能不看《丰乳肥臀》,我记得您也谈到,当时一个新作品《四十一炮》的时候,那时您说是“黑色老树上抽出的绿枝”,那现在你怎么评价这部新的长篇小说呢?
莫言:《生死疲劳》是黑色的老树上又抽出了一条新枝。
主持人:但是它跟您以前的作品比,有什么区别吗?
莫言:《生死疲劳》这本书首先在形式上应该是跟过去的小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形式上,我们当然指语言、指小说的这种结构;内容是指小说所叙述的内容,应该跟《四十一炮》和《丰乳肥臀》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每一个作家在写一部新作时候的先决条件,只有当他感觉到他写的这本书是新的,是在过去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的,不是在重复的时候,才有勇气拿起笔来。《生死疲劳》打一个形象化的比喻,如果说我的作品都是高密东北乡版图上的建筑,那《生死疲劳》应该是标志性的建筑。
主持人:莫言老师在新的长篇《生死疲劳》里面,小说的扉页上有一句话:“佛说: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我看了这句话只一次就记得非常清楚,我觉得它非常接近于我对生活的感受,我想了解您是先看了这段话产生了写作品的念头,还是说您给已经想好的作品找到了这样的主题?
莫言:双方都是相互依存的,这四句话是佛教的经典,《八大人觉经》,《八大人觉经》第二觉经的一句话。它所表达的意思大家很清楚,就是讲述六道轮回,生灵在这六道当中的生生死死,是相当疲劳的状态,只有人脱离了这个生死轮回的状态,进入了佛的境界,才可以脱离苦海,他把人在人世里面,动物在畜生道里当做一种疲劳和痛苦来理解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痛苦和疲劳,就是因为人有各种各样的欲望,欲望越多实现的可能性越小,痛苦就越大,这个跟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说法不谋而合,我们经常赞扬很多有道德的人,无欲则刚,一个人为什么会软弱呢?为什么会怕呢?会投降呢?就是因为有欲望,如果没有欲望,就可以保持刚正不阿的人格,这在日常生活当中已经变成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常识。
主持人:所以我说我只看了一遍就记住它了。
莫言:每个人都可以说出自己的理解来,每个人在生活中也需要这样的道理来开阔自己,怎么样度过痛苦,怎么样看世界上不愉快的事情。
这几句话为什么写在书的扉页上,正好也是小说的内容跟这几句话非常吻合,恰好是非常难得的机遇。《生死疲劳》这本书里面描述的人物和所讲述的故事,是经过了我很长时间考虑的,或者说这里面的人物已经跟我在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我一直认为他们必将成为我小说里面的重要人物,但我一直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形式和合适的方法写出来。所以我也开玩笑地说过,这本书看起来写了43天,实际上我酝酿了43年。
莫言谈书中主人公原型的人生经历
主持人:小说当中一个最主要的人物蓝脸,我听说是有真实原型的角色?
莫言:对。这个人实际上是以前我们邻村的一个农民形象,在60年代初期的时候,当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每天上午第二节课要做课间操,这个时候,这个坚持单干的农民会推着一辆在当时被淘汰了的木轮车,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前面是他的老婆,是个小脚的女人,赶着瘸腿的毛驴,拉着木轮车在学校前面走过去,一旦遇到潮湿或下雨的时候,这个木轮车就会留下深深的辙印,他就像这个辙印一样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尤其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蓝脸在当时的历史潮流中单干的意识有了反面的参照,可能有了新的认识和判断,那么这个人物的形象在我心里面越来越清晰,我知道早晚我要写他,但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有一次在承德参观一个庙宇,看到了有关六道轮回的一组雕塑,觉得就是和我当年想的一样。
主持人:据我所知您对佛教并不是有很多年研究。
莫言:我应该是一个反神论主义者,我对宗教没有研究,对待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都是像一般人一样,大家都知道。
主持人:您就是因为承德那次行程突然间想写。
莫言:恰好心里碰撞了火花,好象突然心里面开了一扇窗户一样,感觉到六道轮回完全可以变成一种小说结构的方法,应该通过六道轮回这种结构的方式表现出来,或者说通过一群动物的眼睛来把我所要表现的人和事用故事讲述出来。
主持人:您刚才说到蓝脸——您小说的主人公是有原型的,我说他牵了一头瘸腿驴,在小说第一章当地主西门闹被枪毙之后,首次转世是一头毛驴,后来也变成了一头瘸腿驴,蓝脸和真实形象是有区别吧?
莫言:区别比较大。当时,在我们邻村有一批顽固的坚持单干的农民,后来在压力之下,村里面单干的农民坚持不住了,到了最后就剩下了蓝脸这一个人了,他真实的遭遇比小说里面描写的还要凄惨。到了文革前后,这个时候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如果一个人坚持单干,跟人民公社对抗,压力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也就是说一个单干户承受的政治上的压力甚至比地主和富农的压力都要大,最后他的儿子、女儿、老婆全都跟他分道扬镳加入了人民公社,之后对他进行了非常残酷的斗争,真实的人物是悬梁自杀了。
主持人:并没有像蓝脸这样。
莫言:我在小说里面写他一直坚持到80年代,笑到了最后。
主持人:我看到在小说里,解放以后被枪毙的地主西门闹有六次转世,转世成了驴、牛、猪、狗、猴,最后是人,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五种动物作为他转世的目标?或者说他转世的形象?
莫言:这里面解释一下,六道轮回并不是说他转世成六次畜生就是六道轮回,六道应该是天道、人道、阿修罗、鬼道、畜生道、地狱道,是这六道,畜生道只是六道当中的一道,但是这种说法也可以,西门闹在畜生道里面托生为五次畜生,我们说他在六道里面轮回也没有错,这就是逻辑上的问题,大概念、小概念的问题。
为什么选择了这五种动物,而不是其他的动物,第一这五种动物是在北方的农村、北方的农业生产当中,是最主要的、大家最常见的动物。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都是我最熟悉的动物,因为我有20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所以我也放过牛,也放过驴,那么也养过猪,也养过狗,所以当我写起这些动物来的时候,我确实感觉到非常的得心应手。我就知道这个动物怎么吃草,我也知道猪在疯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为什么选择这个,我想主要是跟自己熟悉有关,这跟真实人物所生活的环境有关。
莫言谈《生死疲劳》应该向传统致敬
网友:我觉得莫言老师这部小说似乎受到了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很大影响。
主持人:你对这个网友的观点怎么看?
莫言:这位网友的观点我没有权利反驳他,如果他读出了“百年孤独”的感觉,我想他这种感觉也是对的。像我这样的作家,或者说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这一代的作者80年代初期开始写作的时候,或多或少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像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代表作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本书,没有读过的人肯定不多了,读过了以后,哪个人在当时读了这个书,不是感觉有一点大惊失色呢,或者说拍案惊奇,非常惊奇——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样写。
写这本书的时候,当然我主观的愿望是千方百计消灭掉“百年孤独”的痕迹或西方其他的著名作者的痕迹,如果说没有消灭干净的话,依然让读者朋友读出了这样的感受,说明我的修炼还不到家,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继续往后撤退,一直撤退到让人读不出马尔克斯的影响为止。
主持人:我和莫言老师也交流了一下,我感觉到这本小说跟中国古典小说接近,像 《三国演义》和《红楼梦》都有很多魔幻奇幻的因素在里面。您的《生死疲劳》中间有一部分写到驴县长被批斗的时候,突然间自己变成了一头驴,非常具有魔幻色彩的,很像中国的古典小说。
莫言:前些天我跟李敬泽先生有过一个对话,他也提到这点,他也总结了一下,这部小说应该向中国古典小说致敬,我在这部小说之前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我之前写《檀香刑》的时候,也提出了向中国传统小说回归。我在形式上也做了这方面的努力,要借鉴、继承和发扬我们古典小说的优秀的传统。
《生死疲劳》是用了章回体的外部形式,实际上是看作是应该向我们的传统致敬的表现,你把这个章回体换成小标题也完全可以,换成1、2、3、4也完全可以,有了这在形式上向传统小说靠拢。你提到了里面超现实的神话色彩,《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就更不用说了,包括《儒林外史》里面都有神神鬼鬼的地方,这跟中国的长期以来的皇权思想有关。一般讲到皇帝,统治者没有证实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就说皇权是天赐,我这个皇帝就是真龙天子,当赵子龙怀揣着阿斗在陷阱的时候,外面的追军过来,这时候一道红光突起,带着真命天子的赵子龙飞出了陷阱。还有,因为涉及到历史,历史往往是传奇,尤其在民间口头流传日久的历史故事,不知不觉被神秘化和传奇化了。
主持人:您的小说也是有这个色彩的,也是对过往那段历史的传奇化。
莫言:这个是历史的必然,如果你到民间听讲述历史故事和历史事实,你会发现每个人的讲述都不一样,时间拖的越长,传奇化越重,这是我在写《红高粱》的时候就意识到的——民间所谓的历史就是传奇化的。
莫言谈书里六道轮回的真实意图
主持人:我觉得在您的小说里面,一个非常大的推动小说前进的内容就是地主西门闹的轮回,六道轮回表达了什么样的观念?
莫言:我想我们的读者也绝对不会说莫言在宣传封建迷信,六道轮回——人死了会转成别的动物。民间有很多这样的传说,比如大家说谁家的牛就是他爹托生的,谁家欠了人家很多债,死后变成人家的一头驴天天给人家拉磨……我觉得现代的读者受了这么多科学文明的教育,会正确的理解。
我写这部小说的真实的意图是我认为六道轮回就是时间,轮回来轮回去,在时间的长河里,面对生死,给一个人提供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当每一个人经过生死考验的时候,这个人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当时极左的路线之下,被枪毙的这个人带着很深的怨恨,在生生死死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在时间的长河里面,让他有一次次面对生死,面对生命的机会,最后重新转世为人。我想这是一个隐喻,或者是带有某种象征性的东西。
主持人:所以,你才会选择这样的故事内容来推动这部小说。
我还想跟你谈回蓝脸这个角色,我觉得蓝脸是一个非常热爱土地的农民,在您以前的采访中,你多次感叹过说,现在的农民已经不爱土地了,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作家,蓝脸是不是表达了您对土地的眷恋?
莫言:肯定是这样的,关于农村、农民、农业,农民工许多跟农有关的问题,是当前社会的热点,好像也是政府一系列出台的新文化重点提倡保护的一些东西。像中国这么庞大的农民群体,我们有13亿人口,起码有9亿是农民,涉及到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不单是社会的重大问题,也是众多的作家关注的问题。也有很多人说,为什么很多的文学作品里面,农村题材的作品、农业题材的作品占了这么大的数量。
主持人:对,是非常大的数量。
莫言以亲身经历谈土地与农民关系的转变
莫言:这个我想跟社会现实有关系。说到农村问题,最核心的,最值得关心的就是土地跟农民的关系。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制度下,所谓的封建生产关系,就是土地跟农民,后来我们之所以把我们这个社会制度叫做社会主义制度,不叫做资本主义或者是封建主义,就在于农民跟土地的关系不是私有了,不是封建地主私有制,而是一种集体所有制。
土地跟农民关系的转变,农民跟土地的感情也在发生变化。我记得我爷爷是一个很经典的农民,他对土地这种感情,让我们都感觉到难以理解。在1954年,就是人民公社化的前期,他竟然把半生积蓄买了人家的5亩地。买了两年,人民公社全部入社了,这笔钱等于扔掉了,白花了。
买的时候,我父亲常年在外面工作,已经认识到社会会向集体制过渡,劝爷爷,他也不听,他就在地里走来走去,抓着泥土。他对土地的眷恋之情是我们难以理解的。我也读过一篇李准的小说叫《不能走那条路》,也讲了一个老中农,看到要卖地的时候,他就贴在土地上,闻着泥土的芬香,这就是农民跟泥土的关系。
等到我自己参加劳动的时候,就是人民公社的生产小队,我觉得我跟土地是没有任何的感情。我们是被土地牢牢束缚住的,人口流动是不自由的,你出来要进入一个城市,你要开证的,而且我们的人身都是被限制的死死的,每年365天每天都要参加劳动,不参加劳动就没有工分,就没有饭吃。每天到了什么时间,队长一敲钟,所有人从家里纷纷跑到地里来,劳动一会儿,然后队长说回家就回家。
我这一代农民跟土地的关系是仇恨的关系,我们付出这么多劳动还是半饥半饱。到了80年代,对土地政策进行了调整,人民公社解体了,也就羞羞答答证明了我们人民公社事业的失败。改革开放当然这跟土地改革是不一样的,有本质的区别,土地改革就是私有化,土地就是我的私有财产。这次是把土地的使用权归给农民,可以在几十年之内使用这个土地,但是就这样的改革也极大的解放了农民,重新唤起了农民对土地的热情。
网友:您这么热爱土地,还常常回农村吗?
莫言:这个是矛盾的问题,网友完全可以问的尖刻一点,说“你既然这么热爱土地,你可以回家包两亩土地种好了”。我也经常产生这样的梦想,我回去种两亩土地,有很多问题也难以实现。也就是说我未必要回去亲手种两亩土地才能表达我对土地的热爱。我跟土地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因为我很多的亲人生活在农村,每年有很多的时间往回跑,这种联系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联系,我始终没有认为我是一个北京人,尽管我生活在北京。
主持人:您生活在北京很多年了。
莫言:20多年了,尽管我从户口的管理上讲,也是北京市民。
主持人:早就跟我是老乡了,是北京人。
莫言:是北京人,但从思想感情上我完全认为自己是一个农民,大家完全可以嘲讽你做什么秀,装什么孙子。但我真没有感觉北京跟我有什么生命的联系,现在提到故乡,其实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故乡了。
主持人:你也谈到这个问题,高密东北乡已经不是地理意义上的高密,而是文学意义上的高密乡。
莫言:高密县东北部这块地方已经变成了开放的文化概念了,在我的小说里面描写有关高密东北乡的故事,其中有80%都是天南海北的,虚构的。
主持人:您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地也是在高密东北乡。
莫言:对。
莫言谈新书是写作形式的一次探索
主持人:你提到这个小说在形式上是章回体小说,其实我并没有太看重是不是章回,我最近看到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的传记就是章回体,并不给我新鲜感。我更觉得小说叙述方法非常有特点,叙述者非常多,有地主西门闹的视角,也有变成了驴之后的西门驴,后来有西门猪,最后转世成了大头儿。所有人都在里面说话,有这么多的视角,我读的时候会点混乱,为什么您会选择这么多人?这里面还有一个人叫莫言,很有意思。
莫言:我之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描述这部小说,也是基于很长时间的考虑。我觉得全知全能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写法,起码不能满足像我这样的作家的需要了。我们不单要在小说的语言上努力进行陌生化的实验,也要在小说的结构上有所创新,也就是说我们不单在内容上,在形式上也应该跟过去的小说不一样。说的更绝对一点,我觉得在小说的形式上进行探索,也许就是我们这一代作家能够施展才华的唯一一个地方了。单纯靠写人生、写命运,你怎么也写不过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这都是我们难于超越的高峰,只有在小说的形式上和叙事角度上,做一些尝试,是我们这代作家能施展一些小机灵的地方。
主持人:其实当代的大师卡夫卡、马尔克斯、博尔赫思我觉得他们都是在小说形式上做了很多实验和探索的作家。
莫言:某种意义上也是逼的,谁也不愿意做一个完全跪拜在大师脚下的写作者,总还是想有点反叛的东西,总还是想取得一点自己写作的地位,只好在形式上进行一些实验。当然这些实验有的成功了,有的不成功了,我想不管是成功还是不成功,有这种实验的热情和冲动就比没有要好。
主持人:我看到这个小说里,其中有一个人经常跳出来,这个人也叫莫言,也是一个作家,您不停提到了他写的作品,像《黑驴记》,我印象中您没有写过《黑驴记》,这个人跟您不是一个人吧?
莫言:这个莫言是我、也不是我。这个也不是我的新发明,用搞文学批评的、或者搞文化研究的人的方法来说,这种写法应该算是“源小说”的叙述,源是源头的“源”,还是一元两元的“元”我也不知道,大概这两个字是通用的。
为什么出现莫言这样的跳梁小丑一样的来回折腾的人物。像这部小说里面,本身有对话关系,有西门闹最后转世成的大头婴儿,他在讲述自己在畜生道里,不断的转轮回的故事。他在畜生道轮回的时候看到人世间的蓝脸他们的故事,也通过他来讲述出来。跟他构成对话的是在一边听他讲述,一边也参加讲述的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蓝解放。他们两个之间构成了互相对话和互相叙述的关系。
但是我觉得用这两个有限制的个人视角,依然会使整个的故事当中出现很多难以顾及的死角,他们两个不能构成全知全能的视角,但加入了莫言的小说,很多地方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弥补,拾遗补缺,填补了很多漏洞。莫言就是经常拾遗补缺是一个串场的角色,由于这个角色的出现,小说有了多义性。莫言的出现,莫言小说的出现是丰富了故事,使这个故事具有了多义性。同时也消解了故事,一些所谓很严肃的故事,用这种方式把它消解掉了。
主持人:看这个小说我觉得特别的兴奋,您自己特别的放松,玩儿的比较开心,自己写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愉快的玩儿的心态呢?
莫言:这部小说我写作的状态特别好,有时候我也非常坦率地说,也不是煽情,就是写到后半部分的时候,有时候会鼻子发酸,甚至有时候会流下两滴“鳄鱼的眼泪”。当然也有写的得意忘形的时候,我自己在房子里面转来转去,我自己仿佛变成了一头猪跟其他的猪一起打闹。尤其写到猪这一部分,比较开心,带着三分恶作剧的成分。
主持人:我看时也常常哈哈大笑起来,这个驴是特别能捣乱,他是人变的,心里什么都明白,但偏偏是一头驴。而西门猪从他一出生就开始跟人抢奶头,非常搞笑。我觉得“生死疲劳”这个主题是非常沉重,您怎么会用这么幽默放松的状态写这样沉重的主题?
莫言:关于生活中的苦难,我要多讲一些,作为我这样从农村下层来的人,经过了50年代、60年代中国社会比较艰苦的年代,从现在来讲,文革期间是一片漆黑,但是在当时我们的生活依然是充满了欢乐精神的。并没有像现在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所有的人都是苦大仇深,所有人脸上是没有笑容的。恰恰相反,在艰苦的时候,这种幽默、这种自我解嘲往往变成了疗治人们痛苦伤口的一贴妙药。《生死疲劳》虽然是这么沉重的题材和故事,因为我是从生活出发,苦难生活当中原本具有的这种幽默精神,这种自我解嘲的精神也就体现出来了。
主持人:刚才有网友也提出来了,你的书里面有很多佛教的思想,您个人的人生观是不是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
莫言:这个我绝对不敢这么说,我对佛教是几乎没有研究的,偶尔读一些佛教的经典也是浅尝辄止。我刚才讲《生死疲劳》小说里面揭示的东西,像生死疲劳,人的欲望跟人的痛苦、幸福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已经变成了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一种普遍的常识。
主持人:是具有普遍性的。
莫言:当然最早的源头肯定是从佛经的经典上来的,但是流传日久,几千年了,我刚才讲《生死疲劳》这部小说里面揭示的一些东西,在农村即便是大字不识的农民,他也可以很好的理解。而且,他可以用这种东西指导他的生活,成为道德或者说价值观的一种准则。我对佛教没有研究的。
主持人:我看这个小说的时候,还有一点让我感觉非常的有趣,西门闹转世先是一头驴,到最后是一只猴,他是驴的时候,他坚持认为自己是一个人,还去问候他的妻子,结果发出的是驴的叫声,到后来成为狗和猴的时候,他慢慢摆脱了人性,认同了自己是一个动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莫言:我想这就是时间和被遗忘的关系,或者是历史跟遗忘的关系——时间、历史、遗忘。西门闹当初作为一个满腔怨恨的灵魂,甚至是不屈的灵魂,在阴差阳错之下转成各种动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的仇恨都会慢慢的消减,所有的痛苦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淡化掉,或者被渐渐遗忘掉。
我觉得遗忘有双重性,一方面我们过去经常讲,如果我们忘掉了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仇恨牢牢记在心头,要把我们的仇恨变成一种复仇的行动,用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变成我们生活的内容——这是我们在文革前后所宣传的东西。我想进入21世纪以来,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逐渐在倡导一种和解,或者说在提倡一种和谐,和解、和谐最主要的前提就是要遗忘。以往的仇恨,必须有一个人主动的退让一步,必须有一个民族,有一个国家,能够主动地退让一步,然后才不会冤冤相报。如果都是以牙还牙的话,也不是佛教、基督教所倡导的,宽容是一个前提。西门闹在不断转世的过程当中,慢慢的人性渐弱,动物性渐强,就是刚才我讲这么一大堆道理的表现。
主持人:逐渐走向了平和,逐渐认同自己的身份。
莫言:对。
主持人:您以前曾经谈到过,很多人说您是一个残酷的作家,实际上你有温柔欲死的时候。在这部小说里头我先是看到西门闹在地狱里面被油锅炸得都快脆了,非常的残忍,后半部分我看到了西门闹作为驴、作为猪的幽默,您的温柔在哪儿?
莫言:如果你看到蓝解放和庞春苗的恋爱关系,他们在恋爱过程中所表现的那种为了爱情不惜牺牲身份、地位,不惜牺牲一切的表现,这不是也是一种温柔吗?像黄互助那种头发的神奇性,互助的头发跟带着一种先天性疾病的大头儿子间互相依存的生命关系,都可以用广义的温柔来理解。
主持人:在提到您的时候,经常有很多的作家、圈内人说莫言是中国最有想象力的作家,您怎么看待想象力和您写作的一种关系呢?
莫言:首先我要更正莫言并不是最有想象力的作家,我们谁也不敢发出这样的狂言,对别人的说法只能当作一种说法而已,如果你认真了,真的认为自己很有想象力,这绝对会影响自己进步的,而且也会被人嘲笑的。
我想我这两年越来越变得能够正确的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想象力实际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实任何一个作家,哪怕是天才,他的这种局限性,他的想象力也不是无边无沿的。任何人的才能都是有一个止境的,所以这才需要形形色色的众多的作家、形形色色的众多的艺术家。每个人才展现出一个带有他个性的,独立世界的作品,有众多的个性的作品就构成了丰富的整体的艺术世界。
主持人:刚才您这段话也正回答了我今天要提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有人提到了当下文学的主流是粗鄙化。您的小说其实走的比较狂野的路线,肯定不是精致的路线,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刚才很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应该百花齐放,每个作家有自己的写作空间。
莫言:我们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当这个世界所有的鸟都变成凤凰的时候,是多么的单调,所以我们要有凤凰、要有乌鸦、要有麻雀、要有孔雀那才好看,当然我是乌鸦(笑)。
主持人:今天的时间也到了,感谢网友光临今天的读书频道的名人堂,最后请莫言老师跟网友说几句。
莫言:非常感谢网友拿出宝贵的时间来在这里听我胡言乱语,假如我有不对的地方,你们在网上批判好了。
一切還是文化
一切還是文化。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14日
【明報專訊】奧運已經閉幕,關於奧運與北京城市建設的資訊和人們一樣表現得失落。自從宣布舉辦奧運之後,北京城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幾個世界聞名的建築便聳立在那裏,全世界都在注視這個城市。一個城市的魅力,究竟是來自於它的硬件建築,還是累積下來的文化氛圍呢﹖著名新加坡建築師陳家毅則告訴我,建築與一個城市的文化氣息是緊緊相扣、互相影響的,每到一個城市,他都會留意不同方面的元素。
寫給亞洲讀者看
這幾年,因為工作關係,陳家毅要四處奔跑,每個城市的人情、建築和面貌,無論是雄糾糾的建築物又好,站在小攤子旁賣花的小販又好,對他來說,都是每個地方的引人入勝之處,就好像磁石一樣吸引他,於是他日前出版了一本書叫《城市磁場》,是他兩年來在新加坡《聯合報》寫的專欄文章的結集,也是他在不同地方生活的一些感想和體會。「我並不想寫一本遊記,或所謂的旅遊書,更不想寫一本給專業建築師看的書。」他徐徐道來,「我主要寫給亞洲讀者看,希望可以藉此反映我們有什麼不足的地方。」
很多人以為城市和建築是大學問,普通人是不會接觸得到的,但是陳家毅覺得好的建築是可以帶動整個城市的文化,而文化是直接影響每個人的生活。「好的建築能帶給我們很多生氣,好像北京的鳥巢、新落成的中央電視台、水立方等,都是一些很創新卻又跟北京文化很搭配的建築,立時為北京城增添了很多生氣。」當我問他,這些世界聞名的建築物通常都是由外地建築師設計,他們真的可以設計出跟當地文化融和的建築嗎,他搖頭說,「通常外來的人更能客觀的看一個地方,只要是一個好的建築,並能引起人們對建築、城市的討論、興趣,這便足夠了。」
當然,陳家毅表示北京市政府把很多胡同都拆掉是很惋惜的事,歐洲比我們都做得好的是他們能將新的概念、元素放在一些舊的建築裏,這樣能使整個地方的歷史文化都能保留下來,而且又不停有新的東西。其實香港、上海或北京都有一些地方能把新與舊融合在一起,例如上海的田子坊、北京的南鑼鼓巷,但是往往因為愈來愈受歡迎而變得商業化,我問陳家毅,這是必然的嗎,他的答案很有意思,「這往往是看當地人的生活品味和素質,像日本那樣,從原宿到代官山,都是一些很受歡迎、常常人頭湧湧的地方,年輕人打扮過後去那兒只為被看。那些地方卻不怎樣被所謂商業化的風氣破壞,形成一種很獨特的購物經驗。」
原宿是例外。香港呢?
在書中,陳家毅把香港文化比喻成港式鴛鴦,這把香港中西合壁的特點形容得非常貼切。他特別喜歡中環嘉咸街一帶,一間藝廊咖啡店的隔壁全是小攤檔和街市,這對陳家毅來說,正正是香港的特色。
自回歸以來,我們常常聽到很多對自身文化的思考和批判,尤其在天星碼頭拆卸之後,我問他,在他眼中香港現在最缺乏的是什麼,他告訴我,香港目前最缺乏的不是人才,不是一個肯聽市民意見的政府,而是自信心,他認為,在自信心方面,我們甚至比不起新加坡,「自信心不等於自大,香港好像迷失了一樣,不知道自己的角色,常常用一些理論去決定事物的價值,很奇怪。」香港是一個很有趣的城市,因為它既是中國的一個大窗戶,又擁有一百年殖民地的歷史,但任何決定都是基於商業因素的考慮,而不是從文化的角度出發。「最重要要懂得帶出自己的角色,不要受外來影響去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
從一首詩出發
喜歡書的陳家毅設計過很多書店,所有Page One書店都是由他設計。他認為,設計不一定從立體開始,「一首詩也可以觸發到我的靈感。」新開的台北Page One SOGO復興店書店的設計意念,便是由張愛玲的書《連環套》而來,他嘗試在書店的視覺設計上面加入文學的元素,例如深灰色的天花板在書櫃上面圍繞成兩朵蓮花,把光線都反射下來。
至於大家都熟悉的、但已不在的中環Page One書店,陳家毅用了明朝室內設計的風格,書櫃比其他書店長,因為他採用了山水畫的比例。銅鑼灣時代廣場店剛由地庫搬到九樓的時候,那位置在整層的中間,沒有窗,自然光不能透進去,他不喜歡這樣密封的書店,於是把書店設計成金魚缸一樣,牆都由玻璃做成,空間感大一點,讓外面的人看到書店裏面的人,原沒太多人到的九樓人流漸多,連鎖咖啡店和其他商店也搬到那裏去。
陳家毅相信,建築無論新或舊,都要跟土地溝通,「好像新落成的中央電視台,其實跟歷史悠久的長城和紫禁城的比例都非常配合,跟北京本身的城市就有一個很好的交流,這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建築。」建築,於他來說,不只是一種專業,或科學,更重要的是,建築跟我們的生活、文化息息相關,互相影響,品質優良的建築能帶給我們無限的可能性,從而改變城市的面貌、素質。政府何時才能尊重我們的文化,以這獨有的文化為基礎,把香港發展成令我們都感到驕傲的城市呢﹖
書名:《城市磁場》
作者:陳家毅
出版:積木/台灣
[文/岑倩衡]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14日
【明報專訊】奧運已經閉幕,關於奧運與北京城市建設的資訊和人們一樣表現得失落。自從宣布舉辦奧運之後,北京城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幾個世界聞名的建築便聳立在那裏,全世界都在注視這個城市。一個城市的魅力,究竟是來自於它的硬件建築,還是累積下來的文化氛圍呢﹖著名新加坡建築師陳家毅則告訴我,建築與一個城市的文化氣息是緊緊相扣、互相影響的,每到一個城市,他都會留意不同方面的元素。
寫給亞洲讀者看
這幾年,因為工作關係,陳家毅要四處奔跑,每個城市的人情、建築和面貌,無論是雄糾糾的建築物又好,站在小攤子旁賣花的小販又好,對他來說,都是每個地方的引人入勝之處,就好像磁石一樣吸引他,於是他日前出版了一本書叫《城市磁場》,是他兩年來在新加坡《聯合報》寫的專欄文章的結集,也是他在不同地方生活的一些感想和體會。「我並不想寫一本遊記,或所謂的旅遊書,更不想寫一本給專業建築師看的書。」他徐徐道來,「我主要寫給亞洲讀者看,希望可以藉此反映我們有什麼不足的地方。」
很多人以為城市和建築是大學問,普通人是不會接觸得到的,但是陳家毅覺得好的建築是可以帶動整個城市的文化,而文化是直接影響每個人的生活。「好的建築能帶給我們很多生氣,好像北京的鳥巢、新落成的中央電視台、水立方等,都是一些很創新卻又跟北京文化很搭配的建築,立時為北京城增添了很多生氣。」當我問他,這些世界聞名的建築物通常都是由外地建築師設計,他們真的可以設計出跟當地文化融和的建築嗎,他搖頭說,「通常外來的人更能客觀的看一個地方,只要是一個好的建築,並能引起人們對建築、城市的討論、興趣,這便足夠了。」
當然,陳家毅表示北京市政府把很多胡同都拆掉是很惋惜的事,歐洲比我們都做得好的是他們能將新的概念、元素放在一些舊的建築裏,這樣能使整個地方的歷史文化都能保留下來,而且又不停有新的東西。其實香港、上海或北京都有一些地方能把新與舊融合在一起,例如上海的田子坊、北京的南鑼鼓巷,但是往往因為愈來愈受歡迎而變得商業化,我問陳家毅,這是必然的嗎,他的答案很有意思,「這往往是看當地人的生活品味和素質,像日本那樣,從原宿到代官山,都是一些很受歡迎、常常人頭湧湧的地方,年輕人打扮過後去那兒只為被看。那些地方卻不怎樣被所謂商業化的風氣破壞,形成一種很獨特的購物經驗。」
原宿是例外。香港呢?
在書中,陳家毅把香港文化比喻成港式鴛鴦,這把香港中西合壁的特點形容得非常貼切。他特別喜歡中環嘉咸街一帶,一間藝廊咖啡店的隔壁全是小攤檔和街市,這對陳家毅來說,正正是香港的特色。
自回歸以來,我們常常聽到很多對自身文化的思考和批判,尤其在天星碼頭拆卸之後,我問他,在他眼中香港現在最缺乏的是什麼,他告訴我,香港目前最缺乏的不是人才,不是一個肯聽市民意見的政府,而是自信心,他認為,在自信心方面,我們甚至比不起新加坡,「自信心不等於自大,香港好像迷失了一樣,不知道自己的角色,常常用一些理論去決定事物的價值,很奇怪。」香港是一個很有趣的城市,因為它既是中國的一個大窗戶,又擁有一百年殖民地的歷史,但任何決定都是基於商業因素的考慮,而不是從文化的角度出發。「最重要要懂得帶出自己的角色,不要受外來影響去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
從一首詩出發
喜歡書的陳家毅設計過很多書店,所有Page One書店都是由他設計。他認為,設計不一定從立體開始,「一首詩也可以觸發到我的靈感。」新開的台北Page One SOGO復興店書店的設計意念,便是由張愛玲的書《連環套》而來,他嘗試在書店的視覺設計上面加入文學的元素,例如深灰色的天花板在書櫃上面圍繞成兩朵蓮花,把光線都反射下來。
至於大家都熟悉的、但已不在的中環Page One書店,陳家毅用了明朝室內設計的風格,書櫃比其他書店長,因為他採用了山水畫的比例。銅鑼灣時代廣場店剛由地庫搬到九樓的時候,那位置在整層的中間,沒有窗,自然光不能透進去,他不喜歡這樣密封的書店,於是把書店設計成金魚缸一樣,牆都由玻璃做成,空間感大一點,讓外面的人看到書店裏面的人,原沒太多人到的九樓人流漸多,連鎖咖啡店和其他商店也搬到那裏去。
陳家毅相信,建築無論新或舊,都要跟土地溝通,「好像新落成的中央電視台,其實跟歷史悠久的長城和紫禁城的比例都非常配合,跟北京本身的城市就有一個很好的交流,這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建築。」建築,於他來說,不只是一種專業,或科學,更重要的是,建築跟我們的生活、文化息息相關,互相影響,品質優良的建築能帶給我們無限的可能性,從而改變城市的面貌、素質。政府何時才能尊重我們的文化,以這獨有的文化為基礎,把香港發展成令我們都感到驕傲的城市呢﹖
書名:《城市磁場》
作者:陳家毅
出版:積木/台灣
[文/岑倩衡]
道路以目
道路以目
張愛玲
有个外国姑娘,到中国来了两年,故宫、长城、东方蒙特卡罗、东方威尼斯,都是没瞻仰过,对于中国新文艺新电影似乎也缺乏兴趣,然而她特别赏识中国小孩,说“真美呀,尤其是在冬天,棉袄、棉裤、棉袍、罩袍,一个个穿得矮而肥,蹒跚地走来走去。东方人的眼睛本就生得好,孩子的小黄脸上尤其显出那一双神奇的吊梢眼的神奇。真想带一个回欧洲去!”
思想严肃的同胞们觉得她将我国未来的主人翁当作玩具看待,言语中显然有辱华性质,很有向大使馆提出抗议的必要。要说俏皮话的,又可以打个哈哈,说她如果要带个有中国血的小孩回去,却也不难。
我们听了她这话,虽有不同的反应,总不免回过头来向中国孩子看这么一眼——从来也没有觉得他们有什么了不得之处!家里人讨人嫌,自己看惯了不觉得;家里人可爱,可器重,往往也要等外人告诉我们,方才知道。诚然,一味的恭维是要不得的,我们急待弥补的缺点太多了,很该专心一致吸收逆耳的忠言,借以自警,可是——成天汗流浃背惶愧地骂自己“该死”的人,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拣那可喜之处来看看也好。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们从家里上办公室,上学校,上小菜场,每天走上一里路,走个一二十年,也有几千里地,若是每一趟走过那条街,都仿佛是第一次认路似的,看着什么都觉得新鲜希罕,就不至于“视而不见”了,那也就跟“行万里路”差不多,何必一定要飘洋过海呢?街上值得一看的正多着。黄昏的时候,路旁歇着人力车,一个女人斜欠坐在车上,手里挽着网袋,袋里有柿子。车夫蹲在地下,点那盏油灯。天黑了,女人脚旁的灯渐渐亮了起来。
烘山芋的炉子的式样与那黯淡的土红色极像烘山芋。
小饭铺常常在门口煮南瓜,味道虽不见得好,那热腾腾的瓜气与“照眼明”的红色却予以人一种“暖老温贫”的感觉。
寒天清早,人行道上常有人蹲着生小火炉,扇出滚滚的白烟。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煤炭汽车行门前也有同样的香而暖的呛人的烟雾。多数人不喜欢燃烧的气味——烧焦的炭与火柴、牛奶、布质——但是直截地称它为“煤臭”、“布毛臭”,总未免武断一点。
坐在自行车后面的,十有八九是风姿楚楚的年轻女人,再不然就是儿童,可是前天我看见一个绿衣的邮差骑着车,载着一个小老太太,多半是他的母亲吧?此情此景,感人至深。然而李逵驮着老母上路的时代毕竟是过去了。做母亲的不惯受抬举,多少有点窘。她两脚悬空,兢兢业业坐着,满脸的心虚,像红木高椅坐着的告帮穷亲戚,迎着风,张嘴微笑,笑得舌头也发了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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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以目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14日
【明報專訊】「街上值得一看的正多。」六十四年前,張愛玲在《道路以目》裏這樣寫。六十四年過去了,如今的上海,還是她曾經穿過大街小巷的那個嗎?
上海是一座優雅而瑣碎的城,優雅的是百年老飯店的屋頂花園,瑣碎的是早晨七點半飯店門前往來如梭的自行車大軍——被屋頂花園上的自動噴淋設備自上而下澆了一頭一臉的水,像觀音手中的寶瓶,楊枝一拂,潤澤蒼生。
上班路上要經過三個菜市和乍浦路、雲南路兩條美食街。如果前者是民婦,後者便是後宮七十二嬪妃。一個趕回去煮飯餵飽家中壯丁,一個門戶洞開迎候曠疏不至的君王——所幸封建制度倒台,王侯多如過江之鯽,往日門前羅下的麻雀全都抓進堂去炸成麻雀肉串,還是供不應求。
任何一條小路都充滿民生之氣。即使隨便一家小食舖,也是每天上演一場小型的殺戮——日日清晨路過,都見一小大姐蹲在街沿,殺她當日的第五、六、七隻鴨子。想替店主正念高中的兒子換換口味,偶爾殺個把雞的時候也有。新鮮的雞鴨血一直淌到下街沿,汨汨匯成一小股紅河。而兩旁的行人照樣來來去去,並不覺得有何異樣。
轉個彎,進入中心地帶,而外灘江邊依舊可見推小車販賣茶葉蛋烘山芋的老嫗與壯漢,互不侵犯地守各自的地盤——從前是外白渡橋的第五和第七根鋼柱,現在外白渡橋遷移整修,便轉戰滇池路街沿,對面就是外灘三號。再過去就是南京路步行街,一大早已經擁許多人,非雙休日亦非假期的清晨,行色匆匆急於為稻粱謀的人山人海慣見不奇,然而氣定神閒舉目野望的也大有人在,其謀生之道,非常引人遐想。
臨近節慶,下班晚的時節,穿行於盞盞紅燈熒照下的小巷,偶爾也有置身北宋上元節燈市的錯覺。到處都是俯拾即是的愉快,惠而不費。
因為貪看風景,又順理成章地迷了路。
作者為上海人,曾為出版社編輯,現在文化公司任策劃。
[文‧闕政]
張愛玲
有个外国姑娘,到中国来了两年,故宫、长城、东方蒙特卡罗、东方威尼斯,都是没瞻仰过,对于中国新文艺新电影似乎也缺乏兴趣,然而她特别赏识中国小孩,说“真美呀,尤其是在冬天,棉袄、棉裤、棉袍、罩袍,一个个穿得矮而肥,蹒跚地走来走去。东方人的眼睛本就生得好,孩子的小黄脸上尤其显出那一双神奇的吊梢眼的神奇。真想带一个回欧洲去!”
思想严肃的同胞们觉得她将我国未来的主人翁当作玩具看待,言语中显然有辱华性质,很有向大使馆提出抗议的必要。要说俏皮话的,又可以打个哈哈,说她如果要带个有中国血的小孩回去,却也不难。
我们听了她这话,虽有不同的反应,总不免回过头来向中国孩子看这么一眼——从来也没有觉得他们有什么了不得之处!家里人讨人嫌,自己看惯了不觉得;家里人可爱,可器重,往往也要等外人告诉我们,方才知道。诚然,一味的恭维是要不得的,我们急待弥补的缺点太多了,很该专心一致吸收逆耳的忠言,借以自警,可是——成天汗流浃背惶愧地骂自己“该死”的人,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拣那可喜之处来看看也好。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们从家里上办公室,上学校,上小菜场,每天走上一里路,走个一二十年,也有几千里地,若是每一趟走过那条街,都仿佛是第一次认路似的,看着什么都觉得新鲜希罕,就不至于“视而不见”了,那也就跟“行万里路”差不多,何必一定要飘洋过海呢?街上值得一看的正多着。黄昏的时候,路旁歇着人力车,一个女人斜欠坐在车上,手里挽着网袋,袋里有柿子。车夫蹲在地下,点那盏油灯。天黑了,女人脚旁的灯渐渐亮了起来。
烘山芋的炉子的式样与那黯淡的土红色极像烘山芋。
小饭铺常常在门口煮南瓜,味道虽不见得好,那热腾腾的瓜气与“照眼明”的红色却予以人一种“暖老温贫”的感觉。
寒天清早,人行道上常有人蹲着生小火炉,扇出滚滚的白烟。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煤炭汽车行门前也有同样的香而暖的呛人的烟雾。多数人不喜欢燃烧的气味——烧焦的炭与火柴、牛奶、布质——但是直截地称它为“煤臭”、“布毛臭”,总未免武断一点。
坐在自行车后面的,十有八九是风姿楚楚的年轻女人,再不然就是儿童,可是前天我看见一个绿衣的邮差骑着车,载着一个小老太太,多半是他的母亲吧?此情此景,感人至深。然而李逵驮着老母上路的时代毕竟是过去了。做母亲的不惯受抬举,多少有点窘。她两脚悬空,兢兢业业坐着,满脸的心虚,像红木高椅坐着的告帮穷亲戚,迎着风,张嘴微笑,笑得舌头也发了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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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以目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14日
【明報專訊】「街上值得一看的正多。」六十四年前,張愛玲在《道路以目》裏這樣寫。六十四年過去了,如今的上海,還是她曾經穿過大街小巷的那個嗎?
上海是一座優雅而瑣碎的城,優雅的是百年老飯店的屋頂花園,瑣碎的是早晨七點半飯店門前往來如梭的自行車大軍——被屋頂花園上的自動噴淋設備自上而下澆了一頭一臉的水,像觀音手中的寶瓶,楊枝一拂,潤澤蒼生。
上班路上要經過三個菜市和乍浦路、雲南路兩條美食街。如果前者是民婦,後者便是後宮七十二嬪妃。一個趕回去煮飯餵飽家中壯丁,一個門戶洞開迎候曠疏不至的君王——所幸封建制度倒台,王侯多如過江之鯽,往日門前羅下的麻雀全都抓進堂去炸成麻雀肉串,還是供不應求。
任何一條小路都充滿民生之氣。即使隨便一家小食舖,也是每天上演一場小型的殺戮——日日清晨路過,都見一小大姐蹲在街沿,殺她當日的第五、六、七隻鴨子。想替店主正念高中的兒子換換口味,偶爾殺個把雞的時候也有。新鮮的雞鴨血一直淌到下街沿,汨汨匯成一小股紅河。而兩旁的行人照樣來來去去,並不覺得有何異樣。
轉個彎,進入中心地帶,而外灘江邊依舊可見推小車販賣茶葉蛋烘山芋的老嫗與壯漢,互不侵犯地守各自的地盤——從前是外白渡橋的第五和第七根鋼柱,現在外白渡橋遷移整修,便轉戰滇池路街沿,對面就是外灘三號。再過去就是南京路步行街,一大早已經擁許多人,非雙休日亦非假期的清晨,行色匆匆急於為稻粱謀的人山人海慣見不奇,然而氣定神閒舉目野望的也大有人在,其謀生之道,非常引人遐想。
臨近節慶,下班晚的時節,穿行於盞盞紅燈熒照下的小巷,偶爾也有置身北宋上元節燈市的錯覺。到處都是俯拾即是的愉快,惠而不費。
因為貪看風景,又順理成章地迷了路。
作者為上海人,曾為出版社編輯,現在文化公司任策劃。
[文‧闕政]
10/13/2008
上海的不是与是
上海不是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13日
【明報專訊】當局者迷,這個詞不只在觀山或對弈時適用,拿來形容上海,也是一樣的有效。身為上海土生土長的一代,審視的距離相較於父輩移民,自然是有了很大改善,但我仍然不能用一個肯定的句式,告訴你上海是怎樣一座城市。「海納百川有容乃大」這樣的社交措辭,即使我好意思講,你也聽膩了。
或者我只能像考試時臨場賣弄小聰明,對選擇題拿不定主意,就先用上一輪排除法,告訴你上海不是什麼。
譬如說,上海不是只有浦東浦西,外灘不是只有三號、八號、十八號,十里洋場不是長恨歌,石庫門也不是新天地,上海女人不是勇奪選美季軍的王琦瑤,也不是裹在旗袍裏扭身段進出小弄堂買餛飩的張曼玉,城隍廟不只有小籠包,南京西路不光恒隆或中信泰富,衡山路不都是酒吧,行道樹不只有洋梧桐,海派既不是鴛蝴派也非新感覺派,東方夢巴黎不再輕靡如夢也不很巴黎,然而一場新雨過後,緩緩行走在濕潤油黑的柏油路上,放眼四望,路人卻都是風景。
躺在六樓露台的長椅上,邊聽遠處傳來的風笛邊吃鹽水花生,這樣渺茫而愜意的享受或許不再,然而每逢陽光明媚的冬日,公寓陽台上伸出一隻粗藤拍子,輕輕拍打晾曬的棉被;一到傍晚放學,黃昏中的弄堂口聚集起一群十幾歲的孩子,玩他們自製的遊戲;秋風乍起的季節,巷陌街邊混雜桂花樹和糖炒栗子的香氣;又到炊煙升起,郵差騎墨綠色自行車流麗轉過大街小巷——總提醒人們,上海這座城市特有的民生悠悠,並沒有隨現代化進程散去,隔了幾十年的辛苦路,到底還是新鮮熱辣地又回來了。
或許,這才是上海這座城市最為根深蒂固的風情,比十里洋場的衣香鬢影更長久,比上山下鄉傷痕反思更深遠,比瑞麗百麗蘭蔻星巴克更有味道。
上海人,曾為出版社編輯,現在文化公司任策劃。
[文‧闕政]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13日
【明報專訊】當局者迷,這個詞不只在觀山或對弈時適用,拿來形容上海,也是一樣的有效。身為上海土生土長的一代,審視的距離相較於父輩移民,自然是有了很大改善,但我仍然不能用一個肯定的句式,告訴你上海是怎樣一座城市。「海納百川有容乃大」這樣的社交措辭,即使我好意思講,你也聽膩了。
或者我只能像考試時臨場賣弄小聰明,對選擇題拿不定主意,就先用上一輪排除法,告訴你上海不是什麼。
譬如說,上海不是只有浦東浦西,外灘不是只有三號、八號、十八號,十里洋場不是長恨歌,石庫門也不是新天地,上海女人不是勇奪選美季軍的王琦瑤,也不是裹在旗袍裏扭身段進出小弄堂買餛飩的張曼玉,城隍廟不只有小籠包,南京西路不光恒隆或中信泰富,衡山路不都是酒吧,行道樹不只有洋梧桐,海派既不是鴛蝴派也非新感覺派,東方夢巴黎不再輕靡如夢也不很巴黎,然而一場新雨過後,緩緩行走在濕潤油黑的柏油路上,放眼四望,路人卻都是風景。
躺在六樓露台的長椅上,邊聽遠處傳來的風笛邊吃鹽水花生,這樣渺茫而愜意的享受或許不再,然而每逢陽光明媚的冬日,公寓陽台上伸出一隻粗藤拍子,輕輕拍打晾曬的棉被;一到傍晚放學,黃昏中的弄堂口聚集起一群十幾歲的孩子,玩他們自製的遊戲;秋風乍起的季節,巷陌街邊混雜桂花樹和糖炒栗子的香氣;又到炊煙升起,郵差騎墨綠色自行車流麗轉過大街小巷——總提醒人們,上海這座城市特有的民生悠悠,並沒有隨現代化進程散去,隔了幾十年的辛苦路,到底還是新鮮熱辣地又回來了。
或許,這才是上海這座城市最為根深蒂固的風情,比十里洋場的衣香鬢影更長久,比上山下鄉傷痕反思更深遠,比瑞麗百麗蘭蔻星巴克更有味道。
上海人,曾為出版社編輯,現在文化公司任策劃。
[文‧闕政]
a link:由諾獎得主克萊喬的《偶遇》談起
孤獨心靈的行進
由諾獎得主克萊喬的《偶遇》談起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13日
【明報專訊】編按:新一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勒克萊喬,台灣皇冠出版社曾分別在2000及2006年譯刊《金魚》及《偶遇》,今本版特摘錄《偶遇》之導言文章,以饗讀者。
對小女孩娜希瑪而言,為追求個人自由拋家棄女的醫生父親凱加斯似乎只活在記憶中。她與母親相依為命。表面上看來,母女倆似乎都已拋開過去的一切,開始了全心而平靜的生活:她與母親看來都一樣堅強沉默。直到這一天,一艘豪華遊艇『艾紮』停泊在港口邊。(艾紮 azzar:阿拉伯語中『秘密』之意。與本篇小說〈偶遇〉的法文Hasard諧音。)
不喧嘩、不華麗之沉默閱讀
娜迪亞拉娜希瑪往下直走到海防巡道盡頭,望海洋。她緊緊地抓娜希瑪的手,緊得弄痛了她……那隻變得陌生的手,是那麼用力地緊抓她,帶激情、帶恨。
娜希瑪決心離開。她內心強烈渴望追尋父親的腳步,她希望艾紮帶她到大西洋的另一邊,或許到了巴拿馬,她可以找到父親,找到生命的源頭。於是她喬扮成小男孩,偷偷登上了艾紮。艾紮的主人默格曾經是意氣風發的電影製片,卻在拋開過去的名聲、錢財、親情、愛情,航向自由的大海之後,變成一個孤僻冷漠寡言的老人。
這趟旅程大部分是在沉默中行進,茫茫遼闊的大海中,好似只有烈日、浪花、海風、暴雨在他們之間無聲地訴說什麼。默格沒有想到,不知不覺間,他和小女孩之間竟有了一種特別的情愫。他們的境竟是相似的。有時候,娜希瑪感覺他就像已經遠走的父親;有時,老人覺得她就像被自己拋下的女兒莎麗塔。
本書作者克萊喬是位說故事的能手,讀者經常可以在他的小說中,嗅到孤獨、沉默、漂流的氣息,看到人類對探求生命源頭和追求心靈自由的強烈欲望及堅毅力量。如同我們在〈偶遇〉中所看到的,無聲而堅毅的力量,帶給讀者的感動也是在閱讀之中不動聲色地慢慢累積,不喧嘩、不華麗;但有一種直入人心的力道。
第二篇作品〈安格利‧馬拉〉創作的時間是在〈偶遇〉的十五年前。故事源於巴拿馬的印第安古老傳說。印第安青年巴維托從小被一位黑人牧師收養,在城市裏成長,對印第安雙親及自己出生之地幾乎全無印象。如同〈偶遇〉中的娜希瑪,巴維托決定回到出生地尋找生命的源頭:自己隸屬的印第安部落及親人。那年他已是個精瘦強悍、臉龐俊秀的十八歲青年。
他找到叔叔,學習適應原始蠻荒的森林、耕種狩獵的技巧及母語,也漸漸化解初到時族人對他的冷淡及排擠。同時,他遇見了妮娜;一見鍾情的愛戀,兩人屬於不同社會階層的阻礙,同樣強烈。不同於巴維托渴望回到出生的森林,妮娜痛恨這裏社會階級間的仇恨,也活在毒品走私販子的暴力威脅中,她想遠走他鄉,遠離這一切。被愛情征服的巴維托答應妮娜攜手私奔。沒料到他們還沒能實現計畫前,妮娜所恐懼的噩夢卻發生了:她和家人遭到走私販子屠殺。妮娜縱身躍入河中逃離,沒有人能在水底追得上她。
愛人妮娜宛如隨河流消失了,巴維托為了報仇殺光了走私販子,隨即遁入森林深處杳無人的峽谷,過野人般的原始生活。深山盡頭住個見人就殺的野人,漸漸成為駭人的傳聞。故事終究以悲劇收場……離群索居多時,已經不諳人類語言的巴維托僅僅能發出卡在喉間的兩個記憶中的音節:妮——娜——,這是他命喪圍捕警察槍下前的最後呼喚。對文明、自然的永恆探索
讀者或許好奇為何兩篇故事的創作年代相隔遙遠,卻收錄在同一本書中。克萊喬曾說:「對我而言兩個故事似乎都訴說同樣的主題:亦即學習、對大自然的愛、以及痛苦。」
一九四○年克萊喬生於法國尼斯。成長在多文化的家庭以及豐富的旅行經驗,無疑地表現在他的作品中。他的祖先在十八世紀自法國布列塔尼移居模里西斯島,成為英國公民。母親則是法國人。他由祖母和母親撫養長大,她們培養了克萊喬對閱讀及寫作的喜好。由於父親在英屬喀麥隆和奈及利亞行醫長達二十二年,因此克萊喬在一九四八年到非洲和父親團聚。他的第一次寫作經驗便是在尼斯到非洲的船上,因為無聊而寫了一篇故事。他的旅行足更遍及泰國、美國、柬埔寨、摩洛哥、巴拿馬、墨西哥等國家,並對美洲的印第安文化產生了極大的興趣。
一九六三年,年僅二十三歲的克萊喬發表了第一篇小說《訴訟筆錄》(Procs-verbal),獲得賀那多文學獎(Prix Renaudot);一九八○年獲法蘭西學院保羅莫杭大獎;一九九八年獲頒摩納哥皮耶王子文學獎。從一九六三年以來,他已發表三十多部作品,創作形態廣及小說、詩歌、散文、文學評論、旅行筆記等。他所翻譯的兩部印第安傳說,是最早翻譯成西方語文的印第安故事。
克萊喬的小說常以漂泊不定的邊緣人物為主角,他所關心的主題諸如愛、孤獨、自我的探求、生命源頭的探尋、少數弱勢民族(尤其是北美印第安民族)、人類與大自然的關係、過度膨脹的城市對自然文化的破壞……等等。一九八○年在《三聖城》(Trois Villes Saintes)中他曾寫道:「與土地、樹木相似的人們,有土地膚色的男人、玉米膚色的女人,只靠麵包和水維生的人,是永遠不會被征服的。」克萊喬對於印第安人的文化非常敬佩,因為他認為印第安人是最接近大自然的民族,也是最懂得向大自然學習的人們。
克萊喬作品中冒險故事的情節,不單單是精彩的冒險故事,而是訴說『追尋與探索』的成長過程。古希臘以來的哲學傳統,經常重在人類來自何處的探求,並以宗教為出路。直至二十世紀初存在主義在歐洲興起,探討存在的本質,並發展出現代精神心理分析,但卻也被譏為虛無主義。「活、了解生命,是最輕盈微妙且耐人尋味的學習。與學識毫無關係。」(《地球上的陌生人》L’inconnu sur la Terre,1978)克萊喬作品中的這句話,或許可為總是恐慌於來不及吸收知識、提升競爭力的二十一世紀現代人指點迷津。(標題為編者所取)
[文/張慧卿 中原大學應用外語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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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前,中國人已經追捧克萊喬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13日
【明報專訊】每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者,總有評論者認為認受性不足,不過今年得主克萊喬,卻是法國文學界殿堂級人物,「諾獎若要在法國選一個作家,很容易選到他。」在巴黎取得博士學位,目前擔任中文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的鄺可怡說。
「他已不是近年新興作家,」克萊喬有如華文世界的白先勇,至今已有評論他作品的法文專著30多部,普及至10年前鄺可怡赴法國索邦大學,攻讀學位前修習的法文課,便要閱讀他的作品《蒙多及其他短篇小說集》(Mondo et autres histories),法國朋友又會以他的中篇小說結集《四十日》(La Quanrantaine),送她作25歲生日禮物。「他的文字美而簡潔,是適合外國人初習法語閱讀的。」
克萊喬得獎鄺可怡不出奇,倒是他得獎後的表現大改她的印象。「那時老師常說他很害羞,而在巴黎的讀書電視節目亦甚少出現。有次老師在康城影展碰到他,戴墨鏡,老師上前問他可是克萊喬,他左右四顧,低聲說一聲『不是!』便走開!」可得獎後,克萊喬在記者會上侃侃而談,令鄺可怡不敢強調過去的印象了。
法國本土上克萊喬地位堅穩,正在法國留學的香港年輕作家唐睿亦常讀他的作品,心有喜愛。至於華文圈子,台灣只要是法文系老師,不會不認識他。
06年翻譯成中文的新作《烏拉尼亞》,克萊喬還獲得大陸「2006年度最佳外國作家獎」,今年初他親自到北京領獎時,身穿西裝腳踏涼鞋,一位出版社編輯憶述說「他長得很清瘦,很帥,很酷!」
內地博客「馬弓手」是他的粉絲,收藏了一本1994年第三期《世界文學》雜誌,這期的法國文學專輯,介紹了法國文壇三四位作家,「馬弓手」還把其中克萊喬的作品影印了好幾份,裝訂成小冊子送給好友。
[文/鄭依依]
由諾獎得主克萊喬的《偶遇》談起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13日
【明報專訊】編按:新一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勒克萊喬,台灣皇冠出版社曾分別在2000及2006年譯刊《金魚》及《偶遇》,今本版特摘錄《偶遇》之導言文章,以饗讀者。
對小女孩娜希瑪而言,為追求個人自由拋家棄女的醫生父親凱加斯似乎只活在記憶中。她與母親相依為命。表面上看來,母女倆似乎都已拋開過去的一切,開始了全心而平靜的生活:她與母親看來都一樣堅強沉默。直到這一天,一艘豪華遊艇『艾紮』停泊在港口邊。(艾紮 azzar:阿拉伯語中『秘密』之意。與本篇小說〈偶遇〉的法文Hasard諧音。)
不喧嘩、不華麗之沉默閱讀
娜迪亞拉娜希瑪往下直走到海防巡道盡頭,望海洋。她緊緊地抓娜希瑪的手,緊得弄痛了她……那隻變得陌生的手,是那麼用力地緊抓她,帶激情、帶恨。
娜希瑪決心離開。她內心強烈渴望追尋父親的腳步,她希望艾紮帶她到大西洋的另一邊,或許到了巴拿馬,她可以找到父親,找到生命的源頭。於是她喬扮成小男孩,偷偷登上了艾紮。艾紮的主人默格曾經是意氣風發的電影製片,卻在拋開過去的名聲、錢財、親情、愛情,航向自由的大海之後,變成一個孤僻冷漠寡言的老人。
這趟旅程大部分是在沉默中行進,茫茫遼闊的大海中,好似只有烈日、浪花、海風、暴雨在他們之間無聲地訴說什麼。默格沒有想到,不知不覺間,他和小女孩之間竟有了一種特別的情愫。他們的境竟是相似的。有時候,娜希瑪感覺他就像已經遠走的父親;有時,老人覺得她就像被自己拋下的女兒莎麗塔。
本書作者克萊喬是位說故事的能手,讀者經常可以在他的小說中,嗅到孤獨、沉默、漂流的氣息,看到人類對探求生命源頭和追求心靈自由的強烈欲望及堅毅力量。如同我們在〈偶遇〉中所看到的,無聲而堅毅的力量,帶給讀者的感動也是在閱讀之中不動聲色地慢慢累積,不喧嘩、不華麗;但有一種直入人心的力道。
第二篇作品〈安格利‧馬拉〉創作的時間是在〈偶遇〉的十五年前。故事源於巴拿馬的印第安古老傳說。印第安青年巴維托從小被一位黑人牧師收養,在城市裏成長,對印第安雙親及自己出生之地幾乎全無印象。如同〈偶遇〉中的娜希瑪,巴維托決定回到出生地尋找生命的源頭:自己隸屬的印第安部落及親人。那年他已是個精瘦強悍、臉龐俊秀的十八歲青年。
他找到叔叔,學習適應原始蠻荒的森林、耕種狩獵的技巧及母語,也漸漸化解初到時族人對他的冷淡及排擠。同時,他遇見了妮娜;一見鍾情的愛戀,兩人屬於不同社會階層的阻礙,同樣強烈。不同於巴維托渴望回到出生的森林,妮娜痛恨這裏社會階級間的仇恨,也活在毒品走私販子的暴力威脅中,她想遠走他鄉,遠離這一切。被愛情征服的巴維托答應妮娜攜手私奔。沒料到他們還沒能實現計畫前,妮娜所恐懼的噩夢卻發生了:她和家人遭到走私販子屠殺。妮娜縱身躍入河中逃離,沒有人能在水底追得上她。
愛人妮娜宛如隨河流消失了,巴維托為了報仇殺光了走私販子,隨即遁入森林深處杳無人的峽谷,過野人般的原始生活。深山盡頭住個見人就殺的野人,漸漸成為駭人的傳聞。故事終究以悲劇收場……離群索居多時,已經不諳人類語言的巴維托僅僅能發出卡在喉間的兩個記憶中的音節:妮——娜——,這是他命喪圍捕警察槍下前的最後呼喚。對文明、自然的永恆探索
讀者或許好奇為何兩篇故事的創作年代相隔遙遠,卻收錄在同一本書中。克萊喬曾說:「對我而言兩個故事似乎都訴說同樣的主題:亦即學習、對大自然的愛、以及痛苦。」
一九四○年克萊喬生於法國尼斯。成長在多文化的家庭以及豐富的旅行經驗,無疑地表現在他的作品中。他的祖先在十八世紀自法國布列塔尼移居模里西斯島,成為英國公民。母親則是法國人。他由祖母和母親撫養長大,她們培養了克萊喬對閱讀及寫作的喜好。由於父親在英屬喀麥隆和奈及利亞行醫長達二十二年,因此克萊喬在一九四八年到非洲和父親團聚。他的第一次寫作經驗便是在尼斯到非洲的船上,因為無聊而寫了一篇故事。他的旅行足更遍及泰國、美國、柬埔寨、摩洛哥、巴拿馬、墨西哥等國家,並對美洲的印第安文化產生了極大的興趣。
一九六三年,年僅二十三歲的克萊喬發表了第一篇小說《訴訟筆錄》(Procs-verbal),獲得賀那多文學獎(Prix Renaudot);一九八○年獲法蘭西學院保羅莫杭大獎;一九九八年獲頒摩納哥皮耶王子文學獎。從一九六三年以來,他已發表三十多部作品,創作形態廣及小說、詩歌、散文、文學評論、旅行筆記等。他所翻譯的兩部印第安傳說,是最早翻譯成西方語文的印第安故事。
克萊喬的小說常以漂泊不定的邊緣人物為主角,他所關心的主題諸如愛、孤獨、自我的探求、生命源頭的探尋、少數弱勢民族(尤其是北美印第安民族)、人類與大自然的關係、過度膨脹的城市對自然文化的破壞……等等。一九八○年在《三聖城》(Trois Villes Saintes)中他曾寫道:「與土地、樹木相似的人們,有土地膚色的男人、玉米膚色的女人,只靠麵包和水維生的人,是永遠不會被征服的。」克萊喬對於印第安人的文化非常敬佩,因為他認為印第安人是最接近大自然的民族,也是最懂得向大自然學習的人們。
克萊喬作品中冒險故事的情節,不單單是精彩的冒險故事,而是訴說『追尋與探索』的成長過程。古希臘以來的哲學傳統,經常重在人類來自何處的探求,並以宗教為出路。直至二十世紀初存在主義在歐洲興起,探討存在的本質,並發展出現代精神心理分析,但卻也被譏為虛無主義。「活、了解生命,是最輕盈微妙且耐人尋味的學習。與學識毫無關係。」(《地球上的陌生人》L’inconnu sur la Terre,1978)克萊喬作品中的這句話,或許可為總是恐慌於來不及吸收知識、提升競爭力的二十一世紀現代人指點迷津。(標題為編者所取)
[文/張慧卿 中原大學應用外語系講師]
ebaemaf
兩年前,中國人已經追捧克萊喬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13日
【明報專訊】每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者,總有評論者認為認受性不足,不過今年得主克萊喬,卻是法國文學界殿堂級人物,「諾獎若要在法國選一個作家,很容易選到他。」在巴黎取得博士學位,目前擔任中文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的鄺可怡說。
「他已不是近年新興作家,」克萊喬有如華文世界的白先勇,至今已有評論他作品的法文專著30多部,普及至10年前鄺可怡赴法國索邦大學,攻讀學位前修習的法文課,便要閱讀他的作品《蒙多及其他短篇小說集》(Mondo et autres histories),法國朋友又會以他的中篇小說結集《四十日》(La Quanrantaine),送她作25歲生日禮物。「他的文字美而簡潔,是適合外國人初習法語閱讀的。」
克萊喬得獎鄺可怡不出奇,倒是他得獎後的表現大改她的印象。「那時老師常說他很害羞,而在巴黎的讀書電視節目亦甚少出現。有次老師在康城影展碰到他,戴墨鏡,老師上前問他可是克萊喬,他左右四顧,低聲說一聲『不是!』便走開!」可得獎後,克萊喬在記者會上侃侃而談,令鄺可怡不敢強調過去的印象了。
法國本土上克萊喬地位堅穩,正在法國留學的香港年輕作家唐睿亦常讀他的作品,心有喜愛。至於華文圈子,台灣只要是法文系老師,不會不認識他。
06年翻譯成中文的新作《烏拉尼亞》,克萊喬還獲得大陸「2006年度最佳外國作家獎」,今年初他親自到北京領獎時,身穿西裝腳踏涼鞋,一位出版社編輯憶述說「他長得很清瘦,很帥,很酷!」
內地博客「馬弓手」是他的粉絲,收藏了一本1994年第三期《世界文學》雜誌,這期的法國文學專輯,介紹了法國文壇三四位作家,「馬弓手」還把其中克萊喬的作品影印了好幾份,裝訂成小冊子送給好友。
[文/鄭依依]
馬洪和趙紫陽在改革中的一合一分
馬洪和趙紫陽在改革中的一合一分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13日
【明報專訊】改革開放把趙紫陽和馬洪推上了中國的政治前台和前沿。作為國務院總理和政府智囊的負責人,他們在工作中時有合分。1984年的那一合和1987年的那一分,都對國家命運有影響。他們之間的合與分,不是出於個人恩怨,由於改革探索的艱難曲折。不改,中國沒有出路;亂改,中國會陷於亂局。回顧改革的歷史,中國基本上避免了這兩個極端,保持住堅定而穩定地向前挺進。筆者本尊重歷史、實事求是的態度,將這兩段史實記錄下來,以追懷改革的前輩。
1984 聯手為「商品經濟」正名
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是在歷史的積重下求發展,在列的圍堵中求生存,並非在白紙上畫宏圖。改革開放初期理論上的突破,是一個十分艱難的過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學術界相當活躍。一些學者認為:計劃違反了價值規律就受到懲罰,說明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是商品經濟。這為改革開放提供了理論上的根據,並為加快市場化製造了聲勢。但1982年中共十二大政治報告,重申「計劃經濟為主體,市場調節為補充」的原則,說它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還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主張進行了批評。其後,「警惕市場化副作用」的老調重彈,否定商品經濟又成了主流思潮。
趙請馬撰文 推動商品經濟
1984年5月,趙紫陽與馬洪談起中國改革的目標問題時說:「看起來中國還是要搞商品經濟,你不是也有這種觀點嘛,不妨寫篇文章送給老同志們看看。」於是,馬洪組織社科院工經所的周叔蓮和財貿所的張卓元起草了「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再思考」的文章。同年7月份,去東北參加三省兩市的發展戰略討論會期間,馬洪隨身帶此文的草稿,邀請從美國回來不久的吳敬璉一起修改,大約用了一個星期,基本上完成了改稿任務。
馬洪隨即中斷了東北之行,返回北京,將文章分送給幾位老同志,並附了「我和幾個同志寫了這篇文章,送請你們一閱」的短信。當吳敬璉開完會回京時,馬洪告訴他:我們的文章有回音了,沒有什麼反對意見,只有一位理論家提出,最好不要從全民所有制的內部找商品經濟存在的原因,還是從不同所有制的關係,即兩種公有制的存在來解釋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為好。馬洪對此作了回絕。因為他對這個問題進行過認真的思考,早在1981年的《經濟研究》第7期上就發表過「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文章,指出「當勞動還沒有成為人們第一需要的時候,取消商品經濟,取消貨幣是不那麼現實的」 。
出乎馬洪意料的是,王震看了文章後,親自提筆寫信,誇獎這篇文章寫得很好,說我們不能只說老祖宗說過的話,應該有創造性。得知這篇文章探明了道路,趙紫陽便在9月9日給政治局常委(鄧小平、陳雲)寫信:「社會主義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要通過價值規律來實現,要運用價值規律為計劃服務。」各方面有關人士都緊張地注視事態的發展,而局勢很快就明朗了。鄧小平、陳雲分別在9月11日和9月12日批示同意。可是,黨內的認識還很不一致。要想在正式文件中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提法,取代「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仍需要做很多的說服工作。
致函趙紫陽批經濟極左
9月中旬,吳敬璉隨馬洪參加國務院改造振興上海調研組,赴滬進行發展戰略的調查研究。這晚,馬洪又在寫東西,吳問他寫什麼,馬洪說,現在看到的稿子(「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定」徵求意見稿)上仍然沒有採用「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提法,他已給胡耀邦和趙紫陽寫信,要求把「商品經濟」的提法寫進去。「紫陽按我們的文章寫了9月9日的信,我現在再按9月9日的信要求把商品經濟的提法寫進去。」
馬洪給趙紫陽的親筆信(見附圖)摘要如下:
「這個問題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認這一點,我們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針和現行的一系列重要的經濟政策都難以從理論上說清楚。」他認為,「我們30多年的實踐證明:凡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認商品經濟和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時,我國的經濟發展就順利,就迅速,經濟效益就好,否則就得到相反的結果。但是長期以來,把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看作是互不相容的,相互排斥的,截然對立的東西,從認識上說,這往往是經濟戰線上產生『左』的一個重要原因。」
不畏得罪陳雲風險
會前經過多方的努力, 「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提法終於寫進了十二三中全會的議,即「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鄧小平對這個「決定」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說「我的印象是,寫出了馬列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的初稿」,「這次經濟體制改革的決議好,解釋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我看講清楚了」。當他聽說胡喬木沒有參與決議的起草時,又說:「死了胡屠戶,也不吃混毛豬。」他後來還說過「社會主義是什麼,馬列主義是什麼,過去我們並沒有完全弄清楚。」
今天,改革開放在人們眼裏看來,似乎是理所當然的,或者輕而易舉的事情。其實在改革前,飽受戰爭與侵略威脅的中國,是以計劃經濟或軍事共產主義獲得新生的國家。為了防止帝國主義的顛覆,不單西方的個人主義思想被視為對革命精神的侵蝕,而且商品經濟也被看做是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威脅。文化革命的「上綱上線」,把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畫上等號。但是,在中國已經掌握核武器,帝國主義入侵不再是主要威脅的改革初期,中國能否轉變發展戰略,向西方開放和競爭,就不僅是政治智慧的問題,也是理論創新的問題。
30年前,連西方觀察家都普遍認為,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是水火不容的對立體制。沒人料到改革的中國,竟能將二者巧妙地結合起來,成為日後西方主流經濟學公認的「混合經濟」。因此,當年向建國以來佔統治地位的過時教條挑戰,提倡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商品經濟,本身是要冒政治風險的,何處於馬洪的位置。首先,由於「高饒事件」的牽連,馬洪政治上有負擔:雖然文革後他被解放了,而且再一次受到重用,但因「高饒」問題留為黨內唯一懸案,馬洪在政治上始終沒有得到「正名」,算是「戴罪立功」。其次,當年「計劃經濟」的主帥是陳雲,陳在黨內外備受擁戴。且從延安時代起,陳雲就是馬洪的老領導、老前輩,馬洪本人的名字即是當年的組織部長陳雲親自給起的。同時,贊同和擁護陳雲「鳥籠經濟」的許多高級幹部,都是馬洪共事多年、相知甚深的老同志和老戰友。因此,馬洪提倡「商品經濟」,頂比別人大得多的政治壓力。加上他那時的地位身分,在經濟界和決策上有一定影響,他的言論和文字必須十分慎重和縝密。自早年投身革命起,馬洪便組織鐵路工運,後來幾十年都與中國的大工業、大企業的管理和改造有切不斷的淵源。所以,在當時參與決策的層次中,他是少有的懂得中國現代化企業的幹部,能理解「計劃經濟」在建國初期的優越,以及在改革開放中的局限。儘管備受爭議,馬洪本對國家和人民負責任的態度,基於自己幾上幾下、在高層和基層積累的閱歷和經驗,維護了「商品經濟」的論點。這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表現出政治上的勇氣與智慧。
理論家以真誠探索
事後有人認為,馬洪提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一種高明的政治技巧,而非經濟學本身的貢獻,因為提法在體制內,比較容易通過。可縱觀馬洪的經濟思想,他一貫重視國家的宏觀調控,從來沒有全盤否定「計劃經濟」,同時對改革開放的大方向始終堅信不移。正如1988年3月21日,他在「加社會主義制度下市場經濟的研究」一文中明確指出:「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要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方式取代傳統的,以行政命令為主的資源配置方式。我們要通過改革,建立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叫做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隨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人們逐漸認識到:計劃與市場只是資源配置的兩種手段與形式,而不是劃分社會制度的標志。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直到晚年,馬洪仍然孜孜不倦地繼續思索和探討。他抱理論家的真誠,對下一代的經濟學家們說:中國改革的實踐已經走出一條與西方不同的現代化道路。理論上如何總結提高,就看你們這些年輕人了。
寫信批通脹無害論
以上記錄了1984年馬洪大膽向教條主義的「鳥籠經濟」提出挑戰,與趙紫陽聯手,促使改革的中國經濟跳出禁錮的樊籠。
以下將述1987年他不計個人得失,作為中流砥柱,對過熱的經濟和通貨膨脹向趙提出逆耳的警告。每當國家用人之時,需要的就是這種既懷有拳拳報國之心,又踏實地的人。
1987 在通貨膨脹問題上的爭議
1987 年,改革開放已將近10年,國民經濟起色很大,一些部門甚至出現了經濟過熱的現象。對於下一步究竟應當怎樣走,高層又有爭論。一派認為步子太慢,另一派則認為步子太快。這時候,國務院技術中心的某青年幹部寫了一篇「通貨膨脹無害論」的文章,很投合「激進派」的口味。「通貨膨脹無害論」是以美國經濟學家佛利民的貨幣理論為基礎的。佛氏的基本主張是減少政府干預,讓市場機制更為自由地發揮作用。這對於1960年代以後失去活力的西方經濟,也許是一劑合理的良藥,但是拿到其他國家的改革上,則不僅水土不服,而且難免帶有政治動機。他曾講過「蛇的故事」:下狠勁一刀砍蛇,蛇雖遭劇痛,但尚可存活;如果不得力地連砍數刀,蛇反而會因傷致死。這成為中國激進派的口頭禪:「長痛不如短痛」。後來哈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薩克斯又根據這個故事,更為蘇東國家體制改革設計了「休克療法」:即迅速、同時推進市場自由化和資本私有化進程,讓舊體制「休克」,使新體制得到生存發展的機會。當時,馬洪批評了這位幹部,並給趙紫陽寫了一封信,談到「十三大以後,社會上一些年輕人鼓吹『通貨膨脹無害論』,我認為不妥」。趙紫陽批了信,並請姚依林召集會,聽彙報,讓兩派到會,在會上作爭議。這便是1987年4月的中央財經會議。
趙紫陽發脾氣 打斷馬洪發言
臨開會時,會議限定只有部長以上的人員才能參加。會上姚依林又突然說他不作彙報了,讓馬洪代他發言。於是馬洪在會上大致講了這樣幾個觀點:第一,在經濟起飛的「助跑」階段不應把重要的注意力放在追求近期的高速度上,而應重為高速度成長準備基本條件;第二,在為高速度打基礎的階段,要適當節制消費增長;第三,在經濟體制除舊布新的整個改革過程中,必須經常保持運行中的經濟體制的整體有效性,才能保證國民經濟穩定健康的發展。他還談到,從1984年起,一些同志的頭腦變得不太冷靜,到處加溫加壓,號召「提前翻番」, 致使各地競相攀比增長速度,形成一浪高過一浪的熱潮;並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積累與消費同時擴大,需求膨脹的國民收入「超分配」的局面。「超分配」同「超高速」互相促進形成的浪潮,多方面損害了打基礎工作的穩步進行,不僅造成經濟結構的惡化,吃了自然資源和國民經濟的「老本」,也妨礙了經濟改革的順利進行……
而馬洪的發言不到一半,就被趙紫陽打斷。趙起身講了半個多小時,並且發了脾氣。他指摘馬洪的報告「把經濟形勢說得『險象環生,一團漆黑』」,「問題還弄不清楚就產生悲觀情緒,表明一部分同志對改革動搖。」他說:總需求超過總供給不過一二百個億,用不驚慌失措;「超分配」本身的提法不科學,今後不要再用。他認為「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基本是幻想,「等待出現寬鬆環境才改革是不現實的,不改革怎麼能出現寬鬆環境呢?」 他調深化改革就是要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等等。在這種情下,其他人的發言自然就「一邊倒」了。趙紫陽會後給馬洪去了電話,安慰他「你不要介意,我是有感而發。話說得有些衝,因為我和你是老熟人,我的話其實說給別人聽的。」馬洪後來給趙寫了封短信,作為檢討,說自己的發言「不適當,誇大了通貨膨脹的危害」。
但是從此以後,以馬洪為主的「發展中心」作為趙紫陽的智囊,作用明顯消減。而一群鼓吹「通貨膨脹無害論」和其他相似的激進觀點的「精英人士」,雖然對中國國情和國際大環境都缺乏了解,又沒有實際工作經驗,在趙的秘書的支援下,對趙的影響愈來愈大,甚至放言:「通貨膨脹有害無害無關緊要,要緊的是掌了權」。趙則對其他不同意見愈發聽不進去了。遲至1988年5月,在「價格闖關」的會議上,趙紫陽仍然非常不滿地說:「經濟學家有個固定公式,速度一快,必定效益不好。為什麼不到大邱莊看看?速度很高,效益也很高……在中國只要速度一掉下來,什麼也幹不成了。」
公允地說,趙紫陽當時的處境相當微妙。1987年1月,胡耀邦已經去職,趙成為「第一號人物」,可真正大事的決策權並不在他手裏。在國內,一方面他推行的改革受到保守派的一貫抵制;另一方面,他又承受來自上邊的壓力,以及改革派中其他人的競爭。而在國際上,他和鄧小平都生怕中國的改革落到蘇聯和東歐的後面,這些因素迫使趙紫陽言論上顯得更加激進。趙給馬洪電話中提及他是「有感而發,說給別人聽的」,其「別人」似多有所指。然而權衡利弊,趙仍決意加速改革步伐,不計通貨膨脹的後果。
1988年6月,鄧小平幾次接見外賓時反覆宣布,中國政府已定「價格闖關」。鄧顯然認為改革的成敗在此一舉,而以他的威望和權力,這關闖得過去,翻不了天。事與願違,當政府宣布開放物價的政策之後,社會上對通貨膨脹的預期進一步加,引起搶購風,造成了全國性恐慌和經濟、政治的混亂。到了1988年9月,趙紫陽會見外賓時不得不說:「改革出現了難題,如通貨膨脹,物價上漲」,並承認「通貨膨脹的原因是沒有解決企業和地方部門的自我約束的問題。所以,這幾年來我們基本建設投資規模過大,地方消費基金增長過快,而帶來了貨幣供應量過多」。同年12月,趙又向薛暮橋、劉國光、吳敬璉承認:「看來這一年來犯了通貨膨脹的失誤」。遺憾的是,治理通貨膨脹的最佳時機已過,儘管「價格闖關」戛然而止,在社會上已引起強烈不滿。
闖價格關終告失敗
中國是一個大國,經濟底子薄,國情複雜。多少基於這種背景,中國的改革,經濟改革先於政治改革,和前蘇聯相比,不失實踐中的明智。然而,這種漸進的戰略,與開放後從西方輸入的自由化思潮必然發生衝突。解放以後,老百姓在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習慣了穩定的物價,對物價上漲,通貨膨脹,缺乏心理上的準備和承受能力,容易引起社會的動盪。雖然中國農村的改革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要把農村「全面承包」的經驗照搬到城市和國有企業,也給改革不可避免地帶來額外的難度。值得一提的是,高層急於「物價闖關」,以盡快結束價格的「雙軌制」,因為它帶來的「官倒」,激起極大的民怨。事實上,中國與蘇聯的完全計劃模式不同,「計劃配給」和「物資調劑」並存的價格雙軌制,自困難時期以來一直存在,並不是改革的特產。也許前蘇聯和東歐的經濟崩潰發生在後,國人要到蘇東瓦解後才逐步理解到中國漸進改革的優勢。總之,當時無論從保守派或激進派的角度看,中國的形勢都確有某種「一團漆黑,險象環生」的象,故引起決策人的憂慮與分歧。趙紫陽停止「物價闖關」後保留下來的價格雙軌制,在10年之後,被國際經濟學界公認遠比「休克療法」高明,而價格雙軌制在1989年的政治風波中,卻被普遍認為是「官倒」和腐敗的根源。改革「 摸石頭過河」之難,可見一斑。
遙想馬洪當年,也處在十分微妙的地位。在1987年4月的那次中央財經會議上,趙紫陽說要讓兩派來爭議,在會前臨時縮小了與會者範圍,看來有人已經事先定調,準備加快價格闖關,不得不壓制不同意見。
姚依林嗅覺特別靈敏,臨場打了退堂鼓,身為常務副總理,把馬洪推到台前。難道馬洪不明細其局勢的紛雜?然而,在這事關國家前景的重大關頭,他顧全大局,替姚依林發了言,向趙紫陽進言,主張對過熱的經濟進行壓縮、冷。憑良知,馬洪盡了他經濟學家的職責。不料在趙的眼裏,馬洪卻「不識時務」,充當了保守派的代言人,「站錯了隊」,所以引起趙的動怒。
借用鄧小平有一句名言:「不管黑白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那麼,不管是什麼派,只要對國家人民有益的事情就應當去做。馬洪與趙紫陽在1987年4月中央財經會議上的分歧,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怎樣改革的分歧。同趙紫陽一樣,馬洪堅持改革的大方向。為此他們配合默契,聯手在十二三中全會的經濟體制改革決議中寫上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但馬洪主張改革的步伐要穩健,要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係。價格改革應漸進地進行,調放結合,分步實施;不能一哄而起,搞群運動,打「人民戰爭」。那種「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急切心情可以理解,可自建國以來,國家和人民已多次為此付出過沉重的代價。
1988年9月趙紫陽會見佛利民,當時的通貨膨脹已經失控,趙對佛氏說,要像武侯一樣「審時度勢,嚴寬有度」。假設趙紫陽1987年4月能想到和爭取做到這樣,歷史會不會改寫?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改革30年後,中國的經濟形勢猶如千帆競發,萬木爭榮。撫今追昔,馬洪當年那種憂心天下,切合實際國情、世情和社情的治國精神,在今天應當不再是空谷足音。
【小題為編者所加】
馬雅( 馬洪的長女 )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13日
【明報專訊】改革開放把趙紫陽和馬洪推上了中國的政治前台和前沿。作為國務院總理和政府智囊的負責人,他們在工作中時有合分。1984年的那一合和1987年的那一分,都對國家命運有影響。他們之間的合與分,不是出於個人恩怨,由於改革探索的艱難曲折。不改,中國沒有出路;亂改,中國會陷於亂局。回顧改革的歷史,中國基本上避免了這兩個極端,保持住堅定而穩定地向前挺進。筆者本尊重歷史、實事求是的態度,將這兩段史實記錄下來,以追懷改革的前輩。
1984 聯手為「商品經濟」正名
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是在歷史的積重下求發展,在列的圍堵中求生存,並非在白紙上畫宏圖。改革開放初期理論上的突破,是一個十分艱難的過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學術界相當活躍。一些學者認為:計劃違反了價值規律就受到懲罰,說明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是商品經濟。這為改革開放提供了理論上的根據,並為加快市場化製造了聲勢。但1982年中共十二大政治報告,重申「計劃經濟為主體,市場調節為補充」的原則,說它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還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主張進行了批評。其後,「警惕市場化副作用」的老調重彈,否定商品經濟又成了主流思潮。
趙請馬撰文 推動商品經濟
1984年5月,趙紫陽與馬洪談起中國改革的目標問題時說:「看起來中國還是要搞商品經濟,你不是也有這種觀點嘛,不妨寫篇文章送給老同志們看看。」於是,馬洪組織社科院工經所的周叔蓮和財貿所的張卓元起草了「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再思考」的文章。同年7月份,去東北參加三省兩市的發展戰略討論會期間,馬洪隨身帶此文的草稿,邀請從美國回來不久的吳敬璉一起修改,大約用了一個星期,基本上完成了改稿任務。
馬洪隨即中斷了東北之行,返回北京,將文章分送給幾位老同志,並附了「我和幾個同志寫了這篇文章,送請你們一閱」的短信。當吳敬璉開完會回京時,馬洪告訴他:我們的文章有回音了,沒有什麼反對意見,只有一位理論家提出,最好不要從全民所有制的內部找商品經濟存在的原因,還是從不同所有制的關係,即兩種公有制的存在來解釋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為好。馬洪對此作了回絕。因為他對這個問題進行過認真的思考,早在1981年的《經濟研究》第7期上就發表過「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文章,指出「當勞動還沒有成為人們第一需要的時候,取消商品經濟,取消貨幣是不那麼現實的」 。
出乎馬洪意料的是,王震看了文章後,親自提筆寫信,誇獎這篇文章寫得很好,說我們不能只說老祖宗說過的話,應該有創造性。得知這篇文章探明了道路,趙紫陽便在9月9日給政治局常委(鄧小平、陳雲)寫信:「社會主義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要通過價值規律來實現,要運用價值規律為計劃服務。」各方面有關人士都緊張地注視事態的發展,而局勢很快就明朗了。鄧小平、陳雲分別在9月11日和9月12日批示同意。可是,黨內的認識還很不一致。要想在正式文件中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提法,取代「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仍需要做很多的說服工作。
致函趙紫陽批經濟極左
9月中旬,吳敬璉隨馬洪參加國務院改造振興上海調研組,赴滬進行發展戰略的調查研究。這晚,馬洪又在寫東西,吳問他寫什麼,馬洪說,現在看到的稿子(「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定」徵求意見稿)上仍然沒有採用「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提法,他已給胡耀邦和趙紫陽寫信,要求把「商品經濟」的提法寫進去。「紫陽按我們的文章寫了9月9日的信,我現在再按9月9日的信要求把商品經濟的提法寫進去。」
馬洪給趙紫陽的親筆信(見附圖)摘要如下:
「這個問題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認這一點,我們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針和現行的一系列重要的經濟政策都難以從理論上說清楚。」他認為,「我們30多年的實踐證明:凡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認商品經濟和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時,我國的經濟發展就順利,就迅速,經濟效益就好,否則就得到相反的結果。但是長期以來,把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看作是互不相容的,相互排斥的,截然對立的東西,從認識上說,這往往是經濟戰線上產生『左』的一個重要原因。」
不畏得罪陳雲風險
會前經過多方的努力, 「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提法終於寫進了十二三中全會的議,即「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鄧小平對這個「決定」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說「我的印象是,寫出了馬列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的初稿」,「這次經濟體制改革的決議好,解釋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我看講清楚了」。當他聽說胡喬木沒有參與決議的起草時,又說:「死了胡屠戶,也不吃混毛豬。」他後來還說過「社會主義是什麼,馬列主義是什麼,過去我們並沒有完全弄清楚。」
今天,改革開放在人們眼裏看來,似乎是理所當然的,或者輕而易舉的事情。其實在改革前,飽受戰爭與侵略威脅的中國,是以計劃經濟或軍事共產主義獲得新生的國家。為了防止帝國主義的顛覆,不單西方的個人主義思想被視為對革命精神的侵蝕,而且商品經濟也被看做是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威脅。文化革命的「上綱上線」,把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畫上等號。但是,在中國已經掌握核武器,帝國主義入侵不再是主要威脅的改革初期,中國能否轉變發展戰略,向西方開放和競爭,就不僅是政治智慧的問題,也是理論創新的問題。
30年前,連西方觀察家都普遍認為,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是水火不容的對立體制。沒人料到改革的中國,竟能將二者巧妙地結合起來,成為日後西方主流經濟學公認的「混合經濟」。因此,當年向建國以來佔統治地位的過時教條挑戰,提倡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商品經濟,本身是要冒政治風險的,何處於馬洪的位置。首先,由於「高饒事件」的牽連,馬洪政治上有負擔:雖然文革後他被解放了,而且再一次受到重用,但因「高饒」問題留為黨內唯一懸案,馬洪在政治上始終沒有得到「正名」,算是「戴罪立功」。其次,當年「計劃經濟」的主帥是陳雲,陳在黨內外備受擁戴。且從延安時代起,陳雲就是馬洪的老領導、老前輩,馬洪本人的名字即是當年的組織部長陳雲親自給起的。同時,贊同和擁護陳雲「鳥籠經濟」的許多高級幹部,都是馬洪共事多年、相知甚深的老同志和老戰友。因此,馬洪提倡「商品經濟」,頂比別人大得多的政治壓力。加上他那時的地位身分,在經濟界和決策上有一定影響,他的言論和文字必須十分慎重和縝密。自早年投身革命起,馬洪便組織鐵路工運,後來幾十年都與中國的大工業、大企業的管理和改造有切不斷的淵源。所以,在當時參與決策的層次中,他是少有的懂得中國現代化企業的幹部,能理解「計劃經濟」在建國初期的優越,以及在改革開放中的局限。儘管備受爭議,馬洪本對國家和人民負責任的態度,基於自己幾上幾下、在高層和基層積累的閱歷和經驗,維護了「商品經濟」的論點。這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表現出政治上的勇氣與智慧。
理論家以真誠探索
事後有人認為,馬洪提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一種高明的政治技巧,而非經濟學本身的貢獻,因為提法在體制內,比較容易通過。可縱觀馬洪的經濟思想,他一貫重視國家的宏觀調控,從來沒有全盤否定「計劃經濟」,同時對改革開放的大方向始終堅信不移。正如1988年3月21日,他在「加社會主義制度下市場經濟的研究」一文中明確指出:「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要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方式取代傳統的,以行政命令為主的資源配置方式。我們要通過改革,建立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叫做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隨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人們逐漸認識到:計劃與市場只是資源配置的兩種手段與形式,而不是劃分社會制度的標志。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直到晚年,馬洪仍然孜孜不倦地繼續思索和探討。他抱理論家的真誠,對下一代的經濟學家們說:中國改革的實踐已經走出一條與西方不同的現代化道路。理論上如何總結提高,就看你們這些年輕人了。
寫信批通脹無害論
以上記錄了1984年馬洪大膽向教條主義的「鳥籠經濟」提出挑戰,與趙紫陽聯手,促使改革的中國經濟跳出禁錮的樊籠。
以下將述1987年他不計個人得失,作為中流砥柱,對過熱的經濟和通貨膨脹向趙提出逆耳的警告。每當國家用人之時,需要的就是這種既懷有拳拳報國之心,又踏實地的人。
1987 在通貨膨脹問題上的爭議
1987 年,改革開放已將近10年,國民經濟起色很大,一些部門甚至出現了經濟過熱的現象。對於下一步究竟應當怎樣走,高層又有爭論。一派認為步子太慢,另一派則認為步子太快。這時候,國務院技術中心的某青年幹部寫了一篇「通貨膨脹無害論」的文章,很投合「激進派」的口味。「通貨膨脹無害論」是以美國經濟學家佛利民的貨幣理論為基礎的。佛氏的基本主張是減少政府干預,讓市場機制更為自由地發揮作用。這對於1960年代以後失去活力的西方經濟,也許是一劑合理的良藥,但是拿到其他國家的改革上,則不僅水土不服,而且難免帶有政治動機。他曾講過「蛇的故事」:下狠勁一刀砍蛇,蛇雖遭劇痛,但尚可存活;如果不得力地連砍數刀,蛇反而會因傷致死。這成為中國激進派的口頭禪:「長痛不如短痛」。後來哈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薩克斯又根據這個故事,更為蘇東國家體制改革設計了「休克療法」:即迅速、同時推進市場自由化和資本私有化進程,讓舊體制「休克」,使新體制得到生存發展的機會。當時,馬洪批評了這位幹部,並給趙紫陽寫了一封信,談到「十三大以後,社會上一些年輕人鼓吹『通貨膨脹無害論』,我認為不妥」。趙紫陽批了信,並請姚依林召集會,聽彙報,讓兩派到會,在會上作爭議。這便是1987年4月的中央財經會議。
趙紫陽發脾氣 打斷馬洪發言
臨開會時,會議限定只有部長以上的人員才能參加。會上姚依林又突然說他不作彙報了,讓馬洪代他發言。於是馬洪在會上大致講了這樣幾個觀點:第一,在經濟起飛的「助跑」階段不應把重要的注意力放在追求近期的高速度上,而應重為高速度成長準備基本條件;第二,在為高速度打基礎的階段,要適當節制消費增長;第三,在經濟體制除舊布新的整個改革過程中,必須經常保持運行中的經濟體制的整體有效性,才能保證國民經濟穩定健康的發展。他還談到,從1984年起,一些同志的頭腦變得不太冷靜,到處加溫加壓,號召「提前翻番」, 致使各地競相攀比增長速度,形成一浪高過一浪的熱潮;並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積累與消費同時擴大,需求膨脹的國民收入「超分配」的局面。「超分配」同「超高速」互相促進形成的浪潮,多方面損害了打基礎工作的穩步進行,不僅造成經濟結構的惡化,吃了自然資源和國民經濟的「老本」,也妨礙了經濟改革的順利進行……
而馬洪的發言不到一半,就被趙紫陽打斷。趙起身講了半個多小時,並且發了脾氣。他指摘馬洪的報告「把經濟形勢說得『險象環生,一團漆黑』」,「問題還弄不清楚就產生悲觀情緒,表明一部分同志對改革動搖。」他說:總需求超過總供給不過一二百個億,用不驚慌失措;「超分配」本身的提法不科學,今後不要再用。他認為「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基本是幻想,「等待出現寬鬆環境才改革是不現實的,不改革怎麼能出現寬鬆環境呢?」 他調深化改革就是要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等等。在這種情下,其他人的發言自然就「一邊倒」了。趙紫陽會後給馬洪去了電話,安慰他「你不要介意,我是有感而發。話說得有些衝,因為我和你是老熟人,我的話其實說給別人聽的。」馬洪後來給趙寫了封短信,作為檢討,說自己的發言「不適當,誇大了通貨膨脹的危害」。
但是從此以後,以馬洪為主的「發展中心」作為趙紫陽的智囊,作用明顯消減。而一群鼓吹「通貨膨脹無害論」和其他相似的激進觀點的「精英人士」,雖然對中國國情和國際大環境都缺乏了解,又沒有實際工作經驗,在趙的秘書的支援下,對趙的影響愈來愈大,甚至放言:「通貨膨脹有害無害無關緊要,要緊的是掌了權」。趙則對其他不同意見愈發聽不進去了。遲至1988年5月,在「價格闖關」的會議上,趙紫陽仍然非常不滿地說:「經濟學家有個固定公式,速度一快,必定效益不好。為什麼不到大邱莊看看?速度很高,效益也很高……在中國只要速度一掉下來,什麼也幹不成了。」
公允地說,趙紫陽當時的處境相當微妙。1987年1月,胡耀邦已經去職,趙成為「第一號人物」,可真正大事的決策權並不在他手裏。在國內,一方面他推行的改革受到保守派的一貫抵制;另一方面,他又承受來自上邊的壓力,以及改革派中其他人的競爭。而在國際上,他和鄧小平都生怕中國的改革落到蘇聯和東歐的後面,這些因素迫使趙紫陽言論上顯得更加激進。趙給馬洪電話中提及他是「有感而發,說給別人聽的」,其「別人」似多有所指。然而權衡利弊,趙仍決意加速改革步伐,不計通貨膨脹的後果。
1988年6月,鄧小平幾次接見外賓時反覆宣布,中國政府已定「價格闖關」。鄧顯然認為改革的成敗在此一舉,而以他的威望和權力,這關闖得過去,翻不了天。事與願違,當政府宣布開放物價的政策之後,社會上對通貨膨脹的預期進一步加,引起搶購風,造成了全國性恐慌和經濟、政治的混亂。到了1988年9月,趙紫陽會見外賓時不得不說:「改革出現了難題,如通貨膨脹,物價上漲」,並承認「通貨膨脹的原因是沒有解決企業和地方部門的自我約束的問題。所以,這幾年來我們基本建設投資規模過大,地方消費基金增長過快,而帶來了貨幣供應量過多」。同年12月,趙又向薛暮橋、劉國光、吳敬璉承認:「看來這一年來犯了通貨膨脹的失誤」。遺憾的是,治理通貨膨脹的最佳時機已過,儘管「價格闖關」戛然而止,在社會上已引起強烈不滿。
闖價格關終告失敗
中國是一個大國,經濟底子薄,國情複雜。多少基於這種背景,中國的改革,經濟改革先於政治改革,和前蘇聯相比,不失實踐中的明智。然而,這種漸進的戰略,與開放後從西方輸入的自由化思潮必然發生衝突。解放以後,老百姓在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習慣了穩定的物價,對物價上漲,通貨膨脹,缺乏心理上的準備和承受能力,容易引起社會的動盪。雖然中國農村的改革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要把農村「全面承包」的經驗照搬到城市和國有企業,也給改革不可避免地帶來額外的難度。值得一提的是,高層急於「物價闖關」,以盡快結束價格的「雙軌制」,因為它帶來的「官倒」,激起極大的民怨。事實上,中國與蘇聯的完全計劃模式不同,「計劃配給」和「物資調劑」並存的價格雙軌制,自困難時期以來一直存在,並不是改革的特產。也許前蘇聯和東歐的經濟崩潰發生在後,國人要到蘇東瓦解後才逐步理解到中國漸進改革的優勢。總之,當時無論從保守派或激進派的角度看,中國的形勢都確有某種「一團漆黑,險象環生」的象,故引起決策人的憂慮與分歧。趙紫陽停止「物價闖關」後保留下來的價格雙軌制,在10年之後,被國際經濟學界公認遠比「休克療法」高明,而價格雙軌制在1989年的政治風波中,卻被普遍認為是「官倒」和腐敗的根源。改革「 摸石頭過河」之難,可見一斑。
遙想馬洪當年,也處在十分微妙的地位。在1987年4月的那次中央財經會議上,趙紫陽說要讓兩派來爭議,在會前臨時縮小了與會者範圍,看來有人已經事先定調,準備加快價格闖關,不得不壓制不同意見。
姚依林嗅覺特別靈敏,臨場打了退堂鼓,身為常務副總理,把馬洪推到台前。難道馬洪不明細其局勢的紛雜?然而,在這事關國家前景的重大關頭,他顧全大局,替姚依林發了言,向趙紫陽進言,主張對過熱的經濟進行壓縮、冷。憑良知,馬洪盡了他經濟學家的職責。不料在趙的眼裏,馬洪卻「不識時務」,充當了保守派的代言人,「站錯了隊」,所以引起趙的動怒。
借用鄧小平有一句名言:「不管黑白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那麼,不管是什麼派,只要對國家人民有益的事情就應當去做。馬洪與趙紫陽在1987年4月中央財經會議上的分歧,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怎樣改革的分歧。同趙紫陽一樣,馬洪堅持改革的大方向。為此他們配合默契,聯手在十二三中全會的經濟體制改革決議中寫上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但馬洪主張改革的步伐要穩健,要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係。價格改革應漸進地進行,調放結合,分步實施;不能一哄而起,搞群運動,打「人民戰爭」。那種「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急切心情可以理解,可自建國以來,國家和人民已多次為此付出過沉重的代價。
1988年9月趙紫陽會見佛利民,當時的通貨膨脹已經失控,趙對佛氏說,要像武侯一樣「審時度勢,嚴寬有度」。假設趙紫陽1987年4月能想到和爭取做到這樣,歷史會不會改寫?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改革30年後,中國的經濟形勢猶如千帆競發,萬木爭榮。撫今追昔,馬洪當年那種憂心天下,切合實際國情、世情和社情的治國精神,在今天應當不再是空谷足音。
【小題為編者所加】
馬雅( 馬洪的長女 )
卅年的「五大成就」與「五大不足」
改革開放30年 五大成就五大不足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13日
【明報專訊】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昨天已在北京結束,作出有關推動農村進一步改革的新決議。30年前,在北京同一個地方──京西賓館,中共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30年過去,對中國的改革開放來說,已到了一個總檢視的十字路口。
明報記者經過一系列採訪,為中國過去的30年總結出了「五大成就」與「五大不足」。從今日起將為讀者奉上「改革開放30周年」的專題系列報道,從過去看現在,從現在看未來,讓我們一道,回首來路,探索前途……
成就 1——創造經濟奇蹟 國力強盛
深圳是從一個邊陲小漁村發展成為現代化國際都市……這個「小漁村」就是現在深圳羅湖區漁民村。
曾任漁民村團支部書記的深圳市人大副主任湯錦森記憶猶新:改革開放前,村民辛苦一天,收入只有8分錢。改革開放後,村民利用特區經濟政策組建起運輸車隊、船隊,辦起來料加工廠。1981年漁民村每戶平均收入3.3萬多元,成為深圳第一個「萬元戶村」。今日的羅湖區集體股份公司已有了20多億元淨資產。可以說深圳漁民村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縮影。
在過去30年歷程裏,中國創造出不少這樣的經濟奇蹟,現在一年淨增的GDP數字,已經接近1978年前全年的GDP總數。中央黨校前副教育長吳江表示﹕「鄧小平搞改革開放對中國的貢獻比毛澤東還大些。」
成就 2——走上市場經濟道路,經濟自由化程度漸與國際接軌
1978年中國97%的商品由國家按計劃定價,30年後的今天,除了燃油、電力等少數價格仍由國家控制外,95%的商品價格已經由市場決定。
30年來中國對外打開大門,利用外資近萬億美元,進出口貿易總額增長了100多倍,人民儲蓄增長了700多倍。正如原國務院體改委副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認為﹕「哪個地方發展了商品經濟,哪個地方就富。」
成就 3——重視人才教育、科技發展
1977年恢復高考時,全國錄取大學新生僅27萬,2007年大學錄取新生達567萬。載人太空船、探月衛星發射成功,成為世界第三個漫步太空的國家。這都要歸功於對知識和人才的重視,著名科學家袁隆平說,肯定「知識分子也是工人階級的組成部分」,是鄧小平做的一件大好事。
成就 4——提升人民自由度及創造力 大幅改善民生
1980年9月30日,劉桂仙領取北京市第1號個體營業執照,開辦首家私人餐館「悅賓餐館」。目前全國已有2000萬戶個體戶。正如著名作家張賢亮指出,「人人在政治上有了平等身分,奠定社會改革的基礎」。
成就 5——摒棄三個世界理論,和平外交降低意識形態色彩
中國已經與世界上約90%的國家建交。曾任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的杜導正引述鄧小平1987年與非洲某國領袖的談話時,曾勸他們「不要搞社會主義」,只要人民滿意了,叫什麼主義都可以。
但是,30年改革開放的不足之處亦很明顯﹕
不足 1——政治改革進展緩慢,與經濟改革現狀明顯不適應
1989年的六四事件,帶給中國的創傷是深遠的。內地的言論、新聞自由與國際標準仍有不小的差距,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步伐至今仍未恢復到1987年十三大時的水準。前廣州市長黎子流都認為,現時的村官直選、擴大差額選舉等,仍嫌「步伐太小」。
不足 2——官員中的貪污腐化,引發各種社會衝突
社會的不公刺激了社會矛盾,僅從1993年到2003年間,內地集體請願示威或騷亂已由1萬宗增加到6萬宗。杜導正就認為,「共產黨開始腐敗,各方矛盾正在積累,必須盡快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不足 3——城鄉、東西部以及各階層的貧富懸殊,激化了各種矛盾
據亞洲開發銀行統計,中國的堅尼系數從1993年的40.7竄升至2004年的47.3,已處於拉丁美洲國家水平。堅決反對改革開放的中共元老馬賓表示,在他住的部長樓裏,幾乎每天都接待來自全國各地對現實不滿的的退休幹部和上訪者。
不足 4——社會道德水準下降,出現了造假、吸毒、賣淫等醜惡現象
從製販假藥、假酒,到生產毒奶粉,內地嚴重的食品安全問題,反映的是30年來的信仰缺失造成了道德的淪喪。打假14年的民間「打假英雄」王海認為,如今內地假貨氾濫愈來愈嚴重,而且表現得愈來愈具隱蔽性。詩人汪國真說,他的詩集《年輕的潮》竟有40多種盜版本。
不足 5——經濟發展的同時,付出了環境污染的高昂代價
調查顯示,13億人中有3億人喝不上安全的食水,北京的沙塵暴、太湖和滇池的藍藻、沿海的赤潮,都是大自然對人類的報復。頻仍的礦難和工業意外,也是不顧人命安全只顧掠奪性賺錢的結果。
明報中國組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13日
【明報專訊】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昨天已在北京結束,作出有關推動農村進一步改革的新決議。30年前,在北京同一個地方──京西賓館,中共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30年過去,對中國的改革開放來說,已到了一個總檢視的十字路口。
明報記者經過一系列採訪,為中國過去的30年總結出了「五大成就」與「五大不足」。從今日起將為讀者奉上「改革開放30周年」的專題系列報道,從過去看現在,從現在看未來,讓我們一道,回首來路,探索前途……
成就 1——創造經濟奇蹟 國力強盛
深圳是從一個邊陲小漁村發展成為現代化國際都市……這個「小漁村」就是現在深圳羅湖區漁民村。
曾任漁民村團支部書記的深圳市人大副主任湯錦森記憶猶新:改革開放前,村民辛苦一天,收入只有8分錢。改革開放後,村民利用特區經濟政策組建起運輸車隊、船隊,辦起來料加工廠。1981年漁民村每戶平均收入3.3萬多元,成為深圳第一個「萬元戶村」。今日的羅湖區集體股份公司已有了20多億元淨資產。可以說深圳漁民村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縮影。
在過去30年歷程裏,中國創造出不少這樣的經濟奇蹟,現在一年淨增的GDP數字,已經接近1978年前全年的GDP總數。中央黨校前副教育長吳江表示﹕「鄧小平搞改革開放對中國的貢獻比毛澤東還大些。」
成就 2——走上市場經濟道路,經濟自由化程度漸與國際接軌
1978年中國97%的商品由國家按計劃定價,30年後的今天,除了燃油、電力等少數價格仍由國家控制外,95%的商品價格已經由市場決定。
30年來中國對外打開大門,利用外資近萬億美元,進出口貿易總額增長了100多倍,人民儲蓄增長了700多倍。正如原國務院體改委副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認為﹕「哪個地方發展了商品經濟,哪個地方就富。」
成就 3——重視人才教育、科技發展
1977年恢復高考時,全國錄取大學新生僅27萬,2007年大學錄取新生達567萬。載人太空船、探月衛星發射成功,成為世界第三個漫步太空的國家。這都要歸功於對知識和人才的重視,著名科學家袁隆平說,肯定「知識分子也是工人階級的組成部分」,是鄧小平做的一件大好事。
成就 4——提升人民自由度及創造力 大幅改善民生
1980年9月30日,劉桂仙領取北京市第1號個體營業執照,開辦首家私人餐館「悅賓餐館」。目前全國已有2000萬戶個體戶。正如著名作家張賢亮指出,「人人在政治上有了平等身分,奠定社會改革的基礎」。
成就 5——摒棄三個世界理論,和平外交降低意識形態色彩
中國已經與世界上約90%的國家建交。曾任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的杜導正引述鄧小平1987年與非洲某國領袖的談話時,曾勸他們「不要搞社會主義」,只要人民滿意了,叫什麼主義都可以。
但是,30年改革開放的不足之處亦很明顯﹕
不足 1——政治改革進展緩慢,與經濟改革現狀明顯不適應
1989年的六四事件,帶給中國的創傷是深遠的。內地的言論、新聞自由與國際標準仍有不小的差距,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步伐至今仍未恢復到1987年十三大時的水準。前廣州市長黎子流都認為,現時的村官直選、擴大差額選舉等,仍嫌「步伐太小」。
不足 2——官員中的貪污腐化,引發各種社會衝突
社會的不公刺激了社會矛盾,僅從1993年到2003年間,內地集體請願示威或騷亂已由1萬宗增加到6萬宗。杜導正就認為,「共產黨開始腐敗,各方矛盾正在積累,必須盡快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不足 3——城鄉、東西部以及各階層的貧富懸殊,激化了各種矛盾
據亞洲開發銀行統計,中國的堅尼系數從1993年的40.7竄升至2004年的47.3,已處於拉丁美洲國家水平。堅決反對改革開放的中共元老馬賓表示,在他住的部長樓裏,幾乎每天都接待來自全國各地對現實不滿的的退休幹部和上訪者。
不足 4——社會道德水準下降,出現了造假、吸毒、賣淫等醜惡現象
從製販假藥、假酒,到生產毒奶粉,內地嚴重的食品安全問題,反映的是30年來的信仰缺失造成了道德的淪喪。打假14年的民間「打假英雄」王海認為,如今內地假貨氾濫愈來愈嚴重,而且表現得愈來愈具隱蔽性。詩人汪國真說,他的詩集《年輕的潮》竟有40多種盜版本。
不足 5——經濟發展的同時,付出了環境污染的高昂代價
調查顯示,13億人中有3億人喝不上安全的食水,北京的沙塵暴、太湖和滇池的藍藻、沿海的赤潮,都是大自然對人類的報復。頻仍的礦難和工業意外,也是不顧人命安全只顧掠奪性賺錢的結果。
明報中國組
10/11/2008
a link:何榮幸:《黑夜中尋找星星》導論——他們看見了歷史

˙作者:何榮幸、台大新聞研究所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08年01月03日
《黑夜中尋找星星》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11日
【明報專訊】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詩人顧城《一代人》的經典,這裏的黑夜,寫的,可能就是文革十年。
海峽對岸的台灣,兩蔣時代,軍事戒嚴,長夜漫漫,要在黑夜中尋找光明,靠的,可能就是心裏那永不熄滅的星光。
這本書的副題是:「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寫的是十七位台灣傳媒老兵,在威權體制下生存、掙扎、抗爭、突圍。
由台大新聞研究所,出動二十多位精英策劃採訪的專著,不是浮光掠影,不是港式採訪花絮,而是實實在在,有血有肉的記者生命史。他們都是從戒嚴時期走過來,為了更自由的言論空間,更開放的思想天地,冒危險,付出代價。媒體工作者走在第一線,鼓動風潮,造成時勢。社會進步力量後盾支援,衝鋒陷陣,匍伏前進。當權者明白不能逆勢而行,一念之間,終於,軍事戒嚴得以解除,報禁黨禁得以開放。促成一個民主社會的誕生,媒體工作者堅持信念,有守有為,功不可沒。
讀這本書,有特別感觸。裏面有我認識也採訪過的朋友,例如司馬文武、南方朔、俞國基。台灣解嚴前後,我頻密到台灣採訪,見證這個歷史時刻,這幾位新聞前輩,啟發我對台灣政治的認識和了解。
也有在其他媒體介紹過的人物,今天再細讀他們的經歷。黨外雜誌如何跟審查機關周旋,跟情治單位大玩捉迷藏遊戲。主流媒體的記者如何在文章中「埋地雷」,逃過編輯審查,把重要的信息和觀點,傳給台灣民眾。傳媒老闆如何在狹縫中保護難得的人才,鬆緊交替,妥協裏又見堅持,窺見跟威權統治者如何打交道的藝術。
我建議把《黑夜中尋找星星》和《中國傳媒風雲錄》一起閱讀,比較兩岸的傳媒生態政治環境,會有更大的得。幾十年的前仆後繼,台灣成功了,終於取得充分的新聞言論自由,中國內地的同行們,在他們的堅持下,雖然只有寸進,也屬難能可貴。我也建議香港仍然有理想有願景的新聞工作者細讀這兩本書,跟香港目前的處境對照,我們應該何去何從?我更建議香港電台的同事精讀每一個人物每一個故事,學懂關鍵時刻,應該拍案而起。
[吳志森 samngx123@gmail.com]
mknrj
10/10/2008
吳思的“血酬定律”
公開演講 血酬定律── 一種歷史分析框架
講者:吳思《炎黃春秋》雜志總編輯
時間:2008年10月10日下午5:30-7:00
地點:香港大學圖書館新翼大樓LE9
演講簡介:
在中國歷史上,靠暴力吃飯的人構成了一個重要的社會集團,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王朝興衰。如何理解他們的行爲,如何計算暴力的成本和收益,如何順著這條思路解釋中國的歷史變遷,甚至根據這套邏輯劃分社會形態,演講者有一套獨特的看法。這是正統經濟學家和各派史家的盲點。
演講者吳思,中國大陸著名傳媒人,《炎黃春秋》雜誌社總編輯。曾任《農民日報》總編室副主任,《橋》雜志副社長兼中文版主編,有《潜規則》、《血酬定律》、《陳永貴:毛澤東的農民》等歷史著作。
講者:吳思《炎黃春秋》雜志總編輯
時間:2008年10月10日下午5:30-7:00
地點:香港大學圖書館新翼大樓LE9
演講簡介:
在中國歷史上,靠暴力吃飯的人構成了一個重要的社會集團,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王朝興衰。如何理解他們的行爲,如何計算暴力的成本和收益,如何順著這條思路解釋中國的歷史變遷,甚至根據這套邏輯劃分社會形態,演講者有一套獨特的看法。這是正統經濟學家和各派史家的盲點。
演講者吳思,中國大陸著名傳媒人,《炎黃春秋》雜誌社總編輯。曾任《農民日報》總編室副主任,《橋》雜志副社長兼中文版主編,有《潜規則》、《血酬定律》、《陳永貴:毛澤東的農民》等歷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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