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識分子」的常識
文章日期：2010年2月11日
【明報專訊】梁文道出書並獲獎，給「公共知識分子」這個令人困惑的概念加了一個註腳。
梁文道光頭，個子不高，年輕但相貌老沉，喜歡穿黑衣服，低調名牌，一大堆粉絲，自己信佛。梁文道是香港人，台灣讀書，父母在加州。中文大學哲學碩士未完即出來賣文（專欄）兼「賣身」（電視）。梁文道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寫幾個報紙專欄，兼民間大學院長，在港台（RTHK）、有線電視和鳳凰主持節目，還處處演講，常參加遊行，在各種聲明、宣言、公開信上簽字，關於環保、民主、城市建設、聲援性工作者權利……
梁文道《開卷八分鐘》，每周十幾本書，不少學院中人也佩服（劉紹銘私下感歎：梁是人才）。梁文道介紹世博居然令不少上海人追看（他走在南京路上其實很陌生）。當然，他最喜歡的還是中國歷史最久的談話節目《鏘鏘三人行》。有媒體約我寫書評，雖有「利益衝突」我也義不容辭，目的是可以說說有關「公共知識分子」的若干常識。
「公共知識分子」終於成了正面
「公共知識分子」在學院裏並不一定是讚詞，有時與「不務正業」、「好出風頭」相連；「公共知識分子」在領導看來也是麻煩，「文以儒亂法」比「武以俠犯禁」更危險；「公共知識分子」在商人看來等於「公共財產」，花點錢就可收買為我所用；「公共知識分子」是否為民尊重也是疑問，到處露臉或說書或含淚，令人想起德育老師李燕傑及其傳人……
但在梁文道這裏，「公共知識分子」終於成了正面，或至少是中性的名詞。
我們可以在三個層面上討論「公共知識分子」這個概念：公共．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的「公共性」，當然不只是到處演講、常上電視、出版普及讀物或參加官方民間公共團體。知識分子的「公共性」在於關心和自己無直接關係的公共事務（礦難後續、官員自殺、教育腐敗、警察打人……），在於保衛、拓展有形無形的「公共空間」（報紙天窗、房神話、選舉潛規則、新的野心家……），在於尊重的維護你所不認識的個人的「公共權力」——比如走在街上，看到一個強者，打倒了四、五個老弱病殘的人，你怎辦呢？現在的「知識分子」大致有幾個選擇：
A、氣憤，但看看自己的胳膊，知道動手無益。也不逃走，靜靜做自己的事。世上總要有人種樹、挖井、考證古磚瓦吧。其實只有堅持獨立人格思想自由，再專門的學科，再純粹的學術，如陳寅恪研究古代歌妓，仍然會有「公共意義」。
B、先氣憤，但幾個回合以後，發現強弱形勢依舊，漸漸由同情老弱病殘轉向研究強者心態。老是他強，總有道理吧。黑格爾說，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多研究研究，就慢慢從批判轉向迷戀。迷戀強人的風度、手段、文體，甚至思想。無意識中，也有點「士為知己者所用」的奢望，並研究強人的「獨特模式」。這類知識分子現在人數不多，影響很大。
C、不氣憤，不急，早知就是這回事，到死（至少到我死時）都是這樣。「三K」 （每個時代都「吃得開」）也好、犬儒也好、後現代也好，反正是在強人默許範圍，做些安撫老弱病殘心靈的詩文，在弱勢群體也高興的過年過節時，再唱唱強人讚歌。總之一視同仁，都不真正關心。有什好關心的？關心又有什用？我是「公共」的，天下公器，誰都可用！……
梁文道顯然不是A、B、C任何一類，但他還是公共知識分子。
再講「知識」與「公共」的關係。知識分子是否應該，甚至必須用其專業知識來參與「公共空間」？這是一個有爭論，我也有些困惑的問題。余英時認為馬克斯·韋柏「工具理性」意義上的專業人士（牙醫、工程師、天文學家等）如不關心公共事務則不是嚴格意義的「知識分子」，中國文人讀書以憂國憂民的「士大夫傳統」更值得傳承。這個觀點在學界影響很大。但這並不意味人文學者更容易更必然會成為「公共知識分子」，更不能推論說學文史哲的必然比普通人更有「人文精神」。近年見到一些同行（如上述B類知識分子），為了更直接有效憂國憂民，有意無意調整修改自己的研究方向方法乃至價值觀，結果專業精神受損。另一些人（我也在其中），則將專業研究與散文電視分開，傳承學術之外，在「公空間」主要盡公民義務，兼宣泄情緒。在這方面，梁文道，還有陳丹青、南方朔、龍應台等人的選擇值得參考。他們的專業知識與公民責任似乎較少矛盾。香港邊緣文化人的背景，使他一方面不那容易背上使命、救世責任、代言人等光環，另一方面又敢於與讀者「共赴國運」，在民族主義、官員道德、政治制度等「禁區」游走。書讀得比較化，是內因。讀書遊行可以兩不誤，是外因。網路時代，同樣條件未見得人人能做同樣的事。
《常識》「取代」《文化苦旅》
第三講講「分子」——這個詞在當代語境裏常帶貶義。「壞分子」、「反革命分子」、「恐怖分子」的反面詞是「好人」、「革命者」、「不怕犧牲的戰士」。是翻譯的問題（大約要怪日語漢字——待查），將讀書人稱為「知識分子」。語義上的「原罪」卻也提醒我們，在「公共空間」，你不是領袖，也不是奴才，你是一個獨立的分子，一個自由的人。
梁文道這本書，單篇看，大都是敏感話題，充滿「異見」。整體讀下來，卻秉持一貫的樸素道德。書名看似謙虛，其實向讀者挑戰：這些最基本的東西，你也不知道？知識分子在學院，總能得到真誠虛假的尊敬，一旦走向「公共」面向大，難免被人好心惡意的責（據我所知，這也是不少學者害怕進入「公共空間」的部分原因）。而梁文道的書名，又是出擊又是自衛：你罵我嗎？可這是常識呵……
關心大家關心的事，不僅從專業知識更從公民責任出發，做一個獨立的人——就這樣，韓寒在博客榜超過老徐，《常識》也在新華書店暢銷榜上取代《文化苦旅》。這就是中國剛剛過去的2009年。
許子東--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系主任
[文 許子東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2/11/2010
2/10/2010
許知遠:塞林格與韓寒
塞林格與韓寒 ．許知遠
五十年代美國的霍爾頓變成了二十一世紀的韓寒——在自由的背後是精明的計算。
那真是一次充滿了誤解與荒誕的談話。十年前，一位美國記者和我談起《麥田守望者》(台港譯《麥田捕手》），他意外的發現這本半個世紀前的美國小說仍出現在北京書店的排行榜上。他竭力引導我回憶起天安門事件，試圖得出這樣的結論——正是這一事件，讓我這一代人意識到生活充滿了謊言與壓抑，而滿嘴髒話的霍爾頓擊中了我們內心的反叛慾望。
《麥田守望者》與《在路上》、科特·柯本的音樂一樣，是九十年代末中國青年的必讀課本。與其說它們多麼感動了我，不如說它們是一種義務與身份確認——你想證明自己的青春和與眾不同嗎？它們是最好的標籤。
私下裏，我甚至對這本書的價值心生懷疑。倘若自戀日益成為這個時代的宗教，再沒人比塞林格更適宜於成為一代教宗。批評家們說，霍爾頓是哈克貝利·費恩以來最重要的少年形象。在密西西比河上漂流的哈克貝利很少被自我困擾，他的純真出自天性，而霍爾頓則充滿了自我的困擾。他的焦慮不僅來自充滿了虛偽和廢話的成人世界，也來自於他對自身的過分敏感。他也沒有寬闊的、神性的大河可供逃避，只能去幻想出一片麥田。
這當然是一種古老的衝動。人們總是幻想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它可能是昔日的黃金時代，也可能是海上一個名叫「烏托邦」的島嶼，還可能是未來的憧憬，或者是對童年、詩人、藝術家的崇拜——他們都代表著生活的另一種可能，一個未經污染的世界。
但真的存在一個這樣的世界嗎？
對平等與集體溫暖的嚮往，可能是充滿奴役的「一九八四」，對於技術救贖的迷信將通往一個富足和乏味的「美麗的新世界」，而戈爾丁在《蠅王》中描述了一個殘酷、殺戮與欺騙的「兒童世界」；在現代歷史的很多時刻，藝術家與詩人都是權力與金錢的附庸；而「自我」曾經是對抗社會秩序的最後盾牌，但並不是說所有「自我」都是富有養料，在絕大部分時刻，「自我」既蒼白又脆弱。
塞林格去世的消息轟動了世界，在當天的《紐約時報》上，他的訃告與伯南克連任美聯儲主席、中國副總理李克強在達沃斯的發言並列在一起。這當然不僅是對一位作家的紀念，它也是對一個時代的懷念，一個洋溢著實驗與反叛精神的時代。那個時代西方世界的青年人，面對著一個日益被技術、組織、資本籠罩起來的社會，庸俗的理性與表層的穩定令人窒息。他們擔心自己變成千篇一律的穿法蘭絨西裝的「組織人」，變成毫無生氣的科層制度中的一員，一個巨大的利潤機器的一個齒輪，一個無處不在的廣告時代的愚蠢消費者……
塞林格的自我放逐、凱魯亞克的放縱、馬爾庫塞的指控、性濫交與大麻、披頭士的抒情詩，甚至毛澤東的游擊戰都變成了他們思想的武器。這種反叛既充滿樂觀與純真，也經常幼稚和自戀，它留下了矛盾重重的遺產。它就像是一場漫長戲劇的高潮，在高潮到來的瞬間，衰落也由此開始。
在這一代過後，連「反叛」也成為了新的正統，它迅速被吸納到消費主義之中。印有切·格瓦拉的T恤衫，十美元一件；每一位自稱反商業的樂隊，都立刻獲得了商業上的成功。至於塞林格、凱魯亞克，則早已成了世界範圍的新經典。一種更無形的壓抑也隨之而來，甚至連反叛都失去了意義，它變成了一種安全的姿態、一種合法的自戀、一種全球性的趨勢。於是，五十年代美國的霍爾頓變成了二十一世紀的韓寒，人人都為這位清醒、率性、多姿多采的青年喝采，但他卻說自己「最恐懼的就是失敗」——在自由的背後是精明的計算。
我擔心自己也墮入了那位惱人的美國記者的窠臼，將文學與現實混為一談，把小說簡化成了社會文本。我也擔心自己掉入了虛無的陷阱，認定所有表達都只是一種姿態（也包括我自己）。但這或許也正是這個時代最嚴峻的挑戰——必須要重建「反叛」的意義與價值。
倘若塞林格要反抗的是日益組織化和荒誕的世界，今天要反抗的就是一個仍舊荒誕、但日益碎片化的世界——正是這種碎片化讓行動與思想變得稀薄與速朽，正是這種碎片化讓人感覺到孤獨無依，渴望進入到集體的洪流……我們似乎身處兩個懸崖之間——單薄的個體與盲動的庸眾，但反抗和意義之路，只能艱難和孤獨行走在這兩者之間。■
Edmund.z.xu@gmail.com
五十年代美國的霍爾頓變成了二十一世紀的韓寒——在自由的背後是精明的計算。
那真是一次充滿了誤解與荒誕的談話。十年前，一位美國記者和我談起《麥田守望者》(台港譯《麥田捕手》），他意外的發現這本半個世紀前的美國小說仍出現在北京書店的排行榜上。他竭力引導我回憶起天安門事件，試圖得出這樣的結論——正是這一事件，讓我這一代人意識到生活充滿了謊言與壓抑，而滿嘴髒話的霍爾頓擊中了我們內心的反叛慾望。
《麥田守望者》與《在路上》、科特·柯本的音樂一樣，是九十年代末中國青年的必讀課本。與其說它們多麼感動了我，不如說它們是一種義務與身份確認——你想證明自己的青春和與眾不同嗎？它們是最好的標籤。
私下裏，我甚至對這本書的價值心生懷疑。倘若自戀日益成為這個時代的宗教，再沒人比塞林格更適宜於成為一代教宗。批評家們說，霍爾頓是哈克貝利·費恩以來最重要的少年形象。在密西西比河上漂流的哈克貝利很少被自我困擾，他的純真出自天性，而霍爾頓則充滿了自我的困擾。他的焦慮不僅來自充滿了虛偽和廢話的成人世界，也來自於他對自身的過分敏感。他也沒有寬闊的、神性的大河可供逃避，只能去幻想出一片麥田。
這當然是一種古老的衝動。人們總是幻想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它可能是昔日的黃金時代，也可能是海上一個名叫「烏托邦」的島嶼，還可能是未來的憧憬，或者是對童年、詩人、藝術家的崇拜——他們都代表著生活的另一種可能，一個未經污染的世界。
但真的存在一個這樣的世界嗎？
對平等與集體溫暖的嚮往，可能是充滿奴役的「一九八四」，對於技術救贖的迷信將通往一個富足和乏味的「美麗的新世界」，而戈爾丁在《蠅王》中描述了一個殘酷、殺戮與欺騙的「兒童世界」；在現代歷史的很多時刻，藝術家與詩人都是權力與金錢的附庸；而「自我」曾經是對抗社會秩序的最後盾牌，但並不是說所有「自我」都是富有養料，在絕大部分時刻，「自我」既蒼白又脆弱。
塞林格去世的消息轟動了世界，在當天的《紐約時報》上，他的訃告與伯南克連任美聯儲主席、中國副總理李克強在達沃斯的發言並列在一起。這當然不僅是對一位作家的紀念，它也是對一個時代的懷念，一個洋溢著實驗與反叛精神的時代。那個時代西方世界的青年人，面對著一個日益被技術、組織、資本籠罩起來的社會，庸俗的理性與表層的穩定令人窒息。他們擔心自己變成千篇一律的穿法蘭絨西裝的「組織人」，變成毫無生氣的科層制度中的一員，一個巨大的利潤機器的一個齒輪，一個無處不在的廣告時代的愚蠢消費者……
塞林格的自我放逐、凱魯亞克的放縱、馬爾庫塞的指控、性濫交與大麻、披頭士的抒情詩，甚至毛澤東的游擊戰都變成了他們思想的武器。這種反叛既充滿樂觀與純真，也經常幼稚和自戀，它留下了矛盾重重的遺產。它就像是一場漫長戲劇的高潮，在高潮到來的瞬間，衰落也由此開始。
在這一代過後，連「反叛」也成為了新的正統，它迅速被吸納到消費主義之中。印有切·格瓦拉的T恤衫，十美元一件；每一位自稱反商業的樂隊，都立刻獲得了商業上的成功。至於塞林格、凱魯亞克，則早已成了世界範圍的新經典。一種更無形的壓抑也隨之而來，甚至連反叛都失去了意義，它變成了一種安全的姿態、一種合法的自戀、一種全球性的趨勢。於是，五十年代美國的霍爾頓變成了二十一世紀的韓寒，人人都為這位清醒、率性、多姿多采的青年喝采，但他卻說自己「最恐懼的就是失敗」——在自由的背後是精明的計算。
我擔心自己也墮入了那位惱人的美國記者的窠臼，將文學與現實混為一談，把小說簡化成了社會文本。我也擔心自己掉入了虛無的陷阱，認定所有表達都只是一種姿態（也包括我自己）。但這或許也正是這個時代最嚴峻的挑戰——必須要重建「反叛」的意義與價值。
倘若塞林格要反抗的是日益組織化和荒誕的世界，今天要反抗的就是一個仍舊荒誕、但日益碎片化的世界——正是這種碎片化讓行動與思想變得稀薄與速朽，正是這種碎片化讓人感覺到孤獨無依，渴望進入到集體的洪流……我們似乎身處兩個懸崖之間——單薄的個體與盲動的庸眾，但反抗和意義之路，只能艱難和孤獨行走在這兩者之間。■
Edmund.z.xu@gmail.com
台北書展讀書無禁區
台北書展讀書無禁區 ．邢舟
從台北市政府的地鐵口出來，等待書展接駁巴士的隊伍，排起了長龍。搭車到達場館，各個攤位前，看書的人很多，大包小包的買，也忙壞了場內的快遞公司。一位馬來西亞人士說，他是台北書展的常客，開幕當天，他和女友就買了六天的通票，才一兩天，兩大箱的書已託快遞公司寄回大馬。
二零一零年台北國際書展從一月二十七日到二月一日，為期六天，超過八百八十三家各地出版社、一千八百多個攤位參與，四百場文化活動，五十二萬人次參觀，把位於台北世貿中心的三個場館，擠得水洩不通。
由台灣行政院新聞局主辦、非營利性質的台北書展基金會承辦、台北市文化局協辦的台北國際書展，今年已是第十八屆。肩負「國際交流」、「出版專業」、「閱讀生活」三大功能，原本只是展示「櫥窗」的書展(Exhibition)，成了名副其實的書市（Fair）。
不禁讓人想起每年七月的香港書展，同樣是穿梭不停的讀者人流、豐富多彩的各項文化活動，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集聚一堂。尤其是今年台北書展的特色之一「全球華人作家會」，也邀請世界各地的優秀華人作家來台交流。哈金、劉震雲、畢飛宇、吳曉波、張大春、楊照、郭小櫓、陳冠中、駱以軍、黎紫書、李長聲、梁文道、馬家輝、舒國治等有些曾亮相香港書展，和讀者分享各地的創作經驗和體會。零九年超過九十萬人次的香港書展，似乎碰到了後來居上的對手。都以自由、開放、多元和「讀書無禁區」為特色的兩地書展，對全球華人來說，究竟誰更有吸引力？
今次到訪台北書展的知名旅美作家哈金，前年也是香港書展的演講嘉賓。用非母語創作的他，曾多次榮獲國際文學大獎，今年還在台灣出版了兩本新作品《落地》和散文集《在他鄉寫作》。短篇小說集《落地》以紐約新中國城為背景、描寫掙扎的移民經驗，更是首次由哈金自己完成中文翻譯。到訪台北書展，座談的焦點自然也是移民經驗和非母語創作，特地趕來的讀者把兩場講座現場擠得水洩不通。雖然行程倉促，急於趕回美國教書的哈金幾乎沒有時間「逛書展」，但對比香港書展，哈金對台北的讀者印象頗深：「他們好像更深入我的作品本身，還專門問我翻譯的問題，一字一句要怎麼處理，提得非常仔細。」
第一次到訪台北書展的大陸作家畢飛宇感嘆：「可能也和我走的館有關係，感覺上台北書展的文學性好像要比香港書展強一些，我記得香港書展的時候，明星啊、漂亮小女孩要更多一些。但無論是管理、規模，香港書展也好，台北書展也罷，放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不遜色。當然在圖書種類方面，也許還可以更豐富一些。」讓他沒有想到的，是自己在台灣，會遇見那麼多熱心的讀者，用他的話說，「如果台灣的讀者不知道我，我不會介意；如果台灣的讀者知道我，我格外高興」。他的《推拿》已由九歌出版社推出台灣版，更選入《中國時報》「二零零九年開卷十大好書．中文創作」。
畢飛宇站在出版社的簽名現場，很早就有慕名而來的讀者排隊買書、要求簽名，與他合影。「雖然大家都是用中文創作，由於種種原因，隔開那麼遠。作家面對自己的作品，就像家長面對子女一樣，總希望讀者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作品身上。當你在這裏，有知音、有讀者，看到那麼多笑臉、那麼多朋友，那麼多人願意和你探討你的作品。這種高興是發自內心的。」
雖然大陸作家在書展現場頗受歡迎，可在剛剛卸任台北書展基金會董事長﹑聯經出版集團董事長林載爵眼裏，任內最遺憾的，還是沒辦法讓大陸的出版社前來設立攤位參展，大陸出版人士只能以私人身份參觀，而到訪台灣的大陸客因為受行程限制，也鮮有機會到書展走走看看。與香港書展期間，規模逐步擴大的內地出版攤位、越來越多的大陸遊客參觀買書相比，兩岸似乎還需要更多的努力，才可以打開「櫥窗」，互相看到彼此更多的文化心靈。■
從台北市政府的地鐵口出來，等待書展接駁巴士的隊伍，排起了長龍。搭車到達場館，各個攤位前，看書的人很多，大包小包的買，也忙壞了場內的快遞公司。一位馬來西亞人士說，他是台北書展的常客，開幕當天，他和女友就買了六天的通票，才一兩天，兩大箱的書已託快遞公司寄回大馬。
二零一零年台北國際書展從一月二十七日到二月一日，為期六天，超過八百八十三家各地出版社、一千八百多個攤位參與，四百場文化活動，五十二萬人次參觀，把位於台北世貿中心的三個場館，擠得水洩不通。
由台灣行政院新聞局主辦、非營利性質的台北書展基金會承辦、台北市文化局協辦的台北國際書展，今年已是第十八屆。肩負「國際交流」、「出版專業」、「閱讀生活」三大功能，原本只是展示「櫥窗」的書展(Exhibition)，成了名副其實的書市（Fair）。
不禁讓人想起每年七月的香港書展，同樣是穿梭不停的讀者人流、豐富多彩的各項文化活動，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集聚一堂。尤其是今年台北書展的特色之一「全球華人作家會」，也邀請世界各地的優秀華人作家來台交流。哈金、劉震雲、畢飛宇、吳曉波、張大春、楊照、郭小櫓、陳冠中、駱以軍、黎紫書、李長聲、梁文道、馬家輝、舒國治等有些曾亮相香港書展，和讀者分享各地的創作經驗和體會。零九年超過九十萬人次的香港書展，似乎碰到了後來居上的對手。都以自由、開放、多元和「讀書無禁區」為特色的兩地書展，對全球華人來說，究竟誰更有吸引力？
今次到訪台北書展的知名旅美作家哈金，前年也是香港書展的演講嘉賓。用非母語創作的他，曾多次榮獲國際文學大獎，今年還在台灣出版了兩本新作品《落地》和散文集《在他鄉寫作》。短篇小說集《落地》以紐約新中國城為背景、描寫掙扎的移民經驗，更是首次由哈金自己完成中文翻譯。到訪台北書展，座談的焦點自然也是移民經驗和非母語創作，特地趕來的讀者把兩場講座現場擠得水洩不通。雖然行程倉促，急於趕回美國教書的哈金幾乎沒有時間「逛書展」，但對比香港書展，哈金對台北的讀者印象頗深：「他們好像更深入我的作品本身，還專門問我翻譯的問題，一字一句要怎麼處理，提得非常仔細。」
第一次到訪台北書展的大陸作家畢飛宇感嘆：「可能也和我走的館有關係，感覺上台北書展的文學性好像要比香港書展強一些，我記得香港書展的時候，明星啊、漂亮小女孩要更多一些。但無論是管理、規模，香港書展也好，台北書展也罷，放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不遜色。當然在圖書種類方面，也許還可以更豐富一些。」讓他沒有想到的，是自己在台灣，會遇見那麼多熱心的讀者，用他的話說，「如果台灣的讀者不知道我，我不會介意；如果台灣的讀者知道我，我格外高興」。他的《推拿》已由九歌出版社推出台灣版，更選入《中國時報》「二零零九年開卷十大好書．中文創作」。
畢飛宇站在出版社的簽名現場，很早就有慕名而來的讀者排隊買書、要求簽名，與他合影。「雖然大家都是用中文創作，由於種種原因，隔開那麼遠。作家面對自己的作品，就像家長面對子女一樣，總希望讀者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作品身上。當你在這裏，有知音、有讀者，看到那麼多笑臉、那麼多朋友，那麼多人願意和你探討你的作品。這種高興是發自內心的。」
雖然大陸作家在書展現場頗受歡迎，可在剛剛卸任台北書展基金會董事長﹑聯經出版集團董事長林載爵眼裏，任內最遺憾的，還是沒辦法讓大陸的出版社前來設立攤位參展，大陸出版人士只能以私人身份參觀，而到訪台灣的大陸客因為受行程限制，也鮮有機會到書展走走看看。與香港書展期間，規模逐步擴大的內地出版攤位、越來越多的大陸遊客參觀買書相比，兩岸似乎還需要更多的努力，才可以打開「櫥窗」，互相看到彼此更多的文化心靈。■
爱是永不止息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Love is patient; love is kind; love is not envious pr boastful or arroga nt or rude. It does not insist on its own way; it is not irritable or re sentful; it does not rejoice in wrongdoing, but rejoices in the truth. I t bears all things, hopes all things, endures all things. Love never end s.
《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 3章
Love is patient; love is kind; love is not envious pr boastful or arroga nt or rude. It does not insist on its own way; it is not irritable or re sentful; it does not rejoice in wrongdoing, but rejoices in the truth. I t bears all things, hopes all things, endures all things. Love never end s.
《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 3章
一言既出
舉牌的災難
文章日期：2010年2月10日
【明報專訊】在台北書展做主持和演講的經驗皆跟香港有異。在香港書展，講座閉門舉行，觀眾都坐定了，台上的人便可集中精神跟台下交流，眼睛彼此看著，比較不會分心。
台北呢，剛相反，講座場地設在會場各處，最大的地方是會場中央，稱為「主題廣場」，擺放了百多個座位，但都沒有靠背，只是長長的塑膠椅子，觀眾隨時可以坐下或離開，四周的書展參觀者亦可在旁邊走來走去，容易分散台上講者的注意力。更糟糕的是音響設備不算好，透過咪高峰喊出來的聲音是散弱的，書展雜音亦對交流過程構成了干擾，令嘉賓講得加倍吃力。
我主持哈金講座時，因為剛從機場趕到會場，心神未定，望著台下旁邊到處人頭湧湧，心裡不免感到煩躁，但仍要強顏歡笑保持禮貌，實在不太好受；幸好觀眾的提問水平又普遍高於香港，遂能提振精神。
會場內同時設了幾個沙龍講座，用顏色區分，藍沙龍、紅沙龍、黃沙龍，各有活動，華洋各異，百花齊放，雖然都是吵雜的，卻在整體觀感上比香港書展的文化氣氛趨向多元和濃厚，有點似「遍地烽火」，不同的閱讀族群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心頭好。
台北書展又有一處跟香港相異：容許出版社員工「舉牌遊行」，許多年輕人高高舉起發泡膠製宣傳牌板，在會場內由東走到西，再由南走向北，召喚客人注意某些新書和某些作家。
於是我對台灣作家老友們說，嘿，哥兒們，我明年要出小說了，如果銷情欠佳，麻煩你們賣個面子，替我舉牌打書。楊照問，牌上寫什麼？我笑道，就寫「請同情一下這個香港男人」吧！又道，如果牌板夠大，也可多寫幾句，「他寫時評，失敗；改寫散文，又失敗；如今改寫小說，是最後一擊！請給他同情分！」。
老友們都笑了。還說如果這樣還賣不了書，索性租一輛小貨車，像選舉拉票一樣，替我從台灣北開到台灣南，站在車頂，用咪高峰召客。
說定了，明年書展或許是我的「最後一擊」了。想來也真失敗。為免連累老友難堪，唯有奮力把小說寫好，預先提防這舉牌的災難。決定，「不舉」。（書展‧一）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文章日期：2010年2月10日
【明報專訊】在台北書展做主持和演講的經驗皆跟香港有異。在香港書展，講座閉門舉行，觀眾都坐定了，台上的人便可集中精神跟台下交流，眼睛彼此看著，比較不會分心。
台北呢，剛相反，講座場地設在會場各處，最大的地方是會場中央，稱為「主題廣場」，擺放了百多個座位，但都沒有靠背，只是長長的塑膠椅子，觀眾隨時可以坐下或離開，四周的書展參觀者亦可在旁邊走來走去，容易分散台上講者的注意力。更糟糕的是音響設備不算好，透過咪高峰喊出來的聲音是散弱的，書展雜音亦對交流過程構成了干擾，令嘉賓講得加倍吃力。
我主持哈金講座時，因為剛從機場趕到會場，心神未定，望著台下旁邊到處人頭湧湧，心裡不免感到煩躁，但仍要強顏歡笑保持禮貌，實在不太好受；幸好觀眾的提問水平又普遍高於香港，遂能提振精神。
會場內同時設了幾個沙龍講座，用顏色區分，藍沙龍、紅沙龍、黃沙龍，各有活動，華洋各異，百花齊放，雖然都是吵雜的，卻在整體觀感上比香港書展的文化氣氛趨向多元和濃厚，有點似「遍地烽火」，不同的閱讀族群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心頭好。
台北書展又有一處跟香港相異：容許出版社員工「舉牌遊行」，許多年輕人高高舉起發泡膠製宣傳牌板，在會場內由東走到西，再由南走向北，召喚客人注意某些新書和某些作家。
於是我對台灣作家老友們說，嘿，哥兒們，我明年要出小說了，如果銷情欠佳，麻煩你們賣個面子，替我舉牌打書。楊照問，牌上寫什麼？我笑道，就寫「請同情一下這個香港男人」吧！又道，如果牌板夠大，也可多寫幾句，「他寫時評，失敗；改寫散文，又失敗；如今改寫小說，是最後一擊！請給他同情分！」。
老友們都笑了。還說如果這樣還賣不了書，索性租一輛小貨車，像選舉拉票一樣，替我從台灣北開到台灣南，站在車頂，用咪高峰召客。
說定了，明年書展或許是我的「最後一擊」了。想來也真失敗。為免連累老友難堪，唯有奮力把小說寫好，預先提防這舉牌的災難。決定，「不舉」。（書展‧一）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2/07/2010
“踏风踏浪”53小时生还的琼海潭门柯开深
中新社海口2月7日电 题：特写：印尼沉船事件生还者柯开深回到海南岛
中新社记者 关向东
7日晚7时50分，印尼“海豚”号快艇沉船事件的生还者、海南琼海籍潭门镇草堂村委会人柯开深飞回海南岛。
7日晨8:50分，他搭乘南航CZ388从雅加达飞回广州，再转乘南航CZ6778飞回海口。
得知飞机降落的消息后，柯开深19岁的儿子，一个高大文静的海南仔，一直站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接机处左外侧向内观望，热切而沉静，让人联想起他父亲“踏风踏浪”53小时，与怒海砥砺时展示出的生命的沉着。
8时10分，柯开深身穿黑底白条纹衬衫，拖着一辆小号深色随身行李箱，低着头匆匆走进机场抵达厅，显得颇为疲惫。
他和来接机的家属非常低调地走出了大厅，现场没有任何热烈的仪式。直到一位斯文的先生来喊他的儿子时，一众记者方反应过来：刚刚那位精干、瘦削、古铜色的汉子就是柯开深。
柯开深和他的太太匆匆走向一辆七座白色长安之星旅行车。在让记者抓拍数张照片后，他敏捷地登车坐在左后位，他的太太和儿子紧挨着他坐下。
来接机的一位身量颇为壮实的先生，向记者们说：“他受苦啦。让他赶紧回家吧。”
海南省琼海市外事侨务办主任陈海燕匆匆赶到机场，望着柯家的车在夜幕中远去，为这一经历了生死考验的弄海人家今夜的团圆祝福。
据中国驻印尼使馆通报，1月27日印尼“海豚”号的快艇在从印尼多波前往马鲁古省时沉没，33人遇险，其中24人为中国公民，6名为海南人，目前已经核实其中1名获救及4名失踪人员身份，1名失踪者身份正在核实中。迄今事件中唯一的生还者就是琼海市潭门镇人柯开深。（完）
2/06/2010
花開花落
花開花落
文章日期：2010年2月5日
【明報專訊】影片結尾的那一幕，女主角Seraphine一手提著那一把我們在巴黎盧森堡公園以至法國城鄉各地任何公園隨處可見的露天遊移擺放的鑄鐵單椅，走向山坡上那棵巨大無比的老樹下，把椅那麼一放就安好坐下，看樹，聽風，望天——
終其餘生，即使再沒有機會與知己說上一句話，沒有機會再用畫筆用雙手通宵達旦塗畫以其質樸原始風格叫人眼前一亮的畫作，她也經已滿足。因為在生命中某個時空段落，她有如上帝派來的天使，以一己之光，照亮了某些人生的陰鬱迂迴，叫人三思自己為何裝模作樣矯揉造作無法像她一樣以素顏直面人生。也無法虔誠的死心塌地的擁抱自己真正所愛。說白了，一般人就是拿不出犧牲的勇氣和決心。
生前沒有機會出席自己的第一次個人畫展的法國素人畫家，Seraphine的人生晚年是在瘋人院度過的。瘋人院，其實不也就是世上其他自以為正常但實在更可憐更失落的人為異己所設立的建制。我們雖然不必以瘋以狂為長處為賣點，但卻肯定瘋狂本身就是生命熱情所在。情慾一旦激發，展開追求肆意，擁有，背叛，離棄，再擁有，主動被動，都在轟轟烈烈不斷進行中。直到有一天，像Seraphine一樣赤足行路，涉水渡河，登上彼岸之後回頭一望，原來一切都早由造物主安排，自然有如花開花落。[歐陽應霽]
文章日期：2010年2月5日
【明報專訊】影片結尾的那一幕，女主角Seraphine一手提著那一把我們在巴黎盧森堡公園以至法國城鄉各地任何公園隨處可見的露天遊移擺放的鑄鐵單椅，走向山坡上那棵巨大無比的老樹下，把椅那麼一放就安好坐下，看樹，聽風，望天——
終其餘生，即使再沒有機會與知己說上一句話，沒有機會再用畫筆用雙手通宵達旦塗畫以其質樸原始風格叫人眼前一亮的畫作，她也經已滿足。因為在生命中某個時空段落，她有如上帝派來的天使，以一己之光，照亮了某些人生的陰鬱迂迴，叫人三思自己為何裝模作樣矯揉造作無法像她一樣以素顏直面人生。也無法虔誠的死心塌地的擁抱自己真正所愛。說白了，一般人就是拿不出犧牲的勇氣和決心。
生前沒有機會出席自己的第一次個人畫展的法國素人畫家，Seraphine的人生晚年是在瘋人院度過的。瘋人院，其實不也就是世上其他自以為正常但實在更可憐更失落的人為異己所設立的建制。我們雖然不必以瘋以狂為長處為賣點，但卻肯定瘋狂本身就是生命熱情所在。情慾一旦激發，展開追求肆意，擁有，背叛，離棄，再擁有，主動被動，都在轟轟烈烈不斷進行中。直到有一天，像Seraphine一樣赤足行路，涉水渡河，登上彼岸之後回頭一望，原來一切都早由造物主安排，自然有如花開花落。[歐陽應霽]
2/05/2010
中山大學教授、內地紀錄片導演艾曉明
拒絕忘記：觀影、天災與名字
文章日期：2010年2月5日
【明報專訊】編按：中山大學教授、內地紀錄片導演艾曉明，早前獲西蒙波娃女權獎。她的維權片子遠不止於為婦女權益發聲——從紀錄太石村民主選舉被暴力推倒、湖南愛滋村的實，以至川震豆腐渣工程下的幼魂——她站在弱勢的一邊、位處維權運動險要的浪頭。去年她終受到當局明恍恍的打壓，被禁過境參與香港《我們的娃娃》和《公民社會》放映座談，也自是不允前赴法國領獎。
香港有社運人士為支持蟄伏的艾曉明，連續舉辦多場《我》和《公》公開放映。中文大學教授彭麗君寫下觀後的種種沉思。
2008年5.12四川大地震，一個曾令香港全市悲慟的特大天災。
回想一下，當天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牽動了差不多每一個中國人的熱情和神經，我們甚至可以用聒噪熱鬧來形容香港人當日的集體悲天憫人。今天我們撫心自問，當天的眼淚確實是真心的，捐出來的金錢甚至是沒有銅臭的。可是，一年多而已，為什麼這事件對今天的香港而言，竟然是那麼遙遠，為什麼當天由衷的熱情會這麼容易被耗盡而枯竭？
自拍的註腳
近日有機會觀看由艾曉明導演拍攝的《我們的娃娃》和《公民調查》兩部獨立電影，我實在無言。在如此大是大非前，個人的理智和感情都變得軟弱無助：成千上萬孩子枉死的貪腐官員和商家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包庇下沒有一個要承擔責任，而民間自發去調查校舍豆腐渣工程的一介百姓卻被控顛覆國家，正面對一個可能極長的刑期，這是一件無法讓任何一種認知和道德觀所諒解的事件。
四川大地震除了是一個所謂千年不遇的特大天災外，也曾經被看成是一個國家開放的契機。像野火般蔓延的大量文字和影像報道，由主流媒體和民間在不同渠道發出，讓全世界了解和參與了整個救災過程。很多論者從中觀察到當局對新聞自由的新體會，態度由壓制轉為包容；《我們的娃娃》就是在這樣一個環境下出現，不過反映出來的卻完全是開放的相反。
艾曉明在事發後收到和蒐集了很多當地居民自拍的影像和故事，內容很多也涉及到校舍豆腐渣工程以及當局的蓄意隱瞞，驅使她把這些影像組成一部完整的電影，以紀念當中死去的無辜學生和孩子們的父母，也為這個介乎於天災與人禍中的一件悲劇留一個歷史註腳。
影片主要分為三段，第一段重現地震發生後的災情以及父母們的悲痛，重複我們一年前在媒體中看到的人間慘劇，第二及第三段講述父母們和各界人士對豆腐渣工程的證據挖掘，以及當局因應的打壓和隱瞞。第一段我看得特別辛苦，主要是我再不願意看到自己消費別人的傷痛；但之後的另外兩段，讓我這個觀者重新審視第一段影像的意義：我對這個天災的影像消費以及由過度消費而出現的快速遺忘，是否也包含了自己某種對權力的包庇和對不義的視而無睹？
以攝影機的搖晃和關閉終結
其中一段影像讓我印象特別深刻：幾個家長代表到市委辦公室與官員會面，聽取建築審核專家的調查報告，這是一個不公開的閉門會議。在會議途中官員發覺有家長在錄影，態度因此突然轉變，由恐懼而引發橫蠻，指令家長必須停止錄影，家長不服，寧願終止會議也不肯屈從，段落最後以攝影機的搖晃和關閉而終結。那段影像非常獨特，錄影機只是隨意放在桌上，沒有調校鏡頭的位置，幽暗的畫面的下半部分是冰冷的會議室長桌，構圖有點像當天令全世界驚為天人的張藝謀《黃土地》鏡頭，只是在這段畫面的上半部分我們再看不到農民對堅實土地不卑不亢的沉生活，而是一個一個沒有頭的官員上半身，侃侃而談他們的報告，以及最終露出來對老百姓的專橫口。這段非常原始質樸的影像紀錄，可以成為對今天影像媒體的一段後設評論：在這樣一個影像爆棚的世界裏，影像的拍攝者和觀看者究竟還有什麼責任？我們對影像的製作和消費究竟有沒有一條最基本的道德底線？
《公民調查》是《我們的娃娃》的續集，參與拍攝主要只要三人，艾曉明是導演也是攝影，謝貽卉可以說是拍攝隊伍中唯一的工作人員，由雜務到製片到資料蒐集也是她，譚作人在片中的前半段擔任幕前的述者和評論人，後半段因為他的被捕成為故事的主角。
影片紀錄一個簡單的時序過程：地震發生後一年，當局說因為各種困難，無法整理出一份完整的死難者名單；雖然死難人數是工工整整的發布出來，但實際名字就是講不出，對一個戶口監控這樣利害的國家而言，這是匪夷所思的。承擔《我們的娃娃》中死難者父母的心願，艾、謝、譚三人重到災難現場，希望能從民間出發，去組成一份死難學生的名單，過程中得到很多有心人幫助，卻因為事件的政治影響力，遭到當局阻攔，還逮捕譚作人。譚現正在獄中等候宣判，而繼續建立這份名單的工作，則由著名藝術家艾未未及一班志願者薪火相傳。
遇難者父母的願望看來很卑微，只是想為孩子在世上留個名字而已，但當電影繼續發展，觀眾才逐漸理解名字的重要，以及明白當局對發布一份死難者名單所反射出來的恐懼：當一個一個名字和身分挺拔地在紙上躍起，這些孩子就再不是一個與我無干的他者。當天我們的眼淚和捐獻沒有把我們帶到災難現場，媒體大量的再現反而為觀者築起一堵安全的圍牆，我們可以不斷通過自己所謂真實的感情來消費和溶解這些悲劇，而我們和受災者曾經建立的親密關係也在捐獻後結束。但是，當名字在歷史中出現，除了彰顯了生命的尊嚴外，也讓當局和觀者再一次面對我們對他／她們的責任：我們還是否欠死者和生者一個公道？我們在生命無常前顯出的渺小，又有沒有讓自己回到自己身上，反思自己和旁人的關係？
都是中國的政治制度問題
這幾個星期擾攘香港的時事話題，除了法師與模外，就離不開反高鐵和公投的相關事件，以及由此而引發的後九七香港身分問題。有趣的是，雖然這兩件事也隱約觸及中港關係，但對抗者都盡量淡化這方面的含意，把抗爭解釋成香港的內部問題。大家對菜園村的感情和保護，確實能把香港身分這個較抽象的議題坐落到實在的地方、社群和日常生活的建立上，這有助於我們解開對單一香港主體的迷思。但是，年輕人整體的憤怒和香港政改所面對的困局，無論我們如何迴避，最終不依然是一個中國的政治制度問題嗎？從汶川到菜園村，中間千里迢迢，甚至互不相干，但中國政治的現實以及這個政權的不穩定性和自我焦慮，是不是都在各「地方」事件中發揮最終的指導性作用？我最不願意簡化所謂的「中國問題」，一直鞭策自己和學生要用最寬廣和多元的角度來看中國，但當我們迫不得已要面對自己的政治無助時，又實在無法不把這最「深層的矛盾」搬出來。這才是最悲哀的。
一班有心人正安排一系列《我們的娃娃》及《公民調查》的放映活動，有興趣參與人士可以從以下網站取得更多有關資料：http://womendewawa.blogspot.com/
彭麗君--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
[文 彭麗君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文章日期：2010年2月5日
【明報專訊】編按：中山大學教授、內地紀錄片導演艾曉明，早前獲西蒙波娃女權獎。她的維權片子遠不止於為婦女權益發聲——從紀錄太石村民主選舉被暴力推倒、湖南愛滋村的實，以至川震豆腐渣工程下的幼魂——她站在弱勢的一邊、位處維權運動險要的浪頭。去年她終受到當局明恍恍的打壓，被禁過境參與香港《我們的娃娃》和《公民社會》放映座談，也自是不允前赴法國領獎。
香港有社運人士為支持蟄伏的艾曉明，連續舉辦多場《我》和《公》公開放映。中文大學教授彭麗君寫下觀後的種種沉思。
2008年5.12四川大地震，一個曾令香港全市悲慟的特大天災。
回想一下，當天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牽動了差不多每一個中國人的熱情和神經，我們甚至可以用聒噪熱鬧來形容香港人當日的集體悲天憫人。今天我們撫心自問，當天的眼淚確實是真心的，捐出來的金錢甚至是沒有銅臭的。可是，一年多而已，為什麼這事件對今天的香港而言，竟然是那麼遙遠，為什麼當天由衷的熱情會這麼容易被耗盡而枯竭？
自拍的註腳
近日有機會觀看由艾曉明導演拍攝的《我們的娃娃》和《公民調查》兩部獨立電影，我實在無言。在如此大是大非前，個人的理智和感情都變得軟弱無助：成千上萬孩子枉死的貪腐官員和商家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包庇下沒有一個要承擔責任，而民間自發去調查校舍豆腐渣工程的一介百姓卻被控顛覆國家，正面對一個可能極長的刑期，這是一件無法讓任何一種認知和道德觀所諒解的事件。
四川大地震除了是一個所謂千年不遇的特大天災外，也曾經被看成是一個國家開放的契機。像野火般蔓延的大量文字和影像報道，由主流媒體和民間在不同渠道發出，讓全世界了解和參與了整個救災過程。很多論者從中觀察到當局對新聞自由的新體會，態度由壓制轉為包容；《我們的娃娃》就是在這樣一個環境下出現，不過反映出來的卻完全是開放的相反。
艾曉明在事發後收到和蒐集了很多當地居民自拍的影像和故事，內容很多也涉及到校舍豆腐渣工程以及當局的蓄意隱瞞，驅使她把這些影像組成一部完整的電影，以紀念當中死去的無辜學生和孩子們的父母，也為這個介乎於天災與人禍中的一件悲劇留一個歷史註腳。
影片主要分為三段，第一段重現地震發生後的災情以及父母們的悲痛，重複我們一年前在媒體中看到的人間慘劇，第二及第三段講述父母們和各界人士對豆腐渣工程的證據挖掘，以及當局因應的打壓和隱瞞。第一段我看得特別辛苦，主要是我再不願意看到自己消費別人的傷痛；但之後的另外兩段，讓我這個觀者重新審視第一段影像的意義：我對這個天災的影像消費以及由過度消費而出現的快速遺忘，是否也包含了自己某種對權力的包庇和對不義的視而無睹？
以攝影機的搖晃和關閉終結
其中一段影像讓我印象特別深刻：幾個家長代表到市委辦公室與官員會面，聽取建築審核專家的調查報告，這是一個不公開的閉門會議。在會議途中官員發覺有家長在錄影，態度因此突然轉變，由恐懼而引發橫蠻，指令家長必須停止錄影，家長不服，寧願終止會議也不肯屈從，段落最後以攝影機的搖晃和關閉而終結。那段影像非常獨特，錄影機只是隨意放在桌上，沒有調校鏡頭的位置，幽暗的畫面的下半部分是冰冷的會議室長桌，構圖有點像當天令全世界驚為天人的張藝謀《黃土地》鏡頭，只是在這段畫面的上半部分我們再看不到農民對堅實土地不卑不亢的沉生活，而是一個一個沒有頭的官員上半身，侃侃而談他們的報告，以及最終露出來對老百姓的專橫口。這段非常原始質樸的影像紀錄，可以成為對今天影像媒體的一段後設評論：在這樣一個影像爆棚的世界裏，影像的拍攝者和觀看者究竟還有什麼責任？我們對影像的製作和消費究竟有沒有一條最基本的道德底線？
《公民調查》是《我們的娃娃》的續集，參與拍攝主要只要三人，艾曉明是導演也是攝影，謝貽卉可以說是拍攝隊伍中唯一的工作人員，由雜務到製片到資料蒐集也是她，譚作人在片中的前半段擔任幕前的述者和評論人，後半段因為他的被捕成為故事的主角。
影片紀錄一個簡單的時序過程：地震發生後一年，當局說因為各種困難，無法整理出一份完整的死難者名單；雖然死難人數是工工整整的發布出來，但實際名字就是講不出，對一個戶口監控這樣利害的國家而言，這是匪夷所思的。承擔《我們的娃娃》中死難者父母的心願，艾、謝、譚三人重到災難現場，希望能從民間出發，去組成一份死難學生的名單，過程中得到很多有心人幫助，卻因為事件的政治影響力，遭到當局阻攔，還逮捕譚作人。譚現正在獄中等候宣判，而繼續建立這份名單的工作，則由著名藝術家艾未未及一班志願者薪火相傳。
遇難者父母的願望看來很卑微，只是想為孩子在世上留個名字而已，但當電影繼續發展，觀眾才逐漸理解名字的重要，以及明白當局對發布一份死難者名單所反射出來的恐懼：當一個一個名字和身分挺拔地在紙上躍起，這些孩子就再不是一個與我無干的他者。當天我們的眼淚和捐獻沒有把我們帶到災難現場，媒體大量的再現反而為觀者築起一堵安全的圍牆，我們可以不斷通過自己所謂真實的感情來消費和溶解這些悲劇，而我們和受災者曾經建立的親密關係也在捐獻後結束。但是，當名字在歷史中出現，除了彰顯了生命的尊嚴外，也讓當局和觀者再一次面對我們對他／她們的責任：我們還是否欠死者和生者一個公道？我們在生命無常前顯出的渺小，又有沒有讓自己回到自己身上，反思自己和旁人的關係？
都是中國的政治制度問題
這幾個星期擾攘香港的時事話題，除了法師與模外，就離不開反高鐵和公投的相關事件，以及由此而引發的後九七香港身分問題。有趣的是，雖然這兩件事也隱約觸及中港關係，但對抗者都盡量淡化這方面的含意，把抗爭解釋成香港的內部問題。大家對菜園村的感情和保護，確實能把香港身分這個較抽象的議題坐落到實在的地方、社群和日常生活的建立上，這有助於我們解開對單一香港主體的迷思。但是，年輕人整體的憤怒和香港政改所面對的困局，無論我們如何迴避，最終不依然是一個中國的政治制度問題嗎？從汶川到菜園村，中間千里迢迢，甚至互不相干，但中國政治的現實以及這個政權的不穩定性和自我焦慮，是不是都在各「地方」事件中發揮最終的指導性作用？我最不願意簡化所謂的「中國問題」，一直鞭策自己和學生要用最寬廣和多元的角度來看中國，但當我們迫不得已要面對自己的政治無助時，又實在無法不把這最「深層的矛盾」搬出來。這才是最悲哀的。
一班有心人正安排一系列《我們的娃娃》及《公民調查》的放映活動，有興趣參與人士可以從以下網站取得更多有關資料：http://womendewawa.blogspot.com/
彭麗君--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
[文 彭麗君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2/04/2010
讀點詩吧：倉央嘉措《情歌》——世間事
我知道，推薦詩歌是死穴
文章日期：2010年2月4日
【明報專訊】倉央嘉措，蒙語意為「梵音海」，生於清康熙二十二年，14歲時被認定為五世達賴喇嘛之轉世靈童，出家受沙彌戒，迎至西藏布達拉宮司西平措殿堂坐（「坐」即繼位大典）。後身陷政治風波，被五世親信以「耽於酒色，不守清規」為由，奏稟康熙帝予以廢黜。他應詔赴京，卒於青海湖畔，年僅24歲。
黃教領袖的生活維持了十年，留下的卻不是宗教教義，而是一冊《情歌》集。倉央嘉措的思慕情人、宮廷密會傳說，和他的詩歌一樣流傳至今。這位離經叛道的達賴喇嘛用藏文成詩，後人的譯文有以七律為之，也有白話行文，不乏我們耳熟能詳的段落：
「留人間多少愛，迎浮世千重變。和有情人，做快樂事，別問是劫是緣。」是《青蛇》裏的梵音，也是倉央嘉措的立身之言。
又如「自慚多情汙梵行，入山又恐誤傾城。世間哪得雙全法，不負如來不負卿？」《情癲大聖》，情癲大僧。
儘管因為時間久遠，有些詩作已經真偽原仿難辨，但他大部分的詩，總讓人聯想到李後主，或是蘇曼殊：細膩雋永，窮而後工，國家不幸詩家幸。《倉央嘉措詩傳》蒐集了他幾乎全部的傳世作品，對他的生平也作了詳細的介紹和評述。美中不足的是編者站在為活佛正名的立場，試圖澄清情僧的緋聞，證明活佛的稱職，不由得偏離了為情僧作傳的目的，頗有幾分皇帝不急急太監的意思，這又何苦來哉。
民間對情僧始終保留好感，藏地民歌中有「他所追求的，和我們並沒有兩樣」這樣的詞句。關於他最後的命運，也有更仁慈的想像，傳說押解途中風雪倏至，而他隱入風雪消失；又說被押解的官兵放走，遊歷四方，最後於內蒙古落腳，擔任寺廟住持，64歲圓寂……（可見《倉央嘉措經卷》，www.cyjc.org/）
藏地總是充滿了推衍的故事，《八廓曼陀羅》裏的故事，也是從大昭寺和小昭寺周圍的那片街區開始的。八廓街的地理、歷史、人文，每年吸引全世界的人前來探求。作者說：「十餘年來，無論我路過還是居住在拉薩，八廓街永遠帶給我生機，我永遠會在縱橫交錯的巷弄中迷路，永遠會遇到謎一般的光線……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在尋找一個解釋，這個解釋就是榮格對曼陀羅的解釋：曼陀羅代表形成、轉化、不朽精神的永恒再創造。」
《八廓曼陀羅》中有專門的一節留給了倉央嘉措，標題是：「情歌還是道歌」。這一回，作者的文字功底出，恰可與前書互傳，彌補遺憾。
我個人最喜歡的倉央嘉措詩沒有標題，只有寥寥數語——「好多年了，你一直在我的傷口中幽居。我放下過天地，卻從未放下過你。我生命中的千山萬水，任你一一告別。世間事，除了生死，哪一件不是閒事。」——我想，應該是情歌吧。
[文 不小可]
2/03/2010
2/02/2010
1/31/2010
章詒和:《論語》學來是給自己用的
《論語》學來是給自己用的
文章日期：2010年1月31日
【明報專訊】1957年前，我不曾讀《論語》，也不感興趣。1957年夏季，報紙上登出父親的反動言論。其中有這樣一條：「毛澤東 還是半部《論語》治天下。」
大人們都說：「這話的性質太嚴重了！」既然那麼嚴重，那我就有必要把《論語》找來看看。我就讀的北京師大女附中有教學實驗性質，普通學校只有「語文」課，而我們是將「語文」分為「文學」和「漢語」兩門課程。萬不想秋季開學，「文學」裏的第一課，就是《論語》選讀：「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忙不迭收拾書包，登上自行車跑回家。
一頭撞進父親的書房，大叫：「爸爸，我讀《論語》啦！新發的課本裏有《論語》，那他們為什麼批判你講的『半部《論語》治天下』是反動言論呢？」
父親大悅，誇我會想問題。此後，讀《論語》成為我的功課，成為父親的快樂。誦讀《論語》，父親很少講解，他的觀點是古文讀多了，自然就懂了。後來的一切也證明，這個不求甚解的主張，多少有些道理的，因為文字壓根兒就是潛移默化的東西。
深一腳、淺一腳——止都止不住
1957年後，跟父母一起經歷曲折坎坷，我漸漸體會到一本《論語》，無非是教導我們如何做人罷了。你覺得它淺，它就淺，淺如「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你認為它深，它便深，深似「朝聞道，夕死可矣。」於是，我也就深一腳、淺一腳地看下去。《論語》學來是給自己用的。年齡不同，閱歷不同，學識不同，對它的理解自也不同。所以，也毋須在電視講壇裏給大家找個指導老師。那老師像個水龍頭，只要一擰開，《論語》就成了自來水——「嘩嘩」地洶湧而下，流呀，流呀，止都止不住。挺好，也挺嚇人。
《論語》裏的一些經典格言，我是會背的，也僅僅是會背。事情的變化，發生在勞改隊。我發配到荒野，站在山之巔，我們這些女囚的勞動任務是把半人多高的荊棘、茅草，統統斬盡砍光。勞改農場設在陰濕高寒地區，出太陽，即為烈日，不出太陽則是陰雨濃霧，哪裏去尋人間四月芳菲天？我第一次上陣，就遇到雨夾雪。不停地揮動砍刀。不到一個時辰，我的兩個手心、手背和胳臂，佈滿近百條刀痕與血痕——它們是荊棘扎的，草的鋒利邊緣劃的。真的不明白，看挺柔軟的草木，怎麼都成為利器？我偷偷地哭，不敢出聲，淚水攪和雨水一起從面頰滾落。人濕透，心濕透。我雙手合攏，仰望上蒼，懇求天堂的父親保佑我——保佑身處地獄的女兒，不致倒下。絕對不能倒下啊，不能病，不能死，不能瘋，否則，將無以自拔，也永無出頭之日了。
鼓舞疲憊的獨行者和普通人
我拿什麼來拯救自己？唯有父母的身影和教導。這時，和父親一起讀的《論語》裏的許多話：「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以及孟子說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都自然而然浮顯出來。每個字都那麼鏗鏘有力，好像都是針對我在講。它們激勵我的意志，也溫暖我的心。當然，勇氣並非全部來自書本，但書本裏的道理和精神，如果真的接受了，進入了心靈，那就可以轉化為勇氣。再說，生活就是這樣，把你逼到死角，自然就堅強了。悲傷到極點，命運就會對你微笑。
我至今認為，無論是律己還是待人，孔子制定的標準都太高，這個標準在現實世界幾乎難以存立，但它又確實在教育我們去完成這個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孔子長眠之地，在孔廟附近。現在已是旅遊勝地，有很多人去拜謁，祭奠，尋蹤。我雖不曾去過，但墳塋下的哲人，一直鼓舞像我這樣深感疲憊的獨行者和普通人。
[文 章詒和 編輯 黃靜 電郵 mpcentury@mingpao.com]
文章日期：2010年1月31日
【明報專訊】1957年前，我不曾讀《論語》，也不感興趣。1957年夏季，報紙上登出父親的反動言論。其中有這樣一條：「毛澤東 還是半部《論語》治天下。」
大人們都說：「這話的性質太嚴重了！」既然那麼嚴重，那我就有必要把《論語》找來看看。我就讀的北京師大女附中有教學實驗性質，普通學校只有「語文」課，而我們是將「語文」分為「文學」和「漢語」兩門課程。萬不想秋季開學，「文學」裏的第一課，就是《論語》選讀：「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忙不迭收拾書包，登上自行車跑回家。
一頭撞進父親的書房，大叫：「爸爸，我讀《論語》啦！新發的課本裏有《論語》，那他們為什麼批判你講的『半部《論語》治天下』是反動言論呢？」
父親大悅，誇我會想問題。此後，讀《論語》成為我的功課，成為父親的快樂。誦讀《論語》，父親很少講解，他的觀點是古文讀多了，自然就懂了。後來的一切也證明，這個不求甚解的主張，多少有些道理的，因為文字壓根兒就是潛移默化的東西。
深一腳、淺一腳——止都止不住
1957年後，跟父母一起經歷曲折坎坷，我漸漸體會到一本《論語》，無非是教導我們如何做人罷了。你覺得它淺，它就淺，淺如「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你認為它深，它便深，深似「朝聞道，夕死可矣。」於是，我也就深一腳、淺一腳地看下去。《論語》學來是給自己用的。年齡不同，閱歷不同，學識不同，對它的理解自也不同。所以，也毋須在電視講壇裏給大家找個指導老師。那老師像個水龍頭，只要一擰開，《論語》就成了自來水——「嘩嘩」地洶湧而下，流呀，流呀，止都止不住。挺好，也挺嚇人。
《論語》裏的一些經典格言，我是會背的，也僅僅是會背。事情的變化，發生在勞改隊。我發配到荒野，站在山之巔，我們這些女囚的勞動任務是把半人多高的荊棘、茅草，統統斬盡砍光。勞改農場設在陰濕高寒地區，出太陽，即為烈日，不出太陽則是陰雨濃霧，哪裏去尋人間四月芳菲天？我第一次上陣，就遇到雨夾雪。不停地揮動砍刀。不到一個時辰，我的兩個手心、手背和胳臂，佈滿近百條刀痕與血痕——它們是荊棘扎的，草的鋒利邊緣劃的。真的不明白，看挺柔軟的草木，怎麼都成為利器？我偷偷地哭，不敢出聲，淚水攪和雨水一起從面頰滾落。人濕透，心濕透。我雙手合攏，仰望上蒼，懇求天堂的父親保佑我——保佑身處地獄的女兒，不致倒下。絕對不能倒下啊，不能病，不能死，不能瘋，否則，將無以自拔，也永無出頭之日了。
鼓舞疲憊的獨行者和普通人
我拿什麼來拯救自己？唯有父母的身影和教導。這時，和父親一起讀的《論語》裏的許多話：「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以及孟子說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都自然而然浮顯出來。每個字都那麼鏗鏘有力，好像都是針對我在講。它們激勵我的意志，也溫暖我的心。當然，勇氣並非全部來自書本，但書本裏的道理和精神，如果真的接受了，進入了心靈，那就可以轉化為勇氣。再說，生活就是這樣，把你逼到死角，自然就堅強了。悲傷到極點，命運就會對你微笑。
我至今認為，無論是律己還是待人，孔子制定的標準都太高，這個標準在現實世界幾乎難以存立，但它又確實在教育我們去完成這個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孔子長眠之地，在孔廟附近。現在已是旅遊勝地，有很多人去拜謁，祭奠，尋蹤。我雖不曾去過，但墳塋下的哲人，一直鼓舞像我這樣深感疲憊的獨行者和普通人。
[文 章詒和 編輯 黃靜 電郵 mpcentury@mingpao.com]
“地下工作”
翻譯古詩
文章日期：2010年1月31日
【明報專訊】翻譯不容易，有點像苦行僧做功德。翻譯文學作品，是自討苦吃，吃力而不討好，卻又像是狐仙附了身，想擺脫也擺脫不掉，逐漸進入迷譫狀態，舔苦黃連也覺得甜如蜜糖。翻譯詩，那更不用說了，是「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酸甜苦辣具備，好像扛上了十字架走向天國，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嘔心瀝血，雖九死而未悔，一步步踏入香花極樂世界。我有時覺得，從事翻譯，像做地下工作，在隱秘的地下室裏，抱一部發報機，滴滴答答打出一連串密碼，向夢幻的天國傳遞外太空的秘密，居然也在人世散佈了重大的文化信息。
不同的語言文字，有其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與思維脈絡、有其傳統的表達語境，翻譯成另外一種文字，簡直就像變魔術，或許可以歸為另類巫術，本領不亞於移山倒海，可以讓紅海分開，讓出一條傳遞思維意義的康莊大道。翻譯詩歌更了不起，因為還涉及文學想像、意象構築、以及韻律節奏的和諧與變化。實在很難以想像，讀王維的詩，心靈進入空山無人的情景，聽到詩歌展現了諸天雨花的天籟，你要如何走回到另一種文字的紅塵世界，向人們轉述那種刻骨銘心卻又沉潛幽微的激動。自古以來就有人說，完美的翻譯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才會有西諺所謂的「Traduttore, traditore」 （Translator, traitor）。錢鍾書意譯成類似諧音的「翻譯者是反逆者」，而不譯作「翻譯者是叛逆者」，力求音義相近，也真是難為他老人家了。
若是屬於同一語系還好辦，比如說意大利文譯成西班牙文，甚或法文譯成英文，德文譯成波蘭文之類。要是完全不同的語系，如英文與中文的差別，其中隱含了印歐語系與漢藏語系的巨大差距，想要達到嚴復說的「信達雅」，那真是「譯事三難」了。只要我們對照原文，認真看看嚴復的翻譯，就會發現，他的譯文實在「不信」。所謂的「達」，經常是他嚴老先生想要表達的意思，而不一定是原文意思的真實表達。看來也只有「雅」這一層，紹繼桐城文風，合乎標準。
西方人翻譯中國古詩，面臨的困難，想來也不亞於嚴復之「作」《天演論》，不好苛求。以英國的翻譯大家韋利（Arthur Waley）為例，他翻譯《古詩青青河畔草》：「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踫到一連串的疊字，就按中文原來語法，譯成「Green, green,/The grass by the river-bank./ Thick, thick,/The willow trees in the garden./ Sad, sad,/The lady in the tower./ White, white,/Sitting at the casement window./ Fair, fair,/Her red-powdered face./ Small, small,/She puts out her pale hand.」算是「自由譯法」（free translation），既不合英詩規範，又不符通用的英文語法。有趣的是，大家都覺得譯文極為傳神，爭相傳頌，甚至被人讚為拓展了英文修辭的空間。這可算是新創的「陽春白雪」，合乎「雅」的標準。
然而，翻譯大家也有譯錯的時候。《古詩驅車上東門》的開首，韋利譯作「I drive my chariot up to the Eastern Gate，」意思是：駕車到（上）東門去。其實是誤解了原文，因為「上東門」是洛陽十二門當中，東面三門最北的一個門。「上」字不作動詞用。倒是宇文所安譯得對：「I drove my wagon out Upper East Gate」。不過，人們不管這樣的小錯，還是認為，瑕不掩瑜，韋利是翻譯中國古詩的大家。
[文．鄭培凱 學者．詩人 近作有《樹倒猢猻散之後》等]
文章日期：2010年1月31日
【明報專訊】翻譯不容易，有點像苦行僧做功德。翻譯文學作品，是自討苦吃，吃力而不討好，卻又像是狐仙附了身，想擺脫也擺脫不掉，逐漸進入迷譫狀態，舔苦黃連也覺得甜如蜜糖。翻譯詩，那更不用說了，是「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酸甜苦辣具備，好像扛上了十字架走向天國，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嘔心瀝血，雖九死而未悔，一步步踏入香花極樂世界。我有時覺得，從事翻譯，像做地下工作，在隱秘的地下室裏，抱一部發報機，滴滴答答打出一連串密碼，向夢幻的天國傳遞外太空的秘密，居然也在人世散佈了重大的文化信息。
不同的語言文字，有其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與思維脈絡、有其傳統的表達語境，翻譯成另外一種文字，簡直就像變魔術，或許可以歸為另類巫術，本領不亞於移山倒海，可以讓紅海分開，讓出一條傳遞思維意義的康莊大道。翻譯詩歌更了不起，因為還涉及文學想像、意象構築、以及韻律節奏的和諧與變化。實在很難以想像，讀王維的詩，心靈進入空山無人的情景，聽到詩歌展現了諸天雨花的天籟，你要如何走回到另一種文字的紅塵世界，向人們轉述那種刻骨銘心卻又沉潛幽微的激動。自古以來就有人說，完美的翻譯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才會有西諺所謂的「Traduttore, traditore」 （Translator, traitor）。錢鍾書意譯成類似諧音的「翻譯者是反逆者」，而不譯作「翻譯者是叛逆者」，力求音義相近，也真是難為他老人家了。
若是屬於同一語系還好辦，比如說意大利文譯成西班牙文，甚或法文譯成英文，德文譯成波蘭文之類。要是完全不同的語系，如英文與中文的差別，其中隱含了印歐語系與漢藏語系的巨大差距，想要達到嚴復說的「信達雅」，那真是「譯事三難」了。只要我們對照原文，認真看看嚴復的翻譯，就會發現，他的譯文實在「不信」。所謂的「達」，經常是他嚴老先生想要表達的意思，而不一定是原文意思的真實表達。看來也只有「雅」這一層，紹繼桐城文風，合乎標準。
西方人翻譯中國古詩，面臨的困難，想來也不亞於嚴復之「作」《天演論》，不好苛求。以英國的翻譯大家韋利（Arthur Waley）為例，他翻譯《古詩青青河畔草》：「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踫到一連串的疊字，就按中文原來語法，譯成「Green, green,/The grass by the river-bank./ Thick, thick,/The willow trees in the garden./ Sad, sad,/The lady in the tower./ White, white,/Sitting at the casement window./ Fair, fair,/Her red-powdered face./ Small, small,/She puts out her pale hand.」算是「自由譯法」（free translation），既不合英詩規範，又不符通用的英文語法。有趣的是，大家都覺得譯文極為傳神，爭相傳頌，甚至被人讚為拓展了英文修辭的空間。這可算是新創的「陽春白雪」，合乎「雅」的標準。
然而，翻譯大家也有譯錯的時候。《古詩驅車上東門》的開首，韋利譯作「I drive my chariot up to the Eastern Gate，」意思是：駕車到（上）東門去。其實是誤解了原文，因為「上東門」是洛陽十二門當中，東面三門最北的一個門。「上」字不作動詞用。倒是宇文所安譯得對：「I drove my wagon out Upper East Gate」。不過，人們不管這樣的小錯，還是認為，瑕不掩瑜，韋利是翻譯中國古詩的大家。
[文．鄭培凱 學者．詩人 近作有《樹倒猢猻散之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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