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好主意﹕梁文道、馬家輝 齊上路
「香港書展大使」
文章日期：2009年5月21日
【明報專訊】香港書展今年慶祝二十周年，早前已有報道將往內地與台灣作推廣。書展雖在七月底才舉行，但下周末，兩位「香港書展大使」、本地文化人梁文道與馬家輝，便將率先起行，先往北京，與陳丹青、賈樟柯以講座形式作交流；再往上海與陳子善、王安憶對談；後赴廣州與台北，與李公明、謝友順，及詹宏志、張大春，一談香港書展特色，跟其他如台北、北京書展的異同。
在香港年年挨轟的貿發局香港書展，相對在深具文化底蘊的城市如北京與台北所舉辦的大型書展，有何不同？是次香港書展在兩岸舉行的前奏講座，名為「密度：香港書展的關鍵詞」，可以說明香港獨特之處：多年來為香港書展作策劃、顧問工作的馬家輝指出，相對台北書展的深度、北京書展能吸全國出版社與採購商前往採集行業情報的廣度，香港書展不但在參觀的入場人次、參展出版商數量上取勝，亦都因活動繁多、參與作家者眾，香港書展可以成為不同觀點展現的舞台。今年書展將於7月22-28日舉行，亦將舉辦超過180場活動。
馬家輝與梁文道兩位的出版，早已是內地與台灣皆頗有認知，最近二人分別在內地出版新書， 後者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我執》，前者有北京三聯的《死在這裏也不錯》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日月》和《明暗》，月底還將帶新作在上海《東方早報》作客「早報文化講堂」的專題講座。其中，梁文道的新書《我執》，輯錄的2006至07年專欄文字，呈現出新的梁文道，柔軟、溫情，包括他內心的諸種軟弱、難以排解的焦慮，而非過去常見的理性睿智，據知還包括他的愛情與家庭觀，早前他在北京單向街書店跟書 迷見面時便被追問箇中可是真人真事。
而除了馬、梁二人等已為內地熟知的作家外，今年香港書展亦會在北上內地與前往台北期間，為香港不同年代的作家製作介紹展板，擺放在不同場地，如北京中關村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廣州天河購書中心、台北誠品書店，將香港作家引入他處華文讀者之眼。以展板巡演的廿八位作家，從已負盛名的金庸、梁羽生、劉以鬯，至如今年輕當道的陳智德、鄧小樺、謝曉虹、韓麗珠等文學作家，亦有歐陽應霽、鄺穎萱等生活散文作家。籌辦廿年香港書展的貿發局，在此紀念的關鍵日子，終亦發現自己推廣文化的責任，誠為佳事也。
[文／鄭依依]
5/21/2009
5/19/2009
江南省亲之十：人在沪上
K，
昨日沿着外公当年参与设计、建设、管理的沪宁线，回到沪上。
给去年过世的上海妈妈（我的大姨）上了香。“认识”了外公、外婆。
今早，在眉毛和我一样淡如外婆的大姐姐（表姐）家，又上了网，读报不间断。
被留学法国、曾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的姐夫送书两本，他与王道乾合译的杜拉丝之《情人》、《乌发碧眼》；与他人合译的米洛拉德.帕维奇之《哈扎尔辞典》。
天哪，躲不开的杜拉丝。
要和大哥约会去了。
今晚回宁。
昨日沿着外公当年参与设计、建设、管理的沪宁线，回到沪上。
给去年过世的上海妈妈（我的大姨）上了香。“认识”了外公、外婆。
今早，在眉毛和我一样淡如外婆的大姐姐（表姐）家，又上了网，读报不间断。
被留学法国、曾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的姐夫送书两本，他与王道乾合译的杜拉丝之《情人》、《乌发碧眼》；与他人合译的米洛拉德.帕维奇之《哈扎尔辞典》。
天哪，躲不开的杜拉丝。
要和大哥约会去了。
今晚回宁。
阮紀宏：明報人的執著
明報人的執著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9日
【明報專訊】我在《明報》工作的時間不算長，正式的與半正式的加起來也就10年，被邀請寫「明報人」，外界也可能會覺得未必恰當。我之所以有這種顧慮，因為「明報人」給人的印象是嚴謹和認真的，無論整體「明報人」或者個別的，無論他們堅持的是什麼，都執著得令一些人覺得是愚癡可笑，一些人覺得是憨態可掬。我的執著加起來只及《明報》歷史的五分之一。
張波（張健波，《明報》總編輯）多次講要擇善固執，他所謂的善，我不敢代他解釋。但對於「明報人」來說，這個善就是處理新聞的原則。我雖然在《明報》多個版面工作過，還不敢總結出一個處理新聞的全面原則，下面只能講其一，不及其餘。
我加入《明報》的時候正是香港新聞界多事之秋，報業在九七之後是否能夠經受政治壓力 備受質疑，好不容易才證明回歸後新聞自由並未受到重大影響。1998年發生「陳健康事件」，報界的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整體公信力受到嚴重質疑。新聞業團體首次撇開政治理念分歧聯合起來，制定《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當時張波代表新聞行政人員協會，我代表新聞工作者聯會，與記者協會和攝影記者協會的其他6名代表一起，經過反覆爭論，草擬香港新聞業第一份職業道德守則。這份守則後來在新聞界沒有得到積極回應是後話，但對《明報》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固定更正欄向讀者負責
《明報》的新一份《編輯手冊》2001年7月誕生，由於《明報》正式採納了《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所以也附錄在《編輯手冊》中，要求編輯記者遵從。這份《守則》很多篇幅是理念的申述，當中較容易執行的是「若報道有嚴重失實、誤導或歪曲原意，應讓當事人回應，盡快更正」。其實，《明報》從2000年7月起已設有更正欄，將前一天自己發現或被讀者指正的錯誤，主動曝光，以正視聽，也向「受害者」致歉。我們發覺這個做法很好，經過討論，決定將之制度化，並從2002年3月23日開始正正式式將「更正欄」固定在天氣欄旁邊的位置，我們視之為自律行為，是對讀者負責的一部分。
既然公布了投訴電話，就得有人接，可能我在編輯部是個閒人，我的工作範圍增添了接線員這一項。對於有些投訴，我們虛心接受，並馬上糾正；有些我們一時未能改變的做法，也在「編輯室手記」專欄中分別由不同版面的負責人或張波親自解釋。
負責接聽讀者投訴，當中還有很多與新聞或《明報》無關的趣聞軼事，這裏不表，但其中一項卻令我至今耿耿於懷。2001年11月某天，有學生因被揭發考試作弊而自殺，《明報》某記者被指派找名人做反應，問他們在學期間有沒有「出貓」，記者致電聯繫兩名曹姓名人都找不到，只好在留言箱留下問題。結果作家曹捷（陶傑）回電話，回應記者說﹕「每個人讀書必會試過作弊……何必自殺？不如努力讀書當教師，若老師的兒子作弊，你便可罰他！」記者陰差陽錯的張冠李戴，說成是大學教授曹宏威說的。被冤枉的曹宏威所受到的傷害，可想而知。按照《明報》的做法，立即在更正欄給他「澄清」，但曹宏威當然不接受，即使我後來在專欄也把來龍去脈交代一遍，也無補於事。這就是報館即使「自律」，也未必能夠保護到「受害人」。因為他受害的第一現場是頭版，更正卻在第19版的報屁股。
承認錯誤 社評道歉
如何能夠澄清謬誤，的確成了明報人經常探討的問題。2003年發生七一50萬人大遊行，翌年七一大遊行，《明報》事前委託衛星圖片分析專家，利用太空科技的衛星圖片分析軟體，分析出實數應為26.4萬人，主辦當局則說是53萬人。最後，《明報》頭版用了53萬人，內版則報道了也有26.4萬這個數字。後來考慮研究過，發現26.4萬這個數字，比起主辦團體公布的53萬更可信，最後在7月中特別以：「我們計錯了遊行人數，對不起！」為題，發表社評，向讀者致歉。這種澄清的態度，跟《紐約時報》用6個版報道李文和是被（包括該報）冤枉的精神是一樣的。
我在《明報》工作時，還負責過制訂有關新聞倫理的規範，對於記者編輯收受禮物、員工參與遊行、參與政治組織等做出細緻的規範，發動各個部組跟每一名記者編輯討論，但遭到的內外壓力比想像中大，外界有些團體甚至認為這是借倫理規範來遏制員工參與遊行，後來張波也參加了遊行，這個指控才不攻自破。
爾後我離開了《明報》去讀書，據說這個規範就不了了之。我幾敢相信，如果寫好這個守則，將是香港報業史上，第一家報館就新聞倫理操守問題，定出自律的規範。
期待設立「公共編輯」
《明報》創刊50年，祝願是它的第一個50年，以後將會長足發展。1851年創辦的《紐約時報》也是到了153年後的2004年，才有第一份由該報制定的記者編輯道德規範，當然該報在自律方面近年有很大的發展，譬如設立「公共編輯」（類似冤情大使ombudsman的做法），還有對董事局成員的道德操守也做出明確規定，這些都是辦一份質量報（quality newspaper）所必需的。《明報》什麼時候仿效，有待觀之。
[文／阮紀宏 《明報》前副總編輯 編輯／黃靜]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9日
【明報專訊】我在《明報》工作的時間不算長，正式的與半正式的加起來也就10年，被邀請寫「明報人」，外界也可能會覺得未必恰當。我之所以有這種顧慮，因為「明報人」給人的印象是嚴謹和認真的，無論整體「明報人」或者個別的，無論他們堅持的是什麼，都執著得令一些人覺得是愚癡可笑，一些人覺得是憨態可掬。我的執著加起來只及《明報》歷史的五分之一。
張波（張健波，《明報》總編輯）多次講要擇善固執，他所謂的善，我不敢代他解釋。但對於「明報人」來說，這個善就是處理新聞的原則。我雖然在《明報》多個版面工作過，還不敢總結出一個處理新聞的全面原則，下面只能講其一，不及其餘。
我加入《明報》的時候正是香港新聞界多事之秋，報業在九七之後是否能夠經受政治壓力 備受質疑，好不容易才證明回歸後新聞自由並未受到重大影響。1998年發生「陳健康事件」，報界的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整體公信力受到嚴重質疑。新聞業團體首次撇開政治理念分歧聯合起來，制定《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當時張波代表新聞行政人員協會，我代表新聞工作者聯會，與記者協會和攝影記者協會的其他6名代表一起，經過反覆爭論，草擬香港新聞業第一份職業道德守則。這份守則後來在新聞界沒有得到積極回應是後話，但對《明報》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固定更正欄向讀者負責
《明報》的新一份《編輯手冊》2001年7月誕生，由於《明報》正式採納了《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所以也附錄在《編輯手冊》中，要求編輯記者遵從。這份《守則》很多篇幅是理念的申述，當中較容易執行的是「若報道有嚴重失實、誤導或歪曲原意，應讓當事人回應，盡快更正」。其實，《明報》從2000年7月起已設有更正欄，將前一天自己發現或被讀者指正的錯誤，主動曝光，以正視聽，也向「受害者」致歉。我們發覺這個做法很好，經過討論，決定將之制度化，並從2002年3月23日開始正正式式將「更正欄」固定在天氣欄旁邊的位置，我們視之為自律行為，是對讀者負責的一部分。
既然公布了投訴電話，就得有人接，可能我在編輯部是個閒人，我的工作範圍增添了接線員這一項。對於有些投訴，我們虛心接受，並馬上糾正；有些我們一時未能改變的做法，也在「編輯室手記」專欄中分別由不同版面的負責人或張波親自解釋。
負責接聽讀者投訴，當中還有很多與新聞或《明報》無關的趣聞軼事，這裏不表，但其中一項卻令我至今耿耿於懷。2001年11月某天，有學生因被揭發考試作弊而自殺，《明報》某記者被指派找名人做反應，問他們在學期間有沒有「出貓」，記者致電聯繫兩名曹姓名人都找不到，只好在留言箱留下問題。結果作家曹捷（陶傑）回電話，回應記者說﹕「每個人讀書必會試過作弊……何必自殺？不如努力讀書當教師，若老師的兒子作弊，你便可罰他！」記者陰差陽錯的張冠李戴，說成是大學教授曹宏威說的。被冤枉的曹宏威所受到的傷害，可想而知。按照《明報》的做法，立即在更正欄給他「澄清」，但曹宏威當然不接受，即使我後來在專欄也把來龍去脈交代一遍，也無補於事。這就是報館即使「自律」，也未必能夠保護到「受害人」。因為他受害的第一現場是頭版，更正卻在第19版的報屁股。
承認錯誤 社評道歉
如何能夠澄清謬誤，的確成了明報人經常探討的問題。2003年發生七一50萬人大遊行，翌年七一大遊行，《明報》事前委託衛星圖片分析專家，利用太空科技的衛星圖片分析軟體，分析出實數應為26.4萬人，主辦當局則說是53萬人。最後，《明報》頭版用了53萬人，內版則報道了也有26.4萬這個數字。後來考慮研究過，發現26.4萬這個數字，比起主辦團體公布的53萬更可信，最後在7月中特別以：「我們計錯了遊行人數，對不起！」為題，發表社評，向讀者致歉。這種澄清的態度，跟《紐約時報》用6個版報道李文和是被（包括該報）冤枉的精神是一樣的。
我在《明報》工作時，還負責過制訂有關新聞倫理的規範，對於記者編輯收受禮物、員工參與遊行、參與政治組織等做出細緻的規範，發動各個部組跟每一名記者編輯討論，但遭到的內外壓力比想像中大，外界有些團體甚至認為這是借倫理規範來遏制員工參與遊行，後來張波也參加了遊行，這個指控才不攻自破。
爾後我離開了《明報》去讀書，據說這個規範就不了了之。我幾敢相信，如果寫好這個守則，將是香港報業史上，第一家報館就新聞倫理操守問題，定出自律的規範。
期待設立「公共編輯」
《明報》創刊50年，祝願是它的第一個50年，以後將會長足發展。1851年創辦的《紐約時報》也是到了153年後的2004年，才有第一份由該報制定的記者編輯道德規範，當然該報在自律方面近年有很大的發展，譬如設立「公共編輯」（類似冤情大使ombudsman的做法），還有對董事局成員的道德操守也做出明確規定，這些都是辦一份質量報（quality newspaper）所必需的。《明報》什麼時候仿效，有待觀之。
[文／阮紀宏 《明報》前副總編輯 編輯／黃靜]
5/18/2009
張健波：無懼說諍言的神州一隅
無懼說諍言的神州一隅
文﹕張健波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8日
【明報專訊】F：
你指《明報》5月11日的社評「不追究豆腐渣工程，碎了的心無法重建」簡直就係煽動，「豆乜腐渣工程？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和政府已經用了一年時間調查，結果證明冇豆腐渣工程。追乜究喎！咪攪屎棍啦！！」
《明報》社評首要評議時政，針砭時弊，而非取悅他人。在四川地震災區的豆腐渣工程問題上，我們不但堅持5月11日的觀點，而且在5月12日再寫了一篇社評「北川中學豆腐渣證據確鑿，川官隻手遮天中央應徹查」；我們這樣主張，是因為只有中央政府才有權介入四川省政府的災區調查，而且，中央亦有責任撥亂反正（推翻四川省司法廳長劉作明的結論：「除了高強度地震不可抗力外，大規模校舍垮塌的問題出在建築設防標準，規範存在不足，不是哪個人的責任。」），還豆腐渣工程的死傷者一個公道。
今年以來，《明報》針對幾則新聞所撰寫的社評，確實為報社帶來一點小麻煩，例如，我們批評社民連在立法會言行的做法之後，收到不少寫滿污言穢語、咒罵《明報》以致人身攻擊的電郵；批評政府阻截保釣號出海的社評（如5月7日的「港府阻保釣船出海，一國兩制漸行漸遠」），則收到另一類電郵，指《明報》不識時務。
知道世界不斷變化和識時務，是兩回事。我們確信中國正在崛起，香港亦已回歸，再過兩天，《明報》便創刊50周年了；然而，不變的是，香港仍然是享有高度新聞自由的樂土，我們珍惜在五星旗下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下，仍有一隅，可以讓獨立思考的新聞工作者無懼地說諍言。但願這種自由可以在時間上不斷延伸下去、在空間上不限於神州一隅。
張波 謹啟
[張健波 kbcheung@mingpao.com]
文﹕張健波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8日
【明報專訊】F：
你指《明報》5月11日的社評「不追究豆腐渣工程，碎了的心無法重建」簡直就係煽動，「豆乜腐渣工程？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和政府已經用了一年時間調查，結果證明冇豆腐渣工程。追乜究喎！咪攪屎棍啦！！」
《明報》社評首要評議時政，針砭時弊，而非取悅他人。在四川地震災區的豆腐渣工程問題上，我們不但堅持5月11日的觀點，而且在5月12日再寫了一篇社評「北川中學豆腐渣證據確鑿，川官隻手遮天中央應徹查」；我們這樣主張，是因為只有中央政府才有權介入四川省政府的災區調查，而且，中央亦有責任撥亂反正（推翻四川省司法廳長劉作明的結論：「除了高強度地震不可抗力外，大規模校舍垮塌的問題出在建築設防標準，規範存在不足，不是哪個人的責任。」），還豆腐渣工程的死傷者一個公道。
今年以來，《明報》針對幾則新聞所撰寫的社評，確實為報社帶來一點小麻煩，例如，我們批評社民連在立法會言行的做法之後，收到不少寫滿污言穢語、咒罵《明報》以致人身攻擊的電郵；批評政府阻截保釣號出海的社評（如5月7日的「港府阻保釣船出海，一國兩制漸行漸遠」），則收到另一類電郵，指《明報》不識時務。
知道世界不斷變化和識時務，是兩回事。我們確信中國正在崛起，香港亦已回歸，再過兩天，《明報》便創刊50周年了；然而，不變的是，香港仍然是享有高度新聞自由的樂土，我們珍惜在五星旗下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下，仍有一隅，可以讓獨立思考的新聞工作者無懼地說諍言。但願這種自由可以在時間上不斷延伸下去、在空間上不限於神州一隅。
張波 謹啟
[張健波 kbcheung@mingpao.com]
5/17/2009
梁文道：知識分子﹕星辰也有憂鬱的影子
《我執》
作者：梁文道、
出版：廣西師範大學／北京
知識分子﹕星辰也有憂鬱的影子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7日
【明報專訊】那個專欄裏呈現了一個前所未見的梁文道——一個理性睿智的公共人物，平時挾泰山而超北海的，原來內在也有諸種深沉的軟弱，難以排解的焦慮……
二○○六年至二○○七年間，在香港一家財務不斷傳出問題的報刊上，出現了〈秘學筆記〉這個專欄，讓城中的文藝青年像染了毒癮一樣追看，每次談起那些語氣平靜的文章時我們都激動得語無倫次。那個專欄裏呈現了一個前所未見的梁文道——一個理性睿智的公共人物，平時挾泰山而超北海的，原來內在也有諸種深沉的軟弱，難以排解的焦慮，諸種人際必有的磨擦原來也如藤蔓糾纏在他那看來水鏡鑑人的心靈裏，長成一片過於深邃的陰霾。
當梁文道在專欄中開始持續大量引用《戀人絮語》的時候，我單刀直入問他是否失戀了（並以一種詩人的狂妄態度說：你為什麼還要引用羅蘭巴特呢你寫得比他好多了），被他亂以他語。但我懷疑所有失戀的知識男性都會一發不可收拾地引用《戀人絮語》——真正熱戀中或心情平和的人哪有空做這種事？只有感到失去愛情又而不能在感性的抒情話語中安頓自己的人，才會那麼渴望一個能夠繼續生產意義的符號系統，這系統能夠讓主體停留在「愛情的感受」中，咀嚼那些令人肝腸寸斷的表徵（signifier）。等待、音訊、拒絕、錯誤、隔絕、回憶，細節無窮。宇文所安說，一如折戟沉沙，文物的碎片借代同時證明了歷史真實存在，記憶的斷裂與失去證明了記憶的真誠與珍貴——又是到了何種情境，一個人會以傷心來保留愛情？當我看到他在演講後被女粉絲包圍索取簽名和拍照，我無法不想起，他筆下的暗戀，還有被拒絕的哀傷。
我常覺得，沒有什麼比梁文道寫評論，公開講話和錄製節目時習慣的自問自答方式，更合乎啟蒙的理性與親民光輝。梁文道念哲學出身，對答體的起源是古希臘哲學書寫，德里達（以顛覆的形式）補充這種書寫其實一早摻和了文學的修辭血液——而哲學和文學的共通之處，就是喜歡無法回答的問題。唯深沉能引發追索：情歌為情人還是為自己而唱？受傷竟然等於空白？懺悔如何可能？「重新開始」一段戀情如何可能？原來梁文道有時也會，只想我們隨他沉入溶溶黑夜。而這黑夜只是深沉，並不頹廢，始終生產意義——往往是在愛情的挫敗裏我們不斷不斷地尋求解釋，意義正是在詮釋的失敗中開始重新產生。李維史陀提示我們，契爾基人認為藍色代表失敗；而蘭波歌詠的藍色代表理性；《我執》如此巧妙地結合了藍色的兩種相反意指，而又那麼合乎對藍色的最普遍理解：安靜的憂鬱，理智的哀傷。
寫景 抒情 虛构
在一份銷量低沉的報紙裏佔一個方格，梁文道把自己浸入文學書寫的那種僻靜與自由氛圍，做平時評論不會做的事：寫景，抒情，虛構。感覺私密的文學書寫容納記憶、情感與想像，它中和金屬疲勞及拉扯現代化的進程的方法，還包括讓人反觀自照，例如盡情挖苦自己在節目裏「嘴巴一張一合，比魚還無聊」。比如他會寫景馳騁文筆，虛擬大城的千年風景，又比如極短的自傳體小說，代入到他人的角度去感受另一個現實，於是有那幾篇令人寒毛直豎的「我死去的孩子」系列。或者，寄託想像和情感的文學，是我們的影子——即外於自身卻又不能割離的一部分——失去影子我們就成了鬼魅。
梁文道是摩羯座，與毛主席同一天生日。冷靜理性的摩羯規律嚴謹，那是梁文道的公共一面。而同時他的上升星座是射手，是人的理性頭腦加上野馬的四蹄，高速往你意想不到之地奔去。梁文道總是要出乎他人的意料，比如突然在普天同慶的節日裏，跟我說那苦茶般的周作人是最影響他的作者之一；又曾大笑說胡蘭成是他大學時的「偶像」：「他有時真的待女人如工具！」初次見面是我去訪問他，當時他正成了電台總監春風得意，卻接受我們那勞什子學生報的訪問，在我到之前已先自己給我倒了杯水。當他已經在街上無人不識的時候，第一次致電給人時還是會自我介紹：「你好，我姓梁，我叫梁文道。」謙退得對方都怔一怔。別人出書總找年高德劭的人作序眾星拱月，他卻找我這寫詩搞文學的黃毛丫頭——愛惜後進到了人人都詫然的地步，他依然理所當然、連解釋都省了。
同時是 對演員的要求
梁文道曾向我說：「有時分不清自己是不是在做節目」。社會學者理查．桑內特說過，在私密性逐漸壓倒公共性的轉折時代，由於大部分人認為在公開場合流露情感是羞恥的事，而某些具有人格魅力的人會被民眾賦予這種公開流露情感的特權（或者說代民眾流露情感的責任）——因為這些人有更敏銳的感受力，更能感動人的表達力，並且超於常人的控制力，不會失控。他們必須清楚人們本身的模糊感受，將之提煉為更高層次的爆發，而在爆發後又能理性地出入自如。這三者缺一不可——這是對群眾領袖、傑出作者的要求，也同時是，對於演員的要求。比如左拉在一八九八年為「德雷福斯事件」給法國總統寫了一封長達四十頁的公開信〈我控訴〉，裏面痛斥了法國整個政治及司法制度的腐敗；刊出後公眾反應兩極，整個巴黎都在談論左拉、德雷福斯事件變成了左拉事件。梁文道在皇后碼頭被清場之後給林鄭月娥寫公開信〈時間站在我們這邊〉，在碼頭被拆掉後言說保衛者的勝利，也把社會上的進步者和保守者像紅海那樣鮮明分辨。他一定明白，在這個憂傷難言的時代，他被挑選為最重要的群眾領袖、傑出作者、演員。因為他曾是一個日夜顛倒，只為自己的興趣工作而不上班的人，在黑夜將盡的清晨街頭同時看到終結與起始，宿醉者的頹唐與循規者的碌碌，而他不屬於任何一方。
《小團圓》出版，癡心的我們本是一向被張愛玲本人訓練成只問小說不問真事的，到最後張本人要把真實的自己真實的事寫出來，可不叫我等文學出身的粉絲手足無措。《我執》當然比《小團圓》安全，但裏面的確有外面看來滴水不漏的梁文道的私事家事。《我執》裏有一個極其敏感柔軟的梁文道，我其實很難想像，是有如何的意志才可以在這樣的敏感中同時忍受生活？他深明「不回電話的就是主人」裏的權力機制，他會不忍有缺陷的書籍被顧客一直冷待，他比誰都知道「就是不能不笑」的辛酸。如果「窺私」是讓我們看到，看來偉大而高高在上的人物「也和我們一樣」（後面多半配上貪婪／自私／軟弱等等負面詞語），因而產生了把偶像拉到泥塵裏的快感——那麼〈秘學筆記〉給我們的震動就在於，有一個活生生的人，他有和你一樣的軟弱關節，而又以你所不能及的難度處理深淵並完成超越的動作，窺私的快感便在這裏被徹底轉換為壓倒性的崇高感。
形容痛苦 不帶情緒
梁文道是何等機巧——我教寫作時常常向學生講解〈我的病歷〉：他非常簡潔透徹地交待疾病的客觀情，使用術語來顯示知識，形容痛苦時不帶情緒，病發時所有心思都用在計算周遭情與他人反應之上——語言操作是簡單的，那股計算的意志才是深不見底——那時他才二十歲出頭。沒有什麼比一個機關算盡的人之絕望更為動人。然而梁文道的文風有英國知性散文的傳統，那是以冷淡來表達自己的真誠。像〈延滯〉裏寫收到恨意如火的信，他的反應是「我卻想像，他其實已經不恨我了。就在他寫完這封信之後，就在他寄信的一剎那，又或者在這封信飄洋過海來到我桌上的這段期間。連人都可以在一瞬間死亡，何人的情緒？」這真是叫人驚心動魄的冷淡。他亦如此待自己：在書展叫賣時瞬間面對生死舊情，末了竟能以叫賣成果將一切輕輕帶過。他的秘訣乃是與一切保持適當距離，包括對自己，以令觀察透徹，又不失去行動的能量。對於這樣的人，只能引用世上最懂討好人的胡蘭成：
瞿禪講完出去，我陪他走一段路，對於剛才的講演我也不讚，而只是看他的人不勝愛惜。我道：「你無有不足，但願你保攝健康。」古詩裏常有「努力加餐飯」，原來對好人，當真只可以是這樣的。
我和梁公通電郵時常常無話可說，只有叫他保重身體。他大概以為我是客氣。
文／鄧小樺
編輯 曾祥泰
黄英剑：梁文道东莞演讲印象
关姐：
你好，隔这么久，又给你写邮件了，不知能否收到。
时间过得老快了，按照小沈阳的话说：“人这一生可短暂了，有时候跟睡觉是一样，眼睛一闭一睁，一天儿过去了hou；眼睛一闭不睁,一辈子过去了hou！”。从去年到现在，眼睛几次这么的一闭一睁，一年又过去了。
今天给你发邮件，是想跟你说件事，我昨天在东莞的文化周末大讲坛上，见到了你香港的一位好哥们，他就是当今文化精英阶层中一位非常拉风的文化学者，叫梁文道。
梁文道现场为新书《噪音太多》举行签售活动，并作了一场题为“耳朵以外——聆听的文化构成”的演讲。据说《噪音太多》是他在内地出版时事评论集《常识》之后的第二本艺术评论文集的书。
前来找来他签名的读者很多，在演讲前后的两次签售，书迷们都排成长长的队伍，但比起来他在其他地方签售的疯狂场面，还远称不上火爆。但是，这次从四周蜂拥而来的听众们，是近来几次文化周末大讲坛活动人数最多的一场（要知道前几次都是内地著名作家、导演），不但所扩增的座位都坐满了，后面还站满了不少人。
他演讲的“耳朵以外——聆听的文化构成”，认为古代和现代听耳朵是截然不同的，今天听音乐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但在古代则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因此，在不同的环境情况下，我们的聆听是不一样的。我们用耳朵听，但是我们听到的是什么，怎么去听这跟时代有关的。耳朵，作为人的感官，它要受文化上差异的制约。
演讲最后，他说：“我们遇到一种困境，就是不太听懂音乐了，或者说不再拥有耳朵的自主权了，不断地被音乐包围，我们的‘耳朵’已经变成一个任人宰害的东西。我们逃不掉音乐，我们无能为力怎样去抗拒与分辨音乐，这是现代聆听者的悲剧……看到目前如此荒谬的一个结局，实在是非常的不幸”。
他讲的“文化意义上的耳朵”，听起来觉得很现实，但又抽离现实，可能他学识太渊博了，博古通今，为了阐述了这一主题，引用大量中西方，特别是欧州的几百年内文艺历的生动例子，涉及西欧音乐史、饮食、政治、民主、战争、文艺、宗教等等无所不包，不打稿，信手拈来，真的很佩服。
尽管如此，我还有点点自己的看法，就是觉得这个命题会不会有点泛了，因为拿鼻子、口、眼睛等五官，用文化的角度阐述，讲不同历史时代变化下“文化五官”，也可以讲出很多东西来，反举人类穿的衣服、盘的发型、生活与工作的方式等等，从文化构成的角度去看，也会看出不同的时代局限，也会得出其中的吊诡，得出现在所遭遇的“不幸”。关于这一点看法，在现场互动提问时候，我没有举手提问，一是没有勇气，二是怕被他批驳得我哑口无言、无法收场。（因为生活没有好朋友乐意交流这类话题，只有跟你说说了）
在回答提问的时候，他一再强调他只表述观点，并不鼓吹什么，也不反对什么，若要问怎么办，他说他也没有“答案”。所以我准备好的几个关于文化、信息传播等方面的困惑问题，要问他“该怎么办”“我们怎样去面对，去做？”，最后都没有举手提问，因为他会直截了当说“不知道”。就如有听众问他“周边噪音太多，个个同事都在放不同的音乐，我该怎么办？”，梁文道答：“这个我也不知道，要不你也放音乐，把声音调大好了”一席话引来现场听众的一阵掌声和笑声。
我觉得这是他跟内地的演讲者很不同的地方，我们作为听众习惯会问怎么办，而演讲者习惯地说建议你怎样怎样，最好该怎样样。一上讲台时，他一句“我是梁文道”后就马上进入主题，没有像其他主讲人那样来一堆套话，诸如“很高兴来到东莞”“很高兴跟大家见面”“东莞是一座充满活动的城市……”等等。别的主讲人演讲往往是前面摆着瓷器热水杯，或者手拿着一杯咖啡，很庄重，他不同，竟然拿一瓶农夫山矿泉水摆着前面，偶尔几次，一边讲一边当着众人的面举起农夫山就喝。
他在凤凰卫视的开卷八分钟节目，我是很少有机会看到，因为时间不对；倒是锵锵三人行节目是经常追着看，开卷八分钟节目里的他，语速很快，很严肃或者说很正经的一副文化学者的表情把文化知识向你娓娓道来；而锵锵三人行节目里，他则有时道貌岸然地讲人文哲思，讲影视文化，有时嘻笑玩闹的表情讲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
老实说，一个经常能在电视上看到的人，突然说要从电视上走出来，我是很好奇的。但看到他后，还是有点惊讶，怎么是这个样子呢，荧屏上的梁文道是光彩精神的、酷酷的，还带书卷气息的，现子居然看起来，我比他长得还高，样子绝对没有电视上显得的年轻。同时，人变得特别的谦逊，一副客客气气的样子，每签一个名，都重复对读者说“谢谢”“让你久等了”。演讲完后，在嘉宾休闲室接受众媒体集体采访时，几个大电视摄像头对着他，后面还有一个个扛着相机的记者围着，他拿起一支烟，说要等他抽完烟后再接受采访，这时看到旁边站着一位怀孕的女士，他马上说他要到隔壁去抽。抽完烟回来，对众记者又是一句客气话“让你们久等了”。这就是梁文道吗？在演讲提问时，一个近乎光头的“短发男”，第一句就对梁说，不好意思，我盗版了你的发型，我的发型长的跟你一模一样。梁答，没关系，很多人都是这发型，特别是在监狱里。
我没有选择《噪音太多》，只拿《常识》找他签名，觉得后者更好看。
写得太多了，到此为止吧，有空再叙。
祝一切都好，事事顺心，希望你天天都有好心情！
致
礼！
黄英剑
*****
英剑,
谢谢你给我分享文道的演讲，这家伙很会拿捏别人对他的宠爱@@
他是一个把书读通了的“年轻人”，找到了利用香港和内地“观念上的时空差”担当社会的方法，也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
我正在江南省亲。人到中年，回到父母身边更多的不是快乐，而是无奈和感伤了。
你过得怎样？你的“爱情”长大了麽？
不知有否和海明联络？他今年经历的许多，生子，丧母，相差不到一个月；母亲去世一个月，又参加博鳌的报道。很不容易。我想，他很快速地体会到了成长的“痛”。
趁着对海南还有眷恋，带着你的小美人儿回来看看吧。
开卷八分钟的地址：http://www.tudou.com/playlist/playindex.do?lid=4610417&iid=26929174
关姐姐
2009/05/17于金陵
你好，隔这么久，又给你写邮件了，不知能否收到。
时间过得老快了，按照小沈阳的话说：“人这一生可短暂了，有时候跟睡觉是一样，眼睛一闭一睁，一天儿过去了hou；眼睛一闭不睁,一辈子过去了hou！”。从去年到现在，眼睛几次这么的一闭一睁，一年又过去了。
今天给你发邮件，是想跟你说件事，我昨天在东莞的文化周末大讲坛上，见到了你香港的一位好哥们，他就是当今文化精英阶层中一位非常拉风的文化学者，叫梁文道。
梁文道现场为新书《噪音太多》举行签售活动，并作了一场题为“耳朵以外——聆听的文化构成”的演讲。据说《噪音太多》是他在内地出版时事评论集《常识》之后的第二本艺术评论文集的书。
前来找来他签名的读者很多，在演讲前后的两次签售，书迷们都排成长长的队伍，但比起来他在其他地方签售的疯狂场面，还远称不上火爆。但是，这次从四周蜂拥而来的听众们，是近来几次文化周末大讲坛活动人数最多的一场（要知道前几次都是内地著名作家、导演），不但所扩增的座位都坐满了，后面还站满了不少人。
他演讲的“耳朵以外——聆听的文化构成”，认为古代和现代听耳朵是截然不同的，今天听音乐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但在古代则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因此，在不同的环境情况下，我们的聆听是不一样的。我们用耳朵听，但是我们听到的是什么，怎么去听这跟时代有关的。耳朵，作为人的感官，它要受文化上差异的制约。
演讲最后，他说：“我们遇到一种困境，就是不太听懂音乐了，或者说不再拥有耳朵的自主权了，不断地被音乐包围，我们的‘耳朵’已经变成一个任人宰害的东西。我们逃不掉音乐，我们无能为力怎样去抗拒与分辨音乐，这是现代聆听者的悲剧……看到目前如此荒谬的一个结局，实在是非常的不幸”。
他讲的“文化意义上的耳朵”，听起来觉得很现实，但又抽离现实，可能他学识太渊博了，博古通今，为了阐述了这一主题，引用大量中西方，特别是欧州的几百年内文艺历的生动例子，涉及西欧音乐史、饮食、政治、民主、战争、文艺、宗教等等无所不包，不打稿，信手拈来，真的很佩服。
尽管如此，我还有点点自己的看法，就是觉得这个命题会不会有点泛了，因为拿鼻子、口、眼睛等五官，用文化的角度阐述，讲不同历史时代变化下“文化五官”，也可以讲出很多东西来，反举人类穿的衣服、盘的发型、生活与工作的方式等等，从文化构成的角度去看，也会看出不同的时代局限，也会得出其中的吊诡，得出现在所遭遇的“不幸”。关于这一点看法，在现场互动提问时候，我没有举手提问，一是没有勇气，二是怕被他批驳得我哑口无言、无法收场。（因为生活没有好朋友乐意交流这类话题，只有跟你说说了）
在回答提问的时候，他一再强调他只表述观点，并不鼓吹什么，也不反对什么，若要问怎么办，他说他也没有“答案”。所以我准备好的几个关于文化、信息传播等方面的困惑问题，要问他“该怎么办”“我们怎样去面对，去做？”，最后都没有举手提问，因为他会直截了当说“不知道”。就如有听众问他“周边噪音太多，个个同事都在放不同的音乐，我该怎么办？”，梁文道答：“这个我也不知道，要不你也放音乐，把声音调大好了”一席话引来现场听众的一阵掌声和笑声。
我觉得这是他跟内地的演讲者很不同的地方，我们作为听众习惯会问怎么办，而演讲者习惯地说建议你怎样怎样，最好该怎样样。一上讲台时，他一句“我是梁文道”后就马上进入主题，没有像其他主讲人那样来一堆套话，诸如“很高兴来到东莞”“很高兴跟大家见面”“东莞是一座充满活动的城市……”等等。别的主讲人演讲往往是前面摆着瓷器热水杯，或者手拿着一杯咖啡，很庄重，他不同，竟然拿一瓶农夫山矿泉水摆着前面，偶尔几次，一边讲一边当着众人的面举起农夫山就喝。
他在凤凰卫视的开卷八分钟节目，我是很少有机会看到，因为时间不对；倒是锵锵三人行节目是经常追着看，开卷八分钟节目里的他，语速很快，很严肃或者说很正经的一副文化学者的表情把文化知识向你娓娓道来；而锵锵三人行节目里，他则有时道貌岸然地讲人文哲思，讲影视文化，有时嘻笑玩闹的表情讲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
老实说，一个经常能在电视上看到的人，突然说要从电视上走出来，我是很好奇的。但看到他后，还是有点惊讶，怎么是这个样子呢，荧屏上的梁文道是光彩精神的、酷酷的，还带书卷气息的，现子居然看起来，我比他长得还高，样子绝对没有电视上显得的年轻。同时，人变得特别的谦逊，一副客客气气的样子，每签一个名，都重复对读者说“谢谢”“让你久等了”。演讲完后，在嘉宾休闲室接受众媒体集体采访时，几个大电视摄像头对着他，后面还有一个个扛着相机的记者围着，他拿起一支烟，说要等他抽完烟后再接受采访，这时看到旁边站着一位怀孕的女士，他马上说他要到隔壁去抽。抽完烟回来，对众记者又是一句客气话“让你们久等了”。这就是梁文道吗？在演讲提问时，一个近乎光头的“短发男”，第一句就对梁说，不好意思，我盗版了你的发型，我的发型长的跟你一模一样。梁答，没关系，很多人都是这发型，特别是在监狱里。
我没有选择《噪音太多》，只拿《常识》找他签名，觉得后者更好看。
写得太多了，到此为止吧，有空再叙。
祝一切都好，事事顺心，希望你天天都有好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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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英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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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剑,
谢谢你给我分享文道的演讲，这家伙很会拿捏别人对他的宠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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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江南省亲。人到中年，回到父母身边更多的不是快乐，而是无奈和感伤了。
你过得怎样？你的“爱情”长大了麽？
不知有否和海明联络？他今年经历的许多，生子，丧母，相差不到一个月；母亲去世一个月，又参加博鳌的报道。很不容易。我想，他很快速地体会到了成长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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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姐姐
2009/05/17于金陵
高信疆：大將軍的最後一場硬仗
大將軍的最後一場硬仗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7日
【明報專訊】去年的農曆大年初一，大約下午三點多，我照例從香港打電話到台北向高先生和高太太拜年；「高大哥，新年好！祝你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我照例說。
電話那頭，高信疆先生頻說謝謝，笑得很開心，但敏感的我依然察覺到笑聲已經不如去年開朗。
還好吧？我問。在北京一切順利嗎？
高先生近年主要居住在北京，到了年節日子，當然回家，但此前兩個月我們在北京見過面，那時候高先生說過身體有點不太舒服，已經減少喝酒了，可是，仍然抽煙。他有太多朋友了，來自兩岸三地四面八方，幾乎從早到晚都有人前來找他吃飯聊天，向來好客的他不愁寂寞，但亦為此付出精力和時間，有好幾次，他對我感嘆有點吃不消，故每隔一陣子便把手機關掉數天，算是「閉關靜養」。
這幾個禮拜在北京沒有胃口，吃不下飯，勉強吃下去便想吐，瘦了許多。高先生在電話裏說。過完年，一定要去檢查了。
病上的「報道文學」
高先生的癌病就是這次檢查發現的。過年後兩個月，我打電話到台北跟他聊天，他把病發始末像說故事般對我說得仔細清楚，還邊說邊笑，很能從說故事中尋得樂趣。他顯然是個愛說故事也愛聽故事的人，喜的悲的，別人的自己的，都愛。
如果我沒記錯，高先生是這樣說這個故事的：過年時他與李敖吃飯，李先生見他劇瘦卻仍未到醫院檢查，調侃他道「你的文化意識是21世紀的，但你的健康意識仍然停留在18世紀，太可笑了」；說畢，掏出手機打電話到和信醫院找相熟的醫生朋友，立即安排高先生前往檢查，並且代付十萬元體檢費用，作為送給他的「過年禮物」。
檢查結果：末期大腸癌，癌細胞並已擴散到肝。
往下便是化療程序了。
大約每隔三四個禮拜我會打電話到台北找高先生，聽他邊笑邊說「治療故事」。真的是邊笑邊說，電話裏的聲音，沒有太多的傷感，反而像在寫他昔日鼓吹的「報道文學」般用盡各式細緻詞彙來描述過程細節。例如他說，化療就像戰爭，先是空襲，派飛機從高空投下炸彈，把癌細胞轟個頭昏腦脹；然後是搶灘登陸，派遣戰車和軍隊攻上灘頭，建立陣地，跟癌細胞面對面作戰；再來是巷戰，士兵在大樓和小巷之間不斷巡邏搜索，務求把敵人殺光，不放過半個。記得廿多年前讀過一篇談論高信疆傳媒生涯的雜誌文章，標題大概是「失掉了戰場的將軍」，當時我替高先生的事業波折頗有感慨，然而廿多年後的此時此刻我卻感覺，跟此前相比，抗癌之役才是高信疆這位大將軍所須面對的最嚴峻戰爭，這是一場大硬仗，他必須冷靜應戰，也沒法不冷靜應戰。
高先生是夠冷靜的，而且樂觀，他甚至自豪於能夠經常把醫護人員逗笑。他說做化療的日子，有時候要躺在上把四肢往外張開，這是「基督教文明」的具體展現，有如上了十字架；有時候則須把手腳緊緊併攏，方便移動病，這是「埃及文明」的身體語言，他變成木乃伊了。高先生用如同小孩子被老師稱讚的語氣得意地說，醫護人員極欣賞他的幽默感。
高先生就是這麼一位懂得悠然自處的人。他當然有發火的時候，也有抑悶的時刻，但不管順境逆境，他都為自己在心底豎起一把理想標尺，努力朝此邁去，然後，替自己打分數。曾有一次跟他談及「性格決定命運」之類話題，高先生說，不，家輝，對普通人來說「性格決定命運」可能是對的，但對我們這類人，應該是「理想決定命運」，我們相信的，我們信仰的，我們就去做，義無反顧。
「不，家輝，應該是理想決定命運」
用長居北京的八年為例吧，到過高先生家裏的人都知道，屋內堆滿書籍和電影光碟，他替中國大陸和台北的一些企業做顧問工作，但絕非吃老本，而是不斷汲取新知識和新理念，把別人交付到他手上的案子做到最好。而在此八年，高先生也培養了一項新習慣：陪太太朗讀《聖經》。高太太柯元馨乃虔誠教徒，高信疆雖仍未全心投入信仰，但在太太的勸告和要求下，依然每天三次——早午晚——透過北京和台北之間的長途電話陪她讀經。曾有一夜在北京我和高先生喝酒到十點半，他瞄一眼手表，道，要回家了，元馨在等我的電話。我隨同高先生回家，坐在書桌前，親眼看他拿電話筒一句句頌讀經文並夾雜呼喊「阿門！」和「感謝主！」，聲調如此溫柔和善。
待他掛上電話，我問高先生，你是不信神的，這樣讀經會否令你覺得很不自在？
沒辦法，你愛一個人，便也要愛她選擇的事情。高先生合上《聖經》，點燃香煙，在煙霧裏緩緩地、認真地說。而且讀經久了，我也找到了一些趣味，經文裏有許多歷史和神話，給我許多啟發。
高先生總是「元馨」前「元馨」後的，病前如此，病時更是。高先生的第一階段化療頗為順利，癌細胞有日顯的消退象，各種健康指數亦漸好轉，故他對治療充滿信心；有一回他還笑道，有一位同齡的朋友去探望他，拍了照，僅看照片，還以為對方才是病人。然而進入了第二階段化療，不知何故，形勢逆轉，癌細胞急速「反攻」，令他全身，尤其右肩部分，疼痛無比，唯有依靠注射嗎啡鎮住；大將軍有了逐漸敗退之頹勢。
去年十二月我到台北看望高先生，他躺在和信醫院急診室的病上，頭髮掉光了，但笑容仍是開朗的，細述治療的轉折過程，仍像說傳奇的「報道文學」，直至說到肉體之痛，高先生忽然眼睛泛紅道，每當痛到受不了，我便回憶跟元馨的約會過程，去哪裏看第一場電影，第一次在哪間餐廳吃飯，第一次牽手，第一次接吻……想到這些，身體便舒服得多。
高太太坐在病旁邊，聽，笑，偶爾說一句，感謝主。
今年五月一日是高信疆和柯元馨首度約會的「四十三周年紀念」，高太太記得，高先生也沒有忘記，因此在那天高太太特地買了一個蛋糕到和信醫院606號病房以示慶祝，儘管高先生已經處於半昏半醒之間，沒法進食了，但於醒來之際見到蛋糕，仍然精神一振，輕聲說了一句「好漂亮」。
四十三年前的五月一日，高信疆約柯元馨同遊新店碧潭，事前明明說好還有其他朋友，但高先生暗中囑咐朋友們提早一天出發，好讓他有機會跟柯元馨獨處。柯元馨問他，咦，其他人呢？高信疆回答，他們昨天已經來過了，今天就只有你和我。為了應付這場約會，高先生典當了一條褲子，換來十五元，他把錢都花在跟柯元馨吃飯、吃西瓜、買雨傘上面了，而後來，有了一個家庭。今年二月中旬，高信疆受浸成為教徒，站在病邊，高太太談起此事，一直瞇起眼睛，笑。
在「元馨」身邊憶念「元馨」
我是五月二日早上從香港飛往台北探望高先生，他仍然處於半昏半醒狀態，昏睡時，眼睛半閉，對外界似乎已無知覺，但當偶爾轉醒，半張眼睛，嘴唇抖動，彷彿想說些什麼。教會的弟兄姐妹來看他，高先生說了一句「對不起」，他的二兒子高英軒解釋，父親一定是疚歉於沒能以最得體的儀容招呼訪客；高先生還勉力抬起左手撫摸了一下自己的頭皮，他忘記了髮已掉光，那只是慣性的梳髮動作，他向來要求自己以最佳姿勢面對別人。
張大春也來了，他踏進病房時，高先生睡了，不久，突然轉醒，肯定是看見了我們，眼神忽然變得激動，同時把雙手伸前，我和大春趕緊握住他的手掌，他亦用力握了一下，是的，確是用力，而那已是他所能使出的最大和最後的力氣了。
下午四點多，我向昏睡中的高先生道別，沒料到他竟有反應，睜大眼睛，輕動嘴唇，說了一聲「你來了？」。我和高先生對看了五分鐘，他很明顯是很想說話，嘴唇一直動，但發不出聲音，良久才說出一句「謝謝」。
我用力握他的手，回道，高公，應該是我謝謝你才對啊。
五月五日，我早已回了香港，晚上十一點四十三分，手機響起，我沒接到，稍後查聽錄音留言，是高太太的聲音：「信疆已經在九點廿四分安息了。」
高先生的「元馨」代他向人間宣布了戰事終結；大將軍從此離開戰場，該打的仗，已經打完。
[文／馬家輝 編輯 黃靜]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7日
【明報專訊】去年的農曆大年初一，大約下午三點多，我照例從香港打電話到台北向高先生和高太太拜年；「高大哥，新年好！祝你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我照例說。
電話那頭，高信疆先生頻說謝謝，笑得很開心，但敏感的我依然察覺到笑聲已經不如去年開朗。
還好吧？我問。在北京一切順利嗎？
高先生近年主要居住在北京，到了年節日子，當然回家，但此前兩個月我們在北京見過面，那時候高先生說過身體有點不太舒服，已經減少喝酒了，可是，仍然抽煙。他有太多朋友了，來自兩岸三地四面八方，幾乎從早到晚都有人前來找他吃飯聊天，向來好客的他不愁寂寞，但亦為此付出精力和時間，有好幾次，他對我感嘆有點吃不消，故每隔一陣子便把手機關掉數天，算是「閉關靜養」。
這幾個禮拜在北京沒有胃口，吃不下飯，勉強吃下去便想吐，瘦了許多。高先生在電話裏說。過完年，一定要去檢查了。
病上的「報道文學」
高先生的癌病就是這次檢查發現的。過年後兩個月，我打電話到台北跟他聊天，他把病發始末像說故事般對我說得仔細清楚，還邊說邊笑，很能從說故事中尋得樂趣。他顯然是個愛說故事也愛聽故事的人，喜的悲的，別人的自己的，都愛。
如果我沒記錯，高先生是這樣說這個故事的：過年時他與李敖吃飯，李先生見他劇瘦卻仍未到醫院檢查，調侃他道「你的文化意識是21世紀的，但你的健康意識仍然停留在18世紀，太可笑了」；說畢，掏出手機打電話到和信醫院找相熟的醫生朋友，立即安排高先生前往檢查，並且代付十萬元體檢費用，作為送給他的「過年禮物」。
檢查結果：末期大腸癌，癌細胞並已擴散到肝。
往下便是化療程序了。
大約每隔三四個禮拜我會打電話到台北找高先生，聽他邊笑邊說「治療故事」。真的是邊笑邊說，電話裏的聲音，沒有太多的傷感，反而像在寫他昔日鼓吹的「報道文學」般用盡各式細緻詞彙來描述過程細節。例如他說，化療就像戰爭，先是空襲，派飛機從高空投下炸彈，把癌細胞轟個頭昏腦脹；然後是搶灘登陸，派遣戰車和軍隊攻上灘頭，建立陣地，跟癌細胞面對面作戰；再來是巷戰，士兵在大樓和小巷之間不斷巡邏搜索，務求把敵人殺光，不放過半個。記得廿多年前讀過一篇談論高信疆傳媒生涯的雜誌文章，標題大概是「失掉了戰場的將軍」，當時我替高先生的事業波折頗有感慨，然而廿多年後的此時此刻我卻感覺，跟此前相比，抗癌之役才是高信疆這位大將軍所須面對的最嚴峻戰爭，這是一場大硬仗，他必須冷靜應戰，也沒法不冷靜應戰。
高先生是夠冷靜的，而且樂觀，他甚至自豪於能夠經常把醫護人員逗笑。他說做化療的日子，有時候要躺在上把四肢往外張開，這是「基督教文明」的具體展現，有如上了十字架；有時候則須把手腳緊緊併攏，方便移動病，這是「埃及文明」的身體語言，他變成木乃伊了。高先生用如同小孩子被老師稱讚的語氣得意地說，醫護人員極欣賞他的幽默感。
高先生就是這麼一位懂得悠然自處的人。他當然有發火的時候，也有抑悶的時刻，但不管順境逆境，他都為自己在心底豎起一把理想標尺，努力朝此邁去，然後，替自己打分數。曾有一次跟他談及「性格決定命運」之類話題，高先生說，不，家輝，對普通人來說「性格決定命運」可能是對的，但對我們這類人，應該是「理想決定命運」，我們相信的，我們信仰的，我們就去做，義無反顧。
「不，家輝，應該是理想決定命運」
用長居北京的八年為例吧，到過高先生家裏的人都知道，屋內堆滿書籍和電影光碟，他替中國大陸和台北的一些企業做顧問工作，但絕非吃老本，而是不斷汲取新知識和新理念，把別人交付到他手上的案子做到最好。而在此八年，高先生也培養了一項新習慣：陪太太朗讀《聖經》。高太太柯元馨乃虔誠教徒，高信疆雖仍未全心投入信仰，但在太太的勸告和要求下，依然每天三次——早午晚——透過北京和台北之間的長途電話陪她讀經。曾有一夜在北京我和高先生喝酒到十點半，他瞄一眼手表，道，要回家了，元馨在等我的電話。我隨同高先生回家，坐在書桌前，親眼看他拿電話筒一句句頌讀經文並夾雜呼喊「阿門！」和「感謝主！」，聲調如此溫柔和善。
待他掛上電話，我問高先生，你是不信神的，這樣讀經會否令你覺得很不自在？
沒辦法，你愛一個人，便也要愛她選擇的事情。高先生合上《聖經》，點燃香煙，在煙霧裏緩緩地、認真地說。而且讀經久了，我也找到了一些趣味，經文裏有許多歷史和神話，給我許多啟發。
高先生總是「元馨」前「元馨」後的，病前如此，病時更是。高先生的第一階段化療頗為順利，癌細胞有日顯的消退象，各種健康指數亦漸好轉，故他對治療充滿信心；有一回他還笑道，有一位同齡的朋友去探望他，拍了照，僅看照片，還以為對方才是病人。然而進入了第二階段化療，不知何故，形勢逆轉，癌細胞急速「反攻」，令他全身，尤其右肩部分，疼痛無比，唯有依靠注射嗎啡鎮住；大將軍有了逐漸敗退之頹勢。
去年十二月我到台北看望高先生，他躺在和信醫院急診室的病上，頭髮掉光了，但笑容仍是開朗的，細述治療的轉折過程，仍像說傳奇的「報道文學」，直至說到肉體之痛，高先生忽然眼睛泛紅道，每當痛到受不了，我便回憶跟元馨的約會過程，去哪裏看第一場電影，第一次在哪間餐廳吃飯，第一次牽手，第一次接吻……想到這些，身體便舒服得多。
高太太坐在病旁邊，聽，笑，偶爾說一句，感謝主。
今年五月一日是高信疆和柯元馨首度約會的「四十三周年紀念」，高太太記得，高先生也沒有忘記，因此在那天高太太特地買了一個蛋糕到和信醫院606號病房以示慶祝，儘管高先生已經處於半昏半醒之間，沒法進食了，但於醒來之際見到蛋糕，仍然精神一振，輕聲說了一句「好漂亮」。
四十三年前的五月一日，高信疆約柯元馨同遊新店碧潭，事前明明說好還有其他朋友，但高先生暗中囑咐朋友們提早一天出發，好讓他有機會跟柯元馨獨處。柯元馨問他，咦，其他人呢？高信疆回答，他們昨天已經來過了，今天就只有你和我。為了應付這場約會，高先生典當了一條褲子，換來十五元，他把錢都花在跟柯元馨吃飯、吃西瓜、買雨傘上面了，而後來，有了一個家庭。今年二月中旬，高信疆受浸成為教徒，站在病邊，高太太談起此事，一直瞇起眼睛，笑。
在「元馨」身邊憶念「元馨」
我是五月二日早上從香港飛往台北探望高先生，他仍然處於半昏半醒狀態，昏睡時，眼睛半閉，對外界似乎已無知覺，但當偶爾轉醒，半張眼睛，嘴唇抖動，彷彿想說些什麼。教會的弟兄姐妹來看他，高先生說了一句「對不起」，他的二兒子高英軒解釋，父親一定是疚歉於沒能以最得體的儀容招呼訪客；高先生還勉力抬起左手撫摸了一下自己的頭皮，他忘記了髮已掉光，那只是慣性的梳髮動作，他向來要求自己以最佳姿勢面對別人。
張大春也來了，他踏進病房時，高先生睡了，不久，突然轉醒，肯定是看見了我們，眼神忽然變得激動，同時把雙手伸前，我和大春趕緊握住他的手掌，他亦用力握了一下，是的，確是用力，而那已是他所能使出的最大和最後的力氣了。
下午四點多，我向昏睡中的高先生道別，沒料到他竟有反應，睜大眼睛，輕動嘴唇，說了一聲「你來了？」。我和高先生對看了五分鐘，他很明顯是很想說話，嘴唇一直動，但發不出聲音，良久才說出一句「謝謝」。
我用力握他的手，回道，高公，應該是我謝謝你才對啊。
五月五日，我早已回了香港，晚上十一點四十三分，手機響起，我沒接到，稍後查聽錄音留言，是高太太的聲音：「信疆已經在九點廿四分安息了。」
高先生的「元馨」代他向人間宣布了戰事終結；大將軍從此離開戰場，該打的仗，已經打完。
[文／馬家輝 編輯 黃靜]
5/16/2009
5/15/2009
江南省亲之八：高家
K,
那晚，MAYBOY终于打了电话回家，偏偏发现婆婆的电话几乎听不清，俺只好挂了。
一瞬间，好心酸：儿子远在天涯海角，够不到、摸不着，连声音也听不清。如果，将来高宝如此，小女子肯定会大哭一场。可是，婆婆，好像麻木了，看着我，只是苦笑一下。
第二日，小女子和公婆商量，将两个屋子的电话都换过新的吧。
姐姐陪着我去小城电信，我选了两款清爽、字大、声响的座机。其中一台是子母机，一台放在公公屋，一台放在客厅，方便整天忙家务婆婆，也方便俩老互相呼。
公公惯常的“嫌”贵了，然后就好热心地张罗如何安放。
小女子，好心酸。
昨儿，和婆婆合作，小女子小露一手，包了一顿韭菜、鲜虾、鸡蛋水饺。尽管，曾为工商银行金坛支行审计股股长的老公公，惯常的先“评论”说：饺子皮，比馄饨厚，吃不太惯。一拿起筷子，就着鲜虾汤，忽忽就吃了一大碗。婆婆看看我，撇嘴窃笑@@
今天，小女子要告别了。
俩老昨晚特别的热乎，让我好感伤。
爷爷专门拿出两叠照片，让我带给儿孙：一叠，是高家今年春节，新修葺的位于扬州老家的祖坟；一叠，是爷爷奶奶，去年金婚，前往北京和杭州湾旅行的照片。
想起，今年清明，高宝问起高家祖坟在哪儿的话。莫非，这祖孙相隔迢迢，心意却紧紧相通？
看着祖坟地照片上，林林总总十几座簇新的墓碑，认识了太公太婆的合墓，小女子一阵心热：总有一日，小女子与MAYBOY，也会如此“天长地久”吧。
那晚，MAYBOY终于打了电话回家，偏偏发现婆婆的电话几乎听不清，俺只好挂了。
一瞬间，好心酸：儿子远在天涯海角，够不到、摸不着，连声音也听不清。如果，将来高宝如此，小女子肯定会大哭一场。可是，婆婆，好像麻木了，看着我，只是苦笑一下。
第二日，小女子和公婆商量，将两个屋子的电话都换过新的吧。
姐姐陪着我去小城电信，我选了两款清爽、字大、声响的座机。其中一台是子母机，一台放在公公屋，一台放在客厅，方便整天忙家务婆婆，也方便俩老互相呼。
公公惯常的“嫌”贵了，然后就好热心地张罗如何安放。
小女子，好心酸。
昨儿，和婆婆合作，小女子小露一手，包了一顿韭菜、鲜虾、鸡蛋水饺。尽管，曾为工商银行金坛支行审计股股长的老公公，惯常的先“评论”说：饺子皮，比馄饨厚，吃不太惯。一拿起筷子，就着鲜虾汤，忽忽就吃了一大碗。婆婆看看我，撇嘴窃笑@@
今天，小女子要告别了。
俩老昨晚特别的热乎，让我好感伤。
爷爷专门拿出两叠照片，让我带给儿孙：一叠，是高家今年春节，新修葺的位于扬州老家的祖坟；一叠，是爷爷奶奶，去年金婚，前往北京和杭州湾旅行的照片。
想起，今年清明，高宝问起高家祖坟在哪儿的话。莫非，这祖孙相隔迢迢，心意却紧紧相通？
看着祖坟地照片上，林林总总十几座簇新的墓碑，认识了太公太婆的合墓，小女子一阵心热：总有一日，小女子与MAYBOY，也会如此“天长地久”吧。
世紀．MingPao．五十年﹕如何重拾國際視野
如何重拾國際視野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5日
【明報專訊】由於家人數十年來訂閱《明報》，《明報》絕對是伴隨我長大的報紙，也是我至今感情投放最深的媒體。2001年的9.11事件後，我的第一篇國際關係評論文章投到《明報》論壇版，自此，在無心插柳下，寫得愈來愈多，再變成了《明報》國際版的專欄作者。回望當年，無論是文字技巧和內容掌握都顯得幼嫩，又不時展露青年獨有的花拳繡腿，想想也覺汗顏，《明報》卻能大膽給予青年發揮的空間，作出非市場主導的種種決定，對此，我一直衷心感激。可以說，假如不是從《明報》重新接觸香港脈搏、參與香港社會，中學後一直在海外念國際關係的我，很可能不會回到香港。從這角度而言，《明報》對我的改變，更是難以名狀的。
國際新聞地位改變
曾幾何時，國際新聞在香港傳媒佔有主流地位。從前輩口中得知，當年韓戰、越戰，都是連篇累牘的頭條報道，讀者對冷僻的地理位置、複雜的國際關係，都能如數家珍。那時候，也是《明報》黃金發展之時。那時候的香港，彷彿什麼都是向上的。然而，因為種種原因，國際新聞逐漸淪為香港媒體的枝節，國際評論得到的重視愈來愈低，而香港在國際間的樞紐角色，更依稀褪淡。這些，都是教人擔心的。不久前的金融海嘯，再次突顯了香港地位的脆弱性，如何使香港不至淪落為明日的二等城市，一直是眾人所想，但無論答案如何，自我標榜國際都會的「偽國際化」，絕不是出路所在。
過去八年，我在《明報》發表的多是國際評論，但也包括了講述香港和國際互動的思潮版文章，其中一篇以「威尼斯化」作題。文章細節不再重覆，總結卻不妨稍作重溫﹕「不用多久，基於全球化的便捷人口流動，到了下一代的傳統香港精英，在感情以外，不容易找到留在香港工作的理由。就是現在，不用說海外，長駐北京、上海的香港朋友也愈來愈多，他們不但包括金融從業員和專業人士，也包括充滿批判的文化人、創作人和社運人。屆時，香港距威尼斯化就不遠了。假如這就是香港，當特首和當一個美國小鎮長，有什麼分別﹖」這裏說的，就是我們一直希望通過媒體、學院、社會等不同介體，拓展香港研究國際平台的原因。儘管這些年來，成效不能算大，但也認識了不少有心人。《明報》諸位編輯，正是箇中佼佼。
說在威尼斯化產生之前
也許，集體回憶對我們這一代而言乃相對抽象，社會對《明報》過去五十年，也含有若干浪漫化的重構元素在內。但前輩的成就，無疑有目共睹﹔接班的路如何，則要看我們這一代、乃至下一代的能耐。讓未來特區重拾昔日的國際視野、讓香港維持在國際社會的獨特地位，一直是我們的目標﹔希望《明報》作為香港知識分子的主要精神食糧之一，在這方面扮演的角色，將會愈加關鍵。
[文／沈旭暉]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5日
【明報專訊】由於家人數十年來訂閱《明報》，《明報》絕對是伴隨我長大的報紙，也是我至今感情投放最深的媒體。2001年的9.11事件後，我的第一篇國際關係評論文章投到《明報》論壇版，自此，在無心插柳下，寫得愈來愈多，再變成了《明報》國際版的專欄作者。回望當年，無論是文字技巧和內容掌握都顯得幼嫩，又不時展露青年獨有的花拳繡腿，想想也覺汗顏，《明報》卻能大膽給予青年發揮的空間，作出非市場主導的種種決定，對此，我一直衷心感激。可以說，假如不是從《明報》重新接觸香港脈搏、參與香港社會，中學後一直在海外念國際關係的我，很可能不會回到香港。從這角度而言，《明報》對我的改變，更是難以名狀的。
國際新聞地位改變
曾幾何時，國際新聞在香港傳媒佔有主流地位。從前輩口中得知，當年韓戰、越戰，都是連篇累牘的頭條報道，讀者對冷僻的地理位置、複雜的國際關係，都能如數家珍。那時候，也是《明報》黃金發展之時。那時候的香港，彷彿什麼都是向上的。然而，因為種種原因，國際新聞逐漸淪為香港媒體的枝節，國際評論得到的重視愈來愈低，而香港在國際間的樞紐角色，更依稀褪淡。這些，都是教人擔心的。不久前的金融海嘯，再次突顯了香港地位的脆弱性，如何使香港不至淪落為明日的二等城市，一直是眾人所想，但無論答案如何，自我標榜國際都會的「偽國際化」，絕不是出路所在。
過去八年，我在《明報》發表的多是國際評論，但也包括了講述香港和國際互動的思潮版文章，其中一篇以「威尼斯化」作題。文章細節不再重覆，總結卻不妨稍作重溫﹕「不用多久，基於全球化的便捷人口流動，到了下一代的傳統香港精英，在感情以外，不容易找到留在香港工作的理由。就是現在，不用說海外，長駐北京、上海的香港朋友也愈來愈多，他們不但包括金融從業員和專業人士，也包括充滿批判的文化人、創作人和社運人。屆時，香港距威尼斯化就不遠了。假如這就是香港，當特首和當一個美國小鎮長，有什麼分別﹖」這裏說的，就是我們一直希望通過媒體、學院、社會等不同介體，拓展香港研究國際平台的原因。儘管這些年來，成效不能算大，但也認識了不少有心人。《明報》諸位編輯，正是箇中佼佼。
說在威尼斯化產生之前
也許，集體回憶對我們這一代而言乃相對抽象，社會對《明報》過去五十年，也含有若干浪漫化的重構元素在內。但前輩的成就，無疑有目共睹﹔接班的路如何，則要看我們這一代、乃至下一代的能耐。讓未來特區重拾昔日的國際視野、讓香港維持在國際社會的獨特地位，一直是我們的目標﹔希望《明報》作為香港知識分子的主要精神食糧之一，在這方面扮演的角色，將會愈加關鍵。
[文／沈旭暉]
五十年﹕好壞對錯都源自《明報》
世紀．MingPao．五十年﹕好壞對錯都源自《明報》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5日
【明報專訊】馮成章可能會有點不高興，但飲了酒會跳上跳舞的張健波應該比較寬容﹕自記憶深處搜尋，我對《明報》最早最早最早的記憶，不是政治新聞，甚至不是新聞，而是肥伯的41湯。當時報館還在北角英皇道651號。每天黃昏6時，頂樓飯堂開10幾張小圓，面上整整齊齊4個家常小菜，大木桶的湯和飯放在一邊，悉隨尊便。同事自由組合，5、6個坐滿一開飯，有時也會擠一點坐7、8個，以免有人落單，像一家人。
廚師肥伯，胖嘟嘟，一頭白髮，架粗黑框眼鏡，白色背心加短褲，笑容滿面滿場飛……由飯堂再通到天台，那時候，藍天白雲沒有今天所謂的煙霞籠罩，維多利亞港也還沒有變成維多利亞坑渠。風光明媚。
後來報館搬到柴灣嘉業街，41湯變成連鎖快餐店。每月發糧單的時候，秘書小姐附送一疊飯票，有時粉紅有時粉藍有時灰色，可以在工廠大廈的茶餐廳當現金使用。我甚少光顧。上帝知道我每天工作超過12小時，有一段日子更破紀錄15、16小時（記得當時年紀小！），自問應該有權利和義務讓自己吃得好一點。
當年《明報》遲稿是出名的，行家中除《信報》應無可匹敵。晚上趕發稿，忙得連洗手間都不敢去。假如放進肚皮的食物，不能和我們追訪的新聞一樣有質素，我會哭。可幸吾道不孤，不愁沒有飯伴。
食物是OT最好的紓緩和宣泄，尤其有臭味相投的陪吃者嘩啦嘩啦，比看心理醫生有效。好長一段日子，與卓每晚追趕跑跳碰要及時坐上凌晨零時15分公司車下班，由柴灣直奔銅鑼灣覓食。突然被上司叫住就想殺了他，但他無視我們眼神的兇狠，可以自顧自說上1小時。然後他叫我們快快回家早點上休息。多謝關心。
渴求消夜如追訪新聞
但我們對消夜的渴求，一如對新聞的追訪，鍥而不捨。深夜，繼續銅鑼灣街道浪蕩，找一間未關門而又美味可口的食店，大快朵頤。最記得曾經發掘過一間日本小店，老闆挺慷慨，《明報》不少記者都以此為消夜聚腳點。後來少去，因為老闆娘太介意老闆慷慨，而我們又太介意老闆娘介意。九七回歸前後《明報》政治組同事，一定去過這間小店。
卓是跑法庭新聞的。我好多法庭知識，以至有關法官和大律師的八卦，通常來自這些深宵補課。我也從不吝嗇，源源不盡送上李柱銘李鵬飛曾鈺成等等政治人物蝦碌笑料佐膳。日子過得好快。
我和卓都是在《明報》採訪部長大的。我一直以為，我和《明報》最大牽連，是我對新聞的處理，自問相當認真，但稍嫌太多包袱——雖然旁人未必察覺，自己卻心知肚明。但這幾天細心想一遍，嗯，不是，不是新聞，我在《明報》最大收穫是人情。我最知心的朋友幾乎都在《明報》打過工。
工時長培養深厚友情
1986年入職《明報》，當時最好朋友是採訪經濟新聞的華、昭。在溫哥華跑一轉回來後，朝夕相對的是跑法庭的衡和跑教育的薰。我曾經以為衡會是《明報》第一位女總編輯，但癌病令她過早離開。然後，是跟立法局的眉。她令我知道，除了愛情，朋友也會為朋友傷心痛哭，我一輩子記住她為我流過的眼淚。跑國際新聞的娟姐，在《明報》沒有往來，後來跳槽生果日報則變成好朋友。她來自《明報》的成分出身令我放心交心、失儀失禮——通常失儀失禮的是她而不是我。今日，離開《明報》8、9年，往來最頻密的兩位阿芬，也是《明報》舊同事。
《明報》同事交情實在好。當年《明報》記者往往被標籤為奇怪的異類，最異端之處是記者會結束後永遠高速離開，甚少與其他行家交流。不少同事都被行家誤會做人太過冷冰冰。其實《明報》甚少要劈開的冰山，只是《明報》記者的熱情早已全情傾注在報館4面牆壁之內，無力再搞「館外情」。
天下沒有無緣無故的事情。同事交情好，主觀原因是物以類聚，《明報》吸引上釣的總是感情特別豐富的人。對錢銀伶俐通常不會在這裏留得太久。客觀原因則是《明報》記者工作時間正如前述實在特長，工作1年等於人家相處兩載，日久自然生情。
工作點滴倒模上司
也不排除另有血淋淋因素，凝聚友情：我們有共同敵人。一個像剃刀一樣的上司，對外搜捕新聞片甲不留，對內逼迫同事毫不手軟。他令人最難招架之處是，他要求同事做的，自己一樣做。如果有人覺得我今日處理新聞做得不夠好，可以怪他，我工作點點滴滴如非倒模自他，便是受他縱容養成惡習。雖然我後來辭職離開《明報》，按他的演繹是「誤入歧途」，但容我一如任志剛在立法會一樣以至誠發誓，當時我已積習難返，好的壞的對的錯的，統統源自《明報》——但說到底我還是多謝他。沒有《明報》地獄式訓練，此刻我未必能夠身處一個自己喜歡又有意思的崗位，享受工作本身之餘又有薪水。多謝。
[文／李慧玲 《明報》前新聞總監 編輯：黃靜]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5日
【明報專訊】馮成章可能會有點不高興，但飲了酒會跳上跳舞的張健波應該比較寬容﹕自記憶深處搜尋，我對《明報》最早最早最早的記憶，不是政治新聞，甚至不是新聞，而是肥伯的41湯。當時報館還在北角英皇道651號。每天黃昏6時，頂樓飯堂開10幾張小圓，面上整整齊齊4個家常小菜，大木桶的湯和飯放在一邊，悉隨尊便。同事自由組合，5、6個坐滿一開飯，有時也會擠一點坐7、8個，以免有人落單，像一家人。
廚師肥伯，胖嘟嘟，一頭白髮，架粗黑框眼鏡，白色背心加短褲，笑容滿面滿場飛……由飯堂再通到天台，那時候，藍天白雲沒有今天所謂的煙霞籠罩，維多利亞港也還沒有變成維多利亞坑渠。風光明媚。
後來報館搬到柴灣嘉業街，41湯變成連鎖快餐店。每月發糧單的時候，秘書小姐附送一疊飯票，有時粉紅有時粉藍有時灰色，可以在工廠大廈的茶餐廳當現金使用。我甚少光顧。上帝知道我每天工作超過12小時，有一段日子更破紀錄15、16小時（記得當時年紀小！），自問應該有權利和義務讓自己吃得好一點。
當年《明報》遲稿是出名的，行家中除《信報》應無可匹敵。晚上趕發稿，忙得連洗手間都不敢去。假如放進肚皮的食物，不能和我們追訪的新聞一樣有質素，我會哭。可幸吾道不孤，不愁沒有飯伴。
食物是OT最好的紓緩和宣泄，尤其有臭味相投的陪吃者嘩啦嘩啦，比看心理醫生有效。好長一段日子，與卓每晚追趕跑跳碰要及時坐上凌晨零時15分公司車下班，由柴灣直奔銅鑼灣覓食。突然被上司叫住就想殺了他，但他無視我們眼神的兇狠，可以自顧自說上1小時。然後他叫我們快快回家早點上休息。多謝關心。
渴求消夜如追訪新聞
但我們對消夜的渴求，一如對新聞的追訪，鍥而不捨。深夜，繼續銅鑼灣街道浪蕩，找一間未關門而又美味可口的食店，大快朵頤。最記得曾經發掘過一間日本小店，老闆挺慷慨，《明報》不少記者都以此為消夜聚腳點。後來少去，因為老闆娘太介意老闆慷慨，而我們又太介意老闆娘介意。九七回歸前後《明報》政治組同事，一定去過這間小店。
卓是跑法庭新聞的。我好多法庭知識，以至有關法官和大律師的八卦，通常來自這些深宵補課。我也從不吝嗇，源源不盡送上李柱銘李鵬飛曾鈺成等等政治人物蝦碌笑料佐膳。日子過得好快。
我和卓都是在《明報》採訪部長大的。我一直以為，我和《明報》最大牽連，是我對新聞的處理，自問相當認真，但稍嫌太多包袱——雖然旁人未必察覺，自己卻心知肚明。但這幾天細心想一遍，嗯，不是，不是新聞，我在《明報》最大收穫是人情。我最知心的朋友幾乎都在《明報》打過工。
工時長培養深厚友情
1986年入職《明報》，當時最好朋友是採訪經濟新聞的華、昭。在溫哥華跑一轉回來後，朝夕相對的是跑法庭的衡和跑教育的薰。我曾經以為衡會是《明報》第一位女總編輯，但癌病令她過早離開。然後，是跟立法局的眉。她令我知道，除了愛情，朋友也會為朋友傷心痛哭，我一輩子記住她為我流過的眼淚。跑國際新聞的娟姐，在《明報》沒有往來，後來跳槽生果日報則變成好朋友。她來自《明報》的成分出身令我放心交心、失儀失禮——通常失儀失禮的是她而不是我。今日，離開《明報》8、9年，往來最頻密的兩位阿芬，也是《明報》舊同事。
《明報》同事交情實在好。當年《明報》記者往往被標籤為奇怪的異類，最異端之處是記者會結束後永遠高速離開，甚少與其他行家交流。不少同事都被行家誤會做人太過冷冰冰。其實《明報》甚少要劈開的冰山，只是《明報》記者的熱情早已全情傾注在報館4面牆壁之內，無力再搞「館外情」。
天下沒有無緣無故的事情。同事交情好，主觀原因是物以類聚，《明報》吸引上釣的總是感情特別豐富的人。對錢銀伶俐通常不會在這裏留得太久。客觀原因則是《明報》記者工作時間正如前述實在特長，工作1年等於人家相處兩載，日久自然生情。
工作點滴倒模上司
也不排除另有血淋淋因素，凝聚友情：我們有共同敵人。一個像剃刀一樣的上司，對外搜捕新聞片甲不留，對內逼迫同事毫不手軟。他令人最難招架之處是，他要求同事做的，自己一樣做。如果有人覺得我今日處理新聞做得不夠好，可以怪他，我工作點點滴滴如非倒模自他，便是受他縱容養成惡習。雖然我後來辭職離開《明報》，按他的演繹是「誤入歧途」，但容我一如任志剛在立法會一樣以至誠發誓，當時我已積習難返，好的壞的對的錯的，統統源自《明報》——但說到底我還是多謝他。沒有《明報》地獄式訓練，此刻我未必能夠身處一個自己喜歡又有意思的崗位，享受工作本身之餘又有薪水。多謝。
[文／李慧玲 《明報》前新聞總監 編輯：黃靜]
5/14/2009
世紀．MingPao．50周年﹕立足於批判的建設
世紀．MingPao．50周年﹕立足於批判的建設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4日
【明報專訊】1959年5月20日，《明報》在香江初登場，憑創辦人金庸與沈寶新兩位先生的衝勁與魄力，在困難重重中乘風破浪，不斷自我完善，從一張紙、四開、4版的小報到今天香港最具影響力的報章之一，《明報》50年來的發展歷程中，實在有太多故事，有驚險刺激的、有艱巨困阻的，當然也少不了激勵人心、感人至深的時刻。一直以來，《明報》由始至終堅持獨立自主、公正善良、期待國家民族進步的宗旨，僅這一份堅持，已足夠讓其傲視同行。
批評中肯善意
《明報》創辦之際，正是新中國成立之初10年，處於意識形態的兩個極端下，中港之間差距明顯，兩大陣營的隔河對壘，加上「大躍進」等政治運動，國內社會發展仍處於初始階段。今日經過50年發展，尤其近30年以來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然崛起成為世界大國之一，《明報》在這過程中，扮演了一個獨特的角色，拉近了兩地人們的距離，作出了不可多得的貢獻。秉持公正而善良的宗旨，《明報》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中肯、善意而富建設性的批評，對國家發展及前進提策出謀，始終以人文關懷的精神關注國家發展、關心同胞福祉，見證了中國半世紀以來的成就，同時亦在歷史進程中成就了《明報》自己剛正不阿的金漆招牌，建立專屬於《明報》的公信力和影響力。
作為在香港出生、成長於戰後時期、幾十年來一直十分關心國情的香港人，我自青年時期至今，《明報》從創刊第一天，50年來都是我的重要資訊及思想衝擊、挑戰來源，促我反思的「只要核子，不要褲子」討論至今歷歷在目。記憶裏以至對生活影響至深的便是文化大革命的內地及香港反應，和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現在回顧過去，足見《明報》在那個時代環境下的真知灼見。
記得1972年我初到上海從事貿易，當日與今日內地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面貌煥然全新，30多年來的變化、改進甚至可以逐年逐項列出，至今成為擁有2萬億外匯儲備的大國，於北京奧運一鳴驚人，全球金融海嘯中依然有保八的能力，中國成就及其對世界貢獻不言而喻。
香港的發展一直與國家脫不了關係，中國改革開放與香港發展更可說是同向異速。隨50年代末至60年代內地社會的動盪，香港迎來大批內地移民，同時帶來大量資金、人才、技術，促成香港70年代經濟起飛；直至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香港順理成章轉為中國對外的重要窗戶，伴隨改革大潮，香港逐漸發展成為亞洲金融中心。
半世紀堅持 換來公信力
《明報》在當中憑獨立自主的批判精神，對中國時局形勢及發展一直堅持理性、務實批判的立場，我會稱之為「立足於批判的建設」。做了半世紀的《明報》讀者，今天的報慶不禁使我回想它由醞釀至初創時期，香港報壇兩大才子查良鏞與周榆瑞的人生歷程（兩位先生當時同時任職於《大公報》，其後查先生退出自立創辦了《明報》，周先生則棄國遠渡重洋至英國，往後人生經歷迥異），給我們旁觀者極多的啟迪。
許多人對文人辦報都抱有較高期望，對於報刊主辦人的接班較重視其身分背景，其實所謂一輩人一輩事，歷史是不斷創新向前的，只要堅持目標，在不影響編採獨立下，又何必執著？《明報》自創辦人金庸先生以降，雖幾經易手，接班過程中卻未曾對編採自主有所影響，這不正是一個令人鼓舞及欣慰的例證嗎？
半世紀的堅持，換來難能可貴的公信力，作為忠實讀者，我期望《明報》在未來日子裏能夠一如既往地擇善固執、貫徹始終，立足香港，心懷國家，環顧世界，在21世紀中華民族崛起的歷史新一頁中，繼續堅守持平而踏實的辦報原則，為家國發展作出提振！
[文／葉國華 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4日
【明報專訊】1959年5月20日，《明報》在香江初登場，憑創辦人金庸與沈寶新兩位先生的衝勁與魄力，在困難重重中乘風破浪，不斷自我完善，從一張紙、四開、4版的小報到今天香港最具影響力的報章之一，《明報》50年來的發展歷程中，實在有太多故事，有驚險刺激的、有艱巨困阻的，當然也少不了激勵人心、感人至深的時刻。一直以來，《明報》由始至終堅持獨立自主、公正善良、期待國家民族進步的宗旨，僅這一份堅持，已足夠讓其傲視同行。
批評中肯善意
《明報》創辦之際，正是新中國成立之初10年，處於意識形態的兩個極端下，中港之間差距明顯，兩大陣營的隔河對壘，加上「大躍進」等政治運動，國內社會發展仍處於初始階段。今日經過50年發展，尤其近30年以來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然崛起成為世界大國之一，《明報》在這過程中，扮演了一個獨特的角色，拉近了兩地人們的距離，作出了不可多得的貢獻。秉持公正而善良的宗旨，《明報》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中肯、善意而富建設性的批評，對國家發展及前進提策出謀，始終以人文關懷的精神關注國家發展、關心同胞福祉，見證了中國半世紀以來的成就，同時亦在歷史進程中成就了《明報》自己剛正不阿的金漆招牌，建立專屬於《明報》的公信力和影響力。
作為在香港出生、成長於戰後時期、幾十年來一直十分關心國情的香港人，我自青年時期至今，《明報》從創刊第一天，50年來都是我的重要資訊及思想衝擊、挑戰來源，促我反思的「只要核子，不要褲子」討論至今歷歷在目。記憶裏以至對生活影響至深的便是文化大革命的內地及香港反應，和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現在回顧過去，足見《明報》在那個時代環境下的真知灼見。
記得1972年我初到上海從事貿易，當日與今日內地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面貌煥然全新，30多年來的變化、改進甚至可以逐年逐項列出，至今成為擁有2萬億外匯儲備的大國，於北京奧運一鳴驚人，全球金融海嘯中依然有保八的能力，中國成就及其對世界貢獻不言而喻。
香港的發展一直與國家脫不了關係，中國改革開放與香港發展更可說是同向異速。隨50年代末至60年代內地社會的動盪，香港迎來大批內地移民，同時帶來大量資金、人才、技術，促成香港70年代經濟起飛；直至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香港順理成章轉為中國對外的重要窗戶，伴隨改革大潮，香港逐漸發展成為亞洲金融中心。
半世紀堅持 換來公信力
《明報》在當中憑獨立自主的批判精神，對中國時局形勢及發展一直堅持理性、務實批判的立場，我會稱之為「立足於批判的建設」。做了半世紀的《明報》讀者，今天的報慶不禁使我回想它由醞釀至初創時期，香港報壇兩大才子查良鏞與周榆瑞的人生歷程（兩位先生當時同時任職於《大公報》，其後查先生退出自立創辦了《明報》，周先生則棄國遠渡重洋至英國，往後人生經歷迥異），給我們旁觀者極多的啟迪。
許多人對文人辦報都抱有較高期望，對於報刊主辦人的接班較重視其身分背景，其實所謂一輩人一輩事，歷史是不斷創新向前的，只要堅持目標，在不影響編採獨立下，又何必執著？《明報》自創辦人金庸先生以降，雖幾經易手，接班過程中卻未曾對編採自主有所影響，這不正是一個令人鼓舞及欣慰的例證嗎？
半世紀的堅持，換來難能可貴的公信力，作為忠實讀者，我期望《明報》在未來日子裏能夠一如既往地擇善固執、貫徹始終，立足香港，心懷國家，環顧世界，在21世紀中華民族崛起的歷史新一頁中，繼續堅守持平而踏實的辦報原則，為家國發展作出提振！
[文／葉國華 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
5/13/2009
江南省亲之七：春笋 粽子 蚕豆 螺丝 水鱼 鲫鱼汤
K,
今夜，小女子是在煮江南粽子的清香中，咽着口水入眠的。好梦不断！！
小女子最爱馋人喇，这是天性。而看到标题就流口水的人，都是意志力不坚强的，如MAYBOY。
那日，在金陵俺给MAYBOY传“今日的午餐”：小河虾和嫩蚕豆!馋你！人家回说：好在刚刚吃过饭了。
这回，回到金坛，婆婆和姐姐争相弄好吃的：煨红枣、卧鸡蛋、春笋烧鸡、姐姐自己种的蚕豆、炖水鱼、鲫鱼汆汤、春韭、苋菜……姐姐特地包了笋尖包子，昨儿俺也小露一手，和婆婆一道包红豆粽子！呵呵，每天吃得好开心。
自然拍了手机照，“第一时间”发往海南。这下，有人熬不住了：带点回来！
哈哈哈哈。
昨日午后，自己个儿在MAYBOY自幼生活的小城乱逛，看到小理发店、修车（自 行车）铺子、糕点铺、成衣庄……就觉得亲。拍了不少片子，想像，如果那家伙没有出去读书闯世界，找个小城碧玉过日子，现在会是啥模样儿。
见到铺子，想起了做媳妇的“职责”，就进去买了六袋河北沧州阿胶枣、两袋福建莆田龙眼干、两条云烟回家孝敬公婆。哪知公公觉得烟贵了。于是，就和姐姐回头去换，人家则是“烟酒出门，概不退换”。小女子以情动人了半天，打工女也不敢做主。
灵机一动，干脆按老爷子的菜单，“换了”六条红塔山、一瓶五粮春。老爷子这下眉开眼笑：这些烟够抽三个月了。兴趣很高地听俺说了一晚儿孙事儿。
那两条云烟，这下就便宜了MAYBOY了，哼哼！！
俺给他发信曰：我说这些都是你让办的。老人都高兴。能干吧！
MAYBOY回曰：猛！你啥时回啊
嘿嘿嘿，小女子窃笑，差点回：等你来接。
临了，心一软，没“折磨”他：20日回成不？
今夜，小女子是在煮江南粽子的清香中，咽着口水入眠的。好梦不断！！
小女子最爱馋人喇，这是天性。而看到标题就流口水的人，都是意志力不坚强的，如MAYBOY。
那日，在金陵俺给MAYBOY传“今日的午餐”：小河虾和嫩蚕豆!馋你！人家回说：好在刚刚吃过饭了。
这回，回到金坛，婆婆和姐姐争相弄好吃的：煨红枣、卧鸡蛋、春笋烧鸡、姐姐自己种的蚕豆、炖水鱼、鲫鱼汆汤、春韭、苋菜……姐姐特地包了笋尖包子，昨儿俺也小露一手，和婆婆一道包红豆粽子！呵呵，每天吃得好开心。
自然拍了手机照，“第一时间”发往海南。这下，有人熬不住了：带点回来！
哈哈哈哈。
昨日午后，自己个儿在MAYBOY自幼生活的小城乱逛，看到小理发店、修车（自 行车）铺子、糕点铺、成衣庄……就觉得亲。拍了不少片子，想像，如果那家伙没有出去读书闯世界，找个小城碧玉过日子，现在会是啥模样儿。
见到铺子，想起了做媳妇的“职责”，就进去买了六袋河北沧州阿胶枣、两袋福建莆田龙眼干、两条云烟回家孝敬公婆。哪知公公觉得烟贵了。于是，就和姐姐回头去换，人家则是“烟酒出门，概不退换”。小女子以情动人了半天，打工女也不敢做主。
灵机一动，干脆按老爷子的菜单，“换了”六条红塔山、一瓶五粮春。老爷子这下眉开眼笑：这些烟够抽三个月了。兴趣很高地听俺说了一晚儿孙事儿。
那两条云烟，这下就便宜了MAYBOY了，哼哼！！
俺给他发信曰：我说这些都是你让办的。老人都高兴。能干吧！
MAYBOY回曰：猛！你啥时回啊
嘿嘿嘿，小女子窃笑，差点回：等你来接。
临了，心一软，没“折磨”他：20日回成不？
雜文家何滿子上海逝世
雜文家何滿子上海逝世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3日
【明報專訊】內地雜文家何滿子上周五（8日）於上海瑞金醫院逝世，享年90歲，告別儀式將在17日於上海龍華殯儀館舉行。何滿子著作等身，一共寫了50多本書，出版了《五雜侃》、《人間風習碎片》、《中古文人風採》、《圖品三國》等一系列雜文集。
著作50多本 享年90歲
《揚子晚報》報道，何滿子原名孫承勳，1919年出生於浙江富陽市，7歲開始已讀《西遊記》，10歲以文言文寫故事。少年時，何滿子接受的是西式私塾教育，他曾回憶道，「當年我家有3位家庭教師，教文史的是前清副榜，教數理化和外語的都是劍橋留學生。」
何滿子在1949年前曾任職多間報館。1949年後，歷任大眾書店編輯、震旦大學中文系教授、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編輯、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審等職。
身為著名雜文家，何滿子曾撰文批評，在雜文不景氣的環境中，有一些雜文作者「玩雜文」，文章寫得很俏皮，但其風格和態度卻是站在雲端裏看笑話的冷嘲式，絲毫沒有「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淑世精神。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3日
【明報專訊】內地雜文家何滿子上周五（8日）於上海瑞金醫院逝世，享年90歲，告別儀式將在17日於上海龍華殯儀館舉行。何滿子著作等身，一共寫了50多本書，出版了《五雜侃》、《人間風習碎片》、《中古文人風採》、《圖品三國》等一系列雜文集。
著作50多本 享年90歲
《揚子晚報》報道，何滿子原名孫承勳，1919年出生於浙江富陽市，7歲開始已讀《西遊記》，10歲以文言文寫故事。少年時，何滿子接受的是西式私塾教育，他曾回憶道，「當年我家有3位家庭教師，教文史的是前清副榜，教數理化和外語的都是劍橋留學生。」
何滿子在1949年前曾任職多間報館。1949年後，歷任大眾書店編輯、震旦大學中文系教授、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編輯、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審等職。
身為著名雜文家，何滿子曾撰文批評，在雜文不景氣的環境中，有一些雜文作者「玩雜文」，文章寫得很俏皮，但其風格和態度卻是站在雲端裏看笑話的冷嘲式，絲毫沒有「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淑世精神。
5/12/2009
江南省亲之六：到了金坛婆家
K，
这会儿我坐在金坛一个叫做“浪淘沙”的网吧里，读报做动态写写字。
是婆婆带我找到这儿的。
江南省亲的第二站昨日展开。小女子没有想到，自己的这样一个春日的心愿，给许多人添了麻烦。
前晚，爹地躺上床后对我说：明天怕不能起来送你了，出发前记得来道别。小女子心一热，干脆当晚就陪着爹地睡了。哪知，清早五点，早亮的江南天光晃醒了俺，起身一看，爹地带着眼镜躺着：我四点多就醒了。
哎呀，小女子罪过。本想让父亲踏实，没想到反倒扰了他的清梦。
我俩扳手腕，爹地活动自如的左手好大力，真的赢了俺。
卫东呢，不但早几天给买了票和礼物，大早特地赶回来送我。
车行驶在江南的土地上，一丛丛嫣红的枫叶，在嫩绿里逼人恼春了。
不想，自己个儿敲开婆家的门，就发现婆婆准备了好大一桌子江南菜。原来，老太太夜里三点半就起身了。
她一定是把媳妇回家，当作儿孙一起归来了。
小女子，罪过啊。
以紀念為名，以詰問為實／文﹕馬家輝
以紀念為名，以詰問為實／文﹕馬家輝
——「5．12」這一天的真正意義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2日
【明報專訊】「5．12」震災整整過去一年了，儘管中宣部早已傳令不許傳媒「過度炒作」，內地的報紙雜誌於近兩星期仍把周年紀念作為關鍵話題，此起彼落，輯輯相連，可見這場災劫對中國人來說仍是「餘悸猶存」；那忘不了的終究忘不了，尤其當災難的記憶仍然隱藏這麼多的問號，每多一次回憶，便等於多一次受到傷害，問號如刀，刀刀割下，讓傷口永遠沒法癒合。
也因此，「5．12」至今為止——甚至在未來不短的一段日子裏——必仍是個曖昧的時間符號，極難用「紀念」二字將之總括定位。震災真相仍未明朗，奢談「紀念」，有什麼意思呢？舉凡「紀念」，總得先對被紀念的對象擁有明確的、趨近真相的了解，否則，如在暗房摸象，瞎猜的成分多於紀念的效益，在這樣的狀下「紀念」來「紀念」去，其實是對災難構成了另外一種形式的侮辱。
由這角度看，要對一場災劫進行真誠的「紀念」，大前提在於能否對災勢擁有「詰問的自由」，假如這樣的自由被剝奪了或割碎了或困限了，「紀念」便將變身成為「詰問」本身，傳媒唯有以「紀念」之名行「詰問」之事，在情緒的偽裝下，在關懷的掩護下，盡量探求或揭示災劫的可能真相。
也就是說﹕在災劫真相尚未明朗的時空下，任何「紀念5．12」的傳媒行動其實都是或可能是「詰問5．12」的求真行動。中國不是盛行「山寨」商品嗎？這樣的紀念其實就是「山寨版紀念」，是表面的；在表面背後，傳媒和人民真正關心的是，真相真相真相，請把真相還給我們，沒有真相便沒有紀念，歷史邏輯就是這頑固，她自有集體行動的既定法則，任何人皆難脫離。
一周年了，回顧「5．12」、詰問「5．12」，具體言之，我們可以分從4個層面出發，提出直接相關或由此衍生的思考問號。
報告真相是政府責任
未有盡責難求和諧
首先最為我們所渴求知悉的當然是災難的深度和人禍的闊度。
一場地震，確是天災，但這樣的無情天災到底奪去了多少條寶貴性命，又為什麼能夠奪去一些本有可能保住的寶貴性命，我們總得要知道啊。所謂「我們」，既是指所有曾經被天災震撼、因天災落淚的中國人，更是指直接受害於災變的死難者家屬，他們總不能不明不白地失去親人和財產啊。要的，我們是要知道的，報告真相是政府對生者與死者所應負擔的最起碼責任，也是政府對生者和死者所應維護的最低度尊嚴，沒有責任和尊嚴而奢求「和諧」，肯定是不可能的任務與空想。
其次，找出真相之後，理所當然要落實問責和付出賠償。
在「5．12」來臨前一星期，政府公布了一個數字﹕大約有400多個不同級別的官員由於救災不力或防災有誤而受到懲處。相對於財物損失之重和性命犧牲之慘，這個數字顯然不足服人，但更重要的是，在災劫真相尚未出現具可信度的調查報告以前高調談論官員懲處，唯一取得的效果只會是讓人更感心寒，因為，這400多個官員不一定無辜，可是他們必然只是其他更多理應受罰的官員的掩護體，而吊詭地，這個數字愈大，愈易令人相信有更多的官員應該受罰，亡靈在暗處哭嚎，逃離法網的人則在亮處獰笑。
第三，探求災難真相也好，落實問責賠償也罷，對已逝的死者來說固然重要，但對於未來的死者同樣具備嚴肅意義，因為，如果不在真相和賠償的基礎上對導致悲劇的不良政治、行政制度進行認真的反思，日後遇上天災，必然再因人禍而令災難程度擴大十倍百倍。
所以，我沒寫錯字，我的確是說「未來的死者」，如果制度不改，如果權力繼續不受有效監察，人禍必然以不同的面目、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令不同的人哭完再哭，而再有性命犧牲是免不了的，這是誰都不想看見的事，卻又是誰都沒法看不見的事，唯有今天多往前改革一步，明天始可減少因人禍而出現的死靈魂。
縱有採訪自由
也無發表自由
第四，我們極好奇於這場災變可曾對中國的新聞自由帶來實質而持續的效益。
去年5月20日，本欄曾經談及這樣的新聞景﹕內地網站流傳不少新聞工作者的抱怨貼子，他們普遍表示，是次震災採訪的自由度遠比想像中高，各級官員的合作度亦遠勝於前，或許在災變面前，人的心，變軟了，人的臉孔也慈祥了，中國記者與境外記者並肩作戰，互相提攜也互相挑戰，令內地的新聞報道像被放進微波爐般被高速加熱，叮一聲，變得前所未有地積極、動態、進取。然而，中國終究是中國，內地記者所面對的「國情」終究跟境外同業不盡相同，其中最重要的是，採訪完畢，返回報社，境外記者基本上能把眼見的耳聽的都寫下來，並可尋根究柢，深入探索新聞背後的線索結構，但中國記者呢，返回報社，則仍框限重重、禁忌多多，在不同層次上遭受權力壓頂，下筆實難盡言，落墨無法暢快。諸如此類的新聞限制，等於把得來不易的新聞寸進再度封住了、縛住了，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辛苦採訪得來的那點成績，因為，有新聞採訪而沒有分析追蹤，有「採訪自由」而沒有「發表自由」，等於下雨時帶了一把破傘出門，極難阻擋風雨濕身；也等於演出了一齣賺人熱淚的悲劇，哭完了，把紙巾掉棄了，再讓一切回到原點。
一年過去了，基於觀察與聽聞，我對情的改善甚不樂觀，還是那句話﹕中國始終是中國。
值得思考探索的問題當然不止於上述4項，例如中國非政府組織於災難後的高速繁殖，再如中國企業家對於捐款賑災的態度變化，又如中國網絡連繫對於救災和防災的增生效用……統統應該也已經有人在深入討論。但討論歸討論，若不把這4項問題理順理清，「5．12」於往後仍難成為真正的紀念日子。她仍必繼續曖昧、一直曖昧下去，直到我們的詰問得到了具體回答，而到那時候，災難亡靈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安息。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5．12」這一天的真正意義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2日
【明報專訊】「5．12」震災整整過去一年了，儘管中宣部早已傳令不許傳媒「過度炒作」，內地的報紙雜誌於近兩星期仍把周年紀念作為關鍵話題，此起彼落，輯輯相連，可見這場災劫對中國人來說仍是「餘悸猶存」；那忘不了的終究忘不了，尤其當災難的記憶仍然隱藏這麼多的問號，每多一次回憶，便等於多一次受到傷害，問號如刀，刀刀割下，讓傷口永遠沒法癒合。
也因此，「5．12」至今為止——甚至在未來不短的一段日子裏——必仍是個曖昧的時間符號，極難用「紀念」二字將之總括定位。震災真相仍未明朗，奢談「紀念」，有什麼意思呢？舉凡「紀念」，總得先對被紀念的對象擁有明確的、趨近真相的了解，否則，如在暗房摸象，瞎猜的成分多於紀念的效益，在這樣的狀下「紀念」來「紀念」去，其實是對災難構成了另外一種形式的侮辱。
由這角度看，要對一場災劫進行真誠的「紀念」，大前提在於能否對災勢擁有「詰問的自由」，假如這樣的自由被剝奪了或割碎了或困限了，「紀念」便將變身成為「詰問」本身，傳媒唯有以「紀念」之名行「詰問」之事，在情緒的偽裝下，在關懷的掩護下，盡量探求或揭示災劫的可能真相。
也就是說﹕在災劫真相尚未明朗的時空下，任何「紀念5．12」的傳媒行動其實都是或可能是「詰問5．12」的求真行動。中國不是盛行「山寨」商品嗎？這樣的紀念其實就是「山寨版紀念」，是表面的；在表面背後，傳媒和人民真正關心的是，真相真相真相，請把真相還給我們，沒有真相便沒有紀念，歷史邏輯就是這頑固，她自有集體行動的既定法則，任何人皆難脫離。
一周年了，回顧「5．12」、詰問「5．12」，具體言之，我們可以分從4個層面出發，提出直接相關或由此衍生的思考問號。
報告真相是政府責任
未有盡責難求和諧
首先最為我們所渴求知悉的當然是災難的深度和人禍的闊度。
一場地震，確是天災，但這樣的無情天災到底奪去了多少條寶貴性命，又為什麼能夠奪去一些本有可能保住的寶貴性命，我們總得要知道啊。所謂「我們」，既是指所有曾經被天災震撼、因天災落淚的中國人，更是指直接受害於災變的死難者家屬，他們總不能不明不白地失去親人和財產啊。要的，我們是要知道的，報告真相是政府對生者與死者所應負擔的最起碼責任，也是政府對生者和死者所應維護的最低度尊嚴，沒有責任和尊嚴而奢求「和諧」，肯定是不可能的任務與空想。
其次，找出真相之後，理所當然要落實問責和付出賠償。
在「5．12」來臨前一星期，政府公布了一個數字﹕大約有400多個不同級別的官員由於救災不力或防災有誤而受到懲處。相對於財物損失之重和性命犧牲之慘，這個數字顯然不足服人，但更重要的是，在災劫真相尚未出現具可信度的調查報告以前高調談論官員懲處，唯一取得的效果只會是讓人更感心寒，因為，這400多個官員不一定無辜，可是他們必然只是其他更多理應受罰的官員的掩護體，而吊詭地，這個數字愈大，愈易令人相信有更多的官員應該受罰，亡靈在暗處哭嚎，逃離法網的人則在亮處獰笑。
第三，探求災難真相也好，落實問責賠償也罷，對已逝的死者來說固然重要，但對於未來的死者同樣具備嚴肅意義，因為，如果不在真相和賠償的基礎上對導致悲劇的不良政治、行政制度進行認真的反思，日後遇上天災，必然再因人禍而令災難程度擴大十倍百倍。
所以，我沒寫錯字，我的確是說「未來的死者」，如果制度不改，如果權力繼續不受有效監察，人禍必然以不同的面目、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令不同的人哭完再哭，而再有性命犧牲是免不了的，這是誰都不想看見的事，卻又是誰都沒法看不見的事，唯有今天多往前改革一步，明天始可減少因人禍而出現的死靈魂。
縱有採訪自由
也無發表自由
第四，我們極好奇於這場災變可曾對中國的新聞自由帶來實質而持續的效益。
去年5月20日，本欄曾經談及這樣的新聞景﹕內地網站流傳不少新聞工作者的抱怨貼子，他們普遍表示，是次震災採訪的自由度遠比想像中高，各級官員的合作度亦遠勝於前，或許在災變面前，人的心，變軟了，人的臉孔也慈祥了，中國記者與境外記者並肩作戰，互相提攜也互相挑戰，令內地的新聞報道像被放進微波爐般被高速加熱，叮一聲，變得前所未有地積極、動態、進取。然而，中國終究是中國，內地記者所面對的「國情」終究跟境外同業不盡相同，其中最重要的是，採訪完畢，返回報社，境外記者基本上能把眼見的耳聽的都寫下來，並可尋根究柢，深入探索新聞背後的線索結構，但中國記者呢，返回報社，則仍框限重重、禁忌多多，在不同層次上遭受權力壓頂，下筆實難盡言，落墨無法暢快。諸如此類的新聞限制，等於把得來不易的新聞寸進再度封住了、縛住了，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辛苦採訪得來的那點成績，因為，有新聞採訪而沒有分析追蹤，有「採訪自由」而沒有「發表自由」，等於下雨時帶了一把破傘出門，極難阻擋風雨濕身；也等於演出了一齣賺人熱淚的悲劇，哭完了，把紙巾掉棄了，再讓一切回到原點。
一年過去了，基於觀察與聽聞，我對情的改善甚不樂觀，還是那句話﹕中國始終是中國。
值得思考探索的問題當然不止於上述4項，例如中國非政府組織於災難後的高速繁殖，再如中國企業家對於捐款賑災的態度變化，又如中國網絡連繫對於救災和防災的增生效用……統統應該也已經有人在深入討論。但討論歸討論，若不把這4項問題理順理清，「5．12」於往後仍難成為真正的紀念日子。她仍必繼續曖昧、一直曖昧下去，直到我們的詰問得到了具體回答，而到那時候，災難亡靈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安息。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5/11/2009
香港，走進中國的角色
香港，走進中國的角色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1日
【明報專訊】今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年。在這一甲子的發展，當代中國無論在政治及經濟兩方面都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隨經濟國力的不斷上升，中國在國際舞台上也日益受注目，人權、政治、環境、文化等等議題，考驗中國，挑戰世界。香港從中國體制「以外」至回歸後的「其中」，當中扮演相互影響的重要角色，有何變異，未來應將如何？
新力量網絡、《明報》〈世紀〉版，與天地圖書將合辦〈中國．香港．六十年〉系列講座，每月的一個周六下午，邀請本地學者與各界持份者，反思、總結政治、經濟、民生、文化、法制各方面的經驗。第一場將於5月16日舉行，張炳良 教授與陳和順博士將率先以「動盪中國與香港蛻變：六七、六四與九七」，三組串起中港兩地關係的日子，展開系列討論的格局。第二次講座則將以「農民大翻身？」為題，將由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葉健民博士與樂施會 中國部廖洪濤博士主講。其後的題目將包括「統一：遙不可及？兩岸政經比併」、「大國崛起與香港角色」、「民主與法制」、「人定勝天：抗災能力與環境保護」、「香港文化軟實力：政治邊緣Vs文化中心」、「中港互動策略」等一共八講，將逐一舉行。
■「動盪中國與香港蛻變：六七、六四與九七」講座
時間：5月16日（周六）下午3:00至5:00
地點：灣仔莊士敦道30號天地圖書公司地庫展覽廳
主持：呂大樂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新力量網絡主席）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1日
【明報專訊】今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年。在這一甲子的發展，當代中國無論在政治及經濟兩方面都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隨經濟國力的不斷上升，中國在國際舞台上也日益受注目，人權、政治、環境、文化等等議題，考驗中國，挑戰世界。香港從中國體制「以外」至回歸後的「其中」，當中扮演相互影響的重要角色，有何變異，未來應將如何？
新力量網絡、《明報》〈世紀〉版，與天地圖書將合辦〈中國．香港．六十年〉系列講座，每月的一個周六下午，邀請本地學者與各界持份者，反思、總結政治、經濟、民生、文化、法制各方面的經驗。第一場將於5月16日舉行，張炳良 教授與陳和順博士將率先以「動盪中國與香港蛻變：六七、六四與九七」，三組串起中港兩地關係的日子，展開系列討論的格局。第二次講座則將以「農民大翻身？」為題，將由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葉健民博士與樂施會 中國部廖洪濤博士主講。其後的題目將包括「統一：遙不可及？兩岸政經比併」、「大國崛起與香港角色」、「民主與法制」、「人定勝天：抗災能力與環境保護」、「香港文化軟實力：政治邊緣Vs文化中心」、「中港互動策略」等一共八講，將逐一舉行。
■「動盪中國與香港蛻變：六七、六四與九七」講座
時間：5月16日（周六）下午3:00至5:00
地點：灣仔莊士敦道30號天地圖書公司地庫展覽廳
主持：呂大樂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新力量網絡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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