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依依記錄日本維護史實作家增城之旅

我到增城為祖輩贖罪：
一位維護史實的日本作家之旅
文章日期：2007年12月17日
【明報專訊】1937年年底，日軍攻進南京後的大舉殺戮，早已舉世譴責，如今剛開放的擴建後的南京大屠殺 紀念館，再有新掘得的骸骨作為血淚歷史的證據，只餘日本右翼仍視之如同烏有，拒絕承認——且別說破了南京的缺口，日軍在大舉下攻的南方城鄉，日軍戰時的惡行，更難以被清算、要求償還。
譬如香港近鄰的廣東增城——偏偏，這裏是一位長期為亞洲國家與地區向日本政府爭取償還運動的日本作家和仁廉夫、他的祖父和仁高雄在日本熊本編制軍團作147連隊隊長時進佔的據地！
和仁廉夫去年發現祖父在增城時拍下與收集的相片集，在南京大屠殺紀念日前夕，踏上忐忑的贖罪腳步，重走祖父當年在廣東的足，要將失落了的事蹟，整理出版成書。
南京也好、增城也罷，都是中國人長久未癒的傷口，得不到以真誠的道歉與賠償作為療傷，叫受難者如何復原，也叫日本本國認真對待歷史者，無可安置自身。所謂的中日友好，基礎又怎生牢固？
長久以來，和仁廉夫是亞洲地區索償運動的支持者，1991年便已義助「香港索債協會」與日本政府打官司，其後多次訪港查證歷史資料，96年還寫出《旅行指南中沒有的香港》一書，記述戰時香港的一面，至今在日本賣出了3000本。
可是，畢業於國學院大學考古學專業的這位歷史科老師，最近才考掘出家族中的侵華史料。
相片作為證據
他帶相冊的複印本，訪問增城，縱然，相片中許多景物都已被拆，卻仍然是日軍侵華的證據。
相冊上，他指3張英烈碑的相片，標示說那是「故佐藤上等兵」、「故竹田曹長」和「故東上等兵」之墓。
揭開拍紙簿，他寫「日本烈士＝侵略者」。他的廣東話口語有限，卻會讀寫中文，一直懇切而不免艱難的與記者筆談。而完全是站於責備進犯者的立場上。
這些日軍的烈士碑原在增城，而今已隨軍隊撤離時遷走，但當日軍仍處上方時，又怎不會拍下勝利的戰果？在增江上，如今一座水泥造的東門橋，原址上本是一座木橋，在和仁高雄的鏡頭下，木橋塌折在水中，與河水倒影成交錯的十字，那是軍隊行進時所炸斷的。
叫日軍興奮拍照留念的，還有戰利品和女人：在一棟佔用的民居外，貼「將校俱樂部」，門外，正展覽從國軍手上繳得的武器，門內，是高級將領娛樂的地方，佔了相冊的一頁的隨軍朝鮮慰安婦，在此滿足軍官獸性的欲念。
日軍還在前線，過他們稱為「陣中紀元節」的國慶日，欣賞扮裝的日本士兵舉行的「演藝大會」，還在廣東興建神社祈福。
但日軍的戰與士氣不總是高昂的。日本總會遙遙地郵寄「慰問袋」，戰爭初期還有實際的物資如糧食與衣物，到後來本土也因為戰事而貧困，慰問袋內一些日本國的土壤，也足以激勵隊軍。在和仁高雄的相冊內，便收有一張組織寄送慰問袋的將校夫人林太太，在神社祈願「武運長久」的相片。
隨軍記者也同樣肩負使軍隊戰意高揚的責任：在戰事當中，已沒有所謂的新聞真相了，和仁高雄的相冊上有一份大阪《朝日新聞》的消息，岡田記者1940年2月發稿與相片，報道「日軍掃討匪賊」，相中和仁高雄在馬上雄糾糾地經過雁塔進軍。但高雄相冊上的手記，隨即說明了所謂進軍是偽造的「誤報」，事實上，相片只是軍隊在雁塔前擺姿態留影。增城雁塔所在，其實早被日軍所佔。
和仁廉夫寫道：「日本報紙（和）其他傳媒有日本軍高層的檢閱，日本人民唔知真相」，百姓一直以為大和的戰鼓始終響高漲的情緒。
事實是戰後政府仍沒有讓百姓得知實情，曾「命令燒卻各種侵略證實的文書或相冊。我祖父遺品的相冊是幸運的紀錄。」和仁廉夫以日語腔調的文字寫。
相冊的正本，他小心地存放在日本，只帶複印本出國。
風中的血腥氣味
與和仁同行的，還有香港紀念抗日受難同胞聯合會主席簡兆平。增城，正好是他至青年時方離開的故鄉。直至1944年抗戰後期，他仍目睹一隊十多名的日本兵持刺刀，衝進增城簡村，還是孩子的他飛跑回家，剎那間，村內門窗啪啪的關上，村子只餘狗呔與雞的拍翼，接是日軍闖進每家每戶翻箱倒櫃的巨響。原來那天日軍經過鄰村巷口的木橋，失足下水，丟了糧食、砸碎了鍋，便到村內搜劫，搶去一隻喜慶時煮飯的大鐵鍋——日佔下生與長經年，簡兆平最明白增城成為慘烈戰埸的所以然，空氣中的荔枝香，變成風中的血腥。
1937年底，日軍先轟廣州，再炸增城，還部署軍隊進佔——增城作為廣州東部的要寨，有河珠江、有鐵路粵漢線，軍事必爭，從東邊寶安進攻。而國民政府亦集結四師在增城佈防，日軍因兵力不夠，死傷甚重。1938年，為了佔領廣州，便派和仁高雄部隊增援，由青島出發，至大鵬灣登陸，增城戰線失守，國軍潰敗，和仁高雄進駐，1940年和仁部隊才撤離增城回到日本，而其他日軍仍繼續佔領荔城直至1945年。其間被殺或死於飢餓、戰時疫症的百姓，人數高達10萬。
「因為日軍與四師對抗時曾經吃虧，進入增城便報復式的屠殺，」簡兆平曾編撰《鐵蹄下的增城》，對日軍在增城暴行的記憶一如刻印鉛板之上：38年秋騎兵隊長岩田、山口闢陂頭村村前石馬作殺人場，綁送村民作活靶，殺害400多人，使原來900多人的村子，光復後只剩300多；11月，日軍在西洲搶劫，村民擊斃一人，5天後村民遭報復，70人被害，嬰兒被刺刀挑死，76高齡老嫗或13歲童女都亦被姦，之後侵擾不絕，直至1941年，仍向村民施放致命毒氣；「最慘重的是缸瓦村，全村128人，僅有3人生還；而7000人的縣城，只炸剩了7所房子。」這些未必親身經歷的事蹟，簡兆平每次重溫，都不禁垂淚。
我是侵略者的子孫
而作為佔領增城的日軍將領後代的和仁廉夫，同樣心緒難平。
這本相冊，原是去年4月，廉夫在父親英夫去世後，整理遺物時發現。和仁高雄1945年5月30日在東京陸軍醫院因肺病去世時，日軍尚未投降，相冊才避過受命燒的一劫。
1956年出生的廉夫，雖然知道祖父是軍人，但厭惡戰爭、拒絕承繼軍人生活的英夫，逃避之下成為了文學青年，還學習了中國文化，也忌諱向廉夫提起祖夫的事蹟，因此廉夫一直不知道祖父在中國時的戰場。
可是看過相片過後，他衝擊很大，因為「祖父侵略地（是）有關香港的廣東增城」，而他卻在香港，有許多站在同一戰線的索償的朋友。每念及此，他都浮升深深的歉意，「失眠好多！」
12月6日這次訪問增城3天，和仁廉夫原想到受難者的墳前懺悔認罪，但簡兆平等同行者都恐怕在鄉村，一個日佔軍官的後代到訪，不知會否激起衝突，對廉夫有危險。因此，只在城裏開「中日友好討論會」，廉夫上台向戰爭受難者謝罪，鞠躬之時，台下竟報以掌聲，「我感受意外」。
但最深刻的是，他在研討會上，增城一位書法家黃伯堯的故事：他戰後出生，10歲，在街上玩耍時接觸抗戰時期遺留而未發的炸彈，卻在他手上炸開了，讓他痛失了右臂。他苦練左手書寫，終於成為書法家，而今把孩子送進廣州大學學日文。
和仁廉夫寫道：「我深刻感受戰爭遺留的問題。」因此，他要把相冊分析，結合其他軍事記錄，訪問歷史專家，還在增城之行，得到中方的文件，要整理成書。
但他知道時間無多，憂心忡忡地訴說如今知道真相者正愈來愈少了：「戰爭體驗者進行高齡化。」對於近年出來道歉的老兵，他了解那是出於「懺悔是最後機會」的心境。「不過，日本政府表態（是）另一類。日本政府公式道歉及賠償戰爭受害者的進境是困難好多。」他沉重的寫下：「道險。」道路雖艱，他卻願與中國人同行下去。
[文／鄭依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