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2008

鳥城的荒誕

未來城市的鎮魂塔
北京.新樓.舊人

文章日期:2008年1月16日
【明報專訊】編按:奧運前夕的中國,令「發展」步伐凌亂、社會結構急遽轉變的中國更形瘋狂。北京香港兩邊走的作家詩人兼攝影師廖偉棠,以批判之眼,通過鏡頭和文字,主觀記錄這時期的中國各社會面向。是為「奧運前夕.中國」專輯,今文為始。

《泰晤士報》評選世界正在建設的十大最具雄心建築,北京的建築佔了其中之三。這一消息,去年成為幾乎所有國內大媒體的頭條,也成為海外媒體的熱點話題。談論2008年的世界,繞不過去的是北京;談論2008年的北京,首先要談論的就是其令人矚目的新建築。這些建築已經徹底地改變了北京的面貌,實際上,它們成為新北京的象徵的同時,也成為了一股作為潛意識的北京精神的凝聚物。這股精神由國家引導,各階層的人民積極參與其中,帶狂歡的情緒,又不無惘然。

被自身崇拜的大鳥吞噬

在12月北京《三聯生活週刊》上,副主編舒可文寫有評論文章〈橫空出世,大建築〉,他在客觀評論了北京的「大建築」現象的來龍去脈之後,「無意」地說出了一句真實的危言:「最無視城市的建築是最真實的大都市景觀。而大都市的力量和容量遠遠大於它的市民。」

然而一座城市難道不是由市民組成?一座建築難道不是為城市及其市民服務的嗎?它怎可能無視甚至凌越後者呢?北京市民的英雄崇拜精神造就了這些「大建築」,但這些「大建築」構成的大都市反過來卻可能吞噬了小市民們的存在。猶如八十年前的表現主義電影《大都會》所預言,運作的龐大建築機器代替了有機的城市本身,繼而把人民化為零件、化為接近不存在的小數點後n位。

梁文道在他的節目提到這麼一個笑話,在北京機場計程車上,出租司機對他說:「現在北京是一個鳥城,有鳥巢(奧運會主場館)、鳥蛋(國家大劇院)、鳥腳(中央電視台新址)還有鳥嘴(首都機場3號樓)。」說的都是新建築,聯想到「鳥」字在北方話中的特殊含義,以批判精神著稱的北京出租司機的話中嘲諷絕對大於自豪。自豪曾經有過,但隨近一年物價飛漲,普羅階層的收入滯後,奧運後的美麗新世界暫時看來還只是畫餅充饑,自豪就變成了冷嘲,因為豪的明明於自己無關,是屬於另一個階層的。三大建築也好,十大建築也好,它們是「最具雄心」的建築,屬於國家神話中的英雄——經濟浪潮中的成功者們,離平民頗有距離,更別說最低下階層的勞動者甚至邊緣人了。

先以鳥蛋為例,在去年中秋的國家大劇院落成首演儀式中,特別預留了若干個觀眾座位給參與建築的工人代表,真是一夜輝煌,一夜過後,這些工人代表將和其他沒有這一夜輝煌的工人們遠離國家大劇院,這輩子也不太可能進來,因為這是一家用特種絲綢作牆紙、一張座椅造價接近一部汽車的、總值32億的超級豪華大劇院,它的服務對象只能是社會的新貴和特權階級。而這些工人又將和其他參與北京奧運前大建設的農民工一樣、和沒有暫住證的低層「京漂」一樣,可能會在他們共同締造的盛事8月開幕前,被勸返原籍(為了整齊市容和讓出資源)。即使他們能留下來,他們也不可能付得起高漲的房租、買得起門票,「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對於他們來說,仍然只是夢想。

最前衛外表,最保守內裏

作為「鳥腳」的中央電視台新址,更是一個矛盾的聚合體。純粹就建築而言,它可以說是當今世界最前衛的建築,它和國家歌劇院不一樣,國家歌劇院貌似前衛實則保守,以陰陽的形態盤踞皇城中心位置,仿似國家巨大的風水魚缸;而中央電視台新址挑戰地心吸力、傾斜扭曲、雙生匯合,這都是建築大師庫哈斯未能在世界其他地方能圓的夢,它的前衛形態表現出「不懼權威、敢於嘗試、無所畏懼、高度自信」(香港建築師嚴迅奇的讚美)這些特點,的確如此——但是僅僅形態如此而已。

因為這最前衛大膽的形態,所承載的內容是中國最主旋律的意識形態代表,最保守、也是宣傳部門最強大的「喉舌」:中央電視台。在中國單一的話語權力場上,中央電視台就是「權威」,是最被非主旋律民意質疑的「權威」,是在新聞節目上領導人的出鏡順序都有嚴格規定的政治放大鏡。它既是巨額納稅單位,又是中宣部的密切伙伴,如果說當今中國最大膽的是建築部,最保守的就是中宣部。因此這個建築物和它的功用嚴重分裂,庫哈斯所使用的建築語言是「循環和生生不息」,類似莫比烏斯環的設計,建築的確是構成了一個內部循環,但中央電視台更重要的是「內部」,而非「循環」,它是一個對外界來說開放性極其有限的機構。

這座建築同樣拒人於千里之外,在中央電視台舊址門口,常常聚集上訪的人民,他們奢望這一國家喉舌能代之申冤,因此那裏戒備甚為森嚴(為了防止上訪),新址可想仍會如是,作為「中央電視台」它代言的只可能是中央,而不是人民。同時,這座新建築坐落在朝外大街旁,這裏是所謂「CBD」商業中心的前緣地帶,並將成為大「CBD」地區的新中心,周圍原來是50年代東歐式大院組成的老居民區,現在已經寥落得很,就等發展商來拆遷重建,所以我們也別指望這座建築能和原來的市民發生什麼關係了。

這個關係之前曾表現為衝突,因為在大推土機前面必然會犧牲許多小市民的權益。這種本土市民和官商聯姻新權力之間的衝突,沒有溝通的可能。據說現在北京也會舉辦一些聽證會徵求市民意見,但光是形式上的聽證會是沒用的,這是意識形態的溝通矛盾,不只是政府程式的問題。就像國家大劇院曾受49位院士和108位建築師上書反對也未能阻止它的動工一樣,「因為這時候,城市生活的動力和內容已經離開原來的支柱,北京放下了所有意識形態的包袱,在新的旗幟下聚集了力量,這個旗幟因為鮮明和強大而不可阻擋。」舒可文如此總結,然而我們都知道一種力量如果強大到不可阻擋那會是多麼危險,沒有人可以防止它走向可能的謬誤。

大時代.大建築.蟻民

幾個月前我曾經進入另外兩大建築——「鳥巢」奧運主會場和「水立方」國家游泳中心採訪。在北四環塵灰漫天的公路上下了車,四周竟然一片荒蕪——存在很多巨大的建築但沒有看見使用它們的人,道路的設計也是完全為汽車考慮。幾經輾轉走到「鳥巢」和「水立方」,果然壯觀,尤其前者,費盡巧思把建築超越材質的可能性發揮到極點,當時政府要求做「一個獨一無二的體育場、一個能讓人過目不忘的建築」,它絕對勝任。我來此是為了拍攝一個名為「我和我的產品」的專題,把建築工人視為創造者,「鳥巢」和「水立方」只是他們的產品,雖然主流話語中的創造者是那些建築設計大師們。在這些超越人類想像的龐大建築物下面,工人不但渺小,而且顯得很超現實,因為這些建築都像是模型的直接放大,像夢中突然膨脹的日常事物一樣。看被高大陰影籠罩的工人,我突然想起一個古老的名字——萬喜良。

這些天馬行空的大建築,彷彿已經超越其功用,不再是建築,而是單純的象徵物。它們是一個民族寄予信仰的圖騰柱,由集體無意識趨向的英雄主義凝聚而成;它們是權力和金錢共謀的勝利幻象的勒石紀功之碑;它們更是一個未來之城奠基時的鎮魂塔,下面鎮為了成全這個大時代所「必要」犧牲的許多無名「蟻民」的權益。

為這些象徵意義,一種強迫超前的領導意識左右北京城(以及眾多亦步亦趨的國內大城市)的發展和規劃,揠苗助長反而成為常態,就像50年代文學追求「高、大、全」,現在還要加上一個「新」。且不說與此高端建設呈現懸殊落差的基層福利、服務建設,這之間的矛盾超出了本文所能言說。回到城市本身,作為一座城市最令人眷戀的「無名特質」正隨強力意志的張揚而喪失,「建築和城市中的這些特質不能建造,只能間接地由人們日常活動來產生,正如一朵花不能製造,而只能從種子中產生一樣。」(Christopher Alexander《建築的永恆之道》),既然人的日常生活已經漸漸從這種宏大的國家敘事詩中被隱形,我們可以想望的可能是一座巨大的紀念碑之城,猶如一朵巨大的塑膠花,不老不死、落滿灰塵。

[文/廖偉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