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是個極其會讀書的人﹐將我之前關於他訪問放上來﹐有助於了解他的。
梁對是文的評價是﹕哎呀﹐你讀出了我自己都沒有看清的“梁文道”。美國紐約《僑報》、法國巴黎《歐洲時報》已刊登。
圖片鳴謝我的同事阿梁。
這是梁文道的BLOG: http://liangwendao.blog.phoenixtv.com/user1/liangwendao/index.html
人物專訪﹕“公共知識分子”梁文道與他的“牛棚”
撰文﹕曉觀
遇梁文道﹐是在“香港書展”。
記者曰﹕“今天﹐來捧你場。”梁答﹕“那好﹐買書吧。”
這天﹐梁簽售給記者的新書﹐名為《弱水三千－─梁文道書話》。
有擔當的“公共知識分子”
在名為“上書局”的書攤旁﹐梁操只無線喇叭﹐起勁推廣一班兄弟的新書。
“上書局”﹐是梁與香江才子蔡東豪﹐蔡子強合作的新事業。定位是出些“不學朮﹐不嚴肅﹐但不最商業﹐也不最文學”的書﹐希望找到一群能影響香港中產階級的人﹐寫出些“能看懂﹐容易看”的書籍﹐目標是“改變社會上一些固有看法”。
其實﹐在兩岸三地甚至東南亞的華人世界﹐這個理著平頭﹐善言會寫的梁文道﹐曾以多種身分出現在公眾視野﹕香港商業電臺一臺的前臺長﹐鳳凰衛視的節目主持﹐香港幾家電臺的欄目主持﹐香港牛棚書院院長﹐香港﹐內地﹐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多家華文報紙﹐雜質的專欄作家﹐社會活動的“搞手”﹐政府文化決策的“顧問”……其中﹐最被社會推崇﹐也是梁最在意的身分﹐乃“公共知識分子”。
翻開《弱水三千》﹐在扉頁上讀到一段話﹕梁文道眾多角色中﹐始終有一條“脊骨”貫穿﹐就是走出象牙塔﹐以平民語言接近知識與群眾﹐做個街坊學者。
同為香港知識界青年才俊的馬家輝﹐對梁的評價是﹕“他﹐是我見過的最有承擔的香港年輕人﹐畢竟在臺灣長大﹐視野和心胸皆有格局。”
每日兩專欄夢想死而無憾
記者遞給梁的問題是﹕梁文道﹐你如此忙忙碌碌﹐到底在做些啥﹖你的目標是什麼﹖傳說中的“牛棚”是虛指﹐還是確有所在﹖“牛棚”﹐追求些什麼﹖
其實﹐“牛棚”非虛指﹐它位於九龍土瓜灣﹐已有百年歷史。港英時代﹐它真是“牛棚”﹐曾經作為“屠房”﹐之後是北來牛隻檢疫站﹐如今被政府辟為“牛棚藝朮村”﹐置身在繁華香港的“貧民區”。
一個臺風瀕臨的午後﹐記者依約前往“牛棚”。遠遠就見幢幢高樓之間﹐兀然立著一組紅磚綠窗黑瓦平房。
但見瓦稜上隱約有青苔﹐風雨街頭匆匆而過的﹐是健碩白T恤男子﹐及黑色純種英獵犬。一度恍惚﹐不知置身何處﹐不過感覺離純粹的“文化”很近。
走進“牛棚”﹐一片靜寂﹐它由一組高五﹐六米類似廠房的建築組成﹐一幢幢鋪排著﹐似獨立又有關聯﹐從立著的幅幅寫意式廣告﹐可知其中有前衛畫廊?有試驗劇院﹐自然還有記者要訪問的“牛棚書院”。
梁文道的書房﹐就在十五號“屠房”的最深處﹕閱讀的空間以一掛掛書架隔出﹐書桌極其簡單﹐一塊白板而已﹔窗很高似氣窗﹐光線俯射而下﹐聽雨冥想皆佳﹔窗下一溜長臺﹐安置了些音響﹐竟是搭在過往的“牛槽”之上。梁指看槽頭尚未除去的“牽牛繩”﹐粗啦啦挺“原味”﹐果然是與眾不同的“鎮宅之寶”。梁悠悠地說﹐所見乃藏書的十分之一﹐自己大約有萬卷書吧。
就在這間書房﹐梁每天在傳統方格稿紙上﹐用秀氣筆跡至少手寫兩篇專欄文章﹐用他漸漸高起的知名度﹐傳播一些“推動社會有所改變”的觀念﹕“三十五歲了﹐時間已很緊﹐要做的情很多。我的夢想﹐就是在死前能自忖﹐該做的已盡力﹐可以無憾﹗”
梁自設的人生有三境界﹕一是“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即為了推動社會進步﹐知識分子要“經事致用”﹐要“入世”﹔二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即清楚知道社會的進步很難﹐不過知道世間還有“同道者”一起努力﹐就在精神上感受到快樂﹔三是“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即隨時準備承受命運帶來的苦難﹐即使所有努力付之東流﹐也不會抱怨。“牛棚”打通象牙塔與民間
“書院”起名“牛棚”﹐令人聯想起內地“文革”期間知識分子的慘痛歷史。不過﹐梁的初衷當真是想知道﹐知識分子還能不能再“下鄉”一次呢﹖
拿著政府高薪的知識界人士﹐是否有可能暫時跳出“象牙塔”﹐到民間講講他的學問﹐也從不是同一階層的民眾處﹐學得些未曾學過的知識﹖
於“牛棚”進念教育試驗室﹐梁給記者講曾感動他的故事﹕
二０００年﹐“牛棚書院”與柏林市政府合作辦“現代藝朮節”﹐請學者講解德國現代藝朮。一日﹐三號風球下的香港且風且雨﹐映著四圍商廈的霓虹﹐二百多名下了班﹐夾著公事包的“同道”﹐走進搭在中環添馬艦的大竹棚﹐聆聽一場關於馬克思生平和理論的講座。
天上細雨﹐穿過竹棚﹐有人撐起傘﹐但課程繼續﹐聽者講者﹐都極投入。“我和牛棚書院總監胡恩威﹐相視而言﹕‘開課吧’”﹐說道此處﹐梁顯得有些激動。
於是﹐從二００一年至二００三年﹐一套秉承了傳統“書院”不羈作風的課程在“牛棚”展開﹕既有哲人系列講座﹐也有教授﹐作家﹐影評人講怎樣閱讀“感動了一生的”文章﹐還有世界十大導演作品賞析﹐國內著名京劇﹐昆劇名角也被請來香港。最令梁得意的是﹐請了從不可能登上講臺的街頭小販﹐講述一個小販眼中與眾不同的“香港地圖”﹕哪?客流最好﹐哪?躲“掃街”最快﹐以及怎樣的小販車最經濟實用……
“我做的一切﹐就是為了改變一些固有的觀念”﹐梁從書架上抽出一冊牛棚辦的免費雜志《E+E》,雜志的名稱孕含了許多以E開頭的美好的英文詞匯。
“E+E的‘使命感’是希望香港人能夠不那麼犬儒和SMART ASS(懶醒)﹐認真一點﹐深入一點看事物﹐好好的發展知識﹐推動社會進步﹐而不是單單利用知識去轉錢。”這﹐是這本普羅文化刊物的發刊詞。
“在地”香港“拼圖”兩岸
一個出身於七０年代的年輕人﹐怎麼會有如此擔當的胸懷﹖原來這個曾經立志當神父的﹐學哲學的青年﹐有著臺、港兩地的教育背景﹐而且八０年代起﹐即利用香港的地緣關係﹐持續關注著內地。他﹐是一個善於“拼圖”的人。
香港出生的梁文道﹐四個月大隨家人去了臺灣﹐十五歲再回到香港接受中學﹐大學教育﹐最後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研究院。
“在臺灣﹐我生活在黨國意識很濃的家庭。外公薑仲三﹐當年是大陸的成功商人﹐國統CC高級情報官﹐曾經滄海難為水﹐晚年在臺灣相當沉默。不過﹐他每個周末帶我去臺北故宮博物館﹐看書畫﹐看青銅﹐看古玩﹔也從來不限制我的閱讀興趣。於是﹐關於中國古典文化﹐我就潛移默化吸收了。”梁回顧說。
不停輪換著煙鬥與荷蘭DRUM牌煙草的梁﹐接著說﹕“影響我很深的﹐還有天主教耶穌會的神父們。我被鼓勵閱讀哲學書籍﹐並可以和神父們熱烈討論。於是﹐對世界的不停追問﹐成了生命中的一部分。”
“最感激的是香港”﹐在三個多小時的訪問中﹐梁一再提起這份感激﹐“是香港在我的青春成長期﹐用她的包羅萬有﹐把我的眼界打開了。”
在臺灣經歷了啟蒙教育的梁﹐初到香港即接觸到來自內地的歷史與文化書籍﹐發現原來自己僅僅讀了“半部史”﹕“我的文學?﹐沒有當年留在大陸的那些作家﹐像是魯迅﹐周作人﹐巴金﹐茅盾﹐老舍﹐錢鐘書﹐沈從文﹔而我讀的胡適﹐徐志摩﹐梁實秋﹐林語堂﹐則在大陸缺失了。現代史也是如此﹐感覺很困擾﹐很顛覆。”
不過﹐很快梁就找到了辦法──“拼圖”﹕他以獨特的方法﹐將兩岸文﹐史﹐哲“拼接”﹐不但從更多視角吸收了新觀念﹐最重要的是──看到了一個完整的中國。盡管未能身處其中﹐但梁以一雙慧眼﹐同時“閱讀了”八十年代兩岸的思想解放與啟蒙。身處香港的梁﹐同時還有機會跟進西方世界最前段的思潮﹕“真的很幸福﹐很感激﹐對香港。”
最終﹐在經歷了一系列前衛戲劇藝朮﹐裝置藝朮﹐社會活動之後﹐梁文道走進了書齋﹐選擇去香港中大哲學系通讀哲學原著﹔再次走出書齋﹐他已不再是“憤青”﹐而是有意識地選擇成為意大利思想家葛蘭西口中的“有機的知識分子”－─卷入社會﹐同時不放棄書齋。(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