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港產,更是本土
專訪導演杜琪峰
文章日期:2007年11月1日
【明報專訊】編按﹕杜琪峰成為了城中輪迴重生的、唯一的電影雜誌《香港電影》創刊號封面人物,他坐在一把很大的槍上面。槍代表的不止於他的作品風格,還有他在這圈內的權力和地位——聽聞創刊號的封面原本有更多電影工作者的臉孔,最後還是只剩他一個。讀過以下這篇訪問文章後,或許會領會這「封面事件」當中不無喻意:杜琪峰是一位捨棄投奔荷李活,而又留守香港思考製作本土味電影的香港導演。
別了!皇后碼頭。雖然她的命運早已被定奪,只是偶爾經過大會堂,仍不禁回頭看看她——即使她早已經被拆得面目全非,只是她的面容總是活在眼前,畢竟她曾經跟香港人經歷了半世紀的風雨。
對於皇后的遺憾
「在西方國家,要拆一個古老建築物並不容易,只有在香港,話拆就拆。」說話的是杜琪峰。當皇后碼頭在風雨飄搖之際,他說曾經有衝動想要跟他口中的「小朋友們」一起捍衛碼頭,但最後他還是沒有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過這樣也好,起碼我沒有闖禍,但也是一個遺憾。是我的一口怨氣。」他嘆氣。我問他為什麼這樣顧慮?他說自己EQ低,心直時口也快,有時候情緒要來就來,控制不了,所以遺憾有時也是對自己和身邊友人的一個保障,「畢竟跟我搵食的人很多,不顧自己,都要顧及人家。」
皇后碼頭被拆前,碼頭上蓋掛了兩道白布條,上面寫了八個字: 「保衛皇后,差你一個」,看上去像靈堂的輓聯;在晚上看去,幽怨之餘也難免有點陰森恐怖,杜琪峰說,那段時間,每晚收工之後,他必定追看新聞直播一直到天亮,「我在香港出生成長,這個碼頭跟我一樣年過半百,我們這一代的,誰沒有聽過她的鐘聲?(編按:鐘聲來自坐落隔鄰的天星鐘樓)就是她的鐘聲叫我們去關注這件事情,雖然有沒有能力改變又是另一回事。」
由虎豹別墅到天星鐘樓,還有皇后碼頭,之後還有一大堆古建築物的名字,遷的遷,拆的拆,政府每次手起刀落時總有大條道理,振振有詞,譬如說改善交通,保障城市發展……杜琪峰卻唱反調:「這點我並不同意,我反而認為是小部分人控制了大眾的利益,尤其是當大家都說要發展,要背靠祖國時,我會問:我們到底保留了自己有多少?」他說:「我認為回歸後,我們失去了很多!尤其當楊光被追頒大紫荊,當曾德成被委任民政事務局長時,如果這些人和事都值得我們加許和回憶,那為什麼這些跟大家一起成長的建築物就不能被保留?」
杜琪峰被認為是最本土化的導演之一,問他什麼是香港的本土文化?他想也不想說:「是中西文化的匯眾。」
「我5、6歲的時候,我父親已經帶我看西片,看公餘場,看牛仔片、戰爭片,那時候的香港比起別的亞洲地方,譬如說台灣、日本、新加坡都開放,大陸就更不用說了!所以我們的眼光都是開闊的,我們的文化就是這樣建立起來,既有中,也有西……但是現在都是在去西方化……鄧小平的五十年不變,本來是給我們最大的緩衝,但是我們沒有好好利用,香港人都忘記了自己最大的優點是什麼,加上曾蔭權還在天天喊背靠祖國,我們保留自己的東西已經很少!」
杜琪峰認為生於斯、長於斯,了解自己的文化,才能拍出好電影,「好電影不是在於你在哪裏拍,而是它的影響力到底有多大!」因此,他堅拒進軍荷李活。「我有自己的堅持,很多傳媒同行問我:為什麼不到荷李活去? 我反問: 為什麼要去?我認為要拍出一個地方的文化特質,除非對這個地方很熟、很認識,我不認為我認識荷李活比香港多,既然如此,為什麼要離開?如果到荷李活只為身價上升,我認為沒有必要!」他說拍出擁有香港味道、香港特色的電影,意義來得更大、更重要。
《鎗火》、《黑社會》、《放逐》,到即將上畫的《鐵三角》,都是本土氣息極重的電影,杜琪峰說他愛港味十足的電影,「港味」已經是賣點。「我也愛拍黑社會電影,不是我認同這幫人的道德觀念或者是做事方法,我是很看不起黑社會的,因為他們是欺壓弱小來得到利益,如果對方有權有勢,他們就唔敢「蝦」。只是他們那個圈子,他們奉行的「法律」跟我們的「法律」不一樣,他們的世界黑和白永遠分得不清楚,他們也說道義、也講義氣,但是每個人對道義、義氣的定義都很不同,好多不同人性層面的決定,他們的黑和白不分明,所以戲劇性大,發揮和變化可以很大,角色會很人性化,情節會很豐富,當中想像的空間很多。」他笑說,「每次拍一套電影我都會做很多資料蒐集,我見了不少黑社會大哥們,他們都知道自己做的事不對,但礙於面子、金錢、權力,他們都繼續走下去。」
黑社會與香港
杜琪峰以黑社會為題材的電影中,我最愛的是○五年拍的《黑社會》。
任達華和梁家輝,為登社團一哥寶座,各懷鬼胎,兩個男人,一個幫會,幾個派別,杜琪峰把其間的矛盾利害和鬥爭升華到極點,戲之所以扣人心弦,是人性的刻劃,口口聲聲道義、義氣,但最後在利益衝突的緊要關頭,任達華用石頭砸死了梁家輝。面對金錢與權力的欲望,道義、義氣蕩然無存。
《黑社會》沒有天王天后,也不搞精美包裝和新奇佈局,但卻有了文藝氣質,有了香港電影的精髓。有影評人認為《黑社會》是近年黑幫片的一大突破,有強烈的杜琪峰風格,外界認為該片奠定了杜琪峰在香港黑幫片教父的江湖地位。
回歸十年,不少影評人也回顧香港電影十年發展,這十年以來,香港電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年產二百部的輝煌日子走向年產五十五部,題材受限、資金受限、風格轉變。這是一個艱難的十年,譽為「東方荷李活」的香港電影而言,這一路有崎嶇,有傷痛,有挑戰,也有機遇,尤其是當大陸逐漸開放時,北方的龐大市場對大部分電影人來說都是一塊「肥豬肉」,只是杜琪峰似乎又不太熱中。
「內地的問題是太多東西要估,很多條例都不是太清楚,他們以為一部電影裏某一小段不適合,剪了它就可以;但是他們不明白電影是整體的,一小段剪了,整部片都要再剪過;我不想浪費這樣的時間……我不做(不發展內地市場)是因為我也不想挑戰人家,退一步開闊天空嘛!」他笑。「不過,也許有一天,我會改變的,到時我或許會拍一些『大路』的東西,而不再是杜琪峰那些邊緣的作品!」
杜琪峰不喜歡按常理出牌,就如當大家一窩蜂擁去荷李活時,他就堅守香港陣地;當人家湧去大陸時,他又一笑置之,正如他自己說:這個就是我。
[文/張寶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