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界者。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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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的越界者，自然已經很難得。但是，與錢鍾書那一輩的打通古今、學貫中西的“通人”，恐怕還是不能相提并論的吧。那，是人生哲學了，不通，不活。
名片印「越界者」
文章日期：2007年12月15日

【明報專訊】如果有人給你的名片印「醫生」、「助理」、「工程師」、「基金經理」或是「跌打師父」，大概會想像得到他的工作性質和環境。假若收到的名片上印「越界者」，哪麼這個「他」是做什麼的？

我們大概會對《大碗島的一個星期天下午》( Sunday Afternoon on La Grande Jatte）有些印象。這是一幅19世紀法國人喬治‧秀拉 （Georges Seurat）花了兩年時間天天「點」出來的作品。他把色彩理論套用到畫上，使科學、現實及幻影調和在畫布上。可惜當時沒有得到認同，但其實這就是一種「越界」，直至後人稱為「點彩法」。或許秀拉有越界的創作，但他自覺地仍然是一位畫家。若說到更徹底的越界者的例子，或許是一個世紀後，一位名叫黃雯的人。黃雯出生富貴，家族與何東家族有些親戚關係。英國劍橋畢業的醫生，在共和時期回國，抗日期間曾參與宋慶齡女土組織的抗日救援工作，在上海幫助治療傷兵，直至40年代，他都一直為當時的共和政府主管醫療服務。他又是詩人、作家，著有Between Two Worlds。由他的家族背景，對上層社會的認識，人際網絡到他的「越界」及對共產主義的執著，反而使他少被正史記載，或多或少是因為難以歸納。

從這些個別人物的際遇可以反映社會文化的整體環境，「越界者」都是難逃找不到一個註腳的宿命。

當普及文化遇上越界者

「宿命」難解， 或許可試從社會對文化的認識／批判說起。

筆者上了幾年香港普及文化的課，鄺慕儀對大眾文化的批判自然可以讀得瑯瑯上口，認同佔據主流市場的都是荼毒心靈的文化產物。不過在現實的環境和際遇，實實在在碰上別人對普及文化的所謂「低俗」和「市井」的誤解而心有不甘，甚至感到氣憤，彷彿是社會主流的意識形態的話語中未有對「越界」作一名詞／身分確定，只是把一系列未能對號入座的文化性質工作一個統稱，縱然「越界」有流動的意味（即文化不是靜態的）。

首先是不斷變遷的社會環境，香港雖然是個彈丸之地，在地緣政治上與中國大陸的接近，及殖民地的身分，倒使香港在國際關係上有一定的特殊性。當年冷戰氣候形成以後，美國國務院及中央情報局亦曾以香港作為橋頭堡，作意識形態的反擊。縱然在政治上有所謂左右對壘，50／60年代的香港實實在在使一班作家、文化人有發表園地，加上社會環境發展的配合，成全了香港普及文化的百花齊放，不論是國語時代曲如潘秀姐姐的《情人的眼淚》、仙鳳鳴的粵劇如《牡丹亭驚夢》、《帝女花》或是粵語廣告歌都貼近小市民生活。市民對娛樂有要求，市場上容納不同類型的創作，粵語流行曲和粵劇的地位亦受到重視。

到80年代，hybridity（混雜）已是香港人的文化獨有氣質、生活的一部分。到了我們這一代，活在全球化和地區化並進的世代，大中華市場又是另一局面，喜歡Twins亦可略懂李垂誼的大提琴樂章。周杰倫的《蝸牛》被收入成為上海中學生愛國主義推薦歌曲，電影《不能說的．秘密》中亦可融入蕭邦的圓舞曲並推陳出新，古典與普及文化，沒有必然的高低。

當社會不斷在變

進一步說到表演藝術（Performing Arts）自然是相對於觀眾而言，在一個對外開放，資訊流通的城市，市場理應多元，觀眾的口味亦不是單一。正如陳奕迅演唱會中配上了古典芭蕾元素之舞蹈，而參演的舞蹈員專業性不亞於正統舞團。在不同的範疇（古典藝術與流行文化，「正統」與「非正統」之間）有不同的潛規章，自身其內亦可以吸取不同表演藝術範疇的養分，裨補缺漏，即 crossover。正如當年唐滌生沒有受過正統的戲劇訓練，但他勇於嘗試，把中國舞蹈融入到戲曲裏去一樣， 所以後人認為唐氏成就不在創作方面，而在改編增刪、化原著為粵劇演出。亦正正是一種自覺的文化學習並推陳出新的例證。

「越界」沒有必然的章法，對象和市場反應往往都不是「越界者」可以完全掌握的，這裏引用Zbigniew Preisner對創作音樂的感想作結 ——「音樂，只有好聽和不好聽的分別而已。」

[文／楊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