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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兒，社科院外文所的趙一凡研究員，一位精力極其旺盛的老先生，一起去看潭門尋《更路簿》。
得了這本北京三聯十月剛出版的新書，趙老師說是他在社科院給博士生們講課的講稿：尼采死了之后，胡塞爾直到德里達，二十世紀的文史哲文論“通識”，給年輕的學者打開眼界，不分文理，培養新大師。
小女子說，以自己淺薄的學養，或許讀不懂趙老這“大通識”，但是至少知道天在哪個方向麼。
趙老師笑了：哈哈，有博士說讀了其中一章，就可以開博士論文題目了，“知道巨人的肩膀在哪兒了”。
島上無冬，好讀書。
從胡塞爾到德里達──西方文論講稿
著者： 趙一凡 國際書號： 9787108027542
譯者： 頁數： 405
定價： 43 字數：
原書名： From Husserl to Derrida: Lectrues on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
裝幀： 特16開
叢書名： 三聯講壇
版次： 1
分類： 文學理論
出版日期： 2007/10/1
出版社： 三聯書店(北京)
文字： 中文(簡)
簡介：
最近二十年，西方文論東漸，成了中國學界的熱門話題。所謂文論，原本是指20世紀發展起來的諸多西方批評理論。與此同時，它也代表發達資本主義變革態勢下，不斷掙扎求生的歐美新學潮流。
這是一本關於西方危機的思想研究書籍。作者力圖體現中國人的看法，講評西方人文學術百年劇變。此番劇變，一面涉及概念、方法和認識變化，一面又折射社會、文化與政治矛盾。在作者看來，變化無不來自資本主義後現代因境。正由於這一因境，才有不斷加劇的學術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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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隻能苟活下去？
《南方日報》
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員、《西方文論講稿》作者趙一凡：
中國文學隻能苟活下去？
■大家有約
“王蒙、張愛玲、李銳被高估了。”這是《收穫》副主程式設計永新幾天前發表的意見；“沈從文、張愛玲、錢鐘書是被遺忘和遮蔽的經典。”這是夏至清廣為傳播的發現。誰更能被歷史證明？
“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這是漢學家顧彬和文化批評家朱大可的觀點；“李銳、曹乃謙、莫言都有可能得諾貝爾文學獎。”這是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的論調。誰更有說服力？
“中國當代詩歌沒有存在的必要。”這是文壇小天王韓寒的說法；“當代詩歌是中國當代文學唯一能與世界比肩的體裁。”這是主流批評界公認的論斷。誰在嘩眾取寵？
是文壇紛紛攘攘，還是媒體在吵吵嚷嚷？風起雲湧的爭議會讓人們越來越接近真相，還是隻會製造更多的亂相？
文學病了，還是社會病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原副所長、博士生導師趙一凡最近出版的《西方文論講稿》探討的就是這個問題。趙一凡早年穫文學和史學雙碩士，後為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多年從事美國文學與文化研究，關注理論創新與批評，提倡跨學科交叉研究；在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學的格局中審視中國文學，很多問題或許會討論得更清楚，很多話題的意義也會更明晰。
這個時代不可能有大師
記者(下簡稱“記”)：前段時間《收穫》雜誌副主程式設計永新發表言論，認為王蒙、張愛玲、李銳等作家被高估，而王朔、北村、遲子建等很多優秀作品都被嚴重地低估了。你對這種說法怎麼看？你心目中有什麼大師嗎？
趙一凡(下簡稱“趙”)：這個時代還是有一些好的作家和作品的，但是要標榜經典、大師的話，就比較困難了。大師的產生，大師的認定都是慢慢形成的。對這種低估了、高估了什麼什麼的吵吵嚷嚷我實在不想發表什麼看法。“五四”時代的大師，魯迅、巴金、郭沫若，都是那個啟蒙時代的產物，如今不可同日而語。所以談不上低估或高估，而是標準有變。
記：為什麼你認為這個時代產生不了經典？有人認為這個時代社會變化劇烈，創作的力量應該更廣闊更強大。
趙：中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都走入了一個困境。今天的文學不再是我們傳統意義上的所謂宏大敘事、關注社會的作品，甚至這已經成為被挖苦的東西。“五四”也隻引進了德先生和賽先生，必然要引起“波先生”的不滿。有壓迫就有反抗，在西方反抗的代表就是波德萊爾的《惡之花》、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等。他們的自由表達被壓抑在越來越小的空間裏，所以現在所寫的東西就不可能再是傳統的經典。所以在這個時代講什麼大師？這個時代不可能有大師，也不可能有經典。如果再出現就成了一種變異。
記：那你覺得今天文壇的這種吵吵嚷嚷正常嗎？
趙：文壇的現狀簡而言之就是兩個字，亂相。我不覺得奇怪，而是關心其中的一股變化趨勢。文藝不像過去那樣高尚神聖，即關注現實、再現真理，追求理想。它如今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文字游戲或作家的私人表達。文學發現它被迫適應資本主義再生產，即進入市場、追求票房、面向大眾消費。今天的中國很像二戰之後五六十年代的歐美。被市場控制的文學開始因為各種動機而吵吵鬧鬧，卻再也沒有了我們所謂的經典的文學。
後現代文學是偽後現代
記：前兩年張煒和李銳等人曾有過一場爭論，李銳的結論大意是中國文學受體制和市場的雙重控制。你認為這是出現這種亂相的原因嗎？
趙：文學的病根不在文學自己，而在文學生長的社會中。西方將理性分3種，一種是科學，也叫工具理性；一種是民主，也叫道德實踐理性；中國人把它們稱作德先生、賽先生。還有一個波先生，法文讀“波希米亞”，意思是自由表達。它是第三種理性，即文藝理性。歐美學者發現，隨著工業革命和政治改革，前兩項理性不斷壓制第三項。所以他們抱怨物質越來越豐富，精神越來越貧乏。我們能夠感受到這個社會是有病的，現代性是分裂的。而這種問題最突出地反映在文學領域。這就是為什麼文學批評界總是跳出來發表一些亂七八糟的言論，卻不能解決文學的問題。我要提醒大家：西方學者就此討論了30年卻不能解決文學亂相。道理很簡單，這不是文學自身能解決的問題。
記：二戰後日本文學用幾十年的時間實踐了西方文學幾乎所有的流派，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國當代文學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也變換了很多流派和名詞，有人認為這是中國文學進入後現代的標志，但中國當代文學卻越來越受詬病。
趙：中國的後現代文學其實是偽後現代。中國目前的狀態是從現代走向後現代，而這其中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中國太大了，可以說橫跨了四五個歷史階段，從母系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所以不能妄講後現代。再一個就是我們還沒有資格講後現代，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後現代是發達資本主義或者晚期資本主義的特點。我們現在是發展中國家，是不發達的，怎麼可以奢談後現代。隻能說在文藝領域出現了一些類似的症候。現在談後現代好像我們的物質與經濟很富裕了，這明顯是不尊重事實，不尊重那些還在貧窮中掙扎的人們。這樣講的人實在需要痛斥。
文學中詩歌會最先沒落
記：在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批評潮流中，只有詩歌被認為是和世界文學同步發展的。但是在讀者心中，詩歌的地位卻很尷尬，甚至有人提出中國當代詩歌沒有存在的必要。
趙：在理性的大家庭當中，自由理性是最受欺負的。在文藝界的大家庭當中，詩歌是最受欺負的。它不容易變通，它太孤芳自賞。詩人本來就是脆弱的，敏感的，反叛的，這與經濟高速發展下的社會格格不入。這樣的社會的人是異化的，是社會安排好的，表面自由，事實上已經成為社會的一個工具。所以很多詩人自殺，留存下來的不是被視為異己，就是轉行做別的了。所以詩歌在未來必然會萎縮消亡。文學也是這樣，它的空間越來越小，但是詩歌最倒霉，它可能會是文學弟兄中最先離開的。
文學的未來是苟活下去
記：按照你這種說法，文學的前途似乎很黯淡？
趙：西方的文學到今天還沒有走出這種混亂無序的文藝局面。這在馬克思那裏叫敘事危機。傳統裏，是由老嬭嬭給下一輩靜靜的講故事，但是後來老嬭嬭的孫子長大了。這個孫子就是科學，科學敘事不斷的清除異己，把比如神話、詩歌等人文敘事全部排除出去。柏拉圖不是把詩人清除出理想國了嗎？嚴肅的規定性的科學敘事越來越強大，取代了傳統的充滿人性味的人文敘事。柔弱的文藝領域成了老人的懷舊，年輕人早已經棄他而去了。這就是文學的危機。
記：但科學敘事不可能完全替代人文敘事，越發達的國家，讀書的人越多，這似乎也是基本事實。
趙：敘事危機、詩意缺失已經成為現代社會永久的狀態，社會會帶著這種病態一直存在下去。我們隻能拆東牆補西牆，把它控制在一個良好的範圍內。這是一種妥協的態度，隻能帶病延年。就像方鴻漸，最終是分手還是出走？這是懸案。文學的未來命運也是懸案，不能說死。現代性太強大了，文學是很難襬脫的，隻能這麼苟且地活下去。
《西方文論講稿》簡介
文學病了？還是社會病了？《西方文論講稿》(上)深入淺出地從文學生發的背景入手，探究文學今天的問題和未來的走向。一開始就先提供了一個閱讀導遊圖來確定文學的定位。在此基礎上用綜合比較之法，以文學專業的現代／後現代主義，哲學領域的現象學、存在主義、結構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倡導的政治文化批判為三條主線，同時涉及它們同語言學、心理學、社會學雜交而來的闡釋學、接受美學、結構批評等錯綜複雜的關係。由此既居高臨下把握西方文論框架，又可分門別類把握各種思潮脈絡，最終不僅理解文學發展，更能夠引發未來社會的思考。
本報記者 蒲荔子
實習生 趙文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