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走近蘇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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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項“工程”終于完成。平妖精和小女子﹐希望“海口講壇”的演講﹐不只是當晚四﹑五百聽眾受益﹐還將在小女子主持的中新海南網上﹐放錄音整理﹐進而音頻﹐進而視頻﹐讓這個人文品牌有更長的生命力。
　　我們﹐想做成“精品”。
　　平妖精﹐清早傳來康教授演講的錄音整理﹐我預備將之放在我們網站的“一家之言”專欄里。(嘿﹐通過這個欄目﹐小女子已經在向島上的人們介紹龍老師了。)
　　不過﹐到底是島人﹐整理的文字諸多不精准之處。小女子幾乎用了半天﹐句讀﹑分段﹑校對﹐仍心存惶恐。
　　最終﹐還是將之傳回帝京﹐請康教授親自審定。
　　故﹐這是小女子的初校版。因為希望早點放上來大家分享﹐也就不顧了。等教授的定版來﹐再換吧。
　　
　　康教授﹐年僅三十六歲﹐陝西綏德的漢子。因了讀李白﹑杜甫﹑蘇軾﹐自有一種傳統文人的淡定。小女子的基本判定﹐能讀通蘇軾的文人﹐就不會只是窮酸﹐繞不出“小我”了。是個急性子﹐不僅僅是學朮上“凶猛”﹐為人也直爽的。
　　酒了﹐很有豪氣﹐不論白酒﹐東坡酒﹐抑或５９度刀子。酒後﹐話多﹐迫人聽﹐霸氣得有趣。也熱滔滔的﹐連綏德的爺爺很帥﹐奶奶很美都交代了。說﹐黃土高原的美女標准是﹐結實﹐水靈。多么實在﹐比都市里的“白骨精”﹐可親可愛多了。呵呵。
　　幾日小島留連﹐康博士大約體味到了東坡語"风土极善﹐人情不恶" 。故﹐甫返京﹐還短信曰﹕身還京華樓﹐心在椰城渚。
　　小女子想﹐才子留連幾日﹐不膩煩﹐就好了。

康震：走近蘇東坡
－─一個大文豪和思想家的命運（初校版）
７月２８日晚﹐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迄今最年輕的講者——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康震，在海南省圖書館報告廳“海口講壇”開講蘇軾。
“海口講壇”，由海口市委宣傳部、海口市社科聯主辦，旨在以文化滌蕩的方式，開拓海口百姓文化視野，是次講座乃講壇第二期。
康震，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文學博士、碩士研究生導師。2005年迄今，在中央電視臺10頻道《百家講壇》欄目，主講《詩仙李白》、《詩聖杜甫》、《蘇軾》等。
編者按：在現實生活中也許他是痛苦的，但是他的精神，他的理想卻一直都在天空中飛揚。所以我們說，蘇軾在儋州也罷，在惠州也罷，在黃州也罷，他無論在怎樣的困境當中，都善於運用歷史、運用文化，運用自己自身所具備的人格魅力，來解脫這種苦難。而我們必須指出的是，蘇軾的人格的發展，是從唐代以來知識份子人格的發展。如果我們不能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對蘇軾的理解就會非常地片面——
　　各位尊敬的海口市民們，大家好！有這麼一個機會，在這裏講一講我們共同的朋友蘇東坡，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前幾天我去了儋州，在沒有去儋州之前，我覺得我接觸的蘇東坡還只是一個停留在紙上的蘇東坡，去了儋州以後，我感覺在血肉和精神上，更加能夠接近這一位可敬的偉人了。所以我想，今天我之所以能夠來到海口給大家講蘇軾，就是因為蘇軾把中原的文化，把內地和海南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今天我們能夠在這裏舉行這個講座，最應該感謝的人就是蘇軾。
我今天講的內容，會比較豐富，但由於時間的關係，只能講得比較扼要。但我想，要講到蘇軾和海南有這麼密切的關係，那我們就應該從海南說起。
我們都知道，蘇軾在海南前後生活了大約三年時間，事實上，學術界對於蘇軾在海南期間的思想、創作和命運的研究，從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把它和蘇軾在黃州、惠州時期的思想和人格的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我有個很突出的感覺，就是，蘇軾在黃州的遭遇、在惠州的遭遇和在儋州的遭遇是有很大不同的。
為什麼這麼講呢？大家都知道，這蘇軾的一生在政治上命運多舛，其主要原因就是新法和反對新法這一派之間的鬥爭，蘇軾本人是所謂的反對派。因為這樣的原因，總的來說，他的每一次被貶，都和新法和舊黨之間的矛盾有著直接的關係。
蘇軾第一次是被貶黃州。被貶黃州的時候，蘇軾44歲。44歲是個什麼概念呢？對於一個男性作家來講，44歲是他創作上的一個黃金年齡。在他的人生感悟上，這個年齡並沒有小到他不能體會人生的各種況味，也還沒有老到已經沒有精力或興趣去體驗人生的況味，他還有旺盛的精力去體會。(關關﹕那么﹐４４歲豈不是男子的黃金時光﹖旺盛的精力﹐說得真好。)就是在這樣一個年齡段裏頭，他來到了黃州。
黃州，（也就是今天的黃岡）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它就在長江邊上，看上去是一個邊陲小城，但實際上交通非常便利，向東可以到南京，向西可以到江陵，向北可以接近武漢。所以我們說宋神宗把蘇軾貶到黃州，就是要觀察他：你不是反對新法的聲音很大嗎？我把你貶到黃州放一放。當時有一些很不好的聲音就是說，要殺掉蘇軾，但其實不是。宋神宗心裏是很有數的：我先把你放一放，壓一壓，烤一烤——但是不會把你烤糊了，而是烤到恰到好處，讓蘇軾感到巨大的壓力。(關關﹕中國權朮﹐自古戧害才子。所以﹐當年有人層拉Mayboy下水時﹐小女子一把拉住了。我不愿意我喜歡的人﹐首鼠兩端。國內的官場﹐人性是無望的。)但是，我說了，黃州是個好地方，它不會給人一種絕望的感覺，它還是在腹地，在長江邊上。
　　所以在黃州時期的蘇軾，他的人生態度就十分有趣了：一方面，他用了許多的手段——比如說我們都知道的著名的東坡肉，就是在黃州的時候醞釀出來的、“大江東去”以及前後《赤壁賦》也是在黃州寫的——來調整自己的心態。
　 所以說，在黃州時候的蘇東坡，作為藝術家，是在努力地用藝術的方式在表現或是在宣洩著他內心的鬱悶，巨大的壓力。通過藝術的形式，把內心的壓力和痛苦轉化成藝術的美感。
　　在黃州的蘇軾一直都在冷靜地觀察和等待，這個時候的宋神宗也就才三十多歲，顯然，按這個年齡來對比，蘇軾是無論如何活不過宋神宗的。所以，如果要東山再起，再謀良圖，在政治上再有發展，那就必須對現實的政治局面有所考慮。
所以在黃州時期的蘇軾，言行都很謹慎。雖然這並不耽擱他寫出“大江東去”這樣流傳千古的詩篇，但在黃州時期的蘇軾，他總的態度就是，如果有機會，也許還可以再謀良圖。
　　而事實也正是如此：當宋神宗感覺對蘇軾的考驗已經差不多的時候，他就把蘇軾從黃州調回到離首都開封很近的汝州。
這時候蘇軾做了一個令人非常吃驚的舉動。因為從黃州到汝州可以直線到達，但是他沒有直接去，而是向東繞了一下，特地去了一趟南京，去看望了一下當時已經退休在家，但在改革派中依然有重大影響力的教父級別的人物王安石。
他和王安石的會面是意味深長的，我們不知道他和王安石到底談了些什麼親密的話題，但有一點可以得出結論，那就是見到王安石代表著蘇軾對於宋神宗把從他黃州內調到汝州的一個妥協的表示：皇帝對我不錯，我雖然在公開層面上說我贊成新法，但是我跟新法派的教父級人物王安石接觸，這代表著我對新法的態度已經有所鬆動。所以說在黃州時期，蘇軾的人格、思想是比較複雜的。後來宋神宗去世了，舊党人物又重新走進政壇，蘇軾重新受到重用，被擢拔為翰林大員，三品學士，他弟弟蘇洵也官至副宰相。
但好景不長，宋則宗沒有親政時表面上支持的是舊黨，但一親政，他就反過來了。這一次，蘇軾被貶到了惠州。
我們知道，他的被貶惠州，是連被貶了五次，當初他在登州做官的時候，被貶到廣東的惠州，一樓走來，一路詔命。途中連續接到了朝廷貶他的五道詔命。可見，當時朝廷中的新黨人物想除去蘇軾的那種迫切心情。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惠州這個地方那可就跟黃州不一樣了。我們都知道，皇帝貶人也是“看菜吃飯”，他把你貶到象黃州這樣一個適中的位置，代表著他對你還有所期待；而他把你貶到廣東惠州的話，說明問題就非常嚴重了。
所以蘇軾到了惠州以後，開始還是比較樂觀的。他在觀察形勢，看來看去，覺得這形勢非常險惡，複歸中原的希望不大，更不用說官複三品的位置了。這怎麼辦呢？原來他到惠州的時候，只帶了他的小兒子蘇過和他的妾朝雲。現在他在惠州買了大的房子，又交代次子蘇迨和長子蘇邁，帶著原在江蘇宜興的其他家眷二、三十口人全部搬到惠州，打算長期居住下來。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說明到了惠州以後的蘇軾覺得他可以長久地在這兒居住下來了。這就給我們傳達了一個重要的資訊，那就是，第一，自己可能沒有希望再回到中原腹地，也沒希望再回歸朝廷了；其次，也說明他以為到了惠州就已經是很南了，就已經算是被貶得很糟糕了，不再可能再有比惠州更糟糕的地方了。
　 所以，在惠州，他一方面是很絕望，另一方面在失望中又還有一絲坦然，所以才會要在惠州蓋房子。
但是事實上我們知道，故事還遠遠沒有結束。惠州的房子剛剛蓋好，皇帝的詔命又下來了：接著往南邊走，而且這次還要過海。
　　在惠州的時候，雖然相對于黃州還說已經算是很南，但畢竟還是大陸。我們知道，蘇軾這人是很喜歡交朋友的。他在黃州被貶期間和在惠州被貶期間，除了自己勤於著述，和周圍的文人進行詩歌創作唱和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式，就是非常頻繁地和朋友通書信以疏散自己的苦悶心情。
我們都知道，古時候寄信，需要很長的時間，但即便如此，在遙遠的惠州，蘇軾依然要用這樣的方式來保持和朋友的溝通。
可是，要過了海，問題就比較嚴重了。要渡過海，這是個重大的界限，這意味著皇帝不止是討厭你，要讓你遠離朝廷，而且還有一種可能，就是他根本就已經不想讓你回來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本來是決定要在惠州安家落戶的了，但卻又不得不繼續南行。在這種情況下，蘇在給他小兒子蘇過的信中說，我過了海，你不要給我奔喪，也不需要你給我扶柩，這是我東坡的家風。
其實，東坡家風哪里是這樣的？東坡的家風是講究孝悌之義的。蘇東坡這麼個的大一個讀書人當然不會不懂得這個道理。他之所以這麼說，其實只是暗示：我一個人死在“海外”也就算了，總不至於連累一家人都跟著我死在“海外”。
所以這就有很不同了，這就說明他這次來海南，根本不打算要象在惠州一樣，也蓋個大房子，把家眷搬到海島來住。這裏面是有著重大區別的，那就是別人把他貶到海南來是有想法的，而他自己對被貶到海島來也是有思想準備的，他覺得自己大不了就是死在這個地方。這是他最初來海南時候的一個基本心態，這是一種比較絕望的心態。
　　當時的蘇已經是62歲，在那個時候算是高齡了。這樣一個炎熱、荒蕪的，條件惡劣的海島，我們知道蘇軾長期在北方居住，黃州的氣候，惠州的氣候他都受不了，結果卻又到了這裏，所以他的絕望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問題在於他心理上雖然有所準備，但並不意味著我去了我就要死。蘇軾最可愛，也是最可貴的地方就在於在一個新環境裏，不管這個環境是怎樣的，只要它還不至於糟糕到活不下去的程度，那麼，我都要堅持我做人的基本原則。
　　就是象所有那些偉大的藝術家一樣，自己作為一個有著豐厚的文化積累，有著天才創造能力的藝術家，他每到一個地方，都要努力尋覓當地讀書的環境，努力在當地形成一個讀書人的圈子，形成一個特定的人文小環境，而人文的小環境比起自然小環境來說顯然就要重要得多了。 (關關﹕這個情懷﹐我們都很熟悉了吧。原來﹐源自蘇軾所在的宋。)
　　我們現在翻檢一些資料，都能看到一些現象，比如說，蘇軾剛到海南的時候，海南這個地方“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聽下來，這要求還是挺高的，但是，這些對於蘇軾來講卻只是些基本的生活需要。可是就是這些，當時都不具備，所以，他就要自己去創造條件。
蘇軾初到海南時是住在官舍裏面，後來被當地官吏趕了出去，於是，蘇軾蓋了自己的房子，就是後來有名的“桄榔庵”，可見，當時的條件真的還是挺艱苦的。
其實，之前在黃州和惠州，蘇軾關注的都從來不是生活環境，他更重視的是他周邊的人文環境。而且他這個人有個很大的特點，他特別善於在生活中發現一些快樂的細節。
　　我們都知道，他有三個發明，就是“謫居三適”。在海南這個地方，他找到了別出找不到的快樂，那就是“旦起理髮”、“午窗坐睡”、“夜臥濯足” 。這對別人看來都是生活中很平凡的一些細節，到了蘇軾那裏卻成了很快樂，很享受的一件事。為什麼呢？這裏邊牽涉到蘇軾很重要的一個觀念，就是，他一直都認為，每到一個陌生的地方這個地方是自己完全不熟悉的，你要發現這個地方的生活樂趣，就要善於從這個地方的生活細節中去挖掘，這樣，你的內心世界才能獲得安寧。 (關關﹕在夢城﹐莫非小女子也是蘇軾附體﹖Dr.Wang曾笑言﹕Barbara這記者﹐很反斗。蓋出于此。呵呵。)
　　他在詩裏面寫到，晚上睡前洗腳，聽到水缸裏面的水發出咕嘟咕嘟的聲音，他就覺得很享受。泡好腳後，坐在床上剪腳趾甲，他覺得內心非常地愉快。這些在日常生活當中我們都覺得很平常的舉動，而蘇軾在這裏邊找到了快樂。這說明什麼原因呢？說明他的眼睛、他的心靈已經寧靜到了這種程度。一個心煩氣躁的人是不可能觀察到細節的快樂的。可見，蘇軾到了海南之後，在生活上努力地在排解自己。 我們還知道，蘇軾很喜歡陶淵明。他的大部分的“和陶詩”都是在海南的時候做的。他為什麼喜歡陶淵明呢？因為陶淵明這個人在廬山居住的時候，有兩個特點。第一個特點，親自勞動；第二，廣交朋友。那麼，陶淵明的這種生活的方式和態度對於蘇軾當時的境遇，有非常大的吸引力。我們知道蘇軾在黃州的時候是親自開墾種田的，他模仿陶淵明把這荒田叫做東坡。那麼，到了海南這麼個自然環境、條件更加艱苦的環境當中，他用陶淵明的詩來激勵自己，來排解自己，希望在應和陶淵明的詩的過程中，把自己在海南的生活的窘困和不愉快都宣洩出去。
所以我們說，蘇軾在海南期間的這種創作，一是對於生活細節努力挖掘，二是廣交朋友。
雖然我們得承認，這些朋友無論是文學素養還是創作上都遠遠不能和他相比，但畢竟，他身邊聚攏了這樣一批讀書人。
所以我感覺，蘇軾對於海南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方面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哪個方面呢？就是他本人就是當代的一個文化巨匠。那麼這樣一個文化巨匠，來到這樣一個偏遠落後的地區，本身就是個巨大的反差。他來到這裏以後，自己寫詩自娛，跟周圍的讀書人交朋友。自己還進行學說著作的撰寫,我們說即便他什麼都不做,他只是自己獨立地在進行這些文化活動,這本身就是像太陽一樣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它必然會輻射到當地的那些讀書人身上。當地的讀書人跟他接觸以後,長則一年,少則半年或幾個月,回到他們自己的地方,比如回到瓊州、萬州、崖州之後，又會把他們自己感受到的文化精神以及蘇軾的人格傳遞給當地人。
我一直有一個感覺，就是蘇軾對海南地區文化昌明的影響，主要是依靠他的人格魅力和巨大的文化影響——潛移默化。
我們生活當中的一些非專業人士，對蘇東坡的感覺就是，一說到蘇東坡，就說他曠達、他豪放，他寫了“大江東去”，他寫了“明月幾時有”。我們喜歡他的詩詞，但大家很可能很少會想到這樣一個問題，就是蘇東坡這樣一個偉大的文化巨人，在黃州、在惠州、在儋州，一個比一個條件差的情況下，為什麼依然可以創作出那麼優秀的文學作品，他怎麼能夠保持一種在我們看來是非常曠達、令人感動的這種心境呢？
蘇軾這種心境，不是到了海南以後，才慢慢形成的，也不是到了惠州以後，才慢慢形成的，而是有一個很長的歷史發展階段的。我們都知道蘇軾這個人到了哪個地方，他都很喜歡說，這個地方就是我的故鄉。大家都熟悉蘇軾到了儋州，來到海南以後，他就說，儋州、海南是他的故鄉，甚至，他認為，他只不過是四川的一個客人。其實這樣一種觀念，不僅僅是在海南、也不僅僅在儋州，他早在惠州、在黃州的時候，都表達過這樣一種觀念，就是來到一個地方，便認此鄉是故鄉。
大家會說這個人怎麼回事，到了一個地方，便說這個地方的好話呢，不是的。我們知道他在來海南之前，寫了一個很小的寓言，來開解自己。他寫了什麼小寓言呢，他說有這麼一隻小螞蟻，有一天走在路上，碰到了這麼大一圈水窪，小螞蟻很驚慌，趕緊跳到一片小樹葉上；小樹葉對它來講就是一條小船，而那片小水窪，就是一片汪洋大海，在裏邊苦苦掙扎，過了很久，才從裏面逃出來。小螞蟻回到家，見到另一隻小螞蟻，說：今天差點見不著你了，我遇到很大的一片汪洋大海，好容易從裏面逃出來。
蘇軾是說，其實我就是這只小螞蟻，來到海南，來到儋州，感覺好象是陷入了汪洋大海，很絕望。其實從更高的角度來看，不過就是一個小水窪，沒什麼了不起。如果說你在儋州，覺得很孤獨，那麼實際上就海南島來講，是中國的一部分，是中原的一部分；如果說中原也太小，那它還其實是地球的一部分；如果說你覺得地球也很孤獨，那麼從整個宇宙來看，地球也只不過是整個宇宙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已。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不但是儋州的人，也是海南的人，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是他的故鄉。這是誰的思想呢？這是莊子的思想。
所以我們說，你看蘇軾的行為，你看蘇軾的創作，不能簡單地看，你得看他的背後。蘇軾這一生，在中國古代傳統的哲學當中，受影響最大的是誰呢？是老莊，尤其是莊子。
　　在很年輕的時候，大概是三十多歲的時候，蘇軾就有一種思想觀念，什麼觀念呢？就是：人生忽如寄。人生只不過是暫時寄託在時光上的一段時間，舉個簡單的例子，人生，一個人當你死亡以後就消失了，又有新的生命出現，而新的生命出現之後，相對與無窮的時空來說，你就好比是把你的軀體暫時寄託在人間這一會兒，這是莊子的思想。我們都知道，莊子的夫人死了以後，他還挺高興的。拿了個破竹筒在那裏敲，恭喜他夫人回歸自然。因為什麼呢？因為在莊子看來，世間本無所謂生死，生和死都是生命的不同形態。換句話說，生跟死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這個思想觀念，對蘇軾的影響非常之大。 所以，蘇軾從年輕到六十多歲的時候，在他的詩文裏，前後九次出現過這個句子：人生忽如寄。人生忽忽之間不過是寄託在人間，好象是一個寄存品一樣，暫時寄放在人間，遲早還是要回去的。這種思想直接導致了人生如夢的思想。
大家都還知道，蘇軾在黃州的時候，寫過很著名的前後《赤壁賦》。這兩部作品特別好玩。這前《赤壁賦》寫的是什麼呢？寫的是他跟一個道士，叫楊世昌，一行人在赤壁旁邊划船、喝酒、賞月，叩船長嘯。正高興的時候，這道士很掃興，彈奏起了憂傷的樂曲。蘇軾說，幹嘛呢？本來都挺高興的，你卻彈起這憂傷的曲子。道士說，怎麼能不傷心呢？眼前的明月、江水這麼美，可是想想當初的曹孟德，灰飛煙滅；當時周郎，英雄一世，不也灰飛煙滅了？我們這種像小蝦米一樣的人，怎麼才能長久地佔有這月光、江水？他覺得人生短暫，時空無限，好的時光永遠是那麼短暫，他為這個而傷心。
　　 蘇軾講了一段話，講得非常精彩。蘇軾說什麼？他說，江水和明月，你要說它長久，那它現在已經存在了億萬年；你要說它短暫，此刻眼前的江水跟一眨眼以後的江水就不是一回事兒了。我們都知道，人生不能同時踏進同一條河流。
所以他說，你所說的長遠和短暫，沒有任何意義。那怎麼才能有意義呢？就是當下享受，玩個痛快，喝個夠。充分地享受了此刻的明月、江水，你就永恆了。其實這裏面還隱含了非常深刻的道理：你只不過是到人世間走一遭，你以為你是誰？還想長久地佔有明月和江水。有一個辦法就是你複歸自然，同江水、明月融為一體，就永恆了。但是我們大家知道，誰能真正地參透這一層呢？
　　在後赤壁賦中，蘇軾又更推進了一層。晚上跟他的朋友在赤壁遊玩，正玩的高興的時候，突然一隻仙鶴橫江而過。晚上他躺在床上睡覺做夢，夢到道士，就是那個楊道士問他說，今天學士玩得好嗎？說完道士就不見了。蘇軾醒來，推門一看，外面只有一輪明月。這時候蘇軾就大發議論，後說，不知道是自己變的仙鶴，還是仙鶴變的自己，也不知道它是道士呢，還是明月。換句話說，蘇軾自己在這時候故意混淆了道士、仙鶴、明月和蘇軾。這四個角色，其實我們都知道，這四個角色就是一個角色，都是蘇軾自己。這就好比莊周夢蝶一樣，不知道是蝴蝶變自己，還是自己變蝴蝶。
　　為什麼要說這個問題呢？就是剛才那個老問題：人生之間沒有界線。什麼是生，什麼是死，什麼是你，什麼是我，沒有絕對的界線。當你真正地想通了這一層之後，你就會坦然一些。
　　大家可能會說，這不是自欺欺人嗎？那你想想，你給蘇軾出個主意，他到了黃州，到了惠州，到了儋州以後，你讓他怎麼辦？你讓他天天就在那裏想著，完了，我到儋州，再也回不去了。就這麼窮的地方，想洗澡都很困難。他必須借助他雄厚的文化底蘊，來為自己的生命提供堅實的支撐。這當然是無奈之舉，但是無奈的感歎當中，精美的藝術品卻被創造出來了。這就是蘇軾偉大的地方。他所經歷的這些苦難，在中國古代歷史中被貶謫的官員當中，也許不是最苦的。但是，也許只有蘇軾等少數的文學家，能夠把這種慘痛的經歷，不但記錄下來，而且通過他的藝術加工，轉化為美的作品。
我們都知道，李白寫過很多詩。李白說，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複還來。我們現在讀這詩，經常引用，說是要重視人才。其實這詩有點問題。問題在哪兒呢？如果李白得志的話，他是不會寫出這樣的詩句的。他很不得志，甚至非常憤怒，所以才會說天生我材必有用。那就是說現在還沒人用。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通觀文學史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凡是偉大的傑出的藝術品，絕大部分都是在不平之氣的驅動下創作出來的。
　　為什麼我們讀了這些詩歌以後，心理會覺得淋漓痛快，就是因為這樣的詩篇、藝術品傳達給我們的感覺是一種美感，它把生命的痛感轉變成了美感。這是藝術品的天才，才能做到的。所以說也許一萬個人有這種痛苦的經歷，但可能只有幾個人能把它寫成流傳千古的名篇。

　　關於蘇軾，他的生平有很多的地方可說，我們還要關注到其中一個“點”，就是蘇軾在黃州、在惠州、在儋州的時候，當然他還是掛了個銜，但是掛的這個銜，後邊還有一句很討厭的話，叫做“不得簽署公事”。就比方說的現在我在縣委辦公室當副主任，辦公室要開會，於是我就進去就坐那兒，就有人說你不能坐這兒了，你愛幹嘛幹嘛去，簽署檔的時候，“辦公室副主任”還有這一欄，要簽名，對不起你也不能簽。你不能調動一切的行政資源，不能參與任何行政決策。那這對於蘇軾這樣一個年輕時候考進士考了第二名，從小就是立志要當宰相的人來講，現在不在其位，也不能謀其政了。是不是就也象有些文人一樣，就這麼放任自流了？
我們都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可是蘇軾不是，他是不在其位，卻要謀其“事”。我不一定要參與你的政，但我要為老百姓辦點事情。換句話說，我們注意到蘇軾在他生命遇到低潮的時候，他善於用藝術創作，用老莊思想，用佛老思想來解脫自己；但另一方面，用一句套話來講，就是他把個人的命運與廣大人民群眾聯繫在一起，他就不會感到孤獨。
　　我們很難想像那樣一個場景，就是蘇軾被貶到惠州，被貶到儋州以後，一個人獨坐書房，書房裏頭就是有十萬冊書，但一年不見一個人，他的痛苦只會更加地加劇。
　　所以，蘇軾每到一個地方，為什麼要“便認此鄉做故鄉”？因為只有用對故鄉的心態去對待當地，對待當地的民生，你才能把自己的“命”真正地融入到當地。這是非常關鍵的。蘇軾的天才也就表現在這個地方。他早就參透了這一層。一般的貶官，來了以後怨天尤人，蘇軾當然也曾怨天尤人，但他能很快轉變角度。立場是由感情決定的，有什麼樣的感情，你就會得出什麼樣的立場。
　　那麼，在黃州、在惠州，在儋州的時候，他都是在“謀其事”。我們知道，這個舉動是很危險的。按照當時宋朝官制的規定，作為犯官，你是不能參與當地的行政建設的。我們都知道，他到儋州以後，瓊州有個官員張中對他特別好，為他修房子，請他吃飯，陪他下棋，這一來二去，朝廷就把張中給罷免了。所以，不在其位要謀其事是很難的。但是，只有通過這樣的辦法，你才可能和當地的民眾，以及當地民眾的命運聯繫在一起。這是蘇軾能夠克服孤獨的又一個法寶。
如果只是這樣談蘇軾，還是太孤立，那麼我們誤以為，只有蘇軾有這樣一種本領。其實，蘇軾他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憑空就產生這麼一個人，遇到一個困境以後，能想出各種辦法來解脫自己和政治的這種關係。我們說，要把蘇軾的命運、思想和人生講清楚，那就必須和其他幾個文人，大文學家，就是和他等量級別的人來做比較，否則問題說不清楚。
這裏有蘇軾的幾張畫像。據考證，中間這張是最接近他本人的。蘇軾的畫像在民間有許多，但是錯落不一。蘇軾的個子比較高，而他的顴骨特別高，這是他像貌的最大限度表徵。他的眼睛細細長長的，不大，但很有精神。眉毛很淡，鬍子不多。這張畫像是和他同時代的大畫家李公麟所畫，名字叫《扶杖醉坐圖》。畫的是他喝了酒以後，微微有點醉意的樣子。另外這兩張也比較接近于他真人的像貌。這兩張是蘇東坡的書法，一張是《赤壁賦》，另一張是《寒石帖》。
講到這個文學人物，下面我們來談談他的作品。首先我們來看看蘇東坡在黃州、在惠州、在儋州的詩篇。
蘇軾這個人物和其他的大作家，象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還有很大的不同。
我們先看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李白的詩。這首《月下獨酌》很多人在中學就學過。你看他詩中說“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這首詩，很多人一看都說是對月飲酒的詩，這當然沒錯。但是，你注意，李白這個人跟其他的文學家相比有個很大的不同，他這個人比較孤獨。這種孤獨用另一個詞來說也可以說是獨立。道家的思想價值觀裏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它和儒家不一樣。儒家是強調在和諧的人群交往當中來凸顯你的價值；而道家是什麼呢？道家是強調在人群當中的不和諧來凸顯你的價值。這是儒道兩家在生命價值觀上的最大不同。
　　李白這個人的志向是只做宰相，可能是連副宰相都不要做的。而且，他要實現理想的途徑就是三年不鳴，一鳴驚人；三年不飛，一飛沖天。所以他要通過非同尋常的途徑來實現非同尋常的理想，來獲得非同尋常的業績。當然，最後他也七拼八湊地實現了，這是後話。
但是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這首詩，這其實是一首非常孤獨的詩。為什麼這麼講呢？“獨酌無相親”，李白的朋友應該很多，可是現在我有一壺酒想喝，卻都找不到人和我一起喝。為什麼呢？因為能和我喝酒的，就必須是我的朋友，而如果是我的朋友，就必須是能夠理解我的人，沒有人能夠理解我，於是——“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就是說，他現在所邀請的這兩個，都是沒有生命的，湊數的。因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月亮、影子也完全不知道我的心，在沒有人的情況下，所以“暫伴月將飲”.為什麼“暫伴月將飲”呢？因為現在是春天，我要及時行樂，既然沒人相陪，就讓他們陪著我喝吧。但是有一樣，就是：“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清醒的時候你們倆可以陪著我，但是等我喝醉以後，那就各走各的路啦！他根本不需要任何人陪。
為什麼呢？因為李白這樣的人物，他橫空出世，他的理想太高且不切實際，所以在現實的生活當中很難找得到志同道合者。我們並不需要把他寫成一個有無產階級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和現實生活之間相距太大。
而且，我們要注意，在李白的時代，佛教還遠遠不能成為撫慰文人內心世界，使它寧靜的一種工具。歷代文人用來寬慰自己心靈的憑藉是很多，很不一樣的。真正把佛教作為解脫自己在現實世界中的苦難的工具，那是在宋代。為什麼呢？我們都知道，唐代時候的佛教所處的狀況是佛經還處在翻譯階段。到了宋代時候，佛教在印度衰落，印度教開始興盛，所以佛經的翻譯工作停止了，中國式的佛教在宋代開始昌達，開始進入一般知識份子的信仰當中。在唐代，佛教還遠遠不到能被一般的文人當作日常生活中的信條的程度。而到了宋代，佛教才真正進入了我們的生活。
所以，當一個讀書人很痛苦的時候，用什麼來平抑自己的內心呢？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只要留心觀察你就會注意到，不同的人是在用不同的安慰方式來解脫自己。這表現了一個人的知識結構。有的人苦悶了找本小說；有的人苦悶了聽相聲，而有的人苦悶了，他會去寫散文，有的人苦悶了，他就出遊……這所有的方式都揭示了你的內心世界裏面隱藏的秘密，那就是你攜帶了怎樣的文化因素在身上。
　　但是在李白的時代，文人，當他和政治產生衝突的時候，他的內心世界的平靜，還遠遠不能象蘇東坡這樣自如。所以他寫出這樣的詩來。你看，這不是在月亮底下喝酒嗎？他自始至終都是“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他的心思一直都在天上，一直都沒有回到人間來。這首詩是有點神仙氣的，但是缺了點人間的煙火氣。我們讀這樣的詩，並不會覺得李白和我們很親近，這是很明顯的。
我們再來看蘇軾的。蘇軾有《水調歌頭》，它開始也是這樣：“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你看它的格局也是這樣，都是舉起酒杯，也許是要邀請明月喝酒，也許是要和明月對話。“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就是說不知道在天上，今天是何月何日啊，我要到天上走一遭。接下來“我欲乘風歸去”——到這裏，這句話就截住了——“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有人說，這裏的瓊樓玉宇，指的是朝廷。“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注意，他跳舞是在哪兒跳的？是在地上。所以你看，他的上闕詞是要上天的，這個地方跟李白很象。但是，蘇軾不是李白。他接下來說“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他這個寫法非常的巧妙。你想，他寫了半天的月光，現在要把這月光寫下來，這在詩的結構上不好安排，於是他寫月光一點一點的轉移，實際上是把自己從天上拉回到了人間。隨後，情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應有恨，何時長向別時圓”。你不要埋怨了，還不是因為人間有煩惱？不然為什麼說“我欲乘風歸去”呢？他為什麼又不去了呢？接下來的話就更俗氣了：“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這已經象一個大叔一樣在勸你了：沒什麼可傷心的，天下的事情都是這樣，就象月亮，一會兒圓，一會兒又缺一塊兒，此事古難全！
　　天才的詩人，做的詩是不露痕跡的：剛才他還要“乘風歸去”，離開這讓他傷心的人間，在轉瞬之間，他就又轉變了角色，轉而安慰他人說，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我們雖然相隔千里，但是仍然可以共用這溫柔的、溫情的月光，而不是象李白筆下的不懂事、不解人情的月光。所以，同樣是月光，同樣是在月光下飲酒，蘇軾這首詞，不但有神仙氣，更有人間氣。
這代表了什麼呢？這代表了人格模式的轉變。也就是說，到了宋代以後，知識份子不再是那種一意孤行地、義無反顧地一定要堅持自己理想的天空，相反地，他們願意做一點努力，做一點妥協。只要你感覺在天上就行了，沒有必要非得離開人間。而且，他們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人間。這是唐代人和宋代人的一個很大的不同。
但是，到了杜甫，又更不一樣了。李白比杜甫要大十來歲，李白是個理想主義者，他的一生是高歌而猛進的。所以在他身上表現出來的，是一種近乎偏執的人格，就是，我一輩子都歌頌理想，都追求理想，理想雖然破滅了，但我依然說“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還複來。”他缺少了點什麼呢？他缺少了對自己的反省。而學會反省，是人成熟的一個重要的標誌。
　　李白有一首詩，我們在中學時候可能都學過《夢遊天姥吟留別》。這首詩前半部分寫他“遊仙”，本來都挺正常的，可是到了後來卻突然蹦出了這麼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其實他前邊說的都是假的，他是夢遊天姥山，他並沒真的去，他希望做一場大夢，把所有的痛苦都忘掉。可是前邊一大段淋漓盡致的沉醉之後，到最後，他實在是受不了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都是這幫人鬧的，“使我不得開心顏”。
　　讀這首詩的人，往往會忽略了這一點，就是為什麼這最後一句跟前面完全沒有聯繫？這就是說，李白這樣的人，他永遠無法從痛苦中掙脫出來。忍了前面一百句，但是到了第一百零一句的時候就再也忍不住了，就開始罵了。
　　而杜甫不一樣，中國古代的文人、詩人從杜甫開始，有了一個重大的轉折。有什麼樣的轉折呢？就是不要總是在傾訴、抱怨自己的痛苦，有更多的人比你們更痛苦。這是知識份子走向社會和民眾的重大一步。
　　你不能總是在後花園弄了一瓶酒，然後就抱怨“獨酌無相親”，你要把自己關在後花園裏，當然“獨酌無相親”，但如果你走出來到大街上，象蘇東坡一樣，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販夫走卒。你拿了酒喊一聲“誰來陪我喝酒？”只要他過來了，不管是什麼身份，他陪你喝了這杯酒，就是你的朋友，這有什麼不可以？要知道，當你把自己鎖在後花園裏的時候，你就把自己的內心世界縛上了繭。
　 杜甫就不是這樣。《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這首詩可能大家不是特別熟悉，這首詩是在安史之亂爆發前幾個月寫的。杜甫當時在長安做官，做了個最小的八品官，而且他這八品官也就是個位置，沒什麼實權。長安米貴，他當這官還養不起妻兒老小，於是把家人安置在郊區的奉先縣，他則不時回去探望。
這年冬天，他回去探望妻兒，路過了一個著名的浴池華清宮。我們都知道，華清宮是唐玄宗和楊貴妃的冬宮。他路過那裏的時候，聽得那裏邊鼓樂喧天，寫了著名的《詠懷五百字》，這首詩被許多文學家、史學家認為是安史之亂爆發的先兆。
詩中寫到，富貴人家的那些財物，都是從窮人那裏奪來的，還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其實，這還不是最關鍵的，最關鍵的是杜甫的眼睛是關注在誰的身上的？你看，後邊那一段，說他回家看到妻子在哭，原來是他的小兒子餓死了。詩中寫道：我即便可以忍受痛苦，但是鄰居看著也忍不住要流淚。我很慚愧，作為父親，卻還養不活我的兒子。憑我這居官位的人的景況尚且如此，那麼，那些一般的平頭百姓的家裏，得死多少人呢？！我想到那些丟掉工作的人，我想到那些駐守邊疆的人，我的憂傷就象終南山一樣“澒洞不可掇”。注意，這是在他兒子餓死的情況下，他首先想到的仍然是他人。
孟子有句很著名的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杜甫的偉大之處就在這裏，在自己也身陷困境的時候，想到的還仍然是他人。這已經是很接近於宗教的精神了。這是個士大夫的情懷，他把目光投向了比他更貧寒的家庭，這時候的知識份子不再只是那個“獨酌無相親”的人，這就是為什麼蘇軾每到一個地方就要把它當作自己的故鄉，不在其位還要謀其事的原因，這其實是一種士大夫的傳統精神。
我剛才說了，蘇軾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地裏憑空長出來的，他不是孤零零的一個人，他的背後有著很深層的傳統。換句話說，來到海南儋州的蘇東坡，背負的是一個時代，甚至是幾個時代的知識份子的傳統。所以，他的到來，給予的不僅是宋代的文化、中原的文明，更有文人的人格精神。
你看，這個是杜甫在安史之亂爆發以後，從長安回到家中看到的情景：妻兒老小，衣衫襤縷，面如菜色。他回家，給家人買了些東西，給夫人買了些化妝品，買了寫被面床幃，這點小禮物讓妻子兒女很高興。為什麼我要把這首詩拿出來說呢？你注意到了沒有？他這裏寫的是一個貧苦的家庭裏的一點小小的歡樂。我們說杜甫寫的是“詩史”，詩史寫了著名的“三吏三別”，寫了一家人在著名的歷史事件當中的苦難，但這畢竟還有著小小的快樂。
　　注意到了沒有？李白的詩是不寫細節的。“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至於怎麼變成雪的，他不告訴你；黃河是怎麼流入海的，他也不會告訴你。他要告訴你的只是時間過得這麼快，這就夠了。他不屑於寫細節。
但是，杜甫不一樣。杜甫為什麼要寫細節？因為他關注現實生活的每一個細節，細節跟老百姓，跟他自己的生活息息相關。這說明，以杜甫為代表的這批文人的目光開始轉向自己了，這是文人在人格精神上的一個重大轉變。
　　再來看《茅廬為秋風所破歌》，這一首，我們大家都已經很熟悉了。杜甫這人太了不起了，他不象別的詩人，非要在自己的詩歌裏鑲嵌進去某一種政治理念，而是把重大的政治事件不露痕跡地鑲進到他的詩作裏面，他說“自經喪亂少睡眠”，自從安史之亂以來，我就沒怎麼睡過好覺，為什麼？因為國家都亂成這個樣子了，象他這樣一個有著強烈責任心的人怎麼能睡的好覺呢？這就是在細微之處見大精神。所以，他這個詩史並不是都寫的大事件，而是把大事件融入到小細節當中來。這不但是文人在詩歌創作上的重大轉變，也是文人人格的一個重大變化。後面“安得廣廈千萬間”等幾句，他要表現的是，即使我的孩子死了，我的房子破爛不堪，但只要天下寒士有廣廈可居我也心甘情願。這和剛才那首詩裏所表現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我們說，李白是個完全的理想主義者，但其實杜甫也有自己的理想，那就是“致君堯舜上，”要輔助象堯舜那樣的君主，讓民心歸於淳樸。這是一種很偉大的理想，但他更是一個現實中的英雄，是個平民英雄，也是一個從平民中成長出來的一個聖人。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白居易這首詩，那就更有意思。
這首詩我們一看就能看出它是在模仿剛才我們講到的杜甫的那首《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他說什麼呢？他說“貴布白似雪，吳錦軟於雲。”詩的前八句說到自己新縫了張被子，蓋著非常舒服、暖和。後面意思突然轉了一下，不行啊，就我一個人暖和哪成？大丈夫要兼濟天下，怎麼能只顧自己呢？——“安得萬里裘，蓋裹週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 這兩首詩的立意頗為接近，但角度有重大不同。杜甫是身處貧寒之地，來關注比他更加受苦的人群，他用的平等的視角；但白居易不一樣，白居易是自己身居溫暖之地，俯視貧寒之人，這裏邊有個前提，就是我只能先獨善我了，才能去兼濟你；而杜甫不同，對於杜甫來講，不管我是不是獨善了，我都要兼濟天下。
所以我們說，這個聖人之聖是聖在什麼地方呢？他是聖在不管是得志還是不得志的時候，他都要兼濟天下。沒有人監督他，沒有人考核他，當朝者也不會因為杜甫有這麼優秀的表現去獎勵他。杜甫是在五十幾歲的時候死在了湖南平江的破船上，他生前絲毫沒有得到朝廷的任何表彰和獎勵，他也從來不期望得到獎勵。甚至他是潦倒到他死了43年以後，他的後人才有能力把他的靈柩遷回到他的故鄉。他自己的名聲，是到了南宋，甚至是到了明代的時候，“詩聖”這個稱謂才被冠到了他的頭上。他不是一個要生前名的人，他就是要實實在在地為民眾著想，這是一個文人人格的重大轉折。
　　而到了白居易的時候，文人才嘗試著學會了調適自己。你要注意，象李白杜甫這樣的人是要累死的，他們一個是一路高歌猛進，不撞南牆不回頭；另一個是雖九死一生而不悔。畢竟這樣的人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太少了。這樣的詩聖只有一個，詩仙也只有一個。作為普通的知識份子如果都要這樣做是不可能的，那怎麼辦呢？所以才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把這兩個要分開。
我們都知道白居易的詩《長恨歌》很有名。《長恨歌》不但有名，還很奇怪。它本來寫的唐玄宗和楊玉環的愛情故事的。我把它分段來看：前五段，寫了兩件事，第一，唐玄宗寵愛楊貴妃；第二，由於帝王和後妃之間愛情的特殊性，導致了馬嵬坡事件，楊玉環死後，唐玄宗對她百般思念。到這裏為止，白居易寫的都還是歷史事實。但是，從第六段開始就很不一樣了。開始從歷史真實轉變到虛構的情節。這裏我們發現，作者寫著寫著，結果寫到自己身上去了。就是他開始借助楊玉環和唐玄宗的愛情悲劇，去引出後邊這一段神話故事——這是他編的。
我想說明的是，到了白居易這個時候，他再也沒有象杜甫那樣的心胸，大段大段地去寫現實生活，再也不可能去寫歷史的史實了。寫著寫著，他就會寫到自己的情感體驗當中。這意味著，文人到了中唐以後，越來越從英雄主義、理想主義轉向個人主義、世俗注意。也就是說，你就認命吧，你既然做不了大英雄，你就做個好大臣；如果你做不了好大臣，那你就做個好詩人；如果你連做個好詩人也做不了，你就做安安穩穩地呆在家裏邊，做你的隱士。這是不是意味著文人的理想慢慢消沉，甚至消失了呢？不是的。它意味著一個世俗社會的開始。
　　什麼是世俗社會？它是相對于貴族社會來說的。實際上，我們大家都可能還不太清楚，唐朝這個社會貴族的觀念很重。杜甫的外公外婆都和唐太宗、唐玄宗、唐高宗有著很深的血緣關係。李白也一直是稱自己是李唐宗氏的一員。就是說他們的愛國和忠君的思想裏面，有很多成分是在愛著屬於自己的那個貴族集團。杜甫的忠君思想之所以那麼重，和他家族的淵源是不可割裂的。
但是到了宋朝以後，情況就不一樣了。人們在做官的時候，人們在入仕的時候，不再強調貴族血統。一個知識份子，一個讀書人只要通過科舉考試，就能夠進入仕途。可是，為什麼又有那麼多人不希望參加科舉考試呢？因為科舉考試的命中率實在太低了。杜甫考了三次都沒考中，這對一個人來講，折磨是很大的。
唐代一個筆記小說裏曾經有記載這樣一個故事，說是有一男的，在新婚之夜就離家去參加科舉考試，十年沒回家。他老婆等不及了，騎了頭小毛驢上京城找他，走了很久，有一天突然看見對面過來了個男的，也騎了頭毛驢，感覺很面熟，可是不敢認，於是請了旁邊的路人去問，果然真的是自己的丈夫，於是倆人在路上抱頭痛哭。這說明科舉制度對一個正常家庭的這種摧殘是很厲害的。所以我們說，白居易的這些詩，反映了一個重大的轉變，就是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開始慢慢地轉向個人主義、世俗主義和平民主義。
大家可能會說，你講這些跟蘇東坡有什麼關係呢？我說，關係其實非常重大。也就是說，在蘇東坡的詩、詞裏邊，沒有想李白那樣的“蜀道難，難以上青天”那種高歌猛進的那種呼喊，沒有那麼激烈。但他也沒有象白居易，徹底地陷入到獨善其身的境際當中。他把這兩者很有機地結合到了一起。
　　我們再來看他的作品。這一首《臨江仙》裏，他說“夜飲東坡醒複醉”，注意，這詞用得特別有意思。他不是說“醉複醒，” 而是說醒複醉，這說明他已經是重複喝醉過好幾次了。但他為什麼要強調呢？只能說明一個原因，就是他不願意醒來。“敲門都不應，依杖聽江聲”。按我們一般人在喝醉的情況下，敲門不應，可能就是就昏睡在門外了，是吧？可是他還可以“依杖聽江聲” 。他醉了沒有？好象又沒醉。他在聽江濤的聲音，江濤的聲音是如此大，如此的不平靜，就象此刻他的內心一樣。所以你要說蘇軾很曠達，你得先理解他有多痛苦，你不能說蘇軾好象在我們面前一出現就是很飄逸，很瀟灑的樣子。
其實蘇軾不只是寫著“大江東去”的那個蘇軾，更是那個老是想把自己灌醉，卻越灌越清醒，不得不“依杖聽江聲”的蘇軾。“長恨此身為吾有”，這就是人生忽如寄，就是覺得我這身體好象不是屬於我的，也不知道是誰的。“何時忘卻營營”，什麼時候才能把這些煩惱忘掉？怎麼忘呢？“夜闌風靜殻紋平”，到了下半夜，風平浪靜，他又有想法了：“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逃走算了，逃到哪兒去呢？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在江海上寄餘生吧。這當然是一種很可怕的想法，因為在黃州的時候，他是一個犯官，是被看管的。
當然，他不會真的逃走，但這首詞充分說明了蘇軾內心的巨大痛苦，他非常接近於李白的那種非常孤獨的痛苦，也非常接近於白居易的，那種“獨善其身”的那種狀態。所以這首詞，很有代表性，讓我們看到了蘇東坡的另一面。
底下這首《念奴嬌•赤壁懷古》又很不一樣了。這首詞，大家讀了之後都會說“真暢快！”其實這是錯了。你看：“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不得不把如此壯美的山河，不得不把如此偉大的功業變為四個字“人生如夢”。
　　為什麼人生如夢呢？因為人生忽如寄啊。因為我只是在這世上走一遭，所以這一切都跟我沒關係，實際上跟他這個官至三品的學士沒有關係呢？有啊！現在他是遭了難了，情緒低落了，所以才會覺得所有的歷史都沒有價值。但是這裏邊透露除了一點新鮮的東西。
我們讀這首詞的時候千萬不要忽略了這個地方，就是“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從整首詞看，這一句好象顯得很突兀，甚至跟當時的時間上都有點矛盾，那為什麼蘇東坡在一堆亂石、驚濤中要寫這麼一句呢？在宏偉的江山、豪傑中寫到這一位女性，其實就是這一抹紅顏，在整首詩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位女性的出現，使蘇軾想像中的歷史，變成了一部溫情、浪漫的歷史。就是說其實在蘇軾的心目當中，真正的歷史應該是怎麼樣的呢？應該是江山如畫，豪傑群起，雄姿英發，羽扇綸巾，但同時還要有紅袖相伴。(關關﹕﹗﹗﹗﹗自古紅袖生而為英雄。)
所以說他依然是矛盾的，雖然他說“人生如夢”，但如果我們把人生如夢這四個字遮住了看它，你就會覺得，在蘇軾的頭腦當中，在他的文學想像當中，英雄的歷史不僅是壯闊的，而且還是如此的美麗。所以我們說，在蘇軾的這兩首詞裏邊，它高度地把一個獨善其身的，個人主義的、世俗的考慮和一個英雄主義的理想主義的超越結合在了一起。
　　他就是這麼的矛盾，這麼衝突，但是如果沒有矛盾，沒有衝突，也就沒有可愛的蘇東坡。雖然最後他不無消沉地說“人生如夢，一杯還酹江月。”算了，喝把酒算了，祭祭江水裏的月亮。但我們所有的人的目光都不會關注“人生如夢，一杯還酹江月。”，我們只會關注大江東去，只關注蘇軾心中那個雄壯的、浪漫的、美麗的歷史。
這其實也就是蘇軾能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在現實生活中也許他是痛苦的，但是他的精神，他的理想卻一直都在天空中飛揚。 所以我們說，蘇軾在儋州也罷，在惠州也罷，在黃州也罷，他無論在怎樣的困境當中，都善於運用歷史、運用文化，運用自己自身所具備的人格魅力，來解脫這種苦難。而我們必須指出的是，蘇軾的人格的發展，是從唐代以來知識份子人格的發展。如果我們不能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對蘇軾的理解就會非常地片面。
所以，我們要研究蘇軾在海南、在儋州所做的在文化，在教育上的貢獻；要想對蘇軾在海南，在儋州所體現的價值有更深刻的認識，我們就必須瞭解他在其他的歷史階段的生活、思想；就必須瞭解那些和蘇軾等量級的偉大的作家，他們的思想、生活和人格的發展，必須關注他們之間緊密的聯繫。只有通過這樣聯繫的研究，我們才能更加瞭解蘇軾的可愛之處，也才能更加體會他的價值。 整理人：張妙玲　校對：關向東